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創業社會

❶ 大學生創業，社會在職人員創業與非高等教育背景創業的異同有哪些

大學生創業有政策優勢，同行在職人員創業有經驗人脈優勢，非高等教育背景創業沒什麼優勢。

因為大學生這個群體社會實踐經驗與能力的欠缺，與創業的成功要素所矛盾，導致大部分大學生創業在初期就自行夭折，使大學生創業成為了國家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題。

在十三五規劃中，也針對這個現象有著相應的論述，給大學生創業這個創業過程帶來了眾多的機遇與挑戰，大學生創業也將在這些機遇和挑戰中走向新的高度。

創業方向：

方向一：高科技領域

身處高新科技前沿陣地的大學生，在這一領域創業有著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易得方舟」、「視美樂」等大學生創業企業的成功，就是得益於創業者的技術優勢。

但並非所有的大學生都適合在高科技領域創業，一般來說，技術功底深厚、學科成績優秀的大學生才有成功的把握。有意在這一領域創業的大學生，可積極參加各類創業大賽，獲得脫穎而出的機會，同時吸引風險投資。

方向二：智力服務領域

智力是大學生創業的資本，在智力服務領域創業，大學生游刃有餘。例如，家教領域就非常適合大學生創業，一方面，這是大學生勤工儉學的傳統渠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另一方面，大學生能夠充分利用高校教育資源，更容易賺到「第一桶金」。此類智力服務創業項目成本較低，一張桌子、一部電話就可開業。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大學生創業

❷ 大學生創業對於自身和社會分別有什麼意義

對自己：1、有利於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2、有利於大學身自我價值實現;3、有利於大學生自身素質提高;4、有利於培養大學生的創新精神。

對社會：1、可以促進知識成果向生產力轉換，推動社會財富的增加;2、壯大了私營企業隊伍;3、還將改善私營企業從業成員的素質結構。

任何創業如同經營一家企業一樣，需要制定各種制度。制度不在於多，而在於是否讓所有相關人都能夠明白其道理，並且嚴格執行。創業者需要針對自己團隊實際情況建立各種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店員管理、培訓，績效考核等。

同時，針對市場的不斷發展變化而改進相應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創業者及其團隊立於不敗之地，擁有發展的主動權。在此想提醒大學生創業者，在制定和改進管理制度的時候，一定要基於客觀事實出發，而不要想當然，要極力保證制度的可實施性。

創業者每天都會通過不同渠道接觸各種信息，如：競爭對手又開始降價了；明天要下雨；廠家又有新政策等等。如何從大量的信息里篩選與自己相關的，再從與自己相關的信息里找到有效的，這需要長時間的鍛煉。只有正確有效信息才能指導自己店鋪各項工作有序開展。

對於大學生創業者而言，由於缺乏大量的社會實踐經驗，所以在接觸各種信息的時候，難免會有失偏頗地做一些決定。當大家對信息無所適從的情況下，可以向過來人進行請教，加以甄別。要在觀察和請別別人過程當中，不斷提高自身管理信息的能力。

❸ 大學生創業對於自身和社會分別有什麼意義

那麼首先我覺得大學生創業對於自身和社會分別有什麼意義，大學生創業的話可以解決一部分人一個就業壓力。那麼可以塑造自己，提高自己的一個個人能力。

❹ 大學生創業對自己和社會有什麼積極意義

對自己：大學生創業一方面可以增強大學生自己的動手操作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和社會適應能力，一方面也是解決大學生自己就業問題的一個比較現實的選擇;對社會：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或者：對自己：1、有利於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2、有利於大學身自我價值實現；3、有利於大學生自身素質提高；4、有利於培養大學生的創新精神
對社會：1、可以促進知識成果向生產力轉換，推動社會財富的增加；2、壯大了私營企業隊伍；3、還將改善私營企業從業成員的素質結構

❺ 大學生創業對自己和社會有什麼積極意義

大學生創業對自己和社會的積極意義：

1、大學生創業有助於對書本知識的消化吸收。青年人是最少保守思想的，嘗試創業，顯然對今後的成功會奠定堅實的基礎。由於中國學生的創業意識較差，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與美國學生之間往往形成這樣一種反差：在班上，中國學生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但是畢業後甚至沒畢業，美國的學生就自己看準了方向，創辦了公司，准備開發產品。然後請幾個高人制定一個開發方案。然後請中國學生做開發人員。

