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狠批私有制

⑴ 发展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私有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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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读研究生时候的老师是哪位

是赵俪生教授！
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此文在腾讯网上有刊登。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去世了。

回想1978年，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校时尽管都是动乱年代坚持读书的人，毕竟刚经历了“文化断层”，对传统用语不熟悉。一位师兄在文章中写道“先师赵俪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觉得“先师”是类同于“先生”而更为尊敬的一种称呼。结果赵先生读了哈哈大笑：“我还活得好好的，怎么成'先师'了？”

晚年赵俪生作者供图

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赵先生走完了他坎坷、传奇的91个春秋，真的成了我们的先师了。

先生对于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刚进中学就碰上“文革”停课，接着广西发生惨烈程度冠于全国的“武斗”——其实就是枪林弹雨的内战，战火甫熄，我就在不到16岁时“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此后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为赵先生的研究生。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学，我真正的杏坛受业生涯就是在赵先生门下那一段。当年我虽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学”的出身不免于成见。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也仅0.7”的体检表，令人印象强烈。因此后来听说录取我的阻力颇大。是赵先生力排众议，我才得以跨入校门。据说当时先生曾言：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青年赵俪生

近30年过去了，我并未失明，愧对师恩的是也没有成为“陈寅恪”。但赵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实迥然别于一般师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机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能够师从赵先生。是他把我带入学术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农民问题也是缘起于先生当年对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见了赵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但作为学者，赵先生所给予我的又岂止于“机遇”而已。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对我的启迪难以估量。虽然我和先生是两代人，知识领域不可能重叠，时代赋予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可能一样，治学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样”之处，也有来自先生给我的启发。在缅怀先生的此刻回顾这些思想路程，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赵先生自己是个独立思考者，他也这样要求我们。因此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会高兴地看我写下这段文字。

1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俪生文集》书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赵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差点死在夹边沟。但在1949年前他却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亚细亚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理论与“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古代或“传统”社会以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为特征，而近(现)代化意味着个性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自由人的契约联合，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各种“进步”思想的共同观点。举凡卢梭、黑格尔、梅恩、密尔、滕尼斯、迪尔凯姆乃至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么看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的演变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

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马克思当时说的“亚细亚”，有如下基本特征：它是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时没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酷的专制主义和“普遍奴隶制”。

“亚细亚方式”与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冲突

但是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于是后来的苏联就出现了“两种类型”说和“两个阶段”说的长期论战。前者认为“亚细亚”只是东方“水利灌溉”地区的特殊社会类型，不适合于欧洲与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区。后者承认“亚细亚方式”不仅亚洲有，但说它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无私有”是原始特征，“专制国家”是奴隶社会特征，因此它似乎应该是“早期奴隶制”或曰“不发达奴隶制”，与后来的“典型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但是，这两种说法在实证上与逻辑上都有大量的破绽。

沙俄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亚细亚专制”之说批判现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说法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事实上，当年普列汉诺夫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进行反专制斗争时，的确运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当时的沙皇专制“公社国家”，他们斥责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共耕'”，指出“俄国农民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疾呼“农村公社对农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了”，还把支持独立农民、实现退社自由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土地纲领的“惟一内容”。他们同样抨击当时的民粹派美化农村公社、抵制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为“亚细亚专制”张目，是反动的“警察民粹主义”，是追求“古代中国或秘鲁式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那时“亚细亚专制”之说在现实中既有如此作用，学术上又还没有与当时并不存在的“五形态”官定模式发生冲突，所以它曾经是反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从普列汉诺夫、早期列宁直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波克罗夫斯基，都娴于此道。

苏联时代，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成为敏感话题

然而到苏联时代形势大变，布尔什维克自己搞起了更严厉的“公社国家”，同时确立了“五形态”的官方史学，“私有制”被判定为“剥削压迫”的惟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过也从维护“专制公社”变成了鼓吹“小农自由”。于是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险。苏联时期为此曾屡兴大狱，很多人为此掉了脑袋。

在我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于是在我国，“亚细亚方式”理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直到1990年后还发生过一场对它的“大批判”。

