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教授刘季科

Ⅰ 叶良辅的人物生平

1894年8月1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佑圣观巷。
1913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同年考入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1916年6月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
1920年1月—1922年6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获理学硕士学位。
1922年7月—1927年7月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并曾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7年7月—1928年7月任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28年—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29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七届评议会副会长。
1934年—1935年任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并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935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38年—1949年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
1943年—1945年任浙江大学史地系系主任，兼史地研究所主任。
1949年6月任浙江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兼地理研究所主任。
1949年9月14日病逝于杭州。
叶良辅属于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学家。他工作伊始便参加了对北京西山地区地质矿产的调查工作，并执笔写成了《北京西山地质志》（于1920年出版）。这是我国地质学家详尽解剖一个地区的区域地质的最早研究成果。
叶良辅对全国许多地区的地质矿产作过调查研究，其中较重要的是对火成岩和有关矿床的研究。他于1925年发表了《中国接触变质铁矿地区的闪长岩类岩石学》和《山西临汾县方沸石正长斑岩》两篇著作。1930年，他与其它学者联名发表了《浙江平阳之明矾石》一文，指出明矾石是由凝灰岩和流纹岩受到来自酸性侵入岩中的硫质流体交代蚀变形成，并指出用明矾提取铝及制作钾肥的可能性。
1931年，叶良辅与同仁联名发表了《浙江青田县之印章石》一文，对优质工艺美术石料——刻印章用的“青田石”作了详细研究，指出这种岩石主要是中高温含矿溶液与火山岩互起化学反应形成的，主要矿物成分有叶蜡石、绿霞石等。同年，他又发表了《华南沿海一些省份流纹岩和凝灰岩的明矾石化与叶蜡石化》和《中国南方海岸的火成岩》。1932、1934年，又先后与喻德渊联名发表了《山东海岸变迁的初步观察与青岛的火成岩》及《宁镇山脉火成岩发育史》等。
此外，叶良辅曾与许多学者联名发表研究论文，如《安徽泾县、宣城煤田地质》、《安徽北部铁矿的类型与成因》、《湖北阳新、大冶、鄂城之地质矿产》及《湖北灵乡铁矿》等。
叶良辅早年曾和谢家荣一起考察了长江中下游地质地貌，并于1925年共同发表了《长江巫山以下地质构造与地文史》一文，讨论了长江成因和长江流域地形变化历史。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发表了《地形研究指要》、《瀚海盆地》等研究论文。
叶良辅虽然逝世较早，但他对中国区域地质、矿产地质、火成岩石学、地貌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地质学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叶良辅，字左之。原籍浙江余杭县，出生于杭州佑圣观巷。童年时期，父母双亡，全赖祖母教养。他自幼生活简朴，秉性聪颖，冷静寡言，学习勤奋，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时，就深受老师丁文江的器重。1913年毕业后，考入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该所相当于地质专修科，学制三年，受教于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及顾问安特生等名师。该班同学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地质人才，他成绩居全班之冠，为当时师友所共同赞赏。后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1920年1月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1922年6月获理学硕士学位。他在美国学习期间，除攻读地质学方面课程外，还随D．W．约翰逊（Johnson）攻读地形学，为他后来研究地形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叶良辅自1916年起先后在地质调查所工作9年，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10年，在这期间发表论著21篇，均为地质调查和研究开创性成果。1936年他因积劳成疾，染患了肺病。1938年仍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去浙江大学任地质学、地形学教授。他在浙江大学任教12年，这时他更着重于地形学的研究，发表的论著也多属地形学的范畴。他一生著作十分严谨，内容丰富，文字简练，论点精辟，富有创见，研究方法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地质学、地形学启蒙时期，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直至今日，他的著作还有重要参考价值。
他在地学方面的知识是很渊博的，培养了很多地质、地貌和地理方面的人才，尤其新中国地貌学发展成很多分支学科，他的学生们是尽了心力的，但光荣的奠基者应属于叶良辅。
他主编《北京西山地质志》，成稿于1919年，出版于1920年，内容分地层系统、火成岩、构造地质、地文以及经济地质等五章，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当时最完善的一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所附地质图由1：5万实测，缩小为1：10万，也是当时水平最高的图件。这份资料长期为后人所参考，可谓文图俱优，誉满中外。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说：“叶先生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最早而又读得最多的一种资料，印象较深”，“我背着叶先生的地质志和地质图，跋涉于门头沟、斋堂之间时，叶良辅三字常常浮现于脑海之中……”，可见《北京西山地质志》所起的作用。本区地质测量由叶良辅、赵汝钧、刘季辰、陈树屏、王竹泉、朱庭祜、谭锡畴、谢家荣、马秉铎、卢祖荫、李捷、徐渊摩、仝步瀛等13人分组负责，最后由叶良辅综合成图。文字方面除火成岩一章系翁文灏供稿外，其余均为叶良辅所撰写。他对庞培里、李希霍芬的地层分类，及梭尔格的地质构造的错误处，均曾一一予以纠正。《北京西山地质志》问世后，叶良辅就自然被公认为同辈中的佼佼者了。
1928年，叶良辅与赵国宾合著《湖北阳新大冶鄂城之地质矿产》、1926年著《安徽南部铁矿之类别及成因》和《湖北鄂城灵乡铁矿》是我国早期关于长江中下游地质和铁矿矿床学研究的论著，调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铁矿产地，其论著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实用价值自不待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些论著仍为地质勘探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
1930年著《浙江平阳之明矾石》（与李璜、张更合著），1936年著《研究浙江平阳矾矿之经过》，1931年著《浙江青田印章石》（与李璜、张更合著），为我国研究该两矿种的先驱，浙江地质人员在50年代起对矿区开展普查勘探工作时，就一直参考他的报告及所附图件，他计算的矾山明矾矿储量与今日勘探结果并无多少差异，其精确性尤其令人敬佩！当时他还发现了苔湖及南雁荡仙姑洞附近的新岩洞等处明矾石矿，提供了后备基地的资料。
他在研究明矾矿时，主张对矿石作工业试验，他说：“本来一种试验，不能一定成功，不过不试验是永不能成功的，况且原料的价格因社会需要、生产方法及产量多少而变迁，今日称为不可用的，又安知非将来的宝藏呢？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做了总是有用的。”这是至理名言。明矾矿如此，其他矿种也莫不如此，他称赞丁文江提出的“同样的研究何不研究应用问题”的研究方针，直至今日，这种科研方针，无疑也是正确的。
他调查过河北临榆柳江煤田、安徽宣城泾县煤田、浙江长兴煤田和鄂东煤田等处，他对地层划分也具有创见，并曾加以命名，如他曾详细研究过侏罗纪地质，确定“门头沟煤系”代表下侏罗统，“髫髻山系”代表上侏罗统；并首先命名志留纪“铜官层”和中上二叠统“宣泾煤系”。据称“铜官层”居下石炭统之下，以砂岩、砂质页岩、硅质砂岩和石英岩为主，因初见于铜陵县铜官山故名。“宣泾煤系”在宣城泾县最为发达，且富于化石，时代可以确定，故以宣径煤系名之。

