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植物学教授

A. 罗新的北京大学教授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
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
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
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
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
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
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
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
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
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
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
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
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
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
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
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
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
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
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
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
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
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
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
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
82.《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
《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97.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
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
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
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
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
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
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
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B. 北大有哪些教授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

C.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历史回顾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25年北京大学建立了生物学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校的生物学系合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成立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北大生物学系初建
1918年，蔡元培校长聘请钟观光为北京大学副教授，筹建生物学系和标本馆。钟观光对蔡校长说：“愿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君之托也。”此后，历时十载，在全国采集并制成蜡叶标本16,000多种，共15万号；动物500多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300余种。1924年北京大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标本室。
1925年9月，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建立。谭熙鸿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两年后由经利彬先生接替。1932年，张景钺先生从欧洲回国，应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出任生物学系第三任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生物学系形成了我国北方近代生物学教育中心，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张景钺、陈桢、李汝祺、李继侗、吴韫珍、胡经甫等一批早期留学欧美的学者，将现代生物学知识带回中国，并培养出严楚江、徐仁、王伏雄、谈家桢、吴阶平、赵以炳、吴征镒、沈同、陈阅增、林昌善等生物学界的杰出学者，形成了一支中国现代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专家队伍，对我国生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生物科学研究的奠基时期。三校的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们在我国生物学最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如动物、植物区系和分类学、遗传学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张景钺先生关于光照对植物形态建成作用的研究，李继侗先生关于去顶燕麦胚芽鞘上新生顶端的出现研究，陈桢先生关于金鱼家化过程的遗传学研究，李汝祺先生对马蛔虫染色体研究和瓢虫基因互作研究，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工作。吴韫珍先生进行了华北植物的调查和分类，绘制了近两千种华北和云南高原植物原色精图，推动了植物分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胡经甫先生用几十年时间，编写了巨著《中国昆虫名录》，是中国昆虫分类学的奠基性著作。李汝祺教授早年师从美国著名遗传学家T.H.摩尔根和C.B.布里奇斯，是第一位把细胞遗传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为我国遗传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烽火中的“绿色园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在长沙合办起临时大学。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李继侗教授担任生物学系主任。 1937年12月中旬，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决定迁往昆明。1938年4月2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同年5月4 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生物学系主任仍由李继侗先生担任。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生物学系师生在交通闭塞的云南，利用各种途径与外界联系，以开阔眼界，获得新知识。当时，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和吴素萱等四位年轻教师从海外归来，带回了国外的新知识和先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开阔了眼界。沈同教授常常组织学术报告会，大大活跃了当时生物学系的学术空气，也培养了年轻教师。英国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博士1941～1942年来访，他在生物学系作学术报告，赠送一批生物学书刊杂志及幻灯片，沟通了联大和西方科学界的联系。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环境下，参加湘黔滇步行团的吴征镒先生一边步行，一边采集植物标本，几十年来对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研究取得开创性成就；赵以炳教授不失时机地研究了海拔对中国人血相的影响；张景钺教授指导助手对云南的魔芋进行形态学的研究；殷宏章教授等在国外发表了有关气孔中磷酸化酶的论文；牛满江用当地两栖动物蝾螈进行解剖及色素细胞和胚胎发育的研究工作；陈阅增草履虫交配型的研究成果后来在美国发表；沈同教授领导的动物生理学实验室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云南白药对治愈伤残的突出功效；沈嘉瑞教授研究了“昆明滇池及洱海中甲壳类”；赵以炳教授研究“蝾螈水盐平衡”；黄浙进行了“昆明涡虫分类和生殖发育”的研究；李继侗教授指导学生开展了生态学研究；汤佩松教授主持的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开展了植物生长素的研究，完成了“离体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研究”。这一工作被国际上认为是植物生理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西南联大是三校优良传统的汇合。北大博大自由的学术空气与清华、南开科学严谨的管理相结合，使西南联大生物学系成为抗战后方的一块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绿色园地。今天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严谨而活跃的学风，勤奋进取的精神，正是在那个时期，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继承和发展下来的。
恢复、重建，三泉汇流燕园
—— 院系调整后的生物学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0月北京大学复校。复校后的生物学系分为植物学系和动物学系，由张景钺先生任植物学系主任，汪敬熙、庄孝僡和李汝祺先生先后担任动物学系主任。当时任教的著名教授有陈桢、李继侗、汤佩松、赵以炳、吴素萱、崔之兰、罗士苇、张兆骞、李铭新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原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各系合并，成立了新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在燕园东区建成生物楼。曾就读西南联大后留学海外的陈阅增、陈德明、曹宗巽等一批学子回到北大生物学系。
三校生物学系合并后，著名的植物形态解剖学家张景钺先生任系主任。张景钺先生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当时生物学系设立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学和动物生理学四个教研室，并于 1956年在全国率先正式建立生物化学教研室。
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李继侗教授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192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植物学会创始人之一，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专门组，开创草原生态学研究。1957年李继侗调内蒙古大学任副校长，将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移植至内蒙古大学，并发展成为我国草原生态学研究中心。
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汤佩松教授于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他在植物代谢的诸多领域，如呼吸作用、光合作用等方面均有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国有较高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之一。植物生理学教研室的另一位学科带头人是当时刚回国不久、年轻的植物发育生理学家曹宗巽。
动物学教研室主任李汝祺教授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早年师从T.H.摩尔根和C.B.布里欺斯，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是发生遗传学这一分支学科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历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动物组织胚胎学家崔之兰、原生动物学、细胞学家陈阅增、昆虫生态学家林昌善、昆虫毒理学家张宗炳是动物学教研室的主要学科带头人。
动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赵以炳教授是我国著名生理学家，1934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是世界上率先研究冬眠生理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工作成为冬眠生理学经典工作的一部分。生物化学家沈同、张龙翔和生理学家陈德明是动物生理学教研室的主要学科带头人。后来，从动物生理学教研室分出生物化学教研室和生物物理教研室，由沈同和陈德明分别担任这两个教研室的主任。
陈桢教授在生物学系致力于中国生物学史的研究工作，并开设“中国生物学史”课程。陈先生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遗传学，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关于金鱼遗传、变异和进化的研究是我国现代生物学的一项经典性工作。他1953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后任所长，同时仍继续在北大生物学系任教。
1954年沈同教授与张龙翔教授一起开始筹建生物化学教研室，并于1956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首先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张龙翔先生在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化学系进行结核杆菌脂质化学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张龙翔教授任清华、北大、燕大三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副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1年至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任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长。
当时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汇聚了十多位全国一流的顶尖生物学家，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纷纷派人到北大进修学习，生物学系的影响辐射全国，为我国高等院校中生命科学学科建设、教学建设、师资建设做出了贡献。

