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

❶ 曹树基的著作论文

著作：
1、《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
1、《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19-40页。
2、《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12-37页。
3、《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9页。
4、《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29页。
5、《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分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7-90页。
6、《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认识》（葛剑雄、曹树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4页。
7、《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第12-27页。
8、《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26页。
9、《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第33-52页。
10、《洪武时期山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8-30页。
11、《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客家学研究》第四辑，《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出版，1997年，第1-13页。
12、《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32-41页。
13、《洪武时期凤阳府的人口迁移》，《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第14-21页。
14、《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葛剑雄、曹树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166页。
15、《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47页。
16、《洪武时期东南地区府县治城市人口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9-33页。
17、《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以洪武时期的户口调查为例》，《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104页。
18、《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5-236页。
19、《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33-44页。
20、《清代前期“丁”的实质》（曹树基、刘仁团），《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1、《清代中期的云南人口》，《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58页。
22、《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8-140页。
23、《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15-28页。
24、《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0-56页。
25、《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批评》（曹树基、陈意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
26、《清代中期的四川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92-105页。
27、《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陈意新、曹树基），《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116-132页。
28、《清中叶以来的江南市镇人口———以吴江县为例》（游欢孙、曹树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4-134页。
29、《洪武大移民：来自湖南浏阳的新例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0-147页。 著作：
1、《鼠疫：战争与和平——1320-1960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曹树基、李玉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2、《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曹树基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论文：
1、《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192.
2、《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17-32页。
3、《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67页。
4、《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第二作者），《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09页。
5、《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
6、《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曹树基、李玉尚）《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94-116页。
7、《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李玉尚、曹树基），《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第67-71页。
8、《光绪年间云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编：《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辑， 香港科技大学出版，2003年，第132-152页。
9、《历史时期的传染病流行与社会应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收入燕爽主编：《SARS与社会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历史时期的鼠疫流行模式与社会变迁》，收入谢遐龄等主编：《SARS、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与上海——以申报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2-81页。
12、《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78-190页。 著作：
1、《石仓契约》第一辑第1-8册，（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论文：
1、《〈禾谱〉及其作者研究》，《中国农史》1984年3期，84-91页。
2、《〈禾谱〉校释》，《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74-84页。
3、《玉米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62-66页。
4、《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303页。
5、《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5页。
6、《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边卫所辖民籍人口》，《历史研究》 1996年第1期，第147-160页。
7、《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127-141页。
8、《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19-133页。
9、《清代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研究》（曹树基、李霏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0-54页。
10、《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论新进作物与原作物的竞争》（王保宁、曹树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37-48页。
11、《石仓地契的发现、收集与整理——来自浙南山区一个客家村庄的报告》，《客家学刊》（创刊号），2009年6月，第146-172页。
12、《“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曹树基、李楠、龚启圣），《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8-131页。
13、《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曹树基、高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第28-36页。
14、《从石仓土地执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单丽、曹树基），《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9-129页。
15、《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曹树基、蒋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四分，第833-888页。 著作：
1、《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论文：
1、《乡镇自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嘉兴县1946年乡镇职员政治试卷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98-110页。
2、《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67页。
3、《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4、《1959-1961年广西十县人口数据的“加工”》（孙琦、曹树基），《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第75-86页。
5、《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页。
6、《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5期，第5-18页。
7、《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59-71页。
8、《土地耕作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孙琦、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82-88页。
9、《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6-26页。
10、《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曹树基、李楠），《学术界》2010年第1期，第180-194页。
11、《两种“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7月，第97-132页。
12、《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刘诗古、曹树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6-75页。 1、《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203-206页。
2、《以人为本的农业历史地理学——评萧正洪〈地理环境与技术选择〉》，《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122-124页。
3、《评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在近代的命运〉》，《中国学术》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历史语言的文化阐释——评陈建华〈现代革命话语考论〉》，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3期，第153-156页。
5、《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审制度——评王铭铭〈闽台三村五论〉》，《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
6、《也谈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垦、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答周翔鹤先生》，《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71-77页。
7.《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146页。
8、 «Les normes scientifiques : Un grand débat dans le monde universitaire chinois»,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igie ( 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 2002.《学术规范：中国学术大论争》，《汉学年鉴，2002年》，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4页。
9、《评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第270-273页。

