國防大學少將沈志華教授

⑴ 沈志華的大事記

1963-1966年，北京四中（初中）畢業
1979-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專業（碩士）肄業，師從齊世榮。
1982年5月-1984年5月，因「泄露國家重大機密罪」，被判刑兩年。
1984年-1985年初，在天津大邱庄、河北霸縣工作。
1985年-1993年，在南方經商，出版過《白話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等暢銷書。
1993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間歷史學研究機構，並在中國史學會下設立「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資助史學專著出版和其他學術活動（已經資助出版史學專著70餘部），一方面繼續從事蘇聯史、中蘇關系史的研究。
1996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史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
1997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
1998年，被北京大學歷史系聘為兼職研究員，為研究生講課；
2000年，被中國人民大學聘為兼職教授，為研究生講課；
2001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聘為兼職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所聘為名譽研究員。
沈教授以其勤奮、執著和對歷史的摯愛書寫了中國史學界的傳奇，現如今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冷戰史學界的一面旗幟，甚至也成為了許多年輕人心目中的偶像。

⑵ 沈志華的大事記

1963-1966年，北京四中（初中）畢業
1979-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專業（碩士）肄業，師從齊世榮。
1982年5月-1984年5月，因「泄露國家重大機密罪」，被判刑兩年。
1984年-1985年初，在天津大邱庄、河北霸縣工作。
1985年-1993年，在南方經商，出版過《白話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等暢銷書。
1993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間歷史學研究機構，並在中國史學會下設立「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資助史學專著出版和其他學術活動（已經資助出版史學專著70餘部），一方面繼續從事蘇聯史、中蘇關系史的研究。
1996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史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
1997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
1998年，被北京大學歷史系聘為兼職研究員，為研究生講課；
2000年，被中國人民大學聘為兼職教授，為研究生講課；
2001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聘為兼職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所聘為名譽研究員。
沈教授以其勤奮、執著和對歷史的摯愛書寫了中國史學界的傳奇，現如今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冷戰史學界的一面旗幟，甚至也成為了許多年輕人心目中的偶像。

⑶ 沈志華：斯大林如何走上冷戰之路

長期以來，各國學者對於戰後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已經進行過廣泛的探討。總的來說，存在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或者認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計劃，追求控制和擴大其勢力范圍；或者認為斯大林所採取的只是溫和的、謹慎的和防禦性的政治對策。有人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典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從來不會放棄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統治蘇聯，「冷戰就不可避免」。也有人認為，斯大林的對外政策的政治目標是保護其既得利益和勢力范圍，他並不想煽動世界革命，不願直接與西方對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爾塔和波茨坦原則，蘇聯的安全目標就可以與西方協調起來。面對與西方關系日益緊張的狀態，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還有學者提出，這一時期斯大林的外交行為是古怪的和反復無常的，蘇聯的對外政策沒有明確的目標，是「盲目的」，「毫無內在聯系的」。

在筆者看來，同其他政治家一樣，從本質上講，斯大林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或許他在年輕時信奉過馬克思主義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當他真正掌握了政權以後，越來越成為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

再見！世界革命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隨著蘇聯對法西斯德國的英勇抵抗逐步贏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爾這位當年吶喊著要通過武裝干涉消滅布爾什維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則率先表現出「不計前嫌」的政治家風度。然而，隨著戰事不斷向著有利於同盟國的方向發展，蘇聯與西方國家（首先是英國）之間的矛盾卻不斷暴露出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雙方在戰後世界安排方面出現的分歧。

盡管蘇聯聲明接受《大西洋憲章》的條款，並保證給予各民族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權力，但該文件簽署時沒有事先徵求莫斯科意見的做法，無疑是對斯大林的刺激。於是，在1942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設計聯合國方案的同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則討論了副外交人民委員洛佐夫斯基的建議，決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為首的「外交材料准備委員會」，研究有關戰後世界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種種問題。不過，在一些直接涉及蘇聯安全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斯大林此前已經有所考慮。

