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庞中英老师

⑴ 疫情什么时候过去

截止2021年7月6日疫情结束时间未知。

2020年5月23日，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接受了记者采访。

张文宏表示：这次疫情到现在为止没有结束，全世界的疫情可能要连续一到两年，也就是说在未来三个月以后或三个月当中都有可能整个世界会重启，整个世界重启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输入性偶发病例。

偶发的散发的病例会成为我们未来一到两年的一个特点，也是希望我们的经济活动不要受这些一例两例偶发病例的影响。

疫情之下中国的具体做法

1、指挥体系集中统一

第一时间建立了权威高效、协同联动的战时指挥体系。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

各地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2、全国一盘棋

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由于当时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医疗卫生资源奇缺，在统一指挥下，统筹调度全国医疗资源支援湖北，各地数万名“白衣天使”紧急集结、驰援湖北；

建立了16个省份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对口支援模式，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病人的救治工作。

3、以“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理念，果断应对，坚决施策

以雷霆万钧之势，多管齐下，共同发力阻断传播途径、控制和消灭传播源、隔离易感人群和感染者。各地春节期间取消各类大型活动；居民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严格核查登记小区来往人员和车辆；

特别是湖北13地先后宣布“封城”，进入全面战时状态，这在世界防疫史上绝无仅有。同时，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火眼实验室和十几座方舱医院神速建成，“基建狂魔”实力确保疑似和确诊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4、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协调能力。

战“疫”是一次人民战争，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配合。从国务院、省市各级新闻发布会，到村里的大喇叭、社区的明白纸，防疫要求迅速传播到家家户户；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共战疫情，戴口罩成为出门必备，一声令下全民减少外出活动，都宅在家，足以把病毒“闷”死；

基层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参与社区防控，排查疑似，严防死守；防疫物资、应急物资企业加紧生产，蔬菜等食品供应保障超前谋划；“健康码”等信息平台适时启用，大数据、高科技为抗疫赋能。

5、加大重症患者救治力度。

加快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加强中西医结合，疗效明显的药物、先进管用的仪器设备都要优先用于救治重症患者。

⑵ 中国开始解除赴韩旅游团禁令了吗

8月29日报道称，中国旅游公司正在恢复组织前往韩国的旅游团。这类旅游去年暂停，当时北京和首尔之间因为后者决定安装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而发生争执。韩方执意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

如今，恢复赴韩旅游是韩中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这一趋势已提振韩国对华出口和韩国汽车在华销量。

为抗议韩国方面安装美国制造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中文简称：萨德），去年中国旅游公司停止销售热门的赴韩旅游团。这一禁令导致中国民众对韩国到访量下降48%，至420万人次，对韩国旅游业造成沉重打击。

结合赴韩自由行旅客的增长，团队游禁令的放宽使得7月份赴韩中国游客人数超过40万人次，高于去年的28万人。这个数字仍低于萨德争端爆发之前近60万的高点。

据韩国免税店协会(Korea Duty Free Shops Association)称，韩国的免税商店已经受益，今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2%。该协会表示，这一增长是中国买家大量购买的结果。

英媒称，“萨德危机”发生后中国对韩国在华企业进行了反击，最引人瞩目的是韩国乐天集团(Lotte Group)因经营业绩不佳，客流量大幅减少，不得不关闭了几乎全部99家在华门店。但与此同时，中方小心翼翼地不去扰乱微芯片等产品的进口，这类产品对中国自身的制造业至关重要。

其结果是，去年中国从韩国进口增长14%。根据韩方发布的贸易数据，这一增长在今年前七个月加速至920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关系变暖也使韩国的汽车制造商受益。今年前七个月，现代和起亚(Kia)在中国销售了60多万辆汽车，比去年的50万辆增加20%。去年现代在华销量下降31%。

然而，韩国文化出口尚未出现起色，没有多少韩国电视剧进入中国市场，演员和流行歌星据报道仍然被拒之门外。

除了这些常规数字外，易评君将列举部分数字，来直观表达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给两国关系造成的损害。

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经历了三个阶段，两国进出口贸易额从64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400亿美元，增加了大约38倍。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国和贸易顺差国，也是自2008年以来韩国的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韩国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自2013年超过日本后成为中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

