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

① 投资能否继续拉动中国经济求解

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挑战在于过剩产能太大，创造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大幅下滑，相应地，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下滑。
中国经济未来增速轴心到底在哪里？这一尖锐问题把研究者们划分为两个阵营，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乐观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属。他在不同场合暗示中国未来20年仍能维持8%的增长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经表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轴心将会降低到5.5%左右（可参见《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两种判断孰是孰非？其间的区别绝非两个简单的数字之争，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本质区别，倡导的经济政策也南辕北辙。
林毅夫教授的信心来源之一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即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而可以通过学习与引进，来快速地提升生产技术水平。作为论据，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1%，仅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韩国在1977年的水平，而后三个国家随后都仍旧维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后发优势是一个重要概念，也的确是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后发优势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一国经济增长。事实上，除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且远大于中国（例如朝鲜、越南、菲律宾），但近60年来，仅有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其他大多数拥有更大后发优势的经济体却徘徊不前。换言之，后发优势只是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中国与韩国1977年水平相当这一事实，与朝鲜与中国1976年相当这一事实一样，与中国未来能否维持8%的增长，没有相关性。
如何实现后发优势？林毅夫教授强调了投资的重要性。有些评论员强调要增强内需、尤其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一意见是错误的。林毅夫、张军、黄育川等学者正确地指出，消费本身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本质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消费是对这个经济体生产出来的产出的消耗，与下一期该经济体能否拥有更大的产出无关；唯有投资，亦即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该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扩大内需之类的说法站不住脚：本期的产出不是被配置为消费，就是被配置为投资，两者均是内需。两者之间的比例可能变动，却无法被扩大；而只有投资才能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即扩张下一期可供配置的产出。30年来，中国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高达40%以上，2012年更是高达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资，令中国能够快速提升人均资本存量，促成了中国经济腾飞。
然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资可以分为两类，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前者指能够合理地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等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技术水平来正常经营并盈利的投资。本质上，投资之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能够改进经济流程与技术水平的发展机会，这些发展机会一旦被实现，就能够提升整体经济的合理性与技术水平，从而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离不开投资，以将更高的技术水平整合在生产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资项目没有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就可能无法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而无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这一类投资称为无效投资。
只有有效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既取决于该经济体动员资源、推动投资的能力，也取决于将资源配置于有效投资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远超现在的后发优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跃进却结出苦果。过大的无效投资几乎总是导致经济危机。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经济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可以去探索与实现有效投资机会。依托出口导向，不论是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都具有其经济合理性它们总体上都是在将中国经济嵌合进全球经济分工链条的过程中服务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隐喻着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从而快速推升了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然而，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也制造了很多的无效投资。这些体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与林毅夫教授主张的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相关，而不是由于政府发挥的作用太少。这些无效投资项目在其建设期为上游行业提供了需求市场，推高了当期GDP，但其建成投产之后却很快沦为过剩产能，并不能够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地方政府干预、产业规划误导等诸多因素令这些过剩产能难以顺畅退出，反而依赖源源不断的融资支持吊命，导致大量的僵尸企业出现。
判断投资是否过多，不应该以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美国资本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而必须看资本是否能够获取合格的资本回报率。声称中国的地铁远少于美国，以此作为投资不是过剩而是不足的辩护词，是不成立的；这一现象只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够的市场需求来支撑这些投资。不能为市场需求消化的产能就是过剩产能，这些不能获得合理回报的投资项目意味着资源配置的错误；如果有大量的资源错配，则不仅意味着对民众节制消费而辛苦积攒的储蓄的浪费，而且可能导致金融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自诞生之日起，经济危机如影相随，本质上都可归因于资源错配。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铁路建设热潮，1916年最高峰时铁路里程高达40.8万公里，但随着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以及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许多铁路难以获得充分使用，超过1/3的铁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现在的4%，但过剩铁路并未随经济增长而投入使用，最终还是以撤除了事。
因此，判断是否存在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不应该看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是否低于美国，而应该看这些投资与产能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是否高于市场需求量，最终的判断标准是看这些投资项目能否获取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能获得合理的资本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就是无效投资。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目前存在着庞大的无效投资与严厉的过剩产能，证据随处可见。中国钢铁产能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过剩产能率超过30%；中国造船行业目前有1/3的造船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订单。其他如电解铝、平板玻璃、太阳能、风电、家用电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业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笔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过剩产能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个位数水平直线飙升，目前超过31%，达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与过剩产能飙升相伴随，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降低到危险水平。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回报率从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笔者汇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ROA）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该指标10年来的平均值为6%，2007年一度高达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个指标显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债务规模之比从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于1年期贷款利率，表明总体而言，企业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
如此低的整体ROA表明，许多企业依靠融资而不是利润维持生存，沦为所谓的僵尸企业。而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恶化了过剩产能情况，压迫别的公司也难以获得利润。这样，融资规模越大，过剩产能越严重，投资回报率越低，反过来导致融资需求越庞大，这构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与过剩产能飙升、投资回报率下滑同步呈现的是负债率的大幅上升，构成了最为恶劣的组合。
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黄少卿，2013），对于大多数省份而言，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已经低于生产设施的产出弹性，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剩程度甚至超过了制造业投资，中西部省份情况更为恶劣。那种希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投资的政策主张将会让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的情况雪上加霜。房地产投资过剩的情况也并不比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好多少。
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无效投资仍在大规模地发生，过剩产能率也在持续攀升。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72万亿元，这些投资项目一旦投产，必将令目前已经极度恶化的过剩产能情况更加恶化。由于这些过剩产能都依靠日益扩大的融资支持来维持，实体经济问题必然导致金融风险。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生债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不容忽视：太多的经济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等）不具备偿付债务的能力。
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能力将资源配置于能够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机会，而是浪费在过剩产能与无效投资，其增速潜力必然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资拉动经济最终无法维系自身，如果强行推进，过剩产能堆积之下支付承诺链条断裂，最终必将以远大于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动荡结束。
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从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几年的0.79%，下降幅度惊人。人口学家已经得出结论，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增速将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则表明中国的有效资本积累将大幅减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间接地支持笔者去年经济增速轴心降低到5.5%的结论。
因此，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着令人畏惧的挑战，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抑制进一步的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一旦不慎引发金融危机，5.5%的增速恐怕都难以保证。长期看，即使中国能够顺利开展必须的结构化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从人口红利、出口份额、后发优势、改革难度等几个方面考虑，中国经济创造出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都出现了实质性下滑，而无效投资无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速都注定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经济研究人士，近期出版《中国经济下一步》