2、大學生創業是提高實踐能力的極好途徑：大學生就業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企業招聘大學生，既要看畢業學校，還要看大學生實踐經驗，而實踐能力水平的高低成為用人單位選賢任能的重要標准之一。所以，對於毫無經驗的大學生來說創業是提高實踐能力的極好途徑。

3、大學生創業不僅可以提高他們的實踐能力，更能提高他們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培養創新型人才，推進高水平大學建設已成為2009年全國「兩會」高等教育的熱點話題。社會各界也就如何培養大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業精神和創業品質，加強創業實踐活動環節，開展了廣泛的理論研討與研究。創新意識及其支配和產生的創新活動對於個人乃至民族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4、大學生創業是就業的另一種方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增加社會財富。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已蔓延全球，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我國亦不能獨善其身，隨著金融危機的持續，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日益凸顯。經濟狀況向來是就業水平的晴雨表，金融危機在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將會對大學生的就業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容置疑的。

5、作為以培養社會合格建設者與接班人的重要陣地，高等學校必須與時俱進，抓住機遇，大力推進高等教育改革，轉變教育思路，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努力為社會培養大批高素質、創業型的人才，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只有這樣。高等學校才能搶占人才培養的制高點，才能更好地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積極貢獻。

❻ 大學生創業對社會的意義

一、減輕社會i就業壓力。新冠疫情的沖擊，加之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再創新高內，導致今年的就業壓力陡增，容雖然國家出台各項政策支持大學畢業生就業，仍有大量畢業生就業困難。而大學生自主創業也成為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出口之一，極大緩解了當前緊張的就業形勢。
二、提升全社會創新能力。國家積極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而大學生群體思想活躍，視野開闊，樂於接觸新鮮事物，學習和創新能力強，是未來創業創新的生力軍。大學生利用所學知識和本領進行創業，能在社會上迅速掀起全社會創新浪潮。
三、增加社會財富。大學生的創業項目大多比較新穎，雖有較大失敗風險，但是一旦創業成功能迅速吸引客戶，占據市場，帶來大量社會財富。現實中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總之，我們應該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並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各種幫助和優惠政策，提高大學生創業的成功率，對於建設創新型國家大有裨益。

❼ 大學生創業社會環境分析

大學生創業環境分析

現在大學生創業所面臨的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都十分的復雜。所謂創業環境，實際上就是創業活動的舞台。任何創業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進行的，在我們的大學生邁向社會進人創業階段的時候，呈現在面前的就是一個巨大的時空舞台。在這個舞台上，諸多事物和要素互動聯系、碰撞，形成了一個面面俱到的現實環境系統，因此創業環境對大學生創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在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社會背景下，採取有效措施，為大學生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對促進大學生創業並帶動其就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宏觀環境分析

1.政府金融政策支持。現在一些地方政府解決這一問題的通常方法是專項資金扶持和貼息貸款。通過這種途徑在短期內扶持多數創業人。政府為大學生自主創業提供各方面的保障，主要可以採用經濟、行政以及法律的手段。如：簡化不必要程序;建立創業教育培訓中心免費為大學生提供項目風險評估和指導;盡快落實國家相關針對大學生創業的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大學生創辦的企業被認定為青年就業見習基地的，就可享受市有關補貼等。

2.創業培訓。政府部門除在資金上支持大學生創業外，還通過學校等教育機構對大學生進行創業培訓。培訓內容包括申請貸款程序，創業者應具備的心理素質，基本的金融知識等。通過系列培訓，使創業大學生能堅持理想，貫徹計劃，取得最終的成功。學校環境方面，如，學校政策鼓勵支持，形成創業的文化;在學校建立配套科技園，加強創業教育，通過創業實踐或比賽等多種形式，培養大學生創業能力。同時向大學生適度開放校內市場，以利於大學生創業實踐，搭建創業服務平台。我們學校的市場營銷專業的實訓基地就給學生提供了一個自主創業的平台，給學生一個門面，讓學生自己去經營去管理。

