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章晉上大學了嗎

Ⅰ 天降雄獅與事實不符合的地方

公元前55年,古羅馬執政官、敘利亞總督克拉蘇率領四萬大軍遠征帕爾提亞(中文名安息,即今伊朗)。公元前53年夏,克拉蘇軍被帕爾提亞騎兵誘入美索不達米亞沙漠深處,先頭部隊六千人在卡爾萊城一帶被帕爾提亞主力全殲,其指揮官、克拉蘇的小兒子普布利烏斯自殺。殘餘的羅馬軍隊向阿爾明尼亞方向撤退,被帕爾提亞人包圍,克拉蘇被俘殺害,萬餘羅馬軍人被俘,一個騎兵隊突圍。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韓邪單於歸附漢朝,其兄郅支單於向西域發展,在今哈薩克江布爾修築郅支城,與漢朝為敵。公元前36年(漢元帝建昭三年),漢朝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征發西域十五國兵以及漢朝西域屯田吏士總計四萬餘人,長途跋涉進攻郅支城。郅支率軍堅守,百餘騎兵在城下賓士,百餘步兵夾門擺開魚鱗陣。漢軍箭弩齊發,敵騎、步兵退回城內。夜晚,漢軍火燒郅支重木城,進攻土城。天明,漢軍攻入城中,郅支受傷而死,漢軍斬殺閼氏、太子、名王以下1518名,活捉145人,收降一千多人。漢朝與呼韓邪單於和親。《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張掖郡下設有驪靬縣。以上三個孤立的歷史事件,近二十年來,成為媒體反復炒作的素材。1989年9月29日《參考消息》刊登法新社消息，說澳大利亞人戴維·哈里斯，在甘肅永昌發現了公元前36年由古羅馬帝國潰敗軍隊定居的一個名為「利堅」的城市。同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郗永年、孫雷鈞的報道，稱「中國、澳大利亞、蘇聯的史學家聯合研究，西漢元帝時代設置的驪靬城是用作安置羅馬戰俘的，這座城市在今甘肅永昌縣境內。這一發現不僅解開了公元前53年，一支六千多人的羅馬軍隊在波斯戰敗突圍潰逃、不知下落的歷史之謎，而且對研究中外關系史有重大意義」。此事引起當地領導的高度重視，立碑、建亭、雕像、圈圍殘存城牆，將其作為地方旅遊資源而大加宣傳。十幾年來各地報紙發表了百篇以上的通訊報導，拍攝了多部電視專題片，出版了小說和電影劇本，宣揚驪靬城的「傳奇歷史」。在媒體的反復轟炸下，一般讀者都信以為真，相信二千多年前確實有古羅馬軍團東歸今甘肅永昌縣。

其實，哈里斯等人的說法，不過是拾牛津大學教授德效騫（Homer
H.Dubs）的牙慧而已。1957年，德效騫發表《古代中國一座羅馬人的城市》（ A Roman City In Aneient China ）的文章。（
屈直敏譯本，刊於《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2期
），推測公元前53年古羅馬克拉蘇兵團在卡爾萊失敗後，被俘的一萬余軍人被迫在安息東境守邊，有些人東逃成為匈奴人的僱傭軍，參與公元前36年的郅支單於城保衛戰，戰敗後被漢軍俘虜，漢朝將他們安置在今甘肅永昌縣南，命名為驪靬城。

報道中提到的三國四位史學家至今沒有發表過任何關於相關研究論文或專著。其中陳正義《驪靬絕唱——最後的古羅馬人之謎》（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雖宣稱「以可靠的史料寫成」，卻在關鍵之處率意敷衍聯綴、想像編造，根本不是嚴肅的歷史學論著。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台灣余英時、楊希枚、邢義田，蘭州大學劉光華、汪受寬，湖南師大莫任南，復旦大學葛劍雄，北京師大楊共樂，甘肅省考古所張德芳，《青年參考》黃章晉，清華大學張緒山等學者，都發表過文章，對古羅馬軍團東歸驪靬城的說法提出質疑。