⑶ 土地私有制的益处

《土地管理法》第四轮修改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伴随着此轮修法，对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很多专家都聚焦于本轮修法如何做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之际，凤凰网财经《财·知道》栏目独家对话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蔡继明在对话中表示，中国应该逐步推行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
近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非法征地等纠纷不断。几个月前的河北香河，就出现过政府大规模违规圈地的现象。开发商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而大量的农民并未签订土地征用合同。此举也引起了村民的不满与抵抗。
蔡继明认为，在现行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下，土地私有化可以增强农民保护自己土地的意识和能力。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集体代替个人做主的事情，违背农民的意愿，侵害农民的权益。
“要是土地私有了，那集体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了。”蔡继明说。
征收集体的财产和征收私人的财产又有一定的差别。蔡继明认为，“国家通过征收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好像是公与公之间交易，比较容易达成默契。”
土地私有化并非全盘私有化并不违反宪法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在这种体制下谈土地的私有化，是一种比较敏感的行为，制度上的障碍成为现实的担忧。
不过，在蔡继明看来，这完全不是问题。他说，谈土地私有化，并不是说全盘私有化。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土地制度多元化。不排除一部分土地继续实行国有，集体所有，但是有些土地就可以实行私有，比如说宅基地，非公益性的土地，没有必要一定要实行国有。
“从宪法的角度来说，宪法在总纲里面谈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生产资料的多元所有制。在城市里边，也允许有非公有制经济大量的存在和发展。如果我们把土地制度做一个调整，由原来的单一公有制变成多元所有制，甚至也可以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这个并不违反宪法。”
土地私有化可从宅基地做起50年或70年产权制度须废除
在操作层面上，蔡继明认为，私有化可以先从宅基地做起。
“其实农村的宅基地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私有的属性，只不过我们还给了它很多权能的限制，比如说转让、抵押，包括小产权房等等。我们现在限制它的交易，以后取消就可以了。”
城市里面的宅基地则有使用时间的限制，有70年产权或50年产权等。2011年初上海曾出台通知，规定土地70年产权到期将无偿收回，这也引起了住房市场的恐慌。
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33年，很多房屋距离使用期限越来越近，这也极大影响了住宅的价值与产权交易。
对此蔡继明认为，城市的宅基地可以继续保持国有，但至少要赋予它永久的使用权。
“永包制”等说法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推行土地私有化
在土地制度上，有学者提出过“永包制”，也有人提出过“永佃权”，对此蔡继明笑言，这可能得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⑷ 学国学 杨传统作文，国学与传统文化相连接，字数在900字左右，跪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个人以为最大的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本人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中国的教育界太过功利化，目光短浅，问题很多。目前我国中学生数理化教育的水准，特别是数学教育的水平，已高出欧美四、五个档次，还在不断拔高、加码、升级。在高考指挥棒下，当下的“课改”适得其反，只能是更加层层加码，又增加了数理化，特别是数学的难度，揠苗助长，使不少中学生失去了学习数学（或数理化）的兴趣。中小学，特别是中学理工科基础教育与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严重失衡，理科太偏重了。如果拿智育与德育相比，智育太过，德育不及。两者根本未达到所谓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平衡状态。在文科基础教育中，政治教育取代人文、人性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状况又特别严重。整个社会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不用说中小学的）仍然是老一套，教条化，根本不能打动人心，管乎人心，渗透到人的信仰、行为中去。社会上多数大干部尚且说一套做一套，贿赂公行，官德不在，遑论其他人呢？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与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总的、长久的，是超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我肯定适当的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但认为一定要有限度。政治的价值是短时效的，人文、人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根本的。这里有本末的关系，不可颠倒。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终极信仰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公民底线伦理与伦理共识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做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手段。现在的社会风气，声色犬马，唯利是图，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面临很多难题。社会上成年人、老师、家长的生活方式、行多方式、情感方式、价值观念，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最大的。中小学出现的校园暴力与其他现象，例如有的孩子受到性侵害的现象，令人忧心忡忡。故我们不仅希望学校师长，更呼吁整个社会，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干部、知识分子、大中小学教师都来整齐风俗，移风易俗，正心诚意，洁身自好，坚持做人的底线，并用心去做好人性、性情的教育。

