闞凱力上大學是為什麼
㈠ 闞凱力 怎樣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 課件
只有視頻沒課件。
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你才可以持久地發展自己。
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你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資源。
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你才可以增強自己的抗干擾能力，更堅定自己的信心。
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你才能使自己在眾多的求職者中脫穎而出，得到合適的用人單位的青睞。
然而，如何認清自己，如何衡量自己，如何規劃自己卻是一個永恆的難題。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闞凱力，將與您分享怎樣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
㈡ 一 個 「土 豆」 提 的 手 機 常 識 題◆ 白 送 分 了 ◆
手機是不分地域的，只要是正規的產品就好。手機卡最好是用你居住時間比較長的地區的，當然，如果你確定你幾乎不用打電話而且某地的簡訊費用很低的話，你也可以用簡訊費用較低的地區的手機卡。
但是在沒有手機卡的情況下買手機要注意網路的問題，現在的網路可以簡單劃分為移動、聯通和CDMA，首先CDMA是有專門的定製機的，CDMA的手機只能使用CDMA的卡，CDMA卡也只能放在CDMA的手機里使用。其次是聯通和移動，這兩家公司為了競爭都與手機製造商合作生產了一些定製機，比如我們現在市場上看到的諾基亞3100，大部分就是移動的定製機，定製機往往是一些性價比高或者市場反響較好的機型，買這樣的手機往往是質量不錯的。但有一個問題是，為了競爭，定製機往往都對使用對方公司的網路有一定的現實。還說諾基亞3100，如果買了定製機的3100，用移動的卡，則沒什麼話說，但如果要用聯通的卡，則可能信號會比較差，甚至有一些機型根本無法連接對手公司的網路，所以，如果你是出去上大學的話，我給你的建議是先去學校，買到自己覺得不錯的手機卡，順便看看當地的手機整體價位，然後等十一放假回家，再對比家裡的手機價位，綜合手機卡等各方面因素，決定在哪裡買手機、買什麼手機等等的問題。
㈢ 北京郵電大學除了通訊工程和電子技術工程還有什麼專業好
計算機：我知道的幾個計算機院的學生都去微軟，網路了~~
電信經管：去通信之類的網站上查查，在電信的政策經濟管理方面，北郵經管學院的幾個名嘴（呂廷傑，曾劍秋，闞凱力出境率很高）
光通信：北郵前校長林金彤，現名譽校長葉培大等都是研究光的，但據闞凱力說，現在光通信已經研究過頭了，需求達不到，就業方面稍差了
以上僅為個人觀點
㈣ 中國大學的教育在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闞凱力：中國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 本文是闞凱力教授接受媒體的專訪 闞凱力：確實可以說，我一直都在中國最好的學校讀書，不只是後來念了清華，又去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從小學開始，我念的是北京實驗二小，中學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後來由於文革開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斷了。 我們那時候的學校，尤其是小學和中學，確實培養了學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覺得這一點是素質教育最核心的價值。現在的學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學是為什麼？為了考一個比較好的中學，上中學又是為什麼？為了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上大學為了什麼？為了將來考研，然後出去能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或者是鐵飯碗的工作。這種學習目標，本身就極端地害人，是把學習變成了一種追求功利的手段。課業負擔也把學生搞得疲憊不堪，天然的求知慾和學習的樂趣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教育的核心就壞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對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慾望，只要善於引導，學習本身就不會是一個負擔，而是一種樂趣。每天學到了新東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時候，上課學的東西不解渴，自然而然還會到圖書館去，或者到網上去尋求進一步的答案。