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繼承問題
❶ 本科畢業論文答辯會問哪些問題論文是關於法學方面的主題
關於論文的不足，框架，選題的目的
❷ 法律本科畢業論文
我是法學專業03界畢業的。這是我的畢業論文，你可以先看看參考參考。
住宅小區停車位（庫）所有權歸屬分析
Abstract：Residential District parking garage and ownership of belonging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ll buildings in a specific system, the Property Law provides for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nature of the parking garage ownership attribution, so that we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past these different the nature of the solutio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broad masses of urban residents, but also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district,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roction of the Bill of this system, there are still some flaws bill, we need to correct
住宅小區的停車位問題，是目前我國物業管理中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車位之爭」在房地產開發商、小區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之間愈演愈烈，由於現行法律規范的缺失和不甚明確，導致了各地法院的判決也是五花八門。隨著住房商品化的進一步深入和有車一族的不斷涌現,「車位之爭」，必將導致更大范圍的矛盾對立， 住宅小區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屬是各種紛爭和矛盾的核心所在。住宅小區停車位所有權歸屬不明，將令房地產開發商和置業者的合法利益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嚴重地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妨礙著房地產市場的健康地發展，給社會經濟生活和公共管理帶來諸多的難題。所以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對此問題加以明確規定是當務之急也是必要的。本文試圖結合我國目前的學說和借鑒國外一些理論和實踐，根據小區停車位的不同形式，對其所有權歸屬問題進行分析探討。
小區停車位的所有權,從時間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所有權為停車位的初始所有權,這類所有權為開發商所有；第二類為後繼所有權,指在開發商將全部房屋出售給業主後,停車位的所有權問題。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所有權,不能相互混淆。在現實生活中,就第一類所有權並無爭議,有爭議的為第二類所有權的歸屬，所以後者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在分析小區停車位（庫）歸屬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引入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的概念。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是指「根據使用功能，將一棟建築物在結構上區分為由各個所有人獨自使用的專有部分和由多個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共有部分時，每一所有人所享有的對其專有部分的專有權與對其共有部分的共有權的結合。」（參見王利明著《論物權法中的車庫的歸屬及相關法律問題》）建築物所有權是由專有權和共有權兩方面構成的，其權利的客體也包括兩個方面，即專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王譯鑒著：《民法物一權》（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頁）。專有部分主要是指根據建築物的結構和功能而分割出來的具有獨立建築構造和獨立使用功能的部分。共有部分則指建築物的共用部分和附屬設施等不具獨立使用功能的建築部分。《物權法》第76條規定：「建築區劃內的綠地，道路以及物業管理用房，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市政建設的除外。會所車庫的歸屬，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除建設單位能夠證明其享有所有權外，屬於業主共有。」其中雖然規定了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其中關於物業管理用房、會所、車庫、綠地的所有權歸屬問題，規定「有約定的依照約定，沒有約定的，除了開發商能夠證明其享有所有權的以外，屬於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共有」。特別是目前爭議較多的小區車位車庫所有權歸屬問題，《物權法》規定，「建築區域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的歸屬，由當事人通過出租，出售或者附贈等方式約定。佔用業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場地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則歸業主共有」。 《物權法》雖以做出相關規定，但是此類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還是比較復雜，是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歸屬規則在實務適用中的難點。
從我國目前的現有小區情況大體來看，其停車位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形式:在小區內建造的專門的停車設施,其相互間由牆壁隔開,四周范圍明確,具有獨立的入口,己成為與住房相區別的、獨立的特定物。其權屬可以登記,業主只有購買或者承租該停車位後,方可擁有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如果沒有特別約定,其所有權歸修建停車設施的開發商所有。對這類停車位,我們稱其為庫,開發商對這類停車位的銷售,通常採用捆綁式銷售或者分別銷售的方式進行,即將特定車位與特定住宅單元相聯系,一體出售給業主或者開發商將住宅單元和地下車位作為各自獨立的買賣標的物分別銷售。兩種銷售方式的不同在於:捆綁銷售中將停車位作為特定單元的附屬物進行銷售,而在分別銷售中則車位作為獨立的標的物來出售。二者的相同之處在於,這種類型的停車位,是由支付了相應對價的小區的業主所有。
第二種形式:是在小區的空地上由小區的物業公司劃出專門的停車位。這類停車位開發商並不進行專門的銷售,多採取分攤銷售的辦法。因開發商對其投入極其有限,且已將其計入公攤面積進行銷售,故在開發商將房屋售出後,因小區內的土地使用權已歸全體業主所有,故其土地使用權上的停車位歸全體業主享有。在現實生活中,一般是由停車者向物業公司交納使用費,而物業公司將該使用費作為物業管理費的一部分,為全體業主的利益而使用。
第三種形式:在小區的每幢樓房下的第一層或地下一層修建的停車位。對於這種情形,開發商採取的銷售方式有三種情形:分攤銷售、捆綁銷售或者分別銷售方式。分攤銷售是指開發商在不能對每一單元提供一個位的情況下,將車位銷售給全體業主,每一業主按其住宅專有部分的建築面積分攤車位的購買費用。在現實生活中有兩種判斷分攤的方法:一種是合同註明方法,即在房屋買賣合同中註明小區車庫屬於公攤范圍為分攤銷售,否則為分別銷售;另一種是成本計算方法,即小區車庫成本計算到房屋價格中為分攤銷售,只有明確表明房屋價格中不包括小區車庫成本作為分別銷售。在分攤銷售的方式中,多以業主是否分攤了建築的成本進行判斷,如果由全體業主分攤了此項費用,則停車位歸全體業主共同共有,否則歸開發商所有。 相對而言,捆綁銷售或者分別銷售方式,其所有權的歸屬比較明確。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我們很難查明開發商是否將建築成本分攤銷售,而且在我國現階段小區的停車位不能滿足小區所有業主需求的情況下,有些開發商將這種類型的停車位銷售給業主以外的人,從而引發糾紛。現行的《北京市商品房預售合同》和《物業服務合同(示範文本) 》中對此問題有相應條款說明。文件規定雙方對停車費用要事先進行約定,購房人在簽訂購房合同時便具有了決定是否購買或租用車位,並就停車位的價格與開發商、物業公司在合同中約定。
車庫、車位利益的糾紛關鍵是明晰車位、車庫所有權問題。所有權確定了,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都隨之解決。由於建國後我國廢除了國民黨統治期間的「偽法統」,一並廢除了民國時期的「六法全書」和「民法典」,我國至今又還未頒布自己的民法典,加之中國傳統社會忽視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確定和權利邊界經常處於不確定狀態,不利於對財產的保護和利用。目前對於住宅小區停車位(庫)的所有權歸屬認識有幾種通說：
（一）合同約定說
此種觀點認為,對車庫的歸屬應當通過約定來確定。這種觀點的本質意義是合同雙方當事人是以平等的身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自行協商車庫的歸屬。《物權法》規定:「建築區域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的歸屬，由當事人通過出售，出租或者附贈等方式約定。佔用業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場地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歸全體業主共有」。從物權法的規定上來看，現在我們國家對於車位車庫所有權的歸屬也是遵從於此通說來認定的。但是在當前賣方市場條件下，房地產商極有可能仗著自己的強勢地位制定霸王條款，並且他們在合同中主動要求同業主進行協商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這樣將對廣大業主極為不利且這也不符合本觀點的本意。只有隨著商品房市場的發展逐漸變為買方市場的時候，此種觀點才有可能實現。
（二）成本分攤說
此種觀點認為，當房地產開發商將車庫的建造成本分攤到業主購房款中,車庫所有權即為業主共有,否則歸開發商所有。目前房地產價格是由需求決定的,而不是由成本決定的,開發商是否將車庫的建造成本分攤到住宅銷售價格中去,也只有開發商清楚,業主幾乎不可能去核定開發商的開發成本,也沒有權力去核清開發商成本。因為成本是屬於企業的核心商業秘密,因此據此來確定車庫的所有權也是非常困難的。
（三）國家所有說
此種觀點認為,地下車庫屬於地下人防工程,根據《人民防空法》的有關規定應當推定為國家所有（參見 王利明著《論物權法中車庫的歸屬及相關法律問題》）。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北京市人民防空辦公室1998年頒布的《關於加強居住小區內人防工程使用管理的補充通知》第2條指出:「人防國有資產是國防資產的組成部分,未開發使用的不交納物業管理費。開發使用的人防工程,由使用人交納物業管理費。使用人須承擔產權人應交的物業管理費,並在人防工程使用協議和物業管理委託合同中註明。」隨著城市商品房的發展,我國的人防工程建設發展迅速,人防工程投資建設主體已由國家作為單一投資建設主體發展成為多元的投資建設主體。這種情況下,仍然認為地下人防工事歸屬於國家所有顯然是不妥當的，理由有三。第一,《人民防空法》並沒有明確規定所有的地下人防工事都屬於國家所有。《人民防空法》第5條規定:「國家鼓勵、支持企業事業單位組織、社會團體和個人,通過多種途徑投資進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設;人民防空工程平時由投資者使用管理,收益歸投資者所有。」此處只是規定了由投資者使用管理,收益歸投資者所有,並沒有界定人防工事的所有權歸屬問題。相反,在沒有界定所有權歸屬的情況下,應當認為投資者就是所有者,而不能反過來認為在沒有明確規定歸屬的情況下就可以認為屬於國家所有。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界定所有權最基本的原則仍然是投資者享有所有權。對於商品房小區的地下人防工事,國家並沒有作出任何投資,因此就不存在在法律上主張所有權的基礎。第三,如果地下人防工事屬於國家所有,政府應當承擔管理和維護的義務。但是事實上,對小區地下人防工事的管理費用並非由國家承擔,大量的是由開發商或者業主承擔。而由開發商或者業主承擔管理費用而不享有所有權,這也是說不通的。
（四）登記說
此種觀點認為：車位（庫）房的所有權證登記是誰，即歸誰所有。依據物權法的公示公信原理對於已登記的車位（庫）肯定歸登記產權人所有。但是我國目前的情況是：沒有進行房地所有權屬登記或者壓根就不能進行登記的車庫在我國的住宅小區里比比皆是，顯然以此來確定車（位）庫的所有權歸屬也是很難辦到和不現實的。
對於公共小區來說,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屬直接關繫到業主和全體小區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各國或地區的立法中,對此問題均有所規定,我國物權法的立法應當進行吸收和借鑒。
(一)日本
在日本,區分所有建築物附設之停車場被分成兩類:一為屋外停車場,通常是在建築物基地劃出明顯的界線而形成;另一為屋內停車場,指在區分所有建築物內設置的停車場,一般設在區分所有建築物的地下或一二層,但也有設在屋頂平台上的。對屋外停車場日本的司法實踐及立法均將其視為共用部分,並可得為特定區分所有權人或區分所有權人以外的其他人設定利用權,且該專用權應予以公示。但是，對屋內停車場的產權歸屬問題並沒有作十分明確的規定。日本的地方法院與最高法院特別是在對地下停車位到底是屬於法定共用部分還是專有部分分歧嚴重。日本學界存有爭議,法院判例也不大相同。日本最高法院於昭和56 年6 月18日的判決中表明支持專有部分見解的立場,從而使其在日本的司法實踐中占據了絕對的主流地位。而日本學界認為，由於建築物一層或地下部分之容積率是不記入建築物總面積的，最高法院將地下停車位認定為專有部分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故建議應當通過共用部分的專有使用權來進行處理。
