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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

[摘要]：隨著傳播學的發展，新聞學與傳播學以及相應的新聞教育與傳播教育之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緊張，先後產生了不同乃至對立的看法：或主張新聞學吸取傳播學來完善自身，或倡導用傳播學來取代新聞學，或批評傳播學統治了新聞教育。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分歧，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對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同缺乏深入的體認。本文在回顧有關討論演進軌跡的基礎上，從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研究層面或學理層面、學術立場或學術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聞學與傳播學（主要是大眾傳播學）的異質性與關聯性。由於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間的異質性與關聯性相互交織，我們應當更加理性地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促進彼此間的互動與吸取，使其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從而使新聞學與傳播學獲得更大的發展，不必人為軒輊，製造「你死我活」的無謂爭論。
[關鍵詞]：新聞學 傳播學 學科關系

一、討論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關系的歷史回顧

自1978年開始引進、介紹西方傳播學以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就逐漸呈現在國人的學術視域中。這是因為，要闡述什麼是傳播學，就牽涉到與新聞學的關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斷言：「傳播學重視理論研究，而新聞學重視業務研究；傳播學以『學理』為重點，新聞學以『術』為重點。」[1] 顯然，這樣的比較已涉及到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問題。

進入90年代，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成為學界關注和討論的學科建設問題。1992年，王澤華在《新聞學和傳播學之比較》一文中比較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同，提出「新聞學是大眾傳播學的不同層次和分支，但傳播學又不能代替新聞學。」 [2] 從此，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特別是傳播學能否取代新聞學，就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

1996年，喻權域《關於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調研隨記》寫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期間，作者利用會議空隙「與來自各大學新聞系、新聞研究所和報社、電台、電視台的學者專家，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問題，交換了意見。」結果，「接觸過的所有學者專家，幾乎一致認為：不能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3] 作者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開展調研，且強調「不能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顯然包含了一個前提性問題，那就是學界已經出現了「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的觀點。

