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科技通論意義

⑴ 大學生開展勞動教育的必要性是什麼

大學生開展勞動教育的必要性是：勞動教育是高校深化教育改革、落實素質教育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在高校，「勞動教育」應該成為學生的「必修課」，培養學生的敬業精神、吃苦耐勞精神以及尊重他人和良好的文明禮儀習慣，為社會培養合格的人才，也使學生更好的了解社會、增強適應社會的能力。

大學生勞動教育課程：

1、第一類，是在教學計劃中素質教育選修課、任意選修課中專門開設勞動教育課程，這類課程包括勞動教育通論課、勞動專題講座等，其本質是有關勞動的理論課程，課程設計和課程實施過程中都少有上手環節，因而並非完全的勞動教育課程。

2、第二類，是動手的勞動教育相關實踐課程，包括探究式、項目化、綜合性和創新性勞動實踐活動，也包括繪畫、雕塑、舞蹈、戲劇等創作特色鮮明的藝術課程。在這類動手操作和動腦思考相結合的課程中，專業教學中要有機融入立德樹人和勞動教育的內容，實現勞動教育總目標。

3、第三類，是高校基於學科、專業特點，將勞動教育融入、滲透到專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創新創業教育、職業生涯教育及就業指導等教育教學活動中，課程呈現為融合課程。例如人文、社科類專業可以推廣服務性學習，發揮志願服務等勞動實踐活動的育人價值。

⑵ 郭秉文四個平衡_郭秉文「四個平衡」的大學教學思想探微

摘要：郭秉文提出的「四個平衡」的觀點既是他的辦學理念，也是他的大學教學思想。「通才與專才平衡」，可以使「通才不致流於空疏，專才不致流於狹隘」；「科學與人文平衡」，強調科學與人文並重，優秀民族文化與先進世界科學技術並重；「師資與設備平衡」，是說所謂「大學」者，既是「大師」之謂，亦是「大樓」之謂；「國際與國內平衡」，是說要想把大學辦成國內外的學術中心，就必須博取百家之長、廣求世界知識，以使學生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廣納人類無限的知識和智慧。南京大學傳承了這些思想，並創造性地運用於教學活動之中。
關鍵詞：郭秉文；平衡；大學教學

「四個平衡」的思想是由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1879―1967)博士提出的。郭秉文將平生辦學體驗，歸結為一個「平」字：「平，是治學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銘。」辦理大學，他認為應該力求達到四個「平衡」，即通才與專才平衡，科學與人文平衡，師資與設各平衡，國內與國際平衡。四個平衡，是郭秉文辦學理念的高度概括。它滲透到並且體現在國立東南大學教學的諸多方面。