我們那時候，經常要在家裡做一些小實驗，比如上生物課，在自己家裡養幾只蠶，或者觀察院子里的螞蟻；上物理課，學凸透鏡的原理，就拿一個放大鏡，在太陽底下聚焦，把紙點著了；學習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也要自己去獨立思考，為什麼唯心主義是不對的？要通過讀書、辯論和獨立思考，自己最後想透了才能得出結論。我覺得這些才是最有價值的教育經歷。 後來我上了清華，當時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還沒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復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郵電大學。因為成績比較好，又加試了英語，結果我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我就去斯坦福讀了通信技術。 30多年過去了，斯坦福教給我的課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電信技術的基礎。後來我做電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術上誰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眾所周知，斯坦福大學被稱為是矽谷的母校。有資料顯示，矽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創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畢業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這些公司，創始人在斯坦福都沒畢業就出去創業了，把技術變成了現實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效益。 我當時由於是公派留學生，所以從出國的第一天起，就想著回到中國要干什麼。那時候，因為我們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所以教育部對外面的世界也是一點都不了解，也就沒有限制我們出去學什麼，想學什麼都可以。我想，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當時全國才幾百萬部電話，有的地方一個單位都不見得有一部電話，更不要說個人家裡有電話了。而在國外電話的那種普及程度，讓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就選擇了學習電信。所以，我覺得學習是為社會需求服務的。後來，我在電信領域轉向了管理，又轉向了電信政策和電信體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務於這種社會需求。說的大一點，這樣的學習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我在2000年從電信研究院調到北京郵電大學，成為經濟管理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上任之後，我們就發生了非常大的爭論，在學校到底誰為誰服務？是老師為學生服務，還是學生為老師服務？以現在中國大學里的普遍情況來看，不僅是學生為老師服務，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學生也還是在為老師打工！ 很明顯，這些老師就是在賺學生的錢，難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後把自己的教授稱為老闆。這些現象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大學，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學都是聞所未聞的。這個社會的腐敗、學術的腐敗和大學的腐敗，簡直是一塌糊塗、豈有此理！ 不是說學生不能在學習之餘工作賺錢，而是說學生賺了錢歸教授，這在西方絕對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國已經成了普遍現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規定，每個教授帶研究生，要給學校交錢。理由是什麼呢？因為學生幫教授賺錢了，所以教授從學生身上賺到的錢，要分一部分交給學校這就是教育部的規定，帶一個研究生一年要交幾千塊。 這種教育部的規定，不就是和珅規定的養廉銀嗎？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給朝廷一部分。這就是說，你如果不去當貪官污吏，連這個給朝廷的養廉銀都交不起，實在是渾蛋邏輯。 