Ⅱ 第二中山大学到第十中山大学都是现在的哪所学校

解放初期大陆共有五所国立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国立广东大学）
武汉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国立武昌大学）
浙江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南京大学）
河南大学——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国立河南大学）
另台湾复校一所：
名称：国立中山大学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

学校名称：中山大学（曾用名：国立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
中文简称：中大
英文名称：Sun Yat-Sen University，英文媒体也常用Zhongshan University
英文缩写：SYSU或ZSU
成立时间：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
校庆日：11月12日
1924 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 —— 国立广东大学（今天的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坐落在珠江之畔、南海之滨。现有四个校区，总面积达6.17平方公里，广州南校区占地1.17平方公里，北校区占地0.39平方公里，广州东校区占地1.13平方公里，珠海校区占地3.48平方公里。各校区树木葱茏，绿草如茵，景色秀丽，各具风格，是陶冶情操、读书治学的胜境。

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对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将原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中华大学等合并，建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另有北京中俄大学和上海大学部分师生并入），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全国四大中央级国立大学——四大中山大学之一，从此开始了由专科性大学逐渐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作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结晶，办学时间虽短，却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有意的借鉴。1927年12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国民党反动军警勒令解散，校产交湘鄂临时政府暂管。
校友：
校长
石瑛“湖北三怪”之一，后任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
大师
庄长恭著名有机化学家、有机微量分析奠基人
纪育沣有机化学家
陈建功数学家
罗荣桓 大革命时期在1927年考入武昌中山大学。
李达、陈望道、郭沫若、李汉俊、邓演达、董必武、徐谦、周佛海（均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学生
杨献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国立武昌商科大学）
王亚南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厦门大学已故校长（私立中华大学）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全国重点大学，前身是成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为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竺可桢带领下的国立浙江大学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数学有钱宝琮、陈建功、苏步青，物理有胡刚复、王淦昌、朱正元、吴健雄，化学有王葆仁、王琎、卢嘉锡、李寿恒，生物有罗宗洛、贝时璋、谈家桢，土木工程电机有钱令希、王国松，历史、地理有谭其骧、任美锷、钱穆、梅光迪，农学有蔡邦华、吴福桢、梁庆椿、卢守耕、吴耕民，教育有费巩、黄翼、国学有丰子恺、马一浮、郑晓仓等。在学生中后来亦有一大批杰出学者大师出现。竺可桢时期的浙大，遂以文理称雄中国，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并称“民国四大名校”。亦是当时中国五大国立中山大学之一。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国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

1888年，教会大学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在南京成立。
1901年8月，清廷下令各省书院改学堂，12月又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将学校教育分成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其中高等教育又分大学院、大学堂、高等学堂三个级别。
1902年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筹办学堂折》，呈请在两江总督署江宁（南京）办一师范学堂。不久，刘坤一病逝，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张之洞委派翰林院编修缪荃孙率员赴日本考察，随后聘其为三江师范学堂总督查，负责筹建事宜。
1903年3月，张之洞调往学部，魏光焘继任两江总督。当年九月，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学科设有理化科，农学博物科，历史与地科和手工图画科。
1904年10月，正式招生。江苏候补道杨觐圭被聘为首任监督。缪荃孙、方履中和陈三立先后被聘为三江师范学堂“总督查”。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将“两江”改为“三江”。据《奏定学堂章程》定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由徐乃昌出任学堂监督。
1906年，江宁候补道江宁提学使李瑞清接任总督，其担任学堂监督6年，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首创艺术系科，学堂发展成东南第一学府。
1907年，美国基督会于1891年创立的基督书院（Christian College）和美国长老会于1894年创立的益智书院（Presbyterian Academy）合并为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
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成立私立金陵大学（Private University of Nanking）,有“江东之雄”美誉。
1912年，因战乱停止办学。学堂历时近10年，计毕业学生约2000人。其中不乏著名科学家秉志、周仁；国学大师胡小石、柳诒徽、陈中凡；美术家吕凤子、张大千等。
1914年8月，江苏各省立学校校长联名要求在两江师范学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巡按使韩国钧批复：“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去年叠奉部文，准就两江师范学校校舍改设。” 1915年，时任北洋政府实业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于南京创立河海过程专门学校，隶属全国水利局。1915年3月15日正式开学。是辛亥革命后第一所招生开课的高等学府。第一人校长：许肇南。
1915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学（以下简称“南高师”）。经北洋政府批准，原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谦被任命为校长。
1915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开学，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子教会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德本康夫人。
1919年，留美哲学博士郭秉文接任南高师校长。此期间，始有“北有北大，南有南高”之说。
1921年，张謇、蔡元培、郭秉文等10人联名上书，在南高师基础上创立国立东南大学。下设23系，融文理、师范、农工、商科于一体。学科之多为全国之最，延揽学贯中西的学者不计其数，诸如物理学博士胡刚复，气象学宗师竺可桢，数学家雄庆来，教育家陶行知，桥梁专家茅以升等。
1923年，南高师正式并入国立东南大学。此时，东南计教职员200人，学生1600人，经费40余万。
1924年，东南大学决定停办工科，工科并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更名河海工科大学，仍隶属全国水利局，第一任校长：茅以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全国设立四所中山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合并其他高校后，建立第四中山大学，河海工科大学编入工学院土木系。
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4月定名国立中央大学。下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个学院，是当时国内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
1937年，因抗战迁至四川开学，在重庆沙坪坝，曾蒙重庆大学相助，医学院另迁成都华西坝，有赖华西大学支援。
1946年，抗战胜利后还宁。