❷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前身是1908年的国文系科，2003年恢复重建。目前，中文系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中文系现有教师19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部教师总数的79%。近年来，该系教师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3项，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2项；此外，夏中义教授主持的“百年学案典藏书系”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满足社会对中外文化交流人才的迫切需要，中文系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了以中外文化交流为方向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本专业在注重研习汉语言文学的基础上向文化延伸，并以对外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为目的，具有文化取向和对外取向两大特征。学生完成学业后，可在政府涉外部门、政府文化部门涉外机构、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各团体组织、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跨国公司、传媒、使领馆或其他驻外机构的文化交流部门等从事中外文化交流或相关工作。
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化交流方向）
硕士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于2003年10月成立。教师8名，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1人，讲师4人。2008年9月，历史系曹树基教授主持申报的科研项目“浙南山区土地契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以松阳县石仓村为中心”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立项。该研究课题的立项，结束了该校承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为零的历史，是该校加强文科建设的重大成果和标志性事件，该项目也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有史以来立项的第六个项目，该校是获得该级别课题的上海市第三所高校。曹树基、李玉尚的《鼠疫：战争与和平——1230-1960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一书获200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
硕士点：专门史 博士点：科学技术史
硕士点：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 （含夏中义教授担任主任的交大国家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谢柏梁教授担任主任的交大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心）现有教师 15名，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9人、讲师4人。谢柏梁担任中文系主任。
本系教师近 5年来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论著、译著20多部。先后曾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项、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一项、上海市社会科学项目两项、美国社会科学会基金项目一项。谢柏梁教授主持的《世界悲剧文学史》获得全国外国文学优秀著作奖，《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入选教育部优秀研究生教材；其参与编写的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教育部教材一等奖。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正式成立于2003年10月。现有教师8名，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2人，讲师3人：曹树基教授、刘统教授、高福进教授、陈业新副教授、潘星辉副教授、徐临江博士、任玉雪博士、余蔚博士。目前已向全校各专业本科生开设公共选修课等近20门。专业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本系已经建有“战争与革命”研究室，由刘统教授主持，并聘请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山极晃教授和日本岛根大学鹿锡俊教授为客座教授，合作展开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战争与革命之专题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中日战争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务的日本技术人员调查”，得到日本文部省资助。本研究室所藏研究资料独具特色，且初具规模，并在进一步扩展当中。本系还拟建立“新制度史”研究室和“环境与疾病史”研究室。相关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系主任由曹树基教授担任。 本系现有教师9名，教授3人、副教授4人、讲师2人。近 5 年来，本系教师发表学术论文 110 余篇，出版著作 12 部，主编和参编哲学教材 8 部（其中 2 部获全国优秀教材奖），主持和参与省部级课题 17 项（其中 7 项获奖）；教师获教学研究奖 3 项，获各类教学奖 8 人次，其中 1 人获上海市优秀教师奖。成果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等诸多领域，内容涉及哲学基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教材编写和教学研究等方面。
系主任由王平教授担任。
科学史系 ：全称：科学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系。本系现有教师12名，教授6人（3人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3人、讲师3人。近 3 年来出版著作近 30 部，发表论文 100 多篇。其中江晓原教授的“武王克商年的推定研究” 2001 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奖、《回天 —— 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获上海市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天学外史》 2002 年获台湾首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佳作奖；关增建教授的《中华文明史话·计量史话》系国内首部计量史著作，获日本松下财团人文社科研究基金资助。
系主任由江晓原教授兼任。

❸ 曹树基的个人简介

曹树基复，1956年4月生，江制西鄱阳县人，历史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该系的创系主任。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

❹ 明朝末年有过严重的灾害

1、小冰河期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冬天非常寒冷，尤其是末期的1580-1644是最为寒冷的，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

到了明朝中叶，即1500年后，气温骤然下降，整个降温过程十分明显，而且气温最低的阶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

这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万年以来的次低点，在百万年也是最低的6、7个极度寒冷的时期之一。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中段，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

小冰河期气候的显著变化，粮食产量大规模下降，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

这样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极度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到了1619年整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中气温最为寒冷的时期整整肆虐了20余年。

