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優秀經管類畢業論文範文

㈠ 求經濟學專業本科比較好寫的畢業論文題目

如果你要寫這個論文的話，最好是按照你們的那邊的客觀需求去學。

㈡ 請問經濟類的什麼樣的本科畢業論文比較好寫容易通過的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傳媒經濟學--傳媒經濟學思考

傳媒經濟學成為近年研究熱點，今年5月，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大會共收到學術論文140多篇，共有30名國內學者宣讀了論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內傳媒經濟學研究的總體水平。但是從這些論文看，國內傳媒經濟學研究還存在一些誤區，與國外同類研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這是學科發展的特定階段必然產生的現象。但我們必須認清現狀，明確傳媒經濟學的研究方向，以建成有本土特色的傳媒經濟學科體系。

需要應用研究，也需要基礎研究

傳媒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是傳媒經濟學賴以騰飛的兩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科學史表明，一門學科生命力的大小，不僅取決於社會對這門學科的需要程度，還取決於這門學科基礎理論的扎實、深厚程度。傳媒經濟學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傳媒運作實際問題而產生、發展起來的，所以在應用領域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另一方面，因此漸漸滋長了一種價值取向：傳媒經濟學研究要解決實際問題，要有經濟效益，進行應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論有何用？於是，在當今傳媒經濟學研究中，出現了輕視基礎理論研究的傾向。

這種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功利傾向影響了傳媒經濟學科的成長，現階段的傳媒經濟學研究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實用主義———有不少成果乃是傳播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二是依附於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新聞學、傳播學、管理學、營銷學等等）；三是由於各個學科的研究者對傳媒經濟進行多角度、多學科、多層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關於傳媒經濟的內涵、外延、要素、功能，關於傳媒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方法、內容等問題上的見解，眾說紛紜，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斷。一些文章甚至不屑於進行此類劃分和定義，完全憑自己對傳媒經濟的常識性理解來展開研究，使得當前的傳媒經濟學研究出現了一定的混亂局面。

僅以傳媒經濟學的定義為例，就出現了許多紛爭。現在傳媒經濟學的研究者中除了原來研究傳播學的以外，還有許多是從其他學科轉過來的，各學科的研究者都試圖把傳媒經濟學朝著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經濟學的學者認為：傳媒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的一些知識來回答新聞傳播領域的一些經濟現象，必須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傳媒問題；研究管理學的人認為：傳媒經濟學是關於傳媒業經營和管理問題的研究；傳播學研究出身的學者則認為：傳媒經濟學是研究媒介傳播過程中產生的經濟關系的學科。定義的紛爭加劇了「傳媒經濟學到底是什麼」的疑問。確實，它是什麼，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研究范圍難以確定，那麼傳媒經濟學是單單考察報刊、廣電、網路等媒體，還是包括印刷、造紙、采編、廣告、出版發行等支撐其發展的產業鏈上的各環節，抑或包括數字技術支撐、電信、網路、數字信號處理、傳輸技術等？是以媒體為研究主體，研究媒體在傳媒運作中所起的作用和獲得的成效，還是以受眾為研究主體，研究受眾在傳媒運作中獲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響？是研究單純的傳媒經濟活動，還是研究包括影響傳媒經濟活動的政策、法律、社會大背景？這些問題，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傳媒經濟學的歸屬也成了問題，一些人認為傳媒經濟學是新聞傳播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如趙化勇在《電視媒介經濟學》序言中提到：「電視媒介經營管理研究屬於新聞傳播學與經濟學交叉的產物。」另一些人則認為傳媒經濟學是個獨立的應用學科。這里又可分為很多觀點：

有認為傳媒經濟學是新聞傳播學下屬的應用學科的，如周鴻鐸教授：「傳媒經濟是應用傳播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人們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以傳播信息為主要任務的各種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的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類經濟活動及其運行規律。」有認為傳媒經濟學是經濟學下屬的應用學科，如金碚教授在《報業經濟學》提到：「報業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在報業領域的延伸。」也有人認為它應屬於管理學、營銷學等。無論是哪種劃分，似乎傳媒經濟學就是個大雜燴。

顯然，從這些紛爭中建立一門與各相關學科相區別的、有自己獨特而確定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內容的傳媒經濟學是困難的。必須藉助基礎理論研究，對寓於各相關學科中的要素進行理性抽象，從而把與各相關要領相關學科混合、粘結在一起的概念、原理從這些概念、學科中剝離、獨立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明確傳媒經濟學獨特的不與其他學科相混淆的研究對象、目的、任務、內容，並制訂出傳媒經濟學的發展戰略。

回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當傳播學剛引進時也呈現出與今天的傳媒經濟學研究紛爭不斷的現象，這或許是一個新學科引進的必然過程。

當時也有一批學者發出呼籲，要重視傳播學基礎理論研究，僅僅關於新聞、傳播的定義就討論了很多年。檢索當時的論文，有關新聞定義、傳播功能、傳播模式、傳播效果研究的討論比比皆是。當然，大討論的結果是可喜的，至今，關於新聞學、傳播學基礎理論已基本定型，新聞學、傳播學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備的學科體系。同樣，傳媒經濟學的引進也應實施這樣的重視基礎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葉繁茂。

在當前傳媒經濟學界厚此薄彼，重應用研究而輕基礎理論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強調重視傳媒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但在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上，所有國內學者提交的幾十篇論文中，只有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論文《對傳媒業流通產業性質的初步認識》屬於探討基礎理論問題的。看來，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已是當務之急。

需要宏觀研究，也需要微觀研究

傳媒經濟學需要宏觀研究，但更需要貼近實際、指導實踐的宏觀研究；需要微觀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來、引申為普遍原理的微觀研究。

從這次會議提交的論文來看，從宏觀方面研究傳媒經濟的論文居多，探討傳媒體制改革思路、研究報業發展趨勢、思考電視產業發展戰略等方面的論文比比皆是，這主要源於中國傳媒經濟的特殊性。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前，傳媒的市場化還是一個需要避諱的話題，此後，傳媒市場逐漸放開，這是個變化的過程，傳媒管理機構在逐步完善和發展適合國情的傳媒政策體系，調整和變革不斷，文化體制改革正在不斷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傳媒經濟，就不得不緊跟傳媒政策變化，研究影響傳媒運作的大環境變化及對傳媒運作造成的影響和前景展望，這是特定研究階段的必然。

同樣，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傳媒經濟運作都與它們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規分不開。與中國相比，只是西方國家的傳媒政策法律體系已趨於完善，不需太多調整。表現在傳媒經濟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觀傳媒環境少，研究微觀傳媒運作多。

但是，現在傳媒經濟的宏觀研究卻存在著不貼近實際，難以指導傳媒實際運作的問題。建議引入報刊的退出機制，但卻不提及報刊退出之後，原有人員怎麼安置、遺留下來的債權債務問題怎麼解決；呼籲傳媒集團整合由物理變化轉為化學反應，但如何去實現，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資源，卻拿不出有效措施來；討論打破行業壁壘，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但卻未考慮引進多元資本後，如何管理多元資本、多元資本如何利益分成的問題；強調應明確傳媒產權，強化產權責任，卻忽視了傳媒產業的現狀……。傳媒經濟學要成為顯學，要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必須加強學界與傳媒業界的溝通與交流，以實踐來推動理論，以理論來指導實踐。