綜合德效騫等人古羅馬軍團東歸驪靬說的理由，以下歸納為八條予以評說：

一，卡爾萊戰役後，卡拉蘇的大兒子普布利烏斯率領的突圍逃亡大軍流徙中亞，投奔郅支單於 。從羅馬史可知，克拉蘇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馬古斯（Crassus,Marcus
Licinius）公元前53年隨凱撒在高盧作戰，帶兵焚燒門奈比人的村莊、房舍，擄掠其牲畜和人口，迫使其前來求和（ 凱撒《高盧戰記》，商務印書館
，1982）。隨克拉蘇作戰的其幼子普布利烏斯（Crassus，Publius
Licinius），在卡爾萊戰役一開始就兵敗自殺。逃出的那支騎兵隊是由財務官蓋烏斯·卡西烏斯·龍吉努斯統率的。公元前51年，他們還鎮壓了耶路撒冷猶太人的起義，並渡過幼發拉底河擊敗安息人的進攻（
卡瓦略夫《古代羅馬史》，商務印書館 ，1957）。三人都不可能率隊逃歸郅支單於。
二，作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不會築城，郅支單於的重木城只能是得到了羅馬人的技術援助。
《漢書·甘延壽陳湯傳》記載郅支築城過程：「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沒有古羅馬軍人參與。匈奴人雖然是游牧民族，卻很早就會築城。《漢書·匈奴傳》稱，公元前123年，漢軍將領（匈奴人）趙信投降，匈奴築趙信城居之。後來衛律投降匈奴後，也建議「穿井築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守之」。上世紀40-50年代，前蘇聯考古工作者在外蒙古和貝加爾湖地區發現了十多座匈奴人城址。匈奴人有幾十年的築城經驗，郅支單於築城根本不需請羅馬軍人指導。《漢書·匈奴傳》載郎中侯應說：「至孝武世……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顯然，漢時的城牆既有泥土夯築，也有石城、木城、水城。漢字邊塞的塞、城寨的寨，意符為土、為木，也說明古人築城或以土、或以木。凡重要的城池或邊塞要地，都是城外有郭的所謂重城。重木城並非僅羅馬人有。

三，郅支城戰役中，一支百餘人的步兵夾門擺成魚鱗陣，就是古羅馬的龜甲針，他們肯定是羅馬軍人。「排列魚鱗形這樣的戰陣需要高度的訓練和紀律，這不是任何游牧部落如匈奴所能做到的。」
郅支單於城外的魚鱗陣，猶如《左傳》中的魚麗陣，是指步兵擺成了前後交錯有序、便於運動的陣法。世界軍事史稱，龜甲陣是古羅馬軍用盾牌密集護衛戰斗隊伍的陣法，「能有效的擋住箭矢」。而《漢書·甘延壽陳湯傳》載，擺魚鱗陣的步兵，一遇漢軍射箭便逃進城裡，哪裡是龜甲陣呢？即使魚鱗陣真的是龜甲陣，也並非僅羅馬人可為，中國古代也有類似陣法。如《呂氏春秋·貴直》言，「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所謂犀蔽屏櫓，就是密集排列於軍隊之前以屏蔽箭矢的牛皮盾牌。所以，不能以魚鱗陣作為這些步兵是古羅馬軍人的證據。

匈奴人與秦漢長期作戰，其軍隊組織嚴密，戰法高超。例如《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公元前200年白登山之役道：「高帝（劉邦）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試問，匈奴軍隊在冒頓單於時就訓練有素，怎麼到郅支單於時反而缺乏訓練和紀律呢？

四，漢軍「生擄」的 145
人，與「在郅支單於城外夾門魚鱗陣的百餘人相比，我們可以肯定這是同一支軍隊」，「這些羅馬人可能是自願選擇了跟隨甘、陳到中國」。
將漢軍活捉的145人說成是開戰時在成為擺魚鱗陣的百餘步兵，沒有史實根據。即使這145人真是羅馬軍人，也沒有將他們帶回內地。甘延壽、陳湯戰後就將「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漢書·甘延壽陳湯傳》
）。甘延壽、陳湯得勝回朝途中，有人告發陳湯貪占繳獲的財物，司隸校尉命令沿途官員「系吏士按驗之」，陳湯上疏抗議道：「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於……今司隸反逆收系按驗，是為郅支報仇也！」（
《漢書·甘延壽陳湯傳》 ）清楚的說明隨行入塞的是在西域作戰立功的吏士，哪裡有什麼自願跟隨到中國的羅馬軍人？