（二）德國
德國1973 年7 月30 日修正的《住宅所有權法》第3 條第2 項規定,「以持久性界標標明範圍之停車場,視為有獨立性之房間。」亦即地上、地下之停車場皆可設「專有所有權」，並能夠獨自讓與、設定負擔。（參見陳華彬著：《現代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制度研容》，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頁。） 因此在德國車庫作為一種獨立的物,其所有權可由開發商自由出售給小區內的業主,而不是作為從物,直接歸全體業主所有。其優點在於保護了開發商和小區居民中不需要車庫的業主的利益,其可以不用支付該車庫的分攤費用。應明確的是,即使小區內的停車位屬於全體業主共同共有,對停車位享有專用使用權的業主也可以在小區內的業主之間自由轉讓其使用權。
（三）法國
在法國,新公寓的建造者負有一項法定的義務:在建築物基地內,按一戶一空間的標准為住戶設計停車場。學界及司法實踐認為,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居住區域與停車區域為分別的不動產,即停車位必須另行購買;並且該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居住者以外的人,亦可購買基地內之停車位。
（四）美國
美國法律對小區內車庫的制度設計,遵循兩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是不允許小區業主以外的任何人擁有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二是不允許小區內的車庫做為獨立的專有專有部分進行單獨買賣。
可以看出,美國法律的規則設計與德國法、法國法不同。第一,美國法明確不允許小區業主以外的人擁有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避免了小區業主以外的其他人壟斷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向業主收取高額壟斷資金。第二,不允許小區內車庫單獨買賣,有效的避免了車庫所有權轉讓到業主以外的他人手裡。當然美國也有作為獨立專有部分可以單獨買賣或者出租、抵押的車庫,但那是指在住宅小區的范圍以外另外建造、開發並經營,本身就具有區分所有性質的專門車庫。
（一）住宅小區地面停車位
地面停車位是指經政府發出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批准同意, 在住宅小區地面上直接設置的停車設施, 一般以劃線分割方式標明。（陳華彬著：《現代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頁。）房地產開發商預售或現售商品房住宅小區建築房屋單元後, 房屋單元辦理初始登記及轉移登記, 房屋單元所有人按份共同擁有該小區宗地號的全部土地使用權。由於地面停車位所在的地面面積包含在小區總土地使用面積之內, 因此, 該種停車位的使用權顯然屬於全體建築物區分所有人, 即業主。在這里全體業主擁有停車位的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是基於以下考慮: 所有權的客體必須符合構造上和使用上的獨立性標准, 而地面停車位只是通過劃線分割而成, 不具備建築物所要求的遮蔽性, 所以只能被視為土地使用權的客體。對停車位的使用性質我們可以認定為對共用部分的專有使用, 它是指依據法律規定和區分所有人之間的共同約定, 由某一個或數個區分所有人對某些共用部分享有排他的、獨占性使用權。（王利明著：《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
該種使用權所產生的收益必須歸全體區分所有人享有。根據我國的實際, 我們認為, 應當由地面停車位的使用人向業主委員會交納使用費或租金, 同時向提供看管服務的物業公司交納看管費用。因此, 無論是開發商還是物業公司都無權擅自在小區的地面設立停車位, 而必須在得到業主大會的許可並與業主委員會簽訂協議, 對有關收益分配作出具體約定( 比如可約定租金所得用於彌補小區內的物業管理費用開支) 後, 才能設立和運營這種地面停車位。否則, 將構成無權處分的侵權行為。
（二）住宅小區地下停車位
住宅小區地下停車位是指開發商利用地下空間而建造的停車位。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對土地需求的日益膨脹, 現代建築物不得不更多地向空間發展, 包括地表上空和地下空間。正是對地下空間的充分利用, 才導致了地下停車位的出現。而我國對於地下停車位的法律規定仍是空白, 要確認地下停車位的權利歸屬, 首先要對地下停車位的權利結構有清楚的認識。傳統物權理論認為只要具備構造上和使用上的獨立性, 即可以成為所有權的客體。地下停車場四至明確, 與其上的房間有牆壁相隔, 已成為與住房相區別的、獨立的特定物, 可以成為單獨所有權的客體。然而, 結合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實踐來看, 如果一概地賦予地下停車位以單獨所有權( 即相當於專有部分的所有權) , 亦即賦予房地產開發商對地下停車位享有完全的所有權的話, 會導致顯失公平的結果出現。其原因便在於地下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一般情況下是不計算建築容積率的,即該停車位並沒有獲得相應的土地使用權面積份額。根據我國「房地不分離」的原則, 沒有地的存在, 怎麼可能有房的存在呢?在轉移登記時, 其不能取得房地產權證, 其法律權利依附於計算容積率的房屋建築物（王利明著：《物權法論（王利明著：《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頁。）。另外, 由於該種停車位建立在全體業主所共同擁有使用權的土地上, 不擁有土地使用權的房地產開發商是無法對其取得產權的。也因此, 實踐當中, 開發商在售房合同中約定的「停車位的產權屬於賣方」的條款應當屬於無效條款。該種地下停車位的權益應由小區的業主共同享有, 開發商或物業公司是無權擅自處分的。當然在徵得業主大會同意後, 開發商或物業公司可以根據業主大會的授權委託, 將停車位予以出租, 所得租金收入歸全體業主所有, 用於彌補物業管理費用開支。同時, 停車位使用人必須向提供看管服務的物業公司交納看管費用。當然, 對於將地下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也計算建築容積率的特殊情況, 我們應區別對待。這些按照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載明的規劃用途建造的地下停車位, 和地上建築物一樣要計入整個的建築面積。因此, 該種停車位可擁有獨立的所有權。此種地下停車位開發商有權予以出售、出租。通過買賣而擁有產權的業主雖然無須繳納車位使用費, 但仍應按期繳納物業管理費或車輛看管費。
（三）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
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 是指將建築物地面上的第一層架空而形成的停車位。在現行的房地產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下, 首層樓房架空層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也是不計算建築容積率的, 不能獲得相應的土地使用權面積份額, 其法律權利依附於計算建築容積率的房屋建築物( 面積) , 也是住宅房屋單元的從物。所以關於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的產權歸屬與地下停車位的情形是一樣的, 此處不再贅述。
（四）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
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 是指在小區商品房樓頂平台上設置的停車位。雖然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在我國目前還未普及, 但隨著停車位的日益緊張, 有關這種停車位的糾紛也會日益增多。對於屋頂平台的歸屬問題, 也是頗有爭議。有人認為, 屋頂平台應當歸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共有; 也有人認為, 其應屬於頂樓住房所有權的范圍, 因為頂樓部分的附屬物由最高一層的區分所有人所有。我們知道, 對屋頂平台的利用更多的是用它的空間, 而這個空間顯然不僅僅屬於頂層的區分所有人, 而應當歸該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所有。所以, 在該空間上設置停車位的權利也應當屬於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 開發商和物業公司都無權擅自在屋頂平台設置停車位, 而應與該樓的業主進行協商並徵得同意之後才可以。
對於本次物權法立法內涵的分析及一些個人建議：
我們學過法律的人都知道民事法律規范的核心任務為協調利益關系,立法者總是根據利益關系的不同類型,設置相應的法律規范。民法所協調的利益關系主要包括以下三種類型:民事主體與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民事主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民事主體在本文中僅代表單個人或單個組織，並不代表國家）,民事主體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 王軼著 對中國民法學學術路向的初步思考—過分側重製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J ] . 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 。對於民事主體和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在通常情況下,會採用任意性規范、倡導性規范或混合性規范進行調整;對於民事主體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則通過強行性規范去調整。
首先應明確停車位權屬之爭所屬利益的性質,即其調整的利益為民事主體與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還是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的利益。如果其為民事主體之間利益的爭議,則應該運用任意性、倡導性或混合性的規范去調整;如果其為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則應該運用強制性規范進行調整。不能籠統地把停車位權屬之爭稱為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或者稱其為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因為停車位的情形相當復雜,如果停車位可以進行登記,則登記後的業主利益和開發商的利益都僅代表他們個人或組織，所以開發商與已購買該停車位的業主之間為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採取協商的形式解決利益沖突,即法律不採取強行法規范二者之間的關系。
但就目前我國住宅小區絕大多數情況是整個社區的業主的利益與開發商的利益而言,其是否應該屬於民事主體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呢？小區所有業主的利益到底是否屬於公共利益呢？什麼是公共利益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就要看在某一事項所涉及的眾人中，是不是有多數人對該事項表示認可。如果得到多數人的認可，該事項屬於「公共利益」無疑！反之，如果在某一事項所涉及的眾人中，有多數人對該事項不認可，則該事項必不屬於「公共利益」。說到這里，公共利益的內涵已經很清楚了。所謂「公共利益」，必須要與公共決策結合起來，大多數人認可之事就是公共利益，大多數人不認可之事就不是公共利益（參見 王昌英著 何為社會公共利益[J] 北京大學學報 2001 04）。
所以說什麼是公共利益問題屬於事實判斷問題，必須結合具體的事項，由該事項所涉及的公眾來決定，在立法時對哪些事項屬於公共利益進行事先列舉是不可能也是不實際的。由此可以得出全體小區業主的利益是經過大多數人民認可的利益（相比於單一開發商來講）所以應該屬於社會公共利益范疇，所以應由強行法進行規范。而物權法第76 條第2 款賦予當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為任意性規范,因此背離了規范的性質,所以我認為是錯誤的。並且長期在清華大學法學院任教的崔建遠教授也認為：《物權法》不宜規定『約定優先』，而應另闢蹊徑。」（王謹著 公共物業所有權歸屬的《物權法》分析）並且從國外的制度上看沒有一個國家對於車庫的權屬純粹以約定的方式處理,而多數是以「法定」加「約定」的方式來解決,且法定優先,約定作為補充。所以,本人認為,如果法律強制規定停車位屬於業主的共同所有可能更有利於保護業主的利益,更加合理的解釋了停車位與建築物的歸屬的關系。既應用強行法進行明確規定：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全體業主共有,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開發商利用自己占著賣方市場而鑽法律漏洞損害廣大業主的利益。只有真正的使約定變為法定，才能維護最根本的我國廣大業主的利益。
綜上所述，在建築物區分所有權領域中，停車位（庫）的權屬問題是十分重要的，涉及到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的利益。只有規定清晰、明確的集體規則，確定停車位（庫）所有權的歸屬，在現實中才能夠保護區分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建設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 張軍斌．黃武雙．物業權屬於物業管理[M] ．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37.
