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教授天皇机关说

㈠ 简述《日本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日本共有两套宪法．分别为大日本帝国宪法及日本国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近代立宪主义而制定的首部宪法，公布于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并于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很多情况下，该部宪法也被称作“明治宪法”或“帝国宪法”。与现行有效的日本国宪法相对应，也经常被称作“旧宪法”。
在亚洲诸国中，该部宪法的历史仅次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在东亚范围内，则是首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奥斯曼帝国宪法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首部真正得到实行的近代宪法。或许与宪法发布敕令上提到的“不可磨灭之大典”有关，在制定日本国宪法前的大半个世纪里，这部宪法没有经历任何修改或变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部宪法的名称中带有“大日本帝国”的文字，但当时并不是日本正式的国号，一直到昭和11年（1936年）日本的国号才正式统一称为“大日本帝国”。
该部宪法，兼具立宪主义和国体论的要素，一方面基于立宪主义确立了议会制度，但另一方面议会的权限也受到国体的制约和限制。
[编辑]立宪主义的要素
帝国宪法中具备如下一些立宪主义的要素。
宪法第2章保障臣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秘密通信等权利，但其前提是上述权利仍受到相关法律的保留。
上述权利，是天皇恩赐给臣民的权利。但在日本国宪法中，这些权利是永久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此外，旧宪法中规定，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或“在法律范围内”，上述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或“安定秩序”的概念。这一点也与日本国宪法不同，后者仅仅规定了“社会公众的福利”是限制基本人权的唯一要素。但是，也有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现行宪法根据“社会公众的福利”对人权的限制也是一种根据法律的限制，因此与旧宪法相比，只是限制程度有差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这种立场出发，旧宪法作为一国基本大法，明文规定了基本人权，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可被认为是相当超前的。
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立法权由帝国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掌控，司法权由法院支配。
宪法第3章规定设立帝国议会，众议院由民选的议员组成。
帝国议会具有法律的同意权，关于臣民权利、义务等带有法律保留的内容，未经帝国议会同意不得变更。另外，帝国议会也有法案提出权和预算同意权，可以通过审议预算来监督行政权力。此外，也有条件地具有上奏权和建议权（尽管最终需要天皇的认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但议会可以通过行使建议权对政策进行事实上的参与。）。
宪法第4章规定，天皇的行为应得到国务大臣的辅助。（大臣责任制或大臣进言制）。
关于内阁或内阁总理大臣的规定，主要见诸内阁官制。内阁总理大臣虽然位居国务大臣之首，但其地位与各大臣平等，也没有对其他国务大臣的指挥监督权或任免权，因此在表面上其权限并不大。[5]但是，内阁总理大臣具有机务奏宣权（奏请并宣读天皇的许可的权限）以及对国务大臣的奏荐权（奏请天皇任命的权限），因此在实际上仍具有强大的权力。
确立了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权由天皇授权给法院行使，这意味着司法权的独立。另外，日本采用了欧洲大陆型的司法制度，对行政诉讼的管辖权，不是由司法法院，而是由专门的行政法院管辖。关于这一制度的依据，可以参考伊藤博文编写的《宪法义解》，书中提到行政权也需要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
[编辑]国体的要素
旧宪法中国体的要素如下：
接受皇祖皇宗“天壤无穷之宏谟”的神意，根据天皇继承“国家统治大权”的上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所谓“国体”，就是规定天皇统治日本的基本体制。
从法理上将天皇统治权进行正当化的国体论主要由两个类别。一种是宪法起草者之一井上毅等人主导的国体论，另一种是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导的“家秩序国体论”。宪法制定之初，以前者为主流观点，但在甲午战争和天皇机关说事件之后，后者的学说渐渐成为国家权威的通说。
天皇拥有被称为“天皇大权”的广泛权限。
例如根据独立命令而制定法规的权力（第9条）、缔结条约（第13条）等不受议会制约而行使的权力等，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找不到类似的规定。另外，虽说是天皇的权限，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内阁经过天皇了解许可后代为行使其权限。
帝国议会并非立法机关，而只是天皇立法的辅助机关。
议会作为立法辅助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需要天皇的许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另外，天皇也保留了发布紧急敕令和独立命令的权限。而帝国议会也没有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
作为帝国议会的一部分，由非民选产生的贵族院行使与众议院几乎同等的权限。
作为制约内阁的机构，设置了枢密院等机关。
此外，还有元老、重臣会议、御前会议等未经法律规定的众多议事机关。
独立天皇的统帅权，规定陆海军不对议会负责。
采取皇室自律主义，将皇室典范等重要的宪法性文件从宪法典中割裂出来，使得议会无法干预。
宫中（皇室、宫内省、内大臣府）与府中（政府）的分离是基本原则，互不干涉。但是，执掌宫中事务的内大臣往往在内阁总理大臣的推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宫中与府中的界线也并非完全清晰可分。