国立第五中山大学：

国立河南大学：
追随着京师大学堂现代大学滥觞的脚步，1902年河南大学堂在省会开封诞生，但这个大学并没有发展起来。十年后的1912年，一批河南志士仿效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建立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种学校在全国少见，还有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在积贫积弱的内陆中原，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眼界高远、气魄宏大、教学先进，培养出了赵九章（中国卫星之父）、杨廷宝（建筑大师）、阎振兴（水利泰斗）、张伯声（地学巨子）等人，送走了很多学子去欧美深造，这批人后来大都成为栋梁。
接下来大学兴起，清华也成立大学部。河南需要大学，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时间是1923年。洋博冯友兰任文科主任，海归曹理卿任理科主任。但同为洋博士的前校长李敬斋一直以来主张将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工业学校，并以辞任以明志。两条道路泾渭分明，哲学家冯友兰着眼于长远，倾向通识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而李敬斋是权变的思路，当时的阶段应发展工科以促进工业化。孰是孰非？难以判断。但如果按李敬斋的想法实施学校主攻工科，那么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就会像浙江大学、湖南大学一样改成工学院，而不是和山西大学一起变为了师范学院。
在三四十年代河大拥有几十位海归博士，这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是会很有竞争力的。生物学博士王鸣岐解放后做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水利系的严恺做了河海大学校长，化学博士李俊甫与英国人李约瑟的交流激发了后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河大的很多任校长如田培林、邓萃英、刘季洪、姚从吾、许心武、黄际遇等都是洋博士，这些经受过欧风美雨现代文明滋养的学者使河大境界很高。
河大得以雄起，一是靠延揽人才，像张仲鲁、刘季洪、张静吾等都是到处请人。另一是善于经营，河南大学从教育部和省里争到了很多政策和经费。工学院院长阎振兴后来做了教育部长，校长田培林做了教育部常务次长，邓萃英也做了教育部次长，刘季洪做了考试院院长，姚从吾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 再一是不拘一格,26岁的人能当教授,没有学历的人也能当教授,河南大学有很多歪才怪才偏才。
解放前开封的运河还通畅，河大有很多来自省外的师生。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河大的科研、教学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培养出了很多的人才。从二十年代投身殷墟发掘开始，河大师生一直是殷墟和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力量，涌现出了董作宾、石璋如、尹达、孙海波、郭宝钧、朱芳圃等著名学者。经济系学生邓拓在校写成《中国救荒史》，填补了空白。化学系学生马可床头作曲，终成一代大家。医学院投入到台儿庄抗战医护贡献巨大，文学院出现了作家群星河灿烂。很多后来的名人如袁宝华、白寿彝、侯镜如、王实味、姚雪垠等都曾在河大就读。
河大平静的校园生活总是暗潮涌动，派系之争屡屡交锋，抗日抗暴轰轰烈烈，地下党活动频繁，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诸如王国权、赵毅敏、罗章龙、王雨田、邓拓、彭云等。1948年，河南大学左翼数百师生在范文澜、嵇文甫、王毅斋的领导下，投奔中原解放区，陈毅以其为基础成立了中原大学，范文澜任校长。中原大学1949年随中共中原局迁往武汉，后发展为中南财经大学等校。河南大学本部受国民党的指令往台湾南迁，先到了苏州停留，很多人拒绝去台。这次迁校造成大量人才沿途流失。由于河大的欧美色彩，不少师生最终还是去了台湾。剩余部分于解放后重回开封。
建国后高等教育采用苏联模式，强调分科、专业化，压缩大学，加强工学院、师范学院。这与民国时按英美模式注重综合性是不同的。于是河南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分别独立建校，财经系构建中南财经学院，水利系构建武汉水利学院，土木系并入湖南大学，植物病虫害系并入华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并入江西农学院。河南大学仅剩文、理科，但随后没有像山东大学那样保留综合性大学身份，而是变成了师范学院，全国后来仅有北师、华东、东北三所师范院校是重点。
河大的衰落关键点在省内的两次决策失误，一是1955年将河大理科迁往新乡，在开封集中力量办文科。很有积累的河南大学理学院只换来新建的平原师范学院文科三专业，同样拥有南京、苏州两所师范学院的江苏就没有互调专业集中建文理。以河南之大，本应分别建设河南师范学院、平原师范学院两所学校，而不是只建河南师范学院开封文科、新乡理科两个分部。接着两个分部又各自一条腿走路。省里的小气使仅剩文科的开封河大后来不能入选历次的全国重点大学，由此出现了大省河南长期无全国重点院校的局面。