早在1941年12月紅軍第一次轉入反攻之後，斯大林便向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明確闡述了戰後在歐洲重構邊界，與英國重新瓜分「勢力范圍」的計劃。蘇聯不僅要求恢復甦德戰爭前的邊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線為界得到波蘭東部的領土（以德國領土為其補償），把芬蘭和羅馬尼亞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同時承認把比利時、荷蘭，可能還有挪威和丹麥劃為英國的勢力范圍。對於蘇聯在戰後干涉、控制東歐和巴爾幹事務的明顯意圖，艾登始終堅持毫不退讓的立場，認為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條約的簽訂。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訪問倫敦期間，英國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經過艱苦的談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雙方即將締結的同盟條約中刪去蘇聯關於戰後領土要求的條款，為此而得到的回報是在條約中要寫明英國將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

從進攻北非的「火炬」行動開始，經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到北非德意軍隊於5月13日全線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重大轉折。為了促使英美軍隊盡快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並讓西方接受莫斯科關於戰後安排的重要構想，斯大林毅然解散共產國際。解散共產國際就意味著莫斯科從戰略的角度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主張，而這一主張恰恰是建立共產國際的初衷。
從國家層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權力後考慮的唯一問題，就是保障蘇聯的安全和發展，輸出革命和鼓動造反曾經被認為是一種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戰爭期間特別是戰後，這種方式已經完全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了。斯大林已經考慮並正在准備讓蘇聯作為重要成員加入國際社會，加入一個既有約束力又能提供機會的體制，而加入這個體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棄革命的傳統。
1944年10月斯大林在與丘吉爾的著名對話中一語道破天機——丘吉爾坦誠地對斯大林說，「在1919－1920年時，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嚇得發抖」。斯大林毫不遲疑地回答說：「現在世界不會再嚇得發抖了」，因為「蘇聯無意在歐洲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
建立廣泛的「聯合政府」
從德黑蘭會議，到雅爾塔會議，再到波茨坦會議，經過多次交流和反復交涉，蘇聯與美英終於構建起一個未來世界政治秩序得以保證的框架，這就是所謂的雅爾塔體系。在這個體系內，美、蘇、英幾個大國按照各自當時政治、軍事力量之所及，劃分了戰後蘇聯在東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勢力范圍。斯大林對雅爾塔體系非常滿意，他曾指著地圖向其下屬一一列舉蘇聯在歐洲和亞洲獲得的新疆域。無論就其形式還是內容來說，這一體系的構築都符合俄羅斯傳統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國家安全戰略——以國家周邊的廣闊緩沖帶來保證一旦受到戰爭威脅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迴旋和准備。而這些都是與西方合作給蘇聯帶來的好處。斯大林後來說「在戰時最緊張的時候」，不同的制度沒有阻礙美蘇兩國聯合起來並戰勝共同的敵人，「在和平時期，維持這種關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還表示，蘇聯「是有合作願望的」。
如果說解散共產國際主要是為了向西方表明蘇聯戰後的政策取向，那麼能夠落實這種政策取向的具體做法和行動方針就是在蘇聯的勢力范圍內以及莫斯科能力所及的地方，推動共產黨與其他黨派通過議會制選舉建立聯合政府，筆者將其概括為「聯合政府」政策。
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首先要在西方的勢力范圍內落實，特別是在那些共產黨力量比較強大的國家。戰爭結束前，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的勢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發展到近100萬人，意共則達到200萬人。不僅如此，很多共產黨還掌握著武裝力量。在法國解放前已成立的71個省解放委員會中，共產黨領導的就佔半數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據法共的倡議，抵抗運動各種武裝力量統一為「法國內地軍」，人數達50萬人，其中法共掌握的義勇軍游擊隊就有25萬人。到6月，法共還建立並領導了人數眾多的愛國民兵。1943年底，意共開始組織武裝斗爭，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擊隊合組為「自由義勇軍」，在民族解放委員會下設立統一的總指揮部，人數據稱有40萬，其中意共直接領導的「加里波的游擊隊」也有25萬之眾。