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

⑴ 牛顿作为剑桥大学的教授，为什么研究神学

艾萨克·牛顿（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爵士，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网络全书式的“全才”，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定律》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间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推动了科学革命。在力学上，牛顿阐明了动量和角动量守恒的原理，提出牛顿运动定律。在光学上，他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并基于对三棱镜将白光发散成可见光谱的观察，发展出了颜色理论。他还系统地表述了冷却定律，并研究了音速。在数学上，牛顿与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分享了发展出微积分学的荣誉。他也证明了广义二项式定理，提出了“牛顿法”以趋近函数的零点，并为幂级数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在经济学上，牛顿提出金本位制度。1654年，牛顿进了离家有十几公里九龙的金格斯皇家中学读书。牛顿的母亲原希望他成为一个农民，但牛顿本人却无意于此，而酷爱读书。随着年岁的增大，牛顿越发爱好读书，喜欢沉思，做科学小实验。他在金格斯皇家中学读书时，曾经寄宿在一位药剂师家里，使他受到了化学试验的熏陶。
牛顿在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很出众，爱好读书，对自然现象有好奇心，例如颜色、日影四季的移动，尤其是几何学、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他还分门别类的记读书笔记，又喜欢别出心裁地做些小工具、小技巧、小发明、小试验。
当时英国社会渗透基督教新思想，牛顿家里有两位都以神父为职业的亲戚，这可能是牛顿晚年的宗教生活所受的影响。仅从这些平凡的环境和活动中，还看不出幼年的牛顿是个才能出众异于常人的儿童。
后来迫于生活困难，母亲让牛顿停学在家务农，赡养家庭。但牛顿一有机会便埋首书卷，以至经常忘了干活。每次，母亲叫他同佣人一道上市场，熟悉做交易的生意经时，他便恳求佣人一个人上街，自己则躲在树丛后看书。有一次，牛顿的舅父起了疑心，就跟踪牛顿上市镇去，发现他的外甥牛顿伸着腿，躺在草地上，正在聚精会神地钻研一个数学问题。牛顿的好学精神感动了舅父，于是舅父劝服了母亲让牛顿复学，并鼓励牛顿上大学读书。牛顿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如饥似渴。

