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广州大学教授

Ⅰ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工资为什么那么高

‍‍民国那么高的文盲率，当时的大学教授和今天的院士一样稀缺。收入确实高，但是也没太离谱，300大洋是很高了。当时北京的物价比上海便宜，20年代北京的大洋购买力相当于80-100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粮食，猪肉，鸡蛋等价格折算，下同）。一个月3万，放到今天，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小中层而已。知乎不敢提收入的水平。今天的院士各种收入加起来不止这个数吧。社会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差，高薪也没高到哪去。当时公务员，老师收入也是不低的。惨的是体力劳动者，特别是没有特殊技能的。30年代上海普通行业男工20大洋，购买力折算相当于现在1200元。（上海30年代一个大洋大约6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技术工种，印刷，造船，邮政工人工资高的多，4000的也有。但是岗位稀少。当时工作时间比996狠，两周或者一个月休息一天正常，工作10个小时以上正常。更低的是女工和童工，挣600元是常见的。收入最低的是保姆，住家一个月给100元到200元就打发了。农村吃饱都难，进城当保姆有吃有住，有点钱就不错了。当时厨师，服务员，商业员工资都低，所以外出吃饭很便宜，原料价格加不多就是菜价，和今天的菜价完全不同。有人说毛当图书管理员8块大洋的事情，说800元怎么活下去的。其实，也很简单，当蚁族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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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民国时期清华北大著名的学者教授

这就多了。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蔡元培、钱穆、顾颉刚、吴宓、陈垣、胡适、傅斯年、陈梦家、李济、容庚。太多了，建议去看岳南先生的大作《南渡北归》全集

Ⅲ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为啥如此硬气

结合当时的背景想想

Ⅳ 请问，在民国时期一个大学教授月薪为多少大洋（银元）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元；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银元；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胡适，月薪300银元；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周作人，月薪240银元；徐志摩当时在上海同时兼着三个大学的教授，还平时做一些兼职，如翻译、写评论、发小说等月平均收入约600银元。

Ⅳ 民国时期的教授工资真的比现在大学教授高吗

中华民复国（1912——1949），位于亚洲制东部、东临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1]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2]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后政局动荡不安，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黄埔军校随而建立国民政府，促成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不久病逝。[3] 1926年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国民北伐，意欲统一中国，到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4] 蒋介石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5-6] 统一之后，民国进入黄金十年建设时期，此间社会稳定，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7]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举成为美英中苏四大国。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迁台。

Ⅵ 民国时期有哪些教授去了厦门大学教书

民国时期。鲁迅，郭沫若很多都到大厦门大学教过书。

Ⅶ 广州大学有哪些著名教授

最著名的要数三位院士吧

Ⅷ 民国时期的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曾将《四书》等翻译给西方，他好象是东南亚的华侨，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Ⅸ 私立广州大学的沿革