傳媒經濟的微觀研究少，而且，許多微觀研究屬於媒體的成果展示，或經驗介紹，業內人士戲稱為「述職報告」。此類研究的特點表現在：

以偏概全，常將某媒體的成功歸功於某一項新措施的實施，而不考慮其他因素；就現象談現象，就問題說問題，研究深度不夠；重感性思維、輕理性研究，很少運用數理邏輯及經濟學理論構建傳媒經濟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釋性成果居多，預測性成果較少；理論性不夠，對於媒體運營實踐的指導性不強。這些微觀研究不具備科研成果特性，無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難被推廣，成果作用也得不到發揮。

針對這種微觀研究現狀，應構建傳媒經濟學的基礎性研究模型體系，使其成為一般性的媒體經濟實踐決策的科學依據。構建傳媒經濟學的基礎性研究模型體系很可能並不完全等同傳媒經濟運作的實際情況，但是它至少可以幫助我們抓住傳媒經濟分析的核心問題。只要靈活應用，便可幫助人們更好地解釋、分析、預測傳媒經濟運行的規律，幫助傳媒經營者制定運營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傳媒經濟學不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過分重視定性，輕視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過分重視定量，輕視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過現今傳媒經濟學過分偏重於定性研究，而不重視定量研究。如陳積銀的《試論中國傳媒經濟研究的不足與突破》（《今傳媒》2004年第7期）、潘力劍的《傳媒經濟學的研究範式》（《新聞記者》2004年第7期）、郭煒華的《傳媒經濟的研究進路》（《新聞記者》2005年第2期）等。有許多學者很早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國教育報刊社的陳中原先生、中國人民大學的鄭保衛教授也曾談到傳媒經濟學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數據論據能使研究成果的論點更具說服力，量化研究指標建構數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讀性和科學性。但為什麼中國的傳媒經濟學者還是偏重於用定性方法來研究傳媒經濟呢？為什麼在前幾年就有人批判這種現象，到了現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這主要與當前傳媒學術界研究者的學術背景有關。最早開始從事傳媒經濟研究的學者大都是學習新聞傳播及其相關專業出身的，中國新聞學傳統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為主，缺乏經濟學的數理統計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實證研究成果積淀，因而很難運用定量研究方法展開研究。

其次是研究傳媒經濟的學者缺乏進行定量研究所必須的數據。國外傳媒許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們必須定期披露運作信息，這就為他們的傳媒經濟學者提供了可資研究的公開數據源。從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收到的論文中，可以看出許多國外學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數據很大部分都源於上市媒體公司的公開數據，如瑞典延雪平大學國際商學院、瑞士盧加諾大學的CinziaDalZot toandBenedet taPrario的《全球化傳媒公司：如何應對跨國傳媒實體組織？》、韓國首爾女子大學JaeminJun g的《全球傳媒巨鱷的合並與並購：對經營領域、整合模式、國外地區的偏好》、美國喬治亞大學的JunXu的《美國傳媒產業的集中：復制與延伸》等。

而國內傳媒上市公司極少，非上市傳媒則往往將傳媒運作視為內部機密，決不外泄。因此傳媒研究者無從獲得信息，只能依靠傳媒運作者偶爾、隨意的公布獲得。在這種情況下，為數不多的上市傳媒的信息披露顯得尤為珍貴。去年北青傳媒的半年報、年報數據成為傳媒經濟研究者的寵兒，絕大部分探討報業經濟的研究論文都引用了北青傳媒信息披露的數據。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國內學者也非常重視傳媒經濟學的定量研究，但苦於沒有可供利用的數據，只能退而求其次，尋求定性研究。

事實上，也不應過分迷信量化研究，對於傳媒經濟的研究，量化並不是萬能的，對於有些問題，也只能利用定性研究方法才能實施。比如，基礎理論研究只能用定性方法，而傳媒運作實踐操作最好用定量方法；國家傳媒政策實施應用定性方法，而傳媒政策實施效果則應用定量方法；傳媒產品價格與受眾選擇的關系研究最好用定量，而傳媒內部管理模式探討則最好用定性。在向本次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提交的論文中，如果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丁和根副教授單一利用定量方式，則可能無法完成其論文《媒介經營體制改革的幾個關鍵問題》。同樣，如果浙江傳媒學院傳媒管理系的詹成大教授單一利用定性方式，也可能寫不成《民營資本進入我國傳媒業的影響研究》。在傳媒經濟學的研究中，定性與定量是研究方式的兩翼，缺一不可。在某一類型研究中，只存在哪個是主要研究方式，哪種研究方式最合適的問題，不存在定量即為先進，定性便是落後的道理。

同樣，這篇思考文章，需要哲學思辨和理性判斷的定性方法，如果用定量方法，還無從下手。

㈢ 求一個好寫的經濟類本科生畢業論文題目

不如寫綠色貿易壁壘抄相關的題目吧，我以前寫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紡織品出口的影響及對策研究。這個題目怎麼說呢，寫過的人是挺多的，但是好處就是你能找到的資料也很多。或者寫綠色貿易壁壘對農產品出口的影響也可以啊。
貿易壁壘是國貿專業最常用的一個話題了。

㈣ 關於經管類的畢業論文，哪些題材比較好寫一些(備注:本科學士學位論文)

企業並購中的財務風險的分析與防範

㈤ 經管類畢業論文範文ppt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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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經濟管理類畢業論文

羅牛山上市公司融資結構現狀及對策分析
摘 要
農業發展是我國民生之本，歷來一直維系著我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穩定，是推動國家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而我國農業的上市公司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的發展現代農業技術產業化的重要先驅，龍頭企業更是我國農業生產中先進技術生產力的典型代表。而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一個區域型的綜合性農業上市公司龍頭企業，對於深入研究我國農業的上市公司結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主要選取以我國農業發展的有限公司龍頭企業、農業先進技術生產力的企業為代表的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作為其研究的對象，重在於研究羅牛山融資結構可能存在的不足，不足的主要原因以及其相應的融資管理對策，為有利於我國的農業企業優化的融資結構的發展提供了理論與經濟實踐的重要借鑒和參考。
在實踐中，企業的實際融資結構和成本通常實際上會受企業實際融資結構和融資方式等因素影響。一般來說企業的實際融資方式和結構越合理，企業實際融資的成本越低，這主要是由於合理的企業融資的結構和成本能夠達到促使羅牛山能夠實現投資價值收益最大化的長期發展目標。同時，合理的企業實際融資方式和結構也是羅牛山能夠成功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根基。因此，羅牛山非常的有必要通過規范和優化企業的融資行為和融資結構，從而能夠達到規范和優化企業融資方式和結構的長期發展目標。
本文以2014-2018年羅牛山的公司年度財務報告統計數據為基礎，採用比較分析法將羅牛山與融資行業財務均值及自身五年財務均值的對比做了橫向、縱向的對比，並通過系統性地閱讀、分析大量的文獻資料，借鑒國內外各種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融資結構理論和實踐經驗，並依靠羅牛山的融資優序理論對其存在的融資優序傾向和解決問題的必要性進行了評價，發現了以下問題：（1）內源融資佔比例較低，向上增長的趨勢不穩定；（2）偏好外源融資，股權融資規模較小；（3）資產負債率偏低；（4）長期債務融資比重大，且仍持續上漲。然後從企業盈利能力的因素、投資行為的因素、融資的門檻和風險因素、融資成本及企業管理層對決策的影響因素等幾個方面詳細分析了這些問題可能產生的原因。從而探索制定出與羅牛山公司本身融資結構相匹配的合理的企業融資結構策略，並有效平衡其與公司的債權人、股東之間的關系和利益沖突。具體措施如下：（1）提高盈利能力；（2）規范投資行為；（3）提高資產負債率，重視發展多渠道融資方式（4）健全債券市場，推動金融工具的創新。以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融資結構的普遍與特殊存在的問題、原因及建議，為我國其他農業公司優化融資結構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羅牛山；融資結構；內源融資；外源融資

