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华青教授

① 熊跃根的主要经历

1998年3月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同年12月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2年12月 毕业于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1993年3月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8年7月 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7年9月---1988年7月 在北京语言学院出国部进修英语与人口统计学 2010年8月 起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9年6-7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副教授
2005年10月 在东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访问研究(日本科学振兴学会(JSPS)访问学人)
2005年3月--- 担任南昌大学兼职教授
2003年12月-2004年2月 在德国汉莎高等研究院（HWK）从事访问研究
2002年11月-2003年8月 在牛津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系从事访问研究（英国学术院王宽诚访问学人）
2001年9月 在英国发展研究院（IDS，Brighton，UK）从事访问研究（高登.怀特纪念基金访问学人）
2001年8月 --- 2010年7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2000年7月---2001年7月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
2000年1月---2002年12月 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荣誉副教授
1998年7月---2000年6月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1988年11月---1994年3月 在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社会学系)工作,任助教、讲师

② 费孝通的人物生平

1910年11月2日（清宣统二年），费孝通诞生于江苏吴江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 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
1935年（中华民囯二十四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在瑶山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翌年费孝通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1936年秋（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 。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与孟吟女士结婚并生下一女。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其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费孝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
1946年11月（民国三十五年）访问英国。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到清华大学任教。
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与黄现璠都是调查组的负责人，又同是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费孝通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
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被划为“右派”。同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
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1979年，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
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
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
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三篇文章。
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网络全书》奖。 此后费孝通先后对中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为改善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90年代中后期，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并结集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
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本）。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③ 乡土中国中社会学的历史和学科特点是什么

乡土中国的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费孝通作者简介费孝通(1910-2005),字彝江。祖籍江苏吴江。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务长。1949年后历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青黎奖章、美国大英网络全书奖、日本福冈市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麦格赛”社会领袖奖等桨项。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拼朱《民族与社会》、《生育制卿》、《行行重行行》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神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学术的道路是清贫的,学术的道路同样也是艰辛的,但是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安于清贫,在艰辛的学术道路上披荆斩棘,传承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费孝通先生用他的一生见证了一代学人的风范,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社会学这门外来的学科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本书收录的都是费老学术上的成功之作,更是使后学者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进而使社会学在中国真正做到了面向大众,为学术推广铺平道路!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

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怎么样

是很好的专业可以念到研究生，
毕业你可以到社会科学院研究所，
不错的就业前景，点采纳呀。

⑤ 著名社会学家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1928年，费孝通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
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当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王同惠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1936年，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⑥ 李康的学术经历

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
2004年8月至2005年7月 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01年1月至2001年5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福特基金“青年社会学者”进修项目
1996年9月至1999年7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1993年9月至1996年7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
1989年9月至1993年7月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本科

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是副厅级别干部么

不是。应为正处级
中国高校一般是厅局级单位（不含军校）。本科高校一般为正厅级，专科院校为副厅级。其中31所知名高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为副部级干部，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任命，俗称副部级高校。但是，即使北京大学是所谓的副部级高校，其行政级别仍为正厅局级，只有校长和党委书记是副部级。副校长的行政级别与其他高校一样，为副厅局级，其他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也是一样的。

⑧ 社会学是什么的作者简介

邱泽奇，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行后学习过生物学、农业古籍和农业史、社会学和社会项目评估。曾经担任过农场技术员、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联合国项目评估专家。曾经从事的研究领域有农村婚姻家庭、农村贫困、农村社会保障和中国社会学史。现在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组织、高新技术与网络社会。

⑨ 内地的副教授待遇如何

日照海滨，教授花园”，在日前开幕的北京秋季房展上，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瞄准北京各高校的教师这样兜售海景房。

北京某媒体今年8月报道说，在海滨城市日照，目前有近400名北京人在当地的“教授花园”小区买了房，其中有九成为北大教授。

据悉，一家参展的来自某海滨城市的房地产公司还将于国庆节在北京大学开设班车，免费接送想看房的教师。

就在部分高校教师富裕到可以异地置业的时候，他们的一位同事阿忆却在网上声言，仅凭其工资收入，“入不敷出”。一时间，大学教师的薪酬问题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多数青年教师和学历低的讲师助教，每月只靠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生活

今年6月，江西南昌大学新闻系的年轻教师刘易成（化名）带课的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班上几名很有心的班干部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没打招呼就带着礼物敲开了刘易成的家门。刘易成尴尬地将学生让进屋，家里连椅子都找不齐。

一直在外租房的刘易成住得离学校很近，也喜欢跟学生相处，但他很少将住址告诉别人，因为房子条件挺差，没什么家具，来了人也不好招待。

刘易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以外地人的身份到这个陌生城市求职，成为这所省属高校的一名助教，教授新闻理论。当时赶上学校不分房，也没有教职工宿舍，他只好到校外的学生租房区内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此时，他的月收入平均只有2000出头，去掉生活费，他还要向家里寄一部分钱，一年下来攒下的钱很有限。

