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老教授袁伟时

『壹』 考中山大学好还是深圳大学好（经验人士进）

如果你的分来数能上中大，自干嘛要选择上深圳大学呢？我是北方人，在来中大之前根本没听说过深大。这两个大学差了好几个档次。深圳大学的影响范围太小，出了广东省就基本无人听说了，而中大却是全国前十名的名牌学府。
学历低的人有时候能赚大钱，但是不要进入一个逻辑上的误区：学历低是赚大钱的原因，为了赚大钱，大家一起来低学历。这显然荒谬。中国的富豪中，很多毕业于名牌学府。当然，能赚多少钱这取决于自身因素以及机遇，出身的学校不是本质因素。但是能在一所有着优良传统和较高声誉的学府中锻造，这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财富。您说您是读书人，因此这个道理是懂得的。
至于你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我认为在中大你能够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很有能力的有志青年，这足以积攒你的人脉（想想俞敏洪当年在北大积攒的那些人脉和其之后的事业发展，你就知道这有多么重要了）。深圳大学在这一点上未必有优势。
最后，希望楼主更上一层楼^_^。

补充：如果您很像学高尔夫管理的话，建议去深大。因为全国开设此专业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贰』 探究问题：有关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历来是史学界所探讨的话题。请你仔细阅读下列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与

『叁』 袁伟时的简介

袁伟时（1931年12月15日－ ），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现在是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和厅级干部。第七届（1988－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以后多次连任；曾是安徽社联主办的《学术界》和浙江社联主办的《浙江社会科学》的学术顾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的学术委员；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大国之道》、《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近代中国论衡》、《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与人合著）等。学术上多次获奖，如《中国现代哲学史稿》获光明日报主办的评选“文革”后优秀学术著作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2006年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学术论文奖，等等。
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一生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素为近现代思想史爱好者、时政类报刊阅读者，如《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读者群、高知群体所推重，深得学术界、读书界普遍好评，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广泛社会影响。

『肆』 中国人的自信与日本人的自信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自信来与日本人自的自信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看到厦门海峡两岸国学论坛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与中山大学老教授袁伟时老先生他们在论及传统文化的时候，为传统文化极力辩护的一方，都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发扬光大的问题，关系到中国人是否有自信心的问题。

『伍』 中山大学是什么级别

中山大学是中央直管副部级。

中山大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是教育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广东省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有院士（含双聘）20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19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46人、“长江学者”青年学者1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81人。

“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28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70人，历次主持“973”项目和重大科学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20人次。拥有10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经济管理等多个本科专业通过了国内、国际认证。

学校现由广州校区、珠海校区、深圳校区三个校区、五个校园及十家附属医院组成。

(5)中山大学老教授袁伟时扩展阅读：

中山大学国家级科研机构有：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海海洋生物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数字家庭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新药（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AMOLED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建）、数字家庭互动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河口水利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半导体照明材料及器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物联网芯片与系统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临床医学分子诊断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血管疾病诊治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新药成药性评估与评价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RFID与物联网芯片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陆』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历史沿革

第一阶段：初创期（1986年-1995年）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前身为中山大学孙文学院，是1986年10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院校。1986年10月20日，学校在中山大学、中山市委、市政府及海外华侨吴桂显先生的扶持下正式成立，成为中山市第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府，著名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担任第一任院长。中山市最高学府，当年只设立英语系、工商管理系和中文系三个专科专业，招收中山市本地专科层次的学生。
第二阶段：探索期（1995年-2002年）
1995年1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中山大学孙文学院独立建制，并更名为“中山学院”，实行省市共同领导，以市为主的领导管理体制，并在原中大孙文学院专科专业基础上增加了应用化学、食品包装、农学、计算机、中文秘书、旅游英语等其它专业，面向广东省内招收专科层次的学生。2002年10月经教育部批准并入电子科技大学，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独立学院，是中国独立学院协作会的17个常务理事单位之一。
第三阶段：成长期（2002年至今）
2002年5月21日，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将原中山学院并入电子科技大学。于同年12月6日，“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挂牌成立，形成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理工渗透，经、管、文共同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格局。电子科技大学与中山市人民政府共建，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相对独立的管理。学院建设、发展所需的全部经费由中山市人民政府和学院共同筹集，与电子科技大学实现资源共享。