目錄

1 緒論
1.1選題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農業作為現代我國第一產業，一直以來，農業以農林牧副漁為主要的生產經營內容，涉及到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各個方方面面，維護著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以及保障著人民的生活幸福，是保障著我國的經濟社會健康穩定運行的重要基礎。
改革開放已經過去了四十餘年，我國的證券交易市場在交易管理、監管體制、法律體系等方面也逐漸走向成熟。在這一成熟的融資環境下，資本和市場更容易為目前農業類未上市的公司有效地籌集、融通到大量的資金，這也就為進一步推動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產業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農業類上市公司和企業也可以有效地利用其資本和市場的優勢進行多元化的投資以進一步擴大了企業的規模和經營范圍，從而有效降低了企業的成本和規避經營風險。目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存在許多不合理的融資行為,許多企業的融資結構也都存在一定的問題,甚至一定程度背離了融資優序理論。除此之外，還逐漸出現了一些過分地追求短期的利益，只想盡快向市場投資者圈錢，而完全忽視了長期健康發展的中小型企業，這也就直接導致許多目前農業類上市公司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財務危機。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下，以羅牛山為代表的一批我國農業類類上市公司既將會面臨巨大的國際市場發展機遇，又可能還會同時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目前我國的農業類類上市公司與其他國際大企業上市公司相比，明顯在規模、影響力、業績以及抵抗風險的能力都處於弱勢地位。這也使得國內眾多農業上市公司處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之中。若想進一步增加我國以羅牛山為代表的農業類上市公司的競爭力,就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改善融資結構使其得到優化。
1.1.2研究目的與意義
融資方式以及結構的合理優化會使得其企業的生產和融資能力、償債的能力和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杠桿的流動性能力得以大幅提升，從而達到降低其成本，提高其經營的業績，增加其企業資產價值的目的。因此，本文依據國內外具有較高質量和權威性的文獻資料來研究羅牛山融資優序結構目前可能存在的融資傾向問題,並主要是依靠羅牛山的融資優序理論對其存在的融資優序傾向和解決問題的必要性進行了評價,探索各種適用改善於羅牛山融資優序結構的方法和措施,為其他農業類上市公司經營者降低融資的成本、獲得更大的利潤和融資發展空間,增強其綜合的競爭力發展提供了參考。
本文研究有助於其他農業生產類上市公司的融資經營者可以根據行業的不同和上市公司融資優序結構的差異等相關影響因素,制定和設計出與公司本身融資結構相匹配的合理的企業融資結構策略,並有效平衡其與公司的債權人、股東之間的關系和利益沖突。在對融資理論的研究上具有非常重大的學術性和現實意義，並同時對於實現我國經濟社會資源的優化和合理配置，促進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的增長，推動社會資本和市場的完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1.2國內外研究現狀
1.2.1 國內外文獻綜述
（1）關於融資結構理論的文獻回顧
20世紀初我國開始出現關於我國投融資結構優化理論的研究和探索，這一研究方面國外的學者率先對這一研究領域也開展了許多密切相關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學術研究成果。其中，美國著名經濟學者David Durand(1952年)總結了美國的企業資本結構理論，將其資本結構分為凈經營收益理論、凈收益理論以及美國的折衷經濟理論收益法三類。其中，凈經營收益理論收益法認為當企業的債務清償成本和企業權益成本固定保持不變時，企業的負債成本佔比越大，其資產附加值越高。而凈經營收益理論則持另一個觀點，認為企業自身的價值並不直接受企業財務成本杠桿的影響。不久後，美國的學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年)先後提出了著名的MM權衡理論，其觀點就是指出在企業資本市場有效且無稅等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資本結構和其融資方式與企業的市場經濟價值基本無關。隨後，在MM理論的影響下，企業融資的方式與影響公司經營績效的理論又一次有了新的研究發展Robichek(1967年)、Rubinmstein(1973年)、Kraus(1973年)、Scott(1976年)、Mayers(1984年)先後提出了權衡的理論。該權衡理論的觀點是認為資本市場結構的最理想狀態下的平衡應該就是通過稅盾的效應與企業的財務費用和企業的代理成本之間達到平衡。
我國學者在企業融資的結構理論上的深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對國外專家學者研究企業融資情況的成果進行評述或介紹和完善，還沒有新融資結構理論的研究成果出現。張維迎(1995年)對國外的激勵管理模型、控制模型和國內的信號傳遞管理模型的研究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吳沖鋒、范曉虎和陳很榮(2000年)分三個階段對國外的企業融資結構理論的形成過程及其成果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評述。
（2）關於企業融資選擇理論的研究
國外關於企業控制權融資方式選擇的控制權理論主要分為融資優序理論和控制權理論。關於控制權的理論，Jensen和外源理論Mcekling(1976年)指出，在上市公司的多數股權在大股東控制的實際情況下，大小股東之間的矛盾和利益沖突更多地表現為代理問題。關於融資優序理論，Myers(1984年)提出了企業融資選擇優序控制權理論，即我們認為通過內源企業融資更多地具有降低企業融資的成本，提高企業投資收益和效率的重要作用，因此企業在正確選擇融資的方式時，應先內源後選擇外源。以企業信息不對稱為理論基礎，Majluf和Myers(1984年)通過研究構建了企業信息非對稱經濟條件下的企業投資決策模型，證實了(1)在企業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股東與公司管理層與市場投資者之間相比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獲取更多非公開的直接影響其預期投資收益的外源融資相關數據和信息，從而使股東達到"自利"；(2)對比外源融資，內源融資具有成本和風險比較低的優勢。
我國的學者們在國外專家學者深入研究的寶貴經驗基礎上，結合了中國實際的情況，提出了以下的結論：程書萍(2001年)指出現在上市公司在融資結構中的比重的不斷增加主要是受上市公司的股權偏好的直接影響，且對上市公司股權的融資偏好主要是對低廉的股權融資管理成本、低效的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以及對失衡的股權融資管理體系的一種理性融資選擇。
（3）關於融資結構影響因素的文獻回顧
國外已經有許多的學者通過理論和實證的方法對企業融資結構盈利水平影響杠桿率因素的重要性進行了深入研究，Friend、Mehran(1992年)等國家的學者在研究中發現管理者對企業持股的比例與企業債權的多少負是正相關的。zingales與mehrajan(1995年)的研究發現企業盈利杠桿率的水平在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中是與該國家企業的債權和杠桿比率的多少呈現正負相關。
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在對融資結構理論的研究基礎上，結合了我國的國情，主要是運用理論和實證的手段對於我國上市企業公司進行融資結構以及影響融資決策因素的研究展開了深入研究。黃泰岩，侯利(2001年)等人認為融資成本、風險和收益的控制權，制度經濟環境變數和其他宏觀經濟環境變數等因素會影響我國企業進行融資和決策。王玉榮（2005年）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與其主營業務獲利的能力、非債權稅盾、收入的波動性等因素呈負相關，而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成長性、有形資產的比率、非流通股的比率等因素呈正相關。
姚瓊(2003年)實證驗證了企業的規模、經營風險、資產的實質性是影響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最主要因素，次要影響因素是則是企業的成長性、盈利性以及對行業發展。在此研究驗證上述結論的基礎上，田洪紅，歐瑞秋(2017年)通過上述實證分析研究進一步證實了：公司法人股比例、國家股比例、董事會會議的出席次數與對股權管理者融資的偏好顯著正相關；而第一大股東與法人持股的比例、大股東的投資聯盟與對股權融資的偏好顯著性呈負相關。
（4）關於融資結構現狀及優化的文獻回顧
