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本科畢業論文

1. 法律本科的畢業論文，什麼題目好寫，又新穎

論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本份論文資料包括:開題報告,中英文摘要,論文,目錄,文獻綜述,任務書,答辯,中期檢查表,等 論文編號:SS029 摘 要
量刑建議權是公訴權的內涵和細化，對於增加量刑透明度，保障被告人的權利，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和司法腐敗均具有積極意義。為此在國外，不管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一般都具有量刑建議權，在英美法系國家中，量刑建議權更是檢察機關實施辯訴交易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從訴訟理論上看，量刑建議權對於實現控審分離、貫徹訴訟公開、提高訴訟效率都具有重大意義。但在我國，雖然在立法上對於量刑建議權已有所規定，但學界與實務界對於檢察機關是否應當有量刑建議權仍存在爭議，有的肯定，有的否定。其實，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權只是一種程序性權力，並不會侵害法院的審判權，我國也有必要建立一種合理的量刑建議權。在構建我國量刑建議權時，根據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從提出量刑建議的時間、方式以及提出量刑建議的依據上加以完善，並解決好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與審判權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刑事訴訟 檢察機關 量刑建議 構建
Abstract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 is the indictment of the right content and refinement, increase penalties for transparency,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the judge discretion to prevent the abuse and corruption in the judiciary ar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is reason in foreign countries, whether civil law countries or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 of the prosecution,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generally have the right,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the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rosecution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as part of the system. From the proceedings in theory, the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for achieving the right to control trial separ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proceedings open,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ceeding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ut in China, although the legislation has the right to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but academics and practical for the prosecution whether the sentenc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controversial proposals, some sure, some negative. In fac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of the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 is only a proceral powers, and not against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right to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in the right, under the existing problems, mainly from the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by the time, manner and make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on the basis of, and properly solve the prosecution and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Key words: Criminal Procere Procuratorate Sentencing 目 錄
摘 要 .......................................................III
Abstract ......................................................IV
前 言........................................................ 1
第一章 量刑建議權的概念界定 ..................................2
一、量刑建議權的概念 ..........................................2
二、量刑建議權相關要件的界定 ..................................2
（一）量刑建議權的主體 ........................................2
（二）量刑建議的對象.......................................... 3
（三）量刑建議的內容.......................................... 3
第二章 國外量刑建議權的比較與分析 ............................4
一、大陸法系國家 ..............................................4
（一）德國 ....................................................4
（二）日本 ....................................................5
二、英美法系國家 ..............................................6
（一）美國 ....................................................6
(二) 英國..................................................... 7
三、比較與分析 ................................................7
第三章 量刑建議權的理論基礎 ..................................9
一、量刑建議權與控審分離 ......................................9
二、量刑建議權與訴訟公開 ......................................9
三、量刑建議權與訴訟效率...................................... 10
第四章 我國量刑建議權的現狀 ..................................11
一、立法及司法實踐的現狀 ......................................11
（一）我國有關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立法規定...................... 11
（二）司法實踐的現狀 ..........................................12
二、我國學界對量刑建議權的探討 ................................12
（一）肯定量刑建議權的觀點及其理由 ............................12
（二）否定量刑建議權的觀點及其理由 ............................13
三、我國量刑建議權現狀的分析 ..................................13
第五章我國量刑建議權的程序構建............................... 15
一、賦予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的合理性 ............................15
二、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行使程序的具體構建 ......................16
（一）提出建議的時間 ..........................................16
（二）提出建議的方式 ..........................................17
（四）處理好建議權與審判權的關系 ..............................17
結語 ........................................................19
參考文獻 ......................................................20
致 謝 ........................................................21以上回答來自: http://www.lwtxw.com/html/53-1/1965.htm

2. 求一篇法律本科畢業論文 5000字左右

【摘要】「憲法司法化」或者「憲法直接適用論」持有者將憲法和普通法律混為一談，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觀點——如同將父母和子女混為一談一樣荒唐可笑。【關鍵詞】憲法；普通法律；憲法司法化【開場白】當代中國的法學研究，荒唐可笑的觀點和言論不少，這些觀點和言論多半以違反科學思維、違背真實性的假命題方式呈現出來。例如，所謂的「憲法司法化」或者「憲法直接適用論」就是其中一例。【批判對象】所謂「憲法司法化」或者「憲法直接適用論」就是首先假設一個錯誤的大前提：憲法是法律；然後再提出一個「正確」的小前提：法律是普通司法的根據；最後獲得一個結論：憲法司法化，或者說，憲法可以直接適用於普通案件的審理。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也是非常荒唐的。【批判方法】「憲法司法化」觀點的邏輯大前提「憲法是法律」，而這一觀點在實證分析法學觀點看來完全是錯誤的。從基本的邏輯原理出發，既然這一觀點的大前提錯了，那麼後來的結論自然也就錯了。在以下的批駁中，我將主要採用邏輯實證分析的法學研究方法對「憲法司法化」和「憲法直接適用論」進行批駁。【立論基礎】在實證法學看來，憲法是一種政治宣言，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典型體現，是缺乏可操作性的國家政治立場的化身和體現。換一句話說，憲法是母法，是法律中的法律。憲法的這一特性表明其只能調整法律和法律之間的矛盾沖突關系，卻不能應用於普通案件的審理。【例外考量】當然，如果有憲法法院，或者有憲法委員會，那麼直接適用憲法審理某一法律法規本身是否違憲，這是沒錯的。【核心觀點】但是，憲法不能、也完全不應該直接適用於具體的普通案件的審理。道理很簡單：憲法固然是法，但是憲法卻不是普通法律。尤其是需要重點說明的是，憲法並非是可以用於直接審理普通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普通法律。【對核心觀點的論證一】在法理學上，憲法位於法的最高位階，它是一切普通法律的合法性基礎和根源，普通法律（包括刑法、民法、訴訟法等等）則位於憲法的下面，構成法的第二位階，這就將憲法與普通法律區分了開來。【對核心觀點的論證二】普通法律和憲法的最主要的區別在於：普通法律是可以直接適用於具體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審理的，而憲法是不可以直接適用於具體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審理的。為什麼？因為憲法條文的宣言性、模糊性和高度抽象性決定了憲法條款不帶有法律責任後果，沒有罰則。例如，憲法中沒有規定對哪種犯罪行為應該判處死刑，也沒有規定對哪種行為應該罰款若干元人民幣。請問：這樣的不載有法律責任的憲法條款怎麼直接適用到具體案件中呢？【對核心觀點的論證三】請問，在一個壓根就不規定針對具體案件的法律後果和法律責任的憲法中，法院里的法官們如何直接適用憲法判處某某罪犯死刑呢？大家想像一下：西安市中級法院的法官能否這么寫判決書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條之規定，判處被告葯家鑫死刑……我覺得，只要讀者有正常的和一般的法律思維，就會覺得這是一份很荒唐可笑的判決書。這樣的判決書在中國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結論】「憲法司法化」或者「憲法直接適用論」持有者將憲法和普通法律混為一談，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觀點--如同將父母和子女混為一談一樣荒唐可笑。【引申】引申而言，在憲法和普通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之間，橫亘著一道憲法不可逾越的、遼闊的普通法律屏障。這一普通法律屏障由普通的行政法、刑法、民法、合同法、商法、訴訟法、環境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等等所組成。這一屏障是以具體的、可操作的罰則、刑罰、法律責任和懲罰性、利導性的具體法律後果為基礎的，因此，只有它們才可以直接適用於具體案件的審理。但是，憲法不具有這樣的具體的、可操作的罰則、刑罰和法律責任，因此，憲法就不可能逾越這道屏障，直接或者間接地適用於具體案件。【感嘆】某些不具有起碼法律思維水平的學者，壓根不考慮憲法與普通法律之間的區別，將不具有明確的、可操作的法律後果的憲法條款混同為有明確的、可操作的法律後果的普通法律條款，這就是「憲法司法化」觀點持有者最大的荒唐與可笑之處。這難道不也是中國「法學幼稚」的一個側影嗎？2011-5-2

