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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蔡元培與北大的關系
蔡元培曾兩次擔任北大校長.
第一次:1916. 12 ----- 1927. 7
第二次:1929. 9 ----- 1930. 12
詳見:http://www.pku.e.cn/about/deans.htm
許多人都覺得「北大精神」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到底什麼是「北大精神」，
實在難以界定。可是，說蔡元培的胸襟與領導作風是「北大精神」眾多因素中的核
心，一點也不誇張。如果你我都承認北京大學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扮演了一個獨
特的重要角色，那麼，蔡元培使北大成為一所偉大的學府，他的成就顯然是無出
其右的。其實，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種種話題那麼引人注目，以至已經超出了純粹
學術研究的范圍，走進傳說及神話的領域了。自然，並不是所有歷史要人都受到像
我們今天這樣的紀念的；這種盛事為傳說而設，也是傳說賴以流傳不滅的原因。
要寫像蔡元培這樣一個超凡入聖的人物殊非易事，因為難於在真實的歷史人物本
身和傳說對歷史事實的渲染之間持平。兩者都屬於歷史，都不可偏廢。
我想從一個簡單但又常被忽視的觀點說起：時勢造英雄。蔡元培的偉大不光
是他自身的條件造成的，而是環境的因素造就了他的角色。蔡元培本人也承認這
一點。在一九二九年的《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中，他糾正了北大同人以為
他們的大學乃天之驕子的自滿，並提醒他們，在五四運動期間，北大是中國惟一的
國立大學，故而影響必大。換言之，蔡元培明白，北大在五四時期之所以舉足輕
重，泰半是由於該校顯要的地位使校內的一舉一動都必然備受注意。它是當時惟
一的國立大學，而且位居首都——雖然這並不能保證北大一定優良，但那裡發生的
事總是惹人注目的。
當一九一六年孫中山鼓勵蔡元培接受北大的聘請時，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
這個講壇去影響國事。蔡元培似乎也意識到，這所最高學府就像個揚聲器，誰通過
它說話，它就能把誰的聲音放大。乎從一開始，蔡元培晉身北大就多少懷有政治目
的。這並不是說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是為了從政——這種想法是他所不屑的——而
是說，他清楚了解教育和文化領域是權力之所在。一般認為新文化運動主要是關
於文化的，但很明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文化權威是建築政治權威
的眾多基礎之一，因此政治文化比表面上的政界更值得注意。蔡元培清楚地認識到
這一點，於是尋求以教育和文化領域中的權力來影響國計。
蔡元培了解到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關的，但他仍然相信，知識分子需要開辟自
己的領地去發揮影響力。他尋求把知識分子從長期對國家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好
讓他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發展為知識而知識的能力，而不單是為了順應當權
者的政治需要。因此，他在北大的首要之務就是要創造高瞻遠矚的眼光，切斷學
生心目中大學文憑和國家俸祿的等同關系。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著名的《就任北京大
學校長之演說》中，蔡元培尋求消弭遺留在學生和教授意識中的科舉心態，給與
他們新的大學觀：
諸君來此求學，……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
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
，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
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
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
又何必來此大學？
蔡元培的這番話是要表明，他對北大眾人寄予厚望。他認為，如果他們有領導
社會的道義，他們就必須出類拔萃。
一年之後，蔡元培在北大成立進德會以提倡正直的德行。他又一次表示，他
期望知識分子成為社會棟梁。要加入進德會的師生須戒酒、戒賭、戒嫖。蔡元培
甚至要求會員不做官吏、不做議員。大學同人若要做社會領袖和模範，就不能向狹
隘的政治利益妥協；他們要做勇敢的人，在社會墮落、政治腐敗的濁世中伸張正
義。蔡元培說：
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斗，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