二是省会迁郑后一直没带走原河大文理科。但是带走了原河大医学院、农学院，后来又拿走河大化学系成立河南化工学院（郑州工业大学前身之一）。而安徽、广西迁省会时都带走了最高学府。因此当六大区撤消、各省兴起综合性大学之际，山西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学院（原安徽大学）很快与新成立的山西大学、安徽大学合并，恢复了老的山西大学、安徽大学。而河南师范学院却因留在了开封，无法与新成立的郑州大学合并，以恢复老的河南大学。由于一省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政策限制，河大一直拖到二十多年后的1984年才得以复名，但仍作为师范院校。长期以来不以科研为主，学生就业多限于中学教师，严重影响了河大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迁到省会的山东大学与没迁省会的河南大学今天的巨大差距。河南大学不在省会又是师范院校，省里理所当然的要重视郑州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由河南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开封师专于六十年代并入仅剩文科四系的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使河大再次成为文理科院校，并开始了艰难的理科复兴历程。新乡师院也逐渐建起了文科，新乡的理科已不可能重回开封。就这样，左翼河大的三大领导人范文澜、嵇文甫、李俊甫分别去了武汉中原大学、郑州大学、新乡师范学院，做了校长。
在省主冯玉祥的支持下，中州大学发展很快，合并农业学校、法政学校，成为综合性大学，得到了国立第五中山大学的帽子，也许这个第五中山与第二中山武大、第三中山浙江大学、第四中山南京大学还有差距，但它也并非平庸之辈滥竽充数。像浙大一样，河大也是雄起于抗战时期。
中州大学后来改名为河南大学，因为老的河南大学堂变成了中等学校。1928年，河南大学成立了医学院，与已有的文、理、法、农并为五院。河南大学开始深耕，学校的建筑至今还昭示着当时的气魄和档次。这些建筑是比肩于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校园）、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校园）的，位居国内前列。规模宏大的大礼堂耗资二十万大洋，从德国进口屋架，可容纳三千人，而当时河大仅有五百师生。斋楼、六号楼、七号楼别具匠心，令人赞叹！这些建筑中西合壁，科学美观，至今仍是河大的骄傲。当时校园东边是明城墙，西边是河，北边是铁塔，南边是大湖，一派宁静优雅的气氛。遗憾如今已变化很多。解放前河大有2000多亩校区，号称华北第一大校（当时清华还没有东扩），分散于开封城的多个地方。解放后随着农、工、医学院独立，只剩下八百亩校园。
三十年代的河南大学就已经很有实力，人才济济，但直到1942年才得到机会升格为国立。1944年，在教育部高校评估中，河大获得全国国立大学第六名，这个地位在今天很令人怀疑，可能吗？又有人说，河南大学跻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册的几所中国高校之列是由于科学史家李约瑟抗战时曾到访过河大。2003年，央视“世界著名大学”中国内地十所高校中选择了河南大学，引起了全国的嘲笑。河南大学官方并没有公开很多过去的资料，我觉得河大至少可以进入民国大学二十强。它的农学院、医学院办得很好，医学院曾是全国五强之一，在解放后首批获得博士点。文学院更是名家云集，有范文澜、郭绍虞、姜亮夫、董作宾、萧一山、蒙文通、楚图南、高亨等。教育系入围全国前六，并培养出了研究生李秉德。从法学院当年开设的众多课程也可以看出河大的实力。
为什么竟没进入教育部直属？同样河南医学院当时并不比山东医学院、西安医学院差，却也没像后二者那样进卫生部直属。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改革开放初的河南并没有大力的向中央争取，反正当时是计划经济、包分配，人才总是会被分来的，管他在哪培养。如果争取，中央应该会考虑大省河南的需要。更何况耀邦同志对河南还是很关心的。
另一个问题是当时实力在全国很靠前的河大中文、历史、地理竟没设博士点，一种解释是教育部有保有压，博士点向重点大学集中，当时是不会让一个地方师范学院成为博士单位的，即使你很强。偏居开封的河大经过建国几十年岁月的淘洗，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河大一再的退让之后，它已经没有话语权去争待遇了，它曾经的优秀也饱受质疑。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人才纷纷向发达地区汇集，文理基础学科地位沉沦，地方院校遭遇到政策和经费瓶颈，内陆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于是河南大学随着开封的衰落而难以前进，相对地位大幅下降。
面对重重困境，河大苦苦的挣扎，尽管自身不乏痼疾，但曾经沧海、不甘沉沦的贵族骨血依然生生不息。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河大的数理化已经发展起来，生物、土木也先后重建，经济、法律有所起色，医学、药学从无到有。河南大学又开始了它新的崛起征程。
2008年10月17日，河南大学正式成为省部共建高校，开启了河南大学在新的平台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序幕。
嵩岳苍苍 河水泱泱 中原文化悠且长 济济多士 风雨一堂 继往开来扬辉光四郊多垒 国仇难忘 民主是式 科学允张 猗欤吾校 永无疆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