3.寬容失敗。對於大學生創業失敗的，審查機構審查其非人為故意造成的，可以免除其所貸資金的利息，並可相應放長其還貸期限。對於希望重新創業並提交可行計劃的，仍可在其未還清所欠貸款的情況下，再次提供其無擔保貸款。以此營造寬容失敗、鼓勵創業的社會環境。大學生畢竟很年輕即使失敗了，在心理上他們也能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家人也會理解和包容他們。

(二)微觀環境分析

在大學生創業的微觀環境主要就是自己的創業流程的一個詳細的分析，具體如下：

1.制定計劃書。比如，要在市區開一個賣牛仔褲的店，開店之前要制定一份計劃書。制定營銷計劃時要將各個環節相互聯系構成一個完整的內部環境，各個環節的分工是否科學，協作是否和諧，目標是否一致，都會影響營銷決策和營銷方案的實施。

2.顧客。顧客群的不同直接影響價格的定位，所以人流量是在創業前最看重的一點。服裝的主要的客戶人群非常廣泛，不論男女，60歲以下的人群和青年都適合，目標是讓每一個進來的顧客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牛仔褲。

3.店址。大多數學生選店址會選一些比較熟悉的環境。如將店址選在大學附近，或者是交通比較便利的地區。

4.選貨以及進貨。選貨要掌握當地市場行情：出現哪些新品種，銷售趨勢如何，存量多少，價格漲勢如何，購買力狀況如何?進貨時，首先到市場上轉一轉、看一看、比一比、問一問、算一算、想一想，以後再著手落實進貨。少進試銷，然後再適量進貨。因為是新店開張所以款式一定要多，給顧客的選擇餘地大。

5.供應商。供應商是指為企業及其競爭者提供生產經營所需資源的企業或個人，包括提供原材料、設備、能源、勞務和其他用品等。因為大學生的資金比較匱乏，沒有很大的進貨量所以供應商的選擇應當適合自己的店面大小。

6.產品價格定位。大學生的產品一開始沒有經驗也沒有固定顧客，要吸引顧客就只有將產品的定價降低，比別人獲得更多的競爭力。。。

❽ 大學生創業影響因素及社會支持

(一)個人因素分析

首先，創業作為一種風險投資，需要具備謀略和全面的知識體系。缺少相應知識儲備的大學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由於缺乏對市場的調研分析和競爭對手的了解，大部分大學生在參加創業大賽時提出的創業計劃書缺乏說服力和實踐性。創業知識的缺乏成為了大學生創業的困擾和阻礙。其次，創業作為一項實踐活動，要求創業者擁有一定的社會實踐經驗和社會人際關系，具備運籌帷幄的能力。雖然大學生能夠通過互聯網和新媒體獲得大量的新知識，具備一定的專業理論基礎，但身處校園沒有任何社會實踐經驗的大學生缺乏一定的人際經驗和公關技巧，所以這也是大部分大學生創業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再次，創業作為一種具有挑戰性的社會活動，要求創業者具備強大的心理素質和受挫能力，而這恰好是剛剛走出校園的大學畢業生所缺乏的。據2011年1月7日～2月14日中國青少年網路協會、騰訊網(網路調查平台)、中國傳媒大學調查統計研究所對在校或已經畢業大學生網路問卷調查統計，決定成敗的內在因素中「執行能力」佔55．1%;「市場調查能力」佔43．6%;「團隊合作」佔43．3%;「合作意識」佔44．3%;「獨立思考能力」佔33．55;「市場意識」佔67．2%［1］。由於大部分大學生長期處於安逸的校園環境中，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市場意識、團隊合作意識和團隊協作能力。雖然在創業之初，大部分大學生擁有很高的熱情，然而在收到挫折之後才意識到自己沒有做好吃苦耐勞和堅持不懈的心理准備，最終放棄創業。

(二)家庭因素分析

絕大多數父母認為只有穩定可靠的「鐵飯碗」才是理想中的好工作，傳統的擇業觀念阻礙了兒女的創業之路。大多數父母缺乏正確的創業意識，擔心孩子吃苦受累，影響了大學生創業的熱情和動力。另一方面，大學生由於沒有足夠的經濟獨立能力，在融資能力差的基礎上，其創業資金來自於父母資助，大部分經濟不富裕的家庭在供養了子女上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以外，沒有多餘的資金供其創業。