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勢力范圍內，為了表示合作的誠意，蘇聯堅持主張在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應該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進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蘇聯與英、美政府同時正式承認了以戴高樂為首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11月19日，斯大林接見了長期僑居國外的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斯大林指出：必須與社會黨建立起左翼聯盟，以便開展政治斗爭。至於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說：「應當考慮到目前法國已有了為盟國所承認的政府。在這種條件下共產黨人很難擁有平行的武裝力量。」斯大林強調，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起來」。這個政治組織的綱領，「首先應當包括恢復國家經濟和鞏固民主」。對義大利的政策大同小異，當意共領導人要求維克多-艾曼努爾三世國王立即退位，還要求巴多利奧元帥的政府必須辭職時，斯大林則建議徹底修改意共的這個政治方針：（1）不要求國王立即退位；（2）共產黨人可以進入巴多利奧政府；（3）主要致力於在反德斗爭中實現和鞏固統一。陶里亞蒂離開莫斯科後，蘇聯政府便宣布與巴多利奧政府建立了外交關系。於是，陶里亞蒂一回到義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後，義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奧為首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民主政府」。
建立「民主」的東歐
在蘇聯的周邊國家，情況有些不同。西方承認了蘇聯在其所佔領的東歐和巴爾乾地區的勢力范圍。不過，雅爾塔會議通過的《被解放的歐洲國家宣言》規定，必須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為了保證與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即在這一地區推行選舉制和「聯合政府」政策。
保加利亞是戰後歐洲共產黨控制政府的第一個國家。1944年9月5日蘇聯突然向保加利亞宣戰以及三天後的順利進軍，導致保政府迅速癱瘓。由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羅夫在莫斯科遙控，以工人黨為首的愛國陣線藉此機會成功地發動了不流血政變，並成立了以格奧爾吉為總理的祖國陣線政府。通過對軍隊及政府各部門的清洗，工人黨迅速控制了權力。接近1944年底時，工人黨在愛國陣線委員中的比例已達54%。在84個城市中有63個市長，在1165個村莊中，有879個村長是由工人黨員擔任的。然而，工人黨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滿，斯大林批評道：「共產黨人的調子太高」，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訴保加利亞共產黨：「當我們認為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時，這也許是錯誤的。也許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國或在一定情況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也能實現社會主義。」到1945年夏天，為抗議工人黨企圖壟斷權力的做法，反對派提出推遲選舉，並得到美英等國的支持，對此莫斯科再次讓步。推遲選舉以後，斯大林接見保加利亞工人黨領導人時再次告誡說：「你們應該提出這樣的觀點，沒有反對派，任何一種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於國家的發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記，在你們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可能會有所不同——通過議會。這條道路很漫長，但實現的目標是一樣的。」
波蘭對於蘇聯來說「生死攸關」，正如斯大林與丘吉爾爭論時所說，是否能夠控制波蘭，對英國只是國家榮譽（面子）問題，對蘇聯則是國家安全（生死）問題。所以，斯大林才親自張羅成立了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並以此作為未來國家政權的基礎。但斯大林也說，「蘇聯政府絲毫無意干涉波蘭的內部事務」，「波蘭將存在什麼樣的制度，不論是政治制度、社會制度還是宗教制度，這是波蘭人自己的事」。蘇聯人只是希望未來的波蘭政府「能理解並且珍惜與它東邊鄰國的良好關系」。蘇聯甚至同意吸收流亡倫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參加政府。作為反對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農民黨的影響也很大，並在英國的支持下，與執政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為此，共產黨和社會黨都感到一種政治危機，共產黨甚至主張把米科拉伊奇克從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對波蘭緊張的政治形勢，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與波蘭總統貝魯特（共產黨）、總理奧蘇布卡-莫拉夫斯基（社會黨）舉行了會談。在詳細聽取匯報後，斯大林回答了波蘭人提出的問題。