一、通才與專才平衡

郭秉文認為大學應設立多種學科，培養多種類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視應用；「專修科注重專才教育」，但不忽視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但兩者並非截然劃分。一個綜合大學的好處，通才與專才相互調劑，使通才不致流於空疏，專才不致流於狹隘。大學生都應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
在這方面，郭秉文與同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的觀點不盡一致。蔡元培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所謂「學問」就是學術中的「學」。蔡元培認為，「學」與「術」是有區別的，即「學」是學理「，術」是應用；「學」是根本，「術」是枝幹。所以辦高等教育應正確定位、合理分工、科學命名，如工、農、醫等「術」科要偏重於應用，宜稱「高等專門學校」：文、理、法等「學」科要偏重於研究，可稱「大學」；「高專與大學」，「只是分工的不同，沒有層次的高低」。故他在北大校長任內，就曾將北洋大學的法科歸並於北大，而將北大的工科調入北洋大學，並停辦了北大農科，而只設文理科與法科，意在使「北京大學」集中力量辦好真正的「學」科。北大的學科設置為不少大學所效仿。但是，郭秉文對此卻有不同看法：「大學與高專分立，意在以大學養成閎材碩學，以高專養成專門應用人才。蓋不啻分文化與職業為兩系，以大學居文化系統之首，而以高專居職業系統之首。言學理，其可批評者固多；言實例，則其制仿日本，而日本各高專，己紛起升格之運動。」郭氏認為，一所綜合大學，可以既設偏重學理的學科，同時又設偏重應用的學科，兩者互補，相得益彰。按照郭秉文的這一思想創建的東大既設置了文理科、教育科，又設置了工科、農科、商科，學科之多，居全國之首。東大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曾贊許說：「本大學學制以農、工、商與文、理、教育並重，寓意深遠。此種組合為國內所僅見，亦即本大學精神所在也。」筆者認為，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思想可能更多的是對「主義」、「學派」的接納和政治態度、治學風格上的寬容， 而郭秉文則更加看重「學科」的組合、學科之間的交融和具有專門知識的「通才」的培育。
為了培養「通才與專才平衡」的學生，南高、東大一直都在選科制的框架內施行必修、「分組選修」、選修和「主輔系」等制度。
選科制，即學分制。當時規定，「每周上課及自修合2小時，歷一學期者為1學分」，「修滿120學分即可畢業」。南高、東大的選科制是一種包括了必修、分組選修和選修3類課程的選科制度。
必修課強調厚基礎。例如，教育科規定了39個學分的「共同必修之普通學程」和12個學分的「共同必修之專修學程」。普通學程是：英文12學分，國文、體育、生物各6學分，世界大勢、科學發達史各3學分，哲學入門2學分，社會學大意1學分；擇業指導是零學分，但是必修。專修學程是：教育通論6學分，教育心理學大綱和教育統計各3學分。而各系也會開設一些必修課。如體育系學生還須學習社會學4學分，物理、有機及生理化學、無機化學各3學分，細菌學2學分。可見。必修課的覆蓋面是多麼之寬。
分組選修，其實是介乎必修與選修之間的指定選修。其基本做法是分成學科性質大體接近的若干組，每組包括若干係的課程，學生在每一組中都須選修課程，並且要達到規定的選修學分數。換言之，在每～組選修課程，是必須的；在組內選修何系的課程，是任意的。而且，該組中如有主系者，所選的這類4～8個學分，必須是其他系的課程。例如，文理科的學生，除必修國文6學分、英文12學分之外，還須從下列5組中選修，每組選修至少4學分、至多8學分的課程，從各組中選修的學分至少要達到30個。A組是國文、英文、西洋文學；B組是歷史、政治、經濟；C組是哲學、數學、心理學；D組是生物學、地學；E組是化學、物理。如以哲學系為主系的學生，選修C組的課程時，便只能在數學系與心理系中選擇：國文系的學生選修A組課程時也就只能修讀英文系或西文的課程，或者是兼選英文和西文系的課。再如，農科的學生須從下列4組的各個門或系中每組至少選修3個學分的課程：A組是植物學門、植物病理學門；B組是動物學門、昆蟲學門；C組是土壤學門、作物學門、農具學門、園藝學系；D組是畜牧系、作物學系、農產製造系。同樣，該組中如有主系者，所選的這類學分，必須是其他門或系的課程。中央大學繼承了這一「分組選修」制度。
我們如果把每一「組」視作一種顏色，把每一門課程看成一種形狀，那麼，每一位學生「分組選修」的組和便是一份色彩豐富、形態各異的課程「套餐」。時至今日，這種「分組選修」仍然有其合理性和先進性。因為可供選擇科目過少，達不到選科的目的，也難以培養基礎寬厚的人才；如果可選科目過多，學生隨心所欲、信馬由韁地修讀課程，便容易建構成畸重畸輕或者是四平八穩的知識結構，成為有較大知識缺陷或者是「萬金油」式的畢業生。而「分組選修」這種讓學生在學校精心設計好了的一系列經典性、通識性的「組合課程」中自主選擇的做法，既可防止其僅好一科而不顧其餘的過於狹窄的選課取向，又能避免其缺乏主見而隨俗沉浮的短視性選課，是「必須」和「任意」的有機結合，是個人興趣和成才需要的綜合體現，是知識面與學科性的和諧統一，是培養既不空泛又不狹隘、既修人文又習科學、保持著「通才與專才平衡」的優秀人才的得力手段。
不難發現，這種「分組選修」制，與50年以後即20世紀70年代後期哈佛大學開始實施的「核心課程」制度，無論是本質還是做法都是十分接近的。譬如，後者實施核心課程的一個堅定理念就是「每一個哈佛學生都必須在廣泛的領域里接受過教育，同時又在一個特定的學術領域上受過訓練」，這可看作是「專才與通才平 衡」；哈佛規定學生「必須離自己主修專業最遠的8個領域里各修1門課程」，這與東大「必須選修其他門或系的課程」的規定一致，而且課程門數和學分數都旗鼓相當；哈佛選定的「核心課程」包括外國文化、歷史研究、文學與藝術、道德辨析、量化推理、自然科學、社會分析，這與東大文理科的「組合課程」也是大同小異。
選修課則是完全由學生自己根據特長、興趣和需要來決定。不過，很多學生會利用「任意選修」的機會選擇一個「輔系」作為自己的第二主攻方向。當時，東大規定，學生於本科(「科」相當於後來的學院)各系中自選一系為「主系」，然後由主系教師提出若干係，任學生選取其一為「輔系」。主系學程(即課程)至少要修得40學分，最多不超過60學分；輔系學程至少要選修15學分，最多不超過30學分。如學生分別將西洋文學和歷史系，國文系和哲學系，地質系和物理系等等選作主系和輔系，或者是反之，便等於使他們擁有了兩種求職謀生、服務社會的學科知識和專業技能。許多南高、東大畢業生都認為這種通才與專才相結合的教育使他們終身受益。
在大學生還是萬里挑一、研究生更是寥若晨星的民國時期，郭秉文等人就明確提出了大學生應該「通才與專才平衡」的觀點。在我國業已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門檻、大學生已經成為社會普通勞動者的今天，「通才教育」、「通識教育」是不是應該被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大學教育的「重心」是否應該向著基礎部分降低?「通識教育」的外延邊界是不是可以放寬到專業課程以外的所有科目?

