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大學生

① 大學本科要修滿多少學分才能畢業啊！

可以畢業，只要你修滿你本專業要求學分即可。不同的學校和不同的專業的學分要求都有版所不同權，四年制本科的總學分要求一般在140到200之間，比五年制本科的總分數要求要少一些。總學分包括課程教學學分和實踐教學學分等。

補救方法：

大學素質教育硬指標：修不滿學分不予畢業，如果只是還差部分學分，補救-申請延期畢業，實行學分制的學校4-6年畢業均可，只要沒有出現必須退學的情況可以申請延期畢業，申請必須在大四下學期3月份之前提出每個學校的規定不同，自己一定要親自去系教務或者學校教務咨詢清楚。

②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學校教育的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 「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 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 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③ 北洋水師有劉步蟾，林泰增，林永升，林履中，葉祖圭等等愛國將領相繼犧牲，為什麼偏偏鄧世昌成為了家喻戶

同治五年（1866）的福建。這一年，福建船政學堂建立，開始招收一期學員。學堂分為前堂（造船）和後堂（駕船），課程有英語、法語、物理、解析幾何、微積分、航海學、天文學等等。鑒於學習難度太大，入學考試自然要比考公務員還難，以至於到了最後，在福建都沒招滿，只能到臨近的廣東去招。於是，廣東東莞的富家少年鄧世昌考了進來，學習駕船。在一期駕船班的33名學員中，27名是福建人（包括歷史名人嚴復），其餘6人來自廣東。他們從1867年開始學習，至1871年畢業，真正接受了本科教育。

在福建學習，自然要尊重當地的風俗，至少要講閩南話，而鄧世昌講粵語，鑒於清朝當時並不流行普通話教育，說粵語的鄧世昌自然不太合群。他也知道搞好師生關系的重要性，在校期間還是很「成熟」的。船政學堂第一期招的是13歲到16歲的少年，而17歲的鄧世昌自然是大哥級人物。

而駕船班的小弟們，卻並未把這位大哥放在眼裡，至少劉步蟾、林泰曾、葉祖珪基本不會這樣看，「我們都是福建人，你們廣東人來我們這里學習，未必能適應。」

本科畢業後的第6年，這話果然應驗了。「酌請船政品優智才者（學員）西洋留學，壯天朝之國威。」——《中日甲午海戰史（李鴻章奏章）》

1877年，首批留英海軍學員名單下來：一批甲午海戰的艦長名字在其中，劉步蟾、林泰曾、葉祖珪、林永升、方伯謙、黃建勛、薩鎮冰（二期學員）……

在這批學員里，一水兒的福建籍學員。未來參加甲午海戰的一期艦長鄧世昌、李和不在其中。他倆有個共同點，都是廣東人。這里是否有人故意操作的因素，不得而知。不過，福建籍同學不僅獲得了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畢業證書，還在皇家海軍的艦艇上學習，不管學得成績如何，至少這層金算是鍍上了。

而鄧世昌在干什麼？練船，再有就是去把同學們預定的船從國外開回來，當了幾趟力工。「鄧世昌非常珍惜赴英國接收艦船的機會，因為，他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後，服從水師缺少管帶的需要，因為帶船而未能到歐洲留學深造。」——《甲午戰爭考略·鄧世昌篇》

進北洋水師 待遇出奇的好

如果按照如此情節發展下去，鄧世昌別說是想當甲午海戰的一哥，就算是配角都夠嗆。原因很簡單，朝廷非常看中海歸學歷，你一國內的本科好用嗎？

翻開甲午海戰的中方艦長名單，你會發現，除了林履中（三期）和薩鎮冰（二期）之外，大多是留英的福建船政學堂一期學員，而林履中和薩鎮冰能當艦長也確有過人之處，薩鎮冰是少年大學生，11歲就考上了船政學堂，畢業考第一，與一期學員同期留學英國，稱為「天才」。而林履中在英國有學歷，在德國海軍中有履歷，是高學歷艦長。

按照這樣的熬法，鄧世昌的一哥夢想基本算掛了。可歷史偏偏喜歡鄧大人，既然他的學歷不成，那就只能「事在人為」了。1880年，李鴻章興辦北洋水師，開始網羅人才。此時的鄧世昌一直在守衛澎湖的福建水師中當艦長。大部分船政學院留英的學生們，等待分配，有學歷、有能力、有戰功的鄧世昌自然是惹眼得很。在守衛澎湖戰役中，數次挫敗日本艦船陰謀的鄧世昌引起了李鴻章的重視。廣東人鄧世昌最終覺得，既然廣東人在福建水師不好混，那就去北洋水師吧，樹挪死人挪活，也許龍套和主角真的能對調。