3. 求法律本科畢業論文

轉
畢業論文主標題(黑體·三號字)
--副題(宋體·四號字)
考號：(楷體·四號字) 姓名：(楷體·四號字)
(內容提要) (黑體·五號字)
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能是公訴，檢察權在本質上主要表現為公訴權，以公訴權為基本內容的檢察權在本質屬性和終極意義上應屬於行政權。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各項權力都是具體的訴訟程序性權力，與所謂的法律監督權並不存之必然的關聯性。(宋體·五號字)
[關鍵詞)(黑體·五號字)檢察權 公訴權法律監督(宋體·五號字)
正文：(宋體·三號字。)
談論中國的檢察體制，探討檢察機關轉職托以及檢察機關的改革，首要的問題就是對檢察權的性質給出一個科學的解釋。目前學術界劉這個問題已經作了初步的探討，但是意見頗多分歧，歸納起來大致存在以下四種主要觀點。觀點一：行政權說，認為檢察權就是行政權。(1)觀點二：司法權說，認為檢察官與法官同質但不同職，具有同等性，檢察官如同法官般執行司法領域內的重要功能。(2)
(注 釋) (黑體·五號字)
(宋體·五號字)
(1)龍宗智：《論檢察權的性質與檢察機關的改革》，《法學》1999年第10期。 (2)謝鵬程：《論檢察權的性質》，《法學》2000年第2朝。 (參考文獻 )(黑體·五號宇)
(宋體·五號字)
l、朱勇、李育編著：《台灣司法制度》，時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頁。 2、張穹、譚世貴：《檢察制度比較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頁。
畢業論文選題參考 一、《憲法學》 1、論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特徵
2、違憲問題研究；
3、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法監督制度 4、論公民權利與自由的發展趨勢
5、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
6、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立法
7、憲政比較研究
8、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之關系 二、《婚姻家庭法》 1、論離婚自由
2、試論准予離婚的法定理由
3、無效婚姻制度探析 4、論夫妻財產制度的發展 5、對結婚禁止條件的探索 6、擬制血親間婚姻關系探討
7、試論夫妻相互忠實義務
8、論家庭暴力中的權利救濟
9、論重婚
1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婚姻家庭觀
12，論"禁育不禁婚" 13、論探視權的實現
14、婚外同居行為的定性與法律責任
15、試論夫妻約定財產制度 三、《刑法學》 1、論無罪推定
2、論間接故意與疏忽大意的過失
3、論無限防衛原則
4、論犯罪構成
5、論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態 6、論緊急避險制度
7、論數罪並罰
8、論受賄罪 9、淺議計算機犯罪
10、論洗錢罪
12、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
14、論毒品犯罪
15、論金融詐騙罪 四、《刑事訴訟法學》 1、論兩審終審原則
2、論迴避制度
3、論刑事辯護人 4、論刑事訴訟的證明標准
5、論取保候審
6、論不起訴制度 7、論當庭判決
8、論死刑復核程序
9、論死刑緩期執行
10、論審判監督程序
五、《民法學》
1、論民法的基本原則
2、論誠實信用原則 3、論民事主體制度
4、論物權與債權的異同 5、論物的所有權
6、試論用益物權 7、論債的擔保
8、論引起債產生的原因
9、試論代位權
10、論無權代理
11、論表見代理的條件和結果
12、論合同的訂立 13、論無效合同的種類 14、論合同的履行 ]5、論交付的種類和意義
16、論特殊侵權的民事責任原則
17、試論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
18，論人身權的種類
19、試論不當得利 20、論一般民事侵權的構成要件
六、《民事訴訟法》 1、論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2、論民事訴訟的辯論原則
3、論訴的和關
4、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制度
5、論民事審判的基本制度
6、論我國民事訴訟管轄的種類 7、論特殊地域管轄
8、論我田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制度
9、試論第三人
10、試論共同訴訟 11、論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據制度 12、論舉證倒置
13、論起訴的條件 14、論反訴制度
15、論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公示催告程序
16、試論支伺令
17、論上訴的條件 18、論民事案件的督促再審程序
19、論民事案件：的執行"難" 20、論我國涉外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七、《知識產權法》 I、知識產權的性質與特徵
2、著作權許可使用之研究 3、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法律保護
4、職務發明與非職務發明界限之研究
5、專利技術與專有技術法律保護之異同
6、商業秘密法律保護研究
7、馳名商標的法律問題
8、企業名稱權研究
9、從商標糾紛看企業如何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
10、論商標撤銷制度¨
11、專利無效宣告制度的有關法律問題研究
八、《公司法》
1、論我國公司法的體例與結構 2、論我國公司法的基本原則
3、論我國公司的種類
4、論公司設立的條件 5、論公司設立的法律責任 6、論公司資本的三原則
7、論有限責任公司的組織機構 8、論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和股東出資
9、論公司的發起人制度
10、論國有獨資公司的設立 11、論中外合資有限責任公司的組織機構 12、試論國有獨資公司制度的完善
12、論有限責任公司的監督機構 14、論有限責任公司的債券發行
15、試論上市公司。 16、論公司 股票發行的條件 17、論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的條件
18、論外國公司分支機；溝的設立程序
19、論公司集團的設立 20、試論破產債權
九、《外國法制史》 1、世界著名民法典體系之比較研究 2、試論英美判例法之可借鑒性 2、民法法系的歷史發展與我國民法典的制定 4、羅馬法與我國市場經濟法律構建中的法理問題 5、論美國商法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6、信託的發展與我國信託制度的建立
7、論普通法與衡平法的關系 8、法國民法發展制度考 9、普通法系主要國家刑罰制度之比較
10、民法法系主要國家行政法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十、《合同法》 1、論我國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2、論合同的分類 3、試論合同的成立條件
4、試論締約過失責任 5、論合局的效力 6、試論無效合同 7、論債的保全
8、試論債權人的代位權 9、試論合同的轉讓
10、試論合同解除的條件
11、論提存
12、試論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
13、試論定金責任
14、論違約行為的形態和責任
15、試論合同的解釋
16、論要約和要約邀請
17、試論合同的成立與生效要件 18、試論不安抗辯權.
19、試論概括移轉
20、論合同權利和義務終止的原因
十一、《國際私法》 1、論我國的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的立法原則與補充完善
2、論適用外國法的理論和方法
3、論沖突規范的意義與重要組成部分的探討 4、試論香港與大陸的法律沖突問題 5、談涉外經濟貿易合同中的法律問題
十二、《國際經濟法概論》 1、論關稅減讓原則與我國關稅制度改革 2、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法律問題 3、試述關貿總協定對國際貿易的法律調整 4、試述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的法律問題
5、關貿總協定與中國對外貿易法的適用關系
十三、(勞動法學》
1、試論勞動法律關系
2、試論勞動合同法律制度
3、試論工資保障法律制度 4、試論外商投資企業的勞動法律問題
5、試論我國勞動爭議處理的程序十四、《保險法》
1、試論責任保險與保證保險的異同
2、我國保險立法的現狀及其完善
3、試論保險合同的補償原則
十五、《金融法學》 1、論貸款的法律調整
2、淺議我國商業銀行現狀及其發展對策 3、金融違法行為的研究
4、票據法的探討
5、論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權利及其制約十六、《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制度》 1、論環境標准
2、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3、論"三同時"制度 4、論排污許可制度
5、論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
6、論土地資源的法律保護 7、論風景名勝地的法律保護
8、論國際環境責任
9、論可持續發展原則
10、論國際水道的保護 11、論海洋污染防治
12、論文化遺跡地保護的法律制度
十七、《公證與律師制度》 1、論公證的客觀真實原則 2、論遺囑公證
3、論房屋買賣合同公證
4、論出國留學協議公證
5、論涉外公證
6、論刑事訴訟中的律師辯護
7、論民事訴訟中的律師代理
8、論行政訴訟中的律師代理
9、論政府法律顧問的實務操作 10、論法律援助制度
就幾個方面論述
一國際投資爭端是什麼
二解決方案
三ICSID是什麼
四兩者比較下面再簡單闡述一下編寫畢業論文提綱的方法：
1.先擬標題；
2.寫出總論點；
3.考慮全篇總的安排：從幾個方面，以什麼順序來論述總論點，這是論文結構的骨架；
4.大的項目安排妥當之後，再逐個考慮每個項目的下位論點，直到段一級，寫出段的論點句(即段旨)；
5.依次考慮各個段的安排，把准備使用的材料按順序編碼，以便寫作時使用；
6.全面檢查，作必要的增刪。
在編寫畢業論文提綱時還要注意：
第一，編寫畢業論文提綱有兩種方法：一是標題式寫法。即用簡要的文字寫成標題，把這部分的內容概括出來。這種寫法簡明扼要，一目瞭然，但只有作者自己明白。畢業論文提綱一般不能採用這種方法編寫.二是句子式寫法。即以一個能表達完整意思的句子形式把該部分內容概括出來。這種寫法具體而明確，別人看了也能明了，但費時費力。畢業論文的提綱編寫要交與指導教師閱讀，所以，要求採用這種編寫方法。
第二，提綱寫好後，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不可疏忽，這就是提綱的推敲和修改，這種推敲和修改要把握如下幾點。一是推敲題目是否恰當，是否合適；二是推敲提綱的結構。先圍繞所要闡述的中心論點或者說明的主要議題，檢查劃分的部分、層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說明問題，是否合乎道理；各層次、段落之間的聯系是否緊密，過渡是否自然。然後再進行客觀總體布局的檢查，再對每一層次中的論述秩序進行
五總結

4. 幫我想一個法學本科的畢業論文題目

法學本科畢業論文選題：

1、論我國民間借貸的現狀及法律規制

回2、論法律的平等答價值

3、上市公司並購業務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4、論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

5、所有權保留若干問題研究

6、網路金融詐騙犯罪的法律規制

7、論公司合同風險及其規制

8、論夫妻侵權的法律規製法輔

9、逃稅罪研究

10、校園暴力的成因與法律防範

11、正當防衛疑難問題研究

12、網路著作權侵權問題研究

13、不真正不作為犯研究

14、論交通肇事罪

15、論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

以上選題由學術堂整理提供

5. 本科法學畢業論文好寫嗎

本科法學論文，是一個非常難寫的論文，因為首先要有一定的法學基礎知識，又要有一定的法律實踐經驗，最主要的是法學論文要求比較高，講究時效證據，所以說非常難洗

6. 法律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寫作

中華法系的終結和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尋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揚棄中國法律傳統，全盤引進西方國家立法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單從形式上看，毫無疑問，這次中國有史以來開天闢地第一次的大規模法律移植活動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體、源遠流長的中華法系在國家法的層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為中心的西方現代意義的法律體系，中國法制乃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轉型。沈家本也因此而獲得了後世的持久贊譽和推崇，被譽為「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著名學者楊鴻烈稱其為「有清一代最偉大的法律專家」，「中國法系全在他手裡承前啟後，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然而，無論從主事者的初衷還是最終的結局看，改革的結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僅未能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劇了晚清政局的動盪。而如果對這場改革賦予更多現代意義的解讀，把它視為中國百年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視為中國法制現代化開端的話，那麼，其得失的評價將會變得十分的復雜和困難，而現有的流行的結論總給人以失之於簡單和膚淺之感。眾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歐風美雨催化下發生的，原非中國自身社會發展的自然訴求，復被用作擺脫內外困境、實現政治功利目標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長的父母蔭庇下的早產兒，難以保證其心智健全、肢體完好。由於它超越了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階段，失之空闊而缺乏適用性，從而使法制的現代化建築於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而無法得到持久的支撐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後天的乏力，直接導致法制移植和建構過程中非制度層面意識、精神因素的缺失，從而在本土化過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這一切都可以從清末改革那裡找到其淵藪：正是由於這一改革與生俱來的缺陷和失誤，註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國法制現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並不曾因清室覆滅而化為烏有，從形式到內容，它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民國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為基礎，其後，中國法制建設在多次狂風暴雨的社會變革間歇艱難前行，經歷了取法日德，到以俄為師，而後兼采英美的近百年發展道路，這一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清末法律移植運動的延續。因而，它的成與敗、得與失無不濫觴於清末修律。從更廣闊的范圍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現代化運動是整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縮影和重要方面，它與政治、經濟的現代化息息相關、不可分離。重新審視近一百年前發生的這場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鈍和發展流變，無疑是法律史上一項饒有趣味的課題，且對未來的法治現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一