《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是自1947年来日本创建立法的文件，提供了日本政府的国会制度及保障了一些基本权利。根据宪法，天皇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也就是国家的精神领袖）。这套宪法较为著名的地方是其第9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这套宪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占领（Allied Occupation）时期撰写的，打算以自由民主的模式取代大日本帝国制度。这套宪法自采用以来，没有什么大改动。
日本国宪法中时常被列举的三大原则是：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主权在民）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日本政治以这三大原理及其中最基本的对个人（个人尊严）的尊重为基调运行。在三大原则当中，尊重基本人权是最根本的原则．正因为每个人各自得到作为人类最大限度的尊重，也因此各人的考虑在政治上不得不得到反映，故需要到国民主权（主权在民）。于是，在个人被尊重的前提下，不得不建立和平的国家及社会，和平主义（放弃战争）的原则也被采用了。
三大原则当中的尊重基本人权及国民主权，就算在各国近代的宪法也受到重视．在其他国家的宪法中，许多时以三权分立代替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的背后有自由主义，国民主权的背后有民主主义．两主义的融合，也称为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这并不是把两项主义的地位并列。自由民主主义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实现自由主义为手段，而采行民主主义；这是回应在民主之名下，以多数作为依归，大肆地蹂躏自由的苦痛历史而建立出来的考虑方法。还有，自由主义及尊重基本人权正是宪法中最重要的要素。尊重基本人权，被视为根本法理、根本规范；即使是经过修宪，这些理念也被视为不容否认的共识。
但即使维持尊重基本人权的理念，也有修正个别规定的可能性。例如，即使修改个别人权的规定，只要没有否定尊重基本人权的内容，也是可以的。
故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和平主义是作为日本国宪法背后的三大理念，被加以尊重、保障。另一方面，这三主义似乎也有自身对立的地方。比如，自由主义与公众福利对立，民主主义与间接民主制对立，和平主义与行使自卫权对立。
以下对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加以说明。
尊重基本人权是对个人拥有人权的尊重，自由主义的表现．起初，是具有解放受国家压迫自由的人民的重要意味．基本人权在第3章具体地列举出来．在该章所列举的，是在宪法上受保障的人权．除了明文规定的权利外，也存在判例上所认许的人权．（知情权，私隐权等）为了避免权力肆意行使而压抑个人的人权，统治机构于是设定至不使权力集中至一个机构（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为了不使个人受到摧残，宪法就以自由主义为原则设立出来．
尊重基本人权，在旧时，就是要尽可能地人类的自由思想与活动，是以这样的自由主义作为基调而成的政治理念．作为政治的基本理念的自由主义，就意味从依据国家权力而作出压制中得来的自由．为了把这种从国家而来的自由展示出来，许多时称立宪主义，这是在对国家权力不信任的前提下而来．在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中，排除籍国家权力而来的强制，作为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而支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来说，是市民自由的扩大；经济上来说，是维持自由政策；更进一步来说，正因为自由主义是以确保个人幸福为目的，随着个人变成集体，自由主义被把握着为决定国家应走的路向．在日本国宪法，国家组织的规定和国民主权的考虑相互关连，沿袭著自由主义．
在现代，由于初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产生了贫富悬殊，自由主义受到社会权（所得的再分配）而来的修正．另外，随着现代的民主主义强烈依存于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自由主义的重要性急速地増加．尤其是德国纳粹党在民主制中诞生，引致极大的祸害，也让世人明白不能保障国民自由的制度，不能被说是民主主义．故此，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变得密不可分而成为立宪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即使在日本国宪法，在个人自由与国家之间出现冲突时，自由也被规定成优先的．

㈡ 名词解释;天皇机关说

你好!!

天皇机关说：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版的一种企图削权弱天皇权力，提高议会作用的主张。认为天皇只是国家机关之一，天皇并不等于国家，国家主权不属于天皇个人，天皇只是依据宪法行使国家主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议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影响。

谢谢!!

