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教授郭琦

⑴ 郭琦的艺术简历

郭琦自幼习画。他天赋聪颖，勤奋好学，早在13岁就拜国画大家刘子祯、陈旧为师专、学习中国画，专攻没骨属花鸟。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后考入沈阳轻工职工大学美术装潢设计专业，系统学习了素描、色彩、雕塑、油画、国画、装饰画、装潢设计等专业课程。又得到了鲁美教授的精心指点和倾心传授，为其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采风写生，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郭琦的绘画风格，以小写意（兼工带写）为主。主攻翎毛花鸟，兼善各科。其花鸟画鲜活洗练、妙趣横生。老虎的威猛、孔雀的华丽都别具特色；他笔下的人物画，造型准确、生动传神；山水画，雄浑博大、厚重苍茫、意境深远、回味无穷。
画家勤奋好学，为人谦和，坦诚正直。在艺术创作上，勇于探索，孜孜以求，精益求精，不断攀登艺术的高峰。

⑵ 郭琦的学历

1991年本科毕业，1996年获硕抄士学位，2002年攻读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2008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师从钟南山院士(前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主任委员、《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主编、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徐永健教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副主编、卫生部呼吸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2005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白春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呼吸杂志主编、Chest编委)曾邀请郭到其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⑶ 郭琦的人物生平