(2) 高富平．小區停車位產權歸屬問題探討[J] ．法苑，2002.
(3) 陳華彬．現代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研究[M] ．法律出版社，1995,46
(4) 周樹基．美國物業產權制度於物業管理[M]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9-11.
(5) 鄧光達．鍾聲．論商品住宅小區停車場的產權歸屬及相關問題[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04）.
(6) 王利明．物權法論[M]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5.
(7) 楊明．小區停車位究竟屬於誰[J/OL]載搜狐焦點房地產網．
(8) 金鳳．略論住宅小區車庫的歸屬[J] ． 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04
(9) [德]鮑爾，使蒂爾納．德國物權法[M] ．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 24-25.
(10) 梁慧星．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23.
（11）崔建遠，小區停車位的歸屬論[EB/OL] ．
(12) 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5.
9
❸ 法律知識求助：大學本科畢業論文可否私自公開，著作權歸屬於誰，個人、老師還是學校
毫無疑問，屬於作者本人。
但是很多學校的畢業論文制式要求中都有一頁類似「授權書」的東西，要求學生簽名。內容通常是授權學校有權文章提供至CNKI等學術論文網站和本校圖書館的資料庫中。
❹ 幫我想一個法學本科的畢業論文題目
法學本科畢業論文選題：
1、論我國民間借貸的現狀及法律規制
回2、論法律的平等答價值
3、上市公司並購業務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4、論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
5、所有權保留若干問題研究
6、網路金融詐騙犯罪的法律規制
7、論公司合同風險及其規制
8、論夫妻侵權的法律規製法輔
9、逃稅罪研究
10、校園暴力的成因與法律防範
11、正當防衛疑難問題研究
12、網路著作權侵權問題研究
13、不真正不作為犯研究
14、論交通肇事罪
15、論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
以上選題由學術堂整理提供
❺ 法學本科畢業論文題目
據了解,法學本科畢業論文題目有多,這里學術堂特意整理了二十個好寫的題目供大家參考:
現代化進程中的法律發展透視
論法律解釋的基本要求與難題
論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念特徵困境及其消解
黔東南苗族地區習慣法與國家法的探討
信息自由與學術自由沖突
淺談依法治國戰略的實現路徑
日本修訂紡織品兩項法規
國外人才法律制度及其啟示
羅馬法監護監督制度的公益法理念及啟示
從責任規則和財產規則的角度分析廣場舞事件
基於字義的法律解釋之界限
和諧社會視角下的法律文化培植研究
融入政治領域的生態文明建設之關鍵--構建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制度體系
民國時期雲南貨幣法律制度嬗變
"互聯網+"時代中的法學成人教育模式轉變
莫高窟藝術文化反映的儒家化法律現象
論我國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及其培育--從《法律與宗教》談法律信仰
日本海洋立法對我國海洋法治建設的啟示
物化的法治文化研究--以法院建築為例的研究綜述
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模式改革的法律思考
"法不責眾"的博弈心理與法治對策
❻ 我想請各位朋友幫我寫一篇法律本科畢業論文
【論文標題】論古典自然法思想對近現代憲法與憲政的影響
【作者簡介】周葉中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胡 偉 武漢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英國學者勞特派特曾指出：「如果沒有自然法體系和自然法先知者的學說，近代憲法和近代國際法都不會
有今天這個樣子。在自然法的幫助下，歷史教導人類走出中世紀的制度進入近代的制度。」〔1 〕的確，盡管
導致近代憲法與憲政產生的原因很多，但如果從思想淵源上考察則可發現，古典自然法思想居於極為重要的地
位。
自然法哲學可追溯到柏拉圖的理念論、亞里士多德的自然正義論以及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而系統闡述
理性主義自然法理論的則是西塞羅。其基本觀念在於，認為存在一種普遍的、永恆的自然法則，而且一切個人
、國家和制定法都必須遵循。這一理論模式一直為後來的自然法哲學所繼承。在此基礎上，以格老秀斯、霍布
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學派結合當時歐洲各國的政治現實，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嶄
新政治法律內涵的法哲學體系。這種體系以自然狀態為起點，以自然權利和自然法原則為理論核心，以社會契
約和憲政國家為其政治結論，將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論證為自然法的普遍原則，並據此對封建專制主義進
行無情的批判，對未來憲政社會進行天才的設計。正因如此，古典自然法思想在17、18世紀的歐美國家得到了
廣泛傳播，並作為指導理論在資產階級革命及其成果的鞏固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從近代憲法與憲政的產生
和發展來看，這種作用表現得尤為突出，自然法的許多主張在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中都得到了反映。本文試圖
從天賦人權、社會契約、人民主權、法治、三權分立以及最高法等六大方面對此進行一些分析。
一、天賦人權：憲法與憲政的起點和歸宿
近代自然法學家認為在國家產生以前，人類生活在一種自然狀態之中，人人都享有自然權利並受到人類理
性所演繹出的自然法的尊重。這些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平等、財產和反抗壓迫等內
容；國家的產生是由於人們相約制定憲法組成政府以保護這些天賦的人權。毫無疑問，自然權利理論的真正意
義並不在於它描繪和論證了自然狀態下人類的權利狀況，而在於它從所謂人的理性出發，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政
治觀念，從而為憲政國家的產生和公民政治權利的保護提供了哲學基礎。
第一，天賦人權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神學世界觀和君權神授說，從而在理論上為憲法的產生提供了前提
。眾所周知，奴隸制、封制國家不可能產生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2 〕雖然經濟基礎和政治統治形式的原
因在此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在世界觀和政治思想方面也存在著不可迴避的障礙。在西歐封建社會，基
督教神學思想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他政治思想則以神學的形式表現出來，其基本特徵就是以上帝為中心來構
建國家權力體系。而以阿奎那為代表的神學政治論者更是強調維護「上帝創造」的社會秩序，即封建的奴役制
度和等級制度，而這些制度與憲法所要求的平等、自由等價值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不否定神學
世界觀的統治地位，憲法也就無從產生。盡管在天賦人權論出現以前，也曾有各種理論對其加以批駁，但都由
於沒有擺脫神學的哲學框架而不能觸動其根基。而古典自然法認為，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直接從人的共同本性中
推導出來，並不依賴於神學。這種觀念的提出，完全從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意志出發來構建政治理論體系，以
法學世界觀代替了神學世界觀，從而最終將神權逐出法學領域，推翻了神學政治論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從此
，「代替教條和神權的是人權，代替教會的是國家。以前，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是由教會批準的，因此曾被認
為是教會和教條所創造的。而現在這些關系則被認為是以權利為根據並由國家創造。」〔3〕
第二，憲法產生的另一障礙是封建專制主義。資產階級革命前夕，君權神授理論維護著君主神聖不可侵犯
的權力，認為國王是唯一的主權者，人民對其必須無條件地服從，權利只不過是主權者對臣民的恩賜。而自然
法學者則針鋒相對地指出，人人擁有的自由、平等權是一種與人的本性聯系在一起的天賦權利，在這種天賦人
權受到專制的侵害時，人民有權以暴力推翻暴君。這樣，自然法學者通過倡導尊重人們普遍享有的生命、自由
、平等和反抗壓迫的權利，從而不僅預言了封建奴役制度和等級制度的滅亡，而且也為消滅封建專制主義提供
了法哲學依據。
第三，天賦人權理論不僅為憲法的產生奠定了哲學和思想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對憲法和憲政社會提
出了內在要求。首先，人的天賦權利不僅應該受到自然法的尊重，在政治社會中也理應得到切實的保障。而該
點是任何形式的專制政治都無法做到的，這就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民主制度；同時，由於天賦權利的神聖地
位，所以必須將這種保障天賦權利的民主制度法律化、制度化，並將其提高到特別崇高的地位，這樣，確認民
主形式普遍化的憲法應運而生。其次，天賦人權表達了一種全新的法律價值觀。「古典自然法學派發現了法律
與自由、平等價值之間的某種聯系，這種聯系至少表明，一切壓迫性的、專橫的規則都是和法律的概念不相容
的。」〔4〕 在此基礎上，他們將天賦人權學說的價值內涵注入了理想社會中的法律，闡述了憲政社會下的一
系列法律原則，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目的不是為了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為了擴大自由，為了保護
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等等。為了保證這種法律價值觀能在政治實踐中得以實現，就必須有一種高於一般
法律的絕對權威從根本上確定權利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從而確保公民的權利不再象專制政體那樣受到法律的侵
害。這個權威就是憲法。所以，用人權價值觀改造法律的結果之一，就是對具有最高權威的憲法提出了要求。
最後，從政治實踐來看，只以有憲法為核心，建立科學、穩定、和諧的憲政體制，天賦權利在政治社會中才能
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
由此可見，天賦人權學說不僅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神學世界觀和君權神授論，而且還把保障天賦權利的重
任賦予未來的憲法，使這種理論成為反對神權和專制王權的銳利武器，並被寫入資產階級的政治宣言和國家憲
法之中，成為近代憲法與憲政的一項重要原則。
二、社會契約：憲政國家的權力基礎
作為國家組成的學說，社會契約論是天賦人權的邏輯發展。其基本精神是：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在自然法的
指引下，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協議建立國家（社會），制定憲法和法律，從而得到一種確定的秩序以保
護自己的天賦權利。對於社會契約論，人們大多以為這只不過是啟蒙思想家的政治幻想。其實，近代成文憲法
就是直接淵源於社會契約（公約）的。1620年由一批移居北美的清教徒簽訂的「五月花公約」，以及其後出現
的一系列協約就是北美各州組建政府的依據，它們成為各個州憲法和美國憲法的最初萌芽和重要的歷史淵源。
而社會契約論的各項原則更是在近代各國的政治宣言和憲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盡管在表面上，社會契約只是人民建立政府的方式，但其實質則可深入到國家、政府、政治權力的來源、
性質、地位等憲政的基本問題。社會契約論要求重構國家的權力體制，以契約的方式實現自然權利的分離和轉
換，這正是憲法與憲政賴以存在的政治基礎。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是憲法與憲政領域最基本的矛盾，權利與權
力的關系始終是貫穿於憲政實踐和憲法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二者關系處理得當與否，是憲政實踐興衰成敗的
決定性因素。在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中，國家權力無疑占居主導地位，公民權利不是法律保護的對象而是以國
家權力附屬者的地位而存在，這樣的權力體制是由當時的專制政體和統治方式決定的。古典自然法學家在以自
然權利解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之後，也要求以新的眼光重新認識國家、政府的地位和政治權力的性質。社會
契約論則適應這種要求重新構建了國家權力體系。在這種理論中，人們的天賦權利根據社會契約實現了一次分
離，其中一部分仍由自己保留而成為政治社會的公民權利，另一部分則交給國家（社會）行使從而轉化成為政
治權力，這就必然得出兩個基本的憲法原理：一是政治權力是人民通過契約（憲法）授予的，其主體根源是也
只能是社會的大多數；二是政治權力從根本上講是天賦人權和公民權利的派生物，其目的在於保證公民權利的
實現。與此相適應的是，政府不是目的，而是保障公民權利的工具。這樣，社會契約論所表達的政治觀念完全
矯正了中世紀被扭曲和顛倒的權利——權力體制，理順了國家與公民、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辯證統一關系。
也就是說，權力與權利雖然在表面上是對立的，但在本質上卻是同一的，它們同一於自然權利。因此，社會契
約論不僅否定了強力創造的權力和專制政體存在的合法性，論證了憲政社會中公共權力的性質和政府存在的法
律依據，而且強調了公民權利是憲政國家的根源之所在，在憲政體制中佔有主導和支配地位。
在闡述社會契約的性質過程中，憲法在新的國家權力體制中的任務與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說明。既然憲法
是社會契約的法律表現，那麼就必然要體現社會契約的根本宗旨，即讓天賦權利得到公共權力的切實保障。因
此，在政治生活中，憲法必須保證社會契約建立的權力體制真正實現，對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進行調整
和控制，不僅要使政府的正當權力得到正確的行使，而且要保障公民權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尤為重要的是
，要對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進行合理配置，並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使國家權力不致於泛濫到
侵犯公民的天賦人權，也使公民權利不致於擴張到不能控制，從而形成無政府狀態。毫無疑問，在憲政實踐中
，控制國家權力始終是憲法的根本任務。而要實現對國家權力的控制，就必須使憲法的權威居於國家權力之上
，對國家權力的運行起到支配作用。也就是說，憲法的根本任務要求它具有國家根本法的最高地位。另一方面
，社會契約實現了天賦權利向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的轉化，是建立憲政國家和民主政府的根本依據，因而，作
為其法律表現的憲法自然成為憲政社會的法律基礎和政治運行的樞紐。所以，從自然法的角度來看，社會契約
決定了憲法的根本任務和至上權威。
在理順了權利與權力之主從關系的基礎上，社會契約論表達了權利制約權力這一基本的憲政精神。既然公
共權力、公民權利都是由人類的自然權利轉化而來，那麼，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公共權力的膨脹就必然
導致公民權利的萎縮，當公共權力不能服務於公民權利反而成為其主宰時，社會契約就只能走向瓦解。所以，
在憲政體制下，公民權利必須對政治權力進行強有力的制約。從權利的角度來考察憲法，就可以認識到，靜態
的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人民權利無保障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動態的憲法則是權利制約權力的體制形成與
運作的過程，憲政實踐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權利對權力的制約狀況，所以說，近代以來，無論是憲法精
神，還是憲政實踐，都始終貫穿著權利制約權力這一基本紅線。〔5〕 這一精神的思想淵源無疑來自於社會契
約論對權利——權力關系的深刻認識。
必須說明的是，盡管社會契約論的理論基礎是唯心史觀，它所提出的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等一整套神奇概
念也是「十八世紀流行過的一種臆想」。〔6 〕但由於它從理論上闡明了天賦權利向政治社會的權利和權力轉
換的過程，正確地說明了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性質及其相互關系，以此論證了憲政國家的法哲學依據，並提
出了一些基本的憲政原則，因而這些理論都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近代乃至當今的憲法與憲政。從深層次上講，
憲法實際上就是調整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法律。由於社會契約從本質上解決了憲政社會中權利——權力這一
最根本的問題，所以我們說，這一理論構成了憲法與憲政的權力基礎。
三、人民主權：憲法與憲政的核心
人民主權思想是天賦人權學說和社會契約論在政治社會的升華。既然國家是人們契約的產物，國家權力來
自於人民的授予，那麼國家主權自然應當屬於人民。主權是公意的運用，而公意是人們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
集中體現。國家權力來源於人民，為人民所擁有，並且為人民服務，這是憲政的基本要義，而人民主權則從最
高國家權力的層次上表明了這一要義，所以理應成為憲法的精髓。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則最早確認了
「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託於國民」。這一原則在以後各民主國家的憲法中都得到了體現。
事實上，前面的闡述已經揭示，由天賦人權與社會契約思想必然推導出人民是國家的主權者。而在我們看
來，這恰恰是憲法產生的政治原因：一方面，實現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對國家權力的制約與控制，內在地需要一
種具有絕對權威的國家根本法的調整；另一方面，制定憲法不僅要確認人民的主權者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憲政
實踐中以人民主權作為根本的指導原則。
憲法是國家主權的最高法律表現形式，而國家主權從法律上講，是不受限制的最高權力，具有強制性、合
法性、最高性的特點。人民主權學說之所以能夠成為憲法的核心是因為這一理論為主權的這些性質尋找到了政
治理論依據。在憲政社會中，強力不能成為任何權力的淵源，在否定人民權利的時候強調主權的強制性、合法
性和最高權威只不過是專制的托辭。而人民主權則從占社會大多數的人民之中探求主權的依據，把體現人民意
志和公共利益的公意作為主權的唯一基礎。所以，在人民主權理論中，每個公民服從主權的強制，只是服從了
公共意志，也就是服從他自己；也只有將主權建立在人民意志之上，它才能在憲政秩序中成為合法的最高強制
權力。這樣，公意賦予主權觀念以革命的因素，對主權概念進行了根本的改造，並把它同各種形式的專制主權
論截然區別開來，進而成為憲法與憲政的首要原則。
人民主權學說不僅實現了主權所有者的變換，把國家最高權力的根源歸結於人民，從而奠定了憲法與憲政