㈢ 陈独秀的泛封建论

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
将“封建”指称近代中国，特别是指称中国的一切落后属性，首见于陈独秀的言论。
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该文以“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精神号召青年，并抨击与之悖反的旧精神——“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一目中，陈氏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陈独秀把各种陈腐、落后的现象全都归之于“封建制度之遗”，“封建”被指为陈腐、落后之渊薮。他认定，正因为有此“封建制度之遗”，使得当代中国人与白种人（时称“皙种”）相比，思想落后千年，故中国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
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关于历史阶段性进程的表述接近于共产国际的提法，1920年10月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这里的“共和”约指资本主义政体，其所述“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已接近于下列程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陈独秀1922年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有如下分析：“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8页。将当时的官僚阶级冠以“封建”，也即把现实中国纳入“封建社会”。
在一封书信中，陈独秀论及现实中国为“封建”所笼罩，他说：“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呈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答程师葛〈德、智、体〉》，《陈独秀论文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29页。
二、陈独秀“反封建”说从日本、法国移植而来
有关“封建”概念的把握，陈独秀超越中国传统，没有将其限定在政治制度(“封土建藩”的分封制)上，而扩大为一种中西相互比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受到严复的影响。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认为中西皆有封建制的历史，此种认识被陈独秀所接受。然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严复又颇相差别：严复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行之夏、商、周三代，止于周末，秦以后为“霸朝”(君主专制制度)，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却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加伸展，一直延及近代。
陈独秀何以别出心裁，将“封建”的外延作如此巨大的扩张呢？陈氏本人并未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只能取“知人论世”法，略考陈氏生平，以探究其新说的来源。
清末民初出现留日热潮，陈独秀为此一行列中人。1901年11月，他首次自费留学日本，次年春回安庆；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他再次赴日，在东京成城学校习军事，1903年春回国，办《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后又三度赴日，曾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最后一次（即第五次）赴日，是1914年7月到东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1915年夏自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编辑部迁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舆论发祥地。
陈独秀旅日，时间跨度在1901年至1915年，正值明治末、大正初，日本刚刚走出封建阶段（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的700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迈入近代门槛。明治间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仿效法国启蒙运动的提法，将过往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习俗称之“封建的”，并将德川时代的社会特征概括为二：封建与锁国，称“封建制度”与“锁国政策”是“德川时代的重要的两个基本性格”，而“立宪制”与“封建制”的对立，“开国”与“锁国”的对立，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题旨。〔日〕《明治文化史》4 《思想言论?序说》，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第4～5页。此类论述在明治、大正年间的书报文字中随处可见。
以被称之“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为例，其幕末明初思想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指僵化的封建制度。福泽氏是把“封建”作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来肯定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等“反封建”举措的，他说：“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这就清楚地指出，明治维新的精义是“废除封建”，而“废除封建”是时势使然。
与福泽氏同时期的哲学家西周对封建制的评析深入到哲理层面，他从“政教之所别”的观点出发，批评来自“汉土”（即中国）的“儒教”、“孔子的教”〔日〕西周《百一新论》卷之上，《西周全集》第1卷，宗高书房，昭和三十五年。。这种“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在明治间的日本，是与“封建批判”相为表里的，因为日本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表现为幕藩体制）是崇儒尊孔的，儒学（朱子学）与国学是其两大精神支柱，故明治间的“废除封建”伴随着“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明治晚期远藤隆吉著《支那哲学史》（1900年出版），指孔子为中国之祸源，尊孔为中国精神守旧之因。此说为章太炎《订孔》所援引。明治间日本思想界的这种论析，影响了章太炎、邹容、鲁迅、周作人等，陈独秀当然也不例外。陈氏五四时期的反孔批儒，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而陈氏反孔批儒的特色，是将“反孔”纳入“反封建”的大格局之中。
有“东洋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也是反封建的健将，反对封建等级制和蒙昧主义是中江氏众多论著的鲜明题旨，这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民约译解》是20世纪初留日中国人争相传阅之书，经由此书，高举“反封建”旗帜的法兰西大革命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追慕法国革命，也由此发端。《三醉人经纶问答》1904年摘录刊登在《平民新闻》上，与《一年有半》同为20世纪初新锐的反封建之作，也是此时游学日本的陈独秀研读之书。
综论之，略具法兰西启蒙运动风格的明治——大正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将“封建”作为批判对象。而向往法兰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陈独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日本，深受此种反封建的启蒙之风濡染。
陈独秀第五次游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此一运动发生在大正年间(1912—1926)，而批判封建制遗毒，即为这一民主运动的题旨之一，这无疑给陈氏以启示。
大正初年，宪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等文中提出，天皇大权非个人私权，而是作为国家元首行使的权能，这便是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与绝对主义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政治学者、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则将“德谟克拉西”阐发为二义：一为民主主义，倡言主权在民；二为民本主义，倡言以民为本。吉野作造是李大钊的老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人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参见吕万和《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人民日报》1979年10月7日）。。陈独秀与大正民主运动人士有无这类直接联系，尚待考证，但大正民主运动给陈氏提供示范，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当旧营垒恶攻新文化运动时，陈氏理直气壮地回敬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以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以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参见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这些观念与语汇里都可以见到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像。
总之，以抨击“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明治、大正之际的启蒙思想中借取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观念。
以“封建”作为落后、腐朽、反动、古旧事物的总名，并非陈独秀自造，也不是明治间日本人的首创。此一用法始于18世纪法国，初现于启蒙思想家的文辞中，盛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狂飚之际的法国人将一切陈旧、落后事象皆冠以“封建”，法国大革命的使命被认定为“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0页。。此种用法又传到英国，18世纪末叶，英国议会中的改革派批判贵族保守派，常将其戴上“封建”的帽子。由此，自18世纪末叶以后，“封建主义”在西欧成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的基本标志。19世纪中后叶，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等)承袭西欧这种以“封建”为恶谥的用法，故陈独秀从日本借取的“反封建”命题，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

㈣ 日本开启大正时代后，新时代还是地狱入口吗

在中国人的眼里，近代日本的历史就是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而中国就是受害最深的国家。但是我们回到日本的历史现场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近代日本其实是有一个摆脱军国主义传统，走向正常的民主国家的机会的，这就是日本的大正时代。考察大正时代如何给日本带来了希望，又如何摧毁了所有的希望，对于后来的人们来说是可以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的。

一、繁荣的市民文化

中国人对于近代日本历史的兴趣大多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使日本由半殖民地一举变为世界列强的明治时代，一个是日本逐步走向法西斯道路最终给中国带来了巨大伤害的昭和时代。相比较而言，居于其中的大正时代（1912—1926）在中国人的眼里似乎比较陌生，甚至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大正时代也显得非常尴尬。此外，相对于之前和之后的两位天皇，大正天皇本人的存在感其实也很低，大正天皇因为幼年曾患有脑膜炎，导致整个人常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之中，这种局面伴随他终身，并且日益严重。

反对藩阀政治的民众运动

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第一次在与藩阀集团斗争当中获得了胜利，这对当时日本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就连积极反对政党政治的桂太郎，也放下了元老的架子，开始组织自己的政党来参加政治活动。其实桂太郎的下台与其说是因为民众的反对，不如说是因为藩阀内部的分裂。当时积极出面组织民众反抗桂太郎内阁的政友会，其大佬就是被桂太郎斗掉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但是这次事件显示了民众运动的力量，任何政党也不能忽视民间的声音了。也正是在此之后，一位名叫浜口雄幸的平民子弟开始进入政界，并且最终成为日本第一个出身平民的首相。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日本的民间参与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各种思潮，各种社会运动也开始兴起。倾心于左翼的劳动阶级热情洋溢地上街庆祝五一劳动节，而追求自由民权运动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在各个阵线鼓与呼，主张天皇主权论的上杉慎吉遭到人们的嘲笑，军阀的走狗们在电车上遭到人们的白眼，而拥护宪政，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达吉成为人们追捧的英雄。东京博览会开幕仪式上，人们热情的欢呼一个没有藩阀军阀和财阀的时代。在整个大正时代，选举权不断放开，传统的西南藩阀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军部的鼓噪越来越如过街老鼠，当第一个政党内阁组织起来的时候，日本的市民阶级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美好的明天马上就要到来。