檢索有關文獻，不難發現90年代中期確有一些學者提出了這樣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聞學向傳播學的歷史性發展》一文中寫道，隨著傳播媒介的迅猛發展，「『新聞學』這一傳統概念和術語同其所研究的眾多媒介對象、龐雜的傳播實踐相比，就像恐龍蛋同其破殼而出迅速為龐然大物的恐龍一樣，極不相襯、極不適應。」因此，「當前世界上新聞學正在向傳播學發展」，這是一種「歷史性趨勢」。而「我國的新聞傳播事業已確定無疑進入了大眾傳播階段。為了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我國新聞學研究及時轉入到以傳播學、大眾傳播學為主的研究，已經勢在必行。」[4] 盡管明安香沒用「取代」一詞，但文章內容特別是結論確乎有「以傳播學取代新聞學」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聞傳播學》一書中則明確提出：傳統新聞學「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將成為『一門絕望的學問』」，「給新聞學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進新的方法，是新聞學獲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 。因此，「用新聞傳播學取代新聞學，再以傳播學替換新聞傳播學，這實在是社會的需要，時代的趨勢，歷史的必然，並不以那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左右它、阻擋它。」[6] 其後，邵培仁在一篇論文中又重申：「用『新聞傳播』取代『新聞報道』、用新聞傳播學取代新聞學乃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7] 邵培仁的說法是「用新聞傳播學取代新聞學」，不過他又說「再以傳播學替換新聞傳播學」，將其觀點概括為「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似乎不成問題。與邵培仁的主觀設想不同，裘正義則從事實上判定傳播學已開始取代新聞學。他在一次研討會上說：「學科的發展即意味著否定。傳播學通過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聞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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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創新」作為一個提倡的概念，變得流行了，從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看，它對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是具有推進意義的，因為我國處於進入市場經濟的轉型期，許多思想觀念需要創新。如果說新聞學和傳播學也要創新，那主要應表現在總體觀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將「創新」解釋為添加幾個新名詞、添加幾個「新聞××學或××新聞學」、「傳播××學或××傳播學」，這種庸俗化的現象現在有所抬頭，我們不能為此捧常
現在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中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原有范疇的研究發展很緩慢，而許多邊緣領域卻在不斷地擴張，如果能夠研究出扎實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創新的不多。凡是打著「最新」、「高級」、「核心」名義的論著，幾乎都是不新也不高級的東西，無法讀下去。這種風氣研究生中也有所表現，本來有一點思想火花，但一炒作就成了完全的泡沫。最近幾年關於網路的研究，一轟而起，雖然有所成績，但泡沫也太多了，驚人的預見、過分完美的想像、IT產業的廣告宣傳替代了嚴肅的研究，普及知識被抬高到學術研究的份上。鑒於這種情形，我認為深化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就是我們學科的創新。創新就在於深化研究，而不在於統計又增添了幾個「學」和幾個新名詞。
就新聞學而言，原來理論研究的基本范疇，例如新聞、新聞價值、客觀性、新聞真實、新聞媒介的職能、新聞法、新聞職業道德等等，雖然還有些論文談到，但這方面的文章逐年減少，好象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即使是世紀之交出版的新的新聞理論的教材，雖然努力想加些新東西，但新的畢竟不多。原因在於我們對傳統新聞理論的系統研究跟不上。有些新的研究領域確實取得了成績，但也有為數不少的這方面的「研究」，能否成立都成問題，但是「新就是好」的觀念（這個話並沒有說出來）走紅，管它呢！結果，出來的東西不過就是把新聞學常識重新組裝一遍。
