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北京大学教授在新体育

❶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历史回顾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25年北京大学建立了生物学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校的生物学系合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成立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北大生物学系初建
1918年，蔡元培校长聘请钟观光为北京大学副教授，筹建生物学系和标本馆。钟观光对蔡校长说：“愿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君之托也。”此后，历时十载，在全国采集并制成蜡叶标本16,000多种，共15万号；动物500多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300余种。1924年北京大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标本室。
1925年9月，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建立。谭熙鸿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两年后由经利彬先生接替。1932年，张景钺先生从欧洲回国，应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出任生物学系第三任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生物学系形成了我国北方近代生物学教育中心，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张景钺、陈桢、李汝祺、李继侗、吴韫珍、胡经甫等一批早期留学欧美的学者，将现代生物学知识带回中国，并培养出严楚江、徐仁、王伏雄、谈家桢、吴阶平、赵以炳、吴征镒、沈同、陈阅增、林昌善等生物学界的杰出学者，形成了一支中国现代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专家队伍，对我国生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生物科学研究的奠基时期。三校的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们在我国生物学最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如动物、植物区系和分类学、遗传学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
张景钺先生关于光照对植物形态建成作用的研究，李继侗先生关于去顶燕麦胚芽鞘上新生顶端的出现研究，陈桢先生关于金鱼家化过程的遗传学研究，李汝祺先生对马蛔虫染色体研究和瓢虫基因互作研究，都是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工作。吴韫珍先生进行了华北植物的调查和分类，绘制了近两千种华北和云南高原植物原色精图，推动了植物分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胡经甫先生用几十年时间，编写了巨著《中国昆虫名录》，是中国昆虫分类学的奠基性著作。李汝祺教授早年师从美国著名遗传学家T.H.摩尔根和C.B.布里奇斯，是第一位把细胞遗传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为我国遗传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烽火中的“绿色园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在长沙合办起临时大学。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李继侗教授担任生物学系主任。 1937年12月中旬，战火逼近长沙，学校决定迁往昆明。1938年4月2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同年5月4 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生物学系主任仍由李继侗先生担任。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生物学系师生在交通闭塞的云南，利用各种途径与外界联系，以开阔眼界，获得新知识。当时，杜增瑞、殷宏章、沈同和吴素萱等四位年轻教师从海外归来，带回了国外的新知识和先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开阔了眼界。沈同教授常常组织学术报告会，大大活跃了当时生物学系的学术空气，也培养了年轻教师。英国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博士1941～1942年来访，他在生物学系作学术报告，赠送一批生物学书刊杂志及幻灯片，沟通了联大和西方科学界的联系。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环境下，参加湘黔滇步行团的吴征镒先生一边步行，一边采集植物标本，几十年来对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研究取得开创性成就；赵以炳教授不失时机地研究了海拔对中国人血相的影响；张景钺教授指导助手对云南的魔芋进行形态学的研究；殷宏章教授等在国外发表了有关气孔中磷酸化酶的论文；牛满江用当地两栖动物蝾螈进行解剖及色素细胞和胚胎发育的研究工作；陈阅增草履虫交配型的研究成果后来在美国发表；沈同教授领导的动物生理学实验室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云南白药对治愈伤残的突出功效；沈嘉瑞教授研究了“昆明滇池及洱海中甲壳类”；赵以炳教授研究“蝾螈水盐平衡”；黄浙进行了“昆明涡虫分类和生殖发育”的研究；李继侗教授指导学生开展了生态学研究；汤佩松教授主持的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开展了植物生长素的研究，完成了“离体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研究”。这一工作被国际上认为是植物生理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西南联大是三校优良传统的汇合。北大博大自由的学术空气与清华、南开科学严谨的管理相结合，使西南联大生物学系成为抗战后方的一块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绿色园地。今天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严谨而活跃的学风，勤奋进取的精神，正是在那个时期，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继承和发展下来的。
恢复、重建，三泉汇流燕园
—— 院系调整后的生物学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0月北京大学复校。复校后的生物学系分为植物学系和动物学系，由张景钺先生任植物学系主任，汪敬熙、庄孝僡和李汝祺先生先后担任动物学系主任。当时任教的著名教授有陈桢、李继侗、汤佩松、赵以炳、吴素萱、崔之兰、罗士苇、张兆骞、李铭新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原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各系合并，成立了新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在燕园东区建成生物楼。曾就读西南联大后留学海外的陈阅增、陈德明、曹宗巽等一批学子回到北大生物学系。
三校生物学系合并后，著名的植物形态解剖学家张景钺先生任系主任。张景钺先生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当时生物学系设立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学和动物生理学四个教研室，并于 1956年在全国率先正式建立生物化学教研室。
植物学教研室主任李继侗教授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192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植物学会创始人之一，在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专门组，开创草原生态学研究。1957年李继侗调内蒙古大学任副校长，将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移植至内蒙古大学，并发展成为我国草原生态学研究中心。
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汤佩松教授于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他在植物代谢的诸多领域，如呼吸作用、光合作用等方面均有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国有较高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之一。植物生理学教研室的另一位学科带头人是当时刚回国不久、年轻的植物发育生理学家曹宗巽。
动物学教研室主任李汝祺教授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早年师从T.H.摩尔根和C.B.布里欺斯，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是发生遗传学这一分支学科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历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动物组织胚胎学家崔之兰、原生动物学、细胞学家陈阅增、昆虫生态学家林昌善、昆虫毒理学家张宗炳是动物学教研室的主要学科带头人。
动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赵以炳教授是我国著名生理学家，1934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是世界上率先研究冬眠生理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工作成为冬眠生理学经典工作的一部分。生物化学家沈同、张龙翔和生理学家陈德明是动物生理学教研室的主要学科带头人。后来，从动物生理学教研室分出生物化学教研室和生物物理教研室，由沈同和陈德明分别担任这两个教研室的主任。
陈桢教授在生物学系致力于中国生物学史的研究工作，并开设“中国生物学史”课程。陈先生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遗传学，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关于金鱼遗传、变异和进化的研究是我国现代生物学的一项经典性工作。他1953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后任所长，同时仍继续在北大生物学系任教。
1954年沈同教授与张龙翔教授一起开始筹建生物化学教研室，并于1956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首先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张龙翔先生在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化学系进行结核杆菌脂质化学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张龙翔教授任清华、北大、燕大三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副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1年至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任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长。
当时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汇聚了十多位全国一流的顶尖生物学家，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纷纷派人到北大进修学习，生物学系的影响辐射全国，为我国高等院校中生命科学学科建设、教学建设、师资建设做出了贡献。