『柒』 现在的中国历史书中有没有假

当然有，而且还很多，教材中也不例外。
历史本来应该是公正客观且尽量准确全面的。但是书写历史的人却往往要受到时代和自身观念及水平的局限。所以，历史中有缺漏偏颇甚至错误也就不奇怪了。
中山大学的教授袁伟时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就指出过几个近代史教材中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义和团在我们的教材中被描绘成完全正面的形象。然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正义。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以近代史为最。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学历史？学历史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这首先要看你是否对历史有兴趣。如果没有，那么只要不轻信教材中灌输的知识也就是了。如果有兴趣，那么就可以多找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国外的，国内的，古代的，现代的。无论哪一种都难免有片面性。但综合来看，我们就容易得到较为正确的结论。
读历史有什么好处？首先历史很有趣。有句话叫‘现实往往比小说更YY’。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不计其数。其中很多故事的曲折离奇比小说还好看。如亚历山大，凯撒的故事，拿破仑的故事。其次历史很长见识。其实虽然人类社会不断演进，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却没变，都可以在历史中学到。最后历史还可以开阔视野。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是很小的，看历史却可以让我们体验到过去的精彩，异国的风情…

『捌』 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那个

你的问题是指哪个吗？
袁伟时，男，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近代以降，中国历史的天空是风云突变，山河崩裂。史家以“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足见中国近代历史之曲折与艰辛。所以，任何简单的历史处理方式，都可能把我们引入没有未来的时间。

袁伟时先生在中国近代历史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以史实为基础，发历史之幽微。其史识之高远，历来为海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所称道。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袁先生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在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山峦地形中间，走了一条许多人并不在意的分岔小径。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一条分岔的小径，我们可以窥见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多面。

7月的南方，天气忽而高温，忽而台风。在中山大学教师楼602栋201室袁先生的客厅里，袁先生首先从自己分岔的治学道路上，带我们走入了相互缠绕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分岔小径。

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问：袁老师，从您的简历看，您的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经济学，但是为什么您后来的研究却转向了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

袁：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1950年，高中毕业，少年多梦。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统治推翻了；国家、政府、共产党在我心目中浑然一体；热盼为祖国富强出力，顺理成章选择读经济，于是，进了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加上“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连不断；饿死人了，还要说：“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只能跟着上面的调子宣讲，不准越雷池半步；而且最基本的经济数据都成了机密，客观的学术研究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可是，长期养成的对任何事物都要独立思考的个性，绝对无法容忍人云亦云的安排。环境与性格无法协调。于是，我就转向历史研究了。后来的遭遇证明，其实史学领域自由空间也很窄。顺便解释一下，尽管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没有做过纯哲学研究。

问：可能大家对您印象最深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这本书影响很大。对我们有强烈震撼的是，您首先从史料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我们以往历史认识的颠覆。

袁：这部拙作的遭遇，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书在1991年就写完了，到处寻找出版社，一再碰壁，最后得在深圳海天出版社顺利放行。十多年来，读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但另一方面，风风雨雨，故事不少。在这部书中，我追寻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基本的信念是“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必然的选择是用史料说话。不是我有多么高明，而是人们对连篇累牍的假话和套话十分腻烦，有机会听到真话，觉得新鲜、惊奇。

问：但实际上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这本书里，已经有了您对历史史料进行分析的方法论框架。

袁：《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方法论上有几个特点：1，把1840至1949的思想文化变迁看作是一个整体，不强分为近代、现代。2，以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民主、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作为判断一切理论是非的标准。3，改变哲学史就是阐释哲学家个人的理论的传统，从思潮变迁的角度去论述。4，严格区分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阶段性。5，申明“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坚持这些当然是有感而发。我后来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问：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命运，可以说一直纠缠着您的整个思考，或者说，是现实而不是学术，首先决定了您那一辈学者的思想底色。

袁：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思想史。我们那一代其实分化得很厉害。不管是无可奈何还是心甘情愿，大都成了驯服工具。反抗这样的命运的人很少。就我个人来说，“九一八”那年出生，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中长大成人；加上生活在不愁衣食的家庭，从小就养成买书、读书的习惯；生活和书本催促我思考，关怀祖国命运是顺理成章的。

问：让我们回到您的具体研究上来。您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对晚清历史人物进行翻案，例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我们查了一下您的研究，近代一大批历史人物可能都是经过您的翻案工作，才获得了历史的名分。