關於要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斯大林雖然認為波蘭的安全機關還很薄弱，但明確指出：「波蘭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裡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至於如何對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農民黨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對派陣線」，而「波蘭的民主陣營沒有反對派也不行，這個陣營需要合法的、聽話的反對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評政府但不從事推翻政府活動的那種反對派，這樣的反對派對波蘭的民主陣營是有利的」。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同反對派「達成協議」。「在未來的議會中，應該提出給米科拉伊奇克的黨25%的席位，給科瓦利斯基的黨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絕合作，「當然有必要採取鎮壓措施，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從肉體上消滅他的黨的成員，因為這個黨是合法的」，而「應該從政治上孤立」他們。
當虛張聲勢遇上反應過激
二戰後的蘇聯在政治和軍事上成為了一個世界大國，然而，由於戰爭的極大破壞和損失，蘇聯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卻面臨著極其艱巨的任務。這自然就需要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一定的合作關系，以求得國內經濟建設有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就蘇聯的經濟實力而言，當時也無法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抗衡。同時，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使蘇聯戰後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證，至少在斯大林看來，蘇聯在戰後世界的勢力范圍是通過與西方盟國的國際協議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出於維護雅爾塔體系的考慮，蘇聯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合作的基礎之上。然而，蘇聯幾十年來一直處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在國際事務上受到壓抑和歧視的「孤島」心態，以及由於日俄戰爭失敗而形成的俄羅斯復仇心理，使戰後的斯大林產生了一種優越感：作為主要戰勝國之一，蘇聯從此可以參與主宰世界命運了。於是，意識形態的對立和地緣政治利益的摩擦註定這種合作難以持久。
蘇聯與西方的危機首先發生在那些雅爾塔體系尚未予以確定或調整的地區，這突出地體現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對這些地區，斯大林表示出一種投機心理和有限擴張的意圖。
1945年6月21日，蘇聯國防委員會（GKO）下達第9168號命令，決定對伊朗北部石油資源秘密進行研究，同時對已知油田進行打井和開采。7月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給巴基洛夫下了一道指令：為在伊朗建立一個亞塞拜然自治區並在北部各省開展分離主義運動做准備，擬將伊朗人民黨亞塞拜然支部改建為「亞塞拜然民主黨」，吸引各階層支持分離主義者加入，並在伊朗北部給庫爾德人做適當工作，以建立一個庫爾德民族自治區。於是，蘇聯與伊朗的關系馬上緊張起來。伊朗政府則在安理會控告蘇聯。在美英的壓力下，斯大林於3月24日命令：蘇軍按照先前的承諾，在5月10日前完成撤軍。失去蘇聯支持的伊朗民主黨的武裝斗爭和庫爾德自治運動很快就被政府鎮壓下去了。
伊朗危機剛剛過去，土耳其危機卻悄悄逼近。1946年8月7日，蘇聯發出照會，要求對「黑海出海口的控制權」。與此同時，蘇聯還向蘇土邊界地區調動軍隊，並實行軍事演習，以施加壓力。莫斯科的行動立即引起土、美、英的強烈反應，警告和抗議照會接踵而至，美國不斷向地中海增派海軍力量，土耳其也實行了全國動員。面對如此緊張而嚴重的局勢，斯大林決定知難而退。
如果伊朗、土耳其被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架勢所震懾，而英美對此稍有疏忽，斯大林就可以最小的代價獲取額外利益。但是無論如何，蘇聯此時的基本外交戰略還是與西方合作，對於眼前利益的爭奪當然不能影響長遠的和戰略的利益。所以，當美國以認真和嚴肅的態度介入後，斯大林立即採取了收縮的方針，即使失去對地中海通道的控制權，犧牲伊朗民主黨和大好的「革命形勢」也在所不惜。
「遏制」政策與對抗的重啟
西方對蘇聯行為產生如此激烈的反應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偷雞不成蝕把米，蘇聯的威脅沒有鎮住伊朗和土耳其，反倒招來西方勢力的聯合對抗。正是戰後蘇聯在其周邊地區廣泛追逐政治和經濟權益的外交行為加強了西方國家的集團意識，加快了西方國家反蘇聯盟的形成，特別是對蘇政策的調整。
與此同時，蘇聯人也在布局。就在蘇聯從伊朗撤軍後不久，1946年5月底和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領導人的談話中，正式提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之間聯系的想法。鐵托訪問莫斯科後所寫的記事手稿中，也記載了有關成立某種共產黨國際組織的事項。
1947年，西歐幾個國家的共產黨相繼被趕出政權，作為各國共產黨的領頭人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克里姆林宮竟然失去了與西歐大黨的聯系，並因此處於被動和尷尬的地位。這一連串事件使斯大林頗為惱火。於是，通過建立某種機構和加強協商以避免各國共產黨擺脫莫斯科控制的問題，便刻不容緩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議事日程。6月4日，斯大林在同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哥穆爾卡談話時，建議創辦一份各國共產黨的共同刊物，並提出為此應召開一次有各國共產黨參加的會議。