學，明季之東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今則眾濁獨清之士，亦且踽踽獨行，不
敢集同志以矯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現象也。
蔡元培試圖藉著前人的榜樣在北大創造一種使命感，勉勵師生以繼承知識分子
獨立思考的傳統為己任，面對挑戰永不退縮。蔡校長刻意把北大與敢於反抗的精
英傳統聯系起來，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信念灌輸到北大師生的頭腦中。蔡元培對
知識分子作為領袖和道德模範的強調，是與儒家的觀點一致的。不難看出，蔡元培
在努力塑造現代知識分子的形象時，他一些最重要的想法是從中國歷史的倉庫中
借來的。
盡管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多種多樣，而且涉及校園生活的各方面，然而，沒
有一條政策的影響力比得上他那奉為金科玉律的基本哲學精神，那就是開明的頭腦
，求知的誠意，以及批判的思維。這精神可以用「兼容並包」或「兼收並蓄」來概
括。蔡元培的哲學取向基本上具有世界主義的特質，反映出他相信各家思想都有
其可取之處，具有真知灼見的思想家不會去遏止其他聲音，而會去鼓勵各種方向的
學術探究，從而豐富自己的資源。蔡元培對這種取向的強烈信念與他對理學正宗的
憎惡是一致的。他是在清朝最後的數十年間，在理學的薰陶下長大的，因此認為
僵化的理學正宗是造成中國百年來陷於列強圍困的主要原因。
正是清朝固執、陳舊、封閉的學術體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導致他在二十
世紀初年採納了革命政治，而後旅歐尋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毫無疑問，他在德
、法大學校園內所度過的歲月，特別是德國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
育哲學，對他在這些問題上的想法有過很大的影響。當然，也不可抹煞蔡元培本
身深厚的中國古史知識，以及他從百家爭鳴時代之中獲得的學術活力。在其思想核
心處，蔡元培深以為國家干預國民的學習生活是錯誤的，把對理念的思考和討論定
為政治罪也是錯誤的。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總長時已經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
：
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
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准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
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准，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認為，學術生活的政治化，尤其是在北大這種與官方文化緊密聯系的機
構，已導致精神生活完全呆滯，妨礙國民進步。為確保政府不幹涉校務，蔡元培
在北大掌舵之後即制定一套學術自治政策。他仿效在歐洲時考察過的一些大學，
建立大學評議會，成員由同事互選，並在各系開設教授會。這些體制負責起北大最
重要的決策，維護知識分子自理的權利，使其免受政客外行的干擾和截然不同的利
益所左右。
這些基本信念——相信大學是特區，相信知識分子領導社會責無旁貸，相信
所有思想都應受到尊重並得到表達的機會——指引著蔡元培動手改革北大。蔡元培
促進學術多元化的顯例見於他的招聘政策。一個教授只要才能出眾，蔡元培就願
意僱用，並不取決於政治或經驗的測試。一個人不必信奉任何政治思想、贊成某
家學說或年屆幾許，只要學有所長便在招聘之列。因此，北大既有陳獨秀，又有辜
鴻銘，既有錢玄同，也有黃侃。用人而容許這樣不同的學術和政治傾向並存，可
見蔡元培胸襟廣闊。這意味著他不把真理定於一尊，而且明白，兩個持相反的觀點
的人，在教學上都能使學生有所得益。
蔡元培相信，通過對同一問題不同觀點的比較、對照，學生既會在學術上增
強信心，也可獲得知識。在這種信念支持下，蔡校長很尊重學生的辨識能力，同
時他也懂得，學生要在學術上成熟，首先得接受學術的挑戰。蔡元培就像父親一
樣，既悉心引導自己的孩子，但又不剝奪他們自己去嘗試，去犯錯的自由。他鼓勵
北大學生好好把握自己的學習機會，依靠自己去求得思想解放。在實際行動中，蔡
校長大力支持學生的課外活動組織。五四運動前後年間，北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
學生社團，例如新潮社、國民社、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生儲蓄銀行、畫法研究會
、書法研究會、靜坐會、哲學研究會等等。
當然，蔡元培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根除所有師生的陋習。即使在他到
任之後，許多師生依舊尋歡作樂，賭博、嫖妓、曠課——這些使北大的聲譽在辛亥
革命後最初幾年嚴重受損的行為仍在持續。這只要翻翻當時的《北京大學日刊》，
便可一目瞭然。然而重要的是，蔡元培致力在北大營造一種開明、活躍的學術氛圍