(三)學校因素分析

有學者認為，國外發達國家由於其經濟發展水平高、資本市場成熟、獲取信息便捷、咨詢服務全面、創業計劃更具可行性等因素，大學生創業的成功率較高［2］。西方國家為大學生提供的高校創業環境在學生的創業生涯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等學府對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的課程培養相對落後。創業指導課程的師資力量比較薄弱。由於沿用以前的用人制度，高校往往將具備實戰經驗的教師拒之門外，甚至會選擇毫無實踐經驗和創業經驗的輔導員擔任課程老師，使得大學生缺乏創業意識。另一方面，高校創建的大學生創業園區，與為大學生提供創業能力訓練平台的初衷相背離，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和師資力量，使得這些設施沒有發揮好應有的效能，最終淪為形象工程。

(四)政府和社會因素分析

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針對大學生創業出台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為大學生創業提供了保障機制，但是這些政策沒有充分發揮作用。雖然地方政府根據中央出台的大學生創業政策制定了相關的措施，但卻由於這些措施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缺乏操作性。另一方面，由於政策宣傳不到位、針對性不強，大學生和政府的創業扶持政策屬於信息不對等狀態，大部分大學生或是不知道這些政策，或是不了解政策的具體內容，或是不清楚的具體的創業申辦程序，使得這些扶持政策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❾ 為什麼社會因素能影響大學生創業

2013年，經濟學家陳志武參與舉辦了一屆量化歷史講習班。在講習班上，著名的經濟史學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 講了一個令人有些「震驚」的觀點：人類歷史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克拉克認為，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近三千年中，世界每年的人均收入都沒有變化。在工業革命以前，人類始終沒有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生產力水平上升帶來物質產出和收入的增加，但同時也致使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又使得人均收入降回原點。

陳志武認為，這種「唯生產率」的文明史觀顯然是可以質疑的。因為僅以中國的例子來看，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漢朝時中國的人均收入約為450美元，而這個數字，與1950年差不多——若依據「唯生產率」這把尺子，得出秦漢至20世紀中期的中國文明毫無進步，顯然是荒謬的。在新近出版的作品《文明的邏輯》中，他補充了「風險」作為衡量文明發展尺度的一種新視角。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陳志武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3月。