两国贸易除了呈现依赖与竞争的两面性特征外，还存在韩国对华持续贸易顺差以及中韩贸易依存度不对称等特征。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处于逆差地位，两国贸易逆差在25年间扩大了至少60余倍。目前，中韩呈现高度的产业内贸易局面，以占据贸易额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为例，韩国对华出口的元器件，集中于最具优势的存储器和处理控制器上，韩国自中国进口的该类产品包括各类元器件和零配件所处价值链相对较低。不过，就贸易依存度而言，韩国高度依赖中国市场。

⑶ 谁能给我解释下“下位文化层”革新论 什么意思

您好
概念背景
英文ethnic group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国内民族学界引入并使用，起初译为“ 民族群体”，后逐步采纳台湾学者的译法，即“族群”。我国的民族学研究长期受前苏 联影响，对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借鉴较少，缺乏对外理论交流，因而不仅研究方法 单一，而且理论陈旧。客观上讲，族群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引入，对中国民族学界 产生了强烈反响，为中国民族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学界对此的关注也与日俱 增。
英文ethnic group一词，表示具有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人们共同体。关于 族群的定义，数量繁多，表述各异。马戎(1996)曾不完全地查阅英文文献，发现至少有 20多种不同的关于族群的定义；郝时远(2002a)也列出了20种关于族群的定义。这里简 要介绍几种影响较大的定义。
——马克斯·韦伯的定义：“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 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 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蒋立松，2002)。
——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在其著名的《族群与边界》一书的序言中谈到， 族群这个名称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理解为用以指这样一个群体：(1)生物上具有极强的 自我延续性；(2)分享基本的文化价值，以实现文化形式上的统一；(3)形成交流和互动 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秩序的 类型不同的类型(弗雷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1999)。
——哈佛大学的N·格拉泽和D·P·莫尼汉归纳了一些学者的讨论，并将族群定义为： 是指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 是这一群体具有的宗教的、语言的、习俗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共有的体质的、 民族的、地理的起源(Nathan Glazer & Daniel P.Moynihan,1975)。
——科威特的穆哈默德·哈达德关于族群的定义是：指社会上具有独特的因素，因文 化和血统而形成不同意识的群体。可以说，它是因体质或文化上的特点而与社会上其他 群体区别开来的人们共同体。他认为，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权力差别(differential power)及群体意识(group awareness)是族群的三个基本特点(穆哈默德 ·哈达德，1992)。
国内学者在对族群的研究中也对这一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孙九霞(1998)认为：族 群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 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 的文化是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并主张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族群定义，既可以 等同于民族一词，也可指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 徐杰舜(2002)对族群的概括是：所谓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 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要对他“ 自觉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纳日碧力戈(2000)认为，族群兼具“种族”、“语言 ”、“文化”含义，本质上是家族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象征体系的核心部 分，以默认或者隐喻的方式在族群乃至国家的层面上演练原本属于家族范围的象征仪式 ，并且通过构造各种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加以巩固。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族群进行了诸多界定，然而其定义核心基本倾向于文化( 包括主观心理)要素。也即是说，族群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
与族群一样，民族(nation)一词实际上也是个舶来品，非汉语所固有，约在19世纪末2 0世纪初从日语中借来，此后被不断认识和接受。然而民族是什么?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 问题，却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解决。
实际上，汉语中的“民族”概念与西方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在汉语中“民族” 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往往包含着多重含义：(1)广义的民族概念，含义相当于“ 人类共同体”，接近于英文中的“people”；(2)与国家概念紧密相连的民族，“国族 ”一词可以准确地表达这层含义，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相当于英文的“nation ”；(3)狭义的民族，即作为国族组成部分的民族，如中国的56个民族，部分学者主张 用“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表达；(4)小民族或不发达民族，“部落”可能更加确 切。
对此，费孝通(1989)曾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称现在在中国疆域内具有 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 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这里，费孝通先生提到的民族单位就是“族群”(ethnic group)，而中华民族就是“民族”(nation)。费孝通(1980)谈到了中文“民族 ”和西文“民族”的区别，认为：我们所用的“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 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这 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
