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官員武漢大學博士

Ⅰ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於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庄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後，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並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後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後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願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於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於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後，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後才終於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准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後，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後，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裡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並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於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後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後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於武大法學院並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麼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裡沒譜。於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後，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於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武大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由於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為院系調整中全國僅有的三個被破例保留的綜合性大學法律系之一
在當時韓德培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系教授張培剛及世界史學家、歷史系教授吳於廑，被哈佛的中國同學戲稱周鯁生校長邀請的「哈佛三劍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筆記資料被白蟻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後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復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開始，他因在教英語時用教室黑板上方「馬恩列斯毛」的畫像中各人的鬍子來區別英語中表示「鬍子」的幾個詞，而被學生告發，後抄家遊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韓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勞教人員」之身，奉命從事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經劉道玉校長再三邀請（同時北京大學也多次拋來了橄欖枝，希望韓老去北大任教），韓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網羅了姚梅鎮、馬克昌、張泉林、何華輝等大量優秀人才。並與1980年建立起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國乃至亞洲唯一的、同時也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大的環境法研究所。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重建過程是以韓老為核心而經行的，對武漢大學來說韓老對武漢大學的貢獻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後，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開始後，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大學最大的兩個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劃成右派的時候，韓德培還曾辯解，結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師生作檢查，但他還在將自己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因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辦公室的許多謊言，下面的人鬨堂大笑。韓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項:態度極度惡劣。
在被整整批鬥了一個星期之後，「反右」辦公室宣布了對他的處罰:撤銷一切職務，送沙洋農場勞動。韓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時，法律系已經被撤銷，並到了湖北大學。當時湖北大學只接受武漢大學法律系非右派教師，右派們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語。
「文革」開始後，韓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韓德培教英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是「在教英語時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勞動，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漢大學工作。
「文革」結束後，如何重鑄法律系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漢大學副校長劉道玉思考的首要問題。
但一個被一鍋端掉了的系，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劉道玉想到了韓德培。
「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麼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經被打破了。所幸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多年後，劉道玉在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里如是評價韓德培在武大的影響力。
果然，在韓德培的號召下，武大恢復法律系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各地，在法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沒在各地各界的法學人才，紛紛主動來函應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畢業的校友，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個聲音:「重鑄昔日的輝煌!」 在法學界和教育界，韓德培的眾多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學術活動范圍涉及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環境法、法理學以及法學教育等諸多領域。在國際私法方面，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大國際私法理論，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和立法體系;他更是中國環境法理論的開拓者，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這些傑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麼?很多熟悉韓德培的人都提到了兩個字:眼光。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韓老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法將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時，他於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
上世紀80年代，沒有多少人知道「環境法」，那時的「環境法」也不是獨立學科。1981年，韓德培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同時，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的韓德培奔走呼籲，終於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環境法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20多年後的今天，這兩個研究所都發展得很好，不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且其涵蓋的學科都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國內外已有廣泛的學術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由衷佩服韓老的非凡眼光。」從先生的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體會到了學術眼光對於學術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獨到的學術眼光，韓德培的寬廣胸懷也令後輩們佩服不已。
黃進回憶說:「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團結、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他的識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憲法學家何華輝教授1980年時還是講師，到1982年，他就成為了教授，創下那個年代高校職稱晉升的奇跡。」
「對於後輩，先生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對於榮譽，先生總是唯恐避讓不及。這是後輩難以超越的地方。」在黃進看來，韓德培寬廣的胸懷為當時乃至現今有些浮躁的法學界帶來了一陣清風，「在先生的影響下，中國國際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諧。」
以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而論，韓德培完全稱得上是法學大師，但是韓德培不願意別人稱他為大師，他最喜歡的還是別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奧本海、龐德和狄驥這樣的法學大師，他生前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會有這樣的大師。」黃進告訴記者，「以先生在中國法學界的成就和影響，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幾位學者在本國的貢獻和影響相提並論的。」
「為什麼我們後輩的學問難以超越像韓老這樣的法學精英?因為他們有大師的品格和胸懷。」黃進感慨地說。 從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韓德培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台———直到去世前，他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論文答辯。
64年，彈指一揮間。韓德培從最年輕的教授變成了最年長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沒有正式退休。64年間，韓德培到底培養了多少學子，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是中國著名的刑法大家;85歲高齡的梁西教授是我國國際組織法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黃進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是第一屆、第二屆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和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是國際私法領域的知名學者……有學者統計，在國內著名法學院校中，幾乎都有「韓門」學子。
在政法系統和行政系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是韓德培的學生、外交部條法司約有三分之一的官員受過韓德培的教誨。在國際機構中，國際民航組織行政局局長柳芳是他的學生，她也是我國自1974年恢復國際民航組織合法席位以來，在該組織中擔任職務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
64年間，韓德培最關心的，是他的學生。對於學生的關愛，並不只是停留在學業上。
「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記得。」韓德培指導的2006級博士生、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王立武回憶說。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請假回家一趟，因為他兒子那年高考。一個月後，王立武回武漢，先生還特意問他孩子高考順不順利。
韓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還到醫院看過先生。「當時他已不能說話，當陪護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時，他睜開了眼睛，眼裡只有淚水」。
王立武說:「在那種時刻，他只有用淚水來表達關愛。」
就在王立武這批博士入學時，韓德培發表了「演講」:「我不會退休，也不想退休，我還得帶博士生，我已經96歲了，縱然如此，我十分樂意背負這些責任，並對自己有三個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識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韓德培最後一次清晰地說話。他問了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幾個博士生的論文准備得怎麼樣了。第二個問題是博士招生面試准備得怎麼樣了。「既然招他們為學生，就要對他們負責。」韓德培對身邊的陪護人員說。
按計劃，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韓老將親自參加。但這一天，學生們等來的，卻是先生辭世的噩耗。
韓德培的告別儀式上，遺像上的老先生依舊笑容可掬。盡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樂觀，愛笑不愛哭，但上至80歲的老教授，下至年輕一代的學子，許多人還是忍不住哭出了聲。這一刻，學生們也只能用淚水來回報先生的關愛。