文史君说：

如果说明治时代是司马辽太郎所说的望云攀登的巨人时代，昭和时代是北一辉等人寄予希望最终却带来灾难的动荡和毁灭的时代，大正时代更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的时代。毕竟，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们都不喜欢平凡，文学家们也难以找到重大的题材。但是当日本人从自我膨胀和建立世界强权的迷梦当中惊醒，就像是巨人轰然倒塌，人们意识到维持一个巨人的身躯居然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的时候，大正时代的平凡就显得可爱和浪漫了。《大正文化》的作者竹中民朗将这个时代称之为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其含义就在于此。

㈤ 二战中日本天皇有实权吗

我觉得是有的，来而且对于二战天源皇也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二、通过“戊辰战争”和“明治维新”，推翻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天皇重新掌握实权，实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但是此时的明治天皇同样要倚重倒幕派，也不是一个强势的天皇。此后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也延续这一制度，天皇掌握实权，国会推荐首相，天皇任命首相及内阁，依然是统而不治。

以上所述，二战是天皇是肯定有实权的，对于日本犯下的罪行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㈥ 电影精武英雄中，哪些片段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每每一提到精武门、陈真、霍家迷踪拳，恐怕很多人都会想起1994年的经典动作片《精武英雄》。荡气回肠的时代背景、精彩刺激的武打场面、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无不让这部电影成为经典。《精武英雄》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历史题材的电影，但它与那个特殊的时代密不可分。

如果按光子的说法，把时间定义在1914年，其实对于前面的剧情并无大碍，毕竟都是在大正民主时期，早一点晚一点都可以接上。但是1914年的时间设定相对于后面的情节来说，显然有点早。

在开往中国的轮船上（也可能是军舰，毕竟船上有很多日本兵），陈真看到了报纸上登载的，关于霍元甲被日本人打死的消息，在报纸的主版面上，赫然出现了“英日同盟废除”的新消息。这就和光子说的话对不上了。

㈦ 日本的天皇机关说是什么

国家的统治权在于国家，而不是天皇，天皇不能够代表国家，需要受到宪法的约束；类似于政党不能够代表政府行使国家的权力，而需要受到宪法的约束。

㈧ 求智慧树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答案，急！！！！！

2017智慧树 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答案在智慧树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章节测验答案
1
【单选题】(2分)
B 提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A. 朱熹
B. 陆九渊
C. 周敦颐
D. 王阳明
正确

2
【判断题】(2分)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对这个史料一般地来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强调客观的反应历史，一种是强调主观的认识历史A
A. 对
B. 错
正确

3
【判断题】(2分)
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写了《西方的没落》，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区域分成10个文化区域。B
A. 对
B. 错
正确

1
【单选题】(2分)
日本制定《十七条宪法》是在_____A_________时期
A. 推古天皇
B. 持统天皇
C. 天智天皇
D. 光明天皇
正确

2
【单选题】(2分)
白凤文化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___D____影响。
A. 西汉文化
B. 东汉文化
C. 隋朝
D. 唐朝文化
正确

3
【单选题】(2分)
日本共拟派遣唐使18批，其中对日本最有影响的是_C___ 遣唐使。
A. 第6至第10批
B. 第6至第11批
C. 第7至第10批
D. 第7至第1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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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选题】(2分)
“院政”主要存在于平安时代，但“院政”作为历史学术语，至_____才被广泛采用。
A. 镰仓时代
B. 室町时代
C. 江户时代
D. 明治时代
正确

5
【单选题】(2分)
佛教传入日本后，在_____开始形成六个宗派，通称“南都六宗”。
A. 飞鸟时代
B. 奈良时代
C. 平安时代
D. 镰仓时代
1
【单选题】(2分)
第一部用纯日文写成的作品是_______________。
A. 《蜻蛉日记》
B. 《和泉式部日记》
C. 《紫式部日记》
D. 《土佐日记》
正确

2
【单选题】(2分)
894年提出《请议停止派遣遣唐使状》的是________________。
A. 菅原道真
B. 吉备真备
C. 阿倍仲麻吕
D. 藤原时平
正确

3
【单选题】(2分)
“祗园精舍的钟声，鸣诸行无常之响；婆娑双树的花色，呈盛者必衰之理”，出自___
A. 《保元物语》
B. 《平治物语》
C. 《平家物语》
D. 《竹取物语》
正确

4
【单选题】(2分)
“最初的武家法典”是______________。
A. 《贞永式目》
B. 《建武式目》
C. 《武家诸法度》
D. 《叶隐闻书》
E. 《御成败式目》又称《贞永式目》

5
【单选题】(2分)
南北朝内乱时期最杰出的文学作品，是《徒然草》和__________。
A. 《水无濑三吟百韵》
B. 《吾妻镜》
C. 《太平记》
D. 《古今和歌集》
正确

1
【单选题】(2分)
提出“应仁之乱使幕府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是《室町人的精神》的作者_____。
A. 内藤湖南
B. 吉田兼好
C. 鸭长明
D. 樱井英治
正确

2
【单选题】(2分)
织田信长在_________________中杀死了今川义元，为重新统一日本迈出重要一步。
A. 严岛合战
B. 长筱合战
C. 姉川合战
D. 桶狭间合战
正确

3
【单选题】(2分)
耶酥会是由_____________创建的。
A. 沙勿略
B. 罗耀拉
C. 弥次郎
D. 弗洛伊斯
正确

4
【单选题】(2分)
使日本重新获得统一的关键一战是1600年发生的__________
A. 关原之战
B. 大坂冬之阵
C. 大坂夏之阵
D. 山崎会战
正确

5
【单选题】(2分)
江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______建馆。
A. 太田道灌
B. 德川家康
C. 秩父重继
D. 丰臣秀赖
正确