（英语译名：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NSYSU），为台湾研究型“国立”大学之一，其前身为1924年孙中山于广州组建的国立广东大学。国民党集团迁台之后，为因应社会对于高等教育需求之增长，1980年7月蒋经国遂指定于南台湾第一大城高雄市的知名观光景点西子湾设校，成为继“国立”成功大学之后浊水溪以南的第二所综合大学，也是该地第一所邻近国际海港以及捷运车站的大学，并与雄镇北门、前清打狗英国领事馆等文化古迹相邻。
该校现为全亚洲首座通过ISO9002认证以及全世界首座通过ISO14001认证的大学，除以海洋科学的教研重镇为显著特色外，也在台湾中南部的社会科学学术领域居首，并已连续入选「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中山大学现拥有国立大学首座获得AACSB认证的世界级商管学院，也与台大、交大共同拥有全台三座大学图书馆属性的寄存图书馆，并已持续获得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评为「全世界前500名的大学」，其「社会科学」领域排名为全台第二，「世界1000大商学院排名」、「进入ESI学门排名世界前1%」的数量以及「网络学术影响力」方面亦为全台第三。由于长期扮演全台产官学界的重要智库，大批教授与校友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多能扮演要角，同时也培育了为数可观的企业主管与“国会议员”。
[编辑本段]【概略】
校名
“国立”中山大学的校名，取自广州时期的创校人孙中山先生。
规程
“国立”中山大学遵奉《“国立”中山大学组织规程》为创学原则。
核心价值
「至于至善」（The Constant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Excellency）
总体目标
「培育社会菁英与领导人才」（The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through Cultivating Leaders across All Fields）
教育目标
1.加强学术专业（The Enhancement of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2.孕育人文精神（The Inculcation of the Spirit of Humanism）
3.追求宏观创意（The Pursuit of Unlimited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4.培养国际视野（The Cultivation of Global Perspectives）
5.促进五育均衡（The Balanced Promotion in All-around Ecation ）
教育愿景
2005年计划12年内（2017年）迈入国际一流大学，以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大为目标。
校风与特色
李焕校长揭示的四大校风为：忠诚、乐观、大方、谦虚。此外，他同时要求中山大学系所的设置，务必要与国家政策及国家建设密切配合。
身为「T3大学联盟」的发起者以及校龄最短的顶尖大学，中山大学正以美国常春藤盟校的达特茅斯学院为发展方向之范本，并已有于2017年晋身全世界前200名与设立生命科学学院之计划。目前，理工学院在无线局域网络方面的研究亦臻世界一流水平
该校目前藏有丰富的孙中山相关文物。
[编辑本段]【现况】
校训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历任校长
李焕
赵金祁
林基源
刘维琪
张宗仁
校歌
“国立”中山大学校歌创作于建校初期，由陈洪作曲，第一任校长邹鲁作词。复校后对原歌词作了少量修改，将原歌词第一、二两句“白云山高 珠江水长”改为“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
邹鲁 原词 陈洪 曲
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
吾校矗立 蔚为国光
国父手创 遗泽馀芳
三民主义 仪行四方
民国基础 大同梯航
莘莘学子 济济一堂
学以致用 不息自强
发扬光大 贯彻主张
懿欤勉旃 勿堕勿忘

Ⅲ 叶良辅的主要论著

1叶良辅．浙江北部长兴煤田．地质汇报，1919（1）：75—88，图版1—2．
2叶良辅，刘季辰．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田报告．地质汇报，1919（1）：27—55，图版1．
3L F Y ih，The geology of Hsi shanor thewesternhillsofPeking，Mem．Geol．Surv．China，1920，A（1），Englishpp．1—113，Chinesepp．195，pls．1 —15，text－figs．1—16．
4叶良辅，李捷．安徽宣城泾县煤田地质．地质汇报，1924（6）：25—50，图版1．
5L F Yih，Petrogra phy of the Dioritic Rocks from theContactMetamor－phicIronore RegionsofChina．Bul1．Geol．Soc．China，1925，4（2）：105—117，pls．1－Ⅱ．
6L F Yih．An Analcite Syenite Porphyry from Ling Feng Hsien，Shansi．Bull．Geol．Soc．China，1925，4（2）：119—124，pl．1．
7L F Yih & C Y Hsieh．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andPhysiographicHis－tory fte YangtzeValleybelowWu－Shan．Bull．Geol．Surv．China，1925，7，Englishpp．81—109，Chinesepp．49— 70．pls．1—8．
8L F Yih．Types and Genesis of the Iron Depositsin Nor thern Anhui．Bull．Geol．Soc．China，1926，5（1），65—76，pl．1．
9叶良辅．安徽南部铁矿之种类及成因．科学．1926，11（7）：849—858．
10L F Yih & K P Chao．Geology and Mineral Deposits ofYangSin，TaYehandOChengDistricts，Hupeh．Mem．Nat．ResInst．Geol．Acad．Sinica，1928，1，Chinese1—38，English4，pls．1—3，map．1．
11L F Yih & K P Chao，TheLin HsiangIronDepositsofHupeh．Mem．Nat．Res．Inst．Geol．Acad．Sinica，1928，5，Englishpp．1—9，Chinesepp．1 —10，pls．1—7，map．1．
12叶良辅，李璜，张更．浙江平阳之明矾石．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1930（10）：1—52，图版1—10，地形图1，地质图1．
13叶良辅．浙江沿海之火成岩．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1930（10）．
14叶良辅，李璜，张更．浙江青田县之印章石．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1931（1）：1—31，图版1—7，地形图1，地质图1．
15叶良辅．中国东南沿海区流纹岩及凝灰岩之矾石化及叶腊石化作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1931（11）：1—31．
16叶良辅．中国东南沿海火成岩区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1931：145—147．
17叶良辅，喻德渊．山东海岸变迁之初步观察及青岛一带火成岩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1932：175—176．
18叶良辅，喻德渊．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乙种，1934（1）：1—137；英文摘要1—83，图版1—18．
19叶良辅．研究浙江平阳矾矿之经过．地质论评，1936，1（2）．
20叶良辅．地形研究指要．浙江大学史地教育丛刊，1940（1）．
21叶良辅．科学方法与地学研究．浙江大学史地教育丛刊，1942（4）．
22叶良辅．丁文江与徐霞客．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丛刊，1942（4）．
23叶良辅．老师作育的成功．地质论评，1947（12）．

Ⅳ 河海大学校园生活丰富吗（江宁校区）

校园生活丰富不丰富主要和自己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学习时间大家都是三点式生活，内周末生活的话容要玩也一般不会在校内，都往校外去了。

水利水电专业玩的时间不怎么多呀，其实挺好的，我学自动化化，在学校一个月出两次校门的样子，也好少走宿舍，虽然没什么玩，不过我也觉得过的挺充实，专业课外，自学了一大堆东西。上大一的时候玩的比较多，上大二后哪还有时间玩，都忙起来了。