⑵ 陈秉公教授谈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三条龙指的是什么

陈炳光教授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三条龙，指的是来龙去迈

⑶ 中国的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有什么区别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中国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作为主要分析视野和方法。这种照搬套用的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方“语境错位”问题。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诚然，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对于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也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但是，其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其在过高估计大众个。性被文化工业摧毁程度的同时，过分地简化了大众接受和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具有纠偏和补充作用。文化研究不仅注意到了自上而下宰制性力量对大众的控制和操纵，更看到了从属者自下而上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颠覆，重新认识到了大众的文化辨识力、主动性和创造性，重估了大众文化政治的进步性潜能。正因如此，如果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并经过从西方地方性语境到中国地方性语境的转换，会有助于更全面、辩证地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众文化现象曾被一些中国学者纳入传统理论框架中予以阐释。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场关于刚刚兴起的流行音乐的激烈争论，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有人认为，港台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畸形社会的产物，其中虽然也有少数民歌和思乡的歌曲，“但多数是内容消极、颓废，情绪低级、庸俗的陈腔滥调之作”。因此，在强调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的今天，对其危害性应有足够的估计。流行音乐是“比下等还低劣的东西”，“用这样的音乐能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吗?”对包括流行音乐在内大众文化现象的这一类责难之理论资源，通常来自于“文化大革命”中延续下来的极左意识形态。由此出发，大众文化现象就被简单化地视为一种仅仅具有娱乐性而缺乏社会性、政治性内涵的东西，而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予以排斥，或被视为“粉饰太平、麻痹斗志”的精神麻醉品而予以否定。当然，在这一时期对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的谴责声中，也有人自觉地为之辩护。比如，有人认为，“我们的‘新星’，根据自己的演唱风格选择适当的曲目，或‘严肃音乐’，或‘通俗音乐’，这完全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任何人不该无理指摘。”“文化园圃，宜放百花。有时会出现不平衡：或红花少了，或白花少了，那就不妨多种些红花、白花，却不应把其他颜色的花锄掉。”显然，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大众文化现象无论是指责还是辩护，其理论资源基本上都来自于传统的思维或意识形态框架。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对外开放的迅速推进、电子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大众文化开始全面地进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空间，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进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空间，仅仅意味着“左”文化地盘的缩小，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还同时意味着传统上属于知识分子的部分文化领地迅速地被蚕食。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知识分子一直以对民众扮演主动者、引导者、教化者等角色而自居。从儒家“博施济众”、“润泽斯民”、“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使命，到“五四”时期旨在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启蒙”和“理性”为主思潮的“文化热”，莫不体现了这一点。与此相应，传统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无可争议地居于中心地位、扮演着中心的角色。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一大批新的文化弄潮儿，如文化经纪人、小报记者、书商、专栏作家、各种影视制作中心及其制作人员、影视歌明星等，在迅速瓜分原先属于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地盘的同时，凭借电视等新媒介增强了自身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西方，许多知识分子不能接受以电影、广播和电视形式传输的信息，新的电子媒介一直遭到他们的冷遇和鄙视。据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所说，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一种视觉支配的文化必定是贫乏的、精神分裂的。比如，尽管电视已经在学院体制内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在知识圈中，对视觉快感的怀疑仍然很强烈。这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关注电视新闻和一些“谈话”节目，但对电视的其他一些特色节目，如肥皂剧、游戏表演、大自然节目和体育报道，却说不出什么道道来。这个简单的事实，使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耐心：“有大批的大学教授在哀叹电视已经使西方社会暗哑失声。大学也招来了异乎寻常的痛恨，因为它们不去研究‘伟大的书籍’(这个词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却转而去研究电视和视觉媒体，这种批评似乎没有意识到电视如今备受指责，这和启蒙时期小说遭到敌视，其实是出自同一种反应，在那个时候，文学也曾被指责败坏了道德和智力。”在米尔佐夫看来，知识分子对新媒介的普遍反感，可能是对那些参与并享受大众文化的人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敌意。在18世纪这种敌意针对的目标是剧院，而现在则聚焦于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等。然而，“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敌意的根源都是大众和普通观众，而不是媒体本身。从这个观点看，媒体本身并不是要点。”马克，波斯特则认为，新媒介遭受冷遇和鄙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触犯了知识分子的作者权威感(sense of authorship)，“这种鄙视更主要的动因是深层的心理需要，他们未加深入地研究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媒介，这是因为媒介的某个方面威胁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我想指出的是，这一类态度如今仍然在许多人中间流行，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内；这种态度妨碍人们持续探讨媒介对许多人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米尔佐夫、波斯特所分析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出现了一种翻版：新媒介及其所传输的大众文化信息，再次因触犯了知识分子的“作者权威感”而受到了冷遇和鄙视。张炜关于电视的一段论述，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告诫说，“有头脑”的人抵制电视的最好办法就是拒绝与它接触。“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应该像戒烟一样，要有决心和毅力。利用它来消遣，长了会变得肤浅、烦躁。因为生活的色彩离电视上的花花绿绿的色彩相距较远，你转过脸再看生活就会耐烦、会发火。电视画面闪动得也快，还有光的刺激，使你无力边看边好好思想。长了，你会放弃思想。……脑子没有让名著滋养过的，大半是很粗糙的脑子，改变世界用不上，用上了就对世界有害。有时你看到生活给搞得一团糟，主要原因就是过分地使用了没有读名著的脑子。这样的脑子一般而言不可信，不可靠。”即使在进入21世纪后，仍然有一些中国学者对新媒体表达出了深深的忧虑：“在大众媒体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的细腻与博大，都被化约为光怪陆离的影像以及附会图片的文字，抢劫了通向大脑的视觉，阻断了深入思考的路途。”
上述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不仅对高雅文化的“独立”和“珍稀”构成了威胁，而且也对传统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引导者以及大众代言人的传统身份和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一些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焦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从法兰克福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得到了共鸣，并将之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主要理论资源。
在中国大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最初是伴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热”而得以传播的。欧阳谦在1986年出版的《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一书中，简要地介绍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俞吾金、陈学明在1990年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一书中，也介绍了阿多诺、本雅明等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理论。1990年，集中反映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的重要著作《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李小兵在199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危机》有关章节中则专门阐述了阿多诺的“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理论。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真正引起中国学界的共鸣和重视、并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重要理论资源，则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大众文化呈迅速扩张趋势以后的事情。据陶东风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使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范式以分析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现象的，可能是他自己发表于1993年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一文。文章主要包含以下几种观点：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大众)是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他们无法对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可以概括为：虚假满足论、文本贫困论、读者白痴论)。
这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视野，在此后知识分子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中，可以说一以贯之。比如，陈刚出版于1996年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就具有代表性。这是一部较早地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专著。作者在援引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洛文塔尔等关于大众文化特征的论述以后，指出，“综合起来看，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作者以一种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立场，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进行了比较。“精英文化”的本质规定，是否定性、反抗性。“属于精英文化的艺术作品一般都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社会进行审美的审视，它们着重描述对社会乌托邦的憧憬追忆和由乌托邦失落引起的伤感困惑”。与此形成对照，大众文化则放弃了超越性，立足于世俗的基础，“它非但不构成对现存文化的反思、批判和重建，事实上往往起着维护现存文化、助长消费享乐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强化大众商业文化霸权的功用。”“精英文化”是一种致力于对一种纯粹的精神价值的维护和追求的“自律”艺术，总是力图通过个人化的书写使作品产生一种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散发出来的光芒。而大众文化是他律的，这种文化的生产受到外在物质因素的控制，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的制作。“大众文化是一种复制性的活动。而且它也从不创造标准，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创造性可言。因而，这种文化必然是标准化和程式化的，它只有一个忧虑，就是担心不能被大规模的复制和消费。”对大众文化的这些看法，都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经典立场。
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面貌。那些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论著，都程度不同地脱离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地方性语境，不仅重复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文化工业(culturEinstry)特征的一些描述，而且也重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结论。比如，指斥中国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工业化的生产逻辑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批判强制性的类型化、标准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了同质性的社会主体，谴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抑制了文化艺术品应有的真善美的功能，扼杀了大众的文化艺术创造力、辨识力和个性，歪曲地反映了现实、制造了一个个的白日梦，消解了人们的批判意识和反叛意识，形象的复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梦幻性特征强化了人们的妥协与逃避，批量生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1999年出版的《市场逻辑与文化发展》一书中，我自己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观点，并尝试以此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理论视野。@我自己对于大众文化的看法，只是在接触了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的著作后，才开始发生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英国文化研究思潮传人中国，法兰克福学派一家独霸天下的局面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但是，至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然是众多学者观察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主要立场和方法。这种现象相当广泛地见诸2000年以后出版的中国学者论著之中。比如，王毅认为，“目前最通常意义的‘大众文化’指大众传播或大批量生产的文化。”潘知常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Riga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凹李陀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当然，最具有典型性的，是王彬彬的看法。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一首流行歌曲，一部电视连续剧)是由少数人利用现代工业手段快速炮制而成的，然后向大众抛售、倾销。”一般而言，大众不可能参与“大众文化”的制作而只能纯然被动地接受少数人快速炮制成的思想、情感。“‘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泡沫，是即生即灭的。”大众文化必然是滥情而又矫情的，是以浓施粉黛而掩饰其苍白贫血的，是散发着扑鼻的廉价香水味的，是大众的精神鸦片。“其中的情感，其中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感受，往往是虚假的，它类似于鸦片一类毒品，在大众脑中眼前，制造种种幻象，让大众置身于一种虚幻的生活境地，从而麻痹了大众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力。”
金丹元和王新菊2006年初发表于《上海文化》的《从‘超女’到‘梦想中国’》一文，对“超女”“梦想中国”等电视媒体狂欢娱乐现象进行了反思，体现了把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应用于中国本土语境的有益尝试，但字里行间也渗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旨趣。文章认为，“超级女声”等现象是商业操纵的产物。“从‘超女’到‘梦想中国’此类节目的产生，可以证明中国当下的电视策划人，传媒公司的组织者已经变得非常聪明，也变得极具实用性，他们认识到了文化商品的价值，不管评论家如何说三道四，任凭风浪如何拍打，反正他们要争夺的是抢争市场，占领市场，这就是游戏规则。”文章为媒体制造的“某种‘真实’的假象”、抛出的“某种虚幻的美好前景”而忧虑，因为“结果就必定加剧年轻一代的精神分裂和虚幻症，那么媒体的责任何在，媒体的良心何在?其实当下媒体的大众文化消费，抑或由电视台推出的种种反精英化的集体狂欢，草根性娱乐等，恰恰正是由掌握媒体、把持媒体的精英们自己策划，自己炒作出来的。”从这些文字中，显然也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经典立场、价值标准、理论视野的深刻痕迹。
把诞生于西方特定历史和地方性语境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照搬到当代中国，首先就会遇到批判语境的适用性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的形成，不久就面对着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其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重要出发点，就是分析文化产品在思想观念上锻造极权主义个体的作用。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看法，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法西斯政治宣传所催生的大众与商业体制所培育的大众(the masses)是合二而一的同一群人。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直译作“视为同一”)可以解释法西斯操纵之下个体的个性如何消失并退化成了大众、群体中的成员和“非个体化的社会原子”。由于认同作用，大众就会将作为煽动者或催眠师的领袖，当作自我理想或自我典范内投到了自己的人格结构中，所以，大众与领袖的心理结构就具有了基本的同一性。在现代商业制度下，雇员的头脑里最初想的是如何像上级一样，但逐渐地由于压抑性的物质依附的作用，他们的整个人格都被按照统治阶级的样式而加以重新塑造了。显然，这种雇员与上级的人格关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个体的个性消失并退化为群众以及群众将领袖“视为同一”，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一般而言，领袖都是卖弄嘴皮子的好手，他们具有口若悬河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力量。这些人施加于追随者的主要魔力就是依靠自己的口才，也就是语言本身。虽然缺乏其理性意义，却能够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推动古老的退化，使个体退化为群体的成员。”固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传播媒介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线电广播变成了领袖的话筒，大街上的大扩音喇叭，不断传出像女妖王一样令人惊慌失措的进行宣传的声音。
在法兰克福思想家看来，法西斯政治宣传与文化工业自上而下的整合和操纵，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通过认同作用和催眠等心理学方法，实现了非理性话语与无意识心灵的共鸣，后者则通过隐藏的信息，把统治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渗透人群众(大众)的无意识之中。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和利润，它消解或破坏了艺术作品的反叛性，而从属于代替作品的格式。它使整体和部分都同样地从属于格式，也即统一的标准。在一种标准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一种似乎真实的“伪个性主义”便形成了，表面上的个人选择(诸如偏爱、选择、流行等等)，实际上都是处于被操纵的状态。文化工业的重复性和标准化、同质化塑造了大众的自动反应，一切事物都显得是被预先决定的。“从根本上看，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工业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但是从另外的方面看，消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正如法西斯政治宣传使个体变成了大众一样，不断重复的广告、不断以标准化与伪个性出现的文化工业产品也使个体变成了原子化的大众。
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得以形成的特殊西方语境，大众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兴起，本身就具有使民众淡化、疏远“左”意识形态的作用，大众文化生活空间的扩张，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左”文化地盘的缩小。尤其是在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大众文化的流行还蕴含着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艺术政治化、公式化、群体化的反叛以及寻找温情的需要。如潘洗尘所述，“对于唱惯了《都有一颗洪亮的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甚至在结束了十年浩劫之后还只能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的那代中国人来说，邓丽君们(包括叶佳修，侯德建，罗大佑的略带惆怅的台湾校园歌曲)的声音几乎就是来自天国，它能给板结的心田以雨露，给苍白的生命以血丝。那时，在拥有数千天之骄子的哈师大校园，我曾亲身感受到，无论是20岁的大学生还是拖儿带女的大学生都在一面寻找着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一面在《相聚》的日子里，寻找着梦中的《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固这就表明，不同于西方，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刚刚经历过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民众，发现了表达对一体化、政治化、公式化文化的不满以及对世俗化生活情调的向往和要求的合适形式。
因此，如果不经转换而生吞活剥地照搬，就可能会导致为了一种产生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地方性语境中的理论，而剪裁中国地方性事实的结果。正如陶东风所说，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
即使不考虑中西方“批判语境错位”问题，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英国文化研究理论资源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具有时代特点、民族特色的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在这一方面，凯尔纳的观点，无疑具有启发的意义。凯尔纳首先肯定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于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当代形式是非常有用的，认为