一、为什么要重视国文与国学教育

每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说承担着传承文明、教育下一代重任的中小学的干部、教师（无论教哪一门课的教师），都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常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在我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好转。

2001年5月我在德国。有一天，莱比锡大学的一位女教师陪我到该校去作演讲，途中她先送女儿上幼儿园。她对我说：“我送女儿到教会办的幼儿园去，幼儿园的老师们常给孩子们讲《圣经》中的故事。这是要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我们这个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博爱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不允许传教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信不信教，由他们自己选择，成年以后的事，家长不干预。但作为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我们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的教育。”

我的朋友、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卜松山先生是中国通，他翻译了郑板桥，会唱道情，研究中国美学，也研究儒家道德哲学。

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法国对所有大学生的国文教育，重视古典语言和希腊、罗马的典籍，及有关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古典著作的阅读。现代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反复受到上述古典的教育，浸润于其中。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我们到美国去过的同志都知道，美国一些地方的治安状况很好，真可以说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为什么呢？除了法治健全之外，大凡这些地区的社区文化比较健康，或者基督教、天主教的道德教育做得好。这些地方的离婚率很低，家庭和谐稳定。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推崇儒家人道、人性的学说，用以反对神学，他们把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1793年宪法及《人权宣言》。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即今天的联合国）在通过《人权宣言》时，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起过很多作用，张先生把儒家的智慧渗透进去，并以儒家智慧来协调各方，使该宣言得以通过。联合国大厦镌刻着孔子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别人，当然这不是指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指的人格尊严。自己不想受到别人的羞辱，那您首先就要尊重别人，不要羞辱别人。反过来说，您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您，您就要那样地去对待别人。这可以推广为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准则。

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十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人的一生中受到最大影响的，除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外，就是小学、中学的教师了。我十分感念我的父母兄长，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他们在言传身教中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们都很辛苦。老师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学生，甚至影响学生一辈子。但由于教育制度、结构和种种原因，今天的中小学教师以及今天的为人祖父母、为人父母者的国文与国学素养，却不敢恭维。因此要大力培养师资。

我举双手赞同儿童读经。2003年我在日本讲学，曾专程去福冈看望了九五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冈田先生九十高龄时还在福冈的一家幼儿园给孩子们讲《论语》。冈田先生说，东方文化中有很多珍宝还未开发出来，东方文化一定会胜过西方文化。儿童背一点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等，背一点《论语》《孟子》《老子》，背一点古代诗词等，很有好处。我认识一些儿童的家长，他们指导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适当背诵一点古代经典，对开发智力很有好处。十三岁以前语言记忆能力很强，多背一点，打一点童子功很有必要。这一年龄段只要背，以后再慢慢理解、反刍，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李国平先生等，都善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各位不用担心孩子们现在懂不懂，担心的倒是孩子会向家长与老师挑战，老师与家长必须懂一点国学初步，也就是要略知经、史、子、集，略懂基本的经典。

从《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可知，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肯定儿童读经，特别表扬了沈阳市皇姑屯区所有的小学生每天早上用20分钟诵读蒙学读物与《论语》。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推广的。

我们应在中小学教育中恢复毛笔字的教育与训练。我们的高小与中学语文课本中应按年级适度增加文言文的比重，到高二、高三，至少应有五、六成的古文。繁体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与载体，我建议认真考虑已故任继愈先生的倡议，让中小学生与国民“识繁用简”。

人文教育事关孩子们的人格成长、心理健康。人文教育包括全人类、东西方人文精神的教育，其中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人文精神的学习非常重要。但相比较而言，国学与国文教育又是基础的基础。国文、国学中有很多属于博雅教育、心性修养与君子人格培育的范畴，属于祖国历史文化精神传承的问题，故应当特别重视。