1
【单选题】(2分)
对明治维新具有重要意义的“船中八策”，是由土佐藩士__________提出的。
A. 坂本龙马
B. 后藤象二郎
C. 大久保利通
D. 大隈重信
正确

2
【单选题】(2分)
___写于1873年的《论文明开化的意义》，对当时“文明开化”社会风潮有生动描述。
A. 福泽谕吉
B. 加藤佑一
C. 田口卯吉
D. 柳河春山
正确

3
【单选题】(2分)
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西南战争，发生于_____________。
A. 1874年
B. 1875年
C. 1876年
D. 1877年

4
【单选题】(2分)
主张_______的井上毅等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A. 君民同治
B. 万民共治
C. 主权归一
D. 王政复古
正确

5
【单选题】(2分)
在日本海海战中，___________提出的“丁字战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A. 东乡平八郎
B. 秋山真之
C. 陆奥宗光
D. 大鸟圭介
正确
1
【单选题】(2分)
大正年代，东京大学教授______提出了天皇只是执行主权的机关的“天皇机关说”。
A. 上杉慎吉
B. 穗积八束
C. 美浓部达吉
D. 西园寺公望

2
【单选题】(2分)
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发展国运之“天佑”的日本元老是____________。
A. 山县有朋
B. 松方正义
C. 大山岩
D. 井上馨
正确

3
【单选题】(2分)
提出“西有激进派政府的列宁、东有我们总理大臣原敬”的是众议院议员_________。
A. 永井柳太郎
B. 原田肇
C. 中冈良一
D. 高桥是清
正确

4
【单选题】(2分)
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鼻祖”的是____________。
A. 德富苏峰
B. 吉野作造
C. 大杉荣
D. 北一辉
正确

5
【单选题】(2分)
“币原外交”的胚胎形成于______的国际协调外交。
A. 加藤高明
B. 原敬
C. 埴原正直
D. 桂太郎
正确

1
【单选题】(2分)
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_____________。
A. 东宫铁男
B. 松村谦三
C. 河本大作
D. 村冈长太郎
正确

2
【单选题】(2分)
作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核心精神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是由_____提出的。
A. 建川美次
B. 石原莞尔
C. 板垣征四郎
D. 橘朴

3
【单选题】(2分)
《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发表于____________。
A. 1935年
B. 1936年
C. 1937年
D. 1938年
正确

4
【单选题】(2分)
1937年11月5日，率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的是__________中将。
A. 松井石根
B. 河边虎四郎
C. 武藤章
D. 柳川平助
正确

5
【单选题】(2分)
1928年，山本五十六的部下_____向他提出，如果日美开战，必须攻击夏威夷。
A. 南云中一
B. 渊田美津雄
C. 石井秋德
D. 草鹿龙之介
正确

1
【单选题】(2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时，日本首相是___。
A. 东久迩念彦
B. 币原喜重郎
C. 铃木贯太郎
D. 吉田茂

2
【单选题】(2分)
发表于_____的回忆录《“人间宣言”的内外》，披露了日本欲保留天皇神性的细节。
A. 《周刊文春》
B. 《周刊现代》
C. 《文艺春秋》
D. 《朝日周刊》

3
【单选题】(2分)
“鼓励建立工会”是麦克阿瑟指令币原首相进行的“________”之一。
A. 三大改革
B. 四大改革
C. 五大改革
D. 六大改革
正确

4
【单选题】(2分)
在“东京审判”中被判有期徒刑的两名甲级战犯，一名是重光葵，另一名是_______。
A. 梅津美治郎
B. 永野修身
C. 东乡茂德
D. 小矶国昭

5
【单选题】(2分)
“倾斜生产方式”是_________在《挽救日本经济败局之路》中提出的。
A. 都留重人
B. 中山伊志郎
C. 有泽广巳
D. J.阿贝格伦
正确

1
【单选题】(2分)
现行《皇室典范》的_______与天皇驾崩时举行“大丧之礼”有关。
A. 第22条
B. 第23条
C. 第24条
D. 第25条

2
【单选题】(2分)
_______________，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
A. 1951年3月
B. 1952年3月
C. 1953年3月
D. 1954年3月
正确

3
【单选题】(2分)
________，日本“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
A. 1993年1月19日
B. 1994年1月19日
C. 1995年1月19日
D. 1996年1月19日
正确

4
【单选题】(2分)
显示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的《日本可以说不》，是由石原慎太郎和_____共同撰写的。
A. 稻盛和夫
B. 土光敏夫
C. 今井武夫
D. 盛田昭夫
正确