② 这样就叫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优越性要知道所有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最终资金来源都是老百姓所创造的财富。

退休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所谓“双轨内制”是指不同用工性容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退下来的养老金和企业人员退下来的养老金， 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具体讲表现为三个不同：一是统筹的办法不一样即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国家财政统一筹资；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样即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即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退休金双轨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平、不合法政策，违背了社会主义宗旨，从制度上将中国社会划分了两个类似封建社会的社会阶级，为机关事业单位编制职工规定了达到正常待遇三到五倍的超国民待遇，贬低了企业职工及其他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与尊严，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矛盾，并为青少年的树立良好的职业理想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机关事业单位不缴纳或很少缴纳社会保险，直接从国家财政支出退休金，所以从本质上来讲，退休金双轨制是一种歧视性的剥削政策，是以剥削所有纳税人为基础的。

③ 投资能否继续拉动中国经济

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挑战在于过剩产能太大，创造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大幅下滑，相应地，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下滑。中国经济未来增速轴心到底在哪里？这一尖锐问题把研究者们划分为两个阵营，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乐观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属。他在不同场合暗示中国未来20年仍能维持8%的增长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经表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轴心将会降低到5.5%左右。两种判断孰是孰非？其间的区别绝非两个简单的数字之争，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本质区别，倡导的经济政策也南辕北辙。林毅夫教授的信心来源之一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即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而可以通过学习与引进，来快速地提升生产技术水平。作为论据，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1%，仅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韩国在1977年的水平，而后三个国家随后都仍旧维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发优势是一个重要概念，也的确是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后发优势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一国经济增长。事实上，除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且远大于中国（例如朝鲜、越南、菲律宾），但近60年来，仅有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其他大多数拥有更大后发优势的经济体却徘徊不前。换言之，后发优势只是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中国与韩国1977年水平相当这一事实，与朝鲜与中国1976年相当这一事实一样，与中国未来能否维持8%的增长，没有相关性。如何实现后发优势？林毅夫教授强调了投资的重要性。有些评论员强调要增强内需、尤其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一意见是错误的。林毅夫、张军、黄育川等学者正确地指出，消费本身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本质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消费是对这个经济体生产出来的产出的消耗，与下一期该经济体能否拥有更大的产出无关；唯有投资，亦即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该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扩大内需”之类的说法站不住脚：本期的产出不是被配置为消费，就是被配置为投资，两者均是内需。两者之间的比例可能变动，却无法被“扩大”；而只有投资才能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即扩张下一期可供配置的产出。30年来，中国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高达40%以上，2012年更是高达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资，令中国能够快速提升人均资本存量，促成了中国经济腾飞。然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资可以分为两类，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前者指能够合理地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等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技术水平来正常经营并盈利的投资。本质上，投资之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能够改进经济流程与技术水平的发展机会，这些发展机会一旦被实现，就能够提升整体经济的合理性与技术水平，从而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离不开投资，以将更高的技术水平整合在生产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资项目没有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就可能无法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而无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这一类投资称为无效投资。只有有效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既取决于该经济体动员资源、推动投资的能力，也取决于将资源配置于有效投资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远超现在的后发优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跃进却结出苦果。过大的无效投资几乎总是导致经济危机。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经济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可以去探索与实现有效投资机会。依托出口导向，不论是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都具有其经济合理性——它们总体上都是在将中国经济嵌合进全球经济分工链条的过程中服务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隐喻着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从而快速推升了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然而，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也制造了很多的无效投资。这些体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与林毅夫教授主张的“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相关，而不是由于政府发挥的作用太少。