的堅實基礎；同時，它也表現了主權所有者與國家權力行使者的分離，亦即主權者與政府的分離，認為政府只
是作為個人的臣民與主權者之間的一個中間體，即主權者人民為了公共利益而建立的一個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
。人民把權力委託給政府，政府執行人民制定的法律，是主權者的執行人和人民的仆從。主權者與政府相分離
表明，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在政府不能執行或違反公意時，有權將其取消或撤換。這樣，人民主權的意義就不僅
在於確定了政府在憲政體制中的法律地位，更從主權的高度闡明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確定了憲政體制下
政府的根本宗旨是執行人民的公意，並從中引申出人民進行革命的合法權利。這就體現出了一種與專制主義完
全相反的政治價值觀，因而是古典自然法的最強音。
作為一個政治和法律概念，人民主權雖然相對抽象，但絕不空洞。從一定角度分析，我們同意這樣的認識
，「為防止政府專制起見，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實較主權的所屬問題更為重要。」〔7 〕正是基於這一點，人
民主權在西方憲政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相關制度作為其保障，最為突出的是人民主權與代議制度
、分權制度和人民參政制度的結合。首先，人民主權思想的發展突破了盧梭所設想的直接民主制，人民主權最
終主要以代議制民主的方式在憲政實踐中得以肯定。盡管從理想的角度而言，代議制度是現實與理想的妥協，
但從民主發展歷程來看，則是對民主制的促進。無論從代議制的產生、運作還是發展趨勢來看，代議制度都是
實現人民主權的重要形式，特別是在代表機關與人民意志體現出同質性時，這一制度就會對人民主權的實現起
到巨大的促進作用。〔8〕其次，人民主權與分權制度的結合， 是西方憲政發展的另一特徵。分權制度試圖通
過國家權力的內部控制來維持一種權力秩序，以這種秩序作為重要保障，達到維護人民權利和實現公共意志的
目的。這一點將在後文進一步探討。最後，人民參政制度的完善更加直接地促進了人民主權的發展。「所謂人
民主權，是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能夠發揮主導作用。那麼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國家
政治生活中怎樣才能得到反映和實現呢？廣大公民普遍的政治參與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措施……它是實現
人民主權，從而在根本上解決國家政治權力來源於廣大人民的根本途徑。」〔9 〕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思想家
就提出了人民參政的一系列觀念，如人民普選權、人民監督權、人民革命權等等，這些都演變成為近代憲法與
憲政不可缺少的部分。
當然，從某種角度而言，人民主權思想所得出的許多政治結論，在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中同樣也能推導
出來。但重要的是，這一理論從國家最高權力的高度表達了這些政治原則。它的出現，標志著古典自然法的國
家學說從此找到了一個理論核心，其他思想都圍繞著人民主權而展開，並形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一點
同樣也反映到憲法與憲政實踐中，並因而使人民主權成為憲法與憲政的核心。
四、法治：憲法與憲政的基本原則
法治是貫穿古典自然法理論體系的思想。其基本精神在於：政府只能以正式公布和經常有效的法律進行統
治；人民擁有立法權；法治意味著自由和平等。這是在總結專制主義和人治主義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基本結論
。從《人權與公民權宣言》開始，它就得到了近現代憲法精神的一致認同。但對它的准確內涵，人們之間又存
在著諸多爭議。〔10〕我們認為，對法治的分析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
首先，法治是一種以民主內容為核心的法律秩序。在這種秩序中，強調的是法律尤其是憲法的最高權威，
否定的是個人意志的專斷。「劃分法治與人治的最根本的標志，應是在法律與個人（或少數統治者）的意志發
生矛盾沖突的時候，是法律的權威高於個人意志？還是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權威高於個人意志
的治國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權威屈服於個人意志的治國方式都是人治。」〔11〕可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在法治的內涵中極為重要。因此，近現代各立憲國家為了鞏固和完善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法治秩序，無不重視
對憲法權威的維護和憲法法律的實施與監督。繼美國確立起司法審查制度之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建
立了憲法保障制度。所以，法治理論對於法律秩序的需要不僅要求、而且也促進了憲法權威的樹立。
其次，法治也是一種政治體制，一種有限政府的體制。在思想史上，盧梭最早將法治與民主共和國相結合
。其實，「法治不僅是以法律統治老百姓，更是以法律約束統治者。法治就是對權力的限制」〔12〕，「政府
的權力也要受法律的限制，這才是法治的實質意義」〔13〕。也就是說，法治要求權力置於法律之下，把個別
意志置於普遍的支配力量之下，只有這樣，權力才不至於被濫用。按照這種思想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就是有限
政府。同時，憲政是個動態過程，它也必須以一定的政治體制為載體，否則其基本原則就無從實現。憲政體制
的根本要求，就是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必須植根於體現人民權利的憲法之中，而這恰好與法治的根本要求相一致
。從國家權力的角度而言，憲政體制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即政府權力的范圍和行使都受到憲法和法律的支配與
制約。所以我們說，就體制來看，法治與憲政具有本質上的同一性。
第三，法治更是一項廣泛的民主原則。「不是任何一種法律秩序都稱得上法治狀態，法治是有特定價值基
礎和價值目標的法律秩序。」〔14〕這種價值的核心就是對公民權利的承認和保護。正如古典自然法學家已經
表達過的，如果否定了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權這些法律原則，憲政國家就會褪變成為法律的專制。不僅如此，他
們還提出一系列貫穿於立法、執法的法律制度來保障這些價值的實現，如人民擁有立法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治與共和政體相結合等等。從憲法規范來看，對法治這一含義的確認最為明確。「人權宣言」宣布了人民
立法權和法律上的平等權，確立了罪刑法定和無罪推定原則以及適當的法律程序。這些關於立法與執法的原則
為憲法的法治原則奠定了基礎，成為各立憲國家的樣板並繼承至今。可見，法治的民主內涵對立憲行憲活動產
生了深遠影響。
應該肯定，法治是一項內涵非常豐富的制度，從不同角度分析就能得到不同的意義。但無論怎樣解釋，法
律秩序、政治體制和民主原則這三項內容都不可或缺，也正是這三項內容始終貫穿在憲法規范與憲政實踐之中
，成為民主憲政的基石。
五、分權制衡：西方憲政體制的基本模式
分權制衡學說是古典自然法發展的重要結論之一，它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分，分別由
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獨立行使，這三個國家機關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保持互相牽制與互相平衡的關系。分權學
說一經確立，就被西方國家的憲法所普遍採用。美國憲法根據其精神確立了典型的三權分立體制，而法國人權
宣言更是確定凡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自此之後，分權原則幾乎寫入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
並在其基礎上組建了分權政府。盡管其具體形式多有不同之處，但分權和制衡這兩個基本點則始終得以保持。
如果說社會契約論體現了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以實現憲政宗旨，因而是一種縱向制約的話，那麼分權學說則
通過規范國家機關之間權力的合理分配、行使和監督，以權力制約權力來構建一國的憲政體制，因而是一種橫
向的制約。這兩種制約的相互結合，表現了古典自然法關於憲政運作過程的基本內容，可以從中看到近現代西
方國家憲法的大致框架及其所調整的基本關系。所以我們認為，分權制衡乃是西方憲政體制的基本模式，這種
模式表現了西方憲政中以法制權、以權制權的指導思想。而且，與我們的傳統認識相反，我們認為，分權制衡
不僅沒有破碎、削弱國家的主權和權力，相反，通過權力的分立、牽制、配合、平衡，反而達到了強化主權、
優化權力結構的結果。可以說，分權制衡從權力結構方面充分體現了西方國家所理解的「人民主權」，是人民
主權得以實現的一種西方模式。
憲政發展的歷史表明，分權制衡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它對於保證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和憲政體
制的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應該說，這種穩定性首先來自於這種模式中權力的自我限制功能。也就是說，
分權模式通過國家權力的適當分立與結合，既保證了政府內部的有機配合，又使它們相互之間互相牽制平衡，
從而沒有任何機關能夠真正掌握絕對的權力，並在總體上將國家權力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不致於產生權力極
度膨脹、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局面。所以，這種模式不僅直接控制權力——權力關系，也間接影響權利——權
力關系，並從兩個方面作用於憲法與憲政，使之能夠達到較好的控權效果；其次，這種模式也具有較大的包容
量，能夠將各種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斗爭吸納到體制之中，在體制內將權力斗爭予以消化，從而防止斗爭的
激化。這是其保持自身穩定性的另一重要功能。同時，分權模式也能夠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而作出適當調整。
因此，盡管西方社會幾個世紀以來變化萬千，並且模式本身也經歷了階級分權的消滅、地方分權含義的增添、
政黨控制逐步加強、行政權力逐漸擴大等諸多變遷，但從總體而言，它仍然在西方憲政體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因而仍然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中的重要的指導原則。〔15〕
六、最高法：憲法地位的集中體現
如果說我們前面闡述的五個方面主要側重於古典自然法對憲法與憲政內在精神的影響的話，那麼從外在的
法律特徵來說，憲法具有的最高權威地位，同樣淵源於古典自然法的「最高法」思想。在古希臘，蘇格拉底就
已把自然法（自然規律）與人定法（國家政權頒布的法律、條例、規定）區分開來，並認為自然法是「不成文
的神的法律」〔16〕 左右提醒;僅供參考
❼ 有誰可以幫寫下法學畢業論文的前言啊題目是：論被繼承人的債務確定和清償。在線等，
論文寫作，先不說內容，首先格式要正確，=========現在的論文，只要是原創都要收費，
一篇完整的論文，題目，摘要（中英文），=========商業社會也沒辦法誰願意免費給你寫論文
目錄，正文（引言，正文，結語），致謝，=========你在這問也沒用，我去年的論文找
參考文獻。規定的格式，字體，段落，頁眉=========【諸葛
頁腳，開始寫之前，都得清楚的，你的論文=============文庫寫的】
算是寫好了五分之一。然後，選題，你的題==================質量還不錯,你可以去看下
目時間寬裕，那就好好考慮，選一個你思考
最成熟的，可以比較多的閱讀相關的參考文
獻，從裡面獲得思路，確定一個模板性質的
東西，照著來，寫出自己的東西。如果時間
緊急，那就隨便找一個參考文獻，然後用和
這個參考文獻相關的文獻，拼出一篇，再改
改。正文，語言必須是學術的語言。一定先
列好提綱，這就是框定每一部分些什麼，保
證內容不亂
根據我國《繼承法》規定，如果被繼承人遺留有債務，繼承人應當先清償被繼承人的債務，然後再分割遺產。但是，在實際生活中，被繼承人中有的是為了個人生產或生活需要而欠了債務，也有的為了家庭的生產或生活的需要而欠下了債務。這兩種債務，即死者個人債務和家庭共同債務，往往不易劃分。因此，必須將被繼承人生前所欠的個人債務和家庭共同債務共分開來。
❽ (完整版)法學專業畢業論文942342
這篇談公民個人信息的法學本科畢業論文還不錯，你可以借鑒一下
一、引言
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給科技進步、信息共享、商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革，社會活動網路化的發展趨勢更給予了個人信息豐富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使它成為對於國家、社會、組織乃至個人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資源。與此同時，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活動也呈現出高發態勢。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將兩個罪名整合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並擴大了主體范圍，加大了處罰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7年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司法適用做出了具體規定。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對判決結果包含「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一審判決逐年進行檢索，2009-2019年間各年份相關判決數如圖表 1所示。我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發展可為四個階段：2009～2012年，此類判決數為零，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案件在實踐中鮮有發生；2012～2016年，判決數量開始緩速增長，總量尚較少；2016～2017 年判決數量激增 214.6%，呈現出高發態勢；2016～2019年，犯罪數量增速放緩。
圖表 1
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行為對象，公民個人信息的內涵、范圍、判斷標准對立法和司法適用具有重要意義。《2017年解釋》第1條對其概念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實踐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和如何認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可識別性等。由此觀之，要實現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准確認定，我們應該對其行為對象的內涵、外延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對《刑法》二百五十三條「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進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對司法實踐中該罪的認定提供有益參考。
二、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合理保護限度的設定原則
信息網路時代，我們要在推動信息科技的發展應用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之間尋求適度的平衡。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過小或者過大，都不利於社會的正常發展。筆者認為，應當基於以下三項原則設定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刑法的謙抑性,是指刑法應合理設置處罰的范圍與程度,當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打擊某種違法行為、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把該行為規定為犯罪;當適用較輕的制裁方式足以打擊某種犯罪、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規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則同樣是刑法在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進行規制時應遵循的首要原則。
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當下，刑法作為最後保障法首先介入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嚴格控制打擊范圍和力度。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認定，范圍過窄，會導致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不能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進行有效的打擊；范圍過寬，則會使刑法打擊面過大，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刑罰在實踐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礙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在實踐中，較常見的是認定范圍過寬的問題，如公民的姓名、性別等基礎性個人信息，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識別個人身份，但大多數人並不介意此類個人信息被公開，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也不必動用刑罰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濟。
（二）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
大數據時代，隨著信息價值的凸顯，個人信息保護與信息流通之間的價值沖突也逐漸凸顯。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給國家、社會、個人都帶來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對個人生命和財產安全、社會正常秩序甚至國家安全帶來了一定的威脅。
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需要使得數據的自由流通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平衡好其與個人權益保護的關系，是運用刑法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個人信息保護不足，則會導致信息流通的過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處於危險境地、社會的正常經濟秩序遭到破壞；保護過度，則又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妨礙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會成員成為一座座「信息孤島」，全社會也將成為一盤散沙，也將信息化可以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拒之門外。