❷ 北大教授魏坤琳在《最强大脑》中常以科学自居，他科学成就很高么

魏坤琳在《最强大脑》

魏坤琳在《最强大脑》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科学是我评判的唯一标准。”他在现场审判，选手的所有表现都会被他以数据形式汇总，然后得出分数，完全依赖数据的评分过程被观众视为最为公平的现场审判，而结果极少出现争议。

总体而然，魏坤琳的科学成就还是不低的，而且还在不停的追求科学的严谨，并且将他运用到生活之中，我觉得算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吧。

❸ 林忠平的北京大学教授

林忠平、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并考取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植物所工作。曾任该所基因工程中心主任。1995年调入北京大学，在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分子生物学和植物基因工程研究。早期研究灵芝人工培养技术和药效。著有《灵芝》一书，推动了这一传统药物的应用。其后在植物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领域有不少研究。1986年起主要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学。承担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973计划，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中的课题和多项国家重要科研项目。曾获二个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其它一些奖项。有多项科研成果通过鉴定，获省部级成果。1991年升为教授。做为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植物学会分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在中科院曾获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在北京大学还担任研究生课程《生命科学新思考》的主讲，引导学生去探索生命科学的前沿，介绍生命现象中许多发人深省的哲理。两次获北大奖教金。发表学术论著近200篇，申请中国专利13项。编撰了《走向21世纪的植物分子生物学》一书。近年来多次到新疆考察和做了许多支援边疆发展的工作。目前所领导的北大农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AgMoBiol实验室）在以下几个方面从事高新生物技术研究： （1）提高植物对逆境胁迫的抗性Plant resistance to environmental stress
（2）植物生物反应器生产药用蛋白Plant bioreactor for proc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otein
（3）植物次生代谢的基因调控Genetical control of secondary metabolite in plants
（4）转基因食品的致敏性评估Assessment of GMO allergenicity
其中一些成果显示了良好的产业化应用的前景：
关于利用高新生物技术培育耐旱、耐寒草坪草的工作（863计划资助）于2005年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成果鉴定。已有转基因草坪草获准进入生产性试验。一个非转基因的优良草坪草品种，在大面积种植和比较的基础上通过了国家品种审定。利用遗传改良的植物和微生物用于污泥无害化处理和废水净化方面做了一些有应用价值的试验。
利用植物和高等真菌做为生物反应器，制备口服型的人胰岛素、人表皮生长因子等在动物试验和培养细胞的试验系统中取得可喜结果。利用基因操作技术进行植物次生代谢途径的分子调控取得良好结果。其中包括在生菜中制造高含量的白藜芦醇。在非豆科植物中产生大豆异黄酮。
建立了转基因食品的致敏性评估的数据库，血清学试验方法，并通过电脑模拟过敏原蛋白进行致敏性预测的研究和蛋白可消化性的预测。