陳志武提出，在評估文明發展的時候，除了「生產力」指標，「風險應對力」的提升也是極為重要的指標。美國學者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曾系統梳理過人類暴力的發展史，平克認為，在歷史尺度上，人類的暴力呈逐漸下降的狀態。在陳志武看來，風險與暴力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平克的研究，也說明了風險作為分析歷史視角的意義。規避風險的需求不斷著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完善，演化出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業、金融、國家等創新。
「風險」並非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烏爾里希·貝克、尼克拉斯·盧曼、瑪麗·道格拉斯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也都曾從不同的角度貢獻了自己對風險的理解。或許，這一框架的價值在於，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會用其挖掘出歷史事件不一樣的面向。例如，對於部分宗教排斥金融的問題，其中有教義因素的影響，但這一問題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兩種不同規避風險方式的競爭：宗教提供教友間的風險共擔，但因此也需要強化宗教內的「我們」與宗教外的「他們」的界限，這和金融通過在陌生人群體之間建立跨期交換的方式來幫助人們抵禦風險，有著本質的差異。
宏觀歷史的角度之外，風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其實有很多切近的面向：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隨之而來的就業困難，民眾的極端情緒，以及其對公共安全帶來的威脅。近兩年，陳志武曾在多個采訪中不無擔憂地指出，新冠疫情正在帶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風險，例如，各個國家推出的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隨之而來的，是持續上升的民粹主義對全球化過程的高度逆反。陳志武表示，這些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能成為一個系統反思的契機，我們也應該給予這些情緒以足夠的重視。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陳志武的專訪。
采寫丨劉亞光
陳志武，經濟學家，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耶魯大學原金融學終身教授。專業領域為金融理論、股票、期貨和期權市場，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貝克談論的「風險社會」，
更多是針對「後現代社會」的擔憂
新京報：本書的核心概念——「風險」指向非常廣，包括自然風險、消費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等，似乎它同時包含了主觀和客觀的維度。這種豐富的定義，使本書中講的風險給人感覺幾乎等同於「人類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切危險、困難」，這會不會有概念界定過於寬泛的問題？又是否可能影響到概念的解釋力？
陳志武：沒有這個問題。就像物質生產力的概念，「物質」的種類很多，糧食、食油、石油、汽車、電腦等等，但這並沒有妨礙我們用生產力或生產率去度量人類在這個維度上的進步。按照這個維度，我們知道了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使人的物質生產力出現根本性的跳躍。
雖然風險的類別很多，但它們的共同性在於「常態」和「非常態」，任何導致人的生活偏離常態的事件都是我們所說的風險。從行為主體看，有自然世界造成的「非常態」即「自然風險」，也有人造的「非常態」即「人造風險」；而在種類上，有消費風險、戰爭風險、暴力風險、心理風險等。
電影《敦刻爾克》劇照。
我們要看到，如果人類自古只有常態生活，沒有風險事件發生，那麼，人類就不會有苦難、暴力和戰爭；正是在人類面對風險造成的「非常態」生活沖擊時，人可能面對生與死的挑戰，從而使人無法保持理性，無法守規矩或保持行為「文明」。 雖然常態下的生活和非常態下的生活都有挑戰，但，常態下的挑戰可能只是錦上添花的問題，比如物質產出不夠豐富充裕； 可是，非常態下的挑戰可能是生與死的挑戰。
由此，在工業革命之前，幾乎所有社會的關注都聚焦在解決風險挑戰上，即忙於提升風險應對能力，而不是主要在改進生產力上。 就如孔子所言，「不患貧而患不安」，物質產出多少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決未來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 在當初，風險更是催生文明化進程的驅動力。 這些是我書里談到的要點。