二、人文與科學平衡

人文與科學平衡，在郭秉文眼裡有兩層意思。第一是開辦綜合大學，需要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需要兩大類學科的相互交叉和滲透，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較高人文修養和科學素養的復合性人才。例如，東大心理系即同時隸屬於「文理」和「教育」兩科；生物系則同時隸屬於「文理」和「農學」兩科，以期能收到人文與科學相互利用對方優勢、吸取對方長處、依賴對方支撐之效。郭秉文以及同時期的陶行知等人力主教育學要「科學化」，強調把教育學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用科學的方法培養人才。第二是大學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視民族文化，又要吸納西方文明，重視科技新知。通過溝通和融合，使大學成為弘揚民族文化的基地，成為發展科學的重鎮，成為人文精神與科學新知的交點，進爾培養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懷又有科學思維、既喜琴棋書畫又好聲光化電的高素質人才。
為了向學生施以人文和科學教育，培養人文與科學平衡的人才，南高和東大首先是設立了比較齊全的學科。
至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東大文科設有國文、外文(包括英、德、法、日文)、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系等；理科設有數學、物理、化學、地學(包括地質、地理、氣象)等系；教育科設有教育、心理、鄉村教育、體育等系；農科設有植物、動物、農藝、園藝、畜牧、蠶桑、病蟲害等系；商科設有普通商業、會計、工商管理、銀行理財、國際貿易、保險、交通運輸等系：工科設有機械工程、土木工程、電機工程系等。這為學校實施涵蓋了人文和科學的通識教育提供了基本保障。就教學和管理而言，文、理、農、工、教育等科(商科辦在上海)的教師可以相互兼課，如時任地學系主任的竺可楨除「本職」以外，就既給農科的學生講授「地質學」又給物理系和化學系的學生講授「微積分」，從德、法留學歸來的理科教授有時還會兼任外文系的主任；從選課制度上講，學生可以自由地去學其他各科的課程；從開拓學術視野而論，學生可以去聽自己感興趣的任何講座；從學科滲透與交叉上來看，學生可以去看各科研究會所編輯的雜志。例如當時由各科學生研究會主辦並公開出版的雜志就有《數理化雜志》、《工學叢刊》、《史地學刊》、《文哲學報》、《國學叢刊》、《教育匯刊》、《農業叢刊》、《體育季刊》等8種之多。這些流行於校園的雜志涉及數、理、化、文、史、哲、工、農、地、教育、體育等10多個學科，各有千秋，彼此影響，相互輻射。許多南高、東大畢業生都認為這種人文與科學緊密結合的教育使他們終身受益。著名教育家、史地學家、台灣中華文化大學的創立者張其昀先生認為他在南高國文系讀書時受3位老師――哲學家劉伯明、歷史學家柳詒徵和氣象、地理學家竺可楨――的影響最深，他這3位大師給他上過不少的課。
其次，東南大學一直都在努力營造「人文與科學平衡」的育人環境和學術氛圍。
當時，新文化運動風靡全國，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宣傳「全盤西化」的論調也愈來愈高。為了抵制「全盤西化」論，東大教授吳宓、梅光迪、劉伯明、胡先騙、柳詒徵、湯用彤等人於1922年1月創辦了以「闡明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的《學衡》雜志。由於它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抨擊，遭到了新文化運動人士的攻擊而被指責為「復古派」雜志。事實上「學衡派」反對的只是對於西方文化僅作空泛介紹的「灌輸觀」和不作任何評判即進行接納吸收的「全盤西化論」；所張揚的是弘揚民族精神、溝通並融合中西文化的旗幟。
足以能夠證明南高、東大致力追求「人文與科學平衡」的一個重要史實是，在被譏諷為「復古派雜志」的《學衡》出版的同時，近代中國第一個以「科學」標銜的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所創辦的中國近代最早的科學刊物之――《科學月刊》也正在同～校園出版和傳播著。耐人尋味的是，身為「學衡派」主將的留美教授胡先�等人又是中國科學社的重要成員，這不能說不是對「人文與科學平衡」的一個生動詮釋。
