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曾在日本留学的季教授

Ⅰ 清华大学走出了哪些名人

清华大学是中国学子的殿堂，清华大学出了哪些名人？

清华大学是中国学子的殿堂，清华大学出了哪些名人，著名音乐人高晓松，1969年11月14日生于北京，98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水木年华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中国人文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共有四位成员，均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邓亚萍乒坛皇后邓亚萍，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

总结：清华大学是中国学子的殿堂，清华大学出了哪些名人，著名音乐人高晓松，1969年11月14日生于北京，98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水木年华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中国人文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共有四位成员，均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邓亚萍乒坛皇后邓亚萍，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清华出了很多名人。

Ⅱ 关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日本留学读研，希望对日本大学的电气工学科非常懂的朋友进来帮帮我

复制一段别人的优秀回答，请自行感受。另外，建议你不要轻信中介，最好自己联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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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观解答：在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理工科专业，都是八大学工学系联合会的8所大学占据顶点，每一所的综合实力远高于其他日本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九州大学。

• 参考QS和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电气电子工程（Engineering - Electrical & Electronic）的专业排行榜中，日本前八位也几乎是这8所大学。

• 但请注意上述排名是电气工程和电子工程的综合排名。如果分开并参考日本国内高考填报志愿时的偏差值，这8所顶级大学的综合大致顺位是：

  电气工程：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北海道大学。

  电子工程：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

• 当然具体择校时，应多考虑研究方向和教授意愿，因为这8所大学中理工科专业的教授都是所在领域的翘楚。

• 另外，我建议选择时，可以参考国内电气工程一级学科的5所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曾有日本访学经历的电气工程专业优秀教授：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唐跃进教授（名古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丁卫东教授（九州大学）等等。