與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運動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運動根源於西方先進文明的沖擊。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經濟、政治、文化解體和制度性危機，救亡圖存是當時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而變法修律則是清廷再三權衡猶豫之後作出回應的重大舉措。盡管如此，如果簡單以沖擊———回應模式描述清末修律與外來因素的互動關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內在的必然性，也無法解釋在其整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現象。歸根結底，改革還是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仍然不能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的制約，因為我們從修律的指導思想以及具體方案的選擇這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上，發現的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傳統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跡。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觀論》，向清政府提出學西人器物長技、整頓財政、加強外交三項建議。總理衙門認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然究系局外議論，且亦非急切能辦之事」而予擱置。後英駐華公使參贊威妥瑪(Thomas•F•Wade)著《新認略論》並照會清總理衙門，其中言及「借法興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張，有所作為。總署認為其意似在借故尋釁，欲有事於中國，遂將該文並赫德氏前文發交各省督撫，「勿論成見」，詳慎籌劃。各省督撫反應不一，如左宗棠即認為此不過是英人慾借變法控制中國內政外交以取得在華優勢地位，雖出於惟利是圖之心，但於我有利無害，不妨採行之。江西巡撫劉坤一更借題發揮，主張改革科舉。他們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實權的洋務大員的觀點。事實上，英人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清廷順應世界大勢，修法制律以促進和保護其在華商業利益，但由於英人建議未涉及具體措施，流於空泛，故而在清廷內部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也可見中國此時尚抱著天朝上國的虛驕之心，對西政認識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雖然有地方實力派推動的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多限於制船造炮，未遑顧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層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議設立新法，整頓舊基。總署回復「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強盛，如時事大局情形無礙……亦甚願意」。可見，清廷在制度變革上態度曖昧，一方面對傳統盲目自信，對改革心存疑懼；同時又迫於世界時勢，懾於列強淫威，不得不虛與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時事大局」所迫，萬難有所變易。[2](P4)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國際局勢趨於平靜，出現了較長時間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務派主持的自強運動亦成績斐然，中國甚至擁有了近代化的海陸軍。正當清廷陶醉在「同光中興」的幻夢中時，日本已經率先邁入了現代化的門檻。日本於19世紀50年代由美國人柏利率先叩開國門，此後列強紛紛跟進，訂立商約，通商貿易，了無滯礙。日本也自覺自願，以全盤西化為救亡自強之方，不料倏忽數十年間，卓然崛起於東方，竟與列強分庭抗禮。中日甲午一戰，清廷強大的北洋水師竟傾覆於一旦，於是朝野震動，而停留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也因之而宣告失敗。敗於日本的奇恥大辱讓有識之士警醒，於是乎輿論也為之一變，皆言變法方可強國，守制足以喪邦。中國之積貧積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級審判廳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淵源，其後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為藍本，學者多將其作為解釋和適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資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這個結論漸成輿論界的共識。日本成功的經驗成為了維新人士吁請變法的借口，這對清廷後來決意改弦更張、變法改制不乏推動作用。

治外法權的喪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導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認可了領事裁判權，爾後列強紛紛援例並不斷擴大其范圍。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權的喪失，無論如何也是一件顏面失盡的事情，故其設法收回權利之心尚存。當時輿論大凡涉及修律之事，無不以之為托詞。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後成功收回治外法權的先例，無疑給清廷以巨大的觸動。1902年中英條約就這樣寫道：「中國深欲整頓中國律例，以期與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明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3]列強的承諾是個誘餌，對當時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難不為之動心。

毫無疑問，上述兩大因素對促成修律意義不菲。但對清廷而言，任何的恥辱都無法抵銷對政權安危的憂慮，如何維持統治乃是他們的頭等大事，一切變革如果危及政權本身，都將不可能得到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的提出，乃是最終決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為洋務派後期的首領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在晚清政壇上的影響舉足輕重，其「中體西用」的思想充分體現在他撰寫的《勸學篇》中。在這篇以「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為宗旨的文章里，張之洞將法制劃歸為「用」的范疇。「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4]法制與器械、工藝等量齊觀，這與中國傳統社會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論不謀而合。於是，在「中體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變革漸被視為一件無關宏旨的事情，一種與歷朝歷代的變法相類似的措施而已。《勸學篇》在當時曾名噪一時，影響極大。清光緒皇帝覽後，認為「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變法改制，無不畏手畏腳，虛應輿論，惟修律一事放開了手腳，動了真章，這與張之洞的上述言論大有干係。

二

除張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務派首領對推動修律也不乏積極的貢獻。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一批漢族地方官僚得以進入統治集團上層，並形成地方的實權勢力。典型者如曾國藩，清廷曾授權其直接統轄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中央「不加遙制」。他們編練團練(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掌握了私人武裝，並由於他們在鎮壓農民革命、籌辦洋務和對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現，他們在清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也隨之提升，影響力不斷擴張。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鴻章為督辦政務大臣，地方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亦著遙為參預」。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練的實際經驗、注重實效、力主變法的實權人物。他們對現實體制存有憂慮、對清朝宗室貴族獨攬中央大權不滿，因此積極主張變法自強，謀求國家富強以挽救危局，鞏固和擴張自身勢力。同時，在洋務運動發展過程中，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企業的創辦(如江南造船廠、漢陽鐵廠等近代著名企業)，與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階級接近，實際充當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們的變法呼聲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他們的開明態度使他們區別於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時，在與清廷的密切關系和堅持中體西用的溫和路線上，他們又有別於主張激進改革的維新派。庚子事變後，頑固派被清算，地方實力派成為清廷的依靠，得以對中央人事任免和內外決策施加影響。這正是變法改制的最佳時機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籌辦新政折中，詳細闡述了在行政、軍事、法律、教育諸方面進行改革的構想，而清廷也試圖通過改弦更張，推行改革，樹立求新求變的形象，內安輿情，外示好於列強，同時以改革為借口，重新進行權力配置，加強中央集權，實現軍令、政令的統一。

誠如前文所述，在鎮壓農民運動過程中，地方督撫乘機坐大，獨攬地方大權，對中央決策施加影響，以至中央對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勢已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東南諸省督撫對清廷的宣戰上諭陽奉陰違，置身戰事之外，乃有東南互保之議，雖然此為西太後議和留下餘地，但也增長了清廷對地方勢力的疑慮，只是迫於內外形勢，未敢有所舉動。所以，作為清廷而言，試圖通過此次新政，不著痕跡地重樹權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隱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頒布《法院編製法》的上諭中雲：「……以前部院許可權不清之處，即著遵照此次奏定名節切實劃分……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即不準違法干涉。」[6]於此已見端倪。職是之故，實力派的變法主張得到了在內外交迫下急於尋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認為「事多可行，即當遵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行」，[7]並責成二人「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數員到京，聽候簡派，開館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聯名保奏，揭開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經奉旨修律，便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中去，幾年之內，進展神速，不僅率先廢除了舊律中不合於現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時間內頒布或編訂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計有：1906年奏進《刑事民事訴訟法》(未通過)，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頒行)、《法院編製法》(1909年頒布)和《違警律》(1908年頒行)，1908年編訂《大清現行刑律》(修改後於1910年頒行)和《商律》(次年奏進)，1909年頒布《國籍條例》和《禁煙條例》，1910年奏進《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商部編訂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進《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編訂之日起，新舊兩派之間的斗爭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訂訴訟法過程中，即發生了法理派和禮教派的激烈論爭。地方督撫反對訴訟法頒布的重要原因是訴訟法一旦頒布，則必然帶來司法機構的相應改革和調整，有可能觸及實權人物的既得利益，從而削弱他們手中的權力。沈家本首先選擇制訂訴訟法作為「改變舊律、修訂新法的第一著」，這首先是出於訴訟法本為中國傳統舊律所無，且不涉及實體利益，阻力較少的考慮。同時也與沈家本認為中國刑獄冤濫，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約，遂使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關。他認為欲變舊律，「尤以刑法為切要」，而欲變刑法，須先從程序入手，「查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律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訴訟法激起了地方督撫的強烈反對，其中以張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張於草案奏進的次年即上《復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折》，認為：該草案「襲西俗財產之制，壞中國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聖賢修齊之教」。他認為新法應當與中國國情民俗相適應，量為變通。而且以中國目前情勢，自司法官以至律師、陪審員、證人等，皆缺乏專門道德，只會使「訟師奸謀得其嘗試」，「到堂陪審者，非干預訴訟之劣紳，即橫行鄉曲之訟棍」，如不顧中國實際，則新法只能變為具文，無補於事。[8]應當承認，盡管帶有保守的偏見和利益的爭奪，但張氏言論也確實擊中了修律的要害，即過分注重引進外國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國情，在當時的中國，這樣一部「時髦」的法律與依然故我的社會現實之間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礎，這也決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終結局。近人楊元濟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時，即認為「溯自前清變法之初，醉心歐化，步武東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襲德日，於我國固有之民事習慣考證不詳，十餘年來不能施行適用。」這種說法在奏進《破產法》時達到了印證，當時戶部與代表民間新興經濟勢力的滬京錢商即在破產財產的分配次序上發生爭議，致使新法廢止。再如1908年志田鉀太郎擬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於農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襲日德商法，不合國情為由而未能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對派的意見是對的，因為「中國名教」與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襲皮毛」的抄襲條文，其後果不幸被反對派所言中。這也是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悲劇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間，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體參與了修律的全過程，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詣、對中國政治現狀的深刻體察和兼收並蓄、變法救國的胸懷使他得以擔負這一歷史賦予的重任，並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是短暫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時，沈家本個人的知識背景和素養不足以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法律變革運動的領袖他對西方法律的誤讀和認識的局限也直接影響了這場法律變革的氣質和命運。

