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法学院易显河教授

❶ 国际争端的仲裁是否可以超越国家权力

为期两天的海洋争端解决国际法研讨会7月16日在香港落幕。此次研讨会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与中国国际法学会主办，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0多名国际法和海洋法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对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所谓裁决的严正立场表示支持，认为中国做法才是在捍卫国际法尊严，临时仲裁庭越权扩权违反国际法，在国际法领域树立了一个坏典型，政治操纵下的所谓裁决必将遭到唾弃。
不接受不承认裁决合理合法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2013年1月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不接受、不参与的严正立场，并指出临时仲裁庭明显没有管辖权。对临时仲裁庭今年7月12日作出的所谓裁决，中国政府也表明了不接受、不承认的严正立场。在近日发表的《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中，中国政府再次重申了有关严正立场。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在会上表示，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经营南海诸岛，中国政府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管辖。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台湾海洋大学教授高圣惕在会议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是精心包装的实质划界行为。”高圣惕认为，尽管菲律宾口口声声说仲裁案不是为了划界，但事实上就是把有关划界的内容切割为几个部分，虽然每个部分单独来看都不等同于划界，但是加起来产生实际上海域划界的效果。
高圣惕认为，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是合理合法的，因为这一仲裁本身就是非法的，而且最后的裁决也是漏洞百出。菲律宾提出的诉求实质就是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临时仲裁庭根本没有管辖权，但最终却越权做出这样的所谓裁决，这也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参与仲裁。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易显河指出，临时仲裁庭的判决简单地忽略了许多重要论据，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众多双边协议，这些协议构成了双边谈判是解决争端唯一途径的共识，但这一点却没有被临时仲裁庭采纳。南沙群岛作为整体，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仲裁庭却违背常理，将南沙群岛进行分割处理。
所谓裁决严重违反国际法
清华大学教授约翰·安东尼·卡蒂指出，临时仲裁庭的问题在于是否有权做出裁决。在审理和判决过程中，仲裁庭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质上对南海的领土主权问题进行划界。许多国际法学家和律师都认为，这实质上是一场“法律游戏”。
英国外交部前副法律顾问克里斯·沃默斯利在会上表示，临时仲裁庭把岛礁的地位凌驾在主权问题之上，裁决结果无益于解决海洋争端的根本问题。
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程家瑞认为，所谓裁决否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相关国家间协议，本身就是错误的。在岛礁地位问题上，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太平岛是自然岛屿，而临时仲裁庭却在这一问题上荒唐地做出错误推断。
卡蒂也认为，对于岛礁的地位，临时仲裁庭罔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越权提出评判标准，甚至荒唐地推定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他提出质疑，“如果这样的话，那日本等国的一些无人岛礁，是否也适用这些评判标准呢？”
国际法院前法官阿卜杜勒·卡洛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充满争议，在不少问题上与国际法自相矛盾。他在提到历史性权利时表示，历史性权利可以确认领土主权。
李适时表示，临时仲裁庭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南沙群岛整体论，从而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是完全错误的，也绝不可能得逞。他表示，所谓裁决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从程序方面看，这项裁决既是越权裁判，又是侵权裁判。所谓裁决超越了仲裁庭的管辖权限，侵犯了缔约国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从实体方面看，这项裁决是滥权裁决。临时仲裁庭滥用对国际法规则的解释权，错误解释历史性权利和大陆国家远海群岛规则的国际法依据，错误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错误否定中国将南沙群岛作为整体主张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错误否定作为南沙群岛一部分的太平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双边对话才是解决之道
临时仲裁庭所谓裁决出炉后，中国在白皮书中通过大量事实证明，中菲之间早已达成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的协议，并重申中国愿意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这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评价。
卡蒂对本报记者表示，所谓仲裁结果对于解决南海问题丝毫没有意义，双边谈判才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南海仲裁案在国际法学界树立了一个坏典型。仲裁员的工作是使用法律而非创造法律，但遗憾的是，这些仲裁员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以至于在国际社会“失去了权威”。
阿卜杜勒·卡洛玛也认为，诉诸仲裁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有双边磋商才能解决这类问题。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迈伦·诺德奎斯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之规定，中国已经发表过排除声明，涉及海洋划界等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有声明在先，因此当临时仲裁庭涉及这个问题时，中国当然会不高兴。裁决很糟糕，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裁决，中国显然不会接受。
高圣惕认为，菲律宾把与中国的争议送到了不正确的地方，因为临时仲裁庭无法解决主权争端，只有双边谈判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德国波恩大学国际法专家斯特凡·塔尔蒙表示，由于临时仲裁庭对领土争端没有管辖权，因此也无助于南海领土争端的解决，临时仲裁庭的所谓裁决甚至会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不利影响