Ⅲ 收集名人给我国贡献资料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1922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南开新剧团，1925年开始演戏。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读研究生，专攻戏剧。1934年初女作《雷雨》问世，获空前成功，被认为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雷雨》之外，代表作还有《日出》（1936）、《原野》（1936）、《北京人》（1940）。1940年还写了《蜕变》，1942年改编巴金的小说《家》为四幕话剧。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作品有《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此外，还写有电影剧本《艳阳天》（1947）。其剧作贴近社会现实，充满激情，艺术上贯通中西，创自己的话剧风格，把中国悲剧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有的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并在国外上演。
曹禺是中共优秀党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教育家，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执行主席。于1996年12月31日因病去世，终年86岁。
●陈廷敬，曾任康熙皇帝的日讲官，后累官至光禄大夫，成为一代名相。深得康熙宠爱，曾主持编纂《康熙字典》、《明史》等巨著。故居位于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为明清仿故宫式建筑。
●陈澧，晚清岭南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颇丰，在学术界久负盛名。《东熟读书记》为其晚年作品，虽未完成，亦能代表他的学术见解，反映他的思想矛盾。
●陈树人，岭南派书画大家，曾任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邓肯•以沙多拉，19世纪第一跳舞艺术家，现代艺术舞的开创者，现代女子服装解放的先锋，复兴希腊美术精神运动的努力者，亦是一位有伟大人格和文学天才的艺术家。著有《自传》一书。
●方成，不知何许人也。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填表历来如此写法），但生于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漫画家方成自传
●丰子恺（1898——1975），现代散文家，画家。长期致力于艺术教育事业，进行美术、文学创作。散文集有《缘缘堂随笔》、《率真集》等。
●冯乃超，190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后受成仿吾约请，弃学会国，参加革命。1928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冯乃超说服各文艺团体停止与鲁迅论争。随后，3次拜访鲁迅。1930年，左联成立，大会通过他起草的《理论纲领》。他与夏衍、鲁迅、田汉等六位一起，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并担任党团书记。当年，他邀茅盾入“左联”。1949年，他又请老舍回国。冯乃超还是我国象征派诗歌的拯救者。1928年出版诗集《红纱灯》。冯乃超生前为原北京图书馆顾问。
——辑自2001年10月16日《中国教育报》陈中原文《精神不死追思乃超》
●傅雷（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他翻译的法国名著很多，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
●埃•弗洛姆（1900——1980），是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自为的人》、《罪恶的社会》、《人心》、《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等。舒尔兹在弗洛姆的《如何排遣你的烦恼——为了生活的爱》一书的前言中写到：（我经常去拜访弗洛姆）我总觉得来时和离开时判若两人：离开时头脑更清醒了，浑身充满了活力，不再畏惧那些压迫我们、使我们绝望的力量。
弗洛姆有这样一句话：大多数人在没有开始生活之前就已死去，这是个悲剧。
●高二适，书法家、诗人，江苏东台人，自号舒凫。桑作楷是他的学生。1997年第2期《随笔》有李廷华文《永远的高二适》。
●高烈特（1873——1954），法国著名女作家。早年创作《克劳婷在学校》，1903年创作《克劳婷出走》。一战后，写了两本最有影响的小说《吾爱》和《吾爱结束》，描写了一个50岁的女子与年轻小伙子私通的悲剧，刻画出灵与肉的矛盾。高烈特晚年写成了一部最成功的小说《姬姬》，后改编为电影《金粉世家》。
●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生于时代书香和官宦的家庭。由于家学渊源，加上聪明好学，他20岁时已是一名诗人和学者了。1829年中进士，但一直都作小官，很不得志。1839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南归。其后在丹阳和杭州的书院里讲学。1841年9月26日逝世于丹阳的云阳书院。
●光未然，即张光年，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曾为《人民文学》主编。
●海明威（1899——1961），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从小热爱运动，18岁起进入报界，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出身入死以致伤痕遍体。1954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因不堪老年病痛的折磨，他开枪自杀，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海明威的文风一向以简洁明快著称，俗称“电报式”。他擅长用极精炼的语言塑造人物。
●胡小石，书法家。
●纪伯伦，纪伯伦的作品1923年被茅盾译介过五篇散文和散文诗，1931年，冰心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散文诗集《先知》。但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他的作品又很少再介绍到中国来。
纪伯伦的散文诗具有独特的东方韵味和情感色彩，散发着醉人的艺术馨香，是东方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属20世纪文学精品之列。
●季羡林，我国当代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教育家、散文作家、翻译家，被尊为东方文化泰斗。1911年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村，清华大学毕业后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1946年秋回国，受聘北大东语系教授至今。这期间，他兼任多种领导职务，但仍致力于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致力于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同时写了大量的散文，出版了见解独到的学术著作，翻译了为数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在国内外具有很高威望的学者。他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还能阅读俄文、法文专业书刊，曾翻译过梵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有《季羡林文集》24卷。
●吉洪诺夫，著名诗人，1952年作为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国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签约一周年纪念。
●贾平凹，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娘呼“平娃”，理想于顺利；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一字之改，音同形异，两代人心境可见也。
生于1953年2月21日，孕胎期娘并未梦星入怀，生产时亦没有祥云罩屋。幼年外祖母从不讲甚神话，少年更不得家庭艺术熏陶，祖宗三代平民百姓，我辈哪能显发达贵？
原籍陕西丹凤，实为深谷野洼；五谷都长而不丰，山高水长却清秀。离家十年季季归里；因无“衣锦还乡”之欲，便没“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愧。
先读书，后务农；又读书，再弄文学；苦于心实，不能仕途；拙于言辞，难会经济；捉笔涂墨，纯属滥竽充数。若问出版的那几本小书，岂是速朽玩意儿，哪能在此列出名目呢？
如此而已。
（贾平凹自传）
●姜椿芳，70岁时奠定了中国网络全书事业的基础。
●金岳霖（1896——1984），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早年曾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李大钊，189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一个农民家庭。出生时父亲已经故去，不久母亲也逝去了，是祖父把他抚养成人的。1907年，李大钊中学毕业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他把自己的宿舍题名为“筑声剑影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会刊《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长。当时还被推崇为“法政学校三杰”之一。（他的老师白雅雨在辛亥革命期间被袁世凯处死）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
李大钊在日本期间就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后因长期欠席被学校除名。这是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所付出的代价。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晨钟报》。1917年7月，张勋复辟，李大钊到上海。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4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0月回国。1927年4月6日上午，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以及60多名国共两党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同时被捕。1927年4月28日，被绞死。这一天离他38岁的生日还有180天。
中共党史界有一句话：“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相约建党。”
《美国图书情报网络全书》中专有“李大钊”词条，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1999年10月29日，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的电视文献记录片《李大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梁实秋（1903、1、6——1987、11、3），北京人，祖籍浙江余杭，原名梁冶华，字实秋。1915年至1923年就学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6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为新月社主要成员。1949年去台湾，执教于台湾南北数所大学，直至65岁退休专事写作。译成400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著成100万字的《英国文学史》，选译了120万字的《英国文学选》，译出124册《时界名人传》，编成30多种英汉字典和数十种英语教材。著有《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秋室杂文》《实秋杂文》《实秋文存》《槐园梦忆》等。
●梁思成（1901——1972），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当时其父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日本。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对中国古典文化素养深厚。11岁回国，14岁进清华学堂，23岁留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兼攻西方建筑史。游历欧洲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珍视和保护古典建筑的做法印象深刻。1928年回国后，一边教学，一边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遍访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十几年中，足迹踏遍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项。对北京城内文物的保护和日本奈良的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
●林散之，书法家。
●刘半农，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式。
——周作人《半农纪念》1934年11月30日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9 年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连续发表《孔乙己》、《药》、《故乡》等著名小说。1921年发表《阿Q正传》，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不朽名著。1923年集成小说集《呐喊》，为革命现实主义的新小说奠定了基础，其后又发表了《祝福》等著名小说和《藤野先生》、《范爱农》、《野草》等著名散文。“四•一二”大屠杀后，愤然辞职，定居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研究马列主义，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先后主编刊物和写作优秀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等。此外，还翻译果戈里、法捷耶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鲁迅是现代世界文坛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建国后出版《鲁迅全集》20卷。
鲁迅作品简况：
1、小说集两部：《呐喊》（1918——1922）、《彷徨》（1924——1926）
其中《呐喊》所收作品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14篇。
《彷徨》所收作品有：《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11篇。
2、历史小说集一部：《故事新编》（1922——1935）
其中收录：《序言》、《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怀旧》10篇。
3、散文诗集一部：《野草》（1927）
4、散文集一部：《朝花夕拾》（1928，原名《旧事重提》）
5、杂文集十六部：
《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篇》（1926）、
《而已集》（1927）、《三闲集》、《二心集》（1930）、《南腔北调集》（1922——1933）、《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1934——1936）、《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6、翻译作品
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是一位极著名的反对侵略、拥护苏联的杰出战士，是本世纪全人类伟大的良心之一。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兰对苏联进行了27天的访问。这27天的日记——《莫斯科日记》按他的遗嘱，50年后也就是1985年才得以公开发表。在日记里，罗兰已经看到苏联存在的危机，他在日记中说：“可要小心震动，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发生的！”历史证实了他的预言。90年苏联国家自行解体。
——节录自1997年第1期《随笔》
罗曼•罗兰是法国近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受托尔斯泰思想影响很大。20世纪初写成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战期间，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列。20年代曾发生思想危机，接受甘地的不抵抗主义。30年代初宣布和过去的错误思想决裂，此后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活动。还有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等。
●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曾在巴黎大学就读，后去德国学习护理，并开始对英、法、德等国的护理工作进行考察研究，写出了不少护理学专著。1854年至1856年，英、法、土耳其联军与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交战，由于没有护士且医疗条件极差，英军伤病员死亡率高达42%。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率领38名护士奔赴战地医院，通过健全医院管理制度，提高护理质量，在短短数月内把死亡率降至2.2%。
战后，南丁格尔一直致力于护理工作，并于1863年在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了西欧各国乃至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由于她的努力，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为了纪念这位英国护理学先驱、护士职业创始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国际护士会于1912年把南丁格尔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沈从文，解放后，沈从文被迫退出了文学阵营，搞起了古代服饰研究。他不想放弃钟爱的文学，一度精神失常，曾用小刀割破血管试图自杀，但是未遂。后来，沈从文被政治扭曲了意识，政治意识在他头脑里占了第一位。
——《文学故事报》
沈从文和萧乾也曾有一段从师生到绝交的故事。
沈从文妻张兆和。
●师哲，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辑局局长。当时，陈昌浩、张仲实、姜椿芳任副局长。
●苏曼殊（1884-1918），出生于日本横滨，祖籍广东香山县。俗名玄瑛，字子谷，小名三郎。其父苏杰生是横滨一大富商。苏曼殊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他半僧半俗，亦僧亦俗，通晓法文、英文、日文、梵文，又能诗能画，小说、翻译均超轶尘凡。他有浪漫传奇的身世，人们对他的称号很多：诗僧、情僧、革命和尚、风流和尚等等。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苏曼殊是一个彗星式的人物，一时间光芒夺目，随即悄然殒没。
他一生三次出家为僧（12岁、17岁，20岁），与一批中国革命先驱都有很深的友谊。1910年他加入南社（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曼殊所撰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等。其中《断鸿零雁记》是一部长篇自传抒情小说，所写的就是曼殊的漂泊人生。
刘三在《赠曼殊》中写到：
只是有情抛不了，
袈裟赢得泪痕粗。
表现了他学佛与恋爱的内心痛苦。
●泰戈尔（1861——1941），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是印度伟大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尊称为“东方诗圣”。1913年，泰戈尔以其“敏锐、清新、优美”的诗歌创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此奖的首位亚洲人。
泰戈尔的家庭是一个较有文化修养的家庭。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8岁开始诗歌习作，14岁公开发表作品，17岁时，前往英国，学习英国文学，为自己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1880年，泰戈尔回国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诗集、戏剧和长篇小说，他的创作也逐步走向成熟，开始以崭新的诗歌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形成一种质朴、清新的散文诗。
进入20世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泰戈尔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写了许多爱国诗篇。1910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戈拉》，歌颂爱国行为，表明对祖国自由的坚定信念，同时批判了传统的落后思想。同年，又发表了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诗中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现实中的欢乐与悲哀，歌唱生命的荣枯，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追求。诗人的幻想与现实，通过优美的诗句，融洽地揉为一体，反映了诗人对美与善的追求与热望。1912年旅英，该诗的英文版倍受英文学界推崇。
泰戈尔一生中共出版了诗集50多本，代表作有《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还创作了几部中、长篇不说，上百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以及大量关于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和音乐家，他留下了1500多幅绘画作品，并谱写了大量歌曲，其中《人民的意志》于1950年被确实为印度国歌。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曾应梁启超之邀，以学者身份来华访问，他主要到了上海、北京、武汉、太原等地，其间与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泰戈尔回国后出版了《在中国的讲话》一书，“谨以此书献给挚友徐志摩和伟大的中国人民”。1929年，泰戈尔再访中国，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热烈欢迎、盛情款待。在华访问期间，泰戈尔给徐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而梁启超给泰戈尔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泰戈尔的原名含有太阳和雷的意思，而“竺”是古印度的别称，震、旦正蕴含着雷和太阳的意思，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别称。