，成功地使一小部分人投身於北大有史以來最嚴謹的生活之中。五四運動前後，北
大是全國最生氣勃勃的機構，是新文化運動的知識能源。源自北大的新思想和參
與感，以及相信中國青年既有權利也有義務發表意見的信念，對一個從來都是厚古
薄今、重傳統輕革新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大革命。從一九一七年到二十年代初，
蔡元培把北大驚人的能量釋放出來，宛如在一潭死水中發現了生命的奧秘。
不難想像，蔡元培在這所最高學府中培育的新氣象引起了政治、文化保守分子
的反對。這些人當然不願意支持新的思維方法或新的文化權威。一九一九年冬，面
對林紓等守舊分子以及與安福系結盟的政治反動派的攻擊，蔡元培義正辭嚴地維護
了北大的各種革新實驗。他的帶頭作用也激勵了其他人站出來擁護學術開放。蔡
元培來北大前已認識到，教育和文化具有其獨立的權力根源，因此他敢於直面對
他本人及其學校的恫嚇。由此也可看出，教育家的角色是可以多麼的政治化。這並
不是說蔡元培想挑起類似一九一九年那種與軍閥政府的對抗。事實上，學生在五
月四日上街遊行之前，蔡校長就已經千方百計地阻止他們；事件發生後，他也一
再力勸他們停止抗議，回校復課。示威行動數月後，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國學生的
信中這樣寫道：
吾國人口號四萬萬，……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
萬分之幾。……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
絕對犧牲之乎？
雖然蔡元培過去從未對政治積極性與學習的關系闡述得如此明確，但他顯然相
信二者之間應涇渭分明，而學生的愛國熱忱已越雷池。然而，我卻認為，蔡元培
就任校長以來，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向北大全體學生傳遞著復雜的信息。通過鼓勵
學生獨立思考並在社會上擔當領導角色，蔡元培實際上為一九一九年爆發的五四
運動鋪了路。
蔡元培在北大任職的後期，確實一直未能解決學校如何既在文化和教育領域
行使權力，而又不積極參與政治斗爭這一棘手的問題。他認為，政治斗爭只會干
擾學校貫徹其學術研究的宗旨。蔡元培於一九一七年接受北大校長一職，是因為
他知道，這所最高學府會為他提供一個獨特的講壇去影響國事。然而，他沒有預
見到其他人也同樣會看中北大這一位置所能產生的威力，而利用它來別有所圖。蔡
元培相信權力可以通過文化來行使，而直接的政治行動也可以盡量避免，這想法
在當時的情況下未免過於謹小慎微。二十年代的中國，政治與社會形勢都很危急，
難怪北大的學生不滿足於閉門造車，空談救國，也難怪五四運動以後北大變得越來
越政治化。教育與文化直接導致學生參與政治，而蔡元培對此卻束手無策。
這種情況自然使蔡元培感到沮喪；二十年代各路軍閥在首都的倒行逆施也使
他不滿。實際上，整個二十年代，他與北京顯然聚少離多。一九二一年的一大段
時間他都不在北京，一九二二年末又再度離京，一去不返。雖然直到一九二七年，
他都是名義上的校長，但其實二十年代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蔣夢麟在北大主持
日常校務。正如蔡元培後來所寫的：「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
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蔡元培這樣寫無疑是過
謙了，但我仍然相信，他本人認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失敗的。
他本想把北大辦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機構，使之與歐洲歷史最悠久、最負盛名的大
學看齊。他當然知道，比起從前，他的改良措施已使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變成生機
勃發、充滿理想的地方，但他也認識到，他要把北大改造成世界級研究中心的計劃
，在二十年代中國的政治形勢下遭到了挫敗。二十年代的政治斗爭使北大偏離了
學術的軌道，這是蔡元培深感遺憾的。如前所述，在一九二九年北大成立三十一
周年之際，蔡元培正是這樣提醒學生的：北大之所以卓越，並不僅僅因為它是北大
。他寫道：五四運動期間，北大備受注目，是因為它地處首都，而且是中國的惟
一國立大學；北大不能永遠安於吃老本，而應努力成為一流的研究中心，這才是
造福社會的最佳途徑。在那篇文章中，蔡元培雖然沒有說得十分直露，但他無疑
是在暗示，北大在政治中陷得太深了，沒能達到他的期望。
假如蔡元培認為他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是失敗的，那麼，為何他與北大的關系
變得如此傳奇？這會不會只是蔡元培的自謙之詞，而他實際上非常成功呢？我認為
並非如此——起碼以蔡元培自己的標准來衡量並非如此。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蔡
元培以學生為社會領袖的哲學，創造了引起五四運動的學術氣氛，這很大程度上
解釋了蔡元培傳奇式的聲望。由於在整個二十世紀中，五四運動都是作為偉大的愛
國運動，作為中國歷史上至關重要的轉捩點來紀念的，蔡元培的聲譽也自然水漲船