1949年以前，我們的老清華、老北大，或者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的關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師就是盼著學生成才，遇到特別貧困的學生，教授會拿出自己的薪水來貼補學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現在卻是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系。或者說，學生在教授這里打工幾年，給教授賺夠了錢，才給你畢業，這就是一種官方合法的賣學歷。 他們的博士怎麼來的？無非是拿錢買的，而且是拿國家的錢買的。他們以國企或政府部門的名義，給教授一個幾十萬、上百萬的項目，做不做得出來無所謂，這是辛苦費嘛！錢歸教授，找點兒發票湊一湊就報銷出來了。這樣，教授就讓其他的學生替這些人上課、考試、寫論文，或者乾脆外包出去。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專門的產業鏈，就是論文代寫。價格也不貴，幾千塊錢一份，還有信譽保證，不通過不收錢。美國一年才出三萬多博士，中國現在一年就出五六萬博士，世界第一。這不是活見鬼嘛？十個有九個是假的！ 合法的腐敗和灰色的腐敗，做的全都是賣文憑的生意，這就是中國。整個大學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碩士、博士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我2000年到北郵經管院作院長，當時也是滿腔雄心壯志。在我們院的成立大會上，我講話的題目就是為建立中國的斯坦福大學而奮斗。我說，清華號稱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北大號稱是中國的哈佛，我們北郵要為成為中國的斯坦福而奮斗。結果沒過兩個月，我就不敢再提這事兒了。 我同意朱清時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鄧小平搞農村體制改革，包產到戶，說穿了就是一句話：相信農民會種地。一樣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會教書，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員、中央的官員來指揮。因此，我們的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沿著去行政化、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這條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喊出了教育產業化的口號。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賺錢的嗎？教育本身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為目標。西方的名牌大學，即使很多私立學校，也絕對沒有給股東分紅的事。私立大學的董事會，都是聘請的社會名流，能夠代表公共利益，由他們來決定我們的辦學方針是什麼，怎麼樣才能夠最好地服務社會。 闞凱力：這個建議還真不太好說，恐怕還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張，在國內讀完小學、中學和大學，應該先在中國工作幾年，對社會狀況有所了解，然後再出國去讀研究生。這樣可以帶著中國的問題到國外去學習，學完回來能夠有用武之地。當時，對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這樣。但是，今天中國社會環境之惡劣，學校里的腐敗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80年代。所以，我現在主張在國內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這時候，他對中國的文化和基礎知識已經接觸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費青春。 更大的問題是，在我國，現在已經很難培養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畢業生，她的孩子三四歲了，送去全托的幼兒園。這還是一家比較好的幼兒園，花了他們不少錢，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個星期一早上，這個孩子都是哭著鬧著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兒園的門口抱著媽媽的腿，哭鬧著不肯進去。這時，幼兒園阿姨出來了。孩子一看老師出來了，一下子從地上爬起來，把眼淚擦乾，對阿姨說：老師，我來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長在旁邊看著所受到的心靈震撼：我們的孩子，這么小的年紀，都已經學會說假話、拍馬屁了！