❹ 摇着轮椅上北大的原文

摇着轮椅上北大
李春雷
她曾有一双弹跳如簧的腿啊。
在邯郸市实验小学读书的时候，郭晖喜欢跳舞、长跑，穿着漂亮的裙子，跑着，跳着，风的翅膀擦过耳翼和双腿，飘飘欲仙，像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她还是班里的卫生委员，教室在高高的四楼上，擦玻璃，她的双腿像猴子一样缠住窗框，身体探出窗外，摇摇欲坠，老师吓得脸变色了，她却在嬉嬉地笑……
一次体育课上比赛爬杆，她上不快，急得直哭。晚上，父亲在操场上教她，告诉她如何用力，10颗蒜瓣般精灵的脚趾认真聆听，心领神会，合力团抱，腿窝一用劲，“蹭”地就上去了，灵巧得像家里豢养的猫咪。
那时，她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演员。
一切的转折在1981年5月9日，她刚刚11岁，正读小学五年级。
那一天上午，亮丽的太阳，轻柔的春风，天地祥静。体育课上练习跳远，她不小心崴了脚，脚踝处隐隐作疼，豇豆大的一片猩红。
晚上睡觉的时候，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心疼得直唏嘘。城里的母亲大都如此宠爱孩子呢，就带她到医院去了。
后来的一生中，母亲是多么地后悔啊。如果不去医院，用不了几天，孩子的脚会自愈的。可这一去，便把惟一的女儿抛进了一个黑色的无底深渊。
第一家医院说是滑膜炎，连打了三四针封闭，红肿未见消退；第二家是中医院，建议用中药，喝苦水；第三家是本市的权威医院，白头发、戴眼镜的老权威粗粗看了看，说是风湿性关节炎，肌肉注射激素。一个多月，连打了17针，不仅未见好转，而且身体也虚胖起来，嘴边竟长出了毛茸茸的胡须。她吓得直哭，父母小心地试探着上前询问，可权威不容质疑，怫然变色，坚持说这是正常反应，应该继续用药，说着又开了10针激素。父母不寒而栗，夺门而逃。
另一家医院的切片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是滑膜结核。
天啊，这鬼怪一样的东西是如何附身的呢？为什么偏偏染上了花季的蓓蕾呢？
结核在过去曾是不治之症，但现在是新时代了，是可以治愈的，那就治疗吧。
北京的几家医院门槛太高，根本挂不上号。转而向南，她的老家在湖南长沙，通过熟人，终于住进了当地一家专业医院。
这时的她还能走路。医生乐观地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像以前那样跳起来的。
天真的小姑娘笑了，心底里的天鹅湖又开幕了。
她曾注射过几个月的激素，结核菌早已在体内扩散，可医生确定的治疗方针是保守疗法，连片子也没有拍。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医疗水平还是低下啊，拍片子是特权，要走后门的。
就这样，阴险的黑色毒菌在骨髓里暗燃着、繁衍着，筑起了一个个蜂窝般的病灶。只是可怜的她，她的家人，还有权威的医生们，都不知道。
又是几个月。腰椎隐隐作疼，再次要求拍片检查。医生笑笑说，没事，北方孩子不习惯南方潮湿，挺一挺就好了。
机会就这样生生地跑远了。
1982年10月的一天，突然发起了高烧，连续不退。
三天后的一个夜里，晕迷中的她突然问陪床的母亲：“妈，我的身子呢？我的腿呢？”
妈妈摸着她的双腿，惊奇地说：“不是在这里吗。”
“没有啊，我感觉不到呀！”郭晖用手狠命地拧着自己的腹部和双腿，竟一丝儿痛感也没有。想翻一下身，除了头颅和双臂外，浑身都不听指挥了。而且，大小便也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煞那间，她明白：自己已经彻底瘫痪了！
天塌了，地陷了，母女两人抱在一起，恸哭着，拼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一绺绺地扯下来。医生回家了，根本联系不上。南方的夜空里，流浪着母女两人无助的歇斯底里的嚎淘。
一夜之间，母亲满头白发，满脸皱褶，变成了呆若木鸡的祥林嫂。
医院赶紧拍片，这才发现，骨结核导致脊椎7至9椎严重畸型，压迫神经，其中部分脊椎已经损坏殆尽。医院无计可施，不得不劝他们另寻高明，去北京手术。
留在该院，无异于等死，可长途跋涉去北京，又无异于送死。走投无路时，家人只得把她抬进了长沙市人民医院。
那是一次开胸手术啊。刀口是从腋下切开的，冰凉的手术刀下，自己的身体像拉链一样被划开了，她甚至清楚地听到了自己肌肉和骨胳分裂的声响，感到了温热的血液在汩汩涌出。她的梦呢？她的翅膀呢？她的羽毛呢？现在，不仅羽毛被拔掉了，连翅膀也被割除了。12岁的小姑娘，看着白白的天花板和医生们在灯下忙碌的身影，忍受着人生的大痛苦和大悲哀！
手术只是清除了结核病灶，但高位截瘫是定而无疑了。
父母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女儿会永远这样下去的，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1985年1月，父母终于将她送到了位于北京通县的国内最著名的骨结核医院，进行了第二次开胸手术。