高。這聽起來有點諷刺，因為我們知道，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二十年代由此引發的
學生政治浪潮，蔡元培都並非百分之百地支持。
然而，我認為，蔡元培傳奇式的地位並非全然因為他與五四運動的聯系。事
實上，我覺得蔡元培之所以備受尊崇，與其說是因為他實際上做了些什麼，毋寧
說是因為他曾經嘗試去做些什麼。他有開明而寬容的胸襟，加上他試圖創造一種多
元的氣氛，建立一個不受政府幹預的地帶，在在都使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典
范。在二十世紀的進程中，每當知識分子為這些理想而奮斗時，蔡元培總是被奉為
圭臬，正如蔡元培自己總是奉「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為圭臬
一樣。蔡元培是北京大學最傑出的校長；他的風范與北大歷史同在。北大精神乃蔡
元培所孕育，只有不斷弘揚蔡元培的風范，北大精神才可望歷久不衰。
『叄』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蔡元培曾兩次擔任北大校長.
第一次內容:1916. 12 ----- 1927. 7
第二次:1929. 9 ----- 1930. 12
詳見:http://www.pku.e.cn/about/deans.htm
『肆』 蔡元培與北大關系
北京大學復的前身是戊制戌變法時建立的京師大學堂，學生多為追求吃喝玩樂的紈絝子弟，教師多系官僚出身，校內等級森嚴，差役等平時不被師生正眼相視。當時，北京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中，來客最多的是「兩院一堂」 （參議院和眾議院、京師大學堂）的人。蔡元培上任第一天，校役們按官場規矩在大門口列隊恭迎施禮，他見狀馬上鞠躬還禮，這一破例之舉使全校驚訝。蔡元培接著又宣布，對校內掃地、打雜的差役要一律稱「工友」，這一體現了民主平等思想的稱呼馬上給校園帶來了新風。學生中很快掃除了打麻將、吃花酒等惡習，成立了各種思想的學術研究會。後來，校內還首開吸收女生的國內先例。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後，首先聘請陳獨秀等有才學者來實行文科改革，國內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多薈萃於此，魯迅也在校開設小說課。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受聘到北大任教授，毛澤東也經蔡元培親自批條子同意，被安排到圖書館主任李大釗那裡任助理員。位於東城區沙灘的北大紅樓，很快變成了長夜難明的赤縣天中的燈塔。
『伍』 蔡元培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採取了「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這在當時的最主要意義是
答案C
本題考查蔡來元培任北大校長源期間，採取「兼容並包」辦學方針的意義。解題時，要注意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北京政府是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反動政府，仇視新思想，反對宣傳新文化。所以，蔡元培採取這一辦學方針，實質上是暗中鼓勵和支持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與發展。
『陸』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怎麼樣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出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首任教育總長，4月20日又北上擔任唐紹儀內閣的教育總長。1912年2月8日，他在《臨時政府公報》上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旋改為《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提出了共和時代的教育理念。但在政局紛亂的時代背景下，要把這套超越政治的教育理念從紙上落實到現實之中，卻有著不可克服的障礙。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看，蔡元培的教育新政也存在著一些疏漏乃至於失誤。其中最大的疏失，就是停辦各省高等學堂，將其並入少數幾所大學的預科。蔡元培等人改制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要與大學相銜接，二是要集中教育資源。但當時中國的大學屈指可數，師資力量也不充足，根本不可能接納高等學堂的所有生源。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停辦各省高等學堂，對高等教育的發展顯然是不利的。除廢止各省的高等學堂外，蔡元培還曾經做過停辦北京大學的錯誤決定。時任北大校長的嚴復率先起而反對，撰就《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帖》等文，與教育部據理力爭，北大各科學生也紛紛聯名發表各種說帖，表示反對和抗議。