●吴宓（1894——1978），字雨生，亦作雨僧。吴宓生前常对人说，他的一生以28年为一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28岁（1894——1921）为第一阶段：少年发奋，清华求学，哈佛留洋，学成回国服务；从29岁到56岁（1922——1949）为第二阶段：主编《学衡》杂志，创办国学研究院，筹建清华外文系，执教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这是吴宓一生中事业和梦想的高峰期；从57岁（1950）起为第三阶段：吴宓一直隐居在北碚缙云山下的西南联大，他预估自己只能活到84岁。1978年，吴宓在老家陕西泾阳县去世，正好活够84岁。
吴宓曾自撰联总结自己的一生：
一生长畏风雨雷，
三宝终归佛法僧。
陈寅恪集杜甫《秋述》文和李商隐《马嵬》诗，写到：
新雨不来旧雨往，
他生未卜此生休。
●闻一多，
●肖娴，书法家。
●余光中，闽南人，192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曾在美国、香港教书多年，现为台湾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右手写诗，左手成文，并兼擅翻译与评论。其诗文多年来风格屡变，日臻圆满，受到海内外文坛一致推崇。现已出版诗集15部，散文及文学评论集12部，译著多部。
●俞平伯，是一位学者兼诗人，散文家，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俞平伯自1921年4月受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起，便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将它修订改题为《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8年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54年1月至4月发表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八篇，后结集为《读红楼梦随笔》，直到晚年，他还不时发表有关红学的文字。
——石昌渝《俞平伯和新红学》刊于2000年2月《文学评论》
●恽代英，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我国早期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1895年生于武昌，就读于中华大学，毕业后，应陈时校长之邀，留校任附中部主任（即校长）。现华中师大校内有恽代英全省汉白玉雕像。
●张艺谋，原陕西国棉八厂辅助工，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成为国际知名导演。
●章士钊，自号孤桐，曾主办《甲寅》。
●赵熙，字香宋，四川“五老七贤”之一，著名书法家和诗词家。
●钟敬文，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广东海丰人，生于1903年3月20日。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3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1936年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救亡工作，后到中山大学和香港达德学院任教。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师大任教。钟先生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历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荣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主席等。
钟先生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定人之一，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了80年，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事业。钟先生1950年参加创办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3年开始招收我国首届民间文艺研究生，1955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被誉为“中国民俗之父”。
2002年，钟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本年1月10日0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Ⅳ 中国著名的刑法学教授有哪些

刑法学界主要分为两批（其他的小的派别不算），这两派的掌门人，一个是张明楷，一个是周光权。另外，中国政法大学知名的刑法学教授还有曲新久、阮齐林、罗翔、赵天红等。

下面是对于两个掌门人的介绍

1.张明楷，男，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多次获得各种社会奖励，多次被评为司法部优秀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2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其科研成果也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

