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生陪聊

1遇水搭橋難能可貴
無數次聽到「時運不濟」的一聲聲哀嘆，無數次看到周旋於各個人才招聘會的疲憊身影，無數次聽到一組組大學生畢業生失業率的數據，就業似乎已成了橫在大學生們面前的一道激流，有些人無法擠過就業的獨木橋。此時，自己主動「搭橋」就顯得難能可貴。
北大光華畢業生陪聊的消息引起了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給父母丟臉、學校抹黑的指摘，不思進取甘於墮落的批判，一句句射向了昔日前途似錦的北大畢業生。然而，放正心態，陪聊解惑又有何不可，適時「低就」又豈非智舉？
不是每一個傲居山頂的登山者才算成功者；不是每一位當上將軍的士兵才是好士兵。能夠盡己之能為社會盡哪怕是綿薄之力的人都應得到社會的認同。我們總將北大畢業生成為商界奇才、政界要人視為一種必然，其實不然，各種機遇的因素，往往不是個人才能所能左右。然而，正如先哲所說「窮不失意，達不離道」，高健的陪聊並非無聊閑扯甚至憤世嫉俗，相反它志於勵志解惑，而不在乎金錢得失，這樣的「窮不失意」亦不啻於「獨善其身」的境界，又何錯之有呢？這樣的貢獻難道不應得到我們的認同嗎？
更何況，能夠抱著北京大學的金字證書，面對屢次就業不順而不墮落自身，理智選擇一條「低就」之路，其勇、其智，已足以讓大學生仰止。我們總是感嘆美國人的效率之高、成就之大，殊不知這正是美國從小「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通識教育成果，面對困境，就應想辦法解決，不論是送報擦車的辛苦抑或是端茶倒水的卑微，面子，只是一層不重要的包裝。面對這些，對比高健的擇職之舉，不禁想到前一陣一個招聘會上一位謀職不成的女大學生聽到對方讓其掃地的要求而憤然離席之舉，這難道不令我們反思嗎？
席慕蓉說：「每一條走過來的路都有不得不這樣跋涉的理由，每一條要走下去的路都有不得不這樣選擇的方向。」人生總有無奈，適時低就，而不自怨自艾，服務社會，而不怨天尤人，困境，只是一時的無奈，遇水搭橋，彼岸又是柳暗花明。
〖簡評〗
從目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落筆，很自然的引出作者對高健「陪聊」的充分肯定。認為他適時「低就」是明智之舉，這比挑挑揀揀，高不成，低不就要好得多。「不是每一個傲居山頂的登山者才算成功者；不是每一位當上將軍的士兵才是好士兵。」「人生總有無奈，適時低就，而不自怨自艾，服務社會，而不怨天尤人，困境，只是一時的無奈，遇水搭橋，彼岸又是柳暗花明。」一些警策之語發人深思。說理較為充分，有較強的說服力。
2警惕光環投下陰影
北大畢業生創業「陪聊」，研究生選擇先從賣豬肉乾起，這本來無可非議，卻因為與「北大」名聲與「研究生」的學歷相聯系而引起社會各界議論紛紛，連高健本人都說「怕影響到學校的聲譽」而感到歉疚。對此，人們應該深思一番。
「北大」的聲譽固然重要，但何謂聲譽？學生的出色、教師的優秀、科研的先進經過時間如同流水般的沖刷，終而造就了今日輝煌的「北大」二字，如此聲譽，應是耐得住風吹雨打的，又怎會被一個學生或一種不太符合人們傳統觀念的行為摧毀？更何況，高健「陪聊」是以解決大學生的心理困惑為目的，正如他所說是「很陽光的」的職業，我們又為何要責備他影響了北大的聲譽，甚至連他本人都如此認為呢？
也許，是北大的聲譽，在不知不覺間為這些在他的光環下成長的學子投下了陰影。
也許，投下這陰影的，不是北大，而是自認為「清」的旁觀者的我們。
類似的現象絕不僅僅在北大才有。甚至可以說，每一個從「光環」下走出來的人——那光環或是父母的、或是學校的——都容易被他所投下的陰影所困擾。人們總是以最高的標准看待他們，以最苛刻的眼光來挑剔他們，就如同他們註定不該有瑕疵，哪怕只做出一點出格的事情就將其歸為「不倫不類」，並大呼「影響了……的聲譽」「給……丟臉了」。因此，很多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失去了闖盪的勇氣，許多擁有出色父母的孩子喪失了自由成長的權利，一切只為背負著的「聲譽」，別人的聲譽。而我們又陷在所謂大眾道德的框子當中，固執的「維護」著各種「聲譽」，固執的限制著光環下的人們的言行，並且不知不覺地固執的傷害了他們。我們一再讓他們戴在頭頂上的光環——認為那是上天的眷顧——卻不曾想著光環已給他們的世界投下了暗暗的影，沉重而壓抑。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我們都該拋開心中早已定型的標准化「思維模式」，讓更多的優秀人才去創造、去發揮。即使他們犯了錯誤，也是成熟過程中的必經之痛，對將來的發展是有裨益的。由此觀之，只要人們不再為了保護所謂的「聲譽」而限制別人，陰影便會消去蹤影，社會上朝氣蓬勃而富有創造力的優秀人才的將會脫穎而出。說不定北大畢業生的「陪聊」職業定發展起來，或許能成為一個新興行業呢。