1927年，私立广州大学由陈炳权（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国立广东大学商学系主任，广东大学专修学院院长）、金曾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钟荣光（私立岭南大学校长）、胡春霖（北京大学教授）、黄隆生（前中央银行行长）、陈嘉霭（前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马洪焕（前广东省政府秘书长）、王志远（国立广东大学教授）、司徒尧（财政部统计处处长）、陈友琴（国立广东大学教授）、温仲良（国立广东大学教授）等人在原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专修学院的基础上创办，开设夜校课程，以满足日间工作的青年的学习需要。
私立广州大学成立初期，设文学院、法学院和预科。不设校长，采用委员制，由陈炳权任主任委员兼教务主任；王志远任委员兼训导主任；陈友琴任委员兼总务主任；马洪焕、陈嘉霭任委员，主持校务。后改校长制，金曾澄任校长，陈炳权任副校长。李长全（时任法官学校委员）任法学系主任；熊锐（前任广东大学教授）任政治系主任；司徒尧任经济系主任；李应南（时任广东大学、协和大学教授）任教育系主任。 1928年，私立广州大学接办位于广州市天香街的私立广州女子中学，后改为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1930年8月，购买东横街12号的旧警署，改建为大学本部法科校舍，而文学院暂迁到文德路的万川楼上课。东横街新校舍建成后，文法学院集体迁入永汉路东横街，而附中则迁入万川楼。
1930年，教育部颁布1930年第222号训令，停止招收预科生。广州大学增设高中部，大学部也开始招收日班学生，下设文学院和法学院。文学院设有中国文学系和教育学系；法学院设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此时学校为2院5系，学生人数达到1200多人，但不能满足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凡具备3学院以上者始得立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
1931年陈炳权改任校长。随后，谭维汉任教务长，黄毅芸任训导长，陈梦周任总务长。增设理学院，开设数学系，使学校的院系数量上升为3院6系，真正成为一所受政府认可的独立大学。
1932年，陈炳权因事未能返粤，未能参加8月份的校董会，函请辞职，改推金曾澄为校长。金曾澄代理校长职位，在沙河白云山麓购地60多亩，改建为新校舍，同时改建原校图书馆。1933年2月，新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及理化实验室建成迁入，3月3日新建的图书馆落成，同时学校增建学生宿舍，修建体育场、枪械室及体育办事处，以供学生锻炼运动之用。1933年9月，理学院增设数理学系，至此，大学部共设有3个学院8个系，分别是：文学院教育系、中国文学系；法学院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政治经济系；理学院数学系、数理学系。
1934年6月，为了达到国民政府《大学规程》对大学各学院各科开办费及每年经常费的最低限度要求，学校校董会派校董黄克勤（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硕士，私立国民大学教授）赴美洲募捐，校董陈友琴赴南洋募捐。
1937年，广州大学奉教育部批准附设职业教育训练班，聘该大学教授黄文衮硕士（广东国民大学教授）为班主任，计划开设计政、测绘、建筑工程、电气工程、公牍、农村合作社、工商管理等7个班，由于时局紧张，只开设了计政班，下设会计组和统计组。招生对象为高等中学毕业生或拥有同等学历者，训练期限为1年，计政训练班的教授多由广州大学的教授兼任。 抗战爆发，广州饱受日军轰炸，广州大学仍然坚持在原校教学。为了照顾逃到香港的学生，私立广州大学在香港九龙新界粉岭元洲街分设临时授课点，共收学生300余人。1938年2月授课点迁到香港荃湾，8月再迁到九龙油麻地。1941年底又在青山道附近租地建校，设有课堂20个，11月已完成。新校舍的门额“广州大学”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赐题。但不久之后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各课室被日军用作马房。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为了坚持在中国办学的理想，陈炳权先生将大学部迁往开平县沙塱村，同时在九龙附属中学和中山县湾仔两处增设大学分教点，另外又在澳门白马行街设立附属中学及计政班，实现抗战不忘教育的本旨。1940年，由于开平县沙塱村地方狭小，学校遂迁往台山县原宁阳铁路公司旧址，将理学院扩充为理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学系。1941年，法学院增设银行学系，各地的计政班均有发展。
1941年12月，自日军发动太平洋攻势以来，香港、九龙以及澳门等殖民地相继落入日军手中。广州大学各分教处（香港、中山、澳门）的员生在各教授的带领下分两部分内迁躲避战火：一部分由文学院院长谭维汉、计政班班主任黄文衮率领间接取道韶关；一部分由训导长黄毅芸、教授黄兆栋、梁式文率领偷渡，在台山集中。陈炳权离开香港奔赴韶关，选定韶关上窑村作为校址。学校在曲江孝悌路筹建计政训练班（分校），为大学复课做准备。1942年2月，计政班复课。