⑷ 为什么外国会有很多中国文化研究专业

中国毕竟是个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从古到近还有那么多的未解之谜，或许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喜欢追根接地的去追究问题的根本。

⑸ 剑桥大学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哪些

李政道：Tsung-Dao Lee（年11月24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

简历：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26年11月24日，中国上海

国 籍 美国

目前职务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

学 历
1943-44
中国贵州省，浙江大学
（由于战争，浙江大学从浙江迁往贵州）
1945

中国云南省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由从北京南迁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及
从天津南迁的南开大学组成）
1946-49 美国芝加哥大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

荣誉
1957 诺贝尔物理奖
1957 爱因斯坦科学奖
1969 法国国家学院G. Bude奖章
1977 法国国家学院G. Bude奖章
1979 伽利略奖章
1986 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
1994 和平科学奖
1995 中国国际合作奖
1997 命名3443小行星为李政道星
1997 纽约市科学奖
1999 教皇保罗奖章
1999 意大利政府内政部奖章
2000 纽约科学院奖
2007 日本旭日重光章

名誉学位
1958 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博士
1969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博士
1978 纽约市立大学科学博士
1982 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物理学博士
1984 Bard学院科学博士
1985 北京大学科学博士
1986 美国Drexel大学文学博士
1988 意大利Bologna大学科学博士
199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博士
1991 美国Adelphi大学科学博士
1992 日本筑波大学科学博士
1994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科学博士
2006 英国诺丁汉大学科学博士
工作简历
1950 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助理研究员
1950-51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研究员和讲师
1951-53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
1953-55 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
1955-56 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
1956-60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60-62 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
1960-63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1962-63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
1963-64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64-84 哥伦比亚大学费米物理讲座教授
1984- 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
1986-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 WL）主任
1986- 北京现代物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1988- 浙江现代物理中心主任（浙江大学）
1997-2003 RIKEN-BNL研究中心主任
2004- RIKEN-BNL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理事会成员
1985-93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理事会成员
1990－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董事会成员

名誉教授
198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82 暨南大学
1982 复旦大学
1984 清华大学
1985 北京大学
1985 南京大学
1986 南开大学
1987 上海交通大学
1987 苏州大学
1988 浙江大学
1993 西安西北大学
1998 上海大学
2000 兰州大学
2002 厦门大学
2003 西北工业大学

特邀讲座和院士
1957 美国哈佛大学Loeb特邀讲座
1957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1961-63 美国Sloan 基金学者（Sloan Fellow）
1962 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1964 美国哈佛大学Loeb特邀讲座
1964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6 美国Guggenheim基金学者（Guggenheim Fellow）
1982 意大利 Lincei国家科学院院士
1986 华盛顿大学Jessie与John Danz讲座
1994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5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5 麻省理工学院，Herman Feshbach物理学讲座
2003 梵蒂冈Pontifical 科学院院士
2004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科技委员会顾问

著 作
粒子物理和场论引论
Harwood科学出版社，1981
李政道文选1-3集，G. Feinberg编辑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6
宇称不守恒三十年——李政道六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
对称，不对称与粒子的世界,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8
李政道文选，1985-1996，任海沧、庞阳编辑
Gordon and Breach, 1998
科学与艺术，主编：李政道，副主编：柳怀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物理的挑战，李政道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季承、柳怀祖、滕丽编辑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简体字本）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繁体字本）

生平概述：
李政道出生于中国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李政道曾在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校就读。因抗战，中学未毕业。1943年因以同等学历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学之路，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4年因日军入侵贵州，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被迫停学。1945年他转学到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二年级，师从吴大猷、叶企孙等教授。1946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1953年，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科学研究领域。1984年他获得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现在，他的兴趣转向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阵，以及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科学论文。

自20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开始回国访问，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诞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抗战争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 3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辨，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

在科学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岁时便升任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亲自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因而在1974年 5月30日会见毛泽东主席时，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的建议受到采纳。1979年他去合肥访问时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学们，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李政道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他建议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这些建议都一一得以实现。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重要事件年历