二、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斯坦福大学明确以博雅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目标，该校要求同学们不局限于一个专业，要有广博的知识与修养，要“均匀”，即接触不同学科，同时了解不同文化的经典、观念与价值。该校规定学生在下列九个领域中选修十一门课（每一门至少3学分）：1、文化、观念及价值，2、世界文化，3、美国文化（以上为文化核心课程）；4、数理科学，5、自然科学，6、科技及应用科学（以上为科学核心课程）；7、文学及艺术，8、哲学、社会及宗教思想，9、社会及行为科学（以上为人文及社会科学核心课程）。以上每一领域中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经典导读，其课程名称为：荷马的《奥德赛》或《伊利亚德》，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著作选或其《伦理学》、《政治学》，《圣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国思想家孔子著作选读或《论语》，中国道家哲学选读或老子的《道德经》，《孟子》选读，《庄子》选读，马丁•路德著作选，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密尔顿的《失落园》，蒙田散文选，但丁的《神曲》，摩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暴风雨》，牛顿著作选，达尔文著作选或《物种起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之起源》，韦伯的《新教伦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方法论》及《沉思录》，洛克的《政府二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可兰经》，《艺术史》及《世界文明》等。

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该校大学生的毕业学分中有一半以上是涵盖六个领域（人文类、外国语文类、数理科学类、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明研究类）的通识课程，名为共同核心课程，学生必修21门课，份量很重。[1]

哈佛大学的传统也是通识教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哈佛的理念是：最佳教育是开放式、创造性教育，不仅应有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能力，而且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善于深思熟虑，有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洞察力，成为具有自由人格的、完美的、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学习外，也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该校不少教授强调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主张理解、吸收不同的价值观念。大学本科生必修8至10门课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的主要领域有：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思考、科学与社会分析，并须修习英文写作、数理统计及外国语文。在“道德思考”领域，该校请不同的专门家讲授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的伦理道德课程，让同学们选修一种。其中有杜维明教授的“儒家伦理”课，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学生选修。杜教授只上大课，并定期主持助教会。该校规定，每20名学生必须配一名助教，助教参加学生的讨论（每周一次），引导学生读书，批解他们的读书报告。

有的哈佛教授认为，任何复杂的文明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是看不见的。不能以浅短的目光看待我们教育的效果，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来衡量。有的教授认为，不能只重视经济资本，还要发展文化人。这就要考虑文化传承、心灵积习。除了智力教育、科技方法之外，还要培育伦理素养、人生智慧、精神价值、文化能力、道德信念等等。要培育公众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批评当下，指引未来，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

我国各大学现在也在推行通识教育。有的大学一下开出二百多门课。通识教育不是课开得越多越好，在诸多通识课中，要形成核心课程，建议学习《四书》《五经》等一二种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和一种西方文化的经典并作为核心课程（绝不要用中西文化概论之类的课程来代替）。所有大学生都应修一门《大学国文》，可以用《四书》或《古文观止》作教材。傅斯年先生当台湾大学校长时，全校学生在大一时必上一个学期的《孟子》，一个学期的《史记》（选），增强历史感，培育健全人格与浩然正气，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否则，光靠选修几门比较泛一点的人文通识课或听几场人文演讲，仍不能弥补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的缺憾。现在大学生的语文、国文的基础太差，文字写作能力太差，连写信（包括信封）的格式都成问题。

我国大学人文教育中的问题是人文学科自身的课程体系的缺失。我们一定要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专史）的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中外古今之原著经典为主的方式。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大学文科本身的最大的弊病是，课程体系成为概论加通史（或断代史、专史）的模式。对此，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学生们学一点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专史、断代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所有课程统统如此，不直接读一些东西方文学、史学、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那就有很大的缺憾，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概论、通论、原理、通史、专史等是一些专家们嚼过的馍，以此硬性地、填鸭式地喂养学生，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就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我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往往变成背诵无聊教条的过程，学生所获益的甚少、甚浅，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无关身心修养。中小学教师是大学培养的，故大学的弊病影响到中小学。

我国大陆各大学的中文系与台湾地区各大学的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差距是，后者继承了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的传统，以古文字、古文献为基础，以经、史、子、集为教学与研究的内容，而前者则反是，不重视古文字、古文献、古思想，只偏重于集部之一部分（甚至只是现当代小说），愈来愈狭隘，影响了几代师生的训练与师资的培养。