5
【单选题】(2分)
最先提出“企业文化”这一概念的是___________。
A. J.阿贝格伦
B. 威廉·大卫
C. 松下幸之助
D. 本田宗一郎
正确

㈨ 泷川事件的事件发展

1933年春，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在第64届议会上作出将处分“赤化教授”的公开承诺。泷川事件便开始于此。在此之前的1932年10月，日本发生共产党集体被捕的热海事件。与此同时，九名法官和法院职员也在11月下旬遭受指控。右翼团体借此结成维护国体联合会，指出导致司法官员赤化的原因在于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的赤化，并以此为由发动了驱逐赤化教授的运动。该运动的司令部是政友会干部小川平吉主持的报纸《日本》。
蓑田胸喜，这位过去曾在《原理日本》上一再攻击赤化教授的国士馆教授，将该年11月末起至年末的这段时间在《日本》杂志上连载的论文，于次年的1月汇集成题为《日本全面赤化症状，根绝司法部门丑闻事件祸因的逆缘，昭和维新的正机》的小册子，发送给政界的各个重要人物。小川的女婿，政友会中担任国会议员的宫泽裕收到该小册子之后，于1933年2月1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要求鸠山文部大臣驱逐赤化教授。尽管宫泽在所提要求中并未举出具体名字，但其所指一目了然，这些赤化教授就是指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牧野英一、末弘严太郎、经济学部副教授有泽广巳、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等四人。
其实在此之前，文部当局就已经盯住了泷川教授。前一年的10月28日，泷川教授在中央大学作了题为“从《复活》看托尔斯泰的刑法观”的演讲。司法当局认为该演讲内容侮辱法官、鼓吹无政府主义，因此向文部省作了通报。文部当局在接到宫泽的要求之后，开始积极地针对京都大学展开行动。2月23日，鸠山文部大臣向京都大学校长新城新藏以及已内定为下届校长的小西重直表述了对泷川教授所著的《刑法读本》的不愉快感受。接着的3月10日，文部省学生部长伊东延吉向京都大学法学部部长宫本英雄提出了对泷川刑法学说的指责。议会闭会之后，政府就立即决定对泷川教授作出处分，4月10日，内务省作出禁止发行泷川著作《刑法读本》和《刑法讲义》的命令。同月22日，文部次官粟屋谦正式要求小西校长对泷川作出（免职或停职）处分，5月9日，鸠山文部大臣亲自向小西校长传达了作为内阁决定的处分泷川教授的方针。
法学部教授会认为对泷川所作的处分侵犯了学术研究自由和大学自治，因此于1933年5月10日通过校长提出了抗议。13日，针对文部当局公布的处分理由中认为教授虽然拥有研究自由，但并不拥有讲授自由和发表自由的观点，法学部教授与其在报纸上展开论战。15日，教授会表示如强行实施处分将全体辞职。18日，小西校长正式通告文部省拒绝作出处分。23日，法学部全体16名教授签署辞呈，表示“只要目的不能达成，无论如何都绝不接受挽留”。
1933年5月25日，政府以泷川学说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违反《大学令》规定的大学教授所应承担的“国家思想涵养”义务，向文官高等身份委员会提出咨询。次日，政府在接到同意的咨询结论之后，就立即发出处分命令。接到这一消息后，法学部全体教授以及决定追随其后的副教授团、讲师和助教团向校长递交了辞呈。
在议会上被指存在问题的四名教授中，为什么只有泷川首当其冲地成为处分对象？能够判断出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泷川的刑法学说中的罪刑法定主义与法官依据心证进行量刑的《治安维持法》审判相矛盾；同时，他在京都大学反对军事教练等言行尤其凸显出其自由主义的立场。第二，泷川教授在讲课和讲演时所作表达毫不掩饰，加上多年来京都大学一直被认为是“赤化”的温床，这也容易遭致处分。第三，自泽柳事件以来，京都大学一直被视为大学自治的大本营，文部省认为如能使京都大学就此屈服，就此可以易于掌控大学。
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会的抗争不仅完全没有寻求外部的支援，而且与副教授团以及讲师、助教团之间也划清界线，甚至都回避向其他学部和其他大学作出情况说明。这种不怕孤立，拒绝连带的男子汉气概，在战术上也具有正当性。因为在当时，也有声音指责教授总辞职的行为属于罢教行为。如后所见，从其他学部和其他大学冷淡的反应中也可以知晓，如对外开展活动很可能遭致相反效果。进一步而言，教授会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教授会由三部分人员构成，其中主流派8人，中老年人5人，年轻人3人。主流派之外的教授对于抗争活动并不持积极态度。最终，只有主流派辞职退出了京都大学。如果教授会开展对外活动的话，很可能会更早导致分裂的出现。
与此相反，学生则积极地行动起来，成为反对对泷川作出处分抗议运动的主力。首先，法学部的学生于5月19日排除教授会的制止，召开了有信会（同学会）学生会员大会，作出绝对支持教授会的决议。其后，他们召开各个毕业高中代表会议（高代会），设置了中央部、交涉部、信息部、会计部、庶务部等组织，在学校内外推动运动发展。5月26日对泷川的处分作出之后，抗议运动扩展到所有学部，各个学部也各自设立了与法学部类似的组织。6月6日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作出决议：（1）支持法学部教授，誓死捍卫自治和自由；（2）声讨文部行政当局；（3）强烈期待所有学部以及全国的教授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妥协；（4）泷川教授不获复职，抗议斗争绝不停止。为了组织抗议运动，学生建立了全体学生的组织，各个学部学生代表共96人组成了作为议决机关的全学代表会议，另外由各个学部中央部代表14人组成执行机关全学中央部协议会。
学生运动如此快速的展开，正是秉承了自大正[③]末年以来京都大学学生运动的传统。尽管共产青年同盟之外的左翼组织当时已遭破坏，但这些组织的许多活动积极分子仍然留在学校之中。他们在背后承担着抗议活动的策划工作，前台则由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学生唱主角。学生组织的运作也极其民主性质。大学当局也并不压制运动，而是允许学生自由使用教室。学生在学校内部诉求各个学部的教授会支援法学部的同时，通过高中同学会的路径，对其他大学，尤其是设置有法学部的帝国大学展开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拜访各个喉舌机关，向父兄寄送信函等方法诉说运动的意义。