1926年 出生于上海
1943年 江西联合中学毕业
1943年 就读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1944年 转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大
1946年 就读联大二年级，受吴大猷推荐赴美留学（芝加哥大学物理系）
1950年 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至加拿大担任天文研究员
1951年 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
1953年 至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1956年 与杨振宁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
1957年 与杨振宁同获诺贝尔奖
1958年 与杨振宁、吴健雄同获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奖，并被授于普林斯顿大学物理荣誉博士学位
1960年 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
1961年 受推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63年 回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第一位「费米讲座」的物理学教授偕夫人返回阔别26年的中国大陆
1964年 和杨振宁受邀参加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二人还被推选为本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1984年 回国参加第十六届中研院院士会议
1986年 出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终身主任；并担任北京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主任。12月，哥大为李政道举行六十大寿庆典
1988年 在北京主持召开同步辐射应用国际讨论会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1642.12.25——1727.3.20.）
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
【简介】
最负盛名的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同时是英国当时炼金术热衷者。他在1687年7月5日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以及他的牛顿运动定律是经典力学的基石。牛顿还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他总共留下了50多万字的炼金术手稿和100多万字的神学手稿。英国物理学家牛顿的智商：190
少年牛顿
1643年1月4日，在英格兰林肯郡小镇沃尔索浦的一个自耕农家庭里，牛顿诞生了。牛顿是一个早产儿，出生时只有三磅重，接生婆和他的亲人都担心他能否活下来。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会成为了一位震古烁今的科学巨人，并且竟活到了85岁的高龄。牛顿出生前三个月父亲便去世了。在他两岁时，母亲改嫁给一个牧师，把牛顿留在外祖母身边抚养。11岁时，母亲的后夫去世，母亲带着和后夫所生的一子二女回到牛顿身边。牛顿自幼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这种习性可能来自它的家庭处境。
大约从五岁开始，牛顿被送到公立学校读书。少年时的牛顿并不是神童，他资质平常，成绩一般，但他喜欢读书，喜欢看一些介绍各种简单机械模型制作方法的读物，并从中受到启发，自己动手制作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如风车、木钟、折叠式提灯等等。
传说小牛顿把风车的机械原理摸透后，自己制造了一架磨坊的模型，他将老鼠绑在一架有轮子的踏车上，然后在轮子的前面放上一粒玉米，刚好那地方是老鼠可望不可及的位置。老鼠想吃玉米，就不断的跑动，于是轮子不停的转动；又一次他放风筝时，在绳子上悬挂着小灯，夜间村人看去惊疑是彗星出现；他还制造了一个小水钟。每天早晨，小水钟会自动滴水到他的脸上，催他起床。他还喜欢绘画、雕刻，尤其喜欢刻日晷，家里墙角、窗台上到处安放着他刻画的日晷，用以验看日影的移动。
牛顿12岁时进了离家不远的格兰瑟姆中学。牛顿的母亲原希望他成为一个农民，但牛顿本人却无意于此，而酷爱读书。随着年岁的增大，牛顿越发爱好读书，喜欢沉思，做科学小实验。他在格兰瑟姆中学读书时，曾经寄宿在一位药剂师家里，使他受到了化学试验的熏陶。

【牛顿的成就】

力学方面的贡献
牛顿在伽利略等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出了物体运动的三个基本定律（牛顿三定律）：①任何物体在不受外力或所受外力的合力为零时，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不变，即原来静止的继续静止，原来运动的继续作匀速直线运动。②任何物体在外力作用下，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其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与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通常可表述为：物体的加速度与所受的合外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与合外力的方向一致。③当物体甲给物体乙一个作用力时，物体乙必然同时给物体甲一个反作用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而且在同一直线上。这三个非常简单的物体运动定律，为力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定律的内容伽利略曾提出过，后来R.笛卡儿作过形式上的改进，伽利略也曾非正式地提到第二定律的内容。第三定律的内容则是牛顿在总结C·雷恩、J·沃利斯和C·惠更斯等人的结果之后得出的。

牛顿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他在1665～1666年开始考虑这个问题。1679年，R·胡克在写给他的信中提出，引力应与距离平方成反比，地球高处抛体的轨道为椭圆，假设地球有缝，抛体将回到原处，而不是像牛顿所设想的轨道是趋向地心的螺旋线。牛顿没有回信，但采用了胡克的见解。在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上，他用数学方法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把地球上物体的力学和天体力学统一到一个基本的力学体系中，创立了经典力学理论体系。正确地反映了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宏观运动规律，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大统一。这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一次飞跃。

牛顿指出流体粘性阻力与剪切率成正比。他说：流体部分之间由于缺乏润滑性而引起的阻力，如果其他都相同，与流体部分之间分离速度成比例。现在把符合这一规律的流体称为牛顿流体，其中包括最常见的水和空气，不符合这一规律的称为非牛顿流体。

在给出平板在气流中所受阻力时，牛顿对气体采用粒子模型，得到阻力与攻角正弦平方成正比的结论。这个结论一般地说并不正确，但由于牛顿的权威地位，后人曾长期奉为信条。20世纪，T·卡门在总结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时曾风趣地说，牛顿使飞机晚一个世纪上天。

关于声的速度，牛顿正确地指出，声速与大气压力平方根成正比，与密度平方根成反比。但由于他把声传播当作等温过程，结果与实际不符，后来P.-S.拉普拉斯从绝热过程考虑，修正了牛顿的声速公式。

数学方面的贡献
17世纪以来，原有的几何和代数已难以解决当时生产和自然科学所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例如：如何求出物体的瞬时速度与加速度？如何求曲线的切线及曲线长度（行星路程）、矢径扫过的面积、极大极小值（如近日点、远日点、最大射程等）、体积、重心、引力等等；尽管牛顿以前已有对数、解析几何、无穷级数等成就，但还不能圆满或普遍地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笛卡儿的《几何学》和瓦里斯的《无穷算术》对牛顿的影响最大。牛顿将古希腊以来求解无穷小问题的种种特殊方法统一为两类算法：正流数术（微分）和反流数术（积分），反映在1669年的《运用无限多项方程》、1671年的《流数术与无穷级数》、1676年的《曲线求积术》三篇论文和《原理》一书中，以及被保存下来的1666年10月他写的在朋友们中间传阅的一篇手稿《论流数》中。所谓“流量”就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自变量如x、y、s、u等，“流数”就是流量的改变速度即变化率，写作等。他说的“差率”“变率”就是微分。与此同时，他还在1676年首次公布了他发明的二项式展开定理。牛顿利用它还发现了其他无穷级数，并用来计算面积、积分、解方程等等。1684年莱布尼兹从对曲线的切线研究中引入了和拉长的S作为微积分符号，从此牛顿创立的微积分学在大陆各国迅速推广。

微积分的出现，成了数学发展中除几何与代数以外的另一重要分支——数学分析（牛顿称之为“借助于无限多项方程的分析”），并进一步进进发展为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变分法等等，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例如瑞士J.伯努利曾征求最速降落曲线的解答，这是变分法的最初始问题，半年内全欧数学家无人能解答。1697年，一天牛顿偶然听说此事，当天晚上一举解出，并匿名刊登在《哲学学报》上。伯努利惊异地说：“从这锋利的爪中我认出了雄狮”。

牛顿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流数(fluxion)法”，建立了二项式定理，并和G.W.莱布尼茨几乎同时创立了微积分学，得出了导数、积分的概念和运算法则，阐明了求导数和求积分是互逆的两种运算，为数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光学方面的贡献
牛顿曾致力于颜色的现象和光的本性的研究。1666年，他用三棱镜研究日光，得出结论：白光是由不同颜色(即不同波长)的光混合而成的，不同波长的光有不同的折射率。在可见光中，红光波长最长，折射率最小；紫光波长最短，折射率最大。牛顿的这一重要发现成为光谱分析的基础，揭示了光色的秘密。牛顿还曾把一个磨得很精、曲率半径较大的凸透镜的凸面，压在一个十分光洁的平面玻璃上，在白光照射下可看到，中心的接触点是一个暗点，周围则是明暗相间的同心圆圈。后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牛顿环”。他创立了光的“微粒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光的运动性质，但牛顿对光的“波动说”并不持反对态度。1704年，他出版了《光学》一书，系统阐述他在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热学方面的贡献
牛顿确定了冷却定律，即当物体表面与周围有温差时，单位时间内从单位面积上散失的热量与这一温差成正比。

天文学方面的贡献
牛顿1672年创制了反射望远镜。他用质点间的万有引力证明，密度呈球对称的球体对外的引力都可以用同质量的质点放在中心的位置来代替。他还用万有引力原理说明潮汐的各种现象，指出潮汐的大小不但同月球的位相有关，而且同太阳的方位有关。牛顿预言地球不是正球体。岁差就是由于太阳对赤道突出部分的摄动造成的。