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端倪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

2、鼠疫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末鼠疫这场大鼠疫是的“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

异常寒冷的气候频繁引发水灾、旱灾、蝗灾、鼠疫等，成为波及全国范围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成为明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4)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扩展阅读：

明末农民起义

又称明末农民战争、明末民变、晚明民变、李自成之乱、张献忠之乱、等，爆发于明末天启和崇祯年间乃至清初的一场农民战争。

明朝末期，天灾人祸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明廷面对皇太极在边外的威胁和内地的灾荒，为了节省开支，精简机构，明廷被迫对驿站进行改革，而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只有铤而走险。

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陕北。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所以率先引起农民起义。

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经过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

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最终推翻明朝。后期出于民族大义，农民军采取联明抗清的决策。

但是由于受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战略失误，再加上清军入关后疯狂的镇压，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

明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明朝腐朽势力和清军的嚣张气焰。200万农民革命大军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与明清地主阶级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最高发和总结。

❺ 明末大瘟疫,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果

吴又可成功了。他的方法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扩散，一些患病的士兵在药物治疗下也渐渐好转，证明了吴又可这套治疗瘟疫的方法是成功的。从学术上来看，吴又可取得重大突破，可以名垂青史。
孙传庭也成功了，他在潼关整肃军队，通过杀土豪劣绅的方式筹措了军饷，同时也用对了吴又可这个关键人物，控制住了疫情，稳定住了军心，为出关进攻李自成的农民军，解决开封铺平了道路。
大明朝似乎也成功了，孙传庭被证明是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统帅，在重重困难与阻力中，不仅没让朝廷划拨费心粮饷问题，还解决了连朝廷都束手无策的瘟疫问题，顺利按照崇祯皇帝的指示精神，出潼关救援开封。
但所有人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孙传庭失败了，大明朝亡了，就连吴又可的疫情防控也失败了。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曹树基教授的研究，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吴又可能控制得住鼠疫在孙传庭军队的蔓延，却控制不住大明疆域内扩散的疫情。
所以，1644年3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时，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
崇祯皇帝死前一肚子委屈，吾非亡国之君啊!
崇祯非亡国之君，孙传庭非亡国之臣，吴又可非亡国之医，可大明怎么就亡了?
其实，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总想着计算自己利益得失，人人都是聪明人。
社会并不是一个个螺丝钉搭起来的，社会是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有机体。
在防治疫情时，以今时今日的医疗条件、科研水平、组织能力、群众支持度、社会管理水平来论，都比古代强得太多太多了。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解决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时，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恰恰需要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一些敢于逆风而行的人，一些敢于勇挑重担的人，一些敢于讲出事实真相的人。

❻ 上海交通大学招收文科生吗

上海交通大学招收文科生的。
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位于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教育部直属，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管、文、法等9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中国首批七所“211工程”、首批九所“985工程重点建设”院校之一，入选“珠峰计划”、“111计划”、“2011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九校联盟”、Universitas 21、21世纪学术联盟的重要成员。现有徐汇、闵行、黄浦、长宁、七宝、浦东等校区，总占地面积4893亩。
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896年（光绪22年）由清政府创立、盛宣怀督办的南洋公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数个发端之一。1921年改组为交通大学（Chiao Tung University）；而后复遭波折，历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至1949年剔去“国立”二字，径称“交通大学”。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2005年7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并入上海交通大学。

❼ 60年饿死人了，为什么没有发生农民起义呢

我没经抄历过。不过听家袭里长辈说起过这些事。自己也喜欢读些历史。谈下我的看法吧。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的<<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提到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3250万,国家原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统计人数为2158万人.另外,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也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有类似报道.上海大学金辉先生统计结果为2791万。
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而且主要是在偏远的地区。虽然大人也挨饿，但是并没有到了饿死造反的地步。毕竟家里还有点吃的。
经历过几十年的战乱。人们对挨饿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麻木了。
在冷兵器时代，锄头就可以当武器。可是在新战争时代，没有枪，人们似乎没了那个胆量。
新中国初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予饱受创伤的人们一些慰藉的。信仰的力量很强大。
再说一句根本的。逼上梁山的，都是不反就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