我国民族学界对民族的定义及使用实际上一直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基础，然 而围绕这一定义的各种争议也一直不断。关于如何界定民族这一概念的争论，从国内情 况看，实际上沿用了三种标准：1.“四个共同”论，即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准绳，这 种观念在中国甚为风行。事实上，在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已有一批论著对斯大林的观 点进行修正，认为斯大林的观点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目前，我国学者也开始对此进行 反省。2.西方民族观。这种观点在整个世界民族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占有绝对优势，具 有十分普遍的学术影响。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为西方民族 观扩大影响提供了机遇，影响日甚。3.当代中国学者的民族观。在我国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一批现代学者通过对西方民族观及四个共同论的反思，联系国际现实，逐步建立起 新的民族观，其核心是从文化角度去理解民族(张龙林，1999)。为此，学界在20世纪下 半叶曾进行了5次讨论：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问题随着汉民族形成的讨论而 被提出；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讨论的核心是“民族”概念的译法；第三次是 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者不多，主要是就“民族”概念的含义进行商榷；第四次是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由《民族研究》编辑部发起，讨论“民族”概念问题，涉及对中、苏 民族研究实践的回顾与反思；第五次是在1998年底，由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等发起，讨论 “民族”概念及在我国的应用问题。然而，近十年一次的讨论还始终没有理清“民族” 的概念问题，可见问题之复杂(黄振南，2000)。
马戎(2000)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认为，当时讨论的核心是围绕如何理解斯大林提出的“ 民族”定义及相关的民族理论，许多观点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是“经典著作”的条文， 而不是立足于对中国几千年来民族群体的形成和民族关系的演变的实际过程的客观分析 。他提出：世界上各种人群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差异(包括体质、语言、宗教、 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形式等等)，我们在研究时可以将这些差异看作是一个多维度的“ 连续统”，每个维度从一端的没有差异到另一段的巨大差异，是一个长期的过渡进化过 程，中间存在着无数的过渡阶段，中间的若干“量变”逐渐积累而出现“质变”。当我 们用族群或民族概念去定义时，实际上是在这条“连续统”上去寻求分界、寻求质变点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划分族群或民族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同时由于客观事物也在 不断地变化过程中，因而我们划定的分界点往往与客观实际不太吻合，甚至存在一定的 距离。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同样如此 ，都要受到当时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限制，也包含着一些主观意愿因素(政治的、经济 的等)在里面。因此，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民族概念实际上十分复杂，包含了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含义及人为因素在内，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同时，世界各地 出现、使用的“民族”、“族群”概念，因其发展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 ，因而内涵必然有所差异，我们研究时更重要的是研究、理解其内涵，在交流时不致出 现太大歧义，而不必孜孜以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定义。对于经典理论的观 点，尤其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马戎认为应该承认其所确定的四条标准对于理解现 代中国的民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关键是不能将这些标准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庞中英(1996)认为族群(ethnic group)具有中文意义上的“人种”的因素，但它所表 达的主要是由于人们在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等文化上的差别而形成的人类集团，这种 集团还不能说是民族(nation)，它可能尚未形成民族，也可能正在上升为民族，也可能 永远也不能变成民族的人们。而民族一词在西方有着复杂的含义，一种解释是指以出生 共同体为特征的人类集团，即在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集团；另一种解释是拥有相同的祖 先的部落或人群集团。民族的形成有两条不同路径，一种是与血缘文化相关的人群集合 ，即属于一个在血统与文化上的人群分享着同样的团结感，因而组成一个民族；另一种 与血缘无关，但与政治和政治认同有关的不同族群和语言集团的人民由于分享着同样的 团结感而组成一个民族。政治上，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形成路径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 欧洲，东西欧的民族概念差异就是这种民族形成路径差异的结果。东欧的民族概念是基 于用种族、语言、传统或宗教来界定的人们共同体；而西欧的民族概念是基于国家、领 土、公民身份和政治原则来界定的宪政意义上的民族。族群并不等同于民族，但当一个 族群取得了国家地位即拥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那么此时族群即转化为民族，即族 群民族(ethnic nation)，而此时这种族群民族必然要根据族群的标准来思考问题和制 定政策，所有这一切思想和行动即构成了民族主义。族群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必然特别强 调民族构成的一系列客观的共同性，特别是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关键作用的 血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实际上就是属于族群或族群民族，反映了中东 欧民族形成的客观实际。而立宪意义上的民族强调一块国土上的所有人口为一个民族， 以宪法为基础的立宪民主制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是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关键，这样我们 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不同的族群、种族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们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存 在着一个美利坚民族。中文中的“民族”则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它确实包含了“人民 ”和“族类”两种性质不同的含义，是由“民”和“族”两个东西化合而成，反映了中 国的历史和现实，但这样也导致了人们在探讨民族、民族主义等问题时不能有一个基本 一致的民族概念。