不论是国学还是人文学还是自然科学的教育，课程设置是一回事，怎么讲课又是另一回事。课讲得好不好，不在外在形式，而在于教师有没有学问根底，以及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的讲课方法。课程排定后，讲什么，怎么讲，考什么，怎么考，是教师的自由，千万不要用那些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加以限制。面对同一课程或文献资料，应允许由具有不同见解的老师来讲，也应允许学生来批评，提倡师生间的自由讨论，交流互动，启发学生有所见，有所得，即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以意逆志”，“掘井及泉”，“深造而自得之”云云。

三、我国传统心性情教育的优长之处

我还是认为读书，特别是读一点古书，比看电视、比去娱乐场所、甚至比上网更有收益，更有意义，更有涵咏。我还是提倡修身养性。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化人讲涵咏，讲六艺之学，讲礼、乐、射、御、书、数，讲诗词歌赋，棋琴棋书画，讲人的品味，人的意境。人不是行尸走肉。人活着，要活得有尊严，有格调，有价值，有意义。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小人去之，君子存之。”意思是说，人与他物、人与禽兽的差别其实很小很小，君子保留了这一界限，而小人却抹杀了这一区别。故为人师表者，特别是大中小学的校长、干部、教师，不要一天到晚忙于应酬、周旋，甚至沉溺在声色场所，要读书，要静坐，要修养自己。

我们提倡博雅教育与君子人格。中国传统文人很看重个体人的生存品味与品质，很重视人文的熏陶和修养。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优游、涵养、陶冶于礼乐教化之中，通过《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来培养社会精英，也提升民间的品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孔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品格，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担当意识，以“天命在我”“天生德于予”的自觉，一身系斯文传续的使命，同时，也有“吾与点也”之叹。其实子路、冉求、公西华三人从事军政外交的志向，孔子不是不认同，相反，他总是鼓励弟子有外王事功之实践与建树，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孔子独独默许曾点的优游涵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没有这种生活意境的人是读不懂“吾与点也”章的。曾点在这场对话中表现了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意境，其志趣的特出、独到，使夫子叹息而深许之。可见个体人生存的意义世界，与个体人之身心的涵养有很大的关系。人有别于禽兽，自不待言。不惟如此，人不仅仅是语言、逻辑的动物，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的动物，尤其是具有宗教性、道德性和美感的动物，这就需要涵养。要有所养，养气，养心，养性、养情，养才。靠什么养？在古代是靠人文的“六艺”之学之教，靠五经四书。

我们传统的心性论是一富矿，可以开采发掘的资源甚多。即使是朱子的心性论，其实也不是那么面目可憎，相反非常有亲切意味。朱子诚然强调“天理”对于“人欲”的控制与调整，但主要是指的内在性的调控，不是外在强加。“情”需要节制，并非中国哲学家的专利，古今中外大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没有不讲导情、节情的，“情”之泛滥总不是一件好事。（例如在当代中国，声色犬马、人欲横流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少官员与士人已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现在我们讲可持续性发展，讲和谐社会，这都有古代文化资源的基础。人与生存环境的共生关系，历来为中国人所重视。《庄子·齐物论》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表达的是“天、地、人、物、我”整体和谐的智慧：无论是类的人、群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与无限的宇宙，与有形有限的世界，与天地万物，可以达到契合无间的理想状态。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己及人，爱周围的人，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瓦石，爱自然万物和人造的万物。这些爱当然是有差等的。但仁者把自己与天地万物看成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程颢主张天地万物与己一体，元无分别。《识仁篇》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二程遗书》卷二上）这当然是一种超越的理境，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共生共存的意识。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人与自然万物，与草木、鸟兽、瓦石、山水，与驯养、栽培之动植物和衣食住行之器物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天地万物是不同差异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得其所。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代表，是万世师表，人家联合国都以孔诞为教师节，为什么中国反不以孔诞为教师节呢？难道就因为台湾地区以孔诞为教师节，我们就偏不吗？这很奇怪。中国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正宗、正统，唯其如此，更应以孔诞为教师节。这是教师的尊严与光荣之所在。