1941年5月，任中央财经部秘书组长，9月，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室研究员。1942年秋，任绥德师范学校教员。 1946年至1954年，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千事、副科长、学校教育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1954年秋，调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处工作。 1957年3月，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陕西师范大学，他仍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7年夏，被派来到西北大学，1978年6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3月辞去校长职务专任党委书记，1983年12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共陕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等。1990年9月逝世。郭琦，男，1917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流华溪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期，他先后就读于成都师范和四川大学中文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春赴延安，在抗大、鲁艺学习，同年冬，由组织派遣回四川大学，从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1940年7月，重返延安，在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次年5月，调中央财经部任秘书组长，9月，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室研究员，1942年秋，任绥德师范教员，1943年，整风运动扩大化，四川地下党被诬为伪党，把许多四川地下党的同志打成特务，郭琦同志也被人诬陷，但他坚持实事求是，并在1949年得以平反。1946年至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干部、副科长、学校教育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并于1953年至1954年，应聘为西北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教授，主讲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1954年秋，调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处。
从延安时代到建国初期，郭琦就开始了对马列主义理论和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先后在西北大学、北京钢铁学院、陕西师大讲授马列主义课程期间，曾多次主讲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每讲一次，都重新备稿，都有新的理解、观点、新材料补充进去，对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光辉思想，逐句逐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他在讲授这部著作过程中所阐发的理论和观点，曾启发刘修水、祝大征等一批青年教师成长为陕西省著名的哲学理论专家。
在中宣部高教处工作期间，他不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教育思想，而且，比较全面地摸清了建国初期我国大专院校的实际情况，为他以后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同时也为后来形成他自己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奠定了基础。
1957年3月，郭琦担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的高等教育生涯。 1957年扩大化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冒进”，郭琦虽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如李武胜同志做出作弊问题涉及党员，而对其做出不正确的定性和处理。
在打破旧的教学体制和建立新的教学体制的变革中，他面对党对教育的领导、知识分子政策、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并提出了许多意见。
他提出：“党领导教育工作，就是要保证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他提出：“高等教育要出人才，出成果，就必须依靠广大知识分子”，“党委书记和校长要敢于把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环节来抓”，“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的积极性，都要落实到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上”来，“领导工作，管理工作，从广义上说都是智力开发的后勤工作”；他驳斥了把“又红又专”曲解为“先红后专”和“以红代专”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把政治上的“红”落实到业务上的“专”，要做到又红又专，德才兼备。
几十年来，郭琦在实践中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当他发现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就立即着手于保护知识分子的工作；在高校偏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候，他以最大的努力把因错误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限度；在党修正错误时，他总是主动承担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当党的教育方针在高校得以全面贯彻时，他不满足于现状，而是开动脑筋，综合集体智慧，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并为之尽力去做，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陕西师范大学，是1960年由西安师范学院和陕西师范学院合并而成，郭琦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不挂头牌，唱重头戏”，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当时，陕西师范大学不仅与同类院校中的全国“名牌”大学不能相比，即使在西北地区也未必强于西北师院。郭琦和其他领导一起，审时度势，首先从质量抓起。他先后在中文、历史、数学等系蹲点，从 1961年起提出了“五年小成，十年中成，十五年大成’，和“打出潼关，争取全国发言权”两个鼓舞人心的战略目标(小成：拿下教学任务，闯过教学关；中成：拿下科研任务，闯过科研关；大成：教学、科研两方面赶上全国水平)。他对中青年教师说：“给你五年时间，成不了材，你就离开学校。”
数年之间，二百多名教师承担了科研项目，其中71名教师的169篇论文在省内外发表，11本专著正式出版，几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在苏轼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等学术领域，取得了“全国发言权”。与此同时，健全和完善了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造就了各系、室、各专业的学术“梯队”，为陕西师大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陕西师大向全国“名牌”大学迈进拉开了帷幕。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陕西师大曾围绕着要不要开设新兴的历史地理学科，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不少人认为，师范大学面向中学，面向教学，不应设置此类高深的学科。郭琦力排众议，他认为高等院校既要靠“共性分类”，更要靠“个性立身”。高等院校的学科设置，应当办出特色，办出个性，办出自己的带头学科。他坚决支持了史念海教授的历史地理学，使得这门当时还一花独秀的学科，在陕西师大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今天陕西师大蜚声中外的“拳头”学科。现在，陕西师范大学已发展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六所师范大学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郭琦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进了“牛棚”，受尽了精神折磨。
粉碎“四人帮”以后，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全国各条战线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郭琦兴奋不已，期望早日重返工作岗位。1977年夏，他调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后，他拿出很大的精力调查西大的校情，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于1980年底前后，首先对西大的学科建设提出了以开放为中心，发挥优势，形成特色的战略设计，以适应我国新时期经济和文化蓬勃发展的需要。他根据西北大学“文科的这条腿太短”的情况，提出恢复和增设外语、经济、哲学、法律等系，逐步使本科在校人数达到文、理四六开成的比例。
为了形成学科特色，他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提出了一批应当作为重点来抓的学科和课题。在文学方面，突出唐代和当代文学的研究；在史学方面，加强秦汉史、考古、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生物、地学方面，加强对黄土高原和秦岭、巴山的研究；在化学方面，突出农业化学和环境化学的研究；在物理学方面，突出粒子物理、低温物理和激光的研究；在数学方面，突出拓扑学、微分方程的研究。这些可贵的设想在后来的实践中多数得以实现，使西北大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和1983年，郭琦同志又亲自率西北大学学者代表团分别访问日本和美国，与日本的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密执安州大学、马多瓜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继续派往国外畄学、进修的人数多达300余人，先后回国的200余人。侯伯宇、郝克刚、薛祥煦为骨干教师都先后出国进修，回来后在科研上取得了出色成绩，为西北大学走向世界和未来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改革的深入，陕西经济发展问题愈来愈为社会各界所注目，郭琦积极参与了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1985年初，他在《陕西上下古今谈》一文中，精辟地阐述了陕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提出振兴陕西经济，首先要解决由封闭式经济向开放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他由陕西唐宋以来的封闭的原因，谈 到关学的影响，继而论及现在资金不足，指出振兴陕西经济须打破“四塞”和“隔绝”，“东联西进”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当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刚刚露出苗头时，郭琦便敏锐地提出“既要开天窗，又要安纱窗”的理论观点。
1988年，郭琦离职休养后，仍壮志不已，抱病为陕西的改革开放鞠躬尽瘁，勤奋工作。他以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参加各个学会的学术会议，指导陕西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他参与主持当代陕西研究会工作，为陕西省的重大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和论证。并主编了《陕情要览》、《当代中国的陕西》、《陕西五千年》、《杨明轩》等宏篇巨著，同时他还领导组织了《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当代陕西简史》和《当代陕西丛书》的撰写工作。
《陕西五千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内专家学者称它是一部“填补了陕西欠缺通史空白的宏篇巨著”；日本学者称它是“中国以外的人了解陕西的一部网络全书”。郭琦知道后，在兴奋之际进而萌发了编纂多卷本《陕西通史》的设想。遂即他为此书四处奔走，网络人才，终于为这一巨大工程献出了生命。
1990年8月28日，郭琦在他主持的《陕西通史》编纂工作讨论会上，突发心肌梗塞。在病危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陕西，他说：“我虽非陕籍，但在陕西工作和生活几十年，全家人都喝着陕西的水，吃着陕西的饭，晚年能为陕西做点事，更多地报答陕西人民的养育之情，是感到有所欣慰的，遗憾的是总感到时间太短、精力不足、做得太少。”
郭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长期在高等教育战线上从事领导工作，并致力于社会科学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以其杰出的组织才能，出色的领导艺术以及社会活动，在陕西理论界、教育界和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
1990年9月9日，郭琦在西安不幸逝世，终年73岁。