教育部不得已取消了停辦北大之議。 1916年7月12日，范源濂受命任教育總長，他於8月26日請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蔡元培就任以後，在北大強勢推行各種改革措施。他的革新措施首先體現在人事方面。蔡元培接受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的推薦，盛邀《新青年》主編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既不是北大專任教員，也沒有相應的學歷，如果按照既定程序和標准來挑選文科學長，無論如何也不會輪到他。所以，蔡元培先是讓教育部出面發公函提出北大文科學長人事任免問題，為自己更換學長人選提供合法性依據，然後再越過相關程序，單獨提出陳獨秀這個人選，讓教育部為其背書。1月11日，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請派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隨函附陳獨秀履歷一份。而事實上，據今人考證，這份履歷中的學歷和教育資歷基本上都是編造的。不過，它的目的並不像考證者所說，是為了「應付教育部的官僚」，而是要給北大教職員工一個虛假的交代。所以，盡管教育部在1月13日即發布第三號令通過了對陳獨秀的任命，北大內部對這個文科學長人選卻一直存在著爭議。 作為一個強勢的大學校長，蔡元培對人事布局有著很深的考量。在1917年1月18日寫給吳稚暉的信中，他提出了從人事方面整頓北大的構想：「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為此，他在任職後的第一年裡，首先對專任教師隊伍作了較大幅度的增補和調整，其中以文科教授增補為多。由於蔡元培延聘的這些文化人，在思想傾向上多有區別，過去人們往往以為他對新舊思想人物都是兼容並蓄的。但事實上，蔡元培的用人是有新舊之分的，這在他1917年8月份寫給留法同人的一封信中表露得相當直白。信中說：「北京大學擬新設法文學、哲學、美學諸座，請法國方面職員為留意數人，其資格如下：（一）新黨；（二）文學博士；(A)自然派文學(Natu-tatisme)；(B)Comte派及Geyan派哲學；( C)Bergson派哲學；(D)長於美學及美術史、兼諳悉美術館之組織；（三）性情溫和；（四）熱心教授中國人而不與守舊派接近者……」可見他在思想上對「新黨」有著特殊的偏好，而對「守舊派」則是相當排斥的。 除了對教職員進行吐故納新之外，蔡元培還很注重對議事和管理機構的人事調整。鑒於評議會在學校決策中的重要性，蔡元培在上任兩個月後，就以首屆評議會成立「事隔兩年，已逾改選之期，且舊選各員且有離校者」為由，決定改選一次。評議會成員大多系北大舊人，其中有些人與蔡元培的革新思路並不合拍，改選剛過半年，蔡元培又對評議會進行了改選，把支持他的章士釗、胡適、沈尹默都安插到了評議會。 蔡元培在任職後不久，還對北大學科體製作了重大變更。其主要內容為：（一）改革預科；（二）擴張文、理兩科；（三）將商科歸並到法科；（四）停辦法科和工科，將其歸並到北洋大學。預科含有半獨立性質，有不服從北大校方統一管理的嫌疑，這是他要對預科進行改革的主要原因。另外在蔡元培看來，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與注重應用的專門學校有本質區別。「文理二科專屬學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且「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實驗室、圖書館、植物園、動物院等種種之設備，合為一區，已非容易，若遍設各科，而又加設醫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場、農科之試驗場等，則范圍過大，不能不各擇適宜之地點」。所以，他認為北京大學應該專門辦文、理兩科，而把其他各科轉到別的學校，或者成為單科性質的大學。對此，工科、法科師生都是極力反對的。但蔡允許法科留在北大，而對工科卻不留餘地，決意要將其歸並到北洋大學，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卻也不無清除前任校長胡仁源工科班底的嫌疑。更直接的是，他在接任北大校長後，為了消除前任的影響力，當即由教育部出面委派胡仁源前赴美國調查專門以上學校事宜。雖然胡因各種原因並未赴美，蔡元培仍然將胡原任的工科學長一職交由理科學長夏元瑮暫代。這顯然是為了防止胡仁源利用學長職務帶頭妨礙他的改制新政。 基於「思想自由之通則」、「兼容並收之主義」，蔡元培不但創辦了《北京大學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說」、「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對於北大師生創辦的一些提倡新文化的刊物也給予了相當大的支持。1919年2、3月間，被《新青年》一派當作「桐城謬種」加以批判的林紓，給蔡元培寫了一份公開信，攻擊《新青年》編輯部中人以「廢古書」為「行用土語」張目，顛覆了傳統的道德和文化秩序。