所以你去那呀不主要是看那校园生活如何，每个人对生活的理念不一样，就好比有人为了学习一个软件，一个学期心思全在上面，在我没看红楼梦前，你给我一本红楼，我可以安心的看几月。

也不清楚你所谓的校园生活在一丰富我怎样的一种存在，是指娱乐，还是学习，娱乐的话只要你性格好，在那有好朋友，生活怎么又会不丰富呢？要是学习，只要你真的把心放进学习里去，那可是朝朝胜朝朝，那时你就不会考虑到丰富了。

Ⅳ 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中国地质学会周年点滴回顾

浦庆余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1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有许多往事值得回顾和纪念。作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兼职副秘书长8年，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处专职工作14年，返聘7年的学会工作人员，更有许多话要说，为中国地质学会更加符合“由中国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成立的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原则，尽一份责任。特选择会员、理事会和会章三个问题，作些点滴回顾和粗浅分析，以求教诸会员。

一、一份会员名录的启示

1948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刊印了一份会员名录，编者按语写道：

本会理事会于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决议：“会员会友未履行其义务两年者，本会认为自动退会，并在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广告催交会费，至年终尚未交纳最近二年以上之会费者即作退会论。如继续履行义务，当随时恢复其会籍。”兹本会已于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十三日、十四日在南京中央日报通知此项决议；此次会员录即遵照前项决议编制，因卅六年前未交纳会费满二年致未编入此次新会员录内之会员会友，一俟补交会费，即随时恢复其会籍(永久会员当然不在此列)。

当年，执行的是1942年3月20日第十八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以促成地质学及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规定会费标准会员每年5元，会友每年2元，如一次交纳50元者为永久会员，团体会员每年400～600元。

抗战期间，我国一些院校、研究机关大多迁往西南后方，中国地质学会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重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很差，学术活动却接连不断。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院校、研究机构迁回原地，中国地质学会也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那时，有的会员就职单位有变动，有的出国深造或去国他就。在这个背景下，学会理事会于1946年11月作出决议，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把交纳会费作为重新登记的重要条件。

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公布了重新登记后的会员总数为486人，其中创立会员19人，刘季辰是1922年学会成立后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这里误记为创立会员，创立会员应有26人，重新登记者实际18人。还有8人，有4人已去世，他们是赵汝钧、丁文江、王绍文和葛利普，其余4人是李捷、董常、仝步瀛和麦美德，尚未重新登记不知何故。永久会员有357人，通信会员28人，荣誉会员1人，还有会友96人，机关(团体)会员44个。此外已故会员有28人，除了上列4位创始会员外，已故世者中有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大力支持者张轶欧，在野外地质调查时先后被土匪杀害的赵亚曾、许德祐、陈康和马以思，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地学系早期的系主任郑厚怀和被屈死的中央大学教授朱森等。

重新登记的486名会员中，按从事的学科或专业划分，地质学412人，地理学46人，土壤学11人，动物学2人，测量学4人，植物学4人，地球物理学5人，考古学1人，人类学1人。也就是说，与地质学相关之学科者有74人，占会员总数的15%强。体现了学科交叉，各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人气的旺盛，有较强的亲和力。

会员中还有少部分外国人。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就有三位外国人，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美籍古生物学家Grabau A.W.，农商部顾问、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籍新生代地质与考古学家Andersson J.G.，燕京女学校地质学教师Miner L.。1922年就有在北洋大学任教的美国地理学家Barbour G.P.，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Berkey C.P.，日本东北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早板一郎等入会。1948年重新登记时安特生和那林已经回瑞典，巴尔博已回美国，早板一郎在台湾大学任教，德日进已回法国，梭颇已回美国，他们也都重新登记为我国地质学会会员。反映这些曾在中国任职的地质学家对中国的感情，也说明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起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学术团体。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已步入政界的翁文灏和朱家骅两人，翁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刊印名录时翁已下野，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南京解放后，1949年7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决定：会员翁文灏、朱家骅两人被列为战犯，停止其权利和义务，会员录上不予列名。不知何故，翁文灏回来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肯定其为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没有恢复他的会员权利和义务。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从事地质地理工作的年轻学者和应届毕业生出国留学，在国内时有的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有的是会友，可能是通讯不便的原因，也可能是别的缘故，除了池际尚、周明镇、谢觉民、李璞、马杏垣、杨怀仁外，其他人没有重新登记。值得称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池、周、李、马、杨和涂光炽、张炳熹等先后回到祖国大陆。谢觉民和杨怀仁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的，谢觉民没有回来，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1980年后与我国地理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在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在解放战争后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翁文灏虽在1948年11月末卸任行政院院长，担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他对蒋介石不满，千方百计要摆脱蒋介石，但由于被列为战犯，又不敢留在大陆，转展香港、法国，终于在1951年回到祖国大陆。丁骕和张其昀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教人文地理。丁骕因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党部书记，张其昀时任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书记，前者去了美国，后者去了台湾。张其昀到台湾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任“总统府资政”。他后来在研究和整理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在台湾有很大影响。

1929年2月14日第六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规定：“国外之地质学者或古生物学者对于中国地质有所合作或有所贡献者得为本会通讯会员。”之后陆续发展通讯会员。这次重新登记的通讯会员28人。国籍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奥地利和瑞典，其中美国的Broom R.教授正在南非任职。

重新登记的会员中有1948年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朱家骅、杨钟健和黄汲清。后来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有75人，其中2人当时还是会友，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的有3人。

重新登记的机关(团体)会员有44个，除了当时我国三大地质机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以外，还有资源委员会，四川、台湾、江西、西康、河南、湖南、福建等省的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一些矿业公司、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一些官民联办的矿业公司、国防部测量局、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院、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和清华大学。