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在對融資結構選擇理論以及對企業股本和融資結構選擇理論的研究基礎上，具體分析了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的發展現狀，並對此提出了一些融資結構優化的建議。孫世敏，徐亮(2004年)和曹衛華（2004年都發現）目前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與西方現代中國企業管理關於資本結構的理論並不一致，表現出較強的債權和股權融資偏好的現象，這種情況可能直接導致企業資本結構的扭曲。葛永波(2007年)國外學者發現盡管我國的農業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選擇行為基本吻合西方企業融資啄食構選擇理論的"內源融資—債權融資—股權融資"兩種偏好的順序，但是企業融資的偏好與企業融資的結構特徵之間仍然存在明顯的背離偏好現象。
在此次課題的研究基礎上，溫軍，楊斌，李湛(2007年)的研究發現了中國上市公司的融資方式和結構發生了由「股」到「債」的轉變，並進一步指出未來中國的銀行應進一步加快和發展直接向債券市場，穩步發展企業股票市場，擴大直接融資融資的規模和比重，以有效防範和化解商業銀行債權風險，實現中小企業多渠道直接融資。
1.2.2 文獻評述
通過以上國內和國外的相關文獻對比和綜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我國較發達國家在對融資結構的研究起步較晚，而發達國家的研究已經步入了成熟期，而實際上我國目前只是進一步借鑒和研究完善國外比較成熟的融資相關研究理論。國內外學者對於融資影響因素方面都運用了實證等研究的方法對其進行驗證，並且對結構的宏觀影響因素和對企業內部經濟影響因素的綜合考慮做得比較全面。在對優化融資結構方面，國外的研究學者發現嚴格遵循對融資優序的理論有利於對企業進一步調整和改善內部融資結構。
國內的研究多是探討如何從股權和債權融資入手優化企業的融資結構。本文以這些豐富的學術文獻和資源的綜合研究基礎，結合近年來關於我國的農業類上市公司的融資方式和結構的發展現狀，將為本文深入研究的農業類上市的公司關於企業融資方式和結構如何優化的研究工作開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科學方法的指導。
1.3論文內容及框架
論文的研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章，緒論。這一章主要是介紹了羅牛山農業行業的背景以及羅牛山的發展歷程，研究這一內容的重要意義、國內外有關文獻的綜述、研究的框架、研究的方法和本文研究創新的特點。
第二章為具體的融資基本的理論，詳細地介紹了企業融資的方式、融資的結構以及融資成本等基本融資理論。
第三章重點分析了羅牛山公司經營和融資的現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及其它導致結構性問題的原因。其中，從羅牛山的融資結構及其股權結構和負債結構對羅牛山的公司融資結構現狀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四章提出改善羅牛山融資渠道的對策。這一章中，以當前羅牛山公司融資結構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為基礎，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給出了改良措施。
第五章，結論與展望。對於文章全文內容進行了分析總結，並就此項目進行未來的戰略展望。
1.4 研究方法
1.4.1文獻研究法
借鑒了農業類上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與融資結構相關的理論以及對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相關的研究，為本文的深入研究分析奠定了理論的基礎。
1.4.2 案例分析法
全文以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為研究對象，針對美的集團定向增發這一融資行為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資結構進行分析並試圖找出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1.4.3 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
在研究過程中充分利用圖標工具進行分析，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1.5論文的創新點
本文主要是在業內專家學者們的研究基礎上結合對特定的一家農業企業的融資結構的現狀和特點進行了描述性的統計和分析，在進這一過程中，首先分析和描述了羅牛山的融資現狀及結構特點，然後再分別分析了融資結構在股權結構中的股份融資性質和負債結構時間性質中的表現，探討了羅牛山融資優序結構目前可能存在的融資偏好問題，探討了羅牛山融資結構中存在的問題並推究其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而比較有針對性地對羅牛山優化融資結構的研究優化發展提出了改進措施和方法，為其他農業上市公司經營者優化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優化農業類融資型負債結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理論參考，具有一定的理論實踐研究價值。
2 融資基本理論
2.1 融資方式
2.1.1 內源融資與外源融資
融資的方式按照其資金來源和途徑的不同可以大致分為傳統的外源融資與傳統的內源融資。內源主要指的是企業自身在生產活動中積累的資金，而外源融資主要是指所融資金主要來自於企業外部的其他社會經濟主體,也就是說資金來自社會閑散資金。折舊和留存收益共同構成了企業內源融資。向企業外部主體融資的外源融資會產生一定的融資成本，企業存在償還壓力。外源融資的融資成本和風險都要高於內源融資。但企業的規模和收益的積累能力都會限制內源融資的規模。因此，當企業內源融資規模不足以進一步擴大再生產，往往會搭配外源融資實現資金的融通。
2.1.2 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
融資方式按照資金來源途徑的不同可以分為外源融資與內源融資，其中外源融資是指所需的資金來自於企業外部的其他經濟主體，也就是說從社會獲得的資金。內源融資主要是企業自己擁有的資金和正常投入產出運營過程中的資金積累部分。留存收益與計提的折舊是內源融資的主要構成成分。折舊是為維持企業簡單再生產用來重置損耗固定資產價值，而留存收益由未分配利潤和盈餘公積構成，所以，留存收益是企業內源融資的主要渠道。外源融資會發生一些成本費用，並存在支付危機，所以其與內源融資相比融資成本較高、融資風險較大。內源融資規模的大小會受到企業本身積累能力有限性的約束，因此，當其不能滿足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要求時，企業會根據本身的經營狀況選擇相應的方式實行外源融資。
2.2 融資結構
融資結構即資金的來源結構，是指企業的生產要素來自不同渠道所形成的結構情況。它是由資產負債表右半部分構成的，即所有者權益、短期和長期負債等會計科目中各自數額的佔比情況。融資結構特徵的表示方法會隨融資方式劃分種類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當融資方式分成外源融資和內源融資時，此時公司的融資結構會以資金來源途徑結構的形式來表示。當以時間長短來劃分融資資金時，此時公司的融資結構就會以資金的期限結構來表示。融資結構本質上代表著企業的生產要素供給者之間的經濟關系，所以它決定企業的權力分配結構。
2.3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是資金使用者使用提供者提供的資金必須付出的代價和支付的報酬。公司的融資成本由資金使用費和融資費用構成。融資費用就是發生在公司籌集資金過程中的各種交易費用。資金使用費就是公司獲得資金使用權支付的費用。一般情況下，公司會以成本最小的原則進行融資決策，從而影響融資結構。
3 羅牛山公司融資現狀、問題及原因分析
3.1 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簡介及行業融資結構現狀
3.1.1 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93年，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碼：000735），是我國第一家「菜籃子」股份制企業。公司注冊資本8.8億元，總資產20多億元。2002年，公司被評定為國家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經過10多年的發展時間，羅牛山逐漸成為海南省規模最大、配套最完備、實力最雄厚的畜牧龍頭企業。擁有全國規模最大的種豬育種基地和文昌雞育種基地建有海南省最大的「菜籃子」工程基地、種苗繁殖供應基地、商品豬生產基地和以畜牧業為主的農業科技示範基地等生產基地，逐步形成了以畜牧業為主的十大配套體系。公司在畜牧業的基礎上，又增加了食品加工、市場與物流、教育與科研推廣、房地產等業務。
羅牛山2013、2014、2015年度連續三年進入海南省企業百強榜的前30名。目前公司經營范圍包括了農業綜合開發、農產品種植和農業加工、高科技產業、旅遊項目、工貿文化項目，資產管理（不含金融資產）、招商投資咨詢等等。截至2018年羅牛山主營業務包括三大業務板塊：大農業、房地產業務、教育業務，其中以大農業為主，以房地產業務、教育產業為輔。
3.1.2 農業上市公司融資現狀
表1 2014-2018年農業類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現狀的比較分析