五，「到達漢朝的羅馬人被安置在一個專門為他們在邊境建立的城鎮，該城即被冠以羅馬之漢名——驪靬」。「《後漢書·大秦國傳》開頭寫到『大秦國一名犁鞬』，可見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張掖郡10縣共24532戶88731人，每縣平均8000-9000人。即使真的有這145名羅馬戰俘，漢朝怎麼可能為他們專門設縣築城呢？最近又有報道稱，來驪靬的羅馬軍人為「數千人」，歷史難道是可以沒有根據隨意亂說的么？20世紀出土漢簡多次提到驪靬縣，如「驪靬萬歲里公乘兒倉，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劍一，已入，牛車一兩」（
《居延漢簡甲乙編》 334·33）。「■和宜便里，年卅三歲，姓吳氏，故驪靬苑斗食嗇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遷為■」（ 金關
73EJT4.98）。紀年簡牘說明，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以前就有驪靬縣，該縣絕不是為被俘羅馬人建立的。《後漢書·西域傳》說：「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說大秦國在安息的西南方。而《史記·大宛列傳》張騫說：「安息……北有奄蔡、黎軒。」黎軒（「驪靬」異譯）在安息北方，與大秦不在一處，本非一國。清朝學者郭嵩燾在《史記札記》卷5下指出：《後漢書》稱「大秦國一名犁鞬」是錯誤的。學者研究，張騫所說的黎軒，是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的對音，具體指瑪爾吉亞那的亞歷山大里亞城。當時漢朝與羅馬沒有使節來往，對其情況一無所知，怎麼可能以其作為新置縣的名稱呢？

六，在永昌縣者來寨城址曾出土有古代的銅錢、鐵鍋、鐵鼎、鐵砸、瓷壺等文物，說明該城與古羅馬軍人有關。臨近的杏花村挖出一根一丈多長的圓木，可能就是古羅馬軍人築重木城用的。「臨近的河灘村則出土了寫有『招安』二字的橢圓形器物，專家認為，這可能是羅馬降人軍帽上的頂蓋」。武威市出土隋朝驪靬縣令成蒙的墓誌銘，「對於進一步揭秘古羅馬軍隊定居甘肅河西走廊也有其重要作用。」
出土的銅錢全都不知去向，無法說明問題。出土的鐵鍋等文物，《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指出「均出自元代」。杏花村的圓木，肯定不是郅支單於重木城的木料。一則，郅支單於城距永昌近萬里，人們有什麼必要將其長途運來河西？二則，古代城牆一般高達15米以上，其外的木城不可能只高5-6米（一丈多長）。「招安」一詞五代開始出現，宋、元時大量使用，有什麼根據說有「詔安」二字的器物是漢代歸降羅馬軍人用的？至於隋朝驪靬縣令的墓誌銘，只能作為古代確實有過驪靬縣的實物佐證，與古羅馬軍團問題有什麼關系？

七、
「在驪靬城周圍的幾個村落，至今還有一二十戶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徵：高鼻樑、深眼窩、藍眼珠，頭發自然捲曲，胡須、頭發、汗毛均呈金黃色，身體魁偉粗壯，皮膚白皙」。「他們是失蹤的古羅馬軍團的後裔」
。
研究表明，我國西部早期的居民，有高鼻深目的塞種人（ Sakā ），河西古居民月氏人和烏孫人也是「青眼、赤須、狀類彌猴」（
《漢書·西域傳》顏師古注
），漢朝在河西設置的供歸附民族居住的屬國，其中也不乏歐洲種人。張騫通西域後，河西走廊成為陸上絲綢之路的主要通道，自漢至清無數西方使節、商人、僧侶、學子、遊客通過走廊到中原皇朝朝貢、貿易、布教、求學、游歷。元朝在永昌一帶曾有色目人駐軍，其中有些人因事滯留定居，娶妻生子，成為當地居民。此地某些人群，具有歐洲人種特徵不足為怪。