深化新聞學，除了要研究新問題和新現象外，對基本范疇的研究應該重新賦予較重要的地位，近年雖然這方面的文章減少了，但是從已發表的看，多數是有深度的，由於文章較為分散，發表的時間也不集中，尚沒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如果一個一個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夠提出許多深入的思考。例如新聞真實，業界把它概括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這樣一句比喻，現在它幾乎成了套話。如果學界也停留在用比喻做學問的水平上，那是不能原諒的。如果學界將新聞真實停留在「報道人物、事件、思想觀點，不僅言語和細節上要准確可靠，而且發生事實的原因和對事實的解釋也必須以事實為准繩」等等這樣的要求上，這不是研究。新聞真實與時效相關，與記者的認識能力和個人觀點相關，與媒體制度和新聞運作模式相關，與即時的政治氛圍和文化氛圍、民族傳統、宗教信仰、意識形態都有一定的聯系，與新聞源和受眾接受時的誤讀也有關，對真假的判斷與價值判斷、利益關系也緊密相關，這些絕不是使用一二個比喻，例如正面的「生命」比喻或負面的「妖魔化」比喻就能說清楚的。如果每個新聞學的基本范疇都能有幾本確實深入研究的專著，那麼我們的新聞理論教材在「新聞真實」的章節上，才能真地說出幾條讓人看了感到若有所悟的認識。
我們現在是把新聞理論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個點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湧出水來，然後再向四面擴散。從新的角度看舊的問題，需要有創造性的思維，這是學科進步的一個標志。
把我們司空見慣的新聞現象看透，這才是創新。例如新聞為什麼同質化、禮儀化，研究一下不斷變化的新聞內容和基本不變的報道模式，仔細想想，原來它給予人們的主要不是新鮮的東西，其實質是不斷加固我們對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這是現代新聞生產組織的標准化造成的。而這種標准化在不同的國家和意識形態下，表現方式又是千差萬別的。這方面，只有個別文章談到，深化研究也沒提上日程。
《文匯報》去年7月18日發表一篇文章《「勢利眼新聞」》（張金鈴），從尊重人權的角度，批評媒體只用幾十個字報道一堵牆倒下砸死三個民工，而卻用半個版報道一個海歸博士在深圳遭毒打。8月24日該報另一篇文章《新聞眼並非勢利眼》（周靖竹），則用新聞價值的基本理念為媒體的正常報道作了辯護。其實，這個問題就可以成為深化新聞價值研究的一個起點。
關於傳播學研究的深化，除了及時引進最新的研究成果外，重點也在於研究已有的傳播學基本范疇。有兩方面我覺得應該深化：
第一，深化研究人家能夠得出這論那論、這模式或那模式的方法和視角。我們太不看重研究過程，這方面的譯著也很少，倒是教材性的書出了一大堆。這種書當然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也帶來一種意料外的不好的後果，這就是人們接觸到的全是結論，如何得出的結論不清楚，當然也就會看輕研究過程了，大學生知道結論就夠了，但僅僅知道結論不利於研究生養成理論思維的習慣。現在正在組織翻譯一批傳播學經典著作，我想，這對於改變人們重結論輕過程，可能會產生作用。
第二，側重研究已經被西方傳播學界的多數承認的各種假設，何種程度上能運用到我國的環境中。真理多邁出一步就是謬誤，何況各種傳播學的「模式」和「論」均是理論假設，談不上真理不真理的。我們現在的文章，相當多的結構是：傳播學的某「論」說了什麼，然後就作為依據論述中國大眾傳播方面有一個怎樣的問題和應該怎樣，較少考慮這這些理論假設提出的環境、時代背景與中國的差異。
例如我們常用的「議程設置論」，其環境背景是各種新聞媒體可以自由報道任何話題，自行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選擇所報道的事實，因而媒體的議程設置是一種客觀的結果，公眾也有較多的橫向信息的比較。如果媒體的議程設置很大程度上是非自然的，公眾只能看到某一類信息源而另一類信息源被封鎖，那麼根據人家在那種環境下得出的某些論點，分析這種情況下的媒體議程設置，就要對結論作出許多條件的限制。如果一種客觀的觀察媒體活動特點的假設，被用於主觀的宣傳目的，頗有些悲劇的意味。
再如「沉默的螺旋理論」，它確實說明了某種大眾傳播中的輿論現象，依據這一理論進行研究，用於什麼目的，存在著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宣傳觀的差別。提出這一理論的伊麗莎白.諾埃勒-諾依曼參加過納粹黨的活動，她的理論帶有對納粹經驗總結的成份。作者的這一背景被揭露後，曾引起傳播學界的很大震動。應當承認，她對傳播學－輿論學的研究是有貢獻的，但也要指出她的理論中含有驅逐少數人意見的成份。對於有過納粹宣傳經驗的德國和有過「文革」宣傳經驗的中國，需要特別提醒人們警惕，防止將這一理論運用於對人民進行戈培爾式的宣傳。引導輿論存在著引導倫理問題，愚弄輿論最終是要受到懲罰的。