袁：其实，我关注的不是为某一历史人物翻案。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谈曾国藩、李鸿章，不过是为敢于迈出改革、开放第一步的爱国者辩护。“外需和戎，内需变法”，同洋人打交道，不要在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纠缠，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和发展自己；这是曾、李等人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救国纲领。这些主张被漠视，不但是先驱者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直至20世纪还在他们的头上扣上“卖国”的屎盆，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太远了。意识形态模糊了历史的真相，这样的案不翻行吗？洪秀全真的算“革命英雄”？一批对中国有过贡献的外国传教士又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如此等等，能不为他们说话吗？可是，历史问题只能凭史料说话，不管多大的义愤都无济于事，面对不学有术的辩论对手更是如此。拙著特别注重史料的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

『玖』 袁伟时的记者采访

袁伟时一直颇受关注，是个“争议”人物。
在中大校园，袁伟时已待了半个世纪。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规律。午睡时间，雷打不动，习惯把家中的电话机给挂了，免得外界打扰。他先迎我到客厅入座，而后进厨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蓝色的拉链夹克衫，深色裤，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听舒立说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课。讲坛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纪，不结实。坐着坐着，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听说，他的学生助理当时脸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来：“没有事。继续上课。”
我问起他上课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给他们本科生上第一堂课时，先自我介绍说，你们是90后，我是80后！”脸上，写满了老顽童的得意和满足。听学生说，每周选修或旁听袁先生的课，大教室总塞满了学生，常有300多号人。有时，窗口地板上也占满了。
“一些学生听了我的历史课，觉得很困惑。他们跑来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历史，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袁伟时说。
这几天，袁家的电话铃比往日更频繁。指着茶几上那捧紫红色的99朵玫瑰花篮，袁伟时笑着。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广东兴宁。再过几天，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过去整整20年。而这场百年来褒贬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成为袁伟时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使命。
“我80了，大家想为我祝寿。我说，庆祝生日没有多大意思，还是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些问题。”于是，一些学界朋友就开始筹备一个“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讨会。不过，两个星期前，广东省社联一位官员找到筹办研讨会的广东人文学会负责人，很客气拿出一个文件。他说，根据规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须报请宣传部批准。因这次会议很多学者来自外地，属于全国性学术会议，得事先报批。人文学会负责人当堂表示，既然这样，研讨会我们就不办了。
袁家的客厅，并不大，挂了两幅字。一幅是启功先生所赠，题的是杜牧的诗。另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上面16个字：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我们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关部门说了要审批，那么这个学术研讨会就不开了，就改为袁伟时生日庆贺会了。法律并没有禁止做寿啊！”袁伟时摆摆手。
1950年，袁伟时考入中山大学，读经济系。后北上到上海，进了复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的是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江泽宏教授。
“我在复旦的硕士论文，是质疑当时一种很流行的官方观点，也就是‘无产阶级贫困化’。我觉得，这说不通啊。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完善自己，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实是提高了，而不是贫困化。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国外资料，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的数据，最后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我的导师好心地劝我，你这个论文交上去，一定会有麻烦。最后，我只好改写了一篇当时讨论得很热烈的问题，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15日那天，将有120位朋友前来为袁老庆生。我问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会对家人和朋友说些什么？
他想了想，说。
“第一，我要说的是感谢。我这80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人帮助过我。我的家人、朋友、编辑、记者。就说帮我修过电脑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还有世界一流的专家！”
“第二，我要说一声道歉。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个革命年代，我受到过伤害，但是也伤害过别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尽力谨守良知。在复旦读研究生时，我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校内大大小小的干部，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做过的决定，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都曾伤害到别人。对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还要继续努力。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还没有进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学术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产生的。我要继续偿还学术和思想欠债。近代中国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应该产生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人类的欠债。应该有众多学人自觉担负起还债的任务。今后的10年，我仍然要坚持不懈，尽绵薄之力！”
过去10多年，袁伟时挨的骂不少。不少人（包括学界中人）严词谴责他的史学观，更有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他的专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和灵魂的拷问》等书都引起强烈反弹。
“面对谩骂，我向来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它们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乱骂人是羞辱自己。现代文明是无法抗拒的。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每个人时间有限，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继续宣扬我的观点。”
最近来找袁伟时的，多半是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想听听他的说法。如何评价国父孙中山？共和与君主立宪，对中国，那条路更为上策？对袁世凯，可否三七开？不过，历史无法重写。我问，这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艰难，从清末开始，无论是变法改良，还是民国“临时约法”的订立，从国民党倡导“训政”，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坎坷经历。这是为什么？
“过去，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的中下层没有充分参与。对国家道路选择这样的世界性难题，难倒了中国的精英。社会矛盾的尖锐，就迫使掌权者不能不改革。现在的政府上层，并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国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打开国门，已经过去了170年。现在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了！
在一篇访谈中，袁伟时写道：“中国整个19世纪都在交学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说过‘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交了一个世纪的学费，应该学会这个道理：现代社会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强。”
门铃响起，下一拨赶来采访的是《南都周刊》的同行，已在等候。我问袁先生，他是个电脑迷。最近有热心人冒名开了他的“围脖”？他说，确有其事，现已关闭。“我1999年就开始上网，用电子邮件往来，所有的写作都用电脑。用电脑的历史很悠久，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在每天通过网上查阅新闻和资讯，朋友们也会转发给我很多信息。问我翻墙吗？我不翻墙。我没有耐心翻墙！”
“我一直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以2003年孙志刚案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公民权利意识正日益觉醒，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
我匆匆打住采访。记者要拍照。天色转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线，和我们一同下楼，带大家去校园取景。他走路时，腰板挺直，步伐大且轻。一头白发，在中大校园的柔和夕阳下。他边走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跑步，每天在操场上跑满10圈，4000米。后来，年纪大了，就改成做广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园里，我每天走一万米，两次完成，每次1小时。”
我要赶航班，他给我指路。道别，我穿过中大老校区的大草坪，那里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雕像，他在沉思的样子。永芳楼前，站着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谭嗣同等民国人物的石雕像。不远处，是刚去拜谒过的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故居。每天，袁伟时在此地散步。中国人正在寻找前行的立国之路。