哲学方面的贡献
牛顿的哲学思想基本属于自发的唯物主义，他承认时间、空间的客观存在。如同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一样，牛顿虽然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也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例如，他把时间、空间看作是同运动着的物质相脱离的东西，提出了所谓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他对那些暂时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帝的安排，提出一切行星都是在某种外来的“第一推动力”作用下才开始运动的说法。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最重要的著作，1687年出版。该书总结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上述关于物体运动的定律。他说，该书“所研究的主要是关于重、轻流体抵抗力及其他吸引运动的力的状况，所以我们研究的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该书传入中国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曾译出一部分，但未出版，译稿也遗失了。现有的中译本是数学家郑太朴翻译的，书名为《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193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7、1958年两次重印。

牛顿对自然的兴趣
由于牛顿在剑桥受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熏陶和培养，对探索自然现象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就在1665～1666年这两年之内，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思潮奔腾，才华迸发，思考前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踏进前人没有涉及的领域，创建前所未有的惊人业绩。1665年初他创立级数近似法以及把任何幂的二项式化为一个级数的规则。同年11月，创立正流数法（微分）；次年1月，研究颜色理论；5月，开始研究反流数法（积分）。这一年内，牛顿还开始想到研究重力问题，并想把重力理论推广到月球的运行轨道上去。他还从开普勒定律中推导出使行星保持在它们轨道上的力必定与它们到旋转中心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球引力的传说，说的也是在此时发生的轶事。总之，在家乡居住的这两年中，牛顿以比此后任何时候更为旺盛的精力从事科学创造，并关心自然哲学问题。由此可见，牛顿一生的重大科学思想是在他青春年华、思想敏锐短短两年期间孕育、萌发和形成的。

1667年牛顿重返剑桥大学，10月1日被选为三一学院的仲院侣，次年3月16日选为正院侣。当时巴罗对牛顿的才能有充分认识。1669年10月27日巴罗便让年仅26岁的牛顿接替他担任卢卡斯讲座的教授。牛顿把他的光学讲稿(1670～1672)、算术和代数讲稿(1673～1683)《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的第一部分(1684～1685)，还有《宇宙体系》(1687)等手稿送到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1672年起他被接纳为皇家学会会员，1703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主席直到逝世。其间牛顿和国内外科学家通信最多的有R.玻意耳、J.柯林斯、J.夫拉姆斯蒂德、D.格雷果理、E.哈雷、胡克、C.惠更斯、G.W.F.von莱布尼兹和J.沃利斯等。牛顿在写作《原理》之后，厌倦大学教授生活，他得到在大学学生时代结识的一位贵族后裔C.蒙塔古的帮助，于1696年谋得造币厂监督职位，1699年升任厂长，1701年辞去剑桥大学工作。当时英国币制混乱，牛顿运用他的冶金知识，制造新币。因改革币制有功，1705年受封为爵士。晚年研究宗教，著有《圣经里两大错讹的历史考证》等文。牛顿于1727年3月31日（儒略历20日）在伦敦郊区肯辛顿寓中逝世，以国葬礼葬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
《光学》和反射式望远镜的发明，光学和力学一样，在古希腊时代就受到注意。用于天文观测的需要，光学仪器的制作很早就得到了发展，光的反射定律早在欧几里得时代已经闻名，但折射定律直到牛顿出生之前不久才为荷兰科学家W.斯涅耳所发现。玻璃的制作早已从阿拉伯辗转传入西欧。16世纪荷兰磨制透镜的手工业大兴。把透镜适当组合成一个系统就可成为显微镜或望远镜。这两种仪器的发明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牛顿之前，伽利略首先把他所制作的望远镜用在天象观测上。枷利略式的望远镜是以一片会聚透镜为目镜、一片发散透镜为物镜的望远镜。还有当时盛行的由两片会聚透镜组成的开普勒望远镜。两种望远镜都无法消除物镜的色散。牛顿发明以金属磨成的反射镜代替会聚透镜作为物镜，这样就避免了物镜的色散。当时牛顿制成的望远镜长6英寸，直径1英寸，放大率为30～40倍。经过改进，1671年他制作了第二架更大的反射式望远镜，并送到皇家学会评审。这台望远镜被皇家学会作为珍贵科学文物收藏起来。为了制造反射式望远镜，牛顿亲自冶炼合金和研磨镜面。牛顿自幼爱好动手制模型，做试验，这对他在光学实验上的成功有极大帮助。光的颜色问题早在公元前就有人在作猜测，把虹的光色和玻璃片的边缘形成的颜色联系起来。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到笛卡儿都认为白光是纯洁的、均匀的，是光的本质，而色光只是光的变种。他们都没像牛顿那样认真做过实验。

⑹ 剑桥大学为何允许教授研究“鬼”

宇宙没有人类想象的那么简单，所谓的鬼也就是意识，意识也是一种能量，一种超越现代科学所研究的能量层次。都说没有什么能超越光速，但是其实是能够超越光速的，超越了光速，质量就会失去，能量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存在，这种能量是包含时间与空间的，是一种存在与任何时间任何空间的状态，意识正是这种能量。说这么多，我给你推荐一个视频，是一本书《源场调查》的作者的视频，觉醒字幕组网站首页上就有。当当网上可以买到，我已经看完了。我强烈建议你看一下，因为你对这个感兴趣。这不是凭空捏造，是有实验证据的。

⑺ 剑桥大学有多少教授，

剑桥大学实际上只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学院联合体，各学院高度自治，但是都遵守统一的剑桥大学章程，该章程是由大学的立法结构起草通过的，每年还会修订。剑桥大学只负责考试与学位颁发，而招收学生的具体标准则由各学院自行决定，并自行招生。

剑桥的35个学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只有10万人左右的小镇里。这些学院建于不同的时代，最早的已有七、八百年历史了。就像它们的建筑一样各具特色，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风格和独立的个性。
?
大学与学院虽相辅相成，却是不同的实体，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大学是公有制，由国家拨款，而学院则为私有，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大学负责研究生的，而学院则负责本科生的招生，数量则由大学统一规划。所有学生的教学是由大学负责的，而学院负责学生的生活和本科生的业余辅导。每年年底，大学按照各学院本科生的成绩，按一定规则打分，把学院排队，促使学院之间相互竞争。?