1902年，沈家本與曾留學英倫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為修律大臣，這種傳統加西學的組合本身就具有象徵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張之洞等人鼎力保舉的結果，但也確實是眾望所歸的不二人選，在眾多或激進或保守而不切實際的人中，他溫和而不偏激，務實而不虛誇。更重要的是，他是這一領域無可爭辯的專家，他對中國刑律造詣精深，在清統治集團中聲譽早著。他一方面具備了中國傳統律學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痛感國家貧弱、民族衰微之餘，能清醒認識到西方富強之源，主張「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國制度，觀其會通，庶幾采擷精華，稍有補於當世。」[9]他以日本為例，闡述變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後，採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10]他的學習西方是立於富國強兵的愛國主義願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場上，他主張變革，同情維新派，對維新失敗感到「慘矣哉，痛哉」，並總結經驗教訓在欲速則不達，中國數千年之積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傾向於漸進、溫和的改革。他還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與新的異質文明的對接點，甚至認為中西法律之間形異而實同，即都貫穿著「仁」。他從仁這個溝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點入手，辯白變法並非以新法亂政，西法的要旨皆可為中國舊學所涵攝，「各國法律之精義，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圍。」[11]他鼓吹在中國實行法治，認為當今之世，「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12]實行法治實是中國富強之根本。遺憾的是，盡管他認識到西方的法治原與中國法家不同，「申韓之學，以刻核為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而「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經初步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他與當時許多主張變法維新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法治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面和靜態觀察的層面，不能從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認識和理解法治，從而就不能意識到法治與中國名教的沖突和對抗，進而也無法看清他領導的修律運動的死穴之所在。

作為身處新舊交替時代的歷史人物，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張兼收並蓄各國良法的同時，他又強調「舊不俱廢，新亦當參，當能使新律融會貫通，一無扦格」，「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於世？」[14]這里沈家本強調變法應適於中國國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於世」固然值得贊同，但是何者當廢，何者當參，沈氏既沒有給出一個標准，也沒有作出成功的實踐。深厚的儒學修養和常年治獄的經歷，使他保有對中國舊的法律傳統的偏好和留戀，從而未能徹底擺脫傳統思想的桎梏。這種進步性與局限性的並存，使其所主持的變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預期，在許多方面帶有時代的先進性，同時又帶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誤，在與傳統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遠。同時，作為一個務實的和懷有忠君觀念的舊官僚，他深知能否獲得清廷的支持是變法成敗的關鍵，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趨，與之保持一致，而在實際修律過程中，往往屈從於守舊勢力，不得不違心地做出這樣那樣的讓步，變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時，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劇。盡管這可歸咎於其個人認識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則總歸是由其所處的客觀現實環境所決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個很方便的參照系是日本。鑒於日本近代法制變革的相對成功，我們不能不正視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近代以來，日本與中國面臨的挑戰一樣，變法圖強的起點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維新一蹴而就，法律現代化之路看起來較中國平坦得多？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數十年間跨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當得益於日本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優勢，進而歸結為海洋性國家與大陸性國家氣質和經驗迥異使然。這種說法固有所據，但似乎忽略了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一決定性因素。其實，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順利，首先得益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條件的相對成熟，也得益於日本在移植外來文明的時候成功地對自身土壤進行了改造。傳統日本雖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但其具體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卻又具有自身的特點而區別於中國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禮俗社會。早在明治維新前夕，日本的社會結構發生一系列巨大變化：國內組織已高度商業化，各大名為保證物質供應而實行的「樂市」和「樂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國性的商品流通和供應格局並造成了體系間的緊張關系。商業城市大量涌現，出現了強大的商人和商業組織，如販賣農作物的「藏元」、「諸仲間」(商會)、「問屋」(批發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了巨大發展並日益滲入農村，加速了小農經濟的破產和解體。作為舊經濟體制支柱的武士階層也發生質變。在政治方面，日本長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權(天皇名義下的幕藩體制)，導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權得以發展，從而維新只需對既成事實給予承認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進、雷厲風行，實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組織加諸新經濟結構長期的演化，而並不僅僅是少數人的卓越才幹或是獻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跡。相較而言，傳統中國雖經受西方文明浸潤，但其為時既短，廣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數大城市(如上海、廣州等)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卻仍維持著千百年來的舊習。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等各個領域，均不曾發生深刻的變化，以支撐起脫胎換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國欠缺的是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啟蒙運動，不曾經歷類似於日本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國的「自由民權運動」。也許，全民性的啟蒙對一個國家政治法律的真正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將清末修律納入整個國家現代化的視野之中來考察，應該能夠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其一，統治者的動機與目的，是制約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清末修律是內外交迫之下統治者所做出的一種姿態，以作為挽回人心或是實踐私利的應急性策略措施，並無真心貫徹的誠意。民族主義激情、個人野心和偏見摻雜其中，使得這場改革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顯而易見，在這場由上層和少數知識精英一手包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進型改革中，法律僅被視為一種器物，一種治理工具，這樣建立起來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礎和生命力，也難以獲得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同時，對變法動機的懷疑和法律工具主義的傳統也導致民眾對法律本身的正當性的質疑。其二，變法超越了時代的進程。法律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和現實生活的確認和宣示，它是向後看的，具有滯後性。而變法修律機械照搬西方制度，試圖模仿西方數百年來動態演化的靜態結果，以泰西資本主義之良法，移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實寓有以法制推進經濟、政治改革，塑造現代化社會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會急劇變化的轉型期，大規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縛了手腳，也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穩定性，進而危及對法制信仰的培育和養成。其三，變法失之倉促，在變法時機的選擇和具體操作上操之過急，「數百年之舊說，千萬人之陋習，雖極愚謬，積久成是」(楊深秀語)，決非一朝一夕所能輕易改變。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之眾，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慮、通盤籌劃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專注於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風習，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視系統和配套改革，僅僅滿足於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能相互交換的局面」(黃仁宇語)，在銳意革新的同時不可避免對於傳統社會價值體系的留戀和回歸。改革作為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雖有仿行立憲、官制改革相輔，但缺乏內在聯系和呼應，雖各有成績但無法在整體上溝通，中間頗多窒礙難行之處，或不合於國情，或拘泥於舊法，難收實效。以上三端，決定了變法乃至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已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現代化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主要任務和現實需求的情況下，(依照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中國現代化的實現，當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擾，在今天依然擺在國人面前。今之學者，對百年前的這場改革雖評價不一，但對主持這一千年變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們卻不能不抱有某種超越時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著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雲：「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國或社會，……乃極為艱巨的工作。任何人間才子，盡管博學多能，亦不能僅靠理性與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項工作中，必須集中眾人的判斷，以經驗為先導，靠時間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實驗中，不能超越發生的錯誤，須由實踐中感到不便時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種廣闊的歷史眼界和對吾國吾人的真切關懷，那麼對於吾輩學人而言，欲「踵武前賢，繼續沈氏事業，實現法治於中國」[15]，恐怕也將是一種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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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辭稿序[M].

[15]梁治平.憲政譯叢(總序)[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7. 求一篇法律學專業的畢業論文

法政系本、專科生畢業論文參考選題
一、 經濟法類：
1. 試論企業集團的法律地位
2. 企業集團反壟斷問題探討
3. 企業兼並法律問題探討
4. 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問題探討
5. 試論我國自由貿易區立法
6. 浦東新區土地有償使用的法律問題探討
7. 浦東開發中利用外國政府貸款的法律問題初探
8. 稅收擔保問題探討
9. 反避稅的法律對策
10. 出口退稅問題探討
11. 社會保險稅問題探討
12. 證券稅收問題探討
13. 加強證券市場管理法律對策
14. 資產評估立法中相關問題探討
15. 論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管理的若干法律問題
16. 涉外土地批租的法律問題初探
17. 試論我國出口加工區立法
18. 建立我國涉外反傾銷法律制度探討
19. 略論經濟犯罪案件的查賬
20. 論論審計機構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21. 我國養老保險法律制度探討
22. 試論我國勞動保險法律制度的若干問題
23. 完善我國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的法律思考
24. 進一步完善我國勞動合同法律制度的思考
25. 加強和完善我國環境立法的思考
26. 加強和完善我國環境執法的思考
27. 論建立我國的技術開發區法律對策
28. 商品銷售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法律問題探討
29. 期貨立法若干法律問題探討
30. 論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
31. 試論反暴利立法的必要性
32. 關於土地使用權問題的法律思考
33. 房地產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研究
34. 我國投資立法初探
二、商法類：
1. 論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機構管理原則
2. 論一人公司的法律規制
3. 論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制度
4. 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探究
5. 論股東代表訴訟制度
6. 論設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
7. 論公司瑕疵設立制度
8. 論公司內部監督制度
9. 論控股股東的義務與責任
10. 論關聯交易的法律規制
11. 論公司股份回購制度
12. 論保險的功能
--兼論與侵權損害賠償功能的比較
13. 論保險合同中的代位求償權
14. 保險業現金運用法律監督的問題研究
15. 論強制保險制度
16. 保險費管理法律問題初探
17. 論消費保險合同
18. 論信貸合同的擔保
19. 股份合作制企業若干法律問題探討
20. 試析票據制度中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護
21. 試論我國破產制度的完善
22. 論自然人破產制度
三、民法類