由于战乱造成了校产的巨大损失，广州大学得到教育行政当局的拨款救济，得以建成曲江上窑校舍，有大礼堂1座，球场4处，宿舍5区，其余房屋若干。广州大学与附属中学于1942年9月按时开课。复课后，广州大学将文学院与法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广大新成立商学院，开设工商管理学系，并将原法学院的会计学系、银行学系一并加入。计政班方面，增设银行班和新闻班，并在广西桂林设广州大学桂林计政班，先后聘刘兴序、曹美成、袁功甫为班主任。在战时，广大的学生人数由战前的1000多人增加到了3000多人。
1941年，陈炳权兼任财政部曲江区银行监理官，并接受财政部委托广州大学开办税务训练班，聘梁式文教授为主任，为财政部训练大批税务人才，加强财政建设。1943年8月，陈炳权赴美国考察战时经济，并为私立广州大学募捐基金，乃由王志远代理校长。由于时局紧张，部分员生转移到罗定复课。1944年7、8月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豫湘桂战役攻势蔓延到粤汉、湘桂铁路，在这年秋冬至次年春，广州大学从曲江上窑迁往兴宁。1944年秋，私立广州大学在兴宁设立分教处，借用文山小学校舍上课，分教处只开办计政班，分为高级和初级，共招生两次，录取新生100多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私立广州大学复员广州，在东横街原址复课。1948年，呈奉教育部批准设立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毕业成绩及格，报教育部授予硕士学位。这是私立大学之佼佼者。根据《广州大学校刊》有关统计资料：1949年上半年，全校以大学广州大学红桥部为主，设立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经济研究所及附设会议专修科、计政训练班，附属中学及小学，并在香港、澳门、台山设立“广大中学”。又推行生产教育，将沙河白云山麓60 多亩校地辟为农场。总计当时教职员工800多人，学生共有1.4万多人。
1945年，陈炳权在美国结束战时经济考察工作后，走遍美国48个州，为广州大学募捐基金，获得美国波士顿、纽约、罗斯福等30多所大学赠给广州大学免费学额数十名，捐赠图书8万多册，仪器一大批。又向美洲华侨募得122328美元，作为兴建校舍之用。兴建崭新建筑物如：华侨堂、文化堂、全美至孝笃亲纪念堂、理工实验场、图书馆等，并进一步增加设备，开拓业务。
1948年8月，陈炳权由美归来，重掌私立广州大学，先后选派梁国材、劳洁灵等30多人赴美免费留学。1949年10月，陈炳权与谭维汉赴香港，筹设分校。同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全市欢腾，私立广州大学立即进行复课和开展庆祝解放活动。私立广州大学竹苑清晨同年12月，陈炳权偕同谭维汉等人，携带账册和款项由港返穗。陈抵校以后，先将带回来的数万元港币清发全校教职员工工资，随即公布华侨捐款和私立广州大学历年收支账目，又派人将广州解放前夕疏散往香港广大中学的10万册图书和教学仪器、乐器等全部物资，满载一个火车车卡悉数运回广州。当时主持香港分校的黄毅芸拒绝交出物资，后经陈一再亲笔函请在港校董协助，终于把上述的图书等物运回广州。1950年初，陈因病离穗赴港就医，旋侨居美国。
解放后，私立广州大学董事会进行改组，推举吴奇伟为董事长，陈炳权、许崇清为副董事长，司徒美堂、肖隽英、蚁美厚、卢燡为董事，并推许崇清兼任校长。在人民政府和文教厅的领导下，私立广州大学积极进行校务和教学改革。
1951年初，私立广州大学与市内的国民大学、文化大学、珠海大学、岭南大学、广州法学院、南方商业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华南联合大学。 1983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筹建新的广州大学。
1993年1月，广州市教育委员会发文（穗高教【1993】1号文《关于广州大学与私立广州大学衔接问题的批复》），同意“广州大学可与原私立广州大学的关系衔接，以利于加强海内外校友的联系，并为广州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1996年11月，在广州市政府的牵引下，广州大学与原私立广州大学隆重举行衔接大会。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邬梦兆出席大会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向新老广大顺利衔接表示祝贺。
2007年11月，私立广州大学全球老校友近200 人齐聚广州大学大学城新校区，祝贺私立广州大学建校80周年，并设立“广州大学全球校友奖助学金”。

Ⅹ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工资为什么那么高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工资高，
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比较重视教育。
你若喜欢，
便是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