潘蛟(2003)对民族、族群等概念在西方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西方对民族(nation)一词的用法并不十分严格，原意有种族、出身、血统等含义在内 ，16世纪早期该词在英国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开始被用来指称“人民”(people)。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具有了“民族”、“国家 ”的双重政治含义。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开始真正地定义民族，这个时期也正是那些过 去在欧洲不曾被看作是“民族”的人群(如芬兰人、斯洛伐克人等)诉求自己的民族一国 家的活跃期，此时的问题是哪些人可以成为民族，进而可以成为自决的单位，建立自己 的主权国家。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 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 是产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民族在这一定义中被历史阶段化、领土化，并进而客观化 了，同时这种客观化是与民族原则的“可操作化”相连带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仅是 一种学理，更是一种技术，一种有关民族自决，进而关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力技术。同 时，有关民族定义的讨论，不仅是认知上的求真，而且是就变化中的权力关系作出的某 种应对。
关于民族定义方面的文献还有许多，这里不再赘述。但总体上看，“民族”一词不仅 包含着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更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二、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前面我们对“民族”与“族群”概念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及梳理。总体上 看，这两个概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都是指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断然割裂两者的联 系是不妥的；然而，两者在内涵上还是差别较大，“民族”往往强调的是政治性，“族 群”侧重的是文化性。同时，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同样存在着差别，族群相对于民族而 言，其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一些。
纳日碧力戈(1995)论述了家族、族群对于民族形成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国外三种有 代表性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学派观点(“原生说”、“现代说”、“神话——符号结构说 ”)，认为：在符号意义上讲，他们是一脉相乘的，但绝不能就此认为民族就是家族、 族群的延续(“原生说”)，因为他们所共有只是一些符号结构关系和符号，而并不一定 是具体的内容；同时，也不能将家族、族群、民族三者断然割裂开来，认为民族是现代 化的产物，与家族、族群毫无关系(“现代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是在家族 符号结构和家族符号资本基础上形成的超族群政治——文化体”的论断。另外，在其《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构建》一书中，纳日碧力戈提出：“族群”是情感——文化共同体， “民族”是情感——政治共同体。
马戎(2002)认为，“民族”与“族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在西方话语体系中， “民族”往往与“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与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 ”政治运动相联系，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而“族群”则指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历 史和文化传统的群体，可视为“亚文化群体”中的一类。
徐杰舜(2002)也对两个概念的差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认为：“族群”更多地强 调其文化性，其根本在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对此几乎所有学者都没有分歧；而“民族 ”则强调的是政治性，民族与从形成到发展都与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此周星(1 993)还提出了“民族的政治属性”这一命题。
张海洋(1995)认为，族群概念适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适用于族群的政治含 义。
在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民 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一 词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涵盖了“民族”、“族群”、“族体”、“民系”等，既是文化 群体，又是社会群体。
孙九霞(1998)也主张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族群定义，既可以等同于民族一词，也可指 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
三、族群概念的中国化及相关学术争论
简言之，将西方学术用语中“ethnic group”这一概念翻译为“族群”，并广泛应用 于我国的各种社会群体研究，这个过程就是族群概念的中国化(蒋立松，2002)。应该看 到，这种过程渐成热潮是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 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社会群体流动频繁、各种社会群体不断整合的时期，需要用新的概 念加以界定；另一方面，对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 我国不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色彩鲜明，而且各民族内部也支系繁多，文化上各有特点 。凡此种种，客观上都需要一个恰当的概念术语加以描述，而“族群”这一概念恰恰提 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工具。