D. 号称北京大学教授的教授的是什么人

网上流传的，
很多的北京大学教授，
一般有很多是冒名顶替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把北京大学完全带入。

E. 南开毕业的植物学大牛

汤章城，研究员
1994-1999年任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所所长
1963年大学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内1967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容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党委书记)，随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至今。
三十多年来，主要从事植物环境生物学的研究，八十年代后期还参与我国空间生命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规划、组织和实施工作。近十年来，承担或主持过国家攻关项目、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等。在Plant and Soil, Physiol Plant, 中国科学, 科学通报, 中国科学院院刊和载人航天等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20多篇，主编或参与主编专著三部《现代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南》、《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第二版)、《植物生物技术》等，培养或代培博士研究生十余名。由于其研究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中意义，获得过国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市、国家科工委的科技成果奖。

F. 北京大学吴岚教授曾在哪些大学授过课

数学学院的吴岚教授吗？貌似从博士毕业一直在北大教书吧……

G. 张景钺的人物生平

张景钺，字岘侪，1895年10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他年幼丧父，家境不宽裕，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和勤奋好学的作风。
1916年，他毕业于安徽省芜湖市圣雅各中学。当年考入北平清华学堂，1920年毕业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植物学系学习。1922年又入该校研究生院当研究生，师从著名植物形态学家C．J．张伯伦（Chamberlain），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秋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生物系教授，次年兼任系主任。1928年，国立东南大学改名中央大学，张景钺任该校理学院生物系（后改为植物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931年，到英国利兹（Leeds）大学深造，在著名的植物解剖学家J．H．普利斯特利（Priestley）指导下从事植物解剖学研究工作。同年，又赴瑞士巴塞尔（Basal）大学学习，在植物学教授薛卜（Otto Schoepp）指导下进行研究，这次出国进修，扩大了他的知识领域，提高了学术造诣和水平。
1932年从欧洲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因为张景钺和原来的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陈桢都较晚到校，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主任已由李继侗担任，所以陈桢和张景钺就没有再担任系领导职务。不过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从校领导到各校的教职工，都精诚团结，亲密无间，使西南联合大学在国内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1945年日本投降，各校准备分别复员返回平、津。张景钺在复员前已去美国加州（California）大学进行一年的学术访问。1946年回国后仍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并曾兼任理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景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
张景钺对党忠诚，一贯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他曾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文化大革命”时期，张景钺遭受迫害，1968年在病中还受到批斗，从此卧床不起，于1975年4月2日逝世于北京大学燕东园38号。

H. 北京大学都 有哪些著名的教授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 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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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谁是近代植物学家

李继侗，中国植物学家。1897年 8月24日生于江苏兴化县，1961年12月12日卒于呼和浩特市。1916年入圣约翰大学，1918年转入金陵大学林科，1921年毕业后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进入耶鲁大学林学研究院作研究生。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在金陵大学任教（1925～1926），后在南开大学（1926～1929）、清华大学（1929～1936）任教授。抗战时期随校内迁，在长沙临时大学（1937～1938）、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38～1946）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清华大学（1946～1951）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授及植物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7年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他于1925年回国后致力于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和植物群落学研究。在植物生理学方面曾研究过光合作用、植物细胞吸水力、植物生长素和植物器官及组织的离体试管培养等。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因陋就简，通过数水生植物发出的气泡来测定光合作用的速度，发现光强或光的颜色改变时，光合速度有瞬间效应，即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到恒定的速度。这个成果是发现光合机理中有两个光反应的先驱，比国外相似的发现早十几年。他利用离体培养法研究银杏的胚胎发育过程的工作是中国人工培养植物组织和器官的开端。

J. 谁是读北京大学的校长

北京大学的校长
许智宏，1942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随后考上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该所长期工作。1979年至1981年，先后在英国约翰依奈斯研究所和诺丁汉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自1983年起，历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2年10月至2003年2月任中科院副院长；1999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7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技术协会主席，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

许智宏教授长期从事植物发育生物学、植物细胞培养及其遗传操作、植物生物工程的研究。在植物发育、组织和细胞培养以及生物工程领域，已发表论文、综述、专著共200多篇（册）。

许智宏教授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等奖项，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评为全国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并先后获香港大学荣誉教授、 英国De Montfort大学和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荣誉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