我們由表1可知，農業上市公司的內源融資佔比五年均值是53.21%，占總融資額的一半以上，略高於外源融資佔比的五年均值46.79%。所以目前為止，內源融資在農業類上市公司的融資總規模中占重要地位。五年以來，股權融資在外源融資比重一直高於債務融資，留存收益比重也一直高於折舊融資，且留存收益比重均遠遠高於債權和股權融資比重。由此可見，2014-2018年我國農業類上市公司實施的融資戰略是符合融資優序理論提出的內源後外源的原則。
3.3 羅牛山融資結構存在的問題
3.3.1 內源融資規模小，偏好債務融資
（1）內源融資佔比例較低，向上增長的趨勢不穩定
表6 2014-2018羅牛山融資結構情況表（單位：%）

內源融資作為一種成本最低，且風險較小的融資方式，絕大多數企業都會優先選擇的融資方式。然而在實踐中往往並非如此，由表2和表6我們可以看到2014-2018年五年的內源融資比例大約都在20%-40%，相對於超過65%的外源融資佔比而言實在是過少了。
一方面羅牛山由於折舊的不穩定增長導致的內源融資規模小，另一方面，羅牛山經營效益的不穩定增長，也導致企業留存收益不能穩定增長這都導致可利用的內部資金數量少。從而導致羅牛山雖希望使用內部資金，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內源融資佔比在2014-2016年處於一個下降期，從2014年的30.04%下降到2018年的20.37%。2016-2018年一直處在上升期，從2016年的20.37%上升到2018年的34.05%，因此這幾年羅牛山的融資結構得到了較好的改善。但其內源融資佔比仍與行業均值53.21%有較大的差距，這種外源融資比例大大超過內源融資比例的狀況不利於公司健康的發展。

表7 2014-2018羅牛山重要指標分析分析（單位：%）

表8 2014-2018年內源融資增長率比較分析（單位：%）

由表7可知，通過對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至2018年公司股票成長性指標以及盈利性指標的研究發現，從整體趨勢來看，羅牛山的凈利潤顯著增加、每股收益以及凈資產收益率都有小幅度增長，營業收入在2014年、2015年和2018年都出現了負增長。由表7和表8可知，羅牛山的留存收益增長率與其凈利潤增長率相匹配，2014-2016年內源融資呈負增長趨勢，2017年和2018年逐漸上升。
（2）偏好外源融資，股權融資規模較小
西方許多發達案國家的實踐已經驗證了內部資金應該是企業最優先考慮的融資方式，外部資金應該作為內部資金不足時的備選。
由表2可以知道，外源融資的構成中，股權融資比例的均值是7.63%，債務融資比例的均值為92.37%，這說明以債務方式獲取資金是外源融資來源的主要途徑。外源融資中，股權融資比重遠低於債務融資，且仍有下降的趨勢。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14-2015年債務融資比例從69.96%上升到72.79%，2016年下降至49.23%，2017-2018年債務融資比例先上升至65.88%，後又下降到56.11%。而股權融資比例除了2016年為30.39%，其餘年份均為0，這說明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融資一直以來的規模外源都與債務融資規模相差懸殊，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資的結構並不合理。
3.3.2 債務融資結構不合理
（1）資產負債率偏低