『拾』 国学复兴的怪现象

国学靠谁来复兴？怎么才能复兴？什么样的愿景才算达致国学的复兴？是把所谓的国学武装到全民还是仅仅吸引精英分子做做研究罢了？按某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对“国学”的界定看，如果全民都来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大唱戏曲，似乎才是复兴了国学。
不过，这种幼稚和肤浅的举动却大行其道。“穿无领、巨袖、对襟、束带的长袍，一手持经书，一手附于身后，一边踱步，一边带领端坐在蒲团上的‘弟子们’朗诵《弟子规》”。此外，孟母堂、读经堂、拜孔子，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种公祭盛典，汹涌见诸报端。自称白居易后人的“国学辣妹”与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网络时代的“怪才”一起，被相提并论。网络和谷歌出了“国学搜索”。网络还联合某些网站媒体推出所谓的“国学大师评选”，对“国学大师”进行与“超级女声”完全相同的商业包装。
所谓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出来鄙薄这等肤浅和闹剧式的商业炒作：“复兴不等于复古。”
不过，这帮有识之士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侃侃而谈，口气之大，措词之完美无缺，滴水不漏，实在为“国学白痴”们之不及啊。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就说：“复兴国学，一要复兴国学的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的美德。这是我们本民族的‘脊梁’，没有了‘脊梁’，我们如何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过去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向西方学习，忽视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就全社会而言，民族文化丢弃得太多、太快，我们不能成为数典忘祖的一代。”比起“复古派”，这些人的大道理“少乎哉，不少也”。如果国学复兴是无可置疑的，那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来复兴之么？
好事的记者到大学走访，让统计学、经济学或者金融学的学生背文诵经，然后感叹国学之如丧家犬般遭人抛弃（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最近著书说“孔子是个丧家犬”），委实有大谈国学之必要。殊不知，如果没有那些人放弃“摇头晃脑”的“国学”而改学各式财务、英文等学，那么这些人就只能“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因为今日研读国学之人，再也不能“学而优则仕”，仕则无衣食之忧。若全民皆国学，那势必回归到范进年代。让我们假想一下，如果让一半的国人都在研磨平仄，讲求声韵，都在思考超越个人事物以外的“庙堂之事”，或者本该肉食者谋的事，何其美哉，然而何其镜花水月哉！
在本质上，任何一种学都是精英而非普众之事务。生产要讲究分工，做学问也是如此。即使所谓的新科学革命提及的跨学科趋势也是“相关多元化”而非盲目的“不相关多元化”。提倡国学复兴者如若不能容忍“国学也是小众之学”，那就必然与复兴国学南辕北辙。
讽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典礼上，其校长、市场营销研究专家纪宝成先生附庸风雅，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批评道：“以校长名义发表的有关言论，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有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