新京報：有關風險的現代文獻中，不可繞過的就是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貝克提出了很多當代社會的發展帶來的新的「系統性風險」。如果很多抑制風險的手段（比如生物科技、核武器）反倒催生了更大的風險，你在書中有關「文明是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的這一判斷是否還成立呢？
陳志武：貝克《風險社會》只是描述了一些現象，但他不是從風險的視角解讀人類文明化歷程的，而是只關注「後現代社會」的問題。他的悲觀結論恰恰說明把研究的時間軸往回拉幾百年、幾千年的重要性。不論是幾萬年前，還是今天，人類都面對風險挑戰，但今天的許多風險跟以前的風險在性質上的確不同，幾千年前甚至幾十年前，那些旱災風險可以把人置於死地，大的瘟疫可以把幾千萬人致死，14世紀的黑死病使歐洲人口死掉一半；可是，今天包括金融危機風險、經濟危機風險等人造風險，一旦發生，當然會把人類生活打入非常態，但未必置人於死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很多西方人財富縮水、甚至失業，但並沒讓他們活不下去，甚至連這次的新冠病毒危機也沒有帶來大規模死亡。
電影《大空頭》劇照。
所以，貝克從絕對意義上指出了「後現代社會」的各種風險，這沒錯，因為任何社會在各時期都面對風險挑戰。但是，他沒有從長歷史演變的角度看到人類過去幾萬年所作的避險創舉的正面貢獻，沒有看到人類面對的風險在性質上正在變得越來越弱，不像以前的風險那麼致命。
我在《文明的邏輯》中談到，的確，科技創新、金融市場、福利國家、財政國家等這些創舉大大強化了人類的風險應對力，至少使我們不再需要為基本生存而擔憂。但在解決自然風險挑戰的同時，這些發明也帶來新的人造風險，也就是，為了克服自然風險挑戰，結果製造了人造風險。雖然這些人造風險的發生率不一定高，但它們的殺傷力照樣可以很大，所以，人類今後需要繼續創新，把文明化進程繼續往前推。
新京報：你全書的一個基調，就是看待風險時我們應該立足於一個比較宏觀的歷史視角。很多問題如果我們把時間尺度拉大，和不同歷史時期做對比，會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是否和你對量化歷史方法的重視有關？書中有大量量化歷史研究的引用。
陳志武：我的本科和碩士念的都是工科，加上金融經濟學和量化方法的訓練，我很自然會用數據、用量化方法去研究歷史話題，量化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當然，基於歷史大數據做研究的弊端可能就是忽略了一些具體個案的細節，顯得不夠有血有肉。這就是為什麼《文明的邏輯》不僅引用大量的量化歷史研究，也引用了許多歷史和當代的具體案例。我認為，盡管每個學者對歷史研究的路徑有偏好，但是做傳統個案分析的歷史學者應該也要一些統計訓練，要有統計意識；如果只聚焦個案，很可能會以點帶面。我常常跟學生們說，看到阿炳二胡拉得好，同時他又是盲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他二胡拉得好主要是因為他是盲人，然後要學二胡的人先把眼睛弄瞎。
宗教面臨轉型，
但會越來越定位於「信仰」的角色上
新京報：宗教被你視為現代社會的一種重要「避險」手段。在書中論述里，你引用了伍德沃德的話，他認為宗教之於信眾來說最有說服力的一點在於「上帝的確在幫你做成事」。這是否說明，你也認為宗教之於人們的「世俗」價值（或者說經濟價值）是最主要的，而精神性作用往往是次要的？或者說只要世俗價值能被滿足，精神價值就只是暫時性的？
陳志武：宗教信仰當然不只是為了資源共享風險分攤這些世俗的物質利益，它有很重要的撫慰心靈的精神價值，特別是關於人的後世的各種虛構故事，讓信徒能更加坦然地面對生命的終結。這點和婚姻類似，婚姻既是為了情感需要，可以是為了愛情，但也是為了在抵禦風險上能實現「1+1大於2」的效果。當今社會，人們對婚姻的避險價值的依賴度在加速衰退，比如世界范圍內的離婚率和單身生活人數佔比都在上升，同時，「情感」「浪漫」元素在婚姻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信教的人有的是出於宗教組織提供的風險互助功能，有的是基於宗教信仰的精神價值，也有一些是兩者兼顧。
我在書中談到，宗教在西方面臨很大轉型，很多基督教教堂都被關停或被改造為舞廳、圖書館、餐廳、健身房等。主要原因是那些因宗教提供的避險救急功能而信教的人，在有了發達的金融市場和福利國家之後，他們不再需要教會提供的避險，就越來越淡出教堂。許多研究表明，在20世紀之前的美國，農業產出波動性 （風險） 越高的地區，其經濟收入風險就越大，那裡信教的人數佔比就越高；每次災害、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之後，信教的人數也會大增。但是，在北歐、德國、荷蘭等推出福利國家之後，信教人數就快速下滑，這個趨勢後來在加拿大、美國也得到重復，驗證了風險挑戰曾經是信教決定的重要驅動力，一旦風險需求有了更好的解決方式，信教人數就會減少。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宗教雖然沒有提升生產力，但改善了信徒的風險應對力，這也是對文明化進程的積極貢獻。當然，宗教信仰的精神價值是市場和國家難以替代的，所以，宗教會越來越定位在信仰和社會化的角色上。
電視劇《年輕的教宗》劇照。