尽管学生们热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了，但各个学部的教授会则都没有发表一个支持法学部的声明。与向文部省提出抗议的做法相比，校园里压倒性的气氛是希望事态能以稳健的方式终结。京都大学代表性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认为“不能允许为了一个泷川就毁灭了大学”，这一观点象征着当时的校园内部气氛。
在学生不断上升的怒火中，学生力量强大的经济学部和文学部的学生作出了罢课的举动。但是，该项作战策略却适得其反。由于经济学部和文学部已经分别在1933年5月31日和6月14日停课，学生也陆续返乡，6月中旬三分之二的学生已不在学校。6月16日反对小西解决案（后述）的全体学生大会之后，学生运动已经转向退潮。警察当局对在京都大学内重建的共产青年同盟的拘捕活动也导致了学生的不安。学生方面由此转换方式，停止了在京都的活动，转而在家乡展开宣传启蒙活动，但所取得的成果仅限于福冈和广岛两地。
在学校之外，抗议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发动东京大学开展斗争。京都大学的学生通过毕业高中等方面的人际关系，获得了东大方面的积极响应，到6月9日为止，法学、经济和文学三个学部成立了高代会。与京都大学不同的是，东大的共青组织仍然健全，其拥有50名基层成员，还每周发行机关报《赤门战士》800多份。4月26日以来，《赤门战士》积极刊登京大事件的报道，共青组织成员也活跃在高代会的前台。在大学当局和警察当局的取缔之中，东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不断得到发展。6月17日，经济和文学两个学部的学生大会，以及此后于同月21日，法学、经济和文学三个学部联合学生大会，都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强行召开的。
但是，与京大一样，东大各个学部的教授会则都没有动作。东京大学法学部曾在1905年的户水事件和1914年的泽柳事件中与京都大学站在同一战壕，共同与文部省进行抗争。此时尽管也有年轻教授提出应该以法学部的名义发表意见，但该观点受到了长老教授的阻止。据说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法学部出身的东大校长小野冢喜平次与文部大臣鸠山之间缔结了密约，内容为如东大教授不参与抗议运动，则不对东大教授作出如同对泷川那样的处分。是否存在密约姑且不论，但现实中东大各个学部的教授会保持了沉默，议会上被指责存在问题的末弘、牧野和有泽三位教师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
此外，东北大学法文学部也成立高代会，1933年6月15日召开了学生大会，决议抵制上课。但由于多数学生反对此项决议，运动以失败告终。九州大学法文学部在高代会的准备会议阶段活动就已停止。这两所大学的教授会也都始终保持沉默。
波及各个大学的学生运动本身也催生了大学之间的联合组织计划。7月1日，16所大学代表组成在东京组成了维护大学自由联盟（自联）。受此运动的刺激，7月10日，长谷川如是闲、三木清等人牵头组成了拥有作家、评论家、演员、出版商等四百多名会员的学艺自由同盟。《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等综合杂志大量登载了支援京大的论文。《东京朝日》、《大阪朝日》、《读卖》、《报知》等报纸发表了支持京大的社论，但《东京日日》、《大阪每日》、《时事新报》和《中外商业新报》则对京大提出批判。京都当地的新闻界清一色地对京大表示支持。
在发布泷川停职处分命令的1933年5月28日，京大的小西校长向鸠山文部大臣提交了辞任书。文部大臣对此作了挽留表示，京都大学评议会以及各个学部部长也希望小西校长能继续留任。据此，小西校长于5月29日发表了继续留任直至问题解决的声明。6月8日，300名学生在京都车站声援前往东京的小西校长。6月9日，小西到达文部省开始交涉活动。首先，小西提议文部大臣作出如下的表述：“对于此次事件，文部大臣认为法学部教授所表达之主张妥当，将来在采取措施之时会尊重其主张之精神，准予在《大学令》的范围之内确立研究和教学之自由以及人事进退方面的大学自治”。这段内容是根据法学部的权威佐佐木惣一教授的建议制作，其目的在于让文部大臣承认错误，重新准许大学自治的原则，并考虑泷川将来复职等事项，希望以此控制事态的发展。
针对该项提议，文部省的态度是“对于此次事件，本省将始终坚持不再对泷川问题另行作出处理的原则。因此，对其希望不予受理”。京大方面以解决泷川问题本身为目标，而文部省方面则视为该问题已经解决，接下来只要发布一份抽象的文件作为善后措施即可。两者的立场始终居于根本对立的状态。文部省甚至放出了将不惜关闭京都大学法学部的风声。
1933年6月12日，双方的再次会谈仍因意见对立而告终。正当小西冥思苦想寻找对策之际，在京都的原文部省次官田所美治经与前任京大校长新城英太郎、文学部部长羽田亨协商制作了一份妥协案。小西根据该方案于14日继续与文部省进行交涉。此次交涉的结果是，在京大法学部方面尚不知情时，鸠山文部大臣当夜就正式发布以下内容的解决方案（小西解决案）。
针对校长提出的希望文部大臣能在体察法学部教授所主张的学术研究之精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确立在法令范围内研究教学之自由以及有关教授进退的大学自治原则的要求，文部大臣就此回答如下：
校长提出的上述有关大学之中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以及教授进退之要求，应在法令及历来的处理惯例的范围之内予以承认，期待贵校在领会《大学令》第一条的宗旨的基础上，为能够实现大学本来的使命做出更大的努力。
法学部之外的各个学部对此项解决方案表示了较为强烈的支持，但在16日，法学部教授会认为该方案无视法学部的主张，追认对泷川教授的处分，因此依然坚持辞职请求。全校学生大会也表达了对法学部的支持态度。小西校长也在当日表明辞职意向。
