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模式

A. 美国大学教育模式哪些值得中国的大学学习和借鉴

好问题。
实际上，哪个都难借鉴。美国的模式本不是用汉字中文建立的，非要用汉字中文来应用，能用好吗？
中国的，老孔庄孙子，拿去美国用英文借鉴，能借鉴明白吗？
一个道理嘛。

B. 申请一所美国大学的MS，rolling，其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rolling
admission就是先来先审，合格者先得offer或ad的意思。对采用rolling的学校，早点申请有利。不过一般出了结果后，版学校为保权证入学率，会要求你交几百美元的入学保证金。如果你后来又有了更好的offer，不打算去这个学校了，这几百美元就算罚款了。rolling以及美国高校其他录取方式的解释可以看这个文章《美国大学4种录取模式》

C. 谁能给我具体说明一下美国大学的学分制度

可能每个学校都有差别，我以自己的学校为例讲一下。
1 修满学分毕业
简单的来说就是修满了144个学分才有可能毕业。修不满不能毕业，平均每学期15学分，3个学分一门课算得话一个学期修5门课。这144个学分是指你4年学得所有课的学分总和，需要包括你的专业要求的学分，公共课学分和其他一些学分。其他的这一部分可以学学自己感兴趣的课。
2 专业major
major不用急着定，我们学校大三的时候至少定一个专业。一般学校可能要求大二的时候定。专业也有学分的要求我们学校数学64分，经济53分。其中包括major requirement 和 option。如果你把经济专业要求的和选修的53个学分修完，并且一共修了144学分（非major还可以修minor，其他基础课，你感兴趣的课）你可以毕业并且拿到经济的学士学位
3 基础课
一般学校都要求修一些基础课Calculas，English，Physics，Physical Ecation。这些算是必修课也就是你说的公共课
4 Double Major
lz这学期学了地理和管理，可以看看自己喜欢哪个，如果都喜欢并且学有余力，可以修双学位。
5 关于课怎么选
我大一第一学期修了英语，微积分，应用统计，表演，一门体育。一共14.5学分。其中基础课一门，专业课两门，有意思的课一门，觉得课有点少就加了门体育。
一般来说部分专业课都有Prerequisite，是说上这门课之前要学过的课。经济专业几乎所有课都要先学微观经济。也就是说，第一学期只能先修一门专业课和其他你说的公共课。以后就可以一个学期上2－3门专业课了。一般要均衡，如果偏理科的话，一学期一门要求写paper的课就够了，文科的话，paper多，可以上上不用花太多时间的副课

D. 美国大学的上课模式是怎样的

美国不同大学的上课模式根据课堂规模的大小有所不同。课堂规模比较大人数比较多的课，，教授会讲的多一些。如果是规模较小，主要以学生讨论和演讲为主。

E. 就大学录取模式而言,美国比中国更公平吗

一、从学生的来源来说，美国大学似乎要更公平
在美国：没有年龄限制，没有高中应届的要求（当然有高中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也有接受推荐信和工作经历之类的），你只需要考过SAT，付得起学费，付不起学费的去申助贷款，就能去上了。而在中国，必须是应届高中生。
二、就根本而看，无所谓公平不公平，因为两国大学招生对“公平”的定义不同，没有可比性。
1、 美国对“公平”的理解是“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学生的素质“，这里的“素质”包括分数、GPA，也包括沟通能力、工作经验、阅历、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等等。美国大学并不是希望录取学霸，而是希望录取能最大化发挥高等教育作用的人，也就是上完大学走入社会比较容易成功的人，这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个人可以在大学里学好知识，二是这个人走入社会后能成功，而一个人能不能成功是很难用分数衡量的。
好处：
（1）准确，美国大学是按专业申请的，详细的个人背景介绍和漫长的筛选工作可以挑出最适合读这个专业的人，而只看分数这些人很可能被埋没。
（2）公平，严格意义上来说申请制是更公平的。公平是“基于招生原则评价学生，不受其它干扰”，而大学的招生原则就是“录取能最大化发挥高等教育作用的人”，不然就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学生的浪费。
2、中国对“公平”的理解是“只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尽可能消除其它因素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个性出身背景等等因素被弱化，所有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至少看起来是这样），除了“择校”、“点招”等等少数情况外，分数是唯一录取条件，所以会有题主说的“唯分数“论。
好处：
（1）高效，从学生进入考场到录取通知书到手大约有2个月的时间（录取的投档线不同收到通知的时间也不同），直接通过分数做出录取决定是最高效、成本最低的方式。
（2）正义，高考所考查的知识点可以在高中阶段全部学到，成本不是很高，尽管富裕的学生可以通过补习班、艺术特长等等进行辅助，但这些优势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穷苦出身的学生依然可以通过天赋和努力考上很好的大学。