剑桥大学的校长是由学校参议院选举产生的，一般都由社会上受人尊敬、有名望的人担任。校长一职是象征性的，校长很少介入大学事务，一般只负责颁发荣誉学位和出席学校的各种庆典等，虽然他也可以给副校长和大学管理人员提供建议。真正负责大学日常事务的是副校长，由大学会议（Council）提名，剑桥摄政院（Regent House）投票任命。副校长下面还有多位助理副校长，负责专门的领域，协助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摄政院是大学最高立法与权力机关，由各学院的教职人员组成，有大约3,000名成员。他们可以制订或修改学校规章、章程，投票任命副校长、大学会议成员、颁发学位和荣誉学位。决策的制定分两种：第一种是较简单、意见同意的动议（如任命校长和大学人员），一般都由大学会议提出，发表在剑桥校刊上发表公告，如果在10天内没有一定数目的摄政院成员反对，就算通过。而如果是由大学会议以外人士提出的比较复杂、重大的动议，则也是由提案人先将动议发表在校刊上，然后举行公开辩论，最后在提案人考虑过所有意见后，建议摄政院修改提案，然后再发表在校刊上，如10天内无一定数目的摄政院成员反对就算通过。但如果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认为有必要，则摄政院需举行投票。投票是通过邮寄方式完成的。当摄政院召开会议时由校长主持，如果校长不在则由副校长主持，如副校长也缺席则由其指定的某一学院院长主持。现在几乎所有的事务都不必开会就可解决，但每年6月份必须召开4次会议，核准学位的颁发。此外如果剑桥大学需要颁发荣誉学位之前摄政院也需开会表决。

剑桥大学参议院曾经是最高立法机关，但是目前唯一的职责是选举校长。参议院成员包括所有获得剑桥大学硕士以上学位的学生或教授。

⑻ 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不灭碑铭

金宝源先生
金宝源先生（1926－2002）为著名的古建筑摄影专家。上海市人。历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科学画报社摄影记者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摄影室主任等职。1980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1991年任上海市摄影家协会荣誉理事。
金老师素来热爱中国文化，数十年来，足迹遍踏全国，以其敏锐的触角、艺术家的摄影眼，捕捉现代中国的精神面貌和深层文化，1978年12月，其作品《中国岩溶》获全国科学大会科研成果奖；1984年《中国服饰五千年》获美国第25届设计馆CH84优异奖；1994年《中国民居》获第八届中国图书一等奖。随年事渐高，其创作却不辍，近年所发表有关中国民居、江南园林、江南厅堂及中国古代书院等摄影作品，均称誉全国，亦为祖国山河和广大人民留下大量美丽动人的剪影，堪称中国摄影界的翘楚。
此外，金老师毕生桃李满门，对后辈爱护有加，他的宽宏和和蔼得到大家的敬爱，并赢得大家对他亲切的“老师”的尊称。
金秋鹏先生
金秋鹏（1943.08.20-2002.04.13），福建泉州人，回族。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社，65年底调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直至逝世。一生致力于中国科技通史、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史的研究，并极力提倡对中国海洋文化、海上丝绸之路和妈祖文化的探讨和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原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30卷本）常务编委、编撰办公室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主任（兼），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图说中国古代科技》、《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中国古代科技史话》、《中华海魂》及着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合着）、《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合着）、《中国历史上对造船和航运技术的贡献》、《试论造船与航海技术史中的几个问题》、《略论牵星板》、《海事活动中的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妈祖信仰与海上交通》、《关于郑和宝船船型之我见》等著作及论文。
汪道涵先生
鲁迅说过凡有名人弃世，总有若干闲人争相攀附，谬托知己，这是足以令逝者不安、生者侧目的。鉴于此，不佞很少写类此悼念文章，将感恩之情与萦思之痛深埋心底，未尝不是很好的纪念。
然而汪老不同，就我所身受的温煦，所承接的雨露，非写出点东西来，不然难以排遣那袅袅的哀思。
汪老堪称当代举世尊崇的长者与伟人，本轮不到我瞎三话四。不佞既非他的下属，也非他的学生，连私淑弟子都谈不上，没什么瓜葛可攀的，但正因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罢，所以才格外感受到他那炙人的热力与慈爱的胸怀。
踏踏实实做学问
1999年顷，我在香港中华书局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繁、简体字版的《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该书《跋》中有一段话：乡前辈汪道涵先生时予教诲、关切与勖勉，拳拳之意，铭感无已。此绝非客套之语，实乃肺腑之言。
事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召集了一群所谓知识界的精英组成了上海市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不佞忝为理事，同为理事的尚有我的师姊戴厚英 (作家，已故)，以及惠永正 (后曾任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祥 (后曾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厉无畏 (现任上海人大主任) 等，而汪老与王元化教授皆为顾问，故时有亲炙与承教的机会。加之汪老祖籍徽州歙县，寄籍嘉山，说起来还是徽州小同乡，故尊称为乡前辈。当时他的寓所在康平路32号楼上，雅洁修整，窗明几净，弥漫著书香氛围。汪老间中命我去他那里聊天，或陪他去书店淘书。我曾陪过两位长者去上海旧书店、古籍书店的书库觅宝，一位是汪老，另一位是马飞海先生，中国钱币史的专家，曾任上海市出版局长，同样也是一位儒雅博学之士。
时值评职称(因评审、晋升职称的活动在文革中中断已久，故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科研机构、大学会集中一段时间来开展评审职称的活动)，我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列为晋升正教授的候选人，由王瑶、王元化、许杰、钱谷融诸师长作审评推荐人，经由三十多位知名学者组成的上海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可是因为刚恢复评职称不久，各级职称都有名额限制，常有粥少僧多之叹，而上海社会科学院有一千多名研究人员，资历高的人多的是，可能在于论资排辈方面的原因，相对年轻者的晋升有所阻滞，于是我的晋升也搁浅了。当时东京大学已以A级待遇邀请我去访问研究 (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邀请外国学者待遇分四等：A、专家；B、教授；C、副教授； D、助手〔讲师或助教〕)，故我对晋升与否也不大措意，但汪老与王元化老师说了话 (具体说什么我也不清楚，是事后风闻的，大约是说评职称主要看学问与能力，不要光考虑资历之类)，随即晋升问题解决了，于是我成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心情是颇为惶恐的，赴日前去汪老处辞行也心中惴惴，汪老说了些勉励的话，然而正色说：不要斤斤于浮名，最要紧的踏踏实实做学问！这两句箴言我一直横亘在心，谨记笃行，未敢或忘！自忖天分不高，要想做点学问，惟有谨记汪老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诲导。回顾自己治学历程中，孜孜于第一手资料的占有，不囿于旧说，在《榛莽集──中国现代文学管窥录》、《柘园草》、《鲁学蠡测──鲁迅与中国新文化》、《文辙初揆──中国近现代文学散策》、《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拓荒者．垦殖者．刈获者──许地山与香港新文化的萌与勃兴》、《晚清儿童文学沉》等著作中，于学术史、近现代文学史、儿童文学史领域，如果说能不因袭陈言，在所掌控的丰富史料中发掘、引伸结论，填补了或一方面的学术空白，那就是在汪老箴言指导下的结果。
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移居香港之后，我又在香港大学修读了博士学位，加上原本持有内地的正教授资格，本想找一份教学或研究的工作，可是我的求职申请连续几年都四处碰壁，有一位相熟的某大学中文系主任C教授对我说：你怎么申请都是没有用的，所有招聘名额早已内定好了。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持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正教授的资格，却申请一个大学讲师职位而不得的原因了。
沮丧之馀，回沪时难免到师长处发发牢骚，汪老安慰我说：无论顺境、逆境，能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就好。并叮咛我无论如何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稍后，我想申请澳门大学的教职请他帮忙时，他老人家在百忙中亲笔写了短笺给我，兹录如次：
从经先生：
关于请王今翔转马万祺先生的申请函，连同履历及
其他推荐函件已全部寄出，据王今翔答要待了解情况后
告知。特奉闻并建议如方便可直接与王今翔连(联)系，
我有消息即转告。
汪道涵 1997. 12. 5 晨
马万祺先生是居于澳门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澳门大学的校董，是汪老的老朋友；王今翔先生则是汪老的老部下，时任澳门新华社副社长。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连求职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都要去麻烦他老人家，实在于心不安。但汪老却是出于对一个后辈的关爱与期冀，他希望我能从事本职工作而发挥才智吧。汪老爱才、怜才之心是广袤无垠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过他光热的照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居于一仅十二平方米的斗室，而且满屋都是书，人连插足都难。汪老不知是听元化师或是别人说起，即特批给我一套二居室的住房，位于万人体育馆对面的上海第一批的高层建筑中。当我安坐在带有阳台的小书房中读书写作的时候，感激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弘扬中国文化是读书人
责无旁贷的本份
九七回归不久后，饶宗颐教授、李业广律师、方心让教授等发起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不佞也忝陪末座。该院以研究与弘扬中国文化为宗旨，得到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的大力支持。研究院成立之后，理事会决定邀请汪老出任名誉院长。我致电汪老时，他老人家爽快地答应了，并对我说：弘扬中国文化是读书人责无旁贷的本份，这在香港尤其重要，我相信你们会大有作为！并应我的请求题写了院名，当我打开快递寄来的邮件时，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他老人家为了便于我们处理，竟然超越我们的请求，一横一竖写了两张大字，字体遒劲丰盈，不同凡响。如今汪老的题额就挂在研究院的大门口，并印在研究院同仁的名片及有关印刷品上，仿佛时刻惕励我们牢记汪老的遗训，将弘扬中国文化的工作持之以恒，做到最好。
《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是中国文化研究院的第一项大型文化工程，拟采用资讯科技手段来形象地再现中国文化的基本轮廓与发展规律。为了确保网站内容学术的权威性、知识的准确性和资料的丰富性，必须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顾问队伍。为此我商请汪老担任网站的首席学术顾问，他老人家一口就答应，并建议我应该请那些学者出任学术顾问。正因为汪老的号召力，许多全国第一流学者都参加到《灿烂的中国文明》学术顾问的行列，其中有季羡林、王元化、许嘉璐、潘吉星、罗哲文、冯其庸、金维诺、汤一介、袁行霈诸教授。
网站建成之后受到香港、内地乃至国际上的赞赏与好评，作为首席学术顾问的汪老也甚为欣慰。尤其是在联合国首届世界信息峰会上，《灿烂的中国文明》荣获世界最佳文化网站大奖，在三百六十多国的八百零三个优秀网站中脱颖而出，得票最高，一举夺得桂冠。当我赶赴日内瓦从世界信息峰会大奖董事会主席PETER BRUCK教授和奥地利国务卿手中接过奖状后，第一时间打越洋电话给汪老报喜，他老人家连声说：好呀！好呀！从经，好好干！……
汪老犹如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所知见的不过是一枝一叶，但仅就此也足可窥见汪老对知识分子的关切、爱护和尊重。这种关爱是出自内心的，既非官样文章，亦非虚文客套；而且无分尊卑、长幼、畛域皆一视同仁。对于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如此，对于名闻遐迩的大学者更是如此。如对饶宗颐教授十分推崇，我亲耳听他说：饶教授是国宝级的大师，他那样的修养和境界，今天的学者想达到，难了！饶公要在上海开书画展，命我请汪老莅临主礼，他即欣然前往，而且与饶公一见如故；饶公写了一对楹联要我赴沪奉呈汪老，他收到摩挲半日，非常高兴。尊重知识，理解与体谅知识分子，应是执政为官者的固有品德，汪老树立了值得仿效的圭臬。
哲人其萎，我在给汪雨的唁电中写道：痛失恩师，衷心如捣，哀痛莫名！二十馀年雨露之恩，点点滴滴在心头，他的温煦，他的垂爱，他的诲导，他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关切与扶植，使我深切领受到他仁心的宽厚与人格的魅力。其实文字也难以表达我心中的悲恸，作为曾亲炙汪老伟人风范与慈爱胸怀，以及亲聆过他教诲的后辈，惟有终生谨记他的训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份，以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