他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這就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環境里生存。 我還有一個早年的海歸朋友，在國內辦了十幾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終於還是帶著全家離開了中國。我問他為什麼，他的答復是：為了孩子。他說，我們不是為了讓孩子將來成名成家，即使做一個清潔工都可以。但是，要讓他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快樂的人。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發現，這在國內的環境里已經很難了，甚至教給孩子講真話都不行。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很容易成為兩面派。不要說快樂了，有一個正常的心理狀態都難。怎麼辦呢？沒有辦法，只有離開。
㈤ 闞凱力的職業生涯
從清華大學電子系跳到了北京郵電大學的信息學，闞凱力最終選擇了斯坦福大學的電信領域的研究。
闞凱力發現一個特別怪的現象。同自己一起來美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當初在國內全是清一色的默默無聞者，可一到美國，都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觀點獨到的論文、居世界領先級的發明創造，源源不斷地出自他們之手，絕大部分都受到了實力雄厚的公司和科研機構的青睞，並受到了高薪聘請。
他琢磨又琢磨，發現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而是管理和體制。只有把體制改革和管理搞好才是中國求得進一步發展的關鍵。自己既在張家口的廠子里干過，又在信息部呆過，從地方到中央、從基層到機關，各方面的經驗都比較全面，闞凱力想從技術轉向管理。
從小父親就給他講過一個故事：古人韓信求師，師傅問他要學「一人敵」還是「萬人敵」。「一人敵」就是學十八般武藝，將來在戰場上有萬夫不擋之勇；「萬人敵」就是學政治和兵法，將來可以治國安邦。韓信選擇了「萬人敵」，後來果然輔佐劉邦建立了漢朝。
但是文革中的經歷無法使闞凱力斷然去放棄電信管理。畢竟「技術保險、管理危險」：作純技術最多是一個「反動學術權威」，研究管理體制卻有可能成為「現行反革命」，受到最嚴重的迫害。當時，國內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其趨勢還不大明朗。闞凱力為了保住自己小命，不得不放棄電信管理。
是《中國日報》的第一任主編關在漢幫助他堅定了決心，使闞凱力在博士論文中義無反顧地開始研究屬於電信管理的網路規劃。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只有一條要求，就是必須創新，必須對人類知識有所貢獻。但正因為如此，每年都有很多學生只得放棄對博士學位的追求。好在闞凱力的數學功底好，在系統地學習了運籌學的各個分支之後，他的博士論文《本地網路最優化》根據運籌學的網路優化理論，使電信網路的成本最低，最大限度地滿足用戶需求。在這篇論文答辯後的第二年，他的導師在課堂上就開始對學生講起了「闞氏演算法」。
1987年，黨的十三大剛開過，闞凱力在中科院葉培大院士的領導下，起草了中國科學院一個項目的主報告《按照商品經濟規律改革我國通信管理體制》。這篇僅有兩千多字的報告是我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電信體制改革方案，明確提出了政企分開、引入競爭、建立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的股份制公司、逐步對外資開放，以及其他許多電信體制改革的重大措施，被稱為「八個問題」、九條建議」。這是闞教授平生最得意之作，雖然當時掀起了軒然大波，毀譽不一。但後來我國電信體改革的發展完全證明了報告中觀點的正確性，難怪一些人看到這篇1988年的報告還以為是1998年寫的。
從研究技術決策，九十年代闞凱力轉戰電信體制改革。作為電信政策的研究者和建議者，面對中國電信「一分為三」、「網業分離」到「一分為四」，中國電信行業是「豎拆」還是「橫拆」等重大問題，他始終以極大的熱情與嚴肅的態度推進著另外一場重大的改革。
克服了重重困難，以闞凱力為代表的反電信壟斷者最終還是成功了。但是，舊的局面雖已打破，新體制的建立尚需要一段時間電信業內人士的共同努力。這個時候，闞凱力選擇了回歸校園，他打比方說，當時我國的電信業就像辛亥革命後的局面：一方面滿清王朝已被推翻，但另一方面又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孫中山一輩子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宣揚三民主義、喚醒民眾、推翻滿清王朝；第二件事是在辛亥革命之後創辦黃埔軍校，培養革命隊伍，把革命進行到底。通過近年來電信體制改革的親身體驗，闞凱力認識到每一步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和阻力。這里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國電信行業缺少一個市場經濟的幹部隊伍。因此，既然當時中國電信的壟斷格局已經初步被打破，就要在北京郵電大學這個電信業的「黃埔軍校」培養幹部，以他自己多年來的經驗向學生傳授電信業的市場經濟觀念。