在此之后，佐佐木惣一教授向文部省提出妥协案，要求文部省只需表明京都大学校长将来将努力争取使泷川教授复职，文部省今后也会对此予以考虑的内容即可，但文部省没有予以接受。另一方面，京大毕业的贵族院议员木户幸一、大审院法官细野长良等人也试图促成法学部代表进京与鸠山文部大臣会见，但遭到法学部方面的拒绝，双方的对立依然如故。
刚刚在1933年7月6日的校长选举中当选的理学部教授松井元兴（得票数居第二位的是佐佐木惣一）于10日赶赴东京，将法学部15名教授（井上直三郎已于6月28日去世）的辞呈提交文部大臣。但文部大臣仅仅受理了其中五位强硬派教授，即佐佐木惣一、宫本英雄、森口繁治、泷川幸辰、末川博，以及被认为属于柔软派的宫本英脩教授的辞呈，对其余的则作出了驳回决定。这样的处置方式，显然意味着否定大学校长情况呈报（人事情况呈报）权，但松井校长只是原封不动地将辞呈带回京都，接着便开始对剩下的9名教授展开挽留工作。
此时，宫本英雄担忧全体教授的辞职会导致法学部解体，因此向松井校长建议委托法学部具有长老地位的中岛玉吉教授出面处理相关的事项。中岛教授接手后提出了预先准备的妥协案，松井校长据此与文部省展开交涉，1933年7月18日，松井校长从文部省带回了被称之为松井解决案的方案。该方案是先前小西解决案的加强版，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文部大臣明文表示“此次文部当局对泷川教授所作之处分为非常特殊状态中所采取之措施，对于教授进退之处理，文部当局仍循多年先例，在校长的情况呈报书基础上作出。”
宫本英雄的意图在于法学部全体教授协议会承认松井解决案为不得已之方案，将辞任的教授们全部聘为非在职授课教师，使法学部的课堂教学能够得以持续，同时撤回副教授以下教师的辞呈。但是，出乎预料的是，新当选的法学部部长中岛玉吉教授于1933年7月22日召开了只有留任教授参加的教授会。教授会在会后发表声明，指出文部大臣在松井解决案中新加的内容表明对泷川教授所作出的这类处分仅限于此次范围之内，将来不会重新作出，在泷川辞职已经确定的此时，法学部的抗争目的已经达成，因此，全体收回辞呈。但这些教授中，恒藤恭和田村德治两人认为文部省已变得在“非常特殊状态中”无论怎样都可以处分教授了，因此拒绝留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教授阵营的团结就此瓦解，教授中七人离开京都大学，八人留任（宫本英脩教授于当年底回京大复职）。尽管佐佐木和宫本英雄两人竭力劝说副教授以下的教师应该为重建法学部而撤回辞呈，但十八名副教授以下教师中的十三名坚持辞职。这样，法学部三十三名教师中有三分之二的教师离开了京都大学。
声称目的已经达到的法学部新教授会已经不能容忍学生运动继续开展。7月27日，法学部学生大会一发表反对松井案的决议，法学部的中央部就接到解散命令，并不被允许继续使用教室。新闻部部长西田直二郎也发令禁止《京大新闻》刊登泷川事件方面的报道。警察机关也从31日起开始拘捕运动积极分子，至8月2日为止逮捕了“自联”的委员长等十一人。9月份进入新学期后，法学部的中央部就开始兴起辞职教授复职运动，以替代之前采取的罢课运动。但这一运动因理路不通，无论是辞职教授还是留任教授都没有对此表示认同，结果运动无果而终。表示要追从教授而提交了退学申请的少数学生，最终也被挽留下来。9月24日，“自联”因关东支部受到警察拘捕而解体。
除了成为律师的宫本英雄、泷川幸辰和宫本英脩外，从京大辞职的二十一名教师中，十八人于1933年9月18日被立命馆大学聘任。但是，除担任立命馆大学校长的佐佐木惣一教授之外，原京大教授四人退为非在职授课教师，原副教授四人升为教授，其余九人分别被升为副教授或讲师。但是，次年4月，新升任为教授的三人和新升任为副教授的三人又回到京都大学重新担任原来的教职，这是由上面曾提到的细野法官等人发动的“为了母校”的说服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抗议运动没能实现泷川教授复职目的，即未能恢复在人事方面由教授会自治的制度，这意味着该运动的失败。从鸠山文部大臣于第65届议会上的发言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留任教授们对松井解决案做了错误的解释。鸠山文部大臣发言说，“即使没有校长的情况呈报书，最终也可以撤换”违反《大学令》的教授（1934年2月7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着他又进一步说“讲义的内容是否违反了《大学令》，对此可以由作为监督机关的文部省来进行认定”（2月27日，预算委员会）。显而易见，达到目的的确切无疑并非是京都大学法学部，而是文部省。大学自治遭受破坏之后，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便着力于对学术自由本身进行破坏，在泷川事件两年之后发生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京大方面的失败是不得已的失败。战后有观点认为泷川事件中的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团体所采取的方针属于孤立主义性质，过于丧失政治性。这些观点让人有不着边际的感觉。在泷川事件中，政友会当然支持属于本党的鸠山文部大臣，民政党则袖手旁观。东京大学法学部以及其他部门也没有作出支援行动。在这种形势中，哪里存在取得胜利的条件呢？大学的自由与自治是与大学之外普通国民所拥有的自由与自治连为一体的。作为第一次护宪运动的余波所取得的大学自治，早已在满洲事变下的法西斯化中丧失殆尽。当然，理应受到称赞的是自始明知胜利无望却依然勇于挑战的教授和学生所持有的操守和勇气。
战败之后的1945年11月1日，就任京都大学校长的鸟养利三郎向币原内阁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提出请求，要求将京大法学部恢复至对泷川教授作出处分之前的状态。在此之前，盟军司令部（GHQ）已经发布备忘录，指示优先恢复战争时期被驱逐的自由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教授们的职位。前田文部大臣于11月19日向鸟养校长交付备忘录，承认对泷川教授所作处分的错误，重新确认大学中的研究自由和教授人事自治。伴随这些工作的进展，1946年2月16日，泷川幸辰恢复京大教授教职，并同时就任法学部部长，承担起法学部的重建工作。

㈩ 智慧树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答案期末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