虽然教师工作比较稳定，但行业内的收入差距刺激了刘易成。为了尽快评到职称，他省下钱准备考博，“没房子，以后成家都是问题。”近30岁的刘易成并不满意现在的收入。

该校讲师冯尘（化名）去年接受了一份江西省内的“高校教师满意度”调查，在工资报酬、补助购房、培训机会和聘升职称几项都画了“不满意”。

“很多人认为高校教师工作轻松、收入高，其实只是看到了多数教授、副教授们的生活。”冯老师说，到了教授这个级别，教师的工资的确可以达到很高，他们还可以通过校外兼职等途径赚钱。但大部分青年教师、学历低的讲师助教，构成了高校教师群体收入的金字塔底端，这些人每月只靠一两千元的基本工资生活。

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列为“高收入个人”后，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彬教授曾对媒体表示，如果说年收入10万元以上才算是高收入者，那么高校教师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师的比例不到5％。在中西部高校中，这个比例就更小了。

部分教师提及收入状况讳莫如深，兼职成了主业，教书退为副业

北京大学副教授阿忆在网上贴出了自己算出的平均月薪为4876元，在减去各项生活开支后，竟然成了负数。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副教授说，高校教师的收入是很零碎的，工资条仅是一层表皮，并不能说明职工的真实收入。

这位副教授以自己为例，他每个月实际划到工资卡上的有2500元~3000元，这笔钱与工作年限和职称密切相关。另外，每个月学院里会固定给一笔钱，相当于基本工资的30％，约有三四百元。由于院里会举办一些考生培训班，学院能从中获得创收，这样还会给每位教职工每月大约发1000元。再加上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补贴及课时费等，算下来，不算工作外的收入，他一个月至少拿到4000多元。这位副教授还一直在媒体兼职，为一份报纸每周撰写一篇专栏文章，每月又多了3000元左右的收入。
在采访时，虽然大多数高校老师在被问到收入状况时讳莫如深，但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在外做兼职、或挂职做项目的高校教师非常多，这让他们有了不菲的灰色收入。

近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笔者得知，参与这场论坛的一位法学界的顶尖级专家获得的报酬高达7000元。知情人透露，高校的知名专家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来获得报酬已成为专家“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

去年，在有关“经济学家的良心”的争论中，有媒体报道：“北京一流经济学家年收入过百万元，二流也挣60万元，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在这个名单中，有仍在高校任教的萧灼基、卫杰、张维迎、吴晓求等教授。”

相对于靠兼职挣外快的高校教师来说，象牙塔里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训班教课和课题组的技术入股办公司起家的。

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位法学院教授发现，由于连年来的“考研热”、“考证热”，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外语学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师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语培训班的讲学，而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则通过举办司法资格考试、法律硕士考试的培训班获得大笔收入。这位教授所在的法学院中，有不少教授因此跻身富豪族。

今年8月，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海淀体育馆座无虚席，启航培训学校暑期政治强化班正在举行。与启航培训学校合作授课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师。

近几年考研市场迅速膨胀，许多名校的教师纷纷瞄准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在启航培训学校，以考研政治班为例，为期一周的课程，每位学生要交培训费500多元，每期有几千名学生报名。由于教授的报酬都是从几千名学生的培训费中抽取的，学生越多，提成也越多，授课教师从中收益自然不菲。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袁名（化名）说，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比较有条件在外兼职，因为课时量小，假期周末等空余时间较多，而学校也没有明文禁止。但当教师兼职占用了过多精力后，对其教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当教授的‘外快’成为工资的两三倍后，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兼职工作，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反倒成了副业。”

袁教授称自己前两年在一家电视台兼职做节目，月薪有5000多元，那时每周要去参加两次选题会，还要轮流值班，当他发现那个工作已经不是兼职，几乎要求全职时，便立即辞去了这份工作。“很多年轻教师因为收入差距的刺激，纷纷想方设法兼职赚钱，如果这种做法形成风气，高校的教育质量将必然受到影响。”

北大中文系一副教授对此认为，低工资收入状态下，兼职是合理的。一个工人下班后，给邻居打沙发，收入与正式工作没关系。收入不是大学带来的收入，跟大学没有关系。不过据他了解，北大的老师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更能赚到钱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在谈到高校教师收入差距时称：“跟社会联系更多的专业可能更能赚到钱，但是社会总资源是有限的。到底有多少富豪教师，占比例多少，都没有统计。我感觉学校大部分老师是贫穷的，如搞古代汉语、宗教学科的，这样的老师是大多数。”