Ⅱ 武漢大學有哪些比較厲害的人物

作為一名武大學生，怎麼能不知道自己學校的知名校友呢。

巍巍珞珈，百年武大。百年間不知有多少人才從這里走出，從此一飛沖天，其中便包括了這些知名企業家。

孫宏斌，融創中國董事會主席。本科就讀於武漢大學，後又去了清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94年回國後，孫宏斌創建了一個房產代理公司，並曾在天津房產二級市場中佔到了30%的份額。2003年至今，擔任融創中國董事會主席。

除了這些企業家，還有各行各業的傑出校友、知名人物活躍在中國的各個角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自己卓越的貢獻，一代代武大學子，在歷史的天空中閃耀。

希望這個回答能對你有點幫助！

Ⅲ 那個23歲和導師結婚，博士畢業當上教授的王延軼，現狀如何

人在這一生當中，除了想要平平安安的生活，就是想要擁有一份幸福甜蜜的愛情。每個人對愛情的追求是不同的，有的人可以為了愛情放下一切，而有的人可以改變一切。如果你的一生當中沒有出現過愛情，那絕對是不完美的人生。有的人覺得愛情並不是那麼的重要，那是因為你沒有真正的遇到愛情，當你遇到愛情之後，你一定會不顧一切的。在愛情面前，你會心甘情願得放下很多的東西，而我們今天要說的這名女子，她叫做王延軼。在很多人的眼裡，她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女生，之後他選擇嫁給了比自己大14歲的導師，如今這么多年過去了，他現在的生活怎麼樣呢？

不顧反對依舊選擇在一起

兩個人最終排除了萬難，還是結婚了。然後王延軼非常厲害的考到了舒紅兵任職的一家醫院。而這家醫院就是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更厲害的是，王延軼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修滿了學分，然後還成功的拿到了研究生的學位。畢業之後的她就選擇回國發展了，然後她就來到了武漢大學擔任講師，這個時候的他僅僅只有25歲而已。本以為婚後的她會在家裡面相夫教子，但是沒有想到她依然可以堅持自己的夢想。現在兩個人的婚姻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丈夫也是很支持她的，事業上也是很順利的。