㈥ 闞凱力的簡介
闞凱力，北京郵電大學信息產業政策與發展研究所教授，著名電信專家；《電信法》起
草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曾任世界銀行電信政策和發展戰略顧問；主要研究領域為電信及信息產業政策和企業經營策略。70年代中期，正是闞凱力赴美前夕，為打長途電話聯系入學事宜，闞凱力多次奔波於西單電報大樓（因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繁瑣的手續、漫長的等待，惡劣的通話質量，都與他到美國後看到的電話高度普及的現實形成強烈反差。
1987年，闞凱力在中科院葉培大院士的領導下，起草了中國科學院一個項目的主報告《按照商品經濟規律改革我國通信管理體制》。
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位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那裡，完美地結束了碩士、博士、博士後的學業。懷著滿腔的愛國熱情，還有異域高校留給他的全新的技術管理理念，回到了國內，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我國電信改革的事業當中來。
2005年，他一次次站在了風口浪尖。針對IT業界的種種熱點現象，他不遺餘力地進行抨擊。被他抨擊的事件都是人們關注的，觀點也一個比一個尖銳，不少人開始懷疑這種抨擊的用意了，他也因此成為一個中國為數不多的最受爭議的學者。
2011年，發表「中國網速水平中等偏上 絕對價格偏低」
㈦ 闞凱力的工作經歷
1979-1984年國家教委首批公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獲碩士、博士學位。1984-1986年美國太平洋貝爾公司戰略技術評價部經理，負責制定公司的技術發展戰略及重大項目評估；曾任國際電信聯盟美國代表團成員；曾代表太平洋貝爾對美國航天政策提出修訂意見。
1987-1994年任郵電部經濟技術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負責電信發展戰略和技術經濟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9-1996年回到斯坦福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曾負責我國多項技術引進項目,並參與聯通公司籌備工作；曾任世界銀行電信政策和發展戰略顧問。
1997-1999年回國重任郵電部經濟技術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負責中心的科研工作，向國務院領導提交過中國電信重組方案。
1999-2000年在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從事我國電信和信息產業政策及企業經營策略的研究工作；代表我國參加國際電信聯盟的會議及工作。
2000年至今競聘為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現為北京郵電大學信息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
㈧ 闞凱力的介紹
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闞凱力獲得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曾任美太平洋貝爾公司戰略技術評價部經理，中國衛星通信公司特別顧問；郵電部經濟技術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銀行電信政策和發展戰略顧問。研究方向為：信息產業政策及發展戰略。他也是兼信息產業部電信法起草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被稱為「電信業的大炮」
㈨ 闞凱力的人生准則
闞凱力說，當時中國的大學不大理會一項技術對國家或企業產生什麼樣的經濟效益，市場會不會接受這項技術。但斯坦福不一樣，講技術課一定說這東西現在或將來是否有用，它與其它技術比較有無優勢，並且最終必須落實到經濟效益上。闞凱力的博士論文就是如何優化網路、以最低成本贏得最大的利潤。美國矽谷高技術公司百分之七十的CEO都是從斯坦福畢業的，因此被稱為矽谷的母校，闞凱力認為與這種教學思想不無關系。