2.周光权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为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2001年4月至2002年2月）。出版《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2002年获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Ⅳ 初中的科学家的简介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Ⅵ 赵冬日的生平

16岁时，赵冬日从东北老家到北平读高中，年当他20岁时
东渡日本，从此便开始了长达7年的人生最重要的大学学习阶段。3年的预科班毕业后，他升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部，主修建筑专业。按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是抱着学习土木工程的想法去日本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学习土木工程比较实际，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报了建筑学，看来是与建筑学有缘。 本时，赵冬日就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日留学期间，就一直在党组织领导下，边学习，边从事革命工作。1941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即回到北平，为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在日本华北铁路一家事务所从事建筑设计，之后去北平大学工学院任教。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到东北大学任建筑系教授。1948年随东北大学迁回北平，后又到北洋大学任教。这 7～8年里，赵冬日一直以大学教授、建筑师的公开身份进行地下工作，并较早地结识了后来 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仁同志及其它革命领导者。
赵冬日自己认为，这几年虽然是人生事业的黄金时段，但因从事革命工作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故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筑创作之中。所以真正从事规划建设及建筑设计是从1949 年解放以后开始的。 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赵冬日是这样构思的：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中心，位于城市纵横轴线的交叉点上，周围是高大、庄重的建筑，其间是辽阔平坦的场地，上面是
一望无际的蓝天，这一切构成了广场雄伟的气魄。广场采取了对称的布局，天安门和正阳门位置在中轴线上，纪念碑正立面在广场的中央，树木、灯柱的布局也是对称的。这些都使广场显得既严整、朴素，又具有活泼的气质。广场新建筑的色彩以亮色为主，黄绿相间的琉璃檐头，淡桔黄色的墙面和微红色的花岗石台基，其本身具有愉快、明朗的色调；和旧有的黄瓦、红墙、白玉石栏杆的天安门取得既调和而又对比的效果。广场周围栽种了多种树木，油松四季长青、苍劲挺拔，冬季白雪青松，另有一番景色；立柳柔和潇洒，春季早绿，为广场早报春讯；元宝枫整齐丰满，叶色入秋变红，给广场平添新装。它们彼此互相映托，色调万千。广场四周和纪念碑南面栽植大面积的草坪、花坛，这也为广场增加了生动活泼的色彩。 雄伟壮阔的人民大会堂
1958年8月，赵冬日在苏联参加国际建协会议，同时访问了莫斯科市。9月初返京后就投入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工作之中。
当时，对大会堂建设的要求是既简单又难。简单在于只要满足有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既可。难在于将如此大规模的建筑融合于一体，世界上亦无先例可援。 ? 1958年10月14日，一个普通而非凡的日子。这一天对赵冬日是终生难忘的。下午，赵冬日受 命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等候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那天，周总理刚从外地返京，便不顾劳累，听取有关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汇报。那天送审的3个方案分别由清华大学、市建院、市规划局(即由赵冬日、沈其所主持设计)所设计。周总理先看了3个设计的平面图和透视图，然后听取了设计师们的介绍。周总理便一边比较、一边提问。最后，周总理问万里：北京市的意见如何？万里把推荐赵冬日、沈其方案的意见作了汇报。周总理再次反复看、反复比，并一再征求在场人员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市规 划局的方案，而工程的具体设计则由市建院负责。
没日没夜的劳累及思索，终于有了结果。赵冬日此时的心情，已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了，他只 有一个心愿一定要配合好建筑设计师实现方案的构想。 380天建造的人民大会堂
赵冬日当时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弘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且不说中央从没明确表示过放宽7万平方米的限制，眼看十年大庆一天天临近，多建10万平方米显然又会延长工期。更关键的是，17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画在图纸上容易，我们真的能把它变成现实吗？ 据说，总理之所以没有计较10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而选中了规划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而且，当时中央是打算在这里安放一尊毛主席雕像的。
偏偏就是这两大“亮点”，随即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周恩来似乎预料到了这点，从选定规划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
“大会堂的设计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绝，要留有余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果然，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 “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晚年的赵冬日在任命大会堂前留念
赵冬日总建筑师系国内第一批建筑设计大师50多年来他以特有的大家风范为中国建筑及首都建设留下了一系列颇为壮观的精神财富。日前，在赵总85周岁前夕，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专辑《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作品选》。在序言中吴德绳院长对赵总的建树描述的极为贴切：“几十年来，赵总工作在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耕耘在城市建设规模、数量之最的首都，他的才华得以施展，他的规划和创作得以实施。全国人民热爱、全世界人民关注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的规划设计，都包含了赵总的远见和智慧。赵总没有辜负时代和地域赋予他的使命，他以自己的睿智，借鉴亦创新，不断地求索，使学术思想得 到了升华，造就了他的作品出手不凡，留芳于世。”
近50年来，赵冬日一直从事规划设计，主持并指导过的建筑创作项目有数十个；围绕首都中轴线、剧场空间、医院建筑、住宅设计等理论探索及创作实践问题，发表了100余篇论文。尤其应看到，赵总有关建筑评论方面的文章，有些是在他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会委员及顾问期间，在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涉及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新疆等地的 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问题，虽是即席发言，但却是他日积 月累、“处处留心皆学问”的写照；看似顺手拈来、宛若天成，其实俨然早已成竹在胸，它们或气势磅礴，或一针见血，观点明确，分析透辟。作为晚辈同事们追求的目标及学习的样 板，《建筑设计大师赵冬日作品选》编委会的话这样归纳道：
他的“建筑师的职责不仅是建筑设计，同时包括城市规划工作”的事业观与责任感；
他的好学态度、肯干，以及继承、借鉴，又敢于“胜过前人，后来居上”的创新意识；
他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表现出的胆识和气魄；
他对住宅建筑设计与公共建筑设计一视同仁的敬业精神；
他在设计、创作之后及时总结、提高的不断进取精神；
他善于捕捉和运用有用信息的敏锐思维。
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创作，展现他的才华、胆识、气魄和造诣。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方案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城市设计杰作，在这个宏伟、壮观的构想中，有他的智慧、心血、汗水…?历时50余载，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始终在探索、思考；所提出北京市东 西轴线的规划设想，充分体现了他那里将“历史和现代融二为一”的思想方针。2005年4月3日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赵冬日先生辞世,享年91岁。