圖1 2014-2018羅牛山負債情況分析（單位：%）
當前學者們普遍認為50%-60%是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較為合理的區間。而羅牛山五年間只有2014、2015年資產負債率處於這個區間，五年均值為47.05%，財務杠桿水平較低，不利於產生杠桿收益和稅盾收益。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資產負債率長期穩定在一種比較低的狀態。
（2）長期債務融資比重大，且仍持續上漲
由表4可知，在債務融資結構中，長期債務融資比例在2014-2016年逐漸下降，但在之後持續上漲；短期債務融資佔比則在2016年以後一直處於下降趨勢。2016年，短期債務融資比例為25.59%，短期融資占債務融資的比例為51.98%。
但到了2018年短期融資佔比、短期融資占債務融資比例分別下降到了23.33%、41.58%，另一方面，長期債務融資比例升到32.78%，長期債務融資占債務融資比例上升到58.42%。這說明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這幾年在債務融資方面越來越依賴長期債務融資，短期債務融資在總債務中重要性越來越低。
在實踐中，短期融資能省利息費用，但是如果大環境內經濟衰退，公司的短期融資會給公司帶來很大的現金流壓力，或者更嚴重一點，可能導致重大的虧損或破產。因此，農業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中長期融資比例較大也有一定優勢。但目前這種長短期債務融資的失衡的狀況還在進一步加劇，有可能會引發收支性財務風險。
3.4 羅牛山導致問題的原因
3.4.1 盈利能力因素
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內源融資比例本身就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且其留存收益的占內源融資的比例也低於行業平均水平，這說明羅牛山自身的盈利能力較弱，沒有充足的內部資金來滿足公司的業務需要。
農業本身的弱質性具體表現為盈利能力較低，極易受季節和政策變化的影響。羅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產業是畜牧業，自然也受其影響。除此之外，這幾年國際市場穀物飼料的成本上升，羅牛山飼養成本也隨之上升，。而近幾年國內豬瘟頻發，羅牛山的生豬產量也受到影響，產量降低，這導致羅牛山主營業務收入減少，這導致主營業務的利潤減少。這共同導致了凈利潤大幅降低。如果這種情況一直沒能得到改善，將會導致羅牛山積極發展「副業」以增加企業的收入，並給股東以滿意的業績。
2016年以後羅牛山的內源融資比例及留存收益占內源融資的比例雖有提高，但企業留存收益還是太少，與行業仍有較大差距。由此可見羅牛山難以獲得足夠的內部融資，所以促使企業更多選擇外源融資。

㈦ 求經濟類本科論文

對當前我國高房價相關問題的幾點看法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19日 15:02 《中國金融》
房地產市場調控應堅持「穩」字優先，把改善供給和穩定需求作為政策調控的重中之重，既要促進市場的平穩發展，也要促使房價回歸至合理水平

對當前我國高房價相關問題的幾點看法

■ 宗 良 周景彤

今年年初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逆勢上揚和「量價齊升」再次成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焦點問題。

樓市「量價齊升」，市場需求集中釋放

今年年初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量價齊升，市場需求得到集中釋放。前8個月，全國商品房累計銷售面積4.94億平方米，同比增長42.85%，而2008年同期是下降近15個百分點；銷售額上漲更快，前8個月商品房銷售總額達23464.7億元，同比增長69.86%，而2008年同期是下降近13個百分點(見圖1)。

在成交量急劇放大的同時，房價同比漲幅由負轉正，環比連續6個月正增長。8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2.0%，漲幅比7月份擴大1個百分點，這是自年初以來房屋銷售價格連續第2個月同比上漲；環比上漲0.8%，環比連續6個月正增長(見圖2)。

政策因素是房價過快上漲的根本原因

寬松的信貸政策是直接原因

供給方面，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信貸的擴張為開發商提供了充裕的資金，緩解了開發商資金緊張，開發商前期打折促銷的壓力消失；需求方面，存貸款利率的下調，購房首付款比例的降低，使得自住型和投資投機型需求同時放大。在供給彈性較小甚至有所減少的情況下，需求的集中釋放必然引起房價大幅上漲。

通脹預期因素是間接誘因

由於擔心全球和國內銀行向市場注入的大量流動性，加上國際國內經濟觸底回升的態勢逐漸明朗，投資者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也越來越強烈，在金融市場發展緩慢、投資渠道有限的情況下，置業買房成為我國富有階層資產保值增值的首要選擇。如果說今年第一季度，市場需求還是以自住性、改善性需求為主的話，那麼進入第二季度，投資投機需求則成為推動房價上漲的主要力量。進入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動態微調(如收緊二套放貸)使投資投機需求再次退潮，從而引起成交量的再次放緩。

信貸資金違規進入樓市股市

根據測算，今年上半年新增貸款與GDP的比例高達0.53，而往年這一比例一直穩定在0.1～0.2。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1%，為1992年以來同期最低增速。以目前較低水平的經濟增長並不需要也無法吸納如此多的信貸資金，這就難免有部分信貸資金流入資產市場，從而進一步推高了房價、股價等資產價格。

我國房價總水平明顯偏高

從房地產行業循環周期來看，2008年這一輪市場調整是不完全不充分的

在宏觀經濟景氣循環的四個階段(蕭條、復甦、繁榮和衰退)，經濟增長和物價之間依次有「低增長、低物價」、「高增長、低物價」、「高增長、高物價」、「低增長、高物價」四種組合。實際上，房地產業也有類似的循環發展規律：一般而言，房地產市場的調整總是以成交量的下降為先兆，但此時房價依然堅挺，出現所謂「量跌價升」階段；接著價格和成交量雙雙下降，即「量價齊跌」階段；隨著價格的下跌，有效需求開始不斷增加，成交量開始回升，進入「量升價跌」階段；最後隨著經濟的好轉、成交量的持續增加，投機需求活躍，進而演化為「量價齊升」階段。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階段所需的時間主要取決於房地產自身發展所處的階段和外部環境的變化。

根據行業發展周期，我們可以把2000年以來我國房地產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0～2002年)：「量升價跌」階段。表1數據顯示，這一階段全國房價漲幅較小，3年期間房屋銷售價格指數年均漲幅為2.0%。由於價格漲幅較小，再加上住房制度改革之前積聚的大量有效需求得到集中釋放，導致該階段市場成交量也大幅增加(年均增幅20%以上)。

第二階段(2003～2007年)：「量價齊升」階段。從2003年開始，受經濟景氣周期上升、北京奧運會臨近等多種因素影響，全國房屋銷售成交量繼續增加(年均增幅24%左右)，同時全國房價也步入快速上漲通道，房屋銷售價格指數年均漲幅超過7%。這一階段持續了較長時間，市場存在調整的客觀需要。

第三階段(2008年)：「量跌價升」階段。隨著市場不斷活躍和投機活動的增加，全國房價繼續增長，但不斷攀升的高房價超出了大部分購房者的承受能力，將大部分自住購房者擠出市場，再加上國家宏觀調控的抑制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導致該階段市場成交量急劇萎縮。2008年成交量下降近兩成，為房改以來的首年下降。

但這一階段僅持續不到1年時間。進入2009年，受國家經濟刺激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影響，房地產市場提前結束了調整，重返「量價齊升」景氣上升周期。但根據行業發展規律和國際(如日本)經驗，房地產調整周期至少應在3年以上，而2008年這次調整持續時間還不到1年。因此，這一輪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是不完全、不充分的。由於前期價格上漲，購房者觀望氣氛重現，自8月份以來部分城市房地產交易量開始萎縮，表明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正處在由「量跌價升」到「量價齊跌」的關鍵階段。

房價過高，不利於行業健康發展

對當前房價，普通老百姓深感太高而難以承受，但包括開發商、某些官員和部分學者等卻認為房價其實並不高，並且以城市化、工業化和消費結構升級等證據來證明。這里筆者通過房價收入比、價格租金比和絕對價格法三種方法來衡量我國房價總水平的高低。