1980年代中期，ISDN炒得很熱，人們覺得21世紀就是ISDN的世紀，「當時誰要是懷疑ISDN，那就別想在電信界混了。」按照ISDN的理論，用一對線能傳兩路電話，同時還能傳輸一路低速數據，但是很貴，必須對已有的電話網進行很大的改造。闞凱力當時怎麼也不看出ISDN的市場在哪裡：「當時還沒有網際網路，所以數據通信還沒有市場；而如果需要兩部電話，再接一對線就行了，誰願意費那麼大勁、花那麼多錢？」闞凱力這樣說承擔了很大的風險，因為那時候與AT&T剛分家，自己作為公司戰略技術評價部的經理，對已經被公認的ISDN提出質疑，不是有損太平洋貝爾公司和自己的形象嗎？但闞凱力在部門的報告中明確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堅決反對在ISDN上大規模投入，提出了「高舉大旗，原地踏步」的策略：一方面公司建立了ISDN的演示室，表面上宣傳要大搞ISDN，另一方面卻一點也不投資，至少要等到市場情況明朗以後再說。這樣，其它幾家從AT&T分出去的「小貝爾」公司在ISDN上投入了幾億、幾十億的美元，但「扔到海里連水泡都沒看到一個」，而闞凱力制定的這種策略為太平洋貝爾公司避免了巨大的損失。 闞凱力解釋當他在太平洋貝爾任職期間，國際上涌現了大量名目繁多的「新技術」，例如其中就包括人工智慧和以此為基礎的「第五代計算機」。但是，闞凱力對這些東西卻始終懷疑。「我能從斯坦福大學拿到博士，至少說明我不笨，不怕被人說自己是『愚蠢和不稱職的人』。但是我對計算機也研究了不少，連第二代計算機都沒看到，怎麼一下就冒出個第五代？」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就從一個最出名的人工智慧公司借了一套演示軟體，據稱只需描述一頓飯菜，人工智慧就能判定應該配什麼樣的葡萄酒。闞凱力在公司的會上當眾輸入麥當勞漢堡包的特徵：什麼樣的形狀，什麼樣的配料，結果計算機還引經據典地顯示出應該喝某公司在某地某年出產的高級紅葡萄酒。「在麥當勞吃漢堡，誰還花幾十美元喝什麼酒啊？」闞凱力回憶當時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後合，而人工智慧和第五代計算機的神話也就在公司里不攻自破了。
㈩ 目前世界上的4G技術有哪些
4G首發標准論戰
一方面是設備商爭先恐後樹起的4G概念，一方面是學術界對於這個概念的不置可否，4G始終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但有一點可以達成共識：下一代移動通信的接入網是一個運行純IP的無線寬頻網路，所有業務將以IP為基礎，並因此而繼承了互聯網全開放的特性。
對此，北京郵電大學的闞凱力教授認為：「所謂的4G標准已經是現成的了，就是已經迅速普及的WIFI和WiMAX固定版本802.16d。現在對於4G標準的討論完全是多餘的。」」
正方：搶跑4G標准當先
闞凱力的觀點向來與主流背道而馳，這次也不例外。
從國家層面看，各國對每一代移動通信的話語權的爭取都寄予了應有的厚望。
據記者了解，在3G走向商用的同時，國外有關4G的研究已經小有成果，歐盟、日本、韓國都啟動了相關計劃，三星、西門子、摩托羅拉等企業以及運營商NTT DoCoMo都在研究方面相對領先。
2001年, 中國高技術研究計劃(863計劃)就啟動了面向後三代/四代(B3G/4G)移動通信發展的重大研究計劃 — 未來通用無線環境研究計劃(FuTURE計劃)。
國家863計劃通信領域專家組成員、清華信息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副主任王京介紹說，4G國際標准現在還未確定，2007~2008年，國際電信聯盟將會徵集4G標准。據悉，中國已經計劃在2007年後向國際電聯提交4G標准。
為了在4G中提前部署標准戰略，自2005年10月開始，中國有關方面專門成立了「未來移動通信論壇」，掛靠在中國移動通信標准化協會下面。目前該論壇現已吸納了33家會員，這些會員包括國內外眾多知名的通信運營企業，製造企業和研究院校，如西門子，愛立信，華為，中國移動，清華大學等。同時該論壇也在積極與相關的國內外標准化組織和產業聯盟合作，目前已與國外民間標准組織WWRF， mITF， NGMC正式簽署了雙邊合作協議。
不過，持保守態度的北京郵電大學教授袁超偉認為：「為了保證未來我國4G標准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最好還是盡量遵循ITU的發展標准和演進路線。」
實際上，在國家標準的准備過程中，中國已有了具像化的成果。
無線傳輸的高清視頻節目流暢清晰，移動中，無線網路傳輸能同步下載兩部電影，並同時播放兩部高清電視節目。1月28日，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正式對外開放的4G外場試驗系統現場，人們感受到了4G時代的便捷生活。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基於分布式無線網路的第四代移動通信現場實驗系統，具有在移動環境下支持峰值速率為100Mbps的無線傳輸及高清晰度互動式圖像業務演示等功能。
負責項目實施的項目總體組組長、東南大學移動通信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尤肖虎告訴記者：上海的4G外場實驗系統引入了世界上最復雜的技術，如IPv6核心網路、IPTV高清晰度業務與移動通信的切換技術等等。如果說3G是在技術標准制定末端介入，那麼4G研究我們則是從起始端介入，5年的研發，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技術創新框架。