北洋水師後來很出名，但在最初建立時並非如此。鄧世昌艦長對此有顧慮的，主要是編制的問題。北洋水師屬於新建的海軍，從祖制上看，算不上正規軍，准確地說是鄉勇。這一點上，李鴻章看得真切，鄧世昌只是個案，留學歐洲的那幾位也得來。既然編制上不好聽，那就拿待遇說事吧。於是，清末待遇最好的一支部隊出現了：

「海軍提督（丁汝昌），年官俸為3360兩，船俸為5040兩，合計8400兩，是綠營（陸軍正規軍）提督的3.2倍；

海軍總兵（劉步蟾、林泰曾）年收入為3960兩，為綠營總兵的1.97倍；

海軍副將（鄧世昌、方伯謙、葉祖貴、林永升、方伯謙、黃建勛、薩鎮冰、李和）年收入為3240兩，是綠營副將的2.75倍。」——《晚清軍事揭秘》

即便是北洋水師的一等水手，也有月薪10兩白銀；勤雜人員月薪也有3兩白銀。也就是說，掃廁所的工資都相當於中產階級（中農）收入水平，至於鄧世昌等人的收入則是中產階級收入的80倍以上。

就這待遇，讓鐵飯碗的綠營兵打破腦袋往裡面鑽，以至於致遠艦原計劃招收204人，最終卻讓246人上了船……

與李鴻章交好 戰前的「四阿哥」

待遇好的單位還有個特點，就是讓員工有自豪感，又名「驕縱」。而這些在所有留英的各位同學來看，想自豪先得有官做，得選好位置，知道跟誰混。

打開北洋水師目錄，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特點。除了丁汝昌是淮軍將領外，大多是福建人，日常應該以閩南語為主，福建情感掛在嘴邊，又都是留英歸來，船上又有很多英國教官，自然是張嘴閉嘴的英語版「兄弟在英國的時候」。

而鄧世昌和李和都是廣東人，說的是粵語，而且也沒有外國學歷，自然是不合群。「他性格孤傲而內向，終日吃住在艦上。」——《中日近代戰爭·鄧世昌篇》

既不合群，說話又沒人聽，學歷還差，這樣看來，鄧世昌想當一哥難得很。而實際上，鄧世昌的眼前卻飄來五個字：「那都不算事」。簡單說就是，「我入北洋水師憑的是軍功，位置都佔了，你奈我何，更重要的是，我上面有人，想不帶我玩？你問問他。」

上面的「他」指的是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正一品大員……名頭太多，直說了吧就是李鴻章大人。李鴻章是典型的槍桿子出政權的代表，沒有淮軍也就沒有歷史上的李鴻章，他自然對鄧世昌在福建水師對抗日本艦船的作為心中有數。

「光緒十三年（1887）春，李鴻章奏派鄧世昌率隊赴英、德兩國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訂造的致遠艦、靖遠艦、經遠艦、來遠艦四艘巡洋艦。」——《中日甲午海戰史》

正一品大員能點名要鄧世昌去幹活，足以說明兩人的關系如何。據說，這與鄧世昌的為人處事有關，更與北洋水師艦長們的出身有關。

北洋大多福建艦長基本都是寒儒出身，例如劉步蟾、林泰曾幼年喪父，方伯謙、葉祖珪父親是私塾先生，薩鎮冰是少數民族貧寒家庭出身等。有了錢，表現自然不一樣。據記載，方伯謙在拿了高薪後，在山東買了28套房產，真是想告別苦日子，成為最早玩地產的「房叔」。而鄧世昌的父親是廣東著名的茶商，堪稱是當時最賺錢的兩個行業之一（另一個是瓷器），連上岸都懶得去，買房子置地更是不屑一顧。

鑒於此，鄧富豪自然與各位寒儒說不到一塊兒，但卻與高官交談甚佳，尤其是李鴻章中堂大人及其嫡系丁汝昌。丁汝昌出身陸軍行伍，為人勤奮自學海軍成才，自然對有軍功的鄧世昌更為看重。更重要的是，若是北洋水師都被福建人把控，他就會被架空。因此，丁汝昌按照官場規則應付這一切——和稀泥，提拔鄧世昌。