Ⅳ 中央政府湖南人有哪些

秦光榮，男，1950年12月生，漢族，湖南永州人，1972年1月入黨，1975年8月參加工作，在職碩士研究生。1973.09-1975.08湖南省衡陽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學習；1975.08-1976.11湖南師范學院零陵分院政工科、團委工作；1976.11-1983.06湖南省零陵地委宣傳部幹事；1983.06-1984.12湖南省零陵地委委員、團地委書記；1984.12-1987.02共青團湖南省委副書記、黨組副書記、省青聯主席；1987.02-1988.08湖南省零陵行署副專員；1988.08-1990.03湖南省零陵地委副書記兼冷水灘市委書記；1990.03-1993.06湖南省零陵地委書記(其間：1992.03-1992.07中央黨校學習)；1993.06-1994.12湖南省長沙市委書記(其間：1993-1995在職攻讀中南工業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研究生，獲工學碩士學位)；1994.12-1998.02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記；1998.02-1999.01湖南省委常委(其間：1998.03-1998.07中央黨校學習)；1999.01-2001.03雲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2001.03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2003.01-2003.03雲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省委組織部部長；2003.03-2003.05雲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2003.05-2006.11雲南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2006.11雲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中共十四大代表，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七屆中央委員。袁純清，男，漢族，1952年3月生，湖南漢壽人。197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1年10月參加工作。在職博士研究生文化程度。1971.10-1975.10湖南省漢壽縣公安局幹警；1975.10-1977.2湖南省常德地區公安局幹警；1977.2-1980.1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律專業學習(其間：1978.5-1979.12北京大學團委副書記、學生會主席；1979.5-1983.8全國學聯副主席)；1980.1-1984.6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幹事、副處長；1984.6-1985.5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學聯辦公室主任；1985.5-1987.3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副部長；1987.3-1992.12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共青團十二屆中央委員(1988當選)、共青團中央常委(1991當選)(其間：1987.9-1990.7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政治學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獲法學碩士學位)；1992.12-1997.9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其間：1988.8-1993.8全國學聯秘書長；1993.3-1998.3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會委員、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1993.11-1995.6全國少工委主任；1994.3-1994.5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第十六期學習；1994.8-1997.12全國青聯副主席；1994.9-1997.7湖南大學國際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攻讀博士研究生，獲管理學博士學位；1995.2-1997.9共青團中央機關黨委書記)；1997.9-1997.10中央紀委常委，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97.10-2001.3中央紀委常委、秘書長(其間：1997.10-2000.3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黨委書記)；2001.3-2004.1陝西省委副書記(其間：1999.4-2001.5在職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從事理論經濟學博士後研究工作，獲博士後證書)；2004.1-2004.2陝西省委副書記、西安市委書記；2004.2-2006.6陝西省委副書記、西安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2006.6-2006.7陝西省委副書記、代省長、西安市委書記；2006.7起陝西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五大當選為中央紀委委員，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共十六屆中央侯補委員，十七屆中央委員，陝西省第十次黨代會代表，陝西省九屆、十屆人大代表!賀國強(1943.10 )漢族。湖南湘鄉人。196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9月參加工作。大學學歷。高級工程師。1961年9月在北京化工學院無機化工系無機物專業學習。1966年9月留校待分配。1967年9月任山東魯南化肥廠合成車間技術員、車間主任、車間黨支部書記。1978年7月任山東魯南化肥廠副廠長兼副總工程師。1980年11月任山東省化學石油工業廳調度室主任。1982年3月任山東省化學石油工業廳副廳長。1984年1月任山東省化學石油工業廳廳長。1986年3月任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副書記。1987年7月任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1991年2月任化學工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96年10月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省長。1997年4月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1999年6月任重慶市委書記。2002年10月任中央組織部部長，2007年10月任中央紀委書記，中共12－14屆中央候補委員，15屆中央委員，16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7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趙勇，1963年1月生，湖南益陽人。1982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年7月參加工作，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產業經濟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經濟學博士學位。1979年9月至1982年7月在湖南水利水電學校大專班學習。1982年7月至1985年1月任湖南省澧縣永豐鄉幹部，余家台鄉黨委副書記、鄉長。1985年1月至1990年12月任湖南省民政廳社會處幹部，省革命老根據地經濟開發促進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省民政廳社會處副處長。1990年12月至1991年11月任湖南省民政廳社團管理處處長（其間：1991年2月至11月掛職任湖南省綏寧縣委副書記）。1991年11月至1994年11月任共青團湖南省委副書記（其間：1993年10月至1994年9月掛職任團中央青工部副部長）。1994年11月至1996年1月任共青團中央青工部副部長。1996年1月至1998年6月任共青團中央青工部部長。1998年6月至2001年12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委員（其間：1999年9月至11月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1997年9月至2001年1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產業經濟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001年12月至2003年7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委員，2003年7月至2004年1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副部長級）、全國青聯常務副主席、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委員。2004年1月至2006年1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副部長級）、全國青聯主席、全國少先隊工委主任、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委員（2005年7月再次當選為全國青聯主席）（其間：2004年5月至7月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2001年9月至2003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005年11月至2006年2月任河北省委常委。2006年2月至10月任河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2006年11月至12月18日任河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唐山市委書記。2006年12月18日任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書記。第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共青團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李軍，男，漢族，1962年2月出生，湖南安鄉人，1985年8月參加工作，198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研究生學歷，文學碩士，經濟學博士，研究員。1978年10月至1982年9月，在武漢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1982年9月至1985年8月，在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1985年8月至1990年12月，先後任國家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科員、主任科員，國家文化部市場局副處長；1990年12月至1993年5月，先後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宣傳組助理調研員、調研員；1993年5月至1994年10月，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統戰組副組長(正處級)；1994年10月至1995年10月，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統戰組副組長(副局級)；1995年10月至1997年8月，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統戰組組長(副局級)；1997年8月至1999年5月，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統戰組組長(巡視員)，1999年5月至2001年4月，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副主任、統戰組組長(巡視員)(1995年9月至2000年6月，在武漢大學商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攻讀博士研究生)；2001年4月至2003年7月，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副主任(巡視員)(2001年1月至2002年12月，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應用經濟學學科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2003年3月至2003年7月，在中央黨校中青班學習)；2003年7月至2004年12月，任貴州省政府黨組成員、省長助理(正廳級)；2004年12月起，任貴州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2007年6月任貴陽市委書記。李軍同志是九屆、十屆貴州省委委員。劉 源：男，漢族，1951年生，原籍湖南寧鄉，生於北京。劉少奇之子。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期間下鄉至山西；1977年在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學習，1982年分配至河南，後任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副主任、副縣長、縣長。1985年任鄭州市副市長。1988年被河南省人大代表們推選為河南省副省長，一時傳為佳話。1992年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授銜為少將。1998年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部副政委，後晉銜為中將。2003年7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1992年被授予少將警銜，2000年晉升中將警銜。
周伯華（1948.7 ）男。漢族。湖南湘潭人。1970年12月入黨。1968年9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1965年9月在湖南株洲粉末冶金學校稀冶專業學習。1968年9月留校待分配。1968年12月任湖南省株洲硬質合金廠技術員、廠革委會辦公室秘書。1971年12月任湖南省株洲硬質合金廠車間副指導員、指導員。1978月1月任湖南省株洲焊接器材廠黨委副書記、書記。1981年6月任湖南省株洲市經委副主任(1980年9月－1981年10月在湖南省委黨校學習)。1982年1月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處級研究員(1983年9月－1986年7月在中央黨校培訓班學習)。1986年8月任株洲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1990年6月任湖南省株洲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市長。1993年1月任湖南省副省長。1995年10月任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長。2001年11月任湖南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2003年3月任湖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2004年1月任湖南省委副書記、省長。2006年任國家工商總局局長。
成思危，男，漢族，1935年6月生，湖南湘鄉人，民建成員，1951年參加工作，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教授級高級工程師。1951年至1952年廣州南方大學工人學院學習政治理論，後任廣東省總工會組織部科員，廣州珠江區「五反」指揮部民船業分隊長。1952年至1956年華南工學院無機專業、華東化工學院無機物專業學習。1956年至1958年化工部沈陽化工研究院技術員。1958年至1973年化工部華北設計研究分院、天津化工研究院技術員、專題組組長、研究室副主任。1973年至1981年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技術員、化工部科研總院（科技局）化工一處、無機化工處工程師。1981年至1984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並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84年至1988年化工部科技局工程師、總工程師。1988年至1993年化工部科研總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1993年至1994年化工部副總工程師兼科研總院總工程師。1994年至1997年化學工業部副部長、民建中央主席（1996年12月）。1997年至1998年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2003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004年12月再次當選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第七屆、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八屆四次會議增選為常務委員。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謝 勇(1958.4 )湖南祁陽人。民進黨員。1975年4月參加工作。研究生。任江永縣夏層鋪公社下鄉知青，湘潭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學生，湘潭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法律系助教(1984年9月－1985年6月在北京大學心理系進修)，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湘潭大學法律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湘潭大法律系系主任、教授，湘潭大學法學院院長，民進省委副主委、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1998年5月－1998年1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掛職鍛煉；2001年8月－2002年2月在湖南省青年幹部赴美進修班學習)，民進省委主委、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2003年1月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湖南省第9屆委員會副主席、民進湖南省委主委。