这些无效投资项目在其建设期为上游行业提供了需求市场，推高了当期GDP，但其建成投产之后却很快沦为过剩产能，并不能够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地方政府干预、产业规划误导等诸多因素令这些过剩产能难以顺畅退出，反而依赖源源不断的融资支持“吊命”，导致大量的僵尸企业出现。判断投资是否过多，不应该以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美国资本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而必须看资本是否能够获取合格的资本回报率。声称中国的地铁远少于美国，以此作为投资不是过剩而是不足的辩护词，是不成立的；这一现象只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够的市场需求来支撑这些投资。不能为市场需求消化的产能就是过剩产能，这些不能获得合理回报的投资项目意味着资源配置的错误；如果有大量的资源错配，则不仅意味着对民众节制消费而辛苦积攒的储蓄的浪费，而且可能导致金融经济危机。市场经济自诞生之日起，经济危机如影相随，本质上都可归因于资源错配。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铁路建设热潮，1916年最高峰时铁路里程高达40.8万公里，但随着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以及经济运作方式的变化，许多铁路难以获得充分使用，超过1/3的铁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现在的4%，但过剩铁路并未随经济增长而投入使用，最终还是以撤除了事。因此，判断是否存在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不应该看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是否低于美国，而应该看这些投资与产能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是否高于市场需求量，最终的判断标准是看这些投资项目能否获取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能获得合理的资本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就是无效投资。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目前存在着庞大的无效投资与严厉的过剩产能，证据随处可见。中国钢铁产能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过剩产能率超过30%；中国造船行业目前有1/3的造船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订单。其他如电解铝、平板玻璃、太阳能、风电、家用电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业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笔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过剩产能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个位数水平直线飙升，目前超过31%，达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过剩产能飙升相伴随，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降低到危险水平。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回报率从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笔者汇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ROA）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该指标10年来的平均值为6%，2007年一度高达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个指标显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债务规模之比从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于1年期贷款利率，表明总体而言，企业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如此低的整体ROA表明，许多企业依靠融资而不是利润维持生存，沦为所谓的僵尸企业。而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恶化了过剩产能情况，压迫别的公司也难以获得利润。这样，融资规模越大，过剩产能越严重，投资回报率越低，反过来导致融资需求越庞大，这构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与过剩产能飙升、投资回报率下滑同步呈现的是负债率的大幅上升，构成了最为恶劣的组合。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黄少卿，2013），对于大多数省份而言，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已经低于生产设施的产出弹性，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剩程度甚至超过了制造业投资，中西部省份情况更为恶劣。那种希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投资的政策主张将会让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的情况雪上加霜。房地产投资过剩的情况也并不比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好多少。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无效投资仍在大规模地发生，过剩产能率也在持续攀升。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72万亿元，这些投资项目一旦投产，必将令目前已经极度恶化的过剩产能情况更加恶化。由于这些过剩产能都依靠日益扩大的融资支持来维持，实体经济问题必然导致金融风险。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生债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不容忽视：太多的经济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等）不具备偿付债务的能力。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能力将资源配置于能够带来生产力提升的机会，而是浪费在过剩产能与无效投资，其增速潜力必然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资拉动经济”最终无法维系自身，如果强行推进，过剩产能堆积之下支付承诺链条断裂，最终必将以远大于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动荡结束。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从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几年的0.79%，下降幅度惊人。人口学家已经得出结论，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增速将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则表明中国的有效资本积累将大幅减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间接地支持笔者去年“经济增速轴心降低到5.5%”的结论。因此，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着令人畏惧的挑战，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抑制进一步的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一旦不慎引发金融危机，5.5%的增速恐怕都难以保证。长期看，即使中国能够顺利开展必须的结构化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从人口红利、出口份额、后发优势、改革难度等几个方面考虑，中国经济创造出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都出现了实质性下滑，而无效投资无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速都注定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经济学家进行研究时，如何处理与自己理论不吻合的事实？对于过剩产能、债务金融风险等等如此触目的现实，不应该略过不看，而应该将其考虑在内之后再下结论。对经济增速轴心的正确判断对于制定经济政策十分重要。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专业研究可以提供极大的帮助，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误导，责任重大，不可不慎。刘海影 FT中文