国语、国文、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忽视母语的教育，忽视本土历史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语、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完全是数典忘祖！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所谓美国大片横行无忌。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他们是有限制的。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相反，我们都失职了！我不是反对学习西方，相反，我是积极主张拥抱西方文明的，我当院长时在本院的哲学教学中，为以西文学习西方哲学经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开办的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国际班，都是开放的，有的课程也用英文上。但我认为，这一定得有一个界限，即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生），宪法与法律允许的中国教育，一定以母语与本土文化为主导和主要内容。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学提倡“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在大学里，适度有点汉英双语教学是可以的，但大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盲目提倡全英语教学，却值得警惕，如同美国所谓大片在我国电影市场横行无忌一样，长此下去，我国会丧失民族文化与教育的主体性，变成美国或西方的文化与教育的殖民地。

⑸ 新中国成立60年有贡献的人的故事

1、方志敏

方志敏参加起义领导，创建了“铁纪律”的红十军；他还创建了“出其不意，出其不意，东攻西进，避实就虚”的十六字战略要害。

方志敏在苏区推行股份制、发行股份；发动矿山战争，把人民战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推行对外开放的边贸政策，形成了几条对外开放的贸易通道；创办列宁公园，建立了一批学校、文化，教育和卫生单位。

2、王尽美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又名烬美、烬梅，字灼斋，他来自山东省某市直沟镇大北兴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建党和早期革命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3、彭雪枫

彭雪枫（1907年9月9日-1944年9月11日），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人，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优秀司令员、战略家，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组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组织了土城岭战役。他率军两次攻打战娄山关，直接攻占遵义市，渡过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市草原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4、罗忠毅

1937年，罗忠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参谋长，他以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率部积极开展苏南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5月21日，罗忠毅参加新四军指挥的金山战役，不仅扭转了皖南事变后茅山地区的危急局面，同时也为新四军主力重返西部，恢复江、荡、黎地区原有阵地创造了条件。

5、黄公略

黄公略和彭德怀等将领发动和领导了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湖北、江西边境革命斗争的发展，并在江西西南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黄公略领导的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蒋介石安排的第一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在第二次“围剿”中，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被打乱，国民党工业连第三师全歼，在随后的五次战役和五次胜利中取得了第一次胜利。