1947年，美國駐英國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討論問題
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學提出的援助歐洲計劃則是要在實際行動中建立起一個歐洲反蘇集團，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國試圖通過馬歇爾計劃把東歐國家納入西方勢力的影響之下，並以援助德國西戰區的方式重新武裝起一個俄國的宿敵。為了確保東歐國家能夠與蘇聯組成強大的對抗西方的利益集團，斯大林首先需要統一和規范東歐各黨和各國的行動。當蘇聯決定對馬歇爾計劃進行抵制後，立即於7月8日和9日向東歐各黨領導人發出急電，「建議」他們拒絕參加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不得向會議派出代表團」。對熱衷於參與馬歇爾計劃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斯大林則把這兩個國家黨的領導人召到莫斯科，嚴厲訓斥並迫使他們屈從於蘇聯的主張。為了抵制馬歇爾計劃，加強蘇聯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和控制，蘇聯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別與保加利亞等6個東歐國家簽訂了雙邊貿易協定，開始實行所謂的「莫洛托夫計劃」。如果說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導致其對外政策的全面改變，那麼莫洛托夫計劃則鞏固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經濟關系，把這些國家的經濟納入了蘇聯模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相抗衡的蘇聯東歐經濟圈，奠定了蘇東集團的經濟基礎。
蘇聯調整其對外戰略在形式上的表現就是成立了一個新的歐洲共產黨協調中心，即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後明確了建立新的國際機構——情報局的構想，其使命是重建共產國際時形成的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利益必須絕對服從聯共（布）利益的那種隸屬關系。不過這次的重點是在歐洲，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通過這種政治組織形式加強對東歐各國以及歐洲各黨的控制，「以情報局形式建立與會各黨的協調中心」。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在情報局成立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表述了蘇聯領導人確定的新綱領。這一綱領的中心命題就是斷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對抗的局面已經形成，情報局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對歐洲共產黨內部的整肅，協調各黨行動，制定共同的路線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統一號令下，開展反對以美國為首的戰爭販子和奴役歐洲計劃的斗爭。會議形成的政策性結果有兩條，即在東歐各國取消各黨的民主聯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蘇維埃政權；批判法國和義大利黨仍然固守的合法斗爭策略，而主張通過罷工等革命行動與資產階級政府進行斗爭。特別是蘇聯在會議上提出的「兩個陣營」的理論表明，在馬歇爾計劃之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已經完全脫離了大國合作的軌道，而走上了與西方進行集團對抗的新路。
至此，美蘇雙方不僅發表了冷戰宣言，而且確定了冷戰政策，冷戰格局終於在歐洲形成。不過，這里還有必要指出，就其職能而言，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附屬物，盡管情報局在組織形式上有別於以往的三個「國際」，仍可被看作是共產國際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標而言，二者之間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說共產國際的綱領是推動世界革命，領導各國共產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那麼情報局則只是要求放棄與美國的合作，在歐洲的范圍內組織共產黨抵制和防禦西方的進攻（至少在莫斯科看來，馬歇爾計劃是美國進攻戰略的開端），而且只能按照蘇聯認可的時間和地點採取行動。
1948年6月爆發的柏林危機也是這一方針的體現：斯大林為表示對英美處理德國問題的不滿，煞有介事地封鎖了柏林，好像是要與敵人展開決戰，但美國採取全面反封鎖的強烈措施不久，蘇聯便知難而退，認可了西方的所作所為。這說明，斯大林只是想做出一種強硬的姿態，表明立場，迫使西方承認蘇聯已經取得的勢力范圍，保證蘇聯的安全和既得利益，而並非要對資本主義世界發動全面進攻——這與美國的「遏制」理論確有異曲同工之處。對於莫斯科的這個目標，不僅「自由世界」的政客們當時做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就是在共產黨內部也產生了種種誤解。鐵托正是因為在建立巴爾干聯盟、援助希臘游擊隊等問題上擅自採取了一系列激進措施，而觸怒斯大林，成為共產黨情報局的第一個犧牲品。