这次开胸是从背后切入的，骨肉如泥，任医生宰割吧。
术后的半年里，她的身体再一次被嵌进了固定的石膏里。每天吃利福平等杀菌药，输红霉素，每次五六个小时，剧痛如剐。她忍着，咬着牙忍着。对疼痛，她早已习惯了，她甚至渴望疼痛，疼痛是存在，疼痛是唤醒，疼痛是幸福，可大部分的身体连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啊，只要能站起来，不，能爬起来也行啊。她在疼痛中坚持着，坚持着……她总相信，忍到最后是希望。
但，希望的影子最终也没有光临。
郭晖的世界只有两平方米，以臂为半径，连近在咫尺的窗帘，她也没有能力去拉开或关闭。她只能仰躺在床上，不能侧身，不能翻身，更不能坐起来。想想看，一个脊椎失效的人，能干什么呢？
白天，家里只她一个人。父母都上班了，为了自己，家里已累债两万多元，而父母的月工资相加也不过200元。家里连一台电视机也没有，她只能就这样躺着，躺着……
“嘭，嘭……”有人敲门了，她不能去开。
忽然闻到一股臭味，原来自己大便了，她没有感觉。
一次， 楼上人家装修，天花板和墙壁剧烈地震荡，她还小，以为是地震，吓得嗷嗷大
哭，想逃跑，身体却动弹不得。
家里养着一只雪白的猫咪，小猫咪在房间内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无忧无虑地睡觉，自由自在地唱歌。我的生命还不如一只猫咪啊。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她想到了自杀，可她连自杀的能力也没有啊。
父母觉出了她的心态变异，就把她安排到客厅里住。这样，家里来人可以说说话，大家围坐在一起，消除寂寞。还给她买回来一个收音机，没明没夜地陪她说话。
楼上有几个小伙伴，也不时地来看她。敲门后，她开不了门，她们就站在门外给她说话，唱歌，讲学校里的事儿。
她仰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脸上绽开一缕缕苦笑。
生命的信念，如同一盏油灯，飘飘忽忽地亮着……
既然生命不能就此死去，那为什么要让时间白白流失呢？
于是，她决定开始自学，她又拿起了小学课本。
可是，她是一个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的重残人啊。她不能坐起来，只能躺着看书，用双手举着书看。
就这样，无腿的她开始了一场令世人匪夷所思的攀登。
一起上路的还有她的父母。母亲日夜操劳，端水喂饭，梳头洗脸，她生了褥疮，后背溃烂，母亲时时扶她翻身。大小便失禁，被子、褥子需要天天清洗。家里积债如山，工资几乎全部用于还债，连一台洗衣机也买不起。母亲就是一台永不疲倦的洗衣机啊，洗白了黑夜，洗暖了寒冬，时间长了，手上的筋骨全变形了，其中九根手指竟变成了曲曲折折的树根状。
父亲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爱好音乐，拉得一手小提琴，可现在，乐器们全藏在了床下，被猫咪咬断了弦。他学会了打针，成了女儿的保健医，每天夜里帮她按摩和屈伸双腿，一次、两次，直至2000次……固执的父母总希望突然有一天，女儿猛地站起来，笑盈盈地说：“爸，妈，我好了，上学去了。”说完就蹦蹦跳跳地跑出了门。
可这是一个怎样的幻想啊。
在母亲的搓衣声中，在父亲的按摩声中，郭晖仰躺着，用三年时间自学了全部初中、高中课程。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物理、化学等需要做试验才能弄通的原理和公式，她也全部揣摩透了。
胸中的世界慢慢大了起来，有了阳光，有了笑声。
她还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文学，古典诗词、外国名著，都读遍了。在艺术的氤氲中，她悟到了生命的真谛，无意中也觅获了通向未来的秘径……
要活下去，首先要坐起来。
可要坐起来，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啊。
胸部以下没有知觉，脊椎无法用力，只有靠臂力带动。可她现在是一个没见过阳光的枯黄的女孩啊，就像温室里一根残缺的豆芽。母亲在她后背下垫被子，一层、两层、三层……天天加高，每次垫高四分钟、五分钟、六分钟……日日增多。又买来两个哑铃，让她练习臂力。有时，父母两人一起动手，和她比赛掰手腕……
她已经习惯了仰视，刚坐起来的时候，眼光迷离而散乱，世界在她面前像一组组摇晃着的镜头。
这个过程整整适应了一年，她终于能坐起来了，世界在她眼里各就各位，又恢复了秩序。
好几年没有出门了，她要走出去！
父母为她买了一辆手摇车，时时推出去晒太阳。她苦苦的生命第一次嗅到了阳光的暖香，尝到了微风的甜润，世界真是美好啊。明艳艳、鲜酥酥、香喷喷的阳光，滋润着她枯黄的皮肤，悄悄地泛起了红晕。像一棵孱弱的含羞草舒展开了叶片，她融入到大自然中了，她的生命活力又焕发了。
有时候，她也能自己摇着车出去了。虽然蹒蹒跚跚，但那是她再次迈向社会的脚步啊……
一次，在学校操场散步时，遇到了父亲的同事张老师。张老师说，最近学校办了一个英语自学考试大专班，像她这种情况可以报名。