从这份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名录，我们可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中国地质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它的性质是群众性的，属非政府组织，所谓自愿组成，指的是成立时有发起者，即创始会员，会员自愿入会，自动退会，进出自由，要尽义务，交纳会费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中国地质学会号称有多少万会员，却不交纳会费，有的退休多年，有的出国很久都没有联系，不知谁入会了，谁退会了。所谓的会员是虚位，是“被会员”。谁当理事了，谁当理事长了，就办个会员证。团体与政党不一样，但也得像个样子，有点规矩才是，须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其次，中国地质学会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会员结构上体现了以促成地质学及与其他地质学有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有46位中国地理学会会员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竺可桢1922年就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他也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1948年还重新在中国地质学会登记。地理学者中有地貌学者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如果是学科接近的话，那么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学者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比较远了，如胡焕庸、张其昀、谢觉民、张印堂、陈正祥、周立三、钟功甫、薛贻源、洪思齐、严重敏等。研究动物学的张春霖、寿振黄，研究人类学的吴定良，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侯学煜也都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这份名录的编排按英文字母次序，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大小和专业，也不论在中国地质学会中的职务如何。只列何时入会，何年成为永久会员，以及当时服务于哪个单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凡是中国地质学会会员都是一律平等的。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只是会籍、会龄的区别。

1980年初，李春昱曾说1948年由他经手将学会的8000美元请美国友人存在美国的银行。我1985年到学会工作，在1994年听说此事，向学会有关人士询问此事，据时任专职副秘书长的何世沅说，当时请李春昱把详情写了下来，隔段时间找不到了，再请李春昱写了详情，李很不高兴，但还是写了。何世沅说，这张纸也找不到了，那时李春昱已去世。我问过程裕淇，他说听李说过，程裕淇还记得那个美国人是位女士，他还记得她的名字，他把这位美国友人的名字写了下来。后来，新任专职副秘书长王弭力把南京会所和美国存款的事认真办了，南京会所要回来了，存款一事没有确切信息，没有办成。1948年学会哪有这么多钱，有可能是至少一部分是会员重新登记时交的会费。

二、一份历届学会领导机构名录的思考

我根据历届理事会名单，整理了一份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至今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从这份名录并结合中国地质学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可以得知中国地质学会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中能够获得学会工作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以及今后如何改革的启示。

从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到1952年，共27届理事会的任期基本为1年，至多跨2个年度。理事人数从数人到十数人，第八届及以前设副理事长2人，第九届至第三十一届不设副理事长，第二十一届至第二十六届，增设监事会。理事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书记)和会计等分工。也就是说，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评议会)是名正言顺地在理事。理事长，一般不连任。这是比较合理而又高效的学会治理结构。

从第二十九届(1954～1956)理事会开始，理事会任期延长至4～6年，第三十一届理事会(1962～1979)因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从这年开始到1971年，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受到冲击。至1972年因对外关系需要，恢复以中国地质学会名义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理事人数急增，如第三十一届44人，从第三十二届到目前的第四十届，增至100多人，这一时期从第二十七届(1951)至1971年李四光逝世，他连任了6届的理事长，长达20年。这对于学术团体来说，是不正常的状态，与民间学术团体的治理结构出入较大。这一时期取消了理事会的会计，由挂靠单位的会计代行会计工作。鉴于不收会费，经费由挂靠单位和中国科协支持，经费账目也不必向会员公布。这一时期，开始(1950、1951)因秘书长孙云铸工作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该系学生游振东和何锡麟协助秘书长工作。1952年开始设专职职员。第三十一届理事会开始设专职编辑组成《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编辑部。也就是说学会有了办事机构，理事会开始摆脱办理学会之事。

中国地质学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单表

续表

续表

从第一届至第三十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都由地质学家担任，第二十八届至第三十一届理事长李四光虽是政府的地质部长，但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第三十一届的秘书长朱效成虽是司局级行政干部，但他在他们这个层次的行政干部中，学习地质学的成效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一位懂得地质学的管理干部。从第三十四届(1988～1993)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开始由挂靠单位地质部、地质矿产部至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开始先后任理事长的几位部长和副部长虽然是学地质，从事过地质工作，但是以他们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和学识，是当不了理事长的，是部长的身份才当得了理事长。从理事长人选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学会的治理结构已偏离了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常务理事会例会的举行也与国家行政机关的部长办公会议同一模式，有人戏称“将地矿部部长办公会议搬到地质学会来了。”有段时间，为了减少层次，因繁就简，将常务理事会议与秘书长会议合并召开，名为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后来也被一位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地矿部副部长否掉了，说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是两个层次的，不能一起开会，以后就变更为常务理事会决定，秘书长会议落实工作。在行政部门看来理事长、副理事长与常务理事基本上是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副秘书长基本是处级干部，只有前者可作决定，后者的任务是将决定落实到实处。在一起开会觉得不成体统。这又是将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带到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的会长(理事长)应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如果他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则更佳，这是国际惯例。1979年以后，全国性学会迅速增加，且有部门分割的趋势，这是利益所向。这既有积极意义，也隐藏有弊端。而且有不少学会由本部门的行政领导，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的首长担任会长。1980年后期，国务院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担任学会、协会和研究会的领导职务，这是正确的。但是留下一条尾巴，说若的确需要，应报国务院批准。实际上这项规定是对已经担任学会、协会领导职务的行政领导的一种限制，而不是为了扩大。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1979～1983)、第三十三届(1983～1988)理事长先后由黄汲清和程裕淇担任，以前几届的理事长李四光虽是地质部部长，但他毕竟还是著名地质学家。以后换届除黄汲清和程裕淇外，不是没有合适的著名地质学家。再说，李四光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学会并无职务，只是先后由具有地质背景的副部长宋应和学部委员、副部长许杰担任学会常务理事；黄汲清担任理事长时，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大光也未在学会担任职务，只有副部长邹家尤出任18位副理事长中的一位副理事长。程裕淇担任理事长的阶段，夏国治副部长担任副理事长(当时有9位副理事长)。1988年以后的6任理事长都是地矿部或国土资源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担任理事长，而且有的并无学习或从事地质工作的背景，由于部长又是部里的党组书记，工作很忙，还要有一位副部长或副部级干部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这样做，名义上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学术团体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的倒退；名义上是争取部里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说是经过国务院审批，实际上你报上去了，能不批吗?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