據介紹，為國際標准提出而特設的上海4G實驗網通過國家驗收後，國家將啟動重大專項「新一代寬頻移動通信網」，包含有4G的關鍵技術研究和標准化工作。
反方：開放平台無所謂標准
目前國際電聯對4G基本的技術要求是，在移動狀態下達到速率100兆比特/秒，靜態和慢移動狀態下達到速率1G比特/秒。與現有的移動通信技術相比，4G的傳輸速度可提高1000倍。
而什麼是4G？有哪些技術途徑來實現？目前4G有來自ITU定義、WiMAX、4GMF和通播網等幾個觀點。但都尚未蓋棺定論。不過，闞凱力認為：「4G最基本的特徵是全分組交換，所有業務以IP為基礎，而這就是Wi-Fi和WiMAX。現在的爭論集中在如何完成移動終端在WiMAX基站之間的切換上面，也就是WiMAX的移動版本802.16e。但是，這種切換完全可以由終端設備和服務提供商來完成，根本沒有網路運營商和設備商什麼事兒。所以，固定版本就夠了，移動版本的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他的說法得到了美國無線通信中心主任，4GMF論壇主席盧偉的詮釋。盧偉介紹說，講到三代、二代或者以前的移動通信，我們會聯想到電信。而4G的明顯概念是超越了傳統的電信領域，可以用在電信以外的行業，包括航空業，國內講的專網、鐵道網等，是一個開放的不受局限的平台。舉個例子，以後坐飛機可以上網，會比在地面還便宜，就是因為本身是開放平台，不限於GSM或者是什麼通信網路。「飛機與飛機之間聯成一個大的網路，這是一種非常廉價的寬頻網路，這就是4G的概念。」
那麼，如何用固定版本的WiMAX實現移動終端在基站之間的切換呢？闞凱力具體解釋說，移動終端最清楚地了解哪個基站的信號最好，因此就選擇通過這個基站與服務提供商之間傳遞信息。如果終端移動了，另外一個基站的信號變得更好，那麼終端只要通知服務提供商把以後的數據包傳送到這個新的基站的IP地址就可以了，從而完成了終端在基站之間的切換。這樣，在整個切換過程中完全不需要網路本身的參與或控制，而且比由網路控制對基站進行切換更簡單、更經濟。所以說，「現成的WIFI和WiMAX固定版本802.16d已經足夠了，802.16e和4G的絕大部分討論都是沒有意義的，標准即使制定出來也是畫蛇添足。」
那麼，為什麼包括WiMAX論壇在內的世界絕大部分機構和企業都在研究WiMAX的移動版本呢？闞凱力教授認為，「這完全是利益驅動。」他說，互聯網的本質特點是沒有中心控制，而互聯網的無線延伸WIFI和WiMAX固定版本也完全繼承了這個特點。但是，這就使電信運營商失去了立足之地，失去了依靠對物理網的控制而牟利的任何機會。因此，這種全分散的無線寬頻技術必然會受到運營商的抵制，必然千方百計在本來沒有中心的網路中人為地造出一個中心來。這樣，他們就把本來為2G和3G的電路交換服務的網路控制技術搬過來，企圖移植到根本不需要這種中心控制的分組交換的無線互聯網上，變成了現在的802.16e。
「對於設備製造商來說，他們的利益與電信運營商是一致的。」闞凱力進一步解釋說，WIFI和WiMAX本來只負責OSI七層協議中最下面的物理層和連接層，不過是替代有線連接中的兩根導線而已，所以功能簡單，自然也就成本低廉。「一個WIFI設備只需要幾百元人民幣；一個WiMAX基站一年前在美國的報價才一萬美圓，現在應該更低，製造商根本沒有多少錢可賺。」與此相反，電路交換的2G和3G設備卻要負責從物理層的物理連接到應用層的業務提供這七層的全部功能，功能復雜，自然也就設備昂貴。所以，他們也與運營商一樣，積極地在本來極其簡單的WiMAX系統中塞進擴大其功能的中心控制。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照顧電信運營商這個自己的「老主顧」，也才能多賣錢、多牟利。
就此觀點，闞凱力教授在去年7月份北京的一次國際會議上，與WiMAX論壇亞太地區的負責人交換過意見，得到了對方的完全認可。不僅如此，闞教授還在會議上公開批評了WiMAX論壇不敢與3G公開對峙而自稱「互為補充」的軟弱立場，並指出WiMAX論壇的這種表現，完全是因為電信運營商和為其服務的設備製造商占據了論壇的主導地位。今年1月份在日內瓦召開的一次國際電聯(ITU)研討會上，闞教授再次重申了他對WiMAX移動版本的觀點，並得到了WiMAX論壇全球負責人的私下認同。
正是因為持有上述觀點，所以闞凱力教授對4G的看法是「在全世界還在激烈爭論4G標準的時候， 4G在實際上已經迅速地普及推廣了。人們已經用上了，不過自己還不知道而已。」(蘇娟)
據了解，目前世界上有七家運營商成立了NGMN組織(一個4G產業聯盟)，他們倡導以運營商的業務層為主，而非像往常一樣關心網路層、物理層，也幾乎與無線網路或者4G沒有什麼關系。他們對此的說法是：「運營商本身一直在尋找一個好的服務的模型，以服務為主的，未來用戶應該不在乎這是3G還是4G，在乎的是業務的問題。」
作為一個產業聯盟，他們似乎並不急著制定4G標准。「或者可能更希望制定業務標准，和無線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盧偉說，無線有很多層，從高層到底層，從運營層到網路層，一直到無線的介質層和傳輸層，但顯然這些運營商在尋找一種好的業務模式，僅僅做到上面那一部分，但很有意義，因為沒有好的服務模型產業起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