学科在社会适用性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此学科教师收入之间的差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说，经济学、管理学的教师收入很高。他们除了完成系里的教学任务以外，还给企业加班，一些人还会给非正式注册的学生上课挣钱。“我知道有的学科教师收入一年可以接近百万元。其实很多院系都很重视挣钱，只是某些学科接触社会的程度多一点，能够多捞一笔。其他院系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北京理工大学的吴教授说：“目前，名校与非名校，老师的工资收入有很大差距，而同一学校的不同学院，老师的工资收入同样差距很大。”如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偏文科类高校，与理工科院校相比，教师的工资和岗位津贴等收入要低一些。

“科研项目多的理工科院校，教师的收入中，课题项目经费占很大比重。”吴教授说，北京理工大学的科研经费数额在北京高校中位列前三，有时一个课题的科研经费就高达几千万元。

“近年来，理工类院校教师的平均收入水涨船高，很多教授年收入不止30万元，相比之下，文科院校的教授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占多数。”吴教授提到。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许多高校教授都积极找课题、跑项目、要经费。由于某些项目经费中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许多教师对此忙得不亦乐乎，甚至不愿再从事教学。另外，不少理工院系的教师在一些公司里做兼职工程师，或搞专利发明、开公司推广技术等，收入也很可观。

“有人十几年拉项目可以挣到100万元，每年平均有十万八万元的收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告诉记者。

他透露说，很多教授为了拉项目，不断地请客吃饭，这在高校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许多教师申请了项目却廉价包给学生做，“纳税人的钱给白糟蹋了”。

校内各院系创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间发放的奖金数额有较大差距

据了解，高校中不同的院系都有自己的创收办法。

例如北京某高校的人文学院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单独考试学生，多是在北京当地工作过的、参加学院组织的考试而入校的，因为不属于国家计划内招生，学院会收取比统招生高很多的培养费，这一笔额外中的一部分将以讲课费的名义分发给授课教师。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王处辉教授曾在《高校教师收入知多少》一文中对高校教师的收入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指出，社会和市场直接需求较大的学科，办班就较容易，所以办班多，招生数量也大，相应地创收额也大。对于各类办学创收收入，学校有明确的分成规定，办的类别不同，学校提留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学校的提留在45％至55％之间，其部分则归直接创收的院系所有。归直接创收院系所有的部分，又按学校规定的比例划分为发展事业费、集体福利费和奖金3个部分。发展事业费固然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而奖金则由直接创收单位按各单位自己的规定发给本单位的教职工，作为院系奖金，集体福利费部分也用于所在单位教职工改善福利待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实物形式发给本单位教职工的。这成为校内不同院系之间收入和实际福利待遇差距的重要因素。

据他调查，校内各院系创收能力的不同，使各院系之间发放的奖金数额有较大差距。创收多的院系，每年可发给本单位教职工的奖金可达人均三四万元，而有的院系则没有能力给本单位教职工发奖金。也有些没有办法创收的院系领导为了安抚民心，年底东拼西凑才能给每位教职工发几百元奖金。总之，各院系教职工之间的奖金收入的差别是较大的，这最终造成了同在一校工作的教职工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
北京大学教授刘新芝高兴地从日照市市长李兆前的手中接过入住日照北大教授花园的金钥匙(来源：北京青年报)

⑩ 费孝通的文章都有哪些他都有什么贡献啊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费孝通大约四岁入蒙养院。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8年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任教于云南大学，

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

1943年，受美国政府之邀赴美访问一年。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身爱国运动。

1946年，因李、闻事件被迫离开云南，重访英国。

1947年，返回北平，在清华任教，出版同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

1959年，摘帽后，配合当时中印、中阿、中巴划界工作。

1966年起的十年浩劫中，受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住牛棚、下干校。

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翻译工作。和吴文藻、谢冰心等一起翻译了两部世界史。――海斯和穆恩的《世界史》、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

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网络全书奖；

1989年被香港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1993年，被授予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1994年，费孝通被授予麦格赛赛奖，以表彰他在中国成功地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

1998年11月28日，获霍英东奖金最高奖项“霍英东杰出奖”。

文章有： 论 著 甚 丰 ， 影 响 较 大 的 有 ： 英 文 版 ： 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 ， Earthbound China (1945) 、 Chinese Gentry(1945) 、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1981) 、 Chinese Village Close-up(1983) 、Small
Towns in China(1986) 。
中 文 版 ： 《 内 地 农 村 》 (1946) 、 《 乡 土 中 国 》 (1948) 、
《 乡 土 重 建 》 (1948) 、 《 生 育 制 度 》 (1947) 、 《 小 城 镇
四 记 》 (1985) 、 《 费 孝 通 社 会 学 论 文 集 》 (1985) 《 行 行
重 行 行 》 (1989) 及 论 文 多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