Ⅳ 劉洪波：武漢大學博士招考到底發生了什麼

接受寫這個專欄時，我也決定了把專欄定位於觀察武漢。這就是現在的「城市觀察」。 我知道，寫自己所在的城市，有相當的難度。人們更關注自己周圍的事，更喜歡議論周圍所發生的事，但新聞也好，評論也好，往往更容易表現出對外地事情的特別興趣。 近日多家媒體說，武漢大學博士招考，有一科的試卷隨題附有答案，武大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黃從新則說，事發時就在現場，那不是答案，而是得分要點，「此舉是在允許范圍內」。但媒體評論顯然不同意黃從新院長的解釋，《光明日報》網上的「光明觀察」發表評論，話說得很重，不僅直接反駁了「此舉在允許范圍內」的說法，還表示「有理由懷疑，此類法律與道德、公平與正義缺失的高校如何能培養出品德高尚、學業優秀的學生」。 教育是武漢的名片，武大是我的母校，無論從武漢人的角度，從愛護母校的角度，我都希望武漢大學不要有任何不好的事情。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近幾年武漢大學就有幾次陷入教授抄襲爭議，在2008年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的大學排行榜中，還因為「抄襲者沒有辭職而學校又沒有解聘」被扣除全校總得分的10%。這次，武漢大學又傳出博士招考附答案的事情，我不知道一所大學有多少聲譽能夠經得起這樣一次次被損害。 武大博士招考到底發生了什麼，是發生了差錯，還是沒有差錯；如果有差錯，是「在允許范圍之內」，還是在允許范圍之外？一個負責任的學校，不應當迴避這些問題。媒體上到處質疑武大，不管是對公眾負責，還是對武大聲譽負責，學校應當坦然面對媒體，沒有差錯，要解釋清楚；有差錯，要嚴肅處理。考試過去，試卷已經解密，被質疑的那一科考試，到底是附上了答案，還是附上了「得分要點」，是在允許范圍內，還是在允許范圍外，試卷公布出來，事情就清楚了。 對武漢大學來說，被報道博士招考隨附答案，當然是一次形象危機。這個危機是大是小，要看你怎麼想。往大了說，它會讓人對中國學位教育的水平產生懷疑；往小了說，它會讓人認為學校考試工作不嚴謹。你希望人們怎樣來認識這件事呢？不聞不問，人們就會認為這樣的事情可能原是平常的，並以此來判斷武漢大學乃至中國博士教育的一般情況。如果認真對待，給公眾以可信的說明，學校的聲譽將會得到挽回。總之，學校對這件事越認真，人們對學校的印象越正面；學校對這件事越不以為然，人們對學校的評價越反感。哪怕事情真的在「允許范圍內」，至少人們已產生了疑問，你需要去解釋，而不是充耳不聞。 我也知道，不好的事情出現以後，有的人容易選擇縮頭不應的策略，能夠讓人消聲，就讓人不發出聲音；如果不能讓人消聲，就寄希望於遺忘規律發生作用，你說你的，我不反駁，不解釋，不說明，就是全不回應，等你說累了，慢慢就沒事了。但真的沒事了嗎，我相信事情這樣去做，人們也許能忘記事情的細節，但不會忘記你無視公議的風格——如果壞的習慣也可以叫風格的話。

Ⅵ 武漢大學出過哪些名人

1、吳倩

吳倩，復1992年9月26日出生於湖北制武漢，畢業於武漢大學藝術系2010級本科班，中國內地影視女演員。2012年，憑借在饒雪漫的長篇小說《雀斑》中擔任書模而受到關注。2013年，簽約浙華策影視。2014年，因出演傳奇劇《隋唐英雄4》而嶄露頭角，隨後，憑借金庸劇《鹿鼎記》被觀眾熟知。

2、雷軍

雷軍，男，漢族，1969年12月16日出生，湖北仙桃人，無黨派，大學學歷，理學學士學位，高級工程師。中國大陸著名天使投資人。

雷軍作為中國互聯網代表人物及全球年度電子商務創新領袖人物，曾獲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及十大財智領袖人物、中國互聯網年度人物等多項國內外榮譽，並當選《福布斯》（亞洲版）2014年度商業人物。

Ⅶ 武漢大學的四大名嘴是哪四個啊

尚重生、趙林、李工真和李敬一。他們的講座場場爆滿。
四大名嘴之尚重生
1、生平介紹
政治面貌： 無黨派人士
所屬單位：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教 研 室： 政管院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研室
最後學位： 博士;
最後學歷： 博士研究生
職 稱： 副教授
一級學科： 政治學
二級學科： 政治學其他學科
研究方向： 政治理論
2、同學們眼中的「社會解剖師」：
尚重生，以剖析社會獨到深入而聞名，素來有「社會解剖師」的稱號，他是一個具有「社會解剖師」美譽的人；一個被稱為武漢大學「四大名嘴」之一、被眾多學生視為「精神教父」、畢業多年還感激不盡的人；一個笑談自己在武大留校任教是因為輔導員騙他說給他找個「漂亮女朋友」的人……可以說，他的任何一段經歷，都能讓校園里的大學生們羨慕不已。此外尚重生老師言辭幽默、犀利、深刻，被譽為武漢大學「四大名嘴」之一，被眾多學生視為「精神教父」。他開設的公選課《當代中國社會問題透視》深受同學們的歡迎，走廊和門口都是慕名前來的同學，聽眾中除了武大學生外，還有很多校外的同學。
3、授課信息：
通識選修課《當代中國社會問題透視》
各類講座
4、經典語錄：
我上課不願意看PPT，免得我的思想PPT化了。
大學出大師，但「大師化」是規劃得出來的嗎？我說教三001出五個大師，而102，教室小點就出四個，行不行？
教育就是給國家培養母雞的。母雞長大了是會下蛋的。那些培養母雞的人都活不下去了，母雞能長得好嗎？能生出好的小雞來嗎？連蛋恐怕都下不出來。
「高舉老布希偉大旗幟，緊密團結在以柯林頓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將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推向前進！」有人說嗎？「高舉撒切爾夫人的偉大旗幟，緊密團結在布萊爾周圍，將英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推向前進！」 有人說嗎？有些話我們聽習慣了就不覺得它的可笑了。