⑷ 郭琦的个人简历

1984年7月毕业于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水工建筑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PMP项目管理师。中国发电工程学会工程造价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咨询专家、湖北省招标投标专家库专家、宜昌市房地产评估师协会咨询专家。郭琦教授主要从事工程管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出版专著“工程造价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教材“建筑工程计价”各一部，发表“论建设工程设计招标制的几个关键问题”、“施工企业机械设备租赁与购买的经济比较”、“水电工程投资控制理论与方法探讨”、“建设项目设计阶段的特点及其投资控制”、“工程招标中价格的形成机制及主要影响因素”、“建设项目投资,工程造价,工程价格概念之比较”、“工程造价管理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及研究方法”、、“价值工程在优化设计中的应用”、“作业成本法在施工企业管理中应用的探讨”、“工程造价与进度的偏差分析”、“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的评标方法初探”、“工程总承包企业与工程管理企业之比较“、“动态规划与工程建设资源的优化配置”、“The Economic Post-assessment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Based upo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d Multi-index Overall”、“Comparison of General Contracting Enterprise and PM Enterprise”等学术研究论文30余篇，近年来主持完成了“溪洛渡工程定额测试与分析”（三峡开发总公司）、“水电造价工程师知识结构及教材研究”(三峡开发总公司)、“水利工程排涝减灾效益评价模型研究”（湖北省水利厅）、“黑水河毛儿盖水电站可行性研究移民专题”、“西藏拉萨河扎雪水电站可行性研究移民专题”（国电公司成都勘测设计院）等科研课题10余项，科研项目经费220万元。郭琦教授现任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是三峡大学“151”人才“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带头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建设责任人，曾获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优秀论文奖，湖北水利发电工程学会理论成果二等奖和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⑸ 大型浮雕“诸葛亮与孟获”，为何入列中央电视台专题片《中华之最》

大型浮雕《诸葛亮与孟获》坐落在古战场白石江北,总长120米,高9.8米,其中浮雕画面长60米,高4米，用240块1米正方形墨玉石组成;景区面积17520平方米，景区由曲靖市园林处设计,于1987年12月26日隆重落成。

南中的平定,对蜀汉政权的现固和南疆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由双方共同铸造的千秋功业,已水垂青史,为后世人民广为传颂。

浮雕落成典礼时,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光明日报、云南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曲靖报等新闻单位,派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了消息。《云南日报)、《春城晚报》、《新民晚报》、《重庆日报》也相继作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