大专班的教室在五楼，郭晖怎么上去呢？只有借助父母的后背了。父母已经六十岁了，
多年的心力交瘁，营养不良，瘦骨嶙峋，体重只有百多斤，还没有她重。每次都是替换着背上去，父亲背到二楼，再转到母亲背上，母亲背上三楼后，父亲又接过去。背进教室后，郭晖不能就坐，父母就用四张课桌把她的身体挤在中间。大小便时常失禁，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从前一天就开始不吃饭、不喝水，但女儿饿着渴着，母亲心痛啊，所以，总也没有完全给她停饭停水。每次上课的时候，母亲就拿着女儿在厕所用的特制木凳，在门口等候。每到课间休息时，就急匆匆地跑进去，把女儿背进厕所……
别的同学都是正规高中毕业，系统学过英语，只有她是小学程度。刚开始的时候，听不懂，跟不上，气得直想哭。
由于是成人自学考试，参加者都有稳定的工作，所以，上课的时候，这些健全人大都嘻嘻哈哈，心不在焉，窗外的诱惑太多了。只有她认认真真，字斟句酌，如春蚕食桑，全变成了腹中的经纬。
学校里有两个来自美国的外教：英格和劳荔。郭晖与她们交上了好朋友，没多长时间，口语水平大进，像流水一样，她已经融入英语的海洋里了。
毕业考试的时候，全班30多名同学，只有郭晖一次性全部过关。
接着，她又报考自学本科。
两年后，在父母的背负下，再次顺利通过。
1996年初，山东大学在本市开办英语研究生班，她想报名，可一打听，三年下来，费用三四万元，这对自己这个外债累累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可父母总是感觉有愧于女儿啊，如果当初不是小题大做，带孩子去医院，那么女儿现在早已大学毕业了吧。咬咬牙，借了17000元，预交上了首期费用。
1998年7月，研究生课程全部考试完毕，第二外语——日语也考过了，就在准备申请硕士学位的时候，国家高教委出台最新规定。按照新规定，她三年后才有资格申请。
这时候，已在英语世界游曳几年的她已经强烈地喜爱上了英语诗歌翻译。她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天生的喜爱，接触英美诗歌原著后，再看看国人的译著，总感到缺少美感，那原本是一个美妙无比的世界啊。
她立志要在这个世界里走自己的路子了，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2002年6月下旬，当三年期限结束的时候，她赴山东大学进行学位答辩，论文题目就是《诗歌翻译的韵律问题》。
那是一次怎样的旅行啊。陪同的有父母、哥哥、轮椅和行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伙伴，那就是母亲的搓衣板。
从大专到本科，再到硕士研究生，郭晖最害怕的就是外出考试。
她害怕的不是考试的成绩，而是考试的过程。每次考试，父母都要全程陪同，推着轮椅，因为无法乘坐出租，只有步行。到考点后，还要把自己背上楼。国家正规考试都是单人单桌，自己无法就坐，怎么办？还要把轮椅抬上来。
麻烦还远不止这些，轮椅上如何答题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父亲曾想过不少办法，但都不成功，轮椅上地方窄小，无法固定木板，极易滑落。后来突然发现，把母亲的搓衣板翻过来横放在轮椅的铁架上，竟然不大不小，不宽不窄，稳稳当当，恰是一张最稳固的课桌。
母女俩苦命相依，真是人世间少有的缘分啊。
郭晖双手摇动轮椅，静静地驰进了答辩现场，面对着以著名教授李玉陈为首的几位资深评委，心底忐忐忑忑。
“什么是诗？”答辩开始了。
“所有的文学都是诗”——好大胆的回答！
“假如给你一首汉语诗，让你用英语格律译成英诗，你感到困难吗？”
“困难，但我能够译好。”
“茅盾先生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你去译，岂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最尖刻的问题出笼了。
她轻轻一笑：“茅盾先生是在阅读了美国诗人艾伦坡的组诗《乌鸦》之后说这番话的，我曾经翻译过这组诗，现在我想朗读其中两首。原诗每节6行，押door、your、more韵，我的译诗也是6行，押说、着、么韵，诸位老师请听：‘曾有一个无聊的夜晚，我思索得困顿、疲倦 / 翻过一个离奇怪诞、被人遗忘的传说……’”
母亲在门外等候。两个小时后，李玉陈教授出来了，问：“你是郭晖的奶奶吗？”
“不，我是她的母亲。”母亲嗫嚅着，担心出了什么意外。
李教授尴尬地打量了一会儿，接着快步上前，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你培养了一个好女儿，这是我们十年来听到的最好的论文答辩……”
白花花的泪水簌簌而下，映照着白花花的银发，那是幸福的白玉兰啊！
一个月后，山东大学正式授予郭晖英语硕士学位。
2002年底，郭晖在网上查阅2003年度博士生招生情况，发现有四所大学所设专业与自己的方向相近。于是，她试探着向四位导师各写了一封信。