四大名嘴之趙林
1、生平介紹：
出生日期：1954年11月8日
出 生 地：北京市
工作單位：武漢大學哲學院
職 稱：教授、博士生導師
職務及兼職：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理事、
全國宗教學學會理事、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員
研究方向：西方哲學、西方文化
2、「百家講壇名師」：
他的專業課吸引了很多外院的同學旁聽，以至於本專業的學生都沒了位置；他曾經5次收到央視的邀請參與「百家講壇」的錄制；他的通識課總是人滿為患，全校最大階梯教室，常常里里外外被擠得水泄不通；他一有什麼「新聞」，常會引得武大學子沸騰，珞珈山水、校園廣播、茶前飯後，到處都充滿了關於他的話題……
他，就是被譽為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學學院教授趙林。他說：「想要成為一個真正受到學生熱愛的老師，不僅需要淵博的知識和深邃的睿智，還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懷和高超的授課藝術。」也許，這就是趙林為人、為師的秘笈。
趙林老師把他成功的秘笈歸納為：天職意識， 這種神聖的天職意識使趙林一直處於一種感動狀態，正是這種使命感使得他把三尺講台視為生命，以自己的學識、良心和激情去面對同學們。學識扎實，十多年來，趙林已出版了10部個人學術著作，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120餘篇，並和鄧曉芒教授合作撰寫了《西方哲學史》專業課教材。這些學術上的成績為其授課提供了扎實的學識基礎。激情投入，已畢業的2002級同學任飛說：「趙老師講得非常投入，除了學生的反應，沒有什麼能幹擾他的課堂。」
3、授課信息：
專業課《西方哲學史》
各類講座
4、經典語錄
一個教師在講課時如果不能感動自己，他也同樣不可能感動學生。
這就是我的講台，我一直站在這里！
在美麗的珞珈山麓執教二十載，最令我欣慰的是自己在歷屆學子心中播下的知識種籽，最令我感動的是每學期課程結束時同學們經久不息的掌聲。

四大名嘴之李工真
1、生平介紹
李工真，1952年12月28日出生於武漢。歷史學博士，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革中老三屆(68屆初中)畢業生。1970年7月招工回城後在漢口江漢路「南京理發廳」做過8年理發師；恢復高考制度後，於1978年10月考入武漢大學歷史學系；1985年7月留校任教；1988－1990年留學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特里爾大學，師從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庫爾特迪威爾（Kurt Düwell）教授，專攻德國現代化問題。
2、武漢大學的「活字典」：
李工真教授因學識淵博而被稱為「武大活字典」，是武漢大學「四大名嘴」之一（在當年李工真、趙林和易中天號稱武漢大學三大名嘴，文史哲各佔一個）。在武漢大學，李工真老師的講座總是場場爆滿，總有很多人得站著聽。李工真教授還多次應邀前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廈門大學、中國地質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農業大學等國內著名高等學府從事講學活動。
李工真老師給大家的印象是特別真誠直爽，在他的身上，根本看不到傳統知識分子那種「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出一片心」的心機。作為歷史學研究者，他敢於針砭時弊，俠義直言，體現出了強烈的自由主義色彩。他經常鼓勵同學們要講真話辦實事，要有獨立思考的意識，不要盲從權威。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看到李老師推著他的專車，和同學們邊走邊聊的情景。
3、授課信息
各類講座
4、經典語錄
那時候覺得一輩子就這樣，出不去了。不過我堅信，是金子，到哪裡都發光。即使做理發師，我也要做最好的那一個。
不論從我父親當初的地位和影響還是我現在的狀況來講，在中國做一個官不是一件難事。也有人給我提供過職位，只要我點頭，也就是個官了。可是我父親對我的期望就是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我想我做到了。
讀書受教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希望每一個大學生珍惜現在的美好時光。在大學期間要勇於接受暴風雨，鍛煉自己。任何困境里，保持一個平衡的心態，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同時還要充實自己。是金子，哪裡都能發光，是人才，到哪裡都能登台。

四大名嘴之李敬一
1、生平介紹：
任教專業 文學-新聞傳播學類
在職情況：在職
所在院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出生年月:1946年11月
籍 貫:中國湖北省蘄春
職 稱:博士生導師、教授
學科及研究方向：新聞學與傳播學 中國傳播史方向
2、「詩意人生」：
李敬一老師的著作有《中國文學史》、《中國傳播史》、《中國傳播史論》、《壯哉唐詩》、《節目主持概論》、《唐詩宋詞名篇精選精講》、《司馬遷》、《休閑唐詩鑒賞辭典》等和合著五十餘部。被譽為武漢大學「四大名嘴」之一，曾進入「全國高校最有魅力老師」排行榜前五名。2003年至2005年先後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主講《怎樣欣賞中國古典詩詞》、《李後主和他的詞》、《屈原》、《司馬遷》；2008年6月至10月在北京電視台《中華文明大講堂》主講《壯哉唐詩》系列專題。
可以說李敬一老師的人生充滿了無限詩意。他可以沉醉於古典詩詞，細細品味一字一詞間的情感，又可以慢慢回味現代流行音樂中的獨特韻律。古今中外他信手拈來，詩詞歌賦他娓娓道來，課內課外他循循善誘。一個擁有充滿詩意人生的老師，在充滿詩意的課堂氛圍中，講述這充滿詩意的人生哲學。
3、授課信息：
中國傳播史研究
新聞道德與新聞法規
中國古代文學
各類講座
4、經典語錄：
其實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熱愛生活，能多站在講台上一天就要多站一天。作為一個教師始終應該站在第一線，始終應該與同學站在一起。
他這樣評價《菊花台》：這是一首最有內涵的歌，也是一首最為含蓄的歌。古有宋玉悲秋，易安詠菊，但多是個人身世之感。而此詞的吟嘆卻給人一種歷史厚重。