刑法要保護的應當僅僅是具有刑法保護的價值和必要，並且信息主體主動要求保護的個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協調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系，通過立法和司法，平衡好個人信息權利保護與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實現雙贏。應努力構建完備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又可促進信息應有的自由流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三）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協調原則
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渡是合理的且必須，因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同時也是實現個人利益的保障。但是這種讓渡的前提是所換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當的，並且不會對個人隱私和安全造成不應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個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門因為社會管理的需要往往會進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開，信息網路的發展也使得大數據技術在社會安全管理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於公民個人利益邊界的觸碰，由此產生公共管理需要與個人權益維護之間的沖突。相對於有國家機器做後盾的公權力，公民個人信息安全處於弱勢地位，讓個人信息的保護跟得上信息化的發展，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公眾人物的個人信息保護是此原則的另一重要體現，王利明教授將公眾人物劃分為政治性公眾人物和社會性公眾人物兩類。對於前者，可將其個人信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公民監督權或公共利益相關的個人信息，此類個人信息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的讓步是必須的；另一類是與工作無關的純個人隱私類信息，由於這部分個人信息與其政治性職務完全無關，所以應受與普通人一樣的完全的保護。對於社會性公眾人物，其部分個人信息是自己主動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獲得相應的交換利益，對於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進行保護；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雖然被公開，但符合人們對其職業的合理期待，且不會有損信息主體的利益，對於此類信息，也不在刑法保護范圍內；但對於這類信息主體的住址、行蹤軌跡等個人信息，因實踐中有很多狂熱的粉絲通過人肉搜索獲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對明星的個人隱私進行偷窺、偷拍，此類嚴重影響個人生活安寧和基本權益的行為應當受到刑法的規制。
三、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特徵及相關范疇
（一）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決法律問題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指具有我國國籍的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狀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詞，對於其含義的一些爭議問題，筆者持以下觀點：
（1）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
從字面上和常理來看，中國刑法中的「公民」似乎應專門指代「中國的公民」。但筆者認為，任何人的個人信息都可以成為該罪的犯罪對象，而不應當把我國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局限於中國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條採用的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個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個人信息」，對於刑法規范用語的理解和適用，我們不應人為地對其范圍進行不必要的限縮，在沒有明確指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情況下，不應將「公民」限定為中國公民。
第二，全球互聯互通的信息化時代，將大量外國人、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保護排除在我國刑法之外，會放縱犯罪，造成對外國籍人、無國籍人刑法保護的缺失，這既不合理，也使得實踐中同時涉及侵犯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個人信息的案件的處理難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則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並不限於僅對「中國公民」的保護，也同等地對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此類權利進行保護。因此，處於我國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保護對象，也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我國對中國公民、處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和無國 籍人以及遭受中國領域內危害行為侵犯的外國人和無國籍人，一視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護，不主張有例外。」
（2）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
對於死者，由於其不再具有人格權，所以不能成為刑法上的主體。刑法領域上，正如對屍體的破壞不能構成故意殺人罪一樣，對於死者個人信息的侵犯，不應成立侵犯個人信息罪。對死者的個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譽權、財產權，可以由死者的近親屬主張民法上的精神損害賠償或繼承財產來進行保護。
對於法人，同樣不能成為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信息主體。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權，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權，其只是法律擬制概念，不會受到精神上的損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雖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但是已有商業秘密等商法領域的規定對其進行保護。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適用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
2.「個人信息」的含義
法學理論上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識別說、關聯說和隱私說。
識別說，是指將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作為公民個人信息的關鍵屬性。可識別性根據識別的程度又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即通過單個信息就能夠直接確認某人身份的直接識別，和通過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通過信息對比分析來識別特定個人的間接識別。學界支持識別說觀點的學者大多指的是廣義的識別性，既包括直接識別，又包括間接識別。
關聯說認為所有與特定自然人有關的信息都屬於個人信息，包括「個人身份信息、個人財產情況、家庭基本情況、動態行為和個人觀點及他人對信息主體的相關評價」。根據關聯說的理論，信息只要與主體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就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
隱私說認為，只有體現個人隱私的才屬於法律保障的個人信息內容。隱私說主要由美國學者提倡，主張個人信息是不願向他人公開，並對他人的知曉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筆者認為，通過識別說對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最為可取。關聯說導致了刑法保護個人信息的范圍過分擴大，而隱私說則只將個人信息局限在個人隱私信息的范圍內，忽略了不屬於個人隱私但同樣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個人信息，同時由於對隱私的定義受個人主觀影響，所以在實踐中難以形成明確的界定標准。相比之下，識別說更為可取，不僅能反應需刑法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適應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導致的公民個人信息類型的不斷增多。
且通過梳理我國關於個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識別說的觀點貫穿其中。
名稱
生效年份
對「個人信息」核心屬性的界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
2012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依懲處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活動的通知》
2013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審理利用信息網路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4年
隱私性
《網路安全法》
2016年
可識別性
《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7年
可識別性、可反映活動情況
圖表 2
《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中關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無疑最具權威性。《網路安全法》採用了識別說的觀點，將可識別性規定為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而後者採用了廣義的「可識別性」的概念,既包括狹義可識別性 (識別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體現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兩者之所以採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為《網路安全法》對公民個人信息做了整體而基礎性的保護，而《2017年解釋》考慮到，作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動情況信息，隨著定位技術的不斷進步逐漸成為本罪保護的一個重點，因此在採用了狹義的身份識別信息概念的基礎之上，增加了對活動情況信息的強調性規定，但其本質仍是應涵括在身份識別信息之內的。
所以，應以可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對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
（二）公民個人信息的特徵
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體現了其區別於廣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價值。明確刑法領域個人信息的特徵，有助於在司法中更好的對個人信息進行認定。
1.可識別性
這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本質屬性。可識別是指可以通過信息確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體包括直接識別和間接識別。直接識別，是指通過單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證號、指紋、DNA等信息均可與特定自然人一一對應。間接識別，是指需要將某信息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進行對比分析才能確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學習經歷、工作經歷、興趣愛好等信息均需要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才能識別出特定的信息主體。
2.客觀真實性
客觀真實性是指公民個人信息必須是對信息主體的客觀真實的反映，。一方面，主觀上的個人信息對特定個人的識別難度極大；另一方面，現行刑法關於侮辱罪或誹謗罪的相關規定足以對此類主觀信息進行規制。司法實踐中，如何判斷信息的客觀真實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實現科學、高效鑒別個人信息客觀真實性，是司法機關應努力的方向。現有的隨機抽樣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夠嚴謹。筆者認為，可以考慮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證明其所侵犯的個人信息不具有客觀真實性，則不構成本罪。
3.價值性
刑法的兩大機能是保護法益和保障人權。從保護法益的機能出發，對於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為，才能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而判斷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關鍵就在於該信息是否具有價值。價值性不僅包括公民個人信息能夠產生的經濟利益，還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從個人信息的人格權屬性角度分析，個人隱私類信息的公開，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名譽權，行蹤軌跡類信息的公開，會對公民人身安全帶來威脅。從個人信息的財產權屬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時代，信息就是社會的主要財產形式,能夠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信息價值僅在當行為人主張其個人價值時才被考慮」，只有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信息，才值得國家動用刑事司法資源對其進行保護。
（三）個人信息與相關概念的區分
很多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保護個人信息，但部分國家和地區沒有採用「個人信息」的概念，美國多採用「個人隱私」的概念，歐洲多採用「個人數據」的概念，而「個人信息」的表述則在亞洲較為常見。對於這三個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觀點分歧。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包含個人隱私，以個人數據為載體。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三個概念進行明確區分。
1.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
關於這兩個概念的關系，有學者主張前者包含後者，有學者主張後者包含前者，還有學者認為兩者並不是簡單的包含關系。筆者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相互交叉，個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隱私信息，個人隱私包括隱私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所以兩者的交叉在於隱私信息。兩者制建有很大的區別，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個人信息中除隱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體進行公開的，如姓名、手機號、郵箱地址等，而個人隱私則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個人不願將其公開；其次，判斷標准不同，個人信息的判斷標準是完全客觀的，根據其是否具有識別性、真實性、價值性來進行判斷即可，而個人隱私在判斷上具有更多的主觀色彩，不同主體對個人隱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後，個人信息既具有消極防禦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動對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體通過主動公開其部分個人信息，可能會獲得一定的利益，而個人隱私則側重消極防禦，主體的隱私信息和隱私活動不希望被公開，隱私空間不希望被侵犯。
2.個人信息與個人數據
筆者認為，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個人數據（personal Data）的區別在於，個人數據是以電子信息系統為載體的對信息主體的客觀、未經過處理的原始記錄，如個人在醫院體檢後從自助機取出的血液化驗報告單；後者是指，數據中可對接收者產生一定影響、指導其決策的內容，或是數據經過處理和分析後可得到的上述內容，如血液化驗報告數據經系統或醫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導作用的結果報告，換言之，個人信息＝個人數據＋分析處理。
四、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司法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概念和原則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異性，需要具體情況具體討論。在本部分，筆者對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進行總結歸納，並對一些存在爭議的情況進行分析。
（一）公民個人信息可識別性的認定