「科學社」是以發展科學技術為職志的學術組織，1915年10月25日創辦於美國，是由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校的中國留學生任鴻雋、胡明復、鄒秉文、趙元任、周仁、楊杏佛等人創建的。1918年包括社長任鴻雋在內的科學社成員大多學成歸國，並應郭秉文之請，將科學社遷入南高校園，正式設立辦事處，定名為「中國科學社」。科學社主要成員幾乎都是南高的教授。大學與科學社雖然是兩個單位，卻形同～家，人員相互兼職、資源共享、密切合作，這對教學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開展都起到了互促、互補的作用。而學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參加教學和研究的雙重訓練，這種實際是「校所聯合培養」的教學模式，有力地促進了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這種「用科學的精神辦教育，用科學的方法育人才，教學科研相互促進，人才脫穎而出」的成功做法，成為南高、東大的一大特色，並使南高、東大因成為「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而聞名遐邇。也是由此，而「展開了中國科學的奠基工作，使南高、東大成為中國科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基地」。
第三，為了實施「人文與科學平衡」的通識教育，東南大學採用「文理科」合設模式。
1920年1月，東大把數理化部與文史地部合並建成「文理科」。南高當時只有文史地、數理化2部，而且各部都有足夠的實力單獨設置，而東大為何偏偏要壓縮編 制、合二為一呢?而且即便是在南高擴建為東大，另行設置了農、工、商、教育諸科以後，為何也一直沒有將其基本班底――「文理科」擴編為「文科」和「理科」呢?這個問題過去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其實，這里蘊涵著重要的育人理念，那就是實施通識教育，培養「人文與科學平衡」的優秀人才。
這一思想明白無誤地顯現在東大文理科的課程設置上。東大規定，文理科各系的學生，除必修國文6學分、英文12學分之外，還須從本系之外的其他系中選修至少30個學分。例如國文系的學生就必須在英文、西洋文學、歷史、政治、經濟、哲學、數學、心理學、生物學、地學、化學、物理等系中選修30個以上學分的課程，其中必須在英文系或西洋文學系、生物學系或地學系、化學系或物理系中分別選擇4～8個學分的課程。
人文與科學平衡的傳統，在南大得到很好的繼承和弘揚。例如，在匡亞明校長倡導下，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歷時30年，編就了多達200部的「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被譽作「20世紀最為浩大的中國傳統文化工程」；近五年內南京大學累計獲得1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和10項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在全國絕無僅有。這就是對於「人文與科學平衡」思想的最好詮釋。
為了傳承郭秉文「科學與人文平衡」和匡亞明「打通文、史、哲。開辦大文科」、「培養具有廣博學識和多方面能力的通才」等先賢的教育思想，南京大學於2006年3月28日把基礎學科教育學院命名為「匡亞明學院」。匡亞明學院按照大文科(包括中文、歷史、哲學、經濟、政治、社會學專業)和大理科(包括強化部、物理、天文、化學、生物、地理、地質、大氣、數學專業)，將所有學科分為兩大類。學生第一年在設置的大平台通修課程中進行學習，第二年在按模塊(基地)設置的核心課程中進行學習。第三年學習專業核心課程，第四年學習選修課程、科研訓練課程和寫畢業論文。在一二年級，由學院統一組織教學和學籍管理，從三年級開始學生全部分流到各個院系。自2007年起，匡亞明學院的學生已由南大單獨提前進行考試、自主錄取或在優秀高考學生中錄取。