除了這四位老師之外，還有傳授軍理知識的陸寶生老師、沿襲禮儀文化的李榮建老師、品味古典詩詞的秦平老師等等，同樣倍受同學們的青睞！
其實，就如同前面所說的，每一位教師都是用心在授課，他們傾注自己的青春來豐富我們的視野，他們奉獻汗水為我們的成功鋪路。他們都是名嘴，都是應受到我們尊敬的學者，都是武漢大學所有學生心目中的名師！
李工真老師是歷史學院的非常棒的老師，有幸會選他的課程，真的非常博學！

Ⅷ 從武漢大學出來的有幾位人物是哪幾位

法學名家

王世傑

字雪艇，湖北崇陽人。留學英國和法國，先後獲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巴黎大學法學博土學位。1921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法制局局長、教育部長、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等。著作有《比較憲法》(與錢端升合著)等，用比較方法介紹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政治制度和憲法理論。

周鯁生

周鯁生教授（1889-1971），湖南長沙人，早年留學日本、英國、法國等國，獲英國愛丁堡大學政治經濟碩士學位和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教務長和校長等職務。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武漢大學校長、外交部顧問，為新中國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主要著作有《國際法》、《國際法大綱》、《近代歐洲外交史》、《不平等條約十講》等。

梅汝璈
清華畢業，留學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在芝加哥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精通英美法律，曾任武漢大學、中央大學教授。1945年,當時的武漢大學法學系主任梅汝璈教授作為檢察官出席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義正辭嚴地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

燕樹棠
字召亭。河北定縣人。北洋大學堂法科畢業。1914年赴美，1920年獲耶魯大學法律博士。曾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清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西南聯合大學法律學系主任，國民政府檢察院監察委員、司法院大法官等職務。1949年後在武漢大學法律系編譯室工作兼湖北省政協委員、中國政法學會理事。

韓德培
中國法學會顧問、中國國際法學會名譽副會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首任所長。1934年國立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1940-1942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研究院學習，獲法學碩士學位，1942-194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以特別研究生身份繼續研究。1946—至今，在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先後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成員和特約成員，國家環境保護局、中國法學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中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私法研究會會長等職。

李浩培
李浩培先生，1906年生於上海，1928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系。後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從事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和比較民法的研究。歷任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 外交學院教授，外交部法律顧問，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與周鯁生、王鐵崖先生一樣，李浩培先生可以說是我國國際法學界的泰山北斗。

皮宗石
皮宗石（1887～1967） 字皓白，號海環。長沙縣福臨鋪人。1903年到日本，先讀中學，後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經濟。1927年與王世傑、王星拱、周鯁生等被約同去湖北，在武昌中山大學基礎上籌建國立武漢大學。從此專心從事教育事業，拒絕汪精衛、蔣介石邀請他在政府任職。

王鐵崖
中國國際法學會前會長，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創始所長，國際法研究院院士，世界藝術和科學院院士，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大法官。1929年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初修外語，後改上政治系。1931年轉學入清華大學政治系。1933年畢業後旋被保送進清華研究院，師從周鯁生教授攻讀國際法。1936年獲法學碩士學位，同年通過中美庚款留學考試。1937年夏負笈西洋，遠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國際法學家勞特派特教授，繼續研讀國際法。1939年夏鐵崖先生返國 後經周鯁生教授邀請，於1940年受聘於樂山武漢大學，開始了他長達62年的國際法教學生涯。

姚梅鎮 國際經濟法學家 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首任會長。

馬克昌
生於1926年8月，河南西華人，法學家。195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律系，後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曾參加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工作。現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我國刑法學術界有「北高南馬」之稱，即中國人民大學高銘暄教授和武漢大學馬克昌教授。

吳學義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顧問，曾任武漢大學、中央大學教授，留日碩士。

蔣思道
高一涵
六安縣南官亭人 曾於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法。民國5年（1916年）7月回國與李大釗同辦《晨報》。民國7年入北京大學編譯委員會工作，兼任中國大學、法政專門學校教授。經常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並協辦《每周評論》，積極宣傳科學與民主。後與章士釗辦《甲寅日報》，與李四光、丁西林等辦《現代評論》，與胡適辦《努力月刊》等刊物。
民國15年，由李大釗、高語罕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來武昌任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前身）教授，兼法科委員會主任委員。南京解放後，先後任南京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等職。

文學的有 葉聖陶 李達 郁達夫

只能說出在武大任教的,不能說出武大畢業的 ...

Ⅸ 官場博士扎堆，正常嗎

觀點一：

「三次博士」令人反感，踐踏了學術尊嚴

曾長秋（中南大學博導，政治學院副院長）：有不少幹部的博士學位不是在參加工作以前獲得的，而是在工作的過程中取得的，這些人拿一個博士學位無非是用來「撐門面」、提高對外交流平台，贏得被提拔的「資本」。作家閻真在《滄浪之水》中講了一個「三次博士」的故事，說某些官員讀博士是「第一次來報到；第二次，中間來送一次禮；第三次，來拿文憑的時候請吃一次飯」。這種在職博士是極不正常的，我反對這種在職博士。

快雪時晴（網友）：擁有貨真價實的博士學位的人要想在官場謀一個職位很困難；但是，一些人擁有了官位，要得到博士學位卻輕而易舉，我為此抱不平。我認為，這是對學術獨立、學術尊嚴的侮辱。

米莉（博士，中南大學教師）：「官場博士扎堆」我覺得是不正常的。應該說，按照正常狀態，博士群體並不在官場，而多在科學界、學術界。但在中國，大學老師的經濟狀況並不好，這是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的。官員讀博是追逐利益的一個結果。