一个周后，只有北京大学的沈弘教授回信了。这位从牛津大学留学归来的博导欢迎郭晖报考，并“坚持择优录取”，至于残疾情况，他只字未提，沈教授还把自己的E-mail告诉了她。
全国博士统招考试在三月份，即使从现在开始准备，也不足100天了。自己不仅要学好第二外语——法语，还要通读数十本专业书籍，而这些书，自己一本也没有。怎么办？
哥哥到北京各书店跑了一圈，但仍缺少30本。
只能从网上下载、打印了。
可上千万字的资料，要打印出来，谈何容易？
父母从学校借了一台针式打印机，自己购买了三个色带和20包打印纸。
连续三天两夜，可怜的打印机“吱吱”地响着，直累得头热脑胀，气喘吁吁，硬是把上万页纸全打印了出来……
郭晖一头扎进书海里，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不要以为郭晖聪明天赋，不，连她自己也承认，她只是一个普通智力的人。她的特点就是专心，专心持久，心无旁骛。她是一个重残人，相对于两次开胸手术的疼痛来说，学习对于她实在是太享受了。而且，她已经没有别的希望和出路，她把生命的所有光亮全部聚集到了一个焦点上。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一扇扇沉重的大门在她面前洞开了……
3月22日，郭晖在全家人的陪同下，赶到北京大学。
考试那一天，当郭晖父母再次把她背进考场时，由于监考人员不知道她是一位重残人，早已把她的考号贴在考桌上，可她根本无法端坐在桌后。怎么办？这时，母亲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搓衣板，放在轮椅上，转眼间，一个特殊的课桌组成了。但，这是违背考场纪律的啊，监考官马上请示考点主任，考点主任又立即请示招办领导，经紧急协商同意后，这才把桌上的考号揭下来，重新贴在搓衣板上。
郭晖突然看到，搓衣板似乎变成了一双瘦骨嶙峋、残缺变形的手，在招唤自己，要搀扶自己。她又似乎听到了父亲沉重的喘息声，看到了母亲汗水涔涔的面庞……她不敢再想别的了，她赶紧俯下身去，拿起了笔，走进了另一个温暖的世界，乔叟、莎士比亚、拜伦、雪
莱、埃略特和琼生都在向自己微笑……
这真是一张天下绝无仅有的考桌啊！
考试结束后，郭晖才知道，与她一同报考的另几位考生都是国内知名大学英语专业的教授或副教授，其中一位是与北大齐名的一所大学里的硕士生导师，为了争取博导资格而报考的。而沈教授的招生名额只有一人。
她气馁了，后悔了，直骂自己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很快，分数出来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考了第一名，各门分数都超出第二名许多。她真是又高兴又悲哀啊。高兴的是自己多年的辛苦终于没有白废，悲哀的是这些名校里声名煌煌的教授们啊，你们身膺高位，贵为人师，怎么竟不如自己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小女子呢？
但麻烦同时也敲门了。
北大百年历史上从没招收过如此高度残疾的博士生，但从去年以来，国家明确规定：各大学不得以任何借口拒招残疾学生。面对这个从未有过的难题，北大犹豫了。
招生办的一位负责人试图劝退郭晖，却又不好明言，便试探着与她进行了几次网上对话。
“北大是老建筑，台级多，轮椅无法通行，你生活上能自理吗？”
“据我了解，北大不少建筑物有无障碍设施，只需对我进出的几处台级略加改造即可，再说，我妈妈可以陪读。”
“北大博士不好毕业，好多人都延期，你的身体和经济条件能承受吗？”
“北大是我儿时的向往，翻译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从小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我要在这里实现我的梦想……”
“我们完全可以以体检不合格的理由不录取你。”
“据我所知，（体操运动员）桑兰也是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去年被北大新闻学院（本科）录取了……”
……
这时，沈弘教授站了出来，向学校写信：“在国外，我从没有听说过因残疾而被大学拒收的先例……”
北大招生办经过多方权衡后，终于向郭晖伸出了欢迎的手。
那一天夜里，这位可敬的负责人向郭晖发出了最后一个E-mail：“我本人敬佩你，北大敬佩你，欢迎你来北大读书！”
那一天夜里，沈教授在网上向这位惟一的新弟子发来他全家的照片和电话号码。
那一天夜里，新月如灯，春风蹈舞。郭晖一夜无寐，泪水浩淼。
……
北大，真是一座宽容的学府啊。郭晖报到的时候，校领导已经指示破例为她单独分配一间宿舍，允许家人陪读。更让郭晖感动的是，第二天，她将经常出入的房间、楼道、厕所、教室等地方的台级被全部铲平，代之以适应轮椅行走的平缓通道……
我采访郭晖是在北大校园里进行的，我们一起在燕园吃饭、绕未名湖散步、进图书馆查阅资料，她用双手摇动着轮椅，来去自如，长发飘飘，像鱼儿在水里一样欢快，鸟儿在林里一样自由……
这是她的生命之舞啊。