新京報：關於加爾文新教對現代文明的影響，包括韋伯等學者的專著有過非常系統的論述。你在書中提及了它的「先決論」對政府消極減貧的影響。桑德爾等哲學家近年來指出，加爾文新教中的這種強調個人責任的理念逐漸發展為現代的「優績主義」（Meritocracy），它一方面極大推動了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一方面也是近些年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似乎加爾文新教這類宗教一方面推動著文明，另一方面又在增加著「風險」，你會怎麼評價這些宗教的遺產？
陳志武：是的，韋伯對加爾文新教的貢獻評價很高，但他主要基於「先決論」，而就加爾文對解放金融 （具體說，解放用錢賺錢的金融行為） 的討論較少，特別是沒有談到金融市場和教會在解決風險挑戰上的相互競爭關系，沒有從風險分攤角度解釋為什麼教會對商業、對金融的總體敵意。我在書中談到，加爾文新教一方面闡明了用錢賺錢的道德正當性，因此解放了金融，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解放了商業，藉助上帝的「先決」為商人追求利潤找到正當性。在這個意義上，由於儒家至今還沒從道德上解放商業和金融，伊斯蘭教雖然一開始就對商業無敵意 （因為先知穆罕默德從事過貿易） ，但至今也未放鬆對用錢賺錢的敵意，加爾文新教是最早解放商業和金融的教派，也因此讓系統接受加爾文宗的荷蘭、英國及其前殖民地美國等最早發展出現代金融市場，最快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
當然，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加爾文新教釋放了金融與資本主義潛力，包括優績主義文化，但也帶來金融危機風險、產業危機風險等，就如前面談到的，這些創舉大大提升了人們應對自然風險的能力，卻也引導出一些人造風險，包括放大了財富差距、收入差距。這一方面表明人類與風險的博弈是一個逐漸改善的動態過程，很難做到一勞永逸，另一方面，文明化進程還遠未結束，需要繼續努力。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馬克斯·韋伯著，閻克文譯，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新京報：你在書里提到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幾種「避險」主體，包括家庭、宗族、宗教、市場、國家等。對於未來人類可能面對的更為復雜的風險，基於你的判斷，我們有什麼新的應該探索的避險主體？
陳志武：人類到目前為止發明的風險應對手段分成以下幾大類：基於婚約的婚姻，基於血緣的家庭與宗族，基於共同信仰的宗教組織，基於行政權力的國家，基於貨幣交換的市場。鑒於這些機制是人類發展了幾千年的，我還想不出短期內會有新類別的避險主體出現。當然，這不是說不會有應對風險挑戰的創新出現，比如，在市場化避險工具方面、政府應急手段方面、消除戰爭風險的國際組織與協調機制方面等，都可以有很多創新的空間。
逆全球化情緒的增強，
不失為一次反思的機會
新京報：你在書中特別提到了公司力量的增長，這些年甚至有學者如麗貝卡·麥金農等給臉書這樣的超大型平台企業取名為「臉書斯坦」（Facebookistan），形容其運作邏輯和在經濟、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家-企業」二分框架。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樣龐大的、尤其是跨國的企業也生產了諸多新的風險，你會如何看待公司在未來扮演的角色？
陳志武：公司的力量的確在過去兩百年上升很多，這也是為什麼哥倫比亞大學前經濟系主任瑟里克曼教授說，「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過去一千年最重大的發明；如果沒有它，可能連蒸汽機和電氣時代都不會出現」。從歷史上看，人類發明出的能長期存活的社會化組織包括基於血緣的宗族、基於信仰的宗教組織、基於專政工具的國家，到近代才有基於商業利潤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種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自願結盟的商業組織。
在這幾種社會化組織中，由於全球化時期的人口高度流動以及價值觀快速趨同，宗族與宗教的影響力和凝聚力總體是逐漸式微的，同時，全球化也在削弱主權國家的邊界的意義，這些都造成商業公司的力量的不斷崛起。實際上，像亞馬遜、谷歌、蘋果這樣的公司所掌握的資源和收入，都遠超世界上大多數主權國家，未來人的生活會更加依賴股份有限公司。但，我也要強調，商業公司跟現代政府不同，政府壟斷了立法權、執法權和行政權，而公司不具有任何這些。
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劇照。