④ 人口红利的消失对哪些行业产生影响

人口红利消失主要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传统制造业）、金融业影响。回
传统劳动密集型行答业主要是指以资源和要素驱动的产业，比如服装、鞋帽、代加工厂、产业上游的原材料加工厂等等。这些产业产品低端，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为主，核心竞争力没有，依靠规模赚取微薄利润。当人口红利主要是指劳动成本上升的时候，意味着运营成本的上升，行业利润被大幅压缩。
对金融也主要体现在人们储蓄意愿上升，消费动力不足，社会供给大于总需求，社会生产停滞，同时带来社会保障体系内的资金压力和风险。
人口红利消失在这个领域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劳动者在这些领域的就业意愿逐渐下降。

⑤ 社保微小企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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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要缴纳哪些税费？
2015-01-2309:57中国投资咨询网A-A+
核心提示：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稳步增长，社保缴费基数也在不断调整。进入2015年以来，福建、江西、天津、重庆等省市纷纷上调了社保缴费基数标准，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统称“五险一金”。社会保险费主要由企业和个人缴纳，而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测算，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东亚邻国的4.6倍。
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稳步增长，社保缴费基数也在不断调整。进入2015年以来，福建、江西、天津、重庆等省市纷纷上调了社保缴费基数标准，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社会保险属于政府强制征收范畴，因此社保缴费是企业的一项必要支出，面对不断上浮的社保缴费基数，很多企业，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叫苦不迭。实际上，不仅仅是社保费用，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让一些小企业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给小微企业“减负”的力度似乎还不够。
小微企业要缴纳哪些税费
北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总经理荀先生向本报记者抱怨他所在的公司社保负担过重：“公司近一半的利润都被社保吃掉了。”他认为，社保基数的调整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而实行“营改增”之后，他的公司作为软件企业并无太多抵扣项，营业税之前是5%，现在是6%，实际上企业的税赋增加了。
一位从事批发零售的私营企业主王先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除了社保费之外，公司要缴纳的税费名目繁多：有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残疾人保障金等。虽然这些税费支出尚在承受范围之内，但由于所处行业环境恶劣，他的公司在2014年最终还是处于亏损状态。
王先生对记者说，现在实行增值税政策，本来进项税是能全额抵扣的，由于当前企业盈利很困难甚至亏损，如果全额抵扣后纳税负担则变重了。“营改增”给很多微小的、没有进项税的企业增加了大量的税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德勇表示，从大口径来看，我国的宏观大口径税赋水平跟发达国家差不多，只是统计方法不一样。但是，我国企业要缴纳的各种“费”却很多，因此企业感到税费负担沉重。
据经济建设司2013年7月22日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产业经济运行分析及建议》报告，当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高达40%左右，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居全球高位。
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主任曾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当前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适用税率基本相同，但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税费比重相对其销售收入和企业规模而言，尤其是表现在事实上的其他费和非税负担却明显重于大企业。2012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72%的被调查企业主观感受税收负担沉重，认为当前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元认为，从198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迄今30多年，在各项降税减负政策密集出台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越减越重。在2013年企业利润普遍下滑，同时作为国家财税体制改革重头戏“营改增”今年以来继续扩大地区和行业试点的情况下，地方税收仍然维持着15%的高增长。而除了国家税收，企业还面临其他各种税费，很多企业的税费负担超过60%，一些地方的行政性收费很高。有关方面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上缴的税外费用大约是税收的1.5倍，一些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大约占到销售收入的5%—8%。
为何多次“减负”效果不彰
这些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为中小企业减负的政策。如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由6%和4%统一降至3%；对年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税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减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等。此外，还对小微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明类等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从2013年8月1日起，对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然而，实际上这一系列政策对从事实体经济尤其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来说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以月销售额2万元为企业税收起征点，也只能对家庭作坊或小型商贸企业起到扶持作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人大代表表示，多年来，中小微企业面对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等多重压力，利润越来越薄，转型升级困难重重，很多企业生存与发展陷入了严重困境。