就眼前要做的事情而言，我感到較新的傳播學研究成果需要盡快普及，在普及的基礎上考慮如何在我國的環境中借鑒，例如「第三人傳播效果理論」、「議程融合論」等等。
就具體的研究課題而言，諸如「健康傳播」，在我國剛剛起步，目前我只看到一篇文章，希望能夠成為新形勢下傳播學的一個多少被人關注的課題。健康傳播、大眾傳播與兒童、大眾傳播與性別等等研究課題，具有全球的共通性，現在後兩個課題在我國有已有了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並沒有得到傳播學界的普遍關注。中國人口世界第一，中國的傳播學研究要走向世界，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人類的貢獻可能很大，得到世界關注的可能性也很大。而基礎理論的研究，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尚無法與別人在世界上競爭。鑒於這種情況，傳播學研究我想得分為兩個活動空間，一個是加強國內的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這是提高我們總體研究水平的基礎；一個是加強能夠與世界對話的具體課題的研究，諸如剛才提到的幾個全球共同關心的課題。
傳播學研究在中國能否研究出幾個「論」或「模式」，這是人們很早就企盼的。但是學術研究不是生產工業產品，研究需要一定的相對純粹的實驗環境，而我們缺乏這種環境，因而可能總結出一些盡可能尊重新聞工作特點的傳播經驗，可以通過具體的量化調查得出某些我國體制下的媒體發展趨勢和受眾特點，但研究出多少帶有普遍性的傳播現象的理論假設是較為困難的。
現在我國傳播學研究中批判學派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這是可喜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一下，歐美批判學派深刻思考的對象，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得過於成熟而面臨的問題；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處於起步階段，他們的思考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意義，但不宜直接用來批判這批判那。我國大眾媒介的發展，總體上不是市場經濟成份太多了，而是還很不夠。立足於大眾傳播業的市場化建設（包括法治和職業道德建設），輔以批判，側重點不要發生偏差。但是，批判學派的哲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的、文化的研究方法，現在對我國的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來說是缺乏的，我們現在簡單的邏輯推理式的文章較多，給人以深刻思想的東西較少。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文以載道、經世致用的思維現在很有市場，我們確實需要一些這方面的分析性文章，但不能都是這些東西。特別在現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需要多一些批判學派的思維方法加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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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新聞學專業畢業論文參考文獻分享

參考文獻：

1、馮廣超方飪純:《數字電視廣告》，2004年2月第一版，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2、周鴻鐸:《傳媒產業資本運營》，2003年8月第一版，經濟管理出版社。

3、周鴻鐸:《傳媒產業經營實務》，2000年12月第一版，新華出版社。

4、周鴻鐸:《電視節目營銷策略》，2000年10月第一版，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5、曾華國:《媒體的擴張》，2004年1月第一版，南方日報出版社。

6、米歇爾·森格特瑞:《大眾傳播研究:現代方法與應用》，2000年，華夏出版社。

7、陸地:《中國電視產業的危機與轉機》，2002年第一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8、周鴻鐸胡傳林刑建毅著:《傳媒經濟》，1997年4月第一版，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9、菲利普·科特勒加里·阿姆斯特朗:《營銷學導論》(俞利軍譯)，1998年第一版，華夏出版社。