⑷ 沈志華是什麼

沈志華， 男，1950年出生，著名歷史學家，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香港大學名譽研究員。
簡介

1963-1966年，北京四中（初中）畢業
1979-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專業（碩士）肄業
1982年，肄業後離開學術界，到南方經商，故沒有任何學歷和學術職稱。
1991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間歷史學研究機構，並在中國史學會下設立「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資助史學專著出版和其他學術活動（已經資助出版史學專著70餘部），一方面繼續從事蘇聯史、中蘇關系史的研究。
1996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史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
1997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
1998年，被北京大學歷史系聘為兼職研究員，為研究生講課；
2000年，被中國人民大學聘為兼職教授，為研究生講課；
2001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聘為兼職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所聘為名譽研究員。
沈教授以其勤奮、執著和對歷史的摯愛書寫了中國史學界的傳奇，現如今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冷戰史學界的一面旗幟，甚至也成為了許多年輕人心目中的偶像。

⑸ 沈志華是什麼人

沈志華1950年出復生，是著名制歷史學家，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香港大學名譽研究員。著有《蘇聯專家在中國》《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白話續資治通鑒（全十二冊）、《黨九十三年》、《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等作品。

與學界盛行的籠統粗獷的學風不同，沈老師的學術觀點建立在精密實證之上。而他獲得史料的過程，同歷史一樣傳奇。

(5)國防大學少將沈志華教授擴展閱讀

沈志華的部分社會活動

2005年5月，承接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地重點科研課題：編寫中蘇關系史綱（子課題），已於12月完成。

200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冷戰與中蘇同盟研究」（項目批准號：05BSS005），結項日期2008年5月。

2006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地的重大研究課題「蘇俄史研究」（ 項目批准號：05JJDGJW040），結項日期2008年6月。

⑹ 如何評價沈志華教授

關於沈志華的評價，請看看周新城教授（文章）對他的評價，就知道了。
《如何看待專科學社會主義基屬本原則和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關於我們同沈志華的分歧》
作者：周新城(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
看到《北京青年報》2013年4月14日刊載的沈志華的講演：《斯大林模式的症結與終結》一文，實在不敢苟同。文章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而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並把它看作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文章涉及一系列原則問題，這里不可能一一評述。這里只講三個問題：一是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一基本原理?二是如何評價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三是如何分析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一、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
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時間段
三、必須正確分析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原因

⑺ 為什麼百家講壇不請沈志華教授做講座

作為歷史學家，講話的字里行間卻折射著濃厚的政治觀點，明明說歷史學家只需把歷史說清楚就行，但對每一個歷史事件卻都有自己明確的立場和情緒激烈的評論，好像自己是各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參於和領導者，反正故人已故，隨我分析拍板。難道叱吒風雲的復雜的中國革命史，那麼多偉大的政治領袖集體智慧和決策就像他說的那麼簡單庸俗和無能？那些重大事件如由該領導決策，不知中國現在會是什麼樣子！

⑻ 沈志華的介紹

沈志華， 男，1950年出生，著名歷史學家，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華東師大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1沈志華還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兼職研究員2、中國史學會理事3、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2、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研究員2、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兼職研究員2、香港大學名譽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