三、師資與設備平衡

借用《孟子》中的一句話「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故人之謂也」，梅貽琦給人們留下了一句被廣為引用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其實，此前的郭秉文已經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大師的珍貴價值。不過，在他眼裡，所謂大學者，既是大師之謂，亦是大樓之謂，那便是他的「師資與設備平衡」。
南高、東大培養人才的最成功之處，便是在國內外延攬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個科系都具有國內一流的學術領導人，各門學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南高、東大，名師薈萃，盛極一時。近代史專家梁敬鐓(和鈞)曾在《記北大(東大附)》一文中稱贊：「東大所延教授，皆一時英秀」，「北大以文史哲著稱，東大以科學名世。然東大文史哲教授實不亞於北大」。在南高和東大，大師級的人物真可謂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倒如，文科的柳詒徵、王伯沆、張士一、吳梅、黃侃、粱實秋、胡小石、徐養秋、吳宓、劉伯明、湯用彤、宗白華、方東美、梅光迪、樓光來、陸志偉、羅家倫，理工科的竺可楨、任鴻雋、胡剛復、熊慶來、葉企孫、吳有訓、周仁、茅以升等，教育科的郭秉文、陶行知、俞予夷、鄭曉滄、孟憲承、廖世承、艾偉、陳鶴琴等，農科的鄒秉文、秉志、胡先騙、陳楨、陳煥庸、張景鉞、過探先、金善寶、錢崇澍、戴芳瀾等，商科的馬寅初、楊杏佛、胡明復、孫本文等，當時都執教於此。外籍教師中，有後來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Pearl Buck)等一二十人。大師們的人品學識、志趣才調、言談舉止，對於學生良好的治學態度、治學精神、治學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大學教育當然以師資為第一，但是物資設各亦不容忽視。東大初建時，在經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就重點籌謀教學科研的條件改善。當時的師生已經具備這樣的共識：圖書館是知識之寶庫和自學之基地：科學館是研究和學術之中心，而我國「數千年之教育性質，皆偏於文學、哲學與道德方面，而近世所謂試驗教育，則百不得一焉」，而這正是導致我國近代科學滯後和科學人才匱乏的根本原因：體育館是健身和倡導體育之需――雅典的「阿卡德米」就是以體育場為核心的古希臘的高等學府，皆須優先考慮。圖書館、體育館於1923年落成；而1927年竣工的專事研究的「科學館」則可能要算當時中國大學中最大的科研樓。在經費奇絀、許多高校「索薪」風潮時有發生的20年代，東大能斥巨資興館建舍，添置先進的儀器設備和中外圖書資料，既讓人驚訝於學校的籌資有方――採取政府撥款、校董會籌資、社會募捐、銀行貸款、外國基金會援助、校友捐贈等多渠道集資的辦法，又讓人欽佩辦學者重視教學保障體系的戰略眼光。此外，學校還擁有農業實驗場100餘畝，租用農場3000餘畝，爭取到北極閣氣象台、中央觀象台江寧測候所作為師生實驗、實習的場所，並將玄武湖作為水生植物和魚類的試驗池；同時努力謀求理化實驗室的充實和發展，並獲得美國洛氏基金會之資助。學校考慮到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信息中心，遂將商科大學(即今上海財經大學之前身)開辦於上海，以有利於培養見多識廣、閱歷豐富的經濟幹才。凡此種種規劃與努力，目的均在改善教學和科研條件，培養各類合格人才。故東大畢業學生，大多具有較厚實的基礎和較嫻熟的技能，為社會各界所倚重。東南大學這種在辦學過程中致力追求「軟體」與「硬體」同步增長、課堂講授與實驗訓練齊抓並舉、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相互促進、專業訓練與通識教育相輔相成的思路與做法，為社會急需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條件與可能。