而且，亞平寧半島的居民是黑頭發黑眼睛的南歐人，而黃頭發藍眼睛是北歐人的體征，假使當地居民真是金黃頭發，反而證明他們不是古羅馬人的後裔。

近年，有學者對永昌所謂古羅馬人後裔進行DNA技術測量。媒體透露，「鑒定結果顯示，羅馬軍團後裔聚居的折來寨村民提交的91份全血血樣，全部為中亞和西亞血統」。古羅馬在歐洲亞平寧半島，與中亞、西亞有什麼關系？況且，即使這些人的DNA與今天義大利人的完全相同，能測定他們是兩千零四十年前來華的古羅馬人後裔么？為什麼不能說是唐代、元代或是其他什麼時候來的呢？

八，當地人有蒸牛頭形饅頭祭祀的習俗，「可能是古羅馬降人代代傳下來的」，當地還有「古羅馬人鬥牛的遺風」。

祭牛、鬥牛，是農耕民族普遍的風俗。春秋初年，秦文公就建怒特祠，以祀牛神。宋代有牛王廟（ 宋何蘧《春渚紀聞》卷
3）。晚近南北各地，頗有祭祀牛的節日。至今浙江金華以及苗、彝、黎、侗、布依、回族等，都有鬥牛活動，多數是以牛與牛相鬥。國外，古代近東地區有始於公元160年的牛祭；有源於愛琴海東部，擴展至印度河流域到歐洲多瑙河地區的公牛崇拜（bull
cult）；有被成為西班牙「國術」的騎士鬥牛（bullfighting）；唯獨古羅馬既沒有牛崇拜，也沒有鬥牛之俗，有的只是人斗獸和人斗人。專家們如果不是疏忽，就是有意蒙騙輿論。

又有報道說，當地人愛吃的蔥油餅，就是羅馬比薩餅。比薩餅通常是在發酵的圓面餅上覆蓋番茄醬、乳酪和其他配料由烤爐烤制而成，蔥油餅是死面夾層塗抹蔥、鹽，在鍋中油煎而成，二者毫無共同之處。

總之，羅馬軍團東歸驪靬說充滿矛盾，毫無歷史根據，是徹頭徹尾的偽造歷史。

Ⅱ 天降雄獅國王公告設置

其實，哈里斯等人的說法，不過是拾牛津大學教授德效騫（Homer
H.Dubs）的牙慧而已。1957年，德效騫發表《古代中國一座羅馬人的城市》（ A Roman City In Aneient China ）的文章。（
屈直敏譯本，刊於《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2期
），推測公元前53年古羅馬克拉蘇兵團在卡爾萊失敗後，被俘的一萬余軍人被迫在安息東境守邊，有些人東逃成為匈奴人的僱傭軍，參與公元前36年的郅支單於城保衛戰，戰敗後被漢軍俘虜，漢朝將他們安置在今甘肅永昌縣南，命名為驪靬城。

報道中提到的三國四位史學家至今沒有發表過任何關於相關研究論文或專著。其中陳正義《驪靬絕唱——最後的古羅馬人之謎》（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雖宣稱「以可靠的史料寫成」，卻在關鍵之處率意敷衍聯綴、想像編造，根本不是嚴肅的歷史學論著。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台灣余英時、楊希枚、邢義田，蘭州大學劉光華、汪受寬，湖南師大莫任南，復旦大學葛劍雄，北京師大楊共樂，甘肅省考古所張德芳，《青年參考》黃章晉，清華大學張緒山等學者，都發表過文章，對古羅馬軍團東歸驪靬城的說法提出質疑。

綜合德效騫等人古羅馬軍團東歸驪靬說的理由，以下歸納為八條予以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