新京報：在此前的采訪中，你提到疫情加劇兩個值得警惕的問題，一個是美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反而導致了貧富差距擴大，另一個就是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的抬頭。這兩個因素都非常影響人們對全球化過程的預期，這兩年，講逆全球化趨勢的書也多了起來。你對近未來的全球化過程持什麼樣的態度？
陳志武：可能未來10年、20年內逆全球化的勢頭很難扭轉。當然，從更長的歷史看，這不奇怪，因為人類歷史從來是向前走三步、然後倒退兩步。人性就是如此，走順時間太久，我們的非理性就會膨脹，會對現實充滿錯覺，誤以為一切都是自己所致，而忽視外部環境、外來機遇的重要作用。
從這個角度看，逆全球化情緒在增強，也不失為一個反思的機會。就像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高速發展了40年，這也讓很多人的心態變得不健康，開始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所以，經濟上的放緩或許能迫使我們回歸理性。
1980年後，全球化和電腦革命給許多國家帶來大增長，但由於所帶來的紅利多被政治、經濟精英攫取，各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上升，導致了大范圍的怨氣，包括你說的民粹主義上升、英國脫歐、選特朗普做總統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案例。客觀講，那些怨氣需要以某種方式發泄。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各國內的怨氣有增無減。
紀錄片《歐洲：他們還是我們》劇照。
新京報：回到中國的語境，在提及「金融大分流」時，你指出中國重視宗族關系而漠視陌生人社會的互信，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而儒家文化在其中又發揮了不少作用。過去有一個充滿爭議的討論，即「儒家文化」對當時的「亞洲四小龍」國家的經濟騰飛是否有促進作用。現在看來，你會如何評價儒家文化對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在當下的社會中，儒家傳統是否還會發揮對經濟的影響？
陳志武：「亞洲四小龍」的興起和近年的消沉，充分證明基於儒家血緣網路的經濟體之局限性。四小龍經濟基本都以家族企業為主，當初創立是依靠親戚融資，即使做成功了在股市上市了，也是依附於某個血緣家族，資本和管理主要控制在血親之手。
由此，一方面這些家族企業照樣難以解決跨代傳承的問題，不願也不能超越血緣僱傭最有天賦的職業經理人接手，血緣網路仍然是唯一信得過的圈子，大大制約這些企業的長久生命力；另一方面，風險只能在小范圍內分散，融資量和公司規模終究有限，因為血緣網路再大，在一夫一妻制下，一般也就幾百族人。儒家基於血緣建構人與人的關系和社會結構，其局限性在全球化的時代尤其得到凸顯。
儒家傳統的優勢在小規模商業企業，小范圍融資，小范圍招聘管理團隊，小范圍傳承。這也是浙江、江蘇、福建、廣東等沿海商業文化的特點。有人會說，今天中國不是有那麼多萬億市值、千億市值的公司嗎？可是，這些公司都還在創始人掌控之下，還沒經歷過傳承和時間的挑戰，它們會是曇花一現，還是會成為百年老店、千年大業？按理說，香港是最好的結合了中西的地方，但你看看香港的各主要公司，每個的背後都是一個家族把控，去其中任何一家公司走一下，你會發現，哪怕是公司里的高管，一見到控股家族的血親就點頭哈腰，根本不是你想像的現代公司場景；這也是為什麼香港沒有太多有前景的公司。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如何抵抗疫情下的社會風險？
新京報：隨著疫情的繼續，這段時間中文媒體上討論最多的可能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大學生就業難，今年可能真的是史上最難的一年。第二個是社會老齡化的擔憂，而與之相關的就有年輕人生育意願的問題。國家希望鼓勵年輕人生育，但社會的結構性風險擺在這里，效果很可能就會事與願違。不知道在你的判斷里，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面臨的風險主要有哪些方面？
陳志武：就業的問題永遠是大家最關注的。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就必須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對民營企業、個人創業有更大的支持與保護。很多事情如果違背了市場的原則，會極大地降低人們的積極性。一句話，我們應該順應人性。
現在年輕人恐婚恐育，其實世界范圍內都是如此。如我們前面講的，婚姻起初是為了風險互助、資源共享，現在這些需要更多靠市場和政府解決了，外部避險手段豐富了，那麼，結婚的需求、為「養兒防老」的生育必要性當然會下降。你剛剛也提到，政策訴求很多時候和個人訴求不一致； 這個時候，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不能一廂情願地要求每個普通人都從國家領導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因為每個個體思考最多、也最關注的永遠是自己具體的需要與偏好。所謂政策的人性化也體現在這種自下而上的思維中。
新京報：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金融危機史的學者亞當·圖茲認為，當下全球面臨的最大的經濟風險為新冠疫情的反復對醫療系統的持續沖擊。面對新冠疫情依舊肆虐的現實，在你看來，最近幾年，有哪些具體的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風險」？
陳志武：主要風險包括經濟脫鉤、地緣政治、各國政府繼續大量放水和發放救濟錢、小微企業倒閉、失業危機。接下來，各國都要面對這些挑戰，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好避險准備，保住自己的財富，增加生活韌性。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劉亞光；編輯：青青子；校對：賈寧。題圖出自紀錄片《轉折點：911與反恐戰爭》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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