第一，房價收入比遠高於合理水平。當住房用來滿足自住需求時，決定房價的是居民的實際購買能力，通常用「房價收入比」來表示。聯合國人居中心在對50多個國家的首都城市進行調查後認為，一套住房的合理價格應在居民年收入的2～3倍，如超過6倍時，大多數人就會無力購買，市場就會出現問題。但正如表2所示，2008年我國房價收入比已高達8∶1，北京、上海、廣東、海南和天津等省份房價收入比均突破10∶1，北京核心區更是達到22∶1的高位，明顯高於東京、倫敦和溫哥華等國際性大城市。

第二，價格租金比逐年提高，市場泡沫和風險同步放大。當房屋作為投資需求時，決定房價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房屋租金，國際上通常用「價格租金比」來表示房價水平的高低。受數據可得性限制，這里我們採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商品房銷售價格指數和租賃價格指數之比來表示房價與租金價格的相對變化：如果比值大於1，說明價格租金比較高，投機成分和市場泡沫增大；反之，如果比值小於1，則說明價格租金比較低，市場的投機成分和泡沫在減少。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租金比」不斷提高，2003年全國為1.03，2004～2008年一直在1.04以上，2009年上半年雖然有所回落(1.01)，但依然大於1的臨界值。說明隨著房價的不斷上升，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成分和泡沫在不斷增大。

第三，從絕對水平來看，我國一線城市房價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2008年，在美國芝加哥，面積200平方米的獨棟別墅，新房銷售中間價為每套26.4萬美元，按此計算單價約人民幣9240元/平方米；日本東京市區一套面積80平方米的公寓樓加停車位售價約為3000萬日元，摺合人民幣192萬元，每平方米約為2.4萬元。北京2009年四環以內70%以上樓盤售價達到2萬元/平方米。考慮到購買力平價、我國住房只有70年的土地使用權，再考慮到美國、日本的人均收入超過我國數倍甚至幾十倍，我國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房價實際上已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

因此，不論從行業發展周期，還是衡量房價的三大指標來看，當前我國房價總水平已經明顯偏高。

房價過高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國民經濟和全社會成員福利增進的角度看，房價過快上漲弊大於利，其危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正反饋效應」加劇宏觀經濟波動

房價過快上漲產生「財富效應」。即隨著房價的上漲，抵押資產市場價值增加，會導致居民消費增加和經濟增長，也即房價與財富之間形成正反饋機制。從經濟波動角度看，在經濟擴張期，房價上漲會進一步推高經濟增長；在經濟收縮期，房價下降會引起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

供給方面，在房價上漲時，開發商和銀行預期價格繼續上揚，從而導致信貸和投資開發增加；需求方面，房價上漲導致投資需求增加，在短期供給缺乏彈性的情況下，需求大幅增加必然會拉動房價快速上漲。由於產業關聯性高，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將帶動建築、冶金、建材、運輸和金融等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加速經濟增長；同樣，在經濟蕭條時期會加速經濟的下滑。

「擠出效應」制約居民消費的擴大

由於房價上漲過快，近年來居民購房的首付款和月供不斷增加，月供和租房支出占居民消費總支出的比重也不斷提高。購房支出增加，佔比提高，擠出了購房者在其他生活和發展方面的支出，嚴重製約著居民消費的持續擴大。尤其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房價過快上漲擠出了居民消費，扭曲著社會資源配置，成為擴大消費和保增長的「絆腳石」。

「再分配效應」拉大居民收入差距

住房既是普通商品又是投資品，房價上漲對不同居民戶的財富存量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對無住房的家庭而言，房價上漲增加了租房支出和購買自有住房的難度，使這部分人實現買房的夢想變得越來越渺茫；對有自有住房家庭而言，房價上漲會增加抵押貸款消費；對於有房且用來投資的家庭而言，房價上漲不僅能獲取出租和出售收益，而且還可以獲得更多的抵押貸款，是房價上漲最大的受益者。總的來看，房價過快上漲會導致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以人為本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房價上漲過快，不利於房地產行業自身發展，不利於經濟金融的穩定，也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相背離。因此，房地產市場調控應堅持「穩」字優先，把改善供給和穩定需求作為政策調控的重中之重，既要促進市場的平穩發展，也要促使房價回歸至合理水平。

堅持以人為本，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

安居是民生之本。近年來我國房價上漲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建立在脫離普通老百姓真實需求基礎上的房地產發展必定是不可持續的。房地產政策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堅持以人為本，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出發，千方百計滿足普通老百姓的自住需求，抑制投資需求，嚴厲遏制投機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

對貨幣政策動態微調，嚴格執行二套房貸政策

針對我國住房市場存在結構性需求過旺等問題，應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抑制不合理需求。金融監管部門應督促商業銀行嚴格執行按揭貸款首付款比例政策；嚴格限制信貸資金違規進入房地產市場，住房信貸增長一定要與經濟增長、借款者的還款能力相匹配。在經濟企穩回升和物價進一步升高時及時上調利率。借鑒國際經驗，對非本地購房者(包括境外和非本地區)尤其是購買多套住房者進行一定的政策限制。加大外資流向房地產市場的監管。

完善供給結構，繼續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

堅持政府和市場「兩條腿」走路，明確並強化政府在保障居民基本住房方面的責任和義務。近年來，盡管各級政府加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設步伐，但從保障性住房佔住房總供給的比重，以及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來看，我國保障性住房建設步伐仍顯得太慢，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增加市場有效供給。要加快研究和出台徵收物業稅政策，抑制投資投機性需求。

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信息系統

加強市場監控。市場規范和信息公開透明有利於市場主體形成合理預期，避免盲目投資和消費。建議各相關部門加強房地產市場運行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共享。建立房地產風險預警系統，提供公開、透明、權威的動態信息。■

作者單位：中國銀行(4.13,-0.06,-1.43%)總行戰略發展部

我國房價走高的原因分析及趨勢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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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住宅價格走高離不開經濟的基本面。而對於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住宅價格的走高有經濟基本面的因素，但是也有許多非經濟基本面和非市場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房地產價格的形成與走勢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要復雜得多。那麼，是什麼推動了現階段住房價格的上揚?

成本推動價格上漲

在我國現行的土地制度下，土地供給不僅受自然條件的限制，還受政府壟斷限制；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憑借「事實上的所有權」、控制-->權，在政績和集團利益的作用下，盲目地圈地佔地，造成大量土地資源的浪費和破壞；另一方面，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普通居民住房所需的土地卻供給不足，土地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導致地價和房價的上揚。

需求拉動價格走高

2003年，全國商品住宅的平均造價僅佔平均售價的58%左右，這表明：現行的商品住宅價格已不再是簡單的「生產者價格」或「成本價格」，而是一種市場價格，在現階段它更傾向於是一種需求價格。現階段巨大市場需求的存在，為房地產開發商抬高房價，將土地、原材料、稅費等各種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提供了便利，開發企業並不會因地價、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而減少其豐厚的利潤。

2003年，我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關，達到8472元，按照人們常引用的「國際標准」房價收入比在3：1～6：1之間，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可支付住房價格應在15～30萬元/單元，北京和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較高，因此，可支付的商品住宅價格會略高於全國的平均水平。可事實上，在許多城市新建住宅價格與家庭收入比都在10：1以上。