F. 美国大学学院模式跟咱们大学的模式有什么不一样

1.在那可以转学，学来分也可以转过去，源国内几乎不行

2.研究生在那边是申请的话就可以上，而国内除保研外，几乎都是考入，而不全是根据兴趣申请

3.对学科的考察方式不一样，国内好像只有考试成绩。美国大学考察方式比较灵活多样

G. 美国大学，实行什么样的管理制度

第一种是全开放选修 ( 也称自由选修 ) 。 这是美国大学学分制实行初期的一种选课形式，目前只有少数高校仍在实行。这种形式除了一般只规定英语和现代外语为必修课外，其余均为选修课。
第二种为半开放式选修。 这种形式一般在美国工科院校实施，通常规定选修课比例在 20% ～ 40% ，其比例相对于自由选修学分制要小得多。
第三种为主辅修课程并行式学分制。 这种形式将学生应选修的课程划分为主修课与辅修课，且主修课所占比例大于辅修课。例如，加州大学规定的主修课比例为 70% ～ 75% ，辅修课则为 25% ～ 30% 。
第四种是分组选修学分制。 这是一种专业课与基础课并举的方法，强调低年级学生要通选不同系、专业的基础课程，广泛涉猎，其目的在于拓宽学生视野，使学生接受不同思维的训练。目前，美国大多数高校都实行这种选课方式，反映了其重视基础知识及培养通才的教育理念。
学校对学生没有严格的年级与班级划分，一般按照所修学分数决定所属年级。 24 学分为一年级， 25 ～ 55 学分为二年级， 56 ～ 89 学分为三年级， 90 学分或以上为四年级。
与美国大学学分制配套的是，美国大学入学时间具有弹性，可在一、六、七、九月申请办理入学手续，但因为假期最长的是暑假和圣诞节假
( 也可视为寒假 )
，因此最常见的是秋季入学和春季入学。不过，不同学校可根据诸如课程设置之类的具体情况有所区别，这些在申请美国大学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
此外，美国大学的教学计划也富有弹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水平等安排个人的学习计划，即允许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延长毕业年限，也允许学生提前毕业。

H. 迷茫加拿大和美国大学的区别

加拿大的来大学在体制、自教学模式和学制等方面近似于美国的大学，没有多大区别；主要不同点在于：美国大学中的私立大学集中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绝大多数，私立大学好于公立大学；加拿大的大学绝大多数属于省立大学，名牌大学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学中。另外，美国大学的学费近乎于加拿大大学的两倍，其学费是仅次于英国大学学费，排名世界第二贵。