Ⅶ 秋天比春天好的辩论稿

写给秋天

---------为逝去的记忆

喜欢秋天，大概是出于对落叶的一种偏爱吧，我总觉得那金黄的落叶是一种极大的诱惑。一脚踩下去，碎裂的不是落叶，而是记忆。那铺满厚厚落叶的街道载满了温馨和甜蜜，脚踏上去是温暖的幸福。童年的稚气，少年的天真，青年的浪漫，都蕴在浪漫的落叶中了。我沉醉在这样的幸福中，踩了一次又一次，仿佛要淘尽记忆的金。秋天是如此的美丽，可突然之间这美却赋上茫然的夜色，比零度的晶莹更加空茫。

秋天的天空是永远的湛蓝色，这真是忧郁的季节啊，像林黛玉一般的秋天！纯净透明中隐藏着的是汪深重的思念。我捧了一把落叶在手里，揉碎的叶子顺着我的十指滑落下去，我的新竟有一种疼痛的感觉。就像少女的明眸掠过的一滴清泪，有一种美丽的凄凉，让人看了不忍却来不及擦拭。

我是那么地执着于手中的落叶，然而一阵风过，水泥路上落下了几许灰尘，落叶没有了，我的手落寞地停在风中，那曾经的记忆就这样随风而去了吗？耳边只有风吹动落叶的声音.。。。。。。

秋天过去了，没有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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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经典散文 秋天·秋天

满山的牵牛藤起伏，紫色的小浪花一直冲击到我的窗前才猛然收势。
阳光是耀眼的白，像锡，像许多发光的金属。是哪个聪明的古人想起来以木象春而
以金象秋的？我们喜欢木的青绿，但我们怎能不钦仰金属的灿白。
对了，就是这灿白，闭着眼睛也能感到的。在云里，在芦苇上，在满山的的翠竹上，
在满谷的长风里，这样乱扑扑地压了下来。
在我们的城市里，夏季上演得太长，秋色就不免出场得晚些。但秋得永远不会被混
淆的——这坚硬明朗的金属季。让我们从微凉的松风中去认取，让我们从新刈的草香中
去认取。
已经是生命中第二十五个秋天了，却依然这样容易激动。正如一个诗人说的。
“依然迷信着美。”
是的，到第五十个秋天来的时候，对于美，我怕是还要这样执迷的。
那时候，在南京，刚刚开始记得一些零碎的事，画面里常常出现一片美丽的郊野，
我悄悄地从大人身边走开，独自坐在草地上，梧桐叶子开始簌簌地落着，簌簌地落着，
把许多神秘的美感一起落进我的心里来了。我忽然迷乱起来，小小的心灵简直不能承受
这种兴奋。我就那样迷乱地捡起一片落叶。叶子是黄褐色的，弯曲的，像一只载着梦小
船，而且在船舷上又长期着两粒美丽的梧桐子。每起一阵风我就在落叶的雨中穿梭，拾
起一地的梧桐子。必有一两颗我所未拾起的梧桐子在那草地上发了芽吧？二十年了，我
似乎又能听到遥远的西风，以及风里簌簌的落叶。我仍能看见那些载着梦的船，航行在
草原里，航行在一粒种子的希望里。
又记得小阳台上黄昏，视线的尽处是一列古老的城墙。在暮色和秋色的双重苍凉里，
往往不知什么人加上一阵笛音的苍凉。我喜欢这种凄清的美，莫名所以地喜欢。小舅舅
曾带着一直走到城墙的旁边，那些斑驳的石头，蔓生的乱草，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长大了读辛稼轩的词，对于那种沉郁悲凉的意境总觉得那样熟悉，其实我何尝熟悉什么
词呢？我所熟悉的只是古老南京城的秋色罢了。
后来，到了柳州，一城都是山，都是树。走在街上，两旁总夹着橘柚的芬芳。学校
前面就是一座山，我总觉得那就是地理课本上的十万大山。秋天的时候，山容澄清而微
黄，蓝天显得更高了。
“媛媛，”我怀着十分的敬畏问我的同伴。“你说教我们美术的龚老师能不能画下
这个山？”
“能，他能。”
“当然能，当然，”她热切在喊着，“可惜他最近打篮球把手摔坏了，要不然，全
柳州、全世界他都能画呢。”
沉默了好一会。
“是真的吗？”
“真的，当然真的。”
我望着她，然后又望着那座山，那神圣的、美丽的、深沉的秋山。
“不，不可能。”我忽然肯定地说，“他不会画，一定不会。”
那天的辩论会后来怎样结束，我已不记得了。而那个叫媛媛的女孩和我已经阔别了
十几年。如果我能重见到，我仍会那样坚持的。
没有人会画那样的山，没有人能。
媛媛，你呢？你现在承认了吗？前年我碰到一个叫媛媛的女孩子，就急急地问她，
她却笑着说已经记不得住过柳州没有了。那么，她不会是你了。没有人能忘记柳州的，
没有人能忘记那苍郁的、沉雄的、微带金色的、不可描摹的山。
而日子被西风尽子，那一串金属性、有着欢乐叮当声的日子。终于，人长大了，会
念《秋声赋》了，也会骑在自行车上，想象着陆放翁“饱将两耳听秋风”的情怀了。
秋季旅行，相片册里照例有发光的记忆。还记得那次倦游回来，坐在游览车上。
“你最喜欢哪一季呢？”我问芷。
“秋天。”她简单地回答，眼睛里凝聚了所有美丽的秋光。
我忽然欢欣起来。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
她说了许多秋天的故事给我听，那些山野和乡村里的故事。她又向我形容那个她常
在它旁边睡觉的小池塘，以及林间说不完的果实。
车子一路走着，同学沿站下车，车厢里越来越空虚了。
“芷，”我忽然垂下头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同伴一个个下车了，
座位慢慢地稀松了，你会怎样呢？”
“我会很难过。”她黯然地说。
我们在做什么呢？芷，我们只不过说了些小女孩的傻话罢了，那种深沉的、无可如
何的摇落之解的。
但，不管怎样，我们一起躲在小树丛中念书，一起说梦话的那段日子是美的。
而现在，你在中部的深山里工作，像传教士一样地工作着，从心里爱那些朴实的山
地灵魂。今年初狄我们又见了一次面，兴致仍然那样好，坐在小渡船里，早晨的淡水河
还没有揭开薄薄的蓝雾，橹声琅然，你又继续你山林故事了。
“有时候，我向高山上走去，一个人，慢慢地翻越过许多山岭。”你说，“忽然，
我停住了，发现四壁都是山！都是雄伟的、插天的青色！我吃惊地站着，啊，怎么会那
样美！”
我望着你，芷，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分别这样多年了，我们都无恙，我们的梦也
都无恙——那些高高的山！不属于地平线上的梦。
而现在，秋在我们这里的山中已经很浓很白了。偶然落一阵秋雨，薄寒袭人，雨后
常常又现出冷冷的月光，不由人不生出一种悲秋的情怀。你那儿呢？窗外也该换上淡淡
的秋景了吧？秋天是怎样地适合故人之情，又怎样的适合银银亮亮的梦啊！
随着风，紫色的浪花翻腾，把一山的秋凉都翻到我的心上来了。我爱这样的季候，
只是我感到我爱得这样孤独。
我并非不醉心春天的温柔，我并非不向往夏天的炽热，只是生命应该严肃、应该成
熟、应该神圣，就像秋天所给我们的一样——然而，谁懂呢？谁知道呢？谁去欣赏深度
呢？
远山在退，遥远地盘结着平静的黛蓝。而近处的木本珠兰仍香着，（香气真是一种
权力，可以统辖很大片的土地。）溪小从小夹缝里奔窜出来，在原野里写着没有人了解
的行书，它是一首小令，曲折而明快，用以描绘纯净的秋光的。
而我的扉页空着，我没有小令，只是我爱秋天，以我全部的虔诚与敬畏。
愿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没有大多绚丽的春花、没有太多飘浮夏云、没有喧哗、没
有旋转的五彩，只有一片安静纯朴的白色，只有成熟生命的深沉与严肃，只有梦，像一
样红枫那样热切殷实的梦。
秋天，这坚硬而明亮的金属季，是我深深爱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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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秋天 文 /董雁凌