三、几份会章的回顾

中国地质学会章程是中国地质学会性质、宗旨、任务、行为规范的约定，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指导和自我约束，可以说是学会的根本大法。中国地质学会章程从1922年成立起到现在经过十多次的修改。

中国地质学会的名称是1922年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了的，已经有90年的历史。学会的宗旨1922年章程规定为“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这一宗旨的叙述既简洁又明了，这一记述在1929年、1931年、1935年、1942年的几个章程和简章中一直沿用。而1954年2月的章程却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技术经验，谋地质知识之提高与应用，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其实学会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至于“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政治任务。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4年的会章规定的宗旨是根据这种精神修改的。

1950年8月26日的理事会会议赞成谢家荣的提议，取消永久会员，这样就在没有经过会员代表大会票决的情况下剥夺了已交50元大洋的永久会员并得到学会承诺的权利。

1957年的会章对学会宗旨修改为：“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科学技术经验，开展学术讨论，努力使我国地质科学迅速达到世界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次修改会章，对学会宗旨的表述是根据这些原则而进行的。

再一次修改会章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3月18～31日，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当时重提四个现代化和出成果出人才。1979年的会章总则包括第一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性质是学术性群众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表明中国地质学会的任务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团结广大地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地质战线出成果、出人才，为地质科学技术迅速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在21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第三条是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经验。显然这条是总结“文革”及以前的经验教训，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背景下，写进会章的。1983年会章只作文字修改，内容与1979年会章基本相同。

1988年会章与1979年和1983年会章除了增加培育、推荐人才和改革的内容外，其他基本相同，这是因为此时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青年地质科技奖，中国科协设立了青年科技奖，学会和全国地质部门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1993年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的会章，第二条明确为宗旨，是这样陈述的：“本会宗旨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精神和优良作风，团结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促进地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地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是由于中国科协提出了“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的科协精神，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提出了两个促进。此前，1991年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科协于1992年制定了新的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是按照《条例》和《通则》的要求，总则应概括为三个内容，一为本会性质，二为宗旨，三为任务，进行修改的。

1997年会章与1993年会章基本相同，只是第一条本会性质，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是发展地质科学的社会力量”“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及其下属组织”。这样，就明确了中国地质学会在发展科学中的社会地位，对自己的职责作了限定。实际上，中国地质学会从来就是代表中国地质界参加国际地科联的活动，只是因为在北京举办第30届地质大会非常成功，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这里作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条宗旨增写了“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放在1993年会章的两个促进之间。这里的“成长”主要指的是青年地质人才，“提高”主要指的促进成为两院院士和中国地质学家走向世界，如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有关职务，承担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报告和主持人，等等。

2000年的会章是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的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重新登记时，根据民政部提供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修订的，总则增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的英文名称，增添了“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范”的内容，明确了“民主办会”的原则。将原会章中的“任务”作为“第二章”业务范围载明。整个会章的章、条均按《范本》重新调整。特别是载明“本会接受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以及挂靠部门国土资源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即认了三个上级管理单位。

2006年会章按1997年和2000年会章中总则第三条宗旨的四个促进，增加了第五个促进“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历年会章的变化，除了上述原则、宗旨以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任务”或“业务范围”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1922年只说有一种刊物，名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9年会章有“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之有贡献者”，1942年会章增写了出版物有西文会志和中文地质论评。1954年会章专设一章“学术活动”另一章“刊物”，1957年会章增加了“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科学技术问题”。1979年会章专列“主要任务”一章列举了7项，1983年会章的“任务”一章，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仍为7项。以后几次修改会章大体都是这样改动。又如，关于会员，历年也有变化。

一个国家有三部分的组织，一是政府，它具有管理国家的行政职能，由选民选举产生，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机关；二为企业，它以赢利为目的，同时为公民生产和提供生产和生活物质。政府维护公民的权利，企业有自己的私利。中间就有一批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学术团体是第三种组织中的一分子。它从政府“批发”服务，廉价或无价提供给公民。作为学术性团体，有别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也有别于企业的研发部门。它的业务范围是很明确的。早期的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规定的“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学科之进步为宗旨”既明确又简洁，也好记。后来的会章几经修改，增加了许多，实际上是这一宗旨的细化，或具体化，为什么“促进”原来是两个，后来增加到三个、四个和五个促进，越是具体，越是不全面，要不断补充。而且由此具体化反倒不确切。例如，1957年会章中说要“从事学术研究”，这应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任务。1983年会章中提出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实际上学会在咨询服务上不具优势，至于把“遵守宪法、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指导下开展活动。”作为宗旨写进会章没有必要，一是这种要求是每个个人、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业甚至政党都应做到的起码的要求，只要是公民、法人，都应如此；二是这个要求是义务、是责任、是共识、是常理，不是属于宗旨的范畴。

会章要简单明了，要有个性，既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既要便于记忆，又要有可操作性。制定一个好的会章不是件容易的事，值得好好研究。

以上对一份会员名录、一份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名单和历届中国地质学会会章，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是很肤浅的，可能存在错误。但其目的是为了中国地质学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家，找准位置，成为真正的符合非政府组织特点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起到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Ⅵ 南京是不是也有所“中山大学”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全国设立四所中山大学。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工业内专门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容、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农业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合并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
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4月定名国立中央大学。
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50年国立南京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