對此，蔡元培以一校之長的身份，在3月18日撰寫的《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中，回應林紓對北大的指責，並從兼容並包的角度提出了他自己對於大學的基本主張：「（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從理論上來看，蔡元培的這兩種主張都是言之成理的，但就事實層面來看，在實現兼容並包的方針時，蔡元培並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多有偏重的。陳獨秀、胡適等人鼓吹新文學，批判舊文學，主張廢文言而代興白話，有的甚至主張廢除漢文而代之以世界語，這種極端反傳統的立場顯然是與章太炎等人主張保存國粹以激發民氣的立場背道而馳的。因此，包括章太炎在內的許多「老新黨」，對於他們的主張都是頗不以為然的。 1918年2月6日寫給吳承仕的信中，章太炎稱：「所稱北都現象，令人發笑。然非蔡孑民輩浮浪之說所能平。」這就把矛頭直接指向了以兼容並包自許的蔡元培。而章太炎的大弟子黃侃，曾在一篇文章中諷刺新文學派「今世妄人，恥其不學」。另據周作人回憶：「黃季剛最大膽，往往昌言不諱。他罵一般新的教員附和蔡孑民，說他們『曲學阿世』，所以後來滑稽的人便綽號蔡孑民叫『世』，如去校長室一趟，自稱去『阿世』去。」正因為這樣，後人才把黃季剛1919年9月從北大的去職與蔡元培聯系在一起。這時，北大已成為全國新知識界的思想中心和輿論中心，但其學術影響卻並不如人意，這與那些反對蔡元培革新措施的各科學者（包括工科、法科的新派學者和文科的舊派學者）的邊緣化其實是有很大關系的。 就蔡元培在北大時期的作為而論，足以說明兼容並包之不易、理想人格之不可恃。如果再聯繫到蔡元培在政治上的表現，尤其是1927年在國民黨「清黨」運動中的表現，我們就會明白，蔡元培在與自身利益和權力直接相關的派系斗爭中，並不是一個真正能「容忍異己」的人。如果把蔡元培作為一個個案，以蔡元培為中心，對多元背景下的包容之道進行考察，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在多元價值沖突、利益紛爭的現代社會背景下，除了思想上的包容和人格上的客人之量以外，還必須建立一種可以容納、協調和整合彼此之間有著各種矛盾的各個不問利益主體的社會機制，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項義華：《「兼容並包」理念與現實——以蔡元培為中心的北大改革》， 舒建軍、武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0年第2期 ） （原題《「兼容並包」：在理念與現實之間——以蔡元培為中心的考察》，載於《浙江學刊》2009年第5期）
『柒』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的淵源關系
1917年（民國六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義」，使得北京大學思想解放，學術繁榮，北大從此日新月異。
『捌』 蔡元培《就認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1917年4月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學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於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懼？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於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求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盪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已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幾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願書，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室，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開誠布公，更宜道義相勗，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苟道德有虧，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已雖規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勸勉也。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視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一曰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已潛修。以後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採，無虞缺乏矣。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