8. 跪求：律師專業畢業論文（題目任選，如下）需要兩篇，各給100分

論律師職業道德的非和諧因素及其對策

摘 要：律師作為一個行業，其職業道德是指從事律師職業的人所應信奉的道德，以及在執行職務、履行職責時所應遵循的行為規范。但當前我國律師的職業道德存在很多非和諧因素。欲促進律師職業道德的和諧，我國必須完善律師職業道德規范體系、強化律師內部管理監督作用以及建立完備的外部監督體系。

關鍵詞：職業道德 律師職業道德 職業道德弱化

律師職業是近現代法治文明的產物。毋庸置疑，在現代法治社會的舞台上，律師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構建我國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人們將更加關注律師，因為這一職業角色的興衰和榮辱將直接關繫到公民的權利和國家的法治，關繫到廣大公民正當的權利訴求能否得以實現，關繫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現。基於此，強調律師的職業道德就尤為顯得重要了。

一、律師職業道德的界定

（一）律師職業道德的涵義

在探討律師職業道德涵義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職業道德的涵義。所謂職業道德是指各行各業在自己的業務活動中形成的道德觀念，行為規范的總和。不同職業有各自不同的職業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說:「實際上，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①]職業道德是社會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道德在社會職業中的特殊體現。職業道德與一般的社會道德相比，有明顯的職業規范性。這些職業規范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並不斷的納新除舊，形成若干條「戒律」，成為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們從事有關業務活動所遵循的規則或紀律。職業道德的另一特徵，是職業道德規范的內容與本職業的本質屬性有密切聯系，體現了從事職業所必須遵循的一些規律。律師作為一個行業，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本行業的職業道德(有的國家將律師職業道德又稱為律師執業行為操守)，稱之為律師職業道德。具體的講，它是指從事律師職業的人所應信奉的道德，以及在執行職務、履行職責時所應遵循的行為規范。它是律師政治素質、理想信念、思想品質、紀律作風、情操氣質和風度的綜合反映。

（二）律師職業道德的特徵

1、律師職業道德具有階級性。在有階級的社會里，道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②]道德是建立和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使人們生活在正常、健全的社會環境中最必須、最有效的手段.統治階級要維護自己的統治秩序，除了靠法律調節以外，還有不可缺少的手段——道德調節，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使一個國家的秩序得以良性運行。在一個國家裡，有統治階級的道德，也有被統治階級道德，但佔主導地位的是統治階級道德，統治階級按照他們的意志來要求被統治階級，來保證本階級的利益的實現。就律師職業道德來講，其階級性更為明顯。步入21世紀的中國，將迎來法治時代的春天，而律師則是法治的使者，是法制的守護者。維護法律的正義與尊嚴，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是律師的神聖職責.作為一名律師必須竭盡忠誠的對國家負責、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作為一名律師應當敢於愛恨情仇，敢於同貪官污吏作斗爭，敢於同人民的敵人作斗爭。《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中，明確了制定目的是「……保障律師切實履行對國家法制建設，對社會和公眾所承擔的責任和使命……」從以上看出，律師職業道德的階級性，是非常明顯的。

2、律師職業道德具有職業性。律師職業道德有明顯的職業屬性，它只為律師這個職業群體所遵守，並且只有律師把它作為自己的一種本行業的公德加以遵守。律師職業道德的制定或形成是以社會公德為基礎，以律師的職業性質和職務活動的特點為根據，以律師的職業行為為調整對象。律師職業道德的適用范圍是特定的，只對從事律師職業的人產生約束力。

3、律師職業道德具有繼承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不同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之間不是截然分開的，與之相適應具有相對穩定性質的道德意識也就會具有一定的連續繼承性.律師職業道德作為一種社會道德意識，繼承性是非常明顯的。比如律師職業道德內容之一「忠於法律和事實」，在我國古代就有之。不過，在我國清朝之前，沒有律師的稱呼，那時叫「訟師」。作為「訟師」如不忠於法律和事實，將會受到嚴懲。如《唐律疏議·斗頌》規定，「諸如人作詞賺，加增其狀(將罪情誇大)，不如所告者(與事實不符)答十五，若加增罪重，減誣告一等(按誣告罪減一等)。」[③]唐、宋、明、清都有類似規定。到現在，我國律師職業道德更加強調這一點。如《律師法》第3條規定:「律師執業，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如果律師歪曲事實，為當事人偽造證據，將負刑事責任。從以上可以看出，律師職業道德，是對以往歷史上遺留下的道德思想資料進行批判的吸收，把其中尚有生命力的道德觀念范疇等用來不斷地豐富自己職業道德內容的。

二、律師職業道德的非和諧因素

(一)「拜金主義」思潮的影響

拜金主義是商品拜物教的變種。在發展市場化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價值是依靠貨幣這一特殊商品作紐帶，通過市場而實現的。貨幣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提高，必然會引起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崇拜金錢，嚮往金錢，「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思想。當前為數不少的律師「唯錢是圖」，甚至還有些律師為了賺錢，不惜以身試法，利用律師的便利條件，為當事人通風報信，向法庭提供虛假的證據，引誘當事人規避法律。因而，我國的一些律師職業道德低下，拜金主義思潮的影響是一個重要原因。

(二)社會不良風氣的作用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曾一度惡化，雖然黨和國家採取各種措施努力糾正，但並未得到根本好轉，不正之風仍然在各地區各部門盛行。「拉關系」「走後門」「請客送禮」「黨政幹部經商」「吃回扣」等不良風氣相繼出現。我國一些意志不堅的司法工作人員在這種不正之風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產生一種從眾心理，為適應社會不正之風的現狀而改變了自己信念和行動，忘記了黨和人民賦予了自己的神聖職責，迷失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反而認識了手中權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權力發生了病變，成了謀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檢察官直接或間接的啟發當事人，要想勝訴，你必須給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師深諳此道，在出庭前，頻頻和法官相約在賓館、夜總會、酒樓、洗腳城諸如此類的地方。現在我國一些法官執法素質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國律師職業道德存在諸多問題的一個重要原故。

(三) 對律師執業規范體系不完備、不健全

總體上來講，我國對律師執業行為的規范立法，是一個循序漸近的過程。中國律師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前前後後經歷了近三十年時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律師制度得以恢復。1980年8月份我國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全文4章21條，構成了我國律師制度的整體，標志著我國律師制度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別於1981年和1986年先後發出了《關於律師參加訴訟的幾項具體規定的聯合通知》及《關於律師參加訴訟的幾項補充規定》。為了進一步健全律師執業行為的規范體系，1996年第1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人和國律師法》，這標志著我國律師制度進入了一個更新的階段。對律師執業行為的規范體系比過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縱觀對律師執業行為規范的立法，發現該規范體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進一步完善。比如與《律師法》配套實施的《律師資格考試辦法》第五條將「品行良好」作為報名條件之一，這說明國家從一開始已將考生的道德水準作為進入律師行業的門檻。但是，在該《辦法》第七條關於報名應提交的證明中卻沒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狀況證明，這使得「品行良好」的條件要求流於形式。同時在每年的律師資格考試中，關於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考試內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夠重視，也難以對其日後的執業形成深刻影響。這說明我國對律師的道德素質，從一開始就沒有從嚴要求，讓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進律師隊伍，影響律師執業的神聖性，玷污律師隊伍的純潔性.另外，我國沒有針對律師業務廣告宣傳的專門立法，這方面的規定散見於一些關於律師不正當競爭的法律和規章中。如《律師法》第24條規定:「律師事務所和律師不得以低毀其他律師或支付介紹費等不正當手段爭攬業務.」司法部1995年發布的《關於反對律師行業不正當競爭的若千規定》第4條列舉了8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其中第一種是:「通過招聘啟事，律師事務所簡介、領導人題寫名稱或其他方式對律師事務所進行不符合實際的宣傳」；第二種是:「在律師名片上印有律師經歷、專業技術職務和其他頭銜」。這兩條規定均可看作是對律師廣告宣傳的限制。此外，作為我國律師的行業管理規章，1900 年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常務理事會通過的《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第37條第3款規定:律師不得「利用新聞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攬業務，排斥同行」。稍加分析，我們就可發現上述規定存在下面幾個問題:一是沒有對律師業務廣告宜傳作出明確、肯定的規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律師業務廣告宣傳具有必然性，我國立法對此採取迴避態度，這種做法欠妥。二是上述規定在內容上缺乏完備性。由於立法者的迴避態度，使有關規定僅僅局限在對某些特定的不當廣告行為的禁止上，而沒有形成對一般的律師業務廣告行為進行規制的完整體系。如在廣告的內容方式、審批、非法廣告的懲戒等方面均缺少明確、具體的規范。三是某些條文存在明顯的不妥之處。比如，一切「不符合實際的宣傳」都是應該禁止的不正當行為。但司法部的規定都單把「招聘啟事」「簡介」「領導人題寫名稱」列舉出來，是因為這幾種方式更具普遍性，還是危害更大呢?顯然都不是，相比較而言，通過媒介的廣告宜傳更為普遍，引響也更大，但該條款對此卻避而不談等等不容贅述。還有其它一些規范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對律師懲罰規定過於原則、籠統、不易操作等等。