「可識別性是指個人信息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指向確定的主體。」經過上文中的討論，根據《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義，我們能夠得出，「識別性」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解釋第3條第2款印證了這一觀點。對於能夠單獨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往往比較容易判斷，而對於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來間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信息，往往是個案中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也是本罪的認定中最為復雜的問題。面對實踐中的具體案情，對於部分關聯信息是否可以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時，可從行為人主觀目、信息對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結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加以判斷。
以此案為例：某地一醫葯代表為了對醫生給予用葯回扣，非法獲取了某醫院某科室有關病床的病床號、病情和葯品使用情況。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獲取的信息不宜納入刑法中「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首先，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上看，並沒有識別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僅僅是為了獲取用葯情況；其次，從以上信息對病人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以及生活安寧的重要性上來看，行為人獲取以上信息並不會對病人權益造成侵犯；最後，從這些信息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的程度來看，病床號、用葯情況等信息並不能直接識別到個人，需要結合病人的身份證號等才能起到直接識別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屬於刑法所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
（二）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2017年解釋》第五條根據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對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影響程度，將「公民個人信息」分為三類，並設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
類別
列舉
「情節嚴重」標准
（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情節特別嚴重「標准（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特別敏感信息
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徵信信息、財產信息
五十條以上
五百條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記錄、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條以上
五千條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條以上
五萬條以上
圖表 3
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對標准適用的爭議，主要表現在對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1.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
行蹤軌跡信息敏感程度極高，一旦信息主體的行蹤軌跡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會對權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緊迫的威脅。《2017年解釋》中對於行蹤軌跡信息入罪標準的規定是最低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50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於《2017年解釋》中對行蹤軌跡信息規定了極低的入罪標准，所以司法認定時應對其范圍做嚴格把控，應將其范圍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體位置的信息，如車輛軌跡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實踐中，信息的交易價格也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屬於「行蹤軌跡信息」的參考，因為行蹤軌跡信息的價格通常最為昂貴。
對於行為人獲取他人車票信息後判斷出他人的行蹤的情況，載於車票的信息不宜被認定為《2017年解釋》所規定的「行蹤軌跡信息」，因為該信息只能讓行為人知道信息主體大概的活動軌跡，並不能對其進行准確定位。
2.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
財產信息是指房產、存款等能夠反映公民個人財產狀況的信息。對於財產信息的判斷，可以從兩方面進行把握：一是要綜合考量主客觀因素，因為犯罪應是主客觀相統一的結果；而是考慮到敏感個人信息的入罪門檻已經極低，實踐中應嚴格把握其范圍。
以此案為例：行為人為了推銷車輛保險，從車輛管理機構非法獲取了車主姓名、電話、車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認定為「財產信息」。因為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體的人身、財產安全，最多隻會對行為人的生活安寧帶來一定的影響，因而應適用非敏感公民個人信息的入罪標准。
（三）不宜納入本罪保護對象的公開的個人信息的認定
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是否屬於 「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理論界存在觀點分歧。筆者認為，「公民個人信息」不以隱私性為必要特徵，因為《2017年解釋》第1條並為採用「涉及個人隱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因此，信息的公開與否並不影響其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
對於權利人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顯然合法，且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當前也不宜認定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國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隱私性」作為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可見公民個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從隱私權中分離出來的權利，所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側重於對公民隱私和生活安寧的保護。權利人之所以自願甚至主動公開其個人信息，說明這部分信息即便被獲取、出售，也通常不會對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造成侵犯，因此不應納入刑法保護范圍內；第二，根據刑法第253條之一的規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只有在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前提下才構成犯罪。對於已經公開的公民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後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為在我國缺乏相關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應推定為存在權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權，也就是說不應認定行為人對獲取的已經由權利人公開的個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為系「違法國家有關規定」。第三，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機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高發的背景下，應將實踐中較為多發的侵犯權利人未公開的個人信息的案件作為打擊的重點。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合法，但如果後續的出售或提供行為違背了權利人意願，侵犯到了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或是對權利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造成了威脅，則應根據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論處。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相關信息的獲取一般來說是合法的，但是獲取信息之後的出售、提供行為如果對信息主體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寧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體對其相關個人信息有強烈保護意願，則應據其情節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五、結語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對個人、組織、社會乃至國家均具有重要價值，由此也滋生了越來越多的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公民個人信息」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對象，其概念界定、特徵分析、與相關概念的區分以及司法認定對於打擊相關犯罪、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結論性的認識：第一，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原則。一是應遵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保證打擊范圍既不過寬而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過窄而使公民個人信息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二是應遵循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在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的同時不妨礙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應遵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相協調原則，允許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步，但杜絕對個人利益的侵害和過度限制。第二，公民個人信息之「公民」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個人信息之「個人信息」應採取「識別說」進行界定，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除了可識別性，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還應具有客觀真實性、價值性等特徵可作為輔助判斷標准。還應注意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個人數據等相關概念的區分，避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混淆。第三，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可識別性」是其判斷的難點，可以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信息對其主體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與其他信息的結合程度這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判斷；對於行蹤軌跡信息、財產信息等敏感個人信息，由於其入罪門檻低、處罰力度大，應嚴格把控其范圍並結合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進行考量；對於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應分情況討論，對於信息主體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其獲取、出售和提供，不應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於信息主體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信息的獲取是合法的，但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可以依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論處。
希望本文的論述能夠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體系的完善貢獻微小的力量。
❾ 本科法學畢業答辯需要注意的事項
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答辯注意事項（重點在第三點，請認真看！）
一、畢業論文答辯基本要求
1、法學專業本科學生必須參加畢業論文答辯。
2、學生論文答辯前須上交的論文材料要求 在學生答辯前，在規定的時間之前，學員應交齊下列論文材料，由論文答辯委員會進行審查： （1）按照要求裝訂的正式文稿（五份）。 （2）論文提綱、初稿、修改稿。 （3）電子稿（軟盤）：提綱、初稿、修改稿、正稿的word文檔。 （4）論文提綱、初稿、修改稿、定稿的教師指導表。
3、論文答辯設立若干答辯組，答辯組由3人組成，其中答辯主持人1人。答辯組成員資格不得低於指導教師。在本人指導的學生進行答辯時候，指導教師不得擔任答辯組成員。
4、答辯主持人主持畢業論文的答辯，在充分聽取答辯組其他成員意見的基礎上，答辯主持人確定答辯成績，並對論文答辯成績簽字負責。答辯主持人須具有副高（含）以上專業技術職稱或省電大專職法學教師具有講師職稱，並持有中央電大頒發的答辯主持人資格證書。
5、每個答辯小組另配記錄人員1人，負責記錄學員的答辯情況。記錄人員不得是法學教師。
6、在論文答辯和成績評定過程中發現是抄襲的文章或他人代寫的文章，令其重寫，重寫後仍是抄襲或代寫的，取消論文的寫作資格；答辯過程中發現學員對相關基本概念、基本問題不清，不能回答或者對論文內容不熟悉的，答辯不及格。答辯不合格者，允許補作一次，順延至下一屆答辯。
7、答辯主持人在答辯結束後，應盡快填寫答辯評語並給出答辯成績、綜合成績，上報省電大文經教學部法學教研室，並由省電大文經教學部法學教研室將成績通知相關市級電大，再由相關市級電大通知學員本人。
8、鑒於我省電大具備答辯主持人資格的教師太少，為了便於安排各市級電大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答辯時間，請准備進行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答辯的市級電大提前20天告知省電大法學教研室，由省電大法學教研室根據全省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答辯的情況最後確定答辯時間。
二、答辯程序
學員答辯的程序為：
1、脫稿介紹本人論文，包括：選題動機、圍繞選題所收集的資料、論文的主要內容。介紹時間不得少於10分鍾，最好不要超過15分鍾。
2、學員介紹完論文，由答辯主持人根據學員論文涉及的法學領域提出兩個問題（該兩個問題可以由答辯主持人、答辯組成員事先准備，但禁止事先告知學員），並給予學員一定的准備時間。
3、學員回答完上述答辯主持人提出的兩個問題後，答辯組至少即席提出兩個以上的問題，學員必須立即回答，不得另行准備。
三、答辯時學員要注意的問題
1、學員在答辯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備：熟悉自己文章的主要內容，基本框架，主要觀點，自己的創新之處，理解、領會文章中涉及到的相關概念及理論知識。
2、參加答辯的學員，必須攜帶身份證，以備查驗。
3、學員在介紹論文時，必須脫稿，不得攜帶任何資料，不能脫稿介紹論文，答辯成績不及格。
4、學員在回答答辯教師的提問時，可以攜帶必要的資料和用品：包括論文的底稿、主要參考資料和其他書籍，並允許翻看。
5、學員介紹文論和回答問題要充滿自信，沉著冷靜。
6、學員回答問題要簡明扼要，層次分明，還要吐字清晰，聲音適中。
7、在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鼓勵學員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但應給予合理、適度的闡釋。
8、在整個答辯過程中，答辯學員應尊重答辯教師，言行舉止要講文明、有禮貌，尤其是在答辯老師提出的問題難以回答，或答辯老師的觀點與自己的觀點相左時，更應該注意。答辯結束，無論答辯情況如何，都要從容、有禮貌地退場。
❿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法學專業畢業論文。
這篇文章還可以，對你應該有幫助，拿走不謝。
一、引言
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給科技進步、信息共享、商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革，社會活動網路化的發展趨勢更給予了個人信息豐富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使它成為對於國家、社會、組織乃至個人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資源。與此同時，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活動也呈現出高發態勢。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將兩個罪名整合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並擴大了主體范圍，加大了處罰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7年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司法適用做出了具體規定。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對判決結果包含「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一審判決逐年進行檢索，2009-2019年間各年份相關判決數如圖表 1所示。我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發展可為四個階段：2009～2012年，此類判決數為零，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案件在實踐中鮮有發生；2012～2016年，判決數量開始緩速增長，總量尚較少；2016～2017 年判決數量激增 214.6%，呈現出高發態勢；2016～2019年，犯罪數量增速放緩。