⑼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

很难升到教授的，终生制，一个方向只有1个教授，有些够能力的限于制度，都做不版了权教授，英国大学的教授不像中国大学里，一抓一大堆，比例很少。

一般来说，你先要做Lecturer，还是合同式的，绝大部分人员都拥有博士学位，当然也有少数是没有的。博士毕业的话，如果能申请去剑桥做博士后，做个几年有可能转做lecturer，不然，一般是先到其他大学里面做lecturer教几年才有可能进入剑桥，有些甚至在其他大学里面做到教授级的（不乏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这等级的），转到牛津剑桥，只能从最低的合约型lecturer做起。

做久了，做得好就可以做fellow了，也就是转终生制度了，成为fellow后，就看表现了。。。如果在你那方向上没有在职的教授，你就有可能成功，不然的话，就一辈子挂着Dr的头衔任教吧。

英国没有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头衔，要么就是Mr.（没博士学位的），或是Dr.，或者Prof.。

⑽ 剑桥大学的文化渊源

剑桥大学
学校概述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成立于1209年，最早是由一批为躲避殴斗而从牛津大学逃离出来的学者建立的。亨利三世国王在1231年授予剑桥教学垄断权。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齐名为英国的两所最优秀的大学，被合称为“Oxbridge”。是世界十大学府之一，73位诺贝尔奖得主出自此校。剑桥大学还是英国的名校联盟“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 of Universities）和欧洲的大学联盟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的成员。

1536年，实行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下令学校解雇其研究天主教教规的教授们并停止教授“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从此剑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重点从宗教和神学转为希腊和拉丁经典、圣经和数学。今天的剑桥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科学、人文学科。

最早为女性所设立的学院是1869年的格顿学院和1872年的纽纳姆学院。第一批女学生在1882年参加了学校的考试，但是直到1947年女性被接纳为学校的正式学生，而牛津大学在20年前就已经这么做了。在所有的31所学院中，目前有3所学院只收女生：露西·卡文迪什学院、新大厅学院和纽纳姆学院，还有4所学院只收研究生：卡莱尔大厅学院、达尔文学院、沃尔森学院和圣埃德蒙学院。

剑桥的文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 degree）考试被称为“Tripos”。今天的剑桥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很好的成绩，不过直到19世纪早期，数学一直是剑桥的最强项，而且当时数学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数学毕业考试是所有考试中最难的，但因此也产生了英国科学史上几个最响亮的名字，包括开尔文爵士、乔治·斯托克斯和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不过也有很多来自剑桥的著名学者（如哈代）反对这项制度，认为学生学习数学只是为了学分，而不是因为喜欢数学本身。

剑河边的国王学院剑桥大学的学生参与多种业余活动，其中划船是最流行的体育运动，剑桥大学各学院间经常比赛，而且剑桥大学每年都会与牛津大学举行划船比赛。各学院间还举行其他各种体育比赛，包括橄榄球、板球、国际象棋等。

剑桥大学还流传着许多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有关王后学院的数学桥的。传说中该桥由牛顿所建，整座桥原本没有使用一个螺丝，但是后来一个好奇的学生把桥拆掉研究，却无法按原样装回去，只能用螺丝钉重造了这座桥。这个故事是假的，因为数学桥是在牛顿死后22年才建起来的。真正的情况是，该桥最早是用铁钉连接，比较不明显，但是现在新造的这座用的是螺丝。（不过这座桥似乎确实是被一名好奇的学生拆开来，然后再重新装回去的）。

剑桥大学所处的剑桥是一个拥有10万居民的英格兰小镇，这个小镇有一条河流穿过，被命名为“剑河”（River Cam，也译作“康河”），绝大多数的学院、研究所、图书馆和实验室都在这个镇上，此外还有20多所教堂。