由此可見 ，對律師行為規范體系不完備，也是我國一些律師的職業道德水準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促進律師職業道德和諧的基本對策

(一) 完善律師職業道德規范體系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律師職業道德規范體系存在很多問題，需要完善。如果不完善的話，會大大影響我國律師執業道德素質的提高。具體說來我國律師職業道德規范和執業法律規范存在下列一些問題:

1、把為無能力交納費用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為律師的義務，那麼律師心理不平衡，市場經濟體制下，如果盡接一些法律援助案，自己的生活保障問題誰來解決?這又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法律幫助。有些律師便問:律師為無能力繳納費用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那麼國家應當為他們承擔什麼責任呢?所以，筆者建議，在市場體制下，應當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制度，鼓勵廣大律師多辦法律援助案。特別是對於那些在辦理這類案件過程中，兢兢業業，不求回報的律師，要給予高度的表揚和適當的物質獎勵，給其他律師樹立榜樣。促進整個律師業職業道德的進步與發展。

2、我國《律師法》和《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不得違反規定會見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不得向上述人員及有關工作人員請客、送禮或行賄，也不得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這條規范不完備。一是「禮」一詞有點用詞不妥。我國新華字典將禮解釋為三種含義:①由一定的社會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慣形成的為大家共同遵行的儀節。②表示尊敬的態度或動作。③禮物，用來表示慶賀或敬意.向法官等司法人員送禮物是禮節性的行為，表示慶賀之類，似無違法和道德原則，反而符合我國禮儀之邦的道德規則，再加上該規范當中請客送禮和行賄是不是有點重復之嫌?規范中的「不得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這一規定也有缺憾。影響執法部門和人員的不正當手段難道只有行賄一種嗎?遠不止，比如律師暗示當事人走後門，走關系等即是.所以規范不完備，有些律師便就對自己的約束不嚴，開始走歪門邪道，律師職業道德水準下降。

3、在律師業務收費方面，盡管中國已有這方面規定，但缺乏職業特色，以致在實踐中很難起規范作用。我國律師收費制度存在問題:一是收費標准不合理。比如統一定價收費，將不同能力和律師收費標准限制在同一水平線上，無法體現「優質優價」公平原則，影響了律師的服務質量。二是收費標准過低，西方國家律師收費比較高。所以他們在辦案之時全力以赴，盡心盡力。我國收費比較低，影響了律師辦案的積極性。所以應予以改律師收費制度，要盡快制定合理的收費制度，提高律師的積極性，更好的遵守職業道德規范。

(二)改革律師管理體制，強化律師內部管理監督作用

我國對律師的管理監督模式仍就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那一套。目前，雖然我國建立了律師協會，確立了律師協會對律師進行管理的制度，但從各地的做法看，律師協會大多設在司法行政部門之下，直接隸屬司法行政部門，其領導主要由司法行政機關的領導兼任，律師的行政管理和業務管理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班人馬」。這種管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

作為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在當時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但隨著我國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巨大發展，市場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對律師的管理體制不再適應現時的要求。因而必須建立適應形勢需要的律師管理體制，要沖破政府直接控制律師工作的傳統管理模式，切實發揮律師協會的管理、監督作用。然而律師協會要真正能履行這一職責，必須賦予律師協會一定的許可權。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國的法律並未賦予律師協會在律師管理方面實質性權力。按照《律師法》第4條的規定，司法行政部門對律師工作的管理體現在「監督」和「指導」這兩個方面，這與司法部《關於深化律師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的「宏觀管理」是吻合的。「監督」「指加強制度建設，全國的地方律師協會，要制定出一套切實可行的規章制度，讓協會會員自覺的遵照執行。對於遵守比較好的律師，大家都贊揚他，通過道德評價這個杠桿轉化成為律師的內心品質，逐漸提高律師業道德素質的整體水平。

(三) 建立完備的外部監督體系

對律師執業行為要進行強有力的外部監督.給律師以外在的力量，讓律師在執業中更好的約束自己。所謂外部監督體系指的是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公民依法對律師的各種執業活動進行監督所構成的多層次的系統或網路。目前，我國對律師執業行為的監督體系還沒有形成。筆者認為，在市場體制的新形勢下，應當盡快建立起對律師執業行為的外部監督體系，該體系所包括如下四大系統:國家監督、社會輿論監督、人民群眾監督、當事人監督。

1、國家機關應當對律師執業行為監督。國家機關監督，具體又分權力機關監督、行政機關監督和司法機關的監督。國家權力機關監督的主要內容是對法的實施活動的監督，具體來說，主要包括對實施《律師法》等規范律師行為的法律制度的活動監督，司法行政機關執行《律師法》活動監督，並監督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律師遵守《憲法》《律師法》的情況。權力機關對《律師法》的實施活動的監督，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現行的律師制度得到真正的貫徹執行，從而推動我國法制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的歷程。一旦發硯律師在執業活動中有違法行為，要及時的處理。而且要採取相應措施，防患於未然。時常應組織各種形式的活動，對律師進行道德規范教育，更好的督促律師自覺遵守律業的道德規范.三是司法機關的監督。司法機關如果發現律師在執業中有嚴重違法行為，觸犯國家刑律，應當及時立案、審判，絕不手軟，以樹立社會正氣。

2、社會輿論監督、人民群眾監督。社會輿論監督，主要是指通過報刊、雜志、廣播、電話等新聞媒介，將律師在執業過程不遵守職業道德規范的行為和違法現象公之於眾。這種監督具有反映快、影響廣、震動大的特點。這種監督雖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對促進律師遵守道德規范卻起著有力的作用。這種監督體系的存在，讓律師就有了更強的約束力。如果在執業中職業道德差或有違法行為，報紙、電台一曝光，那麼律師形象無疑會大打折扣，這就損害了自己在律師路上的發展前景。一個品德好的律師，一個極有「口碑」的律師，才能贏得社會各界的尊重，其業務的發展才會擁有廣大的空間。要想使律師在執業中遵守道德規范，還需要人民群眾的監督。人民群眾有對律師活動進行監督的權利。人民群眾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對律師執業行為進行監督。當某律師有向司法人員或行政領導行賄行為時，可向國家機關的信訪機關寫信或面談;也可以向有關國家機關設立的舉報中心舉報；或者直接向司法機關和有關機關控告等。人民群眾的監督是有力的，這樣就督促律師在執業活動中自覺遵守律師業的道德規范。

3、當事人的監督。筆者認為應建立當事人監督體系。當事人對律師的執業活動最為了解。如果律師在執業中有向司法人員行賄之行為，當事人可以舉報；如果律師亂收費用，當事人可以投訴；如律師在案件的代理過程中有偽造證據行為，當事人可以向司法機關控告。但當事人是否願意承擔監督的責任，是我國有關部門應予以考慮的。筆者建議，國家設立一項獎勵基金制度。當事人對律師的違法犯罪行為，如果加以檢舉、揭發，可以給予獎勵；或者國家免除應承擔的有關訴訟費用，甚至可以代為交付聘請律師所需費用。這樣就可以大大提高當事人監督的積極性，這就更好的規范律師的執業行為。

總之 ，只有對律師建立比較完備的外部監督體系，才能更好的約束律師執業行為，促進律師業道德水平的整體提高。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6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4頁。

[③]柴發邦主編:《民事訴訟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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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律本科畢業論文

我是法學專業03界畢業的。這是我的畢業論文，你可以先看看參考參考。
住宅小區停車位（庫）所有權歸屬分析
Abstract：Residential District parking garage and ownership of belonging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ll buildings in a specific system, the Property Law provides for the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nature of the parking garage ownership attribution, so that we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past these different the nature of the solutio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broad masses of urban residents, but also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district,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troction of the Bill of this system, there are still some flaws bill, we need to correct