❷ 吴川人的民俗民风

勤劳拼搏：
吴川人自古以来就有勤劳的传统，拼搏的志气，敢为人先的精神。远古时期，吴川为蛮荒之地。过去连年风灾旱灾不断，百姓衣食无着，生活十分困顿艰辛。如今，吴川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中间，浸透了吴川人多少辛勤的汗水，奋斗的泪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减轻风灾水灾旱涝的侵害，吴川人民开凿了两条人工河流：一是博茂减洪河，对治理袂花江涝区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是塘尾分洪河，使鉴江缩短28公里流程，直排入南海，大大减轻涝灾，并蓄水灌溉，使近万亩的旱地变为水稻良田。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这两条河流全靠吴川几十万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自带粮食和工具，日夜苦战，肩挑背扛开凿而成。吴川人为改造家园，翻江倒海，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的精神的确可歌可泣，他们群策群力，勤劳奋进，致力改造山河的壮志豪情堪可载入史册。
敢为人先：
吴川人敢为人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个体商人和手工业者便走街串巷，收废品，从事各种小营商活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川的手工业十分繁荣，覃巴镇手套针织厂、梅录城区的麻纺厂、塘尾的渔网厂相当红火。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吴川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大办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快速兴起，呈现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蓬勃发展局面，创出镇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四个轮子一齐转”的“吴川模式”，与浙江“温州模式”齐名，成为吴川发展的一面旗帜。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吴川人更是紧抓机遇谋发展，捷足先登。吴川的工业和民营经济在湛江地区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区域产业迅猛发展，全市形成了羽绒、塑料鞋、机械制造、家电、农海产品加工等为主要支柱的产业群体。特别是羽绒业，吴川是全国两大重要羽绒生产基地之一，被誉为“北有萧山，南有吴川”，成为“中国羽绒之乡”。塑料鞋业也有长足发展，鞋业企业发展到700多家，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有“南国鞋城”的美誉。此外，吴川还是全国有名的糖酒食品机械制造基地、网具生产基地、海蜇加工出口基地、废旧物资回收加工基地、家用电器生产基地等等。
崇文重商：
吴川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文物古迹甚多。从晋代开始，就建有私立学校茂山书院，元朝至正九年在县城修建学宫，亦则孔庙。明清时期，官学私学并举，设立了正疑书院、寥山书院、梅坡书院、川西书院等官立私立学校，讲经读书成为绵延不衰的人文风气。因此，吴川自古以来才俊辈出。一个小小的县，就出了1个状元，18个进士，160多个举人，现当代还出了2个外交官和3个将军。清朝道光三年中了状元的林召棠，是科举取士以来广东9位状元之一，更是粤西地区唯一的状元。此后中了进士的陈兰彬，是清朝第一任驻美公使，为沟通中西方和维护中国公民在西方的合法权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民国期间的著名爱国将领李汉魂和张炎，都为国为民立下过汗马功劳。
如今的吴川人秉承传统，继往开来，读书尚学的风气仍然十分浓烈，很多村庄建有文化楼，设立了图书馆、阅览室等文化娱乐设施。尤其是一些先富起来的村庄，投入大量的资金，兴办学校，引进外地教育人才，致力振兴当地教育事业。
读书与经商都是吴川人谋求出路的首选，尚文重商是吴川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良好风气。吴川的地理交通环境，也为吴川人外出发展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改革开放的浪潮风起云涌，先知先觉的吴川人最先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外出从事各种各样商业贸易、制造业等等，他们的足迹踏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及远涉海外。
聪明睿智：
吴川读书成才者不计其数，每年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一流高校的都有一大批。他们当中，有前任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有为“神舟五号”、“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安全着陆作出贡献的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吴信才，爱国巨商许爱周次子，地质工程专家、地理学家许士芬，有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康景轩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易显河
热情好客：
吴川人的人情味特别浓，到过吴川或与吴川人打过交道和相处过的，无不为吴川人的真诚、热情所感动。
吴川人以诚待人、热情好客的浓浓情意，单从吴川的“年例”上便可领略。吴川一年四季，民间传统“做年例”连续不断。做年例也是农村的“文化节”，各村各乡都有自己不同的风俗。每到年例，外出人员一般都回来，把家园打扮一番，邀请聚庆。就算经济并不宽裕的农家，也想办法筹办酒菜，款待亲戚朋友，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真诚坦荡：
人无志不立，商以诚为本。吴川人诚实守信、真诚待人、热情豪爽的秉性，有口皆碑。正是这样，吴川人普遍赢得了四海朋友的信赖和尊重，也赢得了发展的机遇。他们走南闯北，打拼天下，靠的不仅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遍天下朋友的鼎力支持。可以说，有建筑的地方就有吴川人，这是吴川人艰苦创业的写照，也是吴川人广交朋友、诚信待人的佐证。
兼容务实：
吴川古属百越之地，长期艰苦的生活磨砺了吴川人勤劳淳朴的民风特质；吴川历史悠久，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吴川滨江临海，本土江海文化别具特色；吴川衔接岭南，饱受岭南文化的辐射熏陶。因此，以厚重的儒家文化为根基，独具特色的江海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汇融合，在这种文化土壤上生活的吴川人有着开放兼容、务实奋进的精神。
追本溯源，吴川人很早就具有开放兼容的精神和务实奋进的品格。其中，吴川人林怀兰把番薯从越南引入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吴川县志》记载，明朝年间，吴川人林怀兰游医交趾（今越南），见当地种植番薯，民不患饥馑，便借治愈国王之女，国王赐食熟番薯之机，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历经艰险，回归乡梓。自此，番薯遍种于南粤，后几遍及全国。此外，上述的吴川人陈兰彬，也曾是清朝第一批公派留学生的督学，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维护中国劳工的合法权益作出很大贡献。林怀兰、陈兰彬是吴川人最早具有开放意识的杰出代表。
热心公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让一大批外出务工经商的吴川人先富起来，他们富不忘本，富而思进，把热爱家园的绻缱情怀化作回报家乡、建设家乡，纷纷慷慨解囊，争着做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公益事业，捐资办学、架桥铺路、扶危济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实践新的人生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吴川人外出创业经商，人数超过20万，他们经过努力拼搏、艰苦创业，有不少人成了大大小小的老板，其中有的还创出了辉煌的业绩，据不完全统计，超亿元身家的企业家就有500多个，超100亿元身家的有近10个。吴川老板不仅敢想敢干、热爱家乡、慷慨捐资建设家乡，还积极支持各地的公益事业，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打响了“吴商”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