圖表 1
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行為對象，公民個人信息的內涵、范圍、判斷標准對立法和司法適用具有重要意義。《2017年解釋》第1條對其概念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實踐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和如何認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可識別性等。由此觀之，要實現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准確認定，我們應該對其行為對象的內涵、外延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對《刑法》二百五十三條「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進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對司法實踐中該罪的認定提供有益參考。
二、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合理保護限度的設定原則
信息網路時代，我們要在推動信息科技的發展應用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之間尋求適度的平衡。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過小或者過大，都不利於社會的正常發展。筆者認為，應當基於以下三項原則設定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刑法的謙抑性,是指刑法應合理設置處罰的范圍與程度,當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打擊某種違法行為、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把該行為規定為犯罪;當適用較輕的制裁方式足以打擊某種犯罪、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規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則同樣是刑法在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進行規制時應遵循的首要原則。
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當下，刑法作為最後保障法首先介入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嚴格控制打擊范圍和力度。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認定，范圍過窄，會導致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不能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進行有效的打擊；范圍過寬，則會使刑法打擊面過大，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刑罰在實踐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礙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在實踐中，較常見的是認定范圍過寬的問題，如公民的姓名、性別等基礎性個人信息，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識別個人身份，但大多數人並不介意此類個人信息被公開，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也不必動用刑罰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濟。
（二）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
大數據時代，隨著信息價值的凸顯，個人信息保護與信息流通之間的價值沖突也逐漸凸顯。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給國家、社會、個人都帶來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對個人生命和財產安全、社會正常秩序甚至國家安全帶來了一定的威脅。
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需要使得數據的自由流通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平衡好其與個人權益保護的關系，是運用刑法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個人信息保護不足，則會導致信息流通的過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處於危險境地、社會的正常經濟秩序遭到破壞；保護過度，則又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妨礙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會成員成為一座座「信息孤島」，全社會也將成為一盤散沙，也將信息化可以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拒之門外。
刑法要保護的應當僅僅是具有刑法保護的價值和必要，並且信息主體主動要求保護的個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協調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系，通過立法和司法，平衡好個人信息權利保護與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實現雙贏。應努力構建完備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又可促進信息應有的自由流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三）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協調原則
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渡是合理的且必須，因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同時也是實現個人利益的保障。但是這種讓渡的前提是所換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當的，並且不會對個人隱私和安全造成不應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個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門因為社會管理的需要往往會進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開，信息網路的發展也使得大數據技術在社會安全管理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於公民個人利益邊界的觸碰，由此產生公共管理需要與個人權益維護之間的沖突。相對於有國家機器做後盾的公權力，公民個人信息安全處於弱勢地位，讓個人信息的保護跟得上信息化的發展，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公眾人物的個人信息保護是此原則的另一重要體現，王利明教授將公眾人物劃分為政治性公眾人物和社會性公眾人物兩類。對於前者，可將其個人信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公民監督權或公共利益相關的個人信息，此類個人信息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的讓步是必須的；另一類是與工作無關的純個人隱私類信息，由於這部分個人信息與其政治性職務完全無關，所以應受與普通人一樣的完全的保護。對於社會性公眾人物，其部分個人信息是自己主動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獲得相應的交換利益，對於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進行保護；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雖然被公開，但符合人們對其職業的合理期待，且不會有損信息主體的利益，對於此類信息，也不在刑法保護范圍內；但對於這類信息主體的住址、行蹤軌跡等個人信息，因實踐中有很多狂熱的粉絲通過人肉搜索獲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對明星的個人隱私進行偷窺、偷拍，此類嚴重影響個人生活安寧和基本權益的行為應當受到刑法的規制。
三、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特徵及相關范疇
（一）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決法律問題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指具有我國國籍的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狀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詞，對於其含義的一些爭議問題，筆者持以下觀點：
（1）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
從字面上和常理來看，中國刑法中的「公民」似乎應專門指代「中國的公民」。但筆者認為，任何人的個人信息都可以成為該罪的犯罪對象，而不應當把我國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局限於中國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條採用的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個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個人信息」，對於刑法規范用語的理解和適用，我們不應人為地對其范圍進行不必要的限縮，在沒有明確指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情況下，不應將「公民」限定為中國公民。
第二，全球互聯互通的信息化時代，將大量外國人、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保護排除在我國刑法之外，會放縱犯罪，造成對外國籍人、無國籍人刑法保護的缺失，這既不合理，也使得實踐中同時涉及侵犯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個人信息的案件的處理難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則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並不限於僅對「中國公民」的保護，也同等地對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此類權利進行保護。因此，處於我國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保護對象，也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我國對中國公民、處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和無國 籍人以及遭受中國領域內危害行為侵犯的外國人和無國籍人，一視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護，不主張有例外。」
（2）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
對於死者，由於其不再具有人格權，所以不能成為刑法上的主體。刑法領域上，正如對屍體的破壞不能構成故意殺人罪一樣，對於死者個人信息的侵犯，不應成立侵犯個人信息罪。對死者的個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譽權、財產權，可以由死者的近親屬主張民法上的精神損害賠償或繼承財產來進行保護。
對於法人，同樣不能成為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信息主體。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權，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權，其只是法律擬制概念，不會受到精神上的損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雖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但是已有商業秘密等商法領域的規定對其進行保護。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適用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
2.「個人信息」的含義
法學理論上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識別說、關聯說和隱私說。
識別說，是指將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作為公民個人信息的關鍵屬性。可識別性根據識別的程度又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即通過單個信息就能夠直接確認某人身份的直接識別，和通過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通過信息對比分析來識別特定個人的間接識別。學界支持識別說觀點的學者大多指的是廣義的識別性，既包括直接識別，又包括間接識別。
關聯說認為所有與特定自然人有關的信息都屬於個人信息，包括「個人身份信息、個人財產情況、家庭基本情況、動態行為和個人觀點及他人對信息主體的相關評價」。根據關聯說的理論，信息只要與主體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就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
隱私說認為，只有體現個人隱私的才屬於法律保障的個人信息內容。隱私說主要由美國學者提倡，主張個人信息是不願向他人公開，並對他人的知曉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筆者認為，通過識別說對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最為可取。關聯說導致了刑法保護個人信息的范圍過分擴大，而隱私說則只將個人信息局限在個人隱私信息的范圍內，忽略了不屬於個人隱私但同樣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個人信息，同時由於對隱私的定義受個人主觀影響，所以在實踐中難以形成明確的界定標准。相比之下，識別說更為可取，不僅能反應需刑法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適應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導致的公民個人信息類型的不斷增多。
且通過梳理我國關於個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識別說的觀點貫穿其中。
名稱
生效年份
對「個人信息」核心屬性的界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
2012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依懲處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活動的通知》
2013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審理利用信息網路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4年
隱私性
《網路安全法》
2016年
可識別性
《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7年
可識別性、可反映活動情況
圖表 2
《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中關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無疑最具權威性。《網路安全法》採用了識別說的觀點，將可識別性規定為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而後者採用了廣義的「可識別性」的概念,既包括狹義可識別性 (識別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體現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兩者之所以採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為《網路安全法》對公民個人信息做了整體而基礎性的保護，而《2017年解釋》考慮到，作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動情況信息，隨著定位技術的不斷進步逐漸成為本罪保護的一個重點，因此在採用了狹義的身份識別信息概念的基礎之上，增加了對活動情況信息的強調性規定，但其本質仍是應涵括在身份識別信息之內的。
所以，應以可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對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
（二）公民個人信息的特徵
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體現了其區別於廣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價值。明確刑法領域個人信息的特徵，有助於在司法中更好的對個人信息進行認定。
1.可識別性
這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本質屬性。可識別是指可以通過信息確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體包括直接識別和間接識別。直接識別，是指通過單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證號、指紋、DNA等信息均可與特定自然人一一對應。間接識別，是指需要將某信息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進行對比分析才能確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學習經歷、工作經歷、興趣愛好等信息均需要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才能識別出特定的信息主體。
2.客觀真實性
客觀真實性是指公民個人信息必須是對信息主體的客觀真實的反映，。一方面，主觀上的個人信息對特定個人的識別難度極大；另一方面，現行刑法關於侮辱罪或誹謗罪的相關規定足以對此類主觀信息進行規制。司法實踐中，如何判斷信息的客觀真實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實現科學、高效鑒別個人信息客觀真實性，是司法機關應努力的方向。現有的隨機抽樣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夠嚴謹。筆者認為，可以考慮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證明其所侵犯的個人信息不具有客觀真實性，則不構成本罪。