10、趙曙光禹建強張小爭:《中國著名媒體經典案例剖析》，2002年n月第一版，新華出版社。

11、楊步國張金海著《整合一報業集團化背景下的報業廣告經營》，2005年l月第一版，武漢大學出版社。

12、朱海松:《麥肯的方法》，2002年4月第一版，廣東經濟出版社。

13、黃升民等著:《數字電視產業經營與商業模式》，2002年第一版，中國物價出版社。

14、高振強:《全球著名媒體經典案例剖析》，2003年l月第一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5、鍾海帆:《走進美國廣電傳媒》，2003年4月第一版，南方日報出版社。

16、曹璐胡正榮等著:《衛星電視傳播》，1997年4月第一版，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17、喻國明:《解析傳媒變局》，2002年9月第一版，南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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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有關新聞學畢業論文

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觀
職業道德觀指的是人們對某一特定職業的根本看法和態度，也是社會對從事某種專業工作人員的較為恆定的角色認定，社會生活中職業化程度越高、職業地位越鞏固的職業，人們對其從業者的道德水準的認定也越明確。職業道德觀是在長期的職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有其產生和發展的規律，它一經形成，又反過來影響甚至指導具體的職業工作和職業行為。新聞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新聞行業的職業道德觀是一定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通過新聞職業特點的體現。
當前，新聞界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現象，一些媒體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不惜出賣版面；為搶「賣點」，大量刊登色情、暴力新聞，甚至編造假新聞……加強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修養，加強新聞自律，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緊迫性。
一、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缺失引發「信任危機」。當前新聞工作者中，部分記者在職業理念、職業態度、職業紀律和社會責任等方面出現了一些偏差和缺失，以致敗壞了記者的公眾形象，引發了社會公眾對記者隊伍的「信任危機」。一段時間以來，傳媒界把「加強行業自律、強調職業道德、剎住不正之風」局限於集中「對有償新聞進行專項治理」，這當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就記者隊伍的建設而言還遠遠不夠。應該看到，當前損害媒體和記者聲譽的，不僅是有償新聞，還包括在職業理念、職業態度、職業紀律和社會責任方面暴露出來的許多問題。
記者當然要追逐社會熱點，每每遇到天災人禍，記者應該不辭辛勞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去捕捉新聞，如實報道，這種追新聞的勁頭應該大大提倡。職業道德修養是傳承五千年中華文明的重要精髓和永恆主題，是記者的必修課。記者在待人接物中應有的修養和禮貌，是真情、友好、善良的表現，是溝通人與人心靈的「法寶」。沒有禮貌，不尊重人，也無法贏得別人的尊重，保持自己的人格尊嚴。然而當前記者隊伍中有些人自以為是，架子很大，缺乏教養，不尊重人，經常製造出一些事端有意讓人難堪。
這些違背新聞職業道德的行為，其後果必然是偏離正確的輿論導向。因此，必須從講政治的高度去認識和鏟除它，這樣我們就能夠從根本上減少或防止新聞宣傳在弘揚主旋律過程中出現的不和諧問題，從而切實保障輿論導向的正確性。
二、新聞工作者應樹立正確的職業道德觀。作為一名黨的新聞工作者，應該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無論是從自己的責任，還是社會地位、社會影響、個人成長來看，都必須嚴格要求自己。對於一名新聞工作者來說，就是要全心全意地為讀者服務。新聞工作者的一切活動，不僅要為人民群眾傳播信息，傳播真理，采寫讀者最需要、最有益的新聞，又要反映他們的意見、願望和呼聲。記者發出的每一篇報道，都要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在采訪活動中，記者要公正無私，要按照新聞價值的標准來選擇、衡量，不能把個人偏見、個人好惡和個人關系帶到工作中來。
新聞工作者應該有強烈的正義感和責任感。在采訪活動中，記者會經常接觸到社會上的矛盾沖突，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一個稱職的記者，要以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己任，以除惡揚善、扶正祛邪為自己的神聖職責，堅決同那種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壞人壞事以及錯誤言行作斗爭，不管個人會遭到打擊報復，甚至會遇到生命的危險，絕不能在政治上投機迎合，絕不能屈服於任何邪惡，絕不能明哲保身，拿原則作交易。
一個恪守新聞職業道德、富有責任心的記者，絕不會搶發某些有可能是虛假的、不實的報道。「客觀報道」代表的是一種新聞職業道德，它不是謠言的遮羞布。以高度的新聞職業道德約束自己，追求真正的客觀報道，這是新聞工作者永遠不能推卸的責任。
不逐名利，嚴格自律，抵制歪風邪氣的侵蝕。新聞工作者應有以身作則的義務。那種「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和行為，那種利用工作之便搞有償新聞的做法，那種追逐個人名利而抄襲剽竊的行為，那種為了「賣點」而降低新聞品格的媚俗之風，必須堅決反對，並採取有效措施嚴加禁止。新聞工作是一項嚴肅的職業，它不允許為了個人目的利用新聞報道手段進行無原則的吹捧。也不允許利用新聞職業的便利打擊陷害好人。
三、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是一種責任。新聞傳播業應該不為任何權力左右，新聞工作者必須站在客觀、公正、平衡的立場上報道事實，盡可能把個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對新聞事件評價的權利交給受眾。新聞工作者有其特殊的使命，他們應該有自己的職業規范、職業道德和職業良知，所謂真實、客觀、公正等正是這種規范、道德和良知的體現。但任何職業規范都不應該違背社會規范，任何職業道德都應符合社會道德，任何職業良知都必須服從社會良知。因為我們都是社會實踐者。新聞工作者應該認識到新聞傳播的最終使命是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發展，並通過新聞報道承擔起對社會、對人類的責任。
我們的新聞事業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信任，除了它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願望外，還有在共產主義理想指導下的、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職業道德標准。因此，新聞工作者，不僅要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具備很強的政策水平，扎實的理論功底，廣博的知識基礎，過硬的寫作能力，而且還要有正確的職業道德觀。因此，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重視和加強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建設，已經成為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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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畢業論文範文|芻議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建構