黃勇軍（博士，湖南師范大學教師）：中國和西方對博士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在西方，博士學位的獲取絕對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西方的博士是對學問和學術真理的追求，他們在博士培養方面有自己的整體規范，他們固然培育官員，但更多地是培育醫生、培育教育家。而少數中國官員讀博，追求的不是知識、真理，而是權力、利益。

楊欣（中南大學碩士）：官員這個群體，掌握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我們現在的學術權存在政治化、行政化的傾向，這些都導致了不良現象的發生。

楊孟著(「經濟學茶坊」學術網站站長)：我從三個方面來講：官員讀博，從他們的學費和包括濫用權力的角度來說，是對國家的資源侵害。第二，少數官員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通過學位證書來證明自己的能力，是對國家公權的一種侵害。第三，是對走正常程序畢業學生的一種權益侵害。我個人認為，不能把有否博士學位作為選拔幹部的重要條件。

袁禮成（媒體從業人員）：我認為，博士當官是人才浪費。而那些靠買、靠秘書代做論文、請「槍手」代考外語的現象，對我們學術的權威是一種挑戰。對於學術的發展，我寄希望於那些通過努力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希望他們堅守學術理想，不要一味地湧向官場。另一方面，高校要嚴把博士學位的關卡，杜絕不正之風的侵蝕。

薛瑞眾（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學生）：一些官員通過各種「手段」得來的博士帽，往往是用作晉升的「資本」、裝潢和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在學習型社會，官員通過正常的學習渠道，通過嚴格的考評，獲得高學歷，得到博士學位，這應該是值得鼓勵和學習的。但如果靠鑽營得來一頂虛假的博士帽，這不光是在欺騙自己，也是在欺騙輿論、欺騙人民。我們需要的不是清一色地戴著博士帽的官員，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僕。

劉冬婭（湖南廣電主任編輯）：「官場博士扎堆」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不少官員讀博就是為了給自己的臉上貼金，以博得更多的利益，為自己的仕途鋪上「黃金」的台階，這種現象損害了官員形象、敗壞了社會風氣。第一，它損害了社會公平的法則，有些官員讀博並不是具備了相應的條件，具備了相當的知識，而是採取了一種非正常的手段獲得了博士文憑。第二點，助長了高校的腐敗。高校與官場達到了「互贏互利」，一方是玩權術，一方是玩錢數，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現象。現在社會物質豐富了，但是這個精神層面的建設，還有些滯後，這種現象，到了該「動手術」的時候了！

105長沙新聞廣播《你說話吧》欄目主持人蘭風（右）代表欄目組向陽光100·西街陽光咖啡館經理陳泉龍（左）贈送《你說話吧》一書，以表對提供場地支持的謝意。

觀點二：官員讀博是好事，學者型官員強過「大老粗」

陽信生（博士，湖南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我認為，在官場有很多博士是一件好事，值得提倡。在中國古代，「學而優則仕」，古代要當官，一般來說要舉人以上級別咧。古代中高級官員，水平都是很高的，那些貪官污吏有70%是沒有受過嚴格教育的。我個人認為，官員學習是必不可少的。但目前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先當官後讀書，西方是先讀書後做官」。

熊曉菲（雨花區稅務局科員）：我認為「官員讀博」是正常的。以前中國人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較低，包括政府官員，有不少的「大老粗」。現在有條件讓政府官員去讀書，誰不願意繼續深造呢？當然，我們不能把獲得文憑當成最終目標，濫竽充數。我們可以學一學歐洲一些高校「寬進嚴出」的做法，你進得來，但你不一定出得去，考試沒通過，文憑就不發給你。如果這樣，那麼「三次博士」就不會得逞。相信我國也會朝這方面改進的，所以對未來發展，我持樂觀態度。

顏關明：（《中南大學學報》編審）：這個問題要從歷史的、開放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大家都希望自己有知識、有文化，出於這樣的一個心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工農兵都來讀大學。一個硬幣總有兩面性，在對知識追求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以權力去謀求學位的不良現象。但我想，隨著歷史的前進，現在出現的「官場博士扎堆」之類的現象，會慢慢退出舞台。另外，以開放性的眼光看，博士可以分為理論型的博士和實踐型的博士，如果這樣理解的話，優秀的官員也能算是實踐博士，那麼「官場博士扎堆」的現象，又有何不能接受的呢？

肖建華（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副教授）：誰都有繼續深造的自由。所以我對官員讀博，關注的是他學的究竟是什麼？他學的這個知識，對他提高工作水平是否有用？比如有一些官員，他對這個研究感興趣，他又有社會經驗，在他的思想世界裡，能把社會經驗和理論結合起來，豈不更好。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只要是真正地去做學問，也並不是一件壞事。

話友思考

官員讀博為何風行？

陳文勝（省社科院研究員）：第一，市場經濟時代，各行各業都在追逐利益，這是不爭的現實。官員讀博也有追逐利益的成分。第二，我們處於一個追趕時代。我們國家在追趕西方，追趕需要速度，當有一個捷徑的時候，誰都想盡快達到目的。第三，我們處於新一輪文明的時代。我們現在的文憑制度，是計劃經濟培養勞動力的結果。所以，博士的含金量很難說。但是，「是金子總會發光的」。

任毅飛（尼采科技經理）：這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產物。種種因素所制約的教育體系，為權力和學術之間進行交易埋下了「伏筆」。

吳濤（湖南讀書會會長）：30年前，中央就明確提出了幹部隊伍要「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在那個時候，選拔幹部，知識是排在第一位的。隨著我們國家越來越進步，對官員的要求也水漲船高，但是，在制度尚未完善之前，在利益面前，有的高校和官員就開始了互相利用，並成為某種「潛規則」。