3.價值性
刑法的兩大機能是保護法益和保障人權。從保護法益的機能出發，對於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為，才能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而判斷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關鍵就在於該信息是否具有價值。價值性不僅包括公民個人信息能夠產生的經濟利益，還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從個人信息的人格權屬性角度分析，個人隱私類信息的公開，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名譽權，行蹤軌跡類信息的公開，會對公民人身安全帶來威脅。從個人信息的財產權屬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時代，信息就是社會的主要財產形式,能夠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信息價值僅在當行為人主張其個人價值時才被考慮」，只有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信息，才值得國家動用刑事司法資源對其進行保護。
（三）個人信息與相關概念的區分
很多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保護個人信息，但部分國家和地區沒有採用「個人信息」的概念，美國多採用「個人隱私」的概念，歐洲多採用「個人數據」的概念，而「個人信息」的表述則在亞洲較為常見。對於這三個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觀點分歧。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包含個人隱私，以個人數據為載體。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三個概念進行明確區分。
1.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
關於這兩個概念的關系，有學者主張前者包含後者，有學者主張後者包含前者，還有學者認為兩者並不是簡單的包含關系。筆者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相互交叉，個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隱私信息，個人隱私包括隱私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所以兩者的交叉在於隱私信息。兩者制建有很大的區別，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個人信息中除隱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體進行公開的，如姓名、手機號、郵箱地址等，而個人隱私則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個人不願將其公開；其次，判斷標准不同，個人信息的判斷標準是完全客觀的，根據其是否具有識別性、真實性、價值性來進行判斷即可，而個人隱私在判斷上具有更多的主觀色彩，不同主體對個人隱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後，個人信息既具有消極防禦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動對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體通過主動公開其部分個人信息，可能會獲得一定的利益，而個人隱私則側重消極防禦，主體的隱私信息和隱私活動不希望被公開，隱私空間不希望被侵犯。
2.個人信息與個人數據
筆者認為，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個人數據（personal Data）的區別在於，個人數據是以電子信息系統為載體的對信息主體的客觀、未經過處理的原始記錄，如個人在醫院體檢後從自助機取出的血液化驗報告單；後者是指，數據中可對接收者產生一定影響、指導其決策的內容，或是數據經過處理和分析後可得到的上述內容，如血液化驗報告數據經系統或醫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導作用的結果報告，換言之，個人信息＝個人數據＋分析處理。
四、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司法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概念和原則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異性，需要具體情況具體討論。在本部分，筆者對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進行總結歸納，並對一些存在爭議的情況進行分析。
（一）公民個人信息可識別性的認定
「可識別性是指個人信息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指向確定的主體。」經過上文中的討論，根據《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義，我們能夠得出，「識別性」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解釋第3條第2款印證了這一觀點。對於能夠單獨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往往比較容易判斷，而對於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來間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信息，往往是個案中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也是本罪的認定中最為復雜的問題。面對實踐中的具體案情，對於部分關聯信息是否可以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時，可從行為人主觀目、信息對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結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加以判斷。
以此案為例：某地一醫葯代表為了對醫生給予用葯回扣，非法獲取了某醫院某科室有關病床的病床號、病情和葯品使用情況。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獲取的信息不宜納入刑法中「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首先，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上看，並沒有識別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僅僅是為了獲取用葯情況；其次，從以上信息對病人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以及生活安寧的重要性上來看，行為人獲取以上信息並不會對病人權益造成侵犯；最後，從這些信息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的程度來看，病床號、用葯情況等信息並不能直接識別到個人，需要結合病人的身份證號等才能起到直接識別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屬於刑法所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
（二）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2017年解釋》第五條根據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對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影響程度，將「公民個人信息」分為三類，並設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
類別
列舉
「情節嚴重」標准
（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情節特別嚴重「標准（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特別敏感信息
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徵信信息、財產信息
五十條以上
五百條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記錄、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條以上
五千條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條以上
五萬條以上
圖表 3
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對標准適用的爭議，主要表現在對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1.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
行蹤軌跡信息敏感程度極高，一旦信息主體的行蹤軌跡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會對權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緊迫的威脅。《2017年解釋》中對於行蹤軌跡信息入罪標準的規定是最低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50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於《2017年解釋》中對行蹤軌跡信息規定了極低的入罪標准，所以司法認定時應對其范圍做嚴格把控，應將其范圍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體位置的信息，如車輛軌跡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實踐中，信息的交易價格也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屬於「行蹤軌跡信息」的參考，因為行蹤軌跡信息的價格通常最為昂貴。
對於行為人獲取他人車票信息後判斷出他人的行蹤的情況，載於車票的信息不宜被認定為《2017年解釋》所規定的「行蹤軌跡信息」，因為該信息只能讓行為人知道信息主體大概的活動軌跡，並不能對其進行准確定位。
2.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
財產信息是指房產、存款等能夠反映公民個人財產狀況的信息。對於財產信息的判斷，可以從兩方面進行把握：一是要綜合考量主客觀因素，因為犯罪應是主客觀相統一的結果；而是考慮到敏感個人信息的入罪門檻已經極低，實踐中應嚴格把握其范圍。
以此案為例：行為人為了推銷車輛保險，從車輛管理機構非法獲取了車主姓名、電話、車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認定為「財產信息」。因為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體的人身、財產安全，最多隻會對行為人的生活安寧帶來一定的影響，因而應適用非敏感公民個人信息的入罪標准。
（三）不宜納入本罪保護對象的公開的個人信息的認定
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是否屬於 「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理論界存在觀點分歧。筆者認為，「公民個人信息」不以隱私性為必要特徵，因為《2017年解釋》第1條並為採用「涉及個人隱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因此，信息的公開與否並不影響其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
對於權利人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顯然合法，且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當前也不宜認定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國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隱私性」作為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可見公民個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從隱私權中分離出來的權利，所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側重於對公民隱私和生活安寧的保護。權利人之所以自願甚至主動公開其個人信息，說明這部分信息即便被獲取、出售，也通常不會對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造成侵犯，因此不應納入刑法保護范圍內；第二，根據刑法第253條之一的規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只有在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前提下才構成犯罪。對於已經公開的公民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後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為在我國缺乏相關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應推定為存在權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權，也就是說不應認定行為人對獲取的已經由權利人公開的個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為系「違法國家有關規定」。第三，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機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高發的背景下，應將實踐中較為多發的侵犯權利人未公開的個人信息的案件作為打擊的重點。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合法，但如果後續的出售或提供行為違背了權利人意願，侵犯到了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或是對權利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造成了威脅，則應根據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論處。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相關信息的獲取一般來說是合法的，但是獲取信息之後的出售、提供行為如果對信息主體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寧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體對其相關個人信息有強烈保護意願，則應據其情節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五、結語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對個人、組織、社會乃至國家均具有重要價值，由此也滋生了越來越多的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公民個人信息」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對象，其概念界定、特徵分析、與相關概念的區分以及司法認定對於打擊相關犯罪、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結論性的認識：第一，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原則。一是應遵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保證打擊范圍既不過寬而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過窄而使公民個人信息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二是應遵循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在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的同時不妨礙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應遵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相協調原則，允許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步，但杜絕對個人利益的侵害和過度限制。第二，公民個人信息之「公民」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個人信息之「個人信息」應採取「識別說」進行界定，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除了可識別性，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還應具有客觀真實性、價值性等特徵可作為輔助判斷標准。還應注意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個人數據等相關概念的區分，避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混淆。第三，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可識別性」是其判斷的難點，可以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信息對其主體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與其他信息的結合程度這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判斷；對於行蹤軌跡信息、財產信息等敏感個人信息，由於其入罪門檻低、處罰力度大，應嚴格把控其范圍並結合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進行考量；對於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應分情況討論，對於信息主體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其獲取、出售和提供，不應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於信息主體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信息的獲取是合法的，但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可以依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論處。
希望本文的論述能夠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體系的完善貢獻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