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派坤

Ⅰ 陈寅恪：无声望、无学位、无著作，为何能被聘请为清华导师

1925年，“国学泰斗”王国维，“维新名士”梁启超，“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三人和当时无声望、无学位、无著作的“三无素人”陈寅恪一起被聘请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对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而言，陈寅恪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他无声望，但曾与鲁迅同窗，其学术造诣也广受吴宓、傅斯年等一众名士的赞叹与敬仰；他无学位，但却曾在德、法、美等多国留学并通晓蒙古文在内的二、三十种文字；他无著作，但近乎著作等身的梁启超却说自己所有的著作也不及他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何谓“国学大师”，忠于学术的同时亦要忠于内心，即文品与人品融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无声望、无著作、无文凭又如何，正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治学为本，又何必图此虚名。

Ⅱ 清华大学走出了哪些名人

清华大学是中国学子的殿堂，清华大学出了哪些名人？

清华大学是中国学子的殿堂，清华大学出了哪些名人，著名音乐人高晓松，1969年11月14日生于北京，98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水木年华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中国人文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共有四位成员，均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邓亚萍乒坛皇后邓亚萍，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

总结：清华大学是中国学子的殿堂，清华大学出了哪些名人，著名音乐人高晓松，1969年11月14日生于北京，98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水木年华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中国人文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的名字取自于“水木清华”，前后共有四位成员，均是清华大学毕业生；邓亚萍乒坛皇后邓亚萍，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清华出了很多名人。

Ⅲ 清华大学是谁设计，详细越好。

有点多，包括庄俊和墨菲。
清华园的校门设计方案是中国著名建筑师、原回 唐山路矿学堂（答时 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今 西南交通大学）知名校友、中方设计师庄俊提出的，施工图设计由美国建筑师墨菲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完善，给交大和清华共用，西南交通大学沿袭前身校门设计。所以应该说这个校门的设计师是庄俊和墨菲两个人。
斐士（E.S.Fischer）曾经是清华学堂校园建筑工程的承建人，建筑工程包括1933年建的校门（如今著名的清华大学“二校门”）。

Ⅳ 清华大学为何用《易经》二卦做校训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1914年始，它便引导着无数清华学子奉行这种君子精神。它来源于《周易》前两卦，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此后，清华人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 个字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Ⅳ 清华大学五位著名人物（五星）

著名的清华“四剑客”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的好友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系，年龄相差两三岁，季羡林年龄最小。其中，只有李长之是他的老相识。大概因为都是“文学青年”的缘故吧，不知怎么一来，四个人便成了好友，被称为清华的“四剑客”。“四剑客”经常会面。有时在荷花池旁，有时在林荫道上，有时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工字厅。清华的工字厅是一座颇为奇特的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面是河塘。那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来，正是“四剑客”侃大山的理想地方。四个二十岁左右的文学青年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放言高论，旁若无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一次，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诗：“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当天就读给“三剑客”听，念得眉飞色舞，十分得意。

“四剑客”在一起，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但是，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坛新事。比如：茅盾的《子夜》出版的时候，四个人又凑到一起大侃，意见分为两派：否定派和肯定派。季羡林属于否定派，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吴组缃则是肯定派，认为《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都不会有结果。不过是每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淋漓尽致地发表一通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话题又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四剑客”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吴组缃在清华毕业后，成为一名左翼作家和教授。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天下太平》、《某日》等，反映了三十年代农村动乱的现实和复杂的社会纠葛，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林庚成了有名的诗人和教授，李长之则是著名的文学家。二十年后，院系调整，吴组缃、林庚调到北京大学任教，“三剑客”又在燕园聚首，大家都已成了中年人。二十年尘世间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心灵上都留下了累累伤痕；更兼中年人家事、国事，事事萦心，早已失去了少年锐气。但三人重新聚首，仍然喜出望外，开怀大笑。个中滋味，惟三人自知，外人莫能知也。

五星不太了解 没听过 只听过四剑客哦，不知道可以帮到你不。

Ⅵ 跪求清华大学教授名单

你去清华主页上的“院系设置”里的“师资队伍”里，都能看到。

Ⅶ 清华大学出过哪些大师

槽禹.朱自清。梁思成 啊，很多的啦。
清华和北大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清华大学简介

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座落在北京西北郊风景秀丽的清华园。它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创建于1911年，1928年改建为国立清华大学，今天已发展成为一所具有理、工、医、经济、管理、人文、法律、艺术等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工科的严谨执着、理科的求证探索、文科的醇厚积淀、艺术的色彩浪漫，交融渗透、综合创新，形成了清华大学学科发展的深厚底蕴和独有特色。清华大学是中国培养高层次人才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清华大学现设有建筑学院、土木水利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美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医学院等13个学院54个系；学校还设有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全校共有本科专业58个，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专业159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123个。

清华大学不仅是教学中心，也是国家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校内设有47个研究院（所）、29个研究中心（其中5个为国家级研究中心）、13个国家实验室（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以及27个博士后科研站。目前清华大学校园网连网计算机30000多台。图书馆馆舍3.9万平方米，藏书401万册，通过因特网为读者提供国际、国内联机检索服务。清华大学每年获得的科研经费、发表的研究论文及获得奖励的科研成果均居全国高校首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赢得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清华大学一直以人才荟萃、师资力量雄厚、学生质量优异著称，学校现有教师3000多人，其中教授1100多人，副教授1200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60人，为全国高校之首。目前在校学生26800多名，其中本科生13300名，硕士研究生8500余名，博士研究生近5000名。