有這兩人幫忙，不太愛搭理人的鄧世昌在戰前已經是「四阿哥」，官位僅次於丁汝昌、劉步蟾、林泰曾，「四阿哥」這個清代一哥的代言詞，在清末的戰爭中同樣適用。

撞船名垂千古 李鴻章流淚

生於1849年的一哥鄧世昌，將迎接1894年的宿命。9月17日，中日甲午戰爭中著名的大東溝海戰打響。鄧世昌身為中軍副將，他的致遠艦自然是被圍攻的對象。在這一時刻，鄧世昌再一次用10多年前在福建對日的無畏，應對人生最後一刻：在炮彈打光後，他將船撞向日軍旗艦吉野號，但船體中魚雷，鄧世昌落水後選擇殉國。

「鄧大人」以如此壯烈決絕的方式來詮釋對戰爭解釋，北洋水師內無人能及。在北洋水師的11名重要將領中，戰死者有4人，自殺者有3人，革職者有2人，返鄉1人，處死1人。而在陸戰，清軍更是打得一塌糊塗，送給日軍武器彈葯無數。

「聞聽鄧世昌殉國，李鴻章老淚縱橫。」——《甲午海戰紀實》。鄧世昌的英勇表現獨一無二，李鴻章平日就對鄧世昌頗為看重，而在此時，他為鄧家所爭取的更是名正言順，在奏請其撫恤時，定為太子少保銜。

北洋水師一戰傷及大將後，再也無力挽回戰爭的頹勢。而鄧世昌的壯舉則把那個時代照亮，成為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

④ 歷史上的8月18-22日發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1、清朝收復台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領戰船300 余艘，水師2萬餘人，仍自銅山出洋，第2天上午，戰船即陸續到達澎湖海外。

十六日曾發生小規模海戰，雙方各有損傷。二十二日清軍分三路出擊，與鄭軍決戰，施琅親率主力擔任中路主攻。

清軍利用「風利舟快，瞬息飛駛，居上風上流之勢，壓攻擠擊」 ，一鼓作氣，經過七八個小時激戰，大敗鄭軍。劉國軒率所剩幾只小舟逃回台灣。

澎湖為台灣門戶，一旦失守，台灣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員到台灣勸降，聯絡劉國軒。劉國軒見大勢已去，於是派兵監視鄭氏統治集團，鄭克塽、馮錫范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軍勝利進駐台灣。

由於鄭氏集團政治腐敗，所以清廷統一台灣得到台灣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清軍至台灣時「百姓壺漿相繼於路，海兵皆預制清朝旗號以迎王師」。

清朝統一台灣後，施琅懇切陳辭，闡述利害，得到大學士李蔚、工部侍郎蘇拜、都察院左御史趙麟等人的贊同和支持，於是康熙帝始決定堅守台灣，在台灣設台灣府，下轄台灣、諸羅、鳳山三縣，隸屬福建省。

台灣、廈門合派一道官管轄。並派兵8000 人駐防，設總兵一員，副將二員，澎湖亦派副將一員統兵2000 人駐防。這樣，台灣重新統一於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轄。

2、福州船政局成立

福州船政局是晚清政府經營的製造兵船、炮艦的新式造船企業。亦稱馬尾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創建，稍後由沈葆楨主持。

任用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總攬一切船政事務。船政局主要由鐵廠、船廠和船政學堂三部分組成。

1869年6月10日，船局製造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船政學堂（求是堂藝局）設製造、航海兩班，要求學員分別達到能按圖造船和任船長的能力；並派員留學英、法，學習駕駛和造船技術。

3、八一九事件

八一九事件，又稱「蘇聯政變」、「八月政變」，指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在蘇聯發生的一次政變。

當時蘇聯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員企圖廢除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並取得對蘇聯的控制，政變領導人是由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克格勃領導人科留奇科夫等蘇聯共產黨強硬成員和保守派組成。

他們相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計劃太過分，並認為他正商議簽訂的《新聯盟條約》過於分散權力給與眾共和國。

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拒不服從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號召舉行政治罷工，抗議亞納耶夫等人發起的行動。20日，莫斯科實行宵禁。

21日，戈爾巴喬夫宣布已完全控制了局勢，並恢復了一度中斷的與全國的聯系，蘇聯國防部決定撤回部署在實施緊急狀態地區的部隊。蘇聯內閣發表聲明，表示完全執行總統的指示。