秋天来了。
秋天是一个繁忙紧张的季节。
风儿忙起来了，夏天湿热、沉闷的空气轻灵流动起来，吹得人神清气爽，吹得天空湛蓝湛蓝；云儿忙起来了，在天上自由轻松地飘来飘去，忽而呈棉絮状松软轻盈，忽而似草原上成群结队的绵羊，忽而又倏然离去，消失得无影无踪。田里的玉米、红薯、大豆等农作物也受了感染，“嗖嗖嗖”一个劲地往上窜。有人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庄稼地里能听见玉米的拔节声，恐怕它也是担心在这场比赛中落后吧！庄稼们的比赛带动庄稼汉们也紧紧张张，马不停蹄，忙着收割，抢着播种。学生们度过了欢乐愉快的暑假，也背起书包急急忙忙地上学去，走进课堂，开始了紧张的新学期。车站、码头到处是回家收秋的一身疲惫的打工仔和虽然踌躇满志却一脸幼稚的大学生们。惟有高高挂在天空中的太阳，好象早已厌倦了漫长、炎热的早出晚归，想歇歇脚，喘口气了，于是便早早地往山后躲藏，慵懒地溜起来休息了。
第一次在城市里过秋天，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好象是九月七日开的学，农村还不算太忙，却已经有了繁忙的迹象了。等到了古都汴梁，那风景优美、古朴典雅的校园里却是一片安谧、宁静。草坪上、树林里到处都是津津有味读书的莘莘学子和相拥相依、情意绵绵的青年恋人。只有在球场上锻炼的人们才显得活力四射，激情飞扬；在那里，到处都能听到仿佛青春往外冒的嘶嘶声，那里迸发的激情和朝气就像是激昂、高亢的音乐乐章。相比之下，秋天的气息却似有似无，只有在空中偶尔飘来的淡淡的桂花香中嗅出来些一二来。猛一日，校园门口突然冒出来了成群结队的小商小贩，推着装有煤火炉的三轮车，车上或烤红薯，或烧玉米，或煮花生，或炒板栗，在那摇摇荡荡不由自主飘入鼻中的熟悉的气味当中，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秋天来到了。
那一年，在开封一年一度的菊展时节，我们才真正领略了古城秋天的气象。“家家菊尽黄，梁园独如霜”，各色菊花在秋风中争奇斗妍，竟展芳颜。人们在暗香浮动的浓浓氛围中赏菊、品菊，尽情享受着菊花凌霜不凋、高洁韵淡的“君子”之风。据史料记载，开封的种菊、养菊、赏菊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特别是作为北宋国都的168年期间，民间养菊、赏菊、咏菊达到鼎盛。菊文化深深扎根于开封民众的生活当中，花市赛菊、插菊花枝、挂菊花灯、饮菊花酒等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清朝乾隆皇帝游开封禹王台赏菊时曾流下“枫叶梧青落，霜花菊白堆”的佳句。所以每到秋天来临的季节，漫步在城内的大街小巷、楼台庭院，到处盛开着菊花，空气中弥漫着花香，整个城市被装扮成花团锦簇、灿若云霞的花的世界。后来菊花成了市花，又成立了节会，便形成了“菊山花海彩云飞，古城巨韵动九州”的热闹局面，也成了古城的代表和象征，成了古城秋天招徕游客的重头戏。
后来调回老家的小县城，远离十分喧嚣的城市，凑近落后贫穷的农村，才有了四季分明的感觉。严格意义上说，县城这样的城市摆脱不了农村的包围，算不上真正的城市，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在这里，秋天首先从马路上悄无声息地走来，地里辛勤耕作的老农，傍晚归来时总不至于是两手空空，他们拉的架子车上，后来是开的拖拉机上、三轮车上，满满装载着秋天的果实和生活的期望。农民又不是过于讲究的，于是马路上散落的玉米秸、花生稞、红薯秧就好象在奔走相告，偷偷地告诉城里人：“秋天来了，秋天来了”。过不了几天，家住农村的亲朋好友们就隔三差五的通过各种途径捎老了金灿灿的玉米，红彤彤的大枣，煮熟的带壳花生，倭瓜、红薯、大豆……一股脑儿涌进家中。于是遍地是秋天的果实，满屋是秋天的芳香。亲戚来了，还好说，吃顿饭，抽支烟，走了；同学朋友可就“麻烦”了，一串热闹寒暄，九杯怀旧老酒,在茶河烟林中,三句海阔七言天宽纵横八万里上下五千年,无所顾及，畅所欲言，回忆上学时的调皮捣蛋，指责社会上的腐败黑暗，痛陈农村的出力流汗，声讨家乡的落后局面。末了，酒醉者还不免讽刺挖苦一通，自比为鲁迅笔下的“闰土”，忿忿然地拂袖而去。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节日也就纷至沓来，接踵而至。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凝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阳节，饱含全国各族人民无比崇敬心情的教师节，隆重热烈的令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兴高采烈的国庆佳节，一个比一个欢快、热烈，激情四溢，一个比一个令中华儿女骄傲、自豪，值得纪念。在秋高气爽、山寒水瘦的季节，有如此这般吉祥的节日来装点这个匆忙的季节，使它显得格外欢快，紧张有序，昂扬向上。然而，历史上悲秋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读后使人情绪低落，满怀惆怅，远没有“远山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富有诗情画意。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那样气壮山河，豪情万里的大无畏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鼓舞人，激励人。
小时候四季截然分明，日子过得清清爽爽。随着城市生活的深入，春夏秋冬离我们远了又远了，万木枯荣不再与我们休戚相关息息相连，一年四季的变化交接的全部信息渐渐浓缩成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我们被喧哗的躁动围猎着，岁月也就随温吞吞的季候风从我们指尖滑落。没有了春的烂漫，夏的炎热，秋的香醇，冬的深沉，日子过得犹如一壶混混沌沌的白开水，更像城市街道上拖着两条长辫的无轨电车，迈着有条不紊的老爷步开车上车，停车下车。直到有一天有人喊“秋天来了”，你才忙不迭地戴上或近视或老花镜，颤巍巍地去翻墙上那本“喜新厌旧”的挂历。
岁月匆匆，如白驹过隙，日子就在这种浑浑噩噩中眨眼而过，秋天也就在这样的风起叶落中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风景如一幕幕电影镜头一样从我们眼前无声无息地滑落。然而,不论是赏秋还是悲秋,不论是四季概念模糊还是季节朗朗分明，秋天的脚步总是踏着季节变换的节拍准时到来,就像人们尽管感喟时光流失，光阴荏苒,可是皱纹与白发仍然会毫不留情的在你身上留下岁月的痕迹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所以说,享受每个季节,抓住每天的时光才是最必要的。否则的话,人生的秋天来临时,你将是一无所获,你定会懊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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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夜