引言：主持工作是有聲的藝術創作形式，通過主持人對文字材料的感悟理解，以有聲語言的形式傳播給受眾。
在媒體分布多維化、信息資源廣泛共享化、媒介形態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節目的製作傳播形式和欄目風格越來越受到創作人員的高度重視，而對於一個欄目來說，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又起到決定性作用。在由許多欄目和版塊構成的電視台整體節目中，這些欄目和板塊的內部構成都是以主持人主持的形式呈現，甚至更有一些欄目名稱直接用主持人的名字命名，使欄目因主持人的個性化而形成欄目獨一無二的特徵。從這個角度來看，節目主持人的個性風格是節目收視率、欄目成活的關鍵。對於主持人個體來講，他們個性化風格的建構不管是對於自身發展還是欄目成功甚至中國電視業的發展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一、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個性風格建構的必要性
（一）主持人個性化風格是有聲語言創作的題中之義
主持人是媒體和受眾之間聯系的橋梁，沒有主持人的主持工作，內容再豐富的節目都無法傳達給受眾。從中央電視台1980年7月12日開播的《觀察與思考》節目第一次打出主持人字幕以來到今天二十七年的時間，主持人已經成為中國的受眾再熟悉不過的名詞。主持人的工作處於傳播過程中「喉舌的喉舌」。主持是一門對語言藝術要求很高的工作，它通過有聲語言和副語言與受眾進行交流，其中有聲語言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因為語言是與受眾進行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無論新聞、綜藝還是娛樂節目都是通過有聲語言來傳達的，播音員、主持人有聲語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節目的整體質量。同時，表情達意、言志傳神的有聲語言作為一種有聲符號必然包含了主持人對書面語言的個人理解、承載著對作品感悟的思想感情。別林斯基說「一個人的一切作品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怎樣分歧，還是有著共同的面貌，標志著僅僅為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為它們都發自一個個性發自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1]這說明無論一位主持人如何加工、組織素材，原始文字材料的理解和表達都必須經過他所特有的文化素養、審美感受、性格氣質和語言表達才能的過濾，不可避免的打上主持人個性的烙印。
（二）傳媒業的發展和實踐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
關於個性化，從宏觀上看是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帶來的必然的多元化需求，從微觀上看是傳播激烈競爭的必然趨勢。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曾經說過：「向未來挺進，就必然要脫胎換骨遠離標准化，脫離產品的劃一，脫離千人一面的藝術。」 [2]《非常6+1》的成功與具有個性化特徵的主持人有直接關系。製片人哈文說：「節目組幾十個人在工作，到了錄制現場，就只有看主持人的表現了。主持人就像汽車駕駛員，方向盤、油門、離合器都由他操作，在關鍵時刻，只有他能控制現場；主持人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這句話通俗地道出了主持人風格的關系相輔相成。隨著電視傳媒業『窄播化』進程的加劇，節目主持人『大眾情人』的時代也將宣告結束，主持必將分眾化，以最大程度地吸引著自己節目所針對的受眾的目標，滿足這一特定部分受眾的收視需求進而滿足他們選擇節目的心理需求。與這種分眾化趨勢所映照的是，個性主持人將會隨之受到推崇。在廣播電視傳播中，播音員主持人是傳播主動一方的最後執行者、是傳播體的代表，他們應該成為一個欄目、一家電視台的個性化標志。在遵從社會主流價值判斷和對欄目定位及傳播對象的認識和遵從的基礎之上，主持人的獨特的思維方式、獨特的視角、獨到的見解、獨創的構思、獨有的感受和獨具特色的語言表達都是個性化的特徵。時代發展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傳媒的分眾趨勢呼喚主持人的個性化，主持人職業的生存模式更需要傳播者自身的個性化。
（三）受眾多樣化的審美需求要求播音主持風格的多元化
從「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末，全國二十幾家電視台發展到如今年的360家電視台；電視節目套數也發展到了2058套。受眾也從二十年前收看幾套節目的幾個主持人到現在可以收看各個頻道的欄目和不同風格的主持人。中國電視的成長與觀眾的成長是同步的。面對成熟的觀眾，電視欄目與節目的創新更增強了難度，對電視傳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眾不再滿足於單一的傳播模式，報刊、廣播、電視、網路等媒體渠道豐富了個體的選擇。在這種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一個對主持人而言「個性即生命」。鳳凰衛視「早間說新聞」的異軍突起引起大陸電視人的深刻反省。人們如此熱烈地歡迎這樣一種輕松愉快的主持風格充分反映出在內地電視人創造的播音主持風格與受眾多元化需求之間存在著急需填補的空白區間。再如江蘇城市頻道《南京零距離》的主持人孟非，據AC尼爾森南京地區電視節目收視調查公司的數據統計：《南京零距離》開播第二周，就進入排行榜(周平均收視率)前50名；第六周進入該排行榜前15名；第八周成為該排行榜第一名並一直保持領先。平均收視率為8．8％，最高收視率為17．7％。直今仍保持著高收視率。[3]勿庸質疑主持人孟非直陳觀點，不隔靴搔癢的個性化主持方式已經成為了 「節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 成為了觀眾喜歡的主持人並且在2004年獲得了首屆中國電視十大名欄目名主持的稱號。受眾這種多元化審美需求也可以從主持人觀念的不斷革新中尋找到端倪。
二十年來，對應著電視傳播理念與主持人節目的發展變化，主持隊伍構成經因了四個階段，與此同時，主持人的綜合素質、來源、工作機制方面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1.第一階段:主持人節目初創時期 (1980—1983)