這種異常的現象常常是經濟基本面無法解釋的，只能從制度變革中尋找答案。

(1)高收入群體形成。中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期，制度建設滯後、政策失誤及多種利益的沖突與博弈，導致我國城鄉、地區間及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並有越演越烈的勢頭。

收入差距的擴大意味著財富向少數高收入者的集中。這些高收入者包括：改革大潮中涌現的民營企業家、國企經理人、銀行家、理論家、IT精英、商業巨頭、文壇新秀、體壇新星等。盡管他們人數有限，但卻佔有不可低估的收入和消費份額。按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我國占總人口20%的最高收入人群占總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46.6%，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所佔份額僅為5.9%2，兩者相差7.8倍。據我國的相關統計，從金融資產的分布來看，20多萬億的金融資產中，80%的居民金融資產由占人口37%的城裡人所有，而其中一半由20%的高收入群體所有。如果城市中有10%的高收入者，以現有5.2億城市人口計算就是5200萬人，所形成的市場規模就是加拿大住宅市場的1.7倍。這種「倒金字塔」的社會結構是現階段城鎮城市住房需求異常的主要原因。這也向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們提出了挑戰，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新市場環境中，政府應如何引導市場，優化住房供給結構，提高多數群體的住房支付能力，並保障少數低收入群體的基本住房需求。

(2)住宅福利變商品。中國告別住房福利分配不過是2000年以後的事情，事實上，職工住房與單位的臍帶至今仍沒切斷。住宅供給的「雙軌制」一方面減弱改革的陣痛，另一方面，也為住宅福利在市場上變現提供了便利。一些財力雄厚的政府部門和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有土地的給職工建房，沒地的給職工購買商品房。職工將從單位獲得的福利房上市出租、出售，盡管房屋因建造年限、地段和品質而異，但在北京等大城市仍可獲得20～60萬的收益，這相當於普通工薪階層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收入。所佔的住宅福利越多，可變現的資產就越多。然而，靠資產致富的鏈條並沒有就此完結。人們通過將「福利房」變現為「商品房」獲得了初始資本金，以此作為首付款加上個人的儲蓄或銀行的貸款，就可以從市場上購買到更稱心住房。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房產，所有者還可以將房產作抵押，向銀行借貸從事商鋪、房屋租賃等投資性物業經營。這種靠資產致富的速度比靠人力資產簡單勞動要便捷得多，而由此釋放的住房需求是不可低估的。

(3)代際財富的積累。居民的住房消費是按其生命周期有規律、逐漸釋放的過程。但是在中國，一方面，二手房和租賃房屋市場欠發達，制約了消費者的多樣化選擇；另一方面，商品房的購置不僅與一個人的當期收入有關，更於持久收入相關；不僅與個人、小家庭的金融資產積累有關，更於代際財富積累相關。許多年輕人成家置業，不是只靠個人的收入儲蓄，而是父母的大筆資助；這種代際財富積累所釋放出的住房需求用簡單的「房價收入比」公式是難以測量的。

計算口徑的差異

中國的房地產業雖發展很快，但仍是一個新興的產業，許多基礎數據不完善，統計口徑、方法與國外大相徑庭。這常常會影響人們對事物的判斷力。

(1)房價收入比。它是測量居民住房可支付能力的指標之一。1992年，世界銀行專家的研究報告《中國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問題與可供選擇的方案》將「房價收入比在3：1～6：1之間」的概念引入中國。

我們對房價收入比的理解至少存在以下誤區。首先，根據聯合國監測指標的定義，房價收入比只反映不同地區、國家可支付能力的差異，但並不反映住房質量和收入差距方面的差異。這意味著：該指標並不能全面地反映住宅的狀況差別。其次，計算方法不同。聯合國的計算方法採用的是房價中位數與家庭收入中位數之比，而不是平均數，因為考慮居民住房的購買力主要看中等收入家庭是否具有購買能力，他們是市場需求的主體。即便是在經濟發達、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也不是人人都買房。美國的住房自有率為69%，英國為66%，德國只有50%，均低於中國住房自有率81%的水平。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人居狀況比我們差。再次，房價和家庭收入的定義和計算與我國也有所不同。根據聯合國的定義，房價應是自由市場的價格，它具體包含有兩層意義：一是非市場化的交易活動(如公房出售、集資建房等)不應在計算范圍之內;二是市場交易的房屋不僅包括新建住房，還包括存量住房的交換與流通。在美國，存量住宅的交易量是新竣工住宅的5～6倍，香港市場上流通的住房三分之二是存量房，二手房市場的發展對平抑住房市場價格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計算家庭年收入時，聯合國家庭收入的定義是各種稅前收入，包括：工資、養老金、商業活動收入、租金收入和各項實物補貼等。而我國只考慮工資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各種福利性收入和隱形收入都沒有計算在內。由於計算方法的差異，使得我國的房價收入比根本不具國際可比性。

(2)住宅銷售價格指數。從住宅銷售價格指數的變化來看，近兩年，上海、重慶、天津、杭州、寧波、沈陽、青島等住房價格漲幅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均超過兩位數，但是從住房價格的平均值來看，上海房價並不比北京高多少，北京早在1997年，商品住房銷售的平均價就突破了5000元。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價格高低判定房地產泡沫。其實，這個例子反映出我國現行平均價和價格指數存在的某些缺陷，使之很難全面地反映住宅市場價格的變化。

首先，現行的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指數雖然包含了各類上市交易的住房，但如果新建商品房所佔權重比較大，就很難全面反映住宅市場的總體的供需狀況。當然，這也與我國住宅供給體制，二手房市場欠發達有關。我國二手房市場發展滯後，大量存量房流通不暢，導致住房需求過度集中於新建商品房市場，從而推動市場價格的上揚。

其次，商品房不同於其他商品。商品房空間的不可移動性決定了每份不動產都是唯一的。因此，在價格指數「一攬子」樣本中，當年新開盤的商品住宅所處的地段不同，其價格也大相徑庭。以北京為例，近幾年城市的急劇擴張，大量新建出售的商品房在四環以外，這類樓盤所佔權重較大，必然導致總體均價的下降。為准確把握不同質商品住宅價格的變化，美國採用的是重復銷售價格指數，其要點在於：它是實際的成交價格；它是以同質住宅再次交易的價格為基礎，並將全國住宅市場分為9大地區，甚至細化到每一個具體的城市。這與簡單不論住宅質量好壞、地段的優劣，只計算一個平均交易價格是有區別的。統計上反映的房價低，市場上出售的房價高，這也難怪消費者怨聲載道了。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說：在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進程中，住房價格的上漲可能是一個常態，要解決制度轉型帶來房價上漲過快與普通居民可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政府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同時，更應加大改革的力度，這包括：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優化土地資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培育二手房租賃房市場，加大普通商品房的供給；建立公開透明網上交易系統、信息咨詢系統，用正確的信息引導投資與消費，扼制惡意的炒作。只有積極地從制度建設入手，才能保障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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