❺ 周国平是北京大学教授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专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属采的著名学者之一。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❻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重要历史意义是什么

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 3，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

❼ 1981年北京大学生齐喊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从哪场赛事中流传出来的

1981年3月日，男排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决赛在香港进行，中国队与韩国队争夺进军世界杯的入场券。在0比2落后的局面下，中国男排连扳三局，击败对手。喜讯传来，北大几千名学生兴奋地游行，他们高唱国歌，并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这个口号喊出了当时举国上下奋发图强的豪迈心情，激发了亿万中国人的强烈共鸣，形成一股激励人们上进、奋斗报效祖国的滚滚热流。

(7)1981年北京大学教授在新体育扩展阅读：

一个口号的诞生：

当年的北大学子刘志达说，1981年3月20日晚，中国男排与韩国队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决赛，胜者代表亚洲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男排世界杯。下午，北大各宿舍楼的电视室里早早就有人用小方凳占了位子，准备观看这场比赛的实况转播。

比赛结果，中国队反败为胜，大家非常激动，那种兴奋劲儿释放不出去。李春岁数小，比较活跃，他对我说：“外面热闹着呢，咱们去看看！”我就跟他下了楼。不知谁找来了一面不大的鼓，两个同学抬着，还有一个在敲，敲的是秧歌点儿，大家围着看。

一开始大家喊的口号是“中国队万岁！”当欢庆的队伍行进到留学生楼时，口号就变成了“中国万岁！”后来，到了校外的马路上，队伍有些稀拉，人也没有在校园里时多了。这时，有人起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