I. 郭秉文倡导的美国大学模式有何特点

郭秉文（1880—1969），男，字鸿声，江苏江浦人，生于上海青浦[1] ，早年卒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创办，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1]
郭秉文是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1]
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1880年，郭秉文出生于江苏青浦[1] （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2] 。
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弃职就学，远涉重洋，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乌斯特学院攻读理科。[3]
1911年，郭秉文从乌斯特学院毕业后随即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筹备之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 ，邀请他做教务主任。同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1]
1915年，应江谦之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
1918年3月21日， 江谦因病休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1]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1]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同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放“女禁”。[1]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南高”、“东大”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两校校长。[1]
1921年东大成立后，郭秉文开始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1] 同年，“南高”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成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4]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地区主席，之后连任两届。[2]
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1]
1924年，郭秉文奉派为保管美国庚款华籍董事之一，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2]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通过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决议。[1]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举行会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1]
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2]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2] 。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兼中央贸易协会主任。[2]
1945年抗战胜利，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2]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国。[2]
1957年，郭秉文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国逝世。
教师任用
郭秉文认为，一所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保证。因此，他认为办学的首要任务是聘请优秀教师，并为此不遗余力。[5] 在创立东南大学之初，郭秉文广延名师，聘请一流的教授、学者到校任教[6] ，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为学校积累雄厚的师资力量。每个学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学术水平出色的专家学者。郭秉文非常重视吸纳留学生，以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国外考察之余，他经常设法向各校探听中国留学生的情况，通过听课、观察和面谈等方式深入调查，并亲自走访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诚邀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南高师和东大任教。郭秉文不仅延聘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讲学，更亲自到国外邀请世界知名大师来校讲学。[5]
高等教育
郭秉文认为办理大学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7]
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7] 郭秉文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7]
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尔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7]
师资与设备平衡
郭秉文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师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7] 大师们的人品学识、志趣才调、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良好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治学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7] 对物资设备的规划与努力，目的在于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7]
国内与国际平衡
郭秉文认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他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7]
三育并举
郭秉文执掌东大，贯彻实施“三育并举”的办学宗旨。所谓“三育并举”包括三方面：一是坚强的体魄，二是充实的精神，三是道德、学术和才识。“三育并举”旨在促使学生养成完善的人格，成为一个对国家负责的国民。郭秉文坚信：“欲广求知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在办学措施方面，他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并把心理测验运用到入学考试中。另外，他格外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和自制力。 [5]
师范教育
郭秉文认为师范生不仅要具备普通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要重视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识抱负的秉持。在郭秉文看来，一所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而一所学科专业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和发展空间。因此，郭秉文认为要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必须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综合大学，将师范教育放在综合大学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兼办师范学院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5]
郭秉文认为，凡中等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并且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一个单科性的师范院校里，是很难从根本上提高师资的质量，所以在综合性的大学里学科齐备，各科知识互补，才是造就师资的理想场所。郭秉文指出，“师范学院办在大学里，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院校。”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在经过一番教育理论的训练，定可成为卓越的师资。[6]
大学自治
郭秉文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学校是教育、学术性机构，是培养人才、振兴科学之地。非学者不能担当此重任”，“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6]
郭秉文倡行学者治校，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即一方面确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之责，一方面规定凡学校大政方针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议决。校务会议相当于学校的立法机构，所作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各种常设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将学校的各种事务交由教职员自行办理。经过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会制、校长制与“三会制”并存的学校治理模式，即校董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校长总事校务，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各司其职，评议会议处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议处全校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宜，行政委员会统辖学校行政事宜。[6]
郭秉文提倡学术自由。从政治思潮来说，当时学校所在的南京，共产党被当局视为异端赤党，国民党亦处于地下状态，东大却包容着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6]
郭秉文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自动主义，对在校学生而言，指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种学术、文化、体育活动上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自动主义”的熏陶也培养了学生自治、民主的现代共和国民素养。。[6]
教育经费
郭秉文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办学经费，使学校从社会各方面获得支持和资助。[6] 其中，由校董会出面集资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6] ，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或是请人来华讲学，或是出国考察讲演，积极扩大东南大学的国际影响，从而争取国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机构的援助。[6] 郭秉文还模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办学方式，鼓励私人捐助办学。[6]
教育管理
教育性
在郭秉文看来，教育管理是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与教育要求之间，教育要求的达成是首要的，管理职能的履行则是从属性的，是为促进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8] 教育管理首先是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稳定教育教学秩序、为学生发展服务的工具；同时，教育管理除了工具价值外，还具有本体价值，特定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要发挥其积极的教育效果。[8]
公共性
郭秉文认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具有公共价值的事业。从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个体、群体或地区，而是整个社会与国家。[8] 郭秉文主张，一个国家应当积极地发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对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众，公共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主体是政府。[8] 郭秉文指出，要摆脱普及教育踌躇不前的状况，需要有效化解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文字语言所造成的学习难繁问题；二是要解决学校建设所需教师的培养及其经费问题[8] 。
本土化
郭秉文对于西方教育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从创造美好国家前途的角度，对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向往之。但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倡导的“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同，他又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教育制度建设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8] 在他看来，只要将世界眼光与本土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欧美制度所长，一方面保存、发扬中国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够迎头赶上，创造教育和国家的美好前途。[8]
历史感
郭秉文关注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主要不是为了记叙史实，而是为了解教育的过去，理解当下教育的来路，以及思考未来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时，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确立教育管理的历史意识。[8] 首先，郭秉文相信，现实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经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郭秉文也认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很多现实的教育管理问题，必须回到过去，才能明白现实的由来，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8] 其次，郭秉文认为，现实虽是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但今未必胜于古。[8] 再次，郭秉文也强调，时事有变迁，宜于古者未必宜于今。[8] 他倡导一种辩证的历史观，不迷信“今必胜古”，也不陷于“复古主义”。[8]
渐进性
郭秉文对于教育改革持渐进立场，他对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内容不是简单地排斥与否弃，而是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倡导新兴教育价值与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关注其局限、现实适应性以及实施条件等问题。因此，学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严格高压变为放任自流，不能“迈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样，在当时教育界普遍倡导的“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与“学生自治”问题上，郭秉文也主张审慎对待，不可求之过切、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