鲁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
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
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
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
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
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
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
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了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
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
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
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
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
天空闪闪地鬼陕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陕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
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
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1 着许多蛊惑的
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
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立即被这笑
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下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
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个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了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
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
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
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
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
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
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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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天
李广田

生活，总是这样散文似地过去了，虽然在那早春时节，有如初恋者的心情

一样，也曾经有过所谓”狂飙突起”，但过此以往，船便永浮在了缓流上。夏天是

最平常的季候，人看了那绿得黝黑的树林，甚至那红得像再嫁娘的嘴唇似的花朵，

不是就要感到了生命之饱满吗？这样饱满无异于“完结”，人不会对它默默地凝视

也不会对它有所沉思了。那好像要烤焦了的大地的日光，有如要把人们赶进墙缝里

去一般，是比冬天还更使人讨厌。

而现在是秋天了，和春天比较起来，春天是走向“生”的路，那个使我感

到大大的不安，因为我自己是太弱了，甚至抵抗不过这自然的季候之变化，为什么

听了街巷的歌声便停止了工作？为什么听到了雨滴便跑出了门外？一枝幼芽，一朵

湿云，为什么就要感到了疯狂？我自恨不能和它鱼水和谐，它鼓作得我太不安定了，

我爱它，然而我也恨它，即至到夏天成熟了，这才又对它思念起来，但是到了现在，

这秋天，我却不记得对于春天是些什么情场了，只有看见那枝头的黄叶时，也还想：

这也像那“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样子，但总是另一种意味了。我不愿意说秋天是走

向“死”的路，——请恕我这样糊涂安排—一宁可以把“死路”加给夏天，而秋天，

甚至连那被人骂为黑暗的冬天，又何尝不是走向“生”的路呢，比较起春与夏来，

我说它更是走向“生”路的。

我将说那落叶是为生而落，而且那冰雪之下的枝条里面正在酝酿着生命之液。而它

们的沉着的力，它们的为了将来，为了生命而表现出来的这使我感到了什么呢？这

样的季候，是我所最爱的了。

但是比较起冬天来呢，我却又偏爱了秋。是的，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正

合了我的歌子的节奏。我几乎说不出秋比冬为什么更好，也许因为那枝头的几片黄

叶，或是那篱畔的几朵残花，在那些上边，是比较冬天更显示了生命，不然，是在

那些上面，更使我忆起了生命吧，一只黄叶，一片残英，那在联系着过去与将来吧。

它们将更使人凝视，更使人沉思，更使人怀想及希冀一些关于生活的事吧。这样，

人曾感到了真实的存在。过去，现在，将来，世界是真实的，人生是真实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所有的梦境，所有的幻想，都是无用的了，无用的事物都一幕幕地掣