明乎此，就自然不會對選擇先從賣豬肉乾起的研究生們說三道四了。
「北大」、「研究生」等聲譽雖重要，但我們，不應讓他投下陰影。
〖簡評〗
本文立意角度獨特。高健認為自己搞「陪聊」沒有錯誤，是很陽光的，沒有給父母丟臉，但還是「對學校有點歉意，怕影響到學校的聲譽」，為何如此？作者推衍出「是北大的聲譽，在不知不覺間為這些在她的光環下成長的學子投下了陰影」的看法，並推而廣之，認為「每一個從『光環』下走出來的人——那光環或是父母的、或是學校的——都容易被他所投下的陰影所困擾」。而讓榮譽、光環投下陰影的，是「自認為『清』的旁觀者的我們」。因為「人們總是以最高的標准看待他們，以最苛刻的眼光來挑剔他們……」這樣必然導致「很多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失去了闖盪的勇氣，許多擁有出色父母的孩子喪失了自由成長的權利」。可見，改變這種狀況多麼必要。扣住高健「陪聊」行文，連類而及研究生選擇賣豬肉的職位，有利於集中筆力深入論證，又拓展了文意。作者認識深刻，文章振聾發聵。
3同樣值得驕傲
北大畢業生下海經商、搞「陪聊」，研究生賣豬肉，乍一聽覺得有點荒唐，然而再而思之，卻覺得無可非議。對於學校和家長來說，這樣另闢蹊徑的同樣值得驕傲。
評價一個人，不能以從事的職業為標准，職業沒有貴賤。北大學生「陪聊」，研究生賣豬肉，也許這職業在別人眼中是卑賤的，也許這職業與他們的學歷是不相稱的，然而我們能夠僅僅因為職業的不同來斷定一個人是否成功嗎？也學你聽過這樣一個故事：當記者采訪美國某位總統的母親時，記者問那位母親是否為自己的兒子感到自豪驕傲。母親從容答道：「我有兩個兒子，他們都令我驕傲，另外一個現在正在田裡挖土豆。」總

『貳』 安徽的現代名人（沒死的）

鄧稼先，1924年出生於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翌年，他隨母到北京，在擔任清華、北大哲學教授的父親身邊長大。他5歲入小學，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鄧稼先在校園中深受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1937年北平淪陷後秘密參加抗日聚會。在父親安排下，他隨大姐去了大後方昆明，並於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1945年抗戰勝利時，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賣國獨裁的斗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並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他於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於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此後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他與許鹿希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1954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准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中止了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後，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後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於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於方案」，最後終於製成了氫彈，並於原子彈爆炸後的兩年零8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當時的副總理李鵬前往醫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同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並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