剑桥大学有35个学院，有三个女子学院，两个专门的研究生院，各学院历史背景不同，实行独特的学院制，风格各异的35所学院经济上自负盈亏；剑桥大学负责生源规划和教学工作，各学院内部录取步骤各异，每个学院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微型大学，有自己的校规校纪。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彼得学院于1284年建立，其他的学院在14和15世纪陆续建立。

剑桥的许多地方保留着中世纪以来的风貌，到处可见几百年来不断按原样精心维修的古城建筑，许多校舍的门廊、墙壁上仍然装饰着古朴庄严的塑像和印章，高大的染色玻璃窗像一幅幅瑰丽的画面。剑桥大学有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1,000余名，另外还有1,000余名访问学者。剑桥大学共有学生16,900名，其中包括6,935名研究生，72%的研究生来自其它大学，研究生中42%是国外留学生，女生占36%。大学校长为女王丈夫菲历普亲王(他同时兼任牛津大学校长)，设一名常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组织结构

剑桥大学实际上只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学院联合体，各学院高度自治，但是都遵守统一的剑桥大学章程，该章程是由大学的立法结构起草通过的，每年还会修订。剑桥大学只负责考试与学位颁发，而招收学生的具体标准则由各学院自行决定，并自行招生。

剑桥大学的校长是由学校参议院选举产生的，一般都由社会上受人尊敬、有名望的人担任。校长一职是象征性的，校长很少介入大学事务，一般只负责颁发荣誉学位和出席学校的各种庆典等，虽然他也可以给副校长和大学管理人员提供建议。真正负责大学日常事务的是副校长，由大学会议（Council）提名，剑桥摄政院（Regent House）投票任命。副校长下面还有多位助理副校长，负责专门的领域，协助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摄政院是大学最高立法与权力机关，由各学院的教职人员组成，有大约3,000名成员。他们可以制订或修改学校规章、章程，投票任命副校长、大学会议成员、颁发学位和荣誉学位。决策的制定分两种：第一种是较简单、意见同意的动议（如任命校长和大学人员），一般都由大学会议提出，发表在剑桥校刊上发表公告，如果在10天内没有一定数目的摄政院成员反对，就算通过。而如果是由大学会议以外人士提出的比较复杂、重大的动议，则也是由提案人先将动议发表在校刊上，然后举行公开辩论，最后在提案人考虑过所有意见后，建议摄政院修改提案，然后再发表在校刊上，如10天内无一定数目的摄政院成员反对就算通过。但如果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认为有必要，则摄政院需举行投票。投票是通过邮寄方式完成的。当摄政院召开会议时由校长主持，如果校长不在则由副校长主持，如副校长也缺席则由其指定的某一学院院长主持。现在几乎所有的事务都不必开会就可解决，但每年6月份必须召开4次会议，核准学位的颁发。此外如果剑桥大学需要颁发荣誉学位之前摄政院也需开会表决。

剑桥大学参议院曾经是最高立法机关，但是目前唯一的职责是选举校长。参议院成员包括所有获得剑桥大学硕士以上学位的学生或教授。

大学会议全称参议院会议，负责日常行政工作，成员共21人，包括校长（但一般不出席）、副校长和19名由选举产生的成员。19人包括4名学院院长代表、4名教授代表、8名来自摄政院的其他成员和3名学生代表（其中至少有1名是研究生）。前三类成员由摄政院选举产生，学生代表则由学生选举产生。

课程设置

一般来说，英国的学制要比美国的短。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一般是三到四年。上完三年，就可得到学士学位；上完四年，下来就是硕士(MA)；如果三年拿到学士学位后就参加工作，一年以后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再交论文，直接申请硕士学位。所以严格说来，剑桥大学没有真正的硕士，硕士学位只是一个过渡。副博士是剑桥和牛津的一个稍具特色的学位，因专业不同，一般是两年，授课一年，论文一年，(经济系为一年的课程加论文)。如果课程的考试成绩(一般是四门课)超过65分，就可直接转为博士，再读两年就可获得博士学位。副博士和硕士的区别有三个：其一，副博士的一年或两年时间是可以计算到博士的时间，而从硕士直读博士，是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其二，如果你的最终成绩在65分以上，学校可以为你提供开放的时间，在有效时间内(如两年)，你随时可去上学，再继续你的博士学业；其三，剑桥规定，如果你拿到副博士学位后，工作满一定年限，你也可直接提交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学校根据你的论文质量和工作业绩，可授你博士学位，而硕士则无此殊荣。但由此途径得到博士学位是不太容易的。

专业设置

建筑和艺术史系；古希腊和罗马语言文学系；神学系；英语系；现代和中古语言学系；音乐系；东方系；经济系；教育系；历史系；法律系；哲学系；社会和政治科学系；地球科学地理系；工程系；数学系；物理化学系；考古和人类学系；医药医学系；计算机科学技术；土地经济系；管理系；生物系

入学手册

学院制：剑桥最大的特色是学院制。大学由三十五座学院组成，上至行政财务，下至招生教学，学院都有很大的自主权。大学中央不过担当一个像联邦政府的角色，掌管一些宏观的事情。在毕业礼上，最能看到剑桥如何重视学院。学生要由学院院长牵手引到校长面前跪下，接受祝福，象征他是由学院教导成材。历年来有73位教职员曾获诺贝尔奖（包括28个物理奖，18个医学奖，17个化学奖）。

入学须知：本科生通常向各个学院提出申请。申请时要注意，来年的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15日，到时申请表必须寄到剑桥，或者UCAS申请表，这时也必须寄到UCAS。你不得同时申请牛津和剑桥。

入学要求

IELTS7.0以上，单项得分不得低于6分，或TOEFL600。

学习考试

英国的大学不设学分制，要求所有人都得按部就班完成规定时间的学习才能拿到学位。英国大学生的上课时间并不多，但每次上课，老师都会开一大堆的书目（reading list）。在课下都要到图书馆去查找，大量的时间就用在了图书馆中。和中国学生有所不同的是，英国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心中就已有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在后来的学习中会有意识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在一边念书的同时，一边从事研究工作，整天忙于实验室和图书馆。像剑桥、牛津这样的名校，一些本科生在毕业前就会成为学者、科学家，在某个方面取得不小的成就。

英国大学的考试一般都是综合性的，包括平时表现、考试、论文、出勤率等方面的综合评分，要想拿个高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剑桥大学向来是以考试制度严格而闻名的，每科课程只考一次，没有补考的机会，考试如果未获通过，其结果只有离开剑桥。因此每每考试前夕，剑桥的学生都特别紧张，全力以赴的复习，那种紧张的情形并不比中国的高考轻松。上英国一般的大学，中学毕业生都不需要另经高考，单凭中学毕业成绩就可以读大学，而剑桥、牛津这类学校，要经过入学考试，各科成绩都得是A等；除此之外，还要看运气，因为报考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后来许多人都不敢报考这两所学校，然而不管你的背景怎样，你自己必须首先打定主意，提出申请，然后经由个人考核决定是否得以录取。剑桥大学为水平不一的有识之士提供学术研究的机会，这里是求知欲强的学生们扩大知识面、掌握一门学科的圣地。剑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范围历来非常广。为了攻读更高的学位，或是为了通过职业资格考试，通常有四分之一强的学生会继续学习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