四、國內與國際平衡

經過幾年的發展，東大已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但是，東大的辦學目標是不僅要成為中國教學、科研的中心，還應成為國內外的學術交流中心。因為只有博取百家之長、廣求世界知識，才能使學生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廣納人類無限的知識和智慧。所以他不僅廣延具有真才實學的留洋博士、碩士來校任教，還不斷派遣教師出國進修。當時東大共有教師220餘人，其中留學出身的教師有140多人，已然佔到總數的2/3。在理、工、農等學科，具有留學背景的教師所佔比例更高，有些系科的教師甚至是清一色的留洋學者。同時，東大每年還必邀請多位國內外著名人士來校講學或演講。如美國教育界泰斗、實用主義芝加哥學派創始人杜威1920年4月來校演講《教育哲學》等，並與教育科師生進行多次座談；同年10月，英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實證派大師羅素來校作了《關於哲學》的演講；1924年，印度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來校作了《中印文明》的演講；同期，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德國新活力論創立者杜里舒等人也曾來校考察和演講。東大希望藉此使東大師生調和文理、溝通中西，放眼世界、虛懷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從而具備「鍾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靜」這樣一種「國士」的風度和氣節。當時，學校開設的課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幾乎都是以歐美大學為藍本的，並且經過了一個引進、消化、改造和創新的過程。例如秉志所編《生物學》、《生理學》，陸志韋所編《心理學》，竺可楨所編《地學通論》，熊慶來所編《高等算學分析》、《微分幾何》、《偏微分方程》等教材，都代表著或者是趨近當時學科的發展水平。值得稱道的是，文理科各系的學生都可以學習這些前沿性學科。可以說，20年代的南高、東大已然成為我國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點所在。這對於學生拓展學術視閾，增強國際觀念。培養合作意識，吸收世界新知，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這也正是通識教育的題中應有之意。
秉承這一理念，南京大學在改革開放以後又率先開啟了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閘門，創辦了中國與國外教育機構合作開辦的第一個教學實體――南京大學一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該中心於1986年開始招生，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最早的高等教育國際合作長期項目。迄今為止，南京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兩校的這一首創性的合作，以及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運作方式在全中國仍是獨一無二的(該中心已可授予碩士學位)。南京大學和霍普金斯大學聘請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教授為學生授課。中國學生由美國教授講課，美國和國際學生則由中國教授講課。中心內具有非常良好的中英雙語環境，學生要用外語聽課、閱讀和寫作。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之間在課堂與課後有大量和密切的交流，這些活動為他們形成出色的雙語能力提供了堅實的保證。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運作機制，就是「國內與國際平衡」的傳統在今日南大的精彩體現。

張大良，江南大學黨委書記，南京大學原副校長，教授；王運來，南京大學教育科學與管理系副主任，教授。

[責任編輯：揚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