了过去，我们要向着人生静默，祈祷，来打算一些真实的事物了。

在我，常如是想：生活大非易事，然而这一件艰难的工作，我们是乐得来

作的。诚然是艰难，然而也许正因为艰难才有着意义吧。而所谓“好生恶死”者，

我想并非说是：“我愿生在世上，不愿死在地下。”如果不甚荒谬，我想该这样说：

“我愿走在道上，不愿停在途中”。死不足怕，更不足恶，可怕而可恶的，而且是

最无意味的，还不就是那停在途中吗？这样，所谓人生，是走在道上的了。前途是

有着希望的，而且路是永长的。希望小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早些休息，然

而他们也最不幸，因为他们停在途中了，那干脆不如到地下去。而希望大的人的呢，

他们也是有福的吗？绝不，他们是更不幸的，然市人间的幸与不幸，却没有什么绝

对的意义，谁知道幸的不幸与不幸之幸呢。路是永长的，希望是远大的，然而路上

的荆棘呀，手脚的不利呀，这就是所谓人间的苦难了。但是这条路是要走的，因为

人就是走在道上啊，真正尝味着人生苦难的人，他才真正能知道人生的快乐，深切

地感到了这样苦难与快乐者，是真的意味到了“实在的生存“者。这样，还不已经

足够了吗？如果，你以为还不够，或者你并不需要这样，那我不知道你将去找什么，

—一是神仙呢，还是恶魔？

话，说得有些远了，好在我这篇文章是没有目的的，现在再设法拉它回来，

人生是走在道上，希望是道上的灯塔，但是，在背后推着前进，或者说那常常在背

后给人以鞭策的是什么呢？于此，让我们来看看这秋天吧！实在的，不知不觉地就

来到秋天了，红的花已经变成了紫紫的又变了灰，而灰的这就要飘零了，一只黄叶

在枝头摇摆着，你会觉到它即刻就有堕下来的危机，而当你踽踽地踏着地下的枯叶，

听到那簌簌的声息，忽而又有一只落叶轻轻地滑过你的肩背飞了下来时，你将感到

了什么呢？也许你只会念道，“落了！”等你漫步到旷野，看见那连天衰草的时候，

你也许只会念道，“衰了！”然而，朋友们，你也许不曾想到西风会来得这样早，而

且，也不该这样凄冷吧，然而你的单薄的衣衫，已经是很难将息的了。“全家都在

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在我，年年是赶不上时令，年年是落在了后边的。

懑怨时光的无情是无用的，而更可怕的还是人生这件事故吧。到此，人不能不用力

的翘起了脚跟，伸长了颈项，去望一望那“道上的灯塔”。而就在这里，背后的鞭

子打来了，那鞭子的名字叫做“恐怖”。生活力薄弱的我们，还不曾给“自己的生

命”剪好了衣裳，然而西风是吹得够冷的了！

我真不愿看见那一只叶子落了下来，但又知道这叶落是一回“必然”的事，

于是对于那一只黄叶就要更加珍惜了，对于秋天，也就更感到了亲切。当人发现了

自己的头发是渐渐地脱落时，不也同样地对于头发而感到珍惜吗？同样的，是在这

秋天的时候来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春天曾给人以希望，而秋天所给的希望是更悠远

些，而且秋天所给与的感应是安定而沉着，它又给了人一支恐怖的鞭子，因为人看

了这位秋先生的面容时，也不由得不自已照一照镜子了。

给了人更远的希望，向前的鞭策，意识到了生之实在的，而且给人以“沉

着”的力量的，是这正在凋亡着的秋。我受秋天，我对于这荒凉的秋天有如一位多

年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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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新中国成立60年有贡献的人的故事

1、方志敏

方志敏参加起义领导，创建了“铁纪律”的红十军；他还创建了“出其不意，出其不意，东攻西进，避实就虚”的十六字战略要害。

方志敏在苏区推行股份制、发行股份；发动矿山战争，把人民战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行对外开放的边贸政策，形成了几条对外开放的贸易通道；创办列宁公园，建立了一批学校、文化，教育和卫生单位。

2、王尽美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又名烬美、烬梅，字灼斋，他来自山东省某市直沟镇大北兴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建党和早期革命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3、彭雪枫

彭雪枫（1907年9月9日-1944年9月11日），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优秀司令员、战略家，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组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组织了土城岭战役。他率军两次攻打战娄山关，直接攻占遵义市，渡过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市草原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4、罗忠毅

1937年，罗忠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参谋长，他以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率部积极开展苏南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5月21日，罗忠毅参加新四军指挥的金山战役，不仅扭转了皖南事变后茅山地区的危急局面，同时也为新四军主力重返西部，恢复江、荡、黎地区原有阵地创造了条件。

5、黄公略

黄公略和彭德怀等将领发动和领导了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湖北、江西边境革命斗争的发展，并在江西西南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黄公略领导的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蒋介石安排的第一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在第二次“围剿”中，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被打乱，国民党工业连第三师全歼，在随后的五次战役和五次胜利中取得了第一次胜利。

Ⅸ 刘凤科和柏浪涛老师哪个讲的好

刘凤科：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师从张明楷教授，是张明楷嫡传得意门生。刑内法观点与张容明楷一脉相承。对传统观点进行了颠覆与挑战，虽然开始让人难以接受，但仔细推敲，便领悟其精华。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曾经留学日本，司法考试刑法命题人，

柏浪涛：柏浪涛，清华大学博士，是从周光权教授。周光权和张明楷都是司法考试的命题人。
从授课风格上看，柏浪涛属于温和派，思维比较清晰，没有刘凤科的口音重，刑法攻略比较著名。
从听课同学的反应来看，各有千秋，柏浪涛的反应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