清华大学一贯坚持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促进各类优秀人才的成长。几十年来，清华大学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工程技术专家、企业家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他们在科技、教育、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清华大学重视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与国外许多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及跨国公司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关系，包括互派专家讲学，进行合作研究，建立联合研究中心等，促进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目前，在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1700余人，来自世界上75个国家，他们在我校的理工、人文、经济、管理、法律、艺术等各个学科学习。

Ⅷ 中国著名的刑法学教授有哪些

刑法学界主要分为两批（其他的小的派别不算），这两派的掌门人，一个是张明楷，一个是周光权。另外，中国政法大学知名的刑法学教授还有曲新久、阮齐林、罗翔、赵天红等。

下面是对于两个掌门人的介绍

1.张明楷，男，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校任教，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曾任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多次获得各种社会奖励，多次被评为司法部优秀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2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其科研成果也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

2.周光权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为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2001年4月至2002年2月）。出版《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2002年获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Ⅸ 民国时期清华北大著名的学者教授

这就多了。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蔡元培、钱穆、顾颉刚、吴宓、陈垣、胡适、傅斯年、陈梦家、李济、容庚。太多了，建议去看岳南先生的大作《南渡北归》全集

Ⅹ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读研究生时候的老师是哪位

是赵俪生教授！
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此文在腾讯网上有刊登。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去世了。

回想1978年，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校时尽管都是动乱年代坚持读书的人，毕竟刚经历了“文化断层”，对传统用语不熟悉。一位师兄在文章中写道“先师赵俪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觉得“先师”是类同于“先生”而更为尊敬的一种称呼。结果赵先生读了哈哈大笑：“我还活得好好的，怎么成'先师'了？”

晚年赵俪生作者供图

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赵先生走完了他坎坷、传奇的91个春秋，真的成了我们的先师了。

先生对于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刚进中学就碰上“文革”停课，接着广西发生惨烈程度冠于全国的“武斗”——其实就是枪林弹雨的内战，战火甫熄，我就在不到16岁时“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此后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为赵先生的研究生。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学，我真正的杏坛受业生涯就是在赵先生门下那一段。当年我虽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学”的出身不免于成见。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也仅0.7”的体检表，令人印象强烈。因此后来听说录取我的阻力颇大。是赵先生力排众议，我才得以跨入校门。据说当时先生曾言：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青年赵俪生

近30年过去了，我并未失明，愧对师恩的是也没有成为“陈寅恪”。但赵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实迥然别于一般师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机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能够师从赵先生。是他把我带入学术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农民问题也是缘起于先生当年对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见了赵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但作为学者，赵先生所给予我的又岂止于“机遇”而已。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对我的启迪难以估量。虽然我和先生是两代人，知识领域不可能重叠，时代赋予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可能一样，治学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样”之处，也有来自先生给我的启发。在缅怀先生的此刻回顾这些思想路程，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赵先生自己是个独立思考者，他也这样要求我们。因此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会高兴地看我写下这段文字。

1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俪生文集》书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赵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差点死在夹边沟。但在1949年前他却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亚细亚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理论与“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古代或“传统”社会以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为特征，而近(现)代化意味着个性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自由人的契约联合，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各种“进步”思想的共同观点。举凡卢梭、黑格尔、梅恩、密尔、滕尼斯、迪尔凯姆乃至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么看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的演变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

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马克思当时说的“亚细亚”，有如下基本特征：它是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时没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酷的专制主义和“普遍奴隶制”。

“亚细亚方式”与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冲突

但是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

于是后来的苏联就出现了“两种类型”说和“两个阶段”说的长期论战。前者认为“亚细亚”只是东方“水利灌溉”地区的特殊社会类型，不适合于欧洲与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区。后者承认“亚细亚方式”不仅亚洲有，但说它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无私有”是原始特征，“专制国家”是奴隶社会特征，因此它似乎应该是“早期奴隶制”或曰“不发达奴隶制”，与后来的“典型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但是，这两种说法在实证上与逻辑上都有大量的破绽。

沙俄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亚细亚专制”之说批判现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说法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事实上，当年普列汉诺夫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进行反专制斗争时，的确运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当时的沙皇专制“公社国家”，他们斥责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共耕'”，指出“俄国农民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疾呼“农村公社对农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了”，还把支持独立农民、实现退社自由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土地纲领的“惟一内容”。他们同样抨击当时的民粹派美化农村公社、抵制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为“亚细亚专制”张目，是反动的“警察民粹主义”，是追求“古代中国或秘鲁式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那时“亚细亚专制”之说在现实中既有如此作用，学术上又还没有与当时并不存在的“五形态”官定模式发生冲突，所以它曾经是反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从普列汉诺夫、早期列宁直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波克罗夫斯基，都娴于此道。

苏联时代，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成为敏感话题

然而到苏联时代形势大变，布尔什维克自己搞起了更严厉的“公社国家”，同时确立了“五形态”的官方史学，“私有制”被判定为“剥削压迫”的惟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过也从维护“专制公社”变成了鼓吹“小农自由”。于是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险。苏联时期为此曾屡兴大狱，很多人为此掉了脑袋。

在我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于是在我国，“亚细亚方式”理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直到1990年后还发生过一场对它的“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