刘汉元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多年前，国家制定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12字方针，但在落地执行上不是很到位。尤其是，虽然税基宽了、征税严了，但税制还不够简，税率还不够低，还有进一步优化与调整的空间。
谈及企业税费负担重的原因，刘汉元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对中小企业不利；第二，社会保险费负担较重；第三，核定征收不规范；第四，收费约束不够，且太多太乱，出现很多“糊涂账、无底洞”；第五，中小企业的遵从成本与利润之比要高于大企业；第六，国家优惠政策多流于形式。此外，国家也没有一个真正广泛的公共决策机制，企业缺乏参与决策的通道，更缺乏与政府、媒体、各类行业协会组织足够的信息沟通能力。当企业利益受到侵害而无力抵抗时，很难利用正当的制度性措施维权，部分企业往往就被迫采取偷税漏税等非正当手段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这些机会主义行为，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和整体发展更具“杀伤力”，也客观上鼓励、助长了政府部门的乱来行为。
企业税费减负应从哪里着手？
上述民营科技公司总经理荀先生认为，营改增从进项抵扣来讲，其合理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从中小企业的发展实际来说，他更希望税收政策的制定应区分行业和规模，而不是采取“一刀切”。“能不能依据企业的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营业额，来制定相应的社保标准？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利润较低的企业，是否可以设定不同的档次和标准，以确保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这样才能真正地解决就业的问题。”
荀先生告诉记者，他了解到，在欧洲，像家乐福这样的大超市和私人开的小超市，所缴纳的税费比例不同，此外，其经营的商品种类和营业时间也会按其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中小企业在很多方面都无法与大型企业竞争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小企业在促进就业、扩大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希望政府从税收等各方面优化非公经济的发展环境。
上述从事批发零售的私营企业主王先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的税务立法还算完备，但是税务部门有时候却不能做到有法必依。“比如，我们公司因在财务交接过程中不慎把增值税发票验证期错过，事后我们积极补救，找到了税务所、税务分局，并按规定报送有关材料，本来按规定应在4个月内可以批复使用，可是已近八个月也未见批复。办事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刘汉元给出的建议则是，一是国家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真正实现从根源上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是管住“政府这只手”，真正建立约束政府部门乱收费、乱罚款的机制，建立中小企业抵制政府乱收费、乱摊派的通道，并通过国家制度保护中小企业的这种反馈和博弈能力，逐渐形成举报受理、责任追究的畅通体系和机制。三是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本身的机制与作用。“管得过宽、控制资源过多、面面都要有所作为，其结果一定是财政开支最多，税收负担最重。特别是经济疲软、税收不景气的时候，企业税收负担感就更显强烈。事实上，税费减免和税制改革工作是经济景气时候更应该和更有条件去做的事情。”

⑥ 影响税收负担的因素主要有那些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可以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两个综合指标来反映。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越大，总体负担能力越高。

特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能反映国民的税收负担能力。一般而言，在人均国民收入比较高的国家，社会经济的税负承受力较强。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也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其税收负担率也较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其税收负担率也较低。

2、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任何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必须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法律以及行政手段，来强化宏观调控体系。国家会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而采取不同的税收负担政策。

如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过热时，需要适当提高社会总体税负，以使国家集中较多的收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存量，抑制需求的膨胀，使之与社会供给总量相适应。此外，还要根据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在征收中实行某些必要的倾斜政策和区别对待办法，以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

3、税收征收管理能力。

由于税收是由国家无偿征收的，税收征纳矛盾比较突出。因此，一个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能力，有时也对税收负担的确定有较大的影响。