此次政變雖然在短短三天內便瓦解，且恢復了戈爾巴喬夫的蘇聯總統權力，但此事件粉碎了戈爾巴喬夫希望使蘇聯至少在一較鬆散體制下維持一體。

4、孫立人事件

蔣介石對孫立人一直疑忌，但一九四九年八月仍任命孫為台灣防衛司令，次年三月升他為陸軍總司令。

原因在於蔣介石迫於美國大陸雙重壓力，自身難保，重用孫立人乃不得已之舉。

韓戰爆發後，台灣轉危為安，美援源源而來，蔣氏父子才陸續採取措施清洗挾美自重的高官——一九五三年春罷黜吳國楨，一九五五年整飭孫立人。

5、斯大林格勒戰役爆發

斯大林格勒戰役又稱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對爭奪蘇聯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的而進行的戰役。

斯大林格勒是蘇聯中央地區通往南方重要經濟區域的交通咽喉，戰略位置極為重要。若德軍攻佔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向北可攻莫斯科，向南可出波斯灣。

斯大林格勒以西、以南是是蘇聯糧食、煤炭以及石油的主產區。如果德軍佔領這一地區，蘇聯就會失去這些戰爭所需要的重要資源。

斯大林格勒會戰是納粹德國遭遇的戰略范圍最嚴重的失敗，不僅終結了德國南方集群自1941年以來保持的攻勢局面，而且直接造成了蘇聯與德國總體力量對比的根本變化。

從世界范圍看，斯大林格勒會戰與同時期發生的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及阿拉曼戰役一起，構成了1942年底反法西斯戰爭大轉折的標志性事件，但斯大林格勒戰役並沒有讓德軍完全失去主動權（斯大林格勒戰役後的庫爾斯克戰役才讓德軍完全失去主動權）。

斯大林格勒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東部戰線的轉折點，單從傷亡數字來看，該戰役也是近代歷史上最為血腥的戰役，雙方傷亡估計約2,000,000人，參與該場戰役的人數也比歷史上的其他戰役都來的多，更以雙方無視軍事與平民分別而造成的傷亡著稱。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斯大林格勒戰役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孫立人事件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八一九事件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福州船政局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清收復台灣之戰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8月21日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8月20日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8月19日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8月18日

⑤ 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賽的歷屆名次

鄭州大學、台灣世新大學和福建師范大學分獲前三名。
第九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賽在福州落下帷幕
經過3天的激烈角逐，第九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賽（簡稱「海辯賽」）25日在福州落下帷幕。鄭州大學、台灣世新大學和福建師范大學分獲前三名。 此次兩岸各有8所大學參賽，兩岸辯手圍繞「愛情是理想的/現實的」「網路的發展對文學弊大於利/利大於弊」「一流大學教師質量重於生源質量/生源質量重於教師質量」三個辯題「針鋒相對」。最終，鄭州大學李夢竹和台灣東吳大學許琴築獲得最佳辯手獎。
「兩岸和平發展的美好未來寄託在青年一代身上。」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機關黨委書記王可致辭表示，兩岸青年坦誠對話，真心交往，通過辯論達成更多共識，在推動兩岸交流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弘揚與傳承。
台灣「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創辦人李鍾桂致辭說：「辯論過程中，大家你來我往，唇槍舌戰，互不相讓，甚至旗鼓相當，打得不可開交；而在台下，兩岸青年歡樂融洽，不分彼此，打成一片，這是辯論賽的寫照，也是我們樂見的事情。」
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國忠說，海辯賽自2002年創辦以來，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主線，以加強交流、增進友誼、擴大共識為宗旨，連續舉辦了9屆，每屆都有新的突破，已成為兩岸青年探索真理、展示才華的交流平台和學習交流、成長成才的重要舞台，兩岸不少青年才俊從這里走向成功、走向卓越、走向人生更大的舞台。
「比賽有助於我們的成長。」台灣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學生陳際勇告訴記者，第一次來大陸，感覺大陸發展不錯，大陸同學很優秀，也覺得這里很有人情味，希望能進一步了解大陸。
本屆海辯賽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支持，由福建省科學技術協會牽頭聯合福建省教育交流協會和上海、廣東、山東、河南、吉林、陝西六省市科協與台灣「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共同舉辦。辯論賽後，台灣學生將走訪福州三坊七巷、中國船政博物館等地方，並將於27日至31日赴河南交流考察。

⑥ 大學生創業貸款，我是福建省龍岩市連城縣人，在福建省福州市讀書

那你就要問地方貸款機構咯，但是你經常掛科的話，就不知道了，信物寶，祝你成功！

⑦ 船政大學生與國家的命運有什麼關系

新時代的大學生就應該努力讀書，爭取把自己的知識能夠運用到國家的科技領域去，這才是現代大學生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