过一会儿，队伍停住了，前面的同学在讨论往哪个方向走。当时队头正在北大南大门外东边不远的丁字路口，往北可去清华大学，往南可去人民大学。

我正打听这事，后面来了一个同学对我说：“咱们换个口号好不好？”我问：“换什么口号？”他说：“团结起来，为中华的崛起而奋斗。”我想了想说：“太长了，不如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吧！”那位同学说：“行！”

我就对旁边的几个同学说：“把他抬起来，让他跟大家说，换个口号。”几个同学抬起了那个同学。他面朝大家，双手握成喇叭状，大声说：“同学们，咱们换个口号，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大家一齐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大家就跟着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当时，大家把那个同学放下来，又回到了去哪儿的问题上。我看已是半夜，就说还是回校吧，大家全都同意了。这个口号当时没喊多少声。但第二天中午，北大广播台报道了这件事，说北大学生昨晚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又过了一天，《人民日报》就此发了一篇新闻特写，大标题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❽ 罗新的北京大学教授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
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
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
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
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
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
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
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
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
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
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
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
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
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
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
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
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
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
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
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
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
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
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
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
82.《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
《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97.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
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
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
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
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
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
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
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❾ 北京市北京大学历任校长的名字

1. 蔡元培（1868-1940），男，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汉族，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

2.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3.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北京大学校长。

4.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

5.马寅初（1882—1982）， 回族人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嵊县浦口镇。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6.陆平(1914－2002)，男，原名刘志贤，又名卢荻，吉林长春人。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同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长。

7.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1993年11月24日）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

8.张龙翔(1981.5-1984.3)，教授，生物化学家。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81年5月至1984年3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9.丁石孙，男，汉族，1927年9月生，江苏镇江人，民盟成员、中共党员，1950年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 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校长、教授。

10.吴树青，经济学家兼教育家，教授。江苏江阴人。经济学家。1989年8月至1996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11.陈佳洱（1934— ），上海人。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教育家、加速器物理学家。

12. 许 智宏 ，男，汉族，1942年10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65年9月参加工作，1999年12月至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13. 周 其风 男，汉族，1947年10月8日(农历)出生，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11月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9)1981年北京大学教授在新体育扩展阅读：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诞生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最早以“大学”之名创办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北大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以国家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学校，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

1912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为首任校长 。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把北大办成全国学术和思想中心，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 。

北大由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是国家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 、2011计划重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九校联盟 、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京港大学联盟 、亚洲大学联盟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重要成员。

北大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聚集了许多学者专家，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创造了大批重大科学成果，影响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网络-北京大学

❿ 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

1、孙家鼐（1898.07-1900.00）

2、许景澄（1899.07-1900.07）

3、张百熙（1902.01-1904.02）

4、张亨嘉（1904.02-1906.02）

5、李家驹（1906.02-1907.07）

6、朱益藩（1907.07-1907.12）

7、刘廷琛（1907.12-1910.09）

8、柯劭愍（1910.09-1911.11）

9、劳乃宣（1911.11-1912.02）

10、严复（1912.02-1912.10）

11、何燏时（1912.12-1913.11）

12、胡仁源（1913.11-1916.12）

13、蔡元培（1916.12-1927.08）

14、蒋梦麟（1930.12-1945.09）

15、胡适（1945.09-1948.12）

16、汤用彤（1949.05-1951.09）

17、马寅初（1951.06-1960.03）

18、陆平（1960.03-1966.06）

19、周培源（1978.07-1981.03）

20、张龙翔（1981.05-1984.03）

21、丁石孙（1984.03-1989.08）

22、吴树青（1989.08-1996.08）

23、陈佳洱（1996.08-1999.11）

24、许智宏（1999.11-2008.11）

25、周其凤（2008.11-2013.03）

26、王恩哥（2013.03-2015.02）

27、林建华（2015.02-2018.10）

28、郝平（2018.10-至今）

(10)1981年北京大学教授在新体育扩展阅读：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为中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中华民国建立后，校名改为北京大学校，后又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推行改革，把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与清华、南开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日本战败后，北京大学回到北平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聚集了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自然科学、人文学者，奠定了北大文理学科在中国高校中长期领先的地位。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回归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如今，北京大学是一所兼具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医学以及新型工科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大中华地区和亚太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北京大学现有六个校区。北京大学校址原本在沙滩红楼、公主府等地，1952年院系调整后迁入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原燕京大学校园（燕园），燕园兼收中国古典韵味和西方校园规划理念，主要景观有未名湖、博雅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