馬箭（中南大學碩士）：為什麼學校願意提供這么多的機會給官員？因為官員掌握了權力，可以用權力來影響政策實施。高校則不惜用派發最高的學位證，來換取某些官員手中的社會資源。

觀點縱深

陳赫：鼓勵幹部學習，而非搞文憑

陳赫（中南大學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所長、教授）：我認為：第一，官場裡面博士越多越好，這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要看博士的來路、途徑；第二，官場不能變成商場；第三，「凡是存在的未必都是合理的，凡是擁有的未必都是道德的，凡是流行的未必都是可取的。」我非常佩服朱鎔基總理，他在當副總理的時候講過一句話，「進入幹部隊伍以前，你是什麼職稱，就是什麼職稱」，所以，我延伸一下，「進入幹部隊伍以前，你是什麼學歷，就應該是什麼學歷」。人們的攀比心理，助長了「官員讀博」的風氣。我們要警惕「全體幹部搞文憑」的現象。要鼓勵他們學習、更新知識，但是不能鼓勵他們群體拿文憑。我的建議是推行「三脫鉤」政策：博士學位與升遷脫鉤；學位與權力膨脹脫鉤；學位與利益放大脫鉤。

陳潭：「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都是悲哀

陳潭（中南大學公共政策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學而優則仕」里還有一個問題，如果國家培養的優秀博士都擠入官場，這是一種悲哀。按照教育規律培養的博士，應該是在科研機構、在高等教育領域，這才是正常的。因為我們培養的博士是要搞創造教育，博士進官場，那是對科研人才的浪費。「仕而優則學」也是悲哀的。一些人當官以後，利用自己的權力、資源來交換文憑，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扭曲了教育。今天的博士教育，應該是一種素質教育，是一種創造性教育。大家之所以痛恨權學交易，就是痛恨資源佔有的不平等和機會的不平等，如果把機會平等的問題解決了，那麼這個問題就不是問題。所以第一，當前要杜絕用公款來讀書；第二，要設立一個杜絕走後門的部門；第三，要提高公務員讀博的門檻。

話友建議

建議一 提高博士進出門檻，做到公平、透明

王翔（博士，中南大學副教授）：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學位平等，行業平等。我們應該給那些官員一個很高的門檻，排除一切利益干擾，「金錢在這其中必須要讓位於真理」。所有的博士都是高水平的。然後是行業的平等，環境、待遇、福利等都處在一個合理的層次內。解決官場博士扎堆，我們要努力地向外國學習。我們處在一個精英化時代，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也處在一個轉型的時代，與這個時代相匹配的要有思想的轉型、制度的創新、文化的轉型。

鄭石明（博士，湖南省人大代表，廣東天君集團總裁）：關鍵問題是要把握好四個字，「公平」、「標准」。如果說博士的進入機制是公平的，出來的時候拿的文憑是標準的，你管他是處級還是局級，反正達到標准就可以了。這個時候官場博士扎堆是好現象，但如果他拿的學位是假的，或者說他是特批進來的，更或者他的論文是別人代寫的，那就不一樣了。這樣有失公平，更會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

張聞驥（湖南女子大學教師）：在博士培養指標一定的前提下，非官員與官員同時競爭博士指標，官員明顯要佔優勢。為避免教育資源集中化，除了應做到公平、公正、公開，還應做到培養非官員博士指標數和官員博士指標數互不牽涉，以保證競爭者處於同一平台。

建議二 讓學術回歸學術，讓行政回歸行政

馬田（中南大學碩士）：我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應該讓「學術回歸學術，讓行政回歸行政」，這兩個方面應該是互不聯系的，共同為社會作貢獻的，而不是扯不清。

如夢（網友）：著名教育家、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先生認為，當前中國高等教育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亂」，如何治亂？他提了10條建議，其中包括：要取消不合格的在職研究生學位；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大學必須與所謂的「獨立學院」脫離關系；實行教授定編制，不允許無限量地晉升教授；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學出版社和學報，剽竊抄襲見光死，對學術不端零容忍……

肖鐵肩（中南大學教師）：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在全國范圍對這個體制進行改革。我認為可以採取這樣兩個辦法：一是官員要繼續求學深造的必須經上級部門批准；若自願來讀的，必須辭職做全日制學生；二是禁止處級以上幹部讀在職學位。

建議三 捍衛學術尊嚴，凈化社會風氣

任拓（中南大學碩士）：博士碩士都當了官，誰來進行學術研究？作為學術人，我要捍衛學術。博士為什麼喜歡當官呢？現在學術內部競爭壓力非常大，從政是他們迫不得已的選擇，我想應該凈化官場和學術界，捍衛我們的學術。要在社會上掀起一種崇尚科學、尊重人才的風氣。

吳仁喜（中南大學碩士）：我個人認為，解決方法可以有兩個：第一，我們年輕人要努力去改變它，認真讀書，把基礎打牢，在深造期間就要有一個指向，以滿足更高層次的需要；第二，要讓博士「物盡其用」，為博士群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

建議四 幹部升遷指標應是政績而非文憑

薛瑞眾：能否為人民服務、能否為人民作出貢獻才是對官員的最佳考量，與是否有博士帽無關。

王翔：官員的准入和晉升必須以從政的績效來考核。

黃勇軍：官員為政，重在以民為本，辦實事，得民心，而不是得博士學位。

熱線觀點

105長沙新聞廣播《你說話吧》留言板

李先生：從政和求學，當官和讀博，本就是兩碼事,不要混為一談，要不就一定會亂套。

李小姐：我關注的是我們對官員的考核制度是不是要改良，文憑不該是考核他們的指標，政績才是決定他們升遷的依據。

王先生：如果博士變成了一文不值的一紙文憑，那真是學術的悲哀；如果博士變成了官員升遷的籌碼，那真是社會的悲哀。

鄧先生：官員中多點博士本是件好事，但如果是權力換來的文憑那就適得其反了，中國有必要剎住這股歪風邪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