2.第二階段: 主持人規模擴展時期 (1984—1992)
3.第三階段：新聞評論類主持人節目崛起時期 (1993—20世紀末)
4.第四階段: 主持人節目深入發展時期 (20世紀末—當前)
綜上所述，二十幾年來主持人節目走過的四個階段，我們不難看出主持人主流演變的軌跡是：從普通話語音、單純的語言表達的語言基礎層面的素質要求，以及一味強調漂亮年輕的誤區，向關強調人文素養，重視文化內涵和看好個性創新能力的綜合素質的變化。
二、制約主持人個性化風格建構的瓶頸因素分析
現實的情況是，個性鮮明的主持人畢竟為數不多，特別是在一些省級和地市級電視台，一方面播音員主持人崗位編制已滿，一方面卻又缺少優秀的主持人。那麼制約播音主持風格形成的瓶頸又在哪呢？筆者認為，制約主持人個性化風格形成獨特風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物理的、社會的、心理的因素都可以是影響個體主持人個性化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綜合而言，以下方面問題值得特別關註：
（一）院校的模式化培養模式
有調查顯示：在我國現階段電視節目播音員、主持人的隊伍當中，具有本科學歷的佔了70%，而在這70%當中播音主持專業的畢業生又佔了45%[4]比重之大。這一群體勢必會對整個播音主持隊伍的的發展起到了領軍的作用，與此同時，院校模式化培養的烙印在他們身上也體現無遺。
1、專業院校招生選拔對播音主持風格的影響
全國播音主持專業院系的招生，基本都被納入了藝術類招生，考核成績由高考成績和專業面試成績構成。其中專業面試是對考生聲音、形象、普通話語言表達方面的先天條件及後天基礎做出判斷和選擇，往往具有很嚴格的評判標准；而對考生高考的成績的要求卻遠低於一般高校的錄取標准線。考核標準的蹺蹺板「相貌、聲音」一頭被抬高，「文化素質」一頭被壓低，這種重視了現有顯性基礎，但忽略了隱性發展潛力的傾向是令人擔憂的。同時，一些不具備辦學條件的院校紛紛開設播音與主持專業，招生條件放低、教學不規范、畢業生就業也成為難題，這些直接影響到播音主持隊伍的發展，更加影響到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構成。
2、播音主持專業課程設置對播音主持風格的影響
多數院校的播音主持專業在課程設置上偏重專業課程的開設，忽視人文課程和社會實踐的開展。學生在校時接受較多的語言表達方面和外部形態的有關訓練，但人文素養不足，社會了解不深，因此在工作單位表現為：「上手快但內涵不足，出場鮮亮但後勁不足」；主持人節目的深入發展和多樣化發展，需要復合型的、有生活閱歷的主持人，專業院校的畢業生知識結構的上層建築扎實，基礎建設空虛的「工具理性」式的畸形直接導致了技巧載體下的個性表達不足。
（二）主持人自身素質對個性化風格建構的影響
素質，按照《辭海》上的解釋，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來特點和原有基礎。[5]而所謂人的綜合素質，就是人們自身所具有的各種生理的、心理的和外部形態等方面的較為穩定的特點的總和。個體素質的表現形態至少可以體現在政治素質、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心理素質和身體素質幾個方面。作為節目「靈魂」的主持人，自身的素質高低不僅可以影響到個體風格的形成，也直接影響到整個節目的質量。
1、缺乏政治性敏感性：2003年2月25日，湖南人民廣播電台經濟頻道《心靈之約》節目正在進行直播，主持人羅剛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謊稱要談「中日友好關系」，在約定的三分鍾時間里，這位自稱「小原真太郎」的人卻大發反華言論，直到三分鍾後，羅剛才進行反擊。節目播出後引發了聽眾尤其是青年聽眾強烈的憤怒情緒，主持人羅剛和導播因為工作的嚴重錯誤，而被開除公職。這一事件折射出新聞媒體的政治導向性，也為主持人政治素質的建設敲響了警鍾。黨的指導思想、先進理論是對社會實踐的總結和理論升華，是我們經濟、社會、思想建設的方向標，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關注並上升到思想上層建築的高度。
2、思想、文化素質積淀不足：據調查分析，20—30歲之間的主持人在我國播音主持隊伍當中佔有45%的比例，40歲以上的主持人僅佔4%。而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主持人，像丹?拉瑟、湯姆?布羅考等都是人到中年，甚至更大年紀時才坐上了主播的位置。他們幾乎都是資深記者出身，有著豐富的新聞從業經驗和社會閱歷，更准確的說他們有著較高的思想和文化素養。思想素質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群體規范、行事風格、道德取向緊密聯系的，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深邃的群體覺知、道德判斷、道德選擇能力，這種能力對不同層次受眾群體的思想把握十分必要；而這里提的文化素質更類似於心理學中的晶體智力，總是和一定的專業和相關知識的積淀聯系在一起，它對於開拓主持人獨特的視野、豐富言語載體的內容、形成獨特的個性風格不無裨益。因此，如何豐富和提高我國主持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質、形成年齡結構的合理梯次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同時良好的心理素質也是都是制約主持人主體形成個性化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良好的心理素質不僅指對自我情緒和外部形態的良好調控，也不僅指對現場情況的良好協調和隨機應變能力，它還應體現在對受眾心理、對社會文化心理的准確把握上，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穩定的行為反應和問題處理風格，形成個性鮮明的播音主持風格。
（三）評價主體對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帶來的影響
作為評價的兩大主體——受眾和播音員主持人的管理機構，兩者都可以說是播音員和主持人的「衣食父母」。但是一部分受眾和廣播電視管理機構的認知不同也是導致主持人喪失個性化風格的主要原因。
1評價主體之一——觀眾