住宅小區的停車位問題，是目前我國物業管理中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車位之爭」在房地產開發商、小區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之間愈演愈烈，由於現行法律規范的缺失和不甚明確，導致了各地法院的判決也是五花八門。隨著住房商品化的進一步深入和有車一族的不斷涌現,「車位之爭」，必將導致更大范圍的矛盾對立， 住宅小區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屬是各種紛爭和矛盾的核心所在。住宅小區停車位所有權歸屬不明，將令房地產開發商和置業者的合法利益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嚴重地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妨礙著房地產市場的健康地發展，給社會經濟生活和公共管理帶來諸多的難題。所以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對此問題加以明確規定是當務之急也是必要的。本文試圖結合我國目前的學說和借鑒國外一些理論和實踐，根據小區停車位的不同形式，對其所有權歸屬問題進行分析探討。
小區停車位的所有權,從時間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所有權為停車位的初始所有權,這類所有權為開發商所有；第二類為後繼所有權,指在開發商將全部房屋出售給業主後,停車位的所有權問題。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所有權,不能相互混淆。在現實生活中,就第一類所有權並無爭議,有爭議的為第二類所有權的歸屬，所以後者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在分析小區停車位（庫）歸屬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引入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的概念。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是指「根據使用功能，將一棟建築物在結構上區分為由各個所有人獨自使用的專有部分和由多個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共有部分時，每一所有人所享有的對其專有部分的專有權與對其共有部分的共有權的結合。」（參見王利明著《論物權法中的車庫的歸屬及相關法律問題》）建築物所有權是由專有權和共有權兩方面構成的，其權利的客體也包括兩個方面，即專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王譯鑒著：《民法物一權》（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頁）。專有部分主要是指根據建築物的結構和功能而分割出來的具有獨立建築構造和獨立使用功能的部分。共有部分則指建築物的共用部分和附屬設施等不具獨立使用功能的建築部分。《物權法》第76條規定：「建築區劃內的綠地，道路以及物業管理用房，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市政建設的除外。會所車庫的歸屬，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除建設單位能夠證明其享有所有權外，屬於業主共有。」其中雖然規定了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其中關於物業管理用房、會所、車庫、綠地的所有權歸屬問題，規定「有約定的依照約定，沒有約定的，除了開發商能夠證明其享有所有權的以外，屬於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共有」。特別是目前爭議較多的小區車位車庫所有權歸屬問題，《物權法》規定，「建築區域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的歸屬，由當事人通過出租，出售或者附贈等方式約定。佔用業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場地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則歸業主共有」。 《物權法》雖以做出相關規定，但是此類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還是比較復雜，是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歸屬規則在實務適用中的難點。
從我國目前的現有小區情況大體來看，其停車位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形式:在小區內建造的專門的停車設施,其相互間由牆壁隔開,四周范圍明確,具有獨立的入口,己成為與住房相區別的、獨立的特定物。其權屬可以登記,業主只有購買或者承租該停車位後,方可擁有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如果沒有特別約定,其所有權歸修建停車設施的開發商所有。對這類停車位,我們稱其為庫,開發商對這類停車位的銷售,通常採用捆綁式銷售或者分別銷售的方式進行,即將特定車位與特定住宅單元相聯系,一體出售給業主或者開發商將住宅單元和地下車位作為各自獨立的買賣標的物分別銷售。兩種銷售方式的不同在於:捆綁銷售中將停車位作為特定單元的附屬物進行銷售,而在分別銷售中則車位作為獨立的標的物來出售。二者的相同之處在於,這種類型的停車位,是由支付了相應對價的小區的業主所有。
第二種形式:是在小區的空地上由小區的物業公司劃出專門的停車位。這類停車位開發商並不進行專門的銷售,多採取分攤銷售的辦法。因開發商對其投入極其有限,且已將其計入公攤面積進行銷售,故在開發商將房屋售出後,因小區內的土地使用權已歸全體業主所有,故其土地使用權上的停車位歸全體業主享有。在現實生活中,一般是由停車者向物業公司交納使用費,而物業公司將該使用費作為物業管理費的一部分,為全體業主的利益而使用。
第三種形式:在小區的每幢樓房下的第一層或地下一層修建的停車位。對於這種情形,開發商採取的銷售方式有三種情形:分攤銷售、捆綁銷售或者分別銷售方式。分攤銷售是指開發商在不能對每一單元提供一個位的情況下,將車位銷售給全體業主,每一業主按其住宅專有部分的建築面積分攤車位的購買費用。在現實生活中有兩種判斷分攤的方法:一種是合同註明方法,即在房屋買賣合同中註明小區車庫屬於公攤范圍為分攤銷售,否則為分別銷售;另一種是成本計算方法,即小區車庫成本計算到房屋價格中為分攤銷售,只有明確表明房屋價格中不包括小區車庫成本作為分別銷售。在分攤銷售的方式中,多以業主是否分攤了建築的成本進行判斷,如果由全體業主分攤了此項費用,則停車位歸全體業主共同共有,否則歸開發商所有。 相對而言,捆綁銷售或者分別銷售方式,其所有權的歸屬比較明確。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我們很難查明開發商是否將建築成本分攤銷售,而且在我國現階段小區的停車位不能滿足小區所有業主需求的情況下,有些開發商將這種類型的停車位銷售給業主以外的人,從而引發糾紛。現行的《北京市商品房預售合同》和《物業服務合同(示範文本) 》中對此問題有相應條款說明。文件規定雙方對停車費用要事先進行約定,購房人在簽訂購房合同時便具有了決定是否購買或租用車位,並就停車位的價格與開發商、物業公司在合同中約定。
車庫、車位利益的糾紛關鍵是明晰車位、車庫所有權問題。所有權確定了,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都隨之解決。由於建國後我國廢除了國民黨統治期間的「偽法統」,一並廢除了民國時期的「六法全書」和「民法典」,我國至今又還未頒布自己的民法典,加之中國傳統社會忽視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確定和權利邊界經常處於不確定狀態,不利於對財產的保護和利用。目前對於住宅小區停車位(庫)的所有權歸屬認識有幾種通說：
（一）合同約定說
此種觀點認為,對車庫的歸屬應當通過約定來確定。這種觀點的本質意義是合同雙方當事人是以平等的身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自行協商車庫的歸屬。《物權法》規定:「建築區域內，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的歸屬，由當事人通過出售，出租或者附贈等方式約定。佔用業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場地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歸全體業主共有」。從物權法的規定上來看，現在我們國家對於車位車庫所有權的歸屬也是遵從於此通說來認定的。但是在當前賣方市場條件下，房地產商極有可能仗著自己的強勢地位制定霸王條款，並且他們在合同中主動要求同業主進行協商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這樣將對廣大業主極為不利且這也不符合本觀點的本意。只有隨著商品房市場的發展逐漸變為買方市場的時候，此種觀點才有可能實現。
（二）成本分攤說
此種觀點認為，當房地產開發商將車庫的建造成本分攤到業主購房款中,車庫所有權即為業主共有,否則歸開發商所有。目前房地產價格是由需求決定的,而不是由成本決定的,開發商是否將車庫的建造成本分攤到住宅銷售價格中去,也只有開發商清楚,業主幾乎不可能去核定開發商的開發成本,也沒有權力去核清開發商成本。因為成本是屬於企業的核心商業秘密,因此據此來確定車庫的所有權也是非常困難的。
（三）國家所有說
此種觀點認為,地下車庫屬於地下人防工程,根據《人民防空法》的有關規定應當推定為國家所有（參見 王利明著《論物權法中車庫的歸屬及相關法律問題》）。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北京市人民防空辦公室1998年頒布的《關於加強居住小區內人防工程使用管理的補充通知》第2條指出:「人防國有資產是國防資產的組成部分,未開發使用的不交納物業管理費。開發使用的人防工程,由使用人交納物業管理費。使用人須承擔產權人應交的物業管理費,並在人防工程使用協議和物業管理委託合同中註明。」隨著城市商品房的發展,我國的人防工程建設發展迅速,人防工程投資建設主體已由國家作為單一投資建設主體發展成為多元的投資建設主體。這種情況下,仍然認為地下人防工事歸屬於國家所有顯然是不妥當的，理由有三。第一,《人民防空法》並沒有明確規定所有的地下人防工事都屬於國家所有。《人民防空法》第5條規定:「國家鼓勵、支持企業事業單位組織、社會團體和個人,通過多種途徑投資進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設;人民防空工程平時由投資者使用管理,收益歸投資者所有。」此處只是規定了由投資者使用管理,收益歸投資者所有,並沒有界定人防工事的所有權歸屬問題。相反,在沒有界定所有權歸屬的情況下,應當認為投資者就是所有者,而不能反過來認為在沒有明確規定歸屬的情況下就可以認為屬於國家所有。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界定所有權最基本的原則仍然是投資者享有所有權。對於商品房小區的地下人防工事,國家並沒有作出任何投資,因此就不存在在法律上主張所有權的基礎。第三,如果地下人防工事屬於國家所有,政府應當承擔管理和維護的義務。但是事實上,對小區地下人防工事的管理費用並非由國家承擔,大量的是由開發商或者業主承擔。而由開發商或者業主承擔管理費用而不享有所有權,這也是說不通的。
（四）登記說
此種觀點認為：車位（庫）房的所有權證登記是誰，即歸誰所有。依據物權法的公示公信原理對於已登記的車位（庫）肯定歸登記產權人所有。但是我國目前的情況是：沒有進行房地所有權屬登記或者壓根就不能進行登記的車庫在我國的住宅小區里比比皆是，顯然以此來確定車（位）庫的所有權歸屬也是很難辦到和不現實的。
對於公共小區來說,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屬直接關繫到業主和全體小區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各國或地區的立法中,對此問題均有所規定,我國物權法的立法應當進行吸收和借鑒。
(一)日本
在日本,區分所有建築物附設之停車場被分成兩類:一為屋外停車場,通常是在建築物基地劃出明顯的界線而形成;另一為屋內停車場,指在區分所有建築物內設置的停車場,一般設在區分所有建築物的地下或一二層,但也有設在屋頂平台上的。對屋外停車場日本的司法實踐及立法均將其視為共用部分,並可得為特定區分所有權人或區分所有權人以外的其他人設定利用權,且該專用權應予以公示。但是，對屋內停車場的產權歸屬問題並沒有作十分明確的規定。日本的地方法院與最高法院特別是在對地下停車位到底是屬於法定共用部分還是專有部分分歧嚴重。日本學界存有爭議,法院判例也不大相同。日本最高法院於昭和56 年6 月18日的判決中表明支持專有部分見解的立場,從而使其在日本的司法實踐中占據了絕對的主流地位。而日本學界認為，由於建築物一層或地下部分之容積率是不記入建築物總面積的，最高法院將地下停車位認定為專有部分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故建議應當通過共用部分的專有使用權來進行處理。
（二）德國