一些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能力强，在制定税收负担政策时，就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而不必考虑能否将税收征上来。而在一些税收征管能力较差的国家，可选择的税种有限，勉强开征一些税种，也很难保证税收收入，想提高税收负担也较困难。

(6)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扩展阅读：

税费负担特别是税收负担的高低是相对的，需要在既定的国与国之间做比较。一般最常见的评价指标是宏观税负指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一般在30%--47%，而2015年中国为23%。但是，这个指标的口径还有很多有待补充修正的方面。

一是税费负担要与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相匹配。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尤其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会影响财政收入的集中度。我国是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国家，中央政府包揽的事权与推动经济发展的责任大于其他国家，所以我国的税费负担高于其他国家有体制性原因。

二是税费负担要与一个政府对债务融资的依存度相匹配。美国和爱尔兰比较倚重发债为政府筹资，都是赤字大国，由于赤字和大量负债，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率到2015年底已经达到104.2%，爱尔兰的债务负担率到2015年底也达到106%，远远超过北欧税负较高的丹麦、挪威、荷兰等国家。

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轻重，不仅要看宏观税负，而且要看政府的收入结构，特别是看政府对债务融资的依存度。

三是税费负担要与企业盈利能力相匹配。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在2017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的发言指出，从税负结构看，我国的税费，包括所得税、社保缴费等，占企业盈利的比例是68%，而美国是44%，瑞典是49%，印度是61%。

就中国是68%而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社保相关的缴费，一类是其他的税。其中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而西方高福利国家如瑞典的数据为35%，美国是10%左右。这个国际比较说明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比例较高。

四是税费负担要与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性支出相匹配。税费负担高低本身不是问题，主要在于财政支出有多少用于改善公民的福利。

北欧国家的税负普遍很高，但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享受政府的高福利，其教育、医疗、社保等都由政府提供，因此税负高，加上使用透明度很高，纳税人也甘之如饴。

⑦ 如何建设现代经济新体系

关键点一：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表示：
从“高速”到“高质量”、从“增长”转向“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符合。
增长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其要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
制定战略，先看清出发点在哪里。从发展出发，以质取胜，有利于引导政策重心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许召元表示：
我国要在一批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上占领技术制高点，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进程中争取弯道超车，缩小同领先国家的差距，培育全球主导权。
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转向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认为：
必须依赖于“以完善产权制度和优化要素市场配置为重点”的一系列经济机制体制改革，依靠激发全社会最广泛的创新创业动力，来激励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
关键点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成为主攻方向
一面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大而不强；一面是性价比高的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部分消费流向国外，在人民群众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过程中，供给面无法适应需求面升级的矛盾愈发凸显。
十九大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
钢铁产能过剩，但每年还要进口一千多万吨特种钢材，必须通过加强技术改造、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品质量，把中国钢铁工业由大做强。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代表表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要做“减法”，发展新兴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做“加法”，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做“乘法”，使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认为：
“质量第一”是全面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任务。必须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体现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关键点三：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金融脱实向虚、人才结构失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代表指出：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市场需求疲弱、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背景下，出现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弃实投虚”现象，不少实体企业感到融资难、融资贵，制约了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要引导资本及各类要素向振兴实体经济聚力、发力，筑牢国家发展根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表示：
技术、资金、劳动力，是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要素。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实现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协同发展，将推动实体经济沿着高质量轨道成长。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赵萍认为：
一个国家要强大，就必须注重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吸引投资回流的背景下，实体经济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这是当前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和提升发展质量的背景所在。
关键点四：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我们面向国家和产业需要重新布局，推动产学研结合，不仅形成价值几百亿的产业，更让自身成为全球无机化学研究的引领者。”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洪茂椿代表说，国家要强大，科技必须强大，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表示：
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体现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体现在中央部署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落实上。

关键点五：乡村振兴战略造就“三农”新面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十九大代表、上海市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表示：
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让农民吃了“定心丸”。“乡村振兴战略让大家方向更明，我们要加油干，2020年兰考有信心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代表说。
关键点六：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局面
报告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十九大代表、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表示：
这是在较长时间跨度中对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进行布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将不断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和活力，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动机。
十九大代表、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翁钰珍说：“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这个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关键点七：改革要啃硬骨头 开放形成新格局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改革行至中流，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剩下的多是难啃的硬骨头。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表示：
没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企业家就缺乏充分激励提供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没有要素自然流动，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也会影响人民以合理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