電視是動態的傳播媒介，它最大的特點就是雙向性。做為受眾，他們的喜好決定了主持人和其欄目的成活和發展。而受眾的文化程度、知識背景不同，對於主持人以及節目的喜好就會大相徑庭。而這種喜好的交互作用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因為節目高品位、高質量，主持人的個性化從而提高了受眾的觀賞水平，另一方面，為了調和「眾口」，為了迎合部分觀眾不高的欣賞水平。某些節目和主持人以犧牲節目風格和自我的個性為代價希望使受眾滿意。筆者認為：主持人是以雙重角色出現在節目中的。作為一個文化傳播者，主持人應該考慮受眾的社會心態和接受心理。主持人竭盡所能的認識及把握受眾的需要，並能追隨受眾進而引導受眾。用真實的、非虛構的空間相互交叉組合的結構方式來傳播；把復雜的社會問題置於文化背景上，把深奧的文化問題化為具體的生活現象。
但是主持人也要處理好受眾中心與傳媒引導的關系，處理好商業利益與社會效應的關系，不懈努力地提高節目的文化含量，少一些庸俗、媚俗，多一些健康、益智、怡情元素。傳播學大師施拉姆和波特指出：在新聞傳播中，「一個人用整個身體進行傳播，並且動用全部力量來解釋收到的信息」。 [6]作為一個主持人，只有用整個身體、用全部力量來傳承悠久的民族文化，才會有吸引受眾的永恆魅力。
2評價主體之二——廣播電視的管理者
廣播電視的管理者他們的監管就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評價對於主持人個性風格的形成也有巨大的影響。廣播電視學會和各級電台、電視台的領導等權威機構和人員對待主持人有著「生殺大權」。但這一評價機構的組成人員更應該緊跟國際接軌，緊跟電視業的發展步伐，由各個方面的人士組成，全面的、立體的、多維度的看待主持人的發展。單從業務的角度去簡單地評判一名主持人的好壞，不僅了影響一個好主持人的潛力發揮，更會毀掉一個好的欄目。傾聽多方意見、綜合考慮主持人的發展才是發展之策。
崔永元在一次在央視主題為「珍惜受眾信任，推廣健康形象」研討會上直言道： 「收視率是萬惡之源」。目前有些電視台把收視率當成命根子，因為收視率影響廣告收益，收視率也就成了衡量節目質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標准，從而造成少數主持人放鬆自身約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風。當然這一言論有特定的指向性，它針對的是面向特定審美層次受眾的一些娛樂類節目，因為這一群體構成了人群的大多數。追求收視率無可厚非，它是媒體生存的基礎，問題是如何形成面向不同群體的不同審美層次的欄目、形成不同主持風格的個性化欄目，這不僅是提升媒體層次的需要，也是社會受眾審美水平不斷提升的需要，是社會群體自我素質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結合不同類別節目，形成多元的評價指標體系是媒體管理主體改革的一個方向。
三、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的途徑探索
找到了制約播音主持風格建構的症結就像找到了病人的「病根」，「對症下葯」才能「葯到病除」。有聲語言創作中主持人個性風格建構的途徑探索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身素質的提高
主持人素質的全面提高，這種提高除了在技術層面、觀念形態、知識結構等方面需要「長跑+快跑」之外，更應在綜合能力及心理、品格上狠下功夫。越來越多的主持人更多更廣的參與節目的選題、策劃。隨著主持人中心制的逐步推行，更多的主持人將成為節目和欄目組的雙重負責人。目前，主持人和所有新聞從業人員一樣，正面臨著席捲全球的信息革命所多方改變，面臨著新技術時代的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質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決有聲語言創作中個性風格平平的主要途徑。
（二） 建立多維度的用人選拔機制和院校培養方式
央視體育節目的主持人兼製片人張斌說：以往的電視是一種很封閉的渠道，現在門檻低了，但是要求更高了。比如北京電視台的元元，上海電視台的曹可凡和央視《今日說法》的撒貝南都不是從專業院校出來的，但是他們卻成為了受眾喜愛的主持人，具備多元化的知識結構和生活閱歷是他們成功的基礎。院校的培養應該盡快制定和改進：
1雙學位培養復合型主持人
專業院校可以面向各類不同學科的畢業生開辦主持藝術雙學位，而不是現今的從高中畢業生中選拔；
2完善就業機制：
專業院校應該在學科當中更多的加入實踐的比重，並且有用人單位聯合辦學，指定培養。對招生對象進行有針對性地、對口培養專業方向加具體、鮮明的主持人。這些方式的施行可以改變現在的藝術院校特別是播音與主持盲目過「熱」，招生過多，而最後就業情況不樂觀的現狀。
（三）建立健全不同層次的業務評價機制和評獎制度
中央電視台人事辦公室的晉延林也曾經說過：國內對主持人人力資源還沒有建立起科學規范的管理制度，電視台在管理中還存著一些誤區，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我國電視節目的水準和主持人個性化的形成。[7]現在很多電視台都建立了節目質量評估體系，從觀眾、製作人、專家等多個層面對節目進行評議和講評，這是值得肯定和學習的。從月評、季評、年評到台評、省評、全國評這些都對主持人的個性化風格建構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評獎過程中，除了對獲獎的主持人獎勵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到他們的不足和缺點，只有這樣才能達到評獎的真正目的和意義。同時業務評價的主體應該採取多元的組成部分，其中除去專家、主管領導之外更應該有主持人同行和受眾。多與觀眾座談，了解觀眾需要也是一個必要的途徑。
結 語
有聲語言中主持人個性化風格的建構雖然不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是它的建構元素會隨著時代的進步和電視業的發展而發展，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主持人在節目中不斷地調整和完善自已的風格。與此同時，「我們完全不必因為有些人的曲解而不敢提個性化，從客觀工作環境講，如果沒有積極的工作機制，不給有潛質的主持人機會和壓力，總是簡單的重復，主持人的創作個性也難以形成；從主觀角度看，對於年輕的主持人來說，不要把個性化作為首要的目標，急於尋找個性，更忌離開欄目硬去設計和孤立地追求自我的個性，只有當你全身心地融入到節目當中，關注社會生活，用心思索感悟，真誠服務受眾，你的創作個性才會漸漸凸顯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