德國1973 年7 月30 日修正的《住宅所有權法》第3 條第2 項規定,「以持久性界標標明範圍之停車場,視為有獨立性之房間。」亦即地上、地下之停車場皆可設「專有所有權」，並能夠獨自讓與、設定負擔。（參見陳華彬著：《現代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制度研容》，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頁。） 因此在德國車庫作為一種獨立的物,其所有權可由開發商自由出售給小區內的業主,而不是作為從物,直接歸全體業主所有。其優點在於保護了開發商和小區居民中不需要車庫的業主的利益,其可以不用支付該車庫的分攤費用。應明確的是,即使小區內的停車位屬於全體業主共同共有,對停車位享有專用使用權的業主也可以在小區內的業主之間自由轉讓其使用權。
（三）法國
在法國,新公寓的建造者負有一項法定的義務:在建築物基地內,按一戶一空間的標准為住戶設計停車場。學界及司法實踐認為,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居住區域與停車區域為分別的不動產,即停車位必須另行購買;並且該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居住者以外的人,亦可購買基地內之停車位。
（四）美國
美國法律對小區內車庫的制度設計,遵循兩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是不允許小區業主以外的任何人擁有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二是不允許小區內的車庫做為獨立的專有專有部分進行單獨買賣。
可以看出,美國法律的規則設計與德國法、法國法不同。第一,美國法明確不允許小區業主以外的人擁有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避免了小區業主以外的其他人壟斷小區內車庫的所有權向業主收取高額壟斷資金。第二,不允許小區內車庫單獨買賣,有效的避免了車庫所有權轉讓到業主以外的他人手裡。當然美國也有作為獨立專有部分可以單獨買賣或者出租、抵押的車庫,但那是指在住宅小區的范圍以外另外建造、開發並經營,本身就具有區分所有性質的專門車庫。
（一）住宅小區地面停車位
地面停車位是指經政府發出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批准同意, 在住宅小區地面上直接設置的停車設施, 一般以劃線分割方式標明。（陳華彬著：《現代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頁。）房地產開發商預售或現售商品房住宅小區建築房屋單元後, 房屋單元辦理初始登記及轉移登記, 房屋單元所有人按份共同擁有該小區宗地號的全部土地使用權。由於地面停車位所在的地面面積包含在小區總土地使用面積之內, 因此, 該種停車位的使用權顯然屬於全體建築物區分所有人, 即業主。在這里全體業主擁有停車位的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是基於以下考慮: 所有權的客體必須符合構造上和使用上的獨立性標准, 而地面停車位只是通過劃線分割而成, 不具備建築物所要求的遮蔽性, 所以只能被視為土地使用權的客體。對停車位的使用性質我們可以認定為對共用部分的專有使用, 它是指依據法律規定和區分所有人之間的共同約定, 由某一個或數個區分所有人對某些共用部分享有排他的、獨占性使用權。（王利明著：《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
該種使用權所產生的收益必須歸全體區分所有人享有。根據我國的實際, 我們認為, 應當由地面停車位的使用人向業主委員會交納使用費或租金, 同時向提供看管服務的物業公司交納看管費用。因此, 無論是開發商還是物業公司都無權擅自在小區的地面設立停車位, 而必須在得到業主大會的許可並與業主委員會簽訂協議, 對有關收益分配作出具體約定( 比如可約定租金所得用於彌補小區內的物業管理費用開支) 後, 才能設立和運營這種地面停車位。否則, 將構成無權處分的侵權行為。
（二）住宅小區地下停車位
住宅小區地下停車位是指開發商利用地下空間而建造的停車位。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對土地需求的日益膨脹, 現代建築物不得不更多地向空間發展, 包括地表上空和地下空間。正是對地下空間的充分利用, 才導致了地下停車位的出現。而我國對於地下停車位的法律規定仍是空白, 要確認地下停車位的權利歸屬, 首先要對地下停車位的權利結構有清楚的認識。傳統物權理論認為只要具備構造上和使用上的獨立性, 即可以成為所有權的客體。地下停車場四至明確, 與其上的房間有牆壁相隔, 已成為與住房相區別的、獨立的特定物, 可以成為單獨所有權的客體。然而, 結合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實踐來看, 如果一概地賦予地下停車位以單獨所有權( 即相當於專有部分的所有權) , 亦即賦予房地產開發商對地下停車位享有完全的所有權的話, 會導致顯失公平的結果出現。其原因便在於地下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一般情況下是不計算建築容積率的,即該停車位並沒有獲得相應的土地使用權面積份額。根據我國「房地不分離」的原則, 沒有地的存在, 怎麼可能有房的存在呢?在轉移登記時, 其不能取得房地產權證, 其法律權利依附於計算容積率的房屋建築物（王利明著：《物權法論（王利明著：《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頁。）。另外, 由於該種停車位建立在全體業主所共同擁有使用權的土地上, 不擁有土地使用權的房地產開發商是無法對其取得產權的。也因此, 實踐當中, 開發商在售房合同中約定的「停車位的產權屬於賣方」的條款應當屬於無效條款。該種地下停車位的權益應由小區的業主共同享有, 開發商或物業公司是無權擅自處分的。當然在徵得業主大會同意後, 開發商或物業公司可以根據業主大會的授權委託, 將停車位予以出租, 所得租金收入歸全體業主所有, 用於彌補物業管理費用開支。同時, 停車位使用人必須向提供看管服務的物業公司交納看管費用。當然, 對於將地下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也計算建築容積率的特殊情況, 我們應區別對待。這些按照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載明的規劃用途建造的地下停車位, 和地上建築物一樣要計入整個的建築面積。因此, 該種停車位可擁有獨立的所有權。此種地下停車位開發商有權予以出售、出租。通過買賣而擁有產權的業主雖然無須繳納車位使用費, 但仍應按期繳納物業管理費或車輛看管費。
（三）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
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 是指將建築物地面上的第一層架空而形成的停車位。在現行的房地產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下, 首層樓房架空層停車位的建築面積也是不計算建築容積率的, 不能獲得相應的土地使用權面積份額, 其法律權利依附於計算建築容積率的房屋建築物( 面積) , 也是住宅房屋單元的從物。所以關於樓房首層架空停車位的產權歸屬與地下停車位的情形是一樣的, 此處不再贅述。
（四）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
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 是指在小區商品房樓頂平台上設置的停車位。雖然樓房屋頂平台停車位在我國目前還未普及, 但隨著停車位的日益緊張, 有關這種停車位的糾紛也會日益增多。對於屋頂平台的歸屬問題, 也是頗有爭議。有人認為, 屋頂平台應當歸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共有; 也有人認為, 其應屬於頂樓住房所有權的范圍, 因為頂樓部分的附屬物由最高一層的區分所有人所有。我們知道, 對屋頂平台的利用更多的是用它的空間, 而這個空間顯然不僅僅屬於頂層的區分所有人, 而應當歸該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所有。所以, 在該空間上設置停車位的權利也應當屬於建築物的全體區分所有人, 開發商和物業公司都無權擅自在屋頂平台設置停車位, 而應與該樓的業主進行協商並徵得同意之後才可以。
對於本次物權法立法內涵的分析及一些個人建議：
我們學過法律的人都知道民事法律規范的核心任務為協調利益關系,立法者總是根據利益關系的不同類型,設置相應的法律規范。民法所協調的利益關系主要包括以下三種類型:民事主體與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民事主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民事主體在本文中僅代表單個人或單個組織，並不代表國家）,民事主體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 王軼著 對中國民法學學術路向的初步思考—過分側重製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J ] . 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 。對於民事主體和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在通常情況下,會採用任意性規范、倡導性規范或混合性規范進行調整;對於民事主體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則通過強行性規范去調整。
首先應明確停車位權屬之爭所屬利益的性質,即其調整的利益為民事主體與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還是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的利益。如果其為民事主體之間利益的爭議,則應該運用任意性、倡導性或混合性的規范去調整;如果其為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則應該運用強制性規范進行調整。不能籠統地把停車位權屬之爭稱為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或者稱其為民事主體與國家、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因為停車位的情形相當復雜,如果停車位可以進行登記,則登記後的業主利益和開發商的利益都僅代表他們個人或組織，所以開發商與已購買該停車位的業主之間為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採取協商的形式解決利益沖突,即法律不採取強行法規范二者之間的關系。
但就目前我國住宅小區絕大多數情況是整個社區的業主的利益與開發商的利益而言,其是否應該屬於民事主體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呢？小區所有業主的利益到底是否屬於公共利益呢？什麼是公共利益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就要看在某一事項所涉及的眾人中，是不是有多數人對該事項表示認可。如果得到多數人的認可，該事項屬於「公共利益」無疑！反之，如果在某一事項所涉及的眾人中，有多數人對該事項不認可，則該事項必不屬於「公共利益」。說到這里，公共利益的內涵已經很清楚了。所謂「公共利益」，必須要與公共決策結合起來，大多數人認可之事就是公共利益，大多數人不認可之事就不是公共利益（參見 王昌英著 何為社會公共利益[J] 北京大學學報 2001 04）。
所以說什麼是公共利益問題屬於事實判斷問題，必須結合具體的事項，由該事項所涉及的公眾來決定，在立法時對哪些事項屬於公共利益進行事先列舉是不可能也是不實際的。由此可以得出全體小區業主的利益是經過大多數人民認可的利益（相比於單一開發商來講）所以應該屬於社會公共利益范疇，所以應由強行法進行規范。而物權法第76 條第2 款賦予當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為任意性規范,因此背離了規范的性質,所以我認為是錯誤的。並且長期在清華大學法學院任教的崔建遠教授也認為：《物權法》不宜規定『約定優先』，而應另闢蹊徑。」（王謹著 公共物業所有權歸屬的《物權法》分析）並且從國外的制度上看沒有一個國家對於車庫的權屬純粹以約定的方式處理,而多數是以「法定」加「約定」的方式來解決,且法定優先,約定作為補充。所以,本人認為,如果法律強制規定停車位屬於業主的共同所有可能更有利於保護業主的利益,更加合理的解釋了停車位與建築物的歸屬的關系。既應用強行法進行明確規定：停車位的所有權歸全體業主共有,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開發商利用自己占著賣方市場而鑽法律漏洞損害廣大業主的利益。只有真正的使約定變為法定，才能維護最根本的我國廣大業主的利益。
綜上所述，在建築物區分所有權領域中，停車位（庫）的權屬問題是十分重要的，涉及到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的利益。只有規定清晰、明確的集體規則，確定停車位（庫）所有權的歸屬，在現實中才能夠保護區分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建設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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