⑹ 如何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关系

一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点来看,促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优势的,主要有下列一些条件和因素:一是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义日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19页)以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学生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要高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看待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涉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如何解决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困惑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所取得的优势十分明显,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也必须注意到,在这一历史事实背后,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深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述优势产生的条件、原因,从而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进一步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国为例,英国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仅1793年一年的食盐垄断就为英国带来80万英镑的利润。殖民掠夺加速了欧洲国家的原始积累过程。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了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采取国家干预政策,避免了单纯的市场经济自发性调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通过调整财政收入占支出比重来影响社会总需求;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利息率和货币供应量;通过对工资和物价的管理,调节工资、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的关系,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和社会的稳定;通过经济计划这种综合调节形式,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改变了资本主义早期所采取的残酷剥削的方式,注重研究企业管理中人的需要层次和动力结构,通过吸收工人参与一定的企业管理、支持工人入股等方式,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些调整,既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运转。三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间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又是不尽相同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经济全球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更为有利。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四是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互动。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先导和加速作用,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作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人才的竞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发展高科技,加紧人才的培养乃至争夺,通过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中占据了有利地位。面对知识经济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制定新的发展战略,通过科技、教育和生产的现代联合,抢占现代化发展的制高点。20世纪5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为20%;70年代上升至70%;到了90年代已上升至70%以上,其中教育和培训的份额占20%左右。中国目前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不到40%。目前中国高校录取率只有10%,而加拿大为100%,美国为80%,韩国为50%,世界平均水平为15%。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生产力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知识和人才的积累不足。二虽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优势,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就此消失,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相反,这些优势不仅不能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使这些矛盾深化,进而导致资本主义更大的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以机器大工业和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具体来说,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公的程度越来越大。在现代自动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劳动结构发生了变化,一般的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呈递减之势,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比重在增大,但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却加剧了。因为许多从事技术和管理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要远远高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自然地,技术劳动又比简单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美国的剩余价值率1909年为110%,1950年为237%,1970年为289%,1987年为365%。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但却没有改变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状况,而且这种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在量上又有新的发展。这在总体上表现为,雇佣工人人数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增加,以及在资本进一步集中基础上资本家人数相对减少。从分配角度来看,工人相对贫困在加剧,收入差距在扩大。美国公司经理1960年的平均收入是美国工人平均收入的40倍,1993年是149倍,1997年是326倍。在当代,占美国人口总数2‰的富豪,拥有美国公司总资产的60%以上,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和的90%。二是南北差距在扩大。资本在一个国家的积累会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引起国内的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则会导致全球的两极分化,后者直接表现为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美国《外交》季刊1995年冬季号第1期载文指出,“在世界上有20多个富国,100多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在拉大”。文章还指出,“30年前,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20%人口收入的30倍,而今这一差距已经扩大为60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0%,占全球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不足20%。保障世界所有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教育只需要60亿美元,美国每年的化妆品消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保障最不发达国家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需要130亿美元,而美国和西欧每年在饲养宠物方面的花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南北差距拉大,是北方国家利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南方国家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解放的道路,世界范围内旧的殖民体系也随之崩溃,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依然在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这表现为,在生产领域,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未能彻底打破;在流通领域,不利于南方国家的贸易规则依然存在;在金融领域,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继续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等等。三是资源和财富的极大浪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就是要使资本价值增殖。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企业组织和生产的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不断生产更便宜的商品投入市场竞争。在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他们又利用各种现代技术和媒体来引导甚至误导人的消费。正如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所言,当代资本主义不顾人的真实需要和生活质量,通过制造一种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资源和财富的浪费以及恶性消费、畸形消费的产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5,却消耗了世界80%的原料和产品。其中美国占世界人口不到1/20,却消耗了世界1/5的能源、1/3的世界矿物质。据统计,每个美国人每天要扔掉约4磅的垃圾,每人每年要消耗120吨的自然资源,每个美国人每年要消耗的资源相当于12英亩农田和林地提供的可再生资源。资本主义这种急功近利、追逐利润的本性,将阻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优势及其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可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中国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落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落后,同近现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有着本质的联系。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军事力量,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它们在中国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优势,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不仅在城市以商品竞争压倒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且还渗透到了农村,形成了一个买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残酷地剥削广大中国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帝国主义还勾结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企图使它们在中国的统治永久化、合法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是不可能发展的。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它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新中国成立51年来,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总体上,我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创造了历史的奇迹。由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的道路,通过科技、教育和经济相互作用,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世界银行1997年9月公开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评价:“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了四倍多。在1978年到1995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飞速增长。”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步伐,进一步推动新形势下高校“两课”教学的改革和发展,10月28日,教育部社政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本刊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了“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高校`两课'教学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会议以如何根据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高校“两课”应如何结合新的实际,积极贯彻五中全会精神;面对新世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应如何加强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切实重视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与引导为主要议题。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关专家学者有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俞家庆教授、北京大学钱淦荣教授、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志宏教授及张雷声教授、秦宣教授、张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章维教授、本刊编辑部任大奎编审。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顾海良、副司长靳诺、思想理论教育处处长徐维凡、副处长万志建等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精神的体会和感想,从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如何结合五中全会精神“拓展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与教学的新视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新体系”,在“`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中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设想”,“加强互联网上的阵地建设,提高`两课'教学实效”,如何正确看待和把握五中全会文件中的一些新提法等角度进行了座谈和研讨,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带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社政司司长顾海良就当前高校如何在“两课”教育教学中,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对影响当前大学生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将根据国家“十五”计划的有关精神着手制订的教材、大纲和教师培训计划和整体工作方案,以及社政司宣传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有关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工作设想。三是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吸收、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参与国际合作,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要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有两个基础性条件: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第二,与世界普遍交往关系的形成。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科技和经济成果,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实力。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不断调整,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使得它还能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发展,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我们既不能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认为它难以同资本主义抗衡,也不可急于求成,否定我国在现阶段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信念,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夏文斌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蚌珠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