另外，如前所述，“民族”这一概念在引入我国之后，对其的定义和使用上的界定就 一直不甚明确，在汉语中“民族”一词往往具有多种含义，有时候表达具有政治、领土 、民族——国家含义的“民族”(nation)，有时候反映的则是仅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群体 ，具体情况往往需要根据上下文确定。鉴于不同的人在使用时往往表达不同的内涵，这 就给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带来了不便。同时，英文中表达民族一类含义的词汇较多，如ethnos、ethnic group、nation、nationality、people等等，但这些词汇含义有所不 同，而汉语中却只有民族一词与之对应，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外交流的歧义，为 此学界还曾多次就民族一词的翻译问题展开过讨论。关于民族一词的英文译法一直没有 确定的答案。最初我国使用的是nationality，但其现在含义是指国籍，已失去了民族 的含义，为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文名称也已转为ethnic affairs而不是nationality affairs，但目前学界显然对此也是褒贬不一；另外，nation在西方的含 义往往指“民族—国家”，表达国家概念，或由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中的人们共同体， 显然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国的56个民族，部分学者还主张将nation翻译为“国族”，这样 可更加确切地表达其原义；此外，英文中的people也常被用来指民族，但其含义更多地 指人民。鉴于以上原因，部分学者主张用汉语拼音minzu来解决翻译问题，但也招致了 不少反对意见。另外，问题还不仅如此，关于英文中诸如ethnic group、nation种种词 汇的中译问题同样也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困惑和争议(石弈龙，1999；周旭芳，1999；阮 西湖，1998、1999；翟胜德，1999；王联，1999)。
鉴于上述原因，“族群”概念凭借其内涵相对确定、淡化政治色彩和相对宽广的适应 性等特点，在其引入之始即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并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
由此也引起了学界对此的广泛争议，可以讲几乎伴随着“族群”概念的引入，学界有 关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学界争论的焦点较多，如英文“ethnic group”的翻译问题，“ 族群”概念的适用范围以及在学术对话中用“族群”来指称我国的少数民族是否合适等 等。在此，我们将目前学界的主要观点作一简单的归纳：
第一类观点：否定论——反对使用“族群”概念或认为ethnic group指的就是“民族 ”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阮西湖先生为代表。阮西湖(1998)认为：作为单词，group有“群 ”的意思，但也有“族”的涵义，在国外人类学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就是指“民 族”。“族群”这一术语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演进的各个阶段的 表述，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献中也只有“民族”这一术语，未见“ 族群”的提法。另外，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各国人类学者，在使用“ethnic group”这一术语时，其涵义都是指“民族”而不是“族群”，因此使用“族群”一词 也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对当代社会人类群体的划分，同时也有悖于世界各 国人类学者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原意。
朱伦(1996、1997、1999)认为汉语中的民族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并非是对等的概 念，不能将其对等起来，“族群”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事实上，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现实中使用“族群”这一概念是不恰 当的，因为该词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研究中是有歧视性含义的，主要是指那些落后的异教 徒、异种人民；同时，他认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其正当权利之一，现实 中使用“族群”替代“民族”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性、忽略政治色彩，为民族— —这种人们共同体在当今国家政治舞台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制造了障碍；另外，他还认 为那种从出于避免民族问题政治化角度出发的主张使用“族群”而不是“民族”的观点 提出了批评，认为当今世界“多族群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反而造成了许多国家现实 中的民族矛盾。现实实践告诉我们，以“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以“多族群国 家”论来解释“多民族国家”，并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 ”的“准标准”来建设“多民族国家”，在国际上已被认为是一种不成功的理论和不成 功的实践。
作为政府方面的代表，在2001年中南民族学院举办的“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 术研讨会上，国家民委的黄凤详认为ethnic group应译为民族，而非族群。同时提出， 族群概念宽泛，学界进行研究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研究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故而在中 国只能提民族或民族内部各支系，用“族群”指称国内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容易在 现实中引起混乱。中南民族学院的杨朴羽持类似观点，认为涉及到现实问题时，则应在 概念的界定上再作研究(王实，2001)。
第二类观点：折衷论——承认“族群”概念的特定学术价值，但反对“泛族群化”， 反对“拿来主义”
这类持折衷观点的学者为数众多，虽然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各有侧重，但大多还是 肯定“族群”及其相关理论的价值，认为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运用“族群”概念并吸 取国外学者关于“族群”构建的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对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 种有益的补充，但是对现实研究中“族群”概念、理论的泛化则表示忧虑，持一些不同 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民族”与“族群”二者并非是完全等价的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有其特定的政治和政策含义在其中，中国的“民族”是经 过政府识别后确定的，因此用“族群”来指称中国的56个民族是不妥的；2.“族群”与 “民族”各有其特定不同的涵义，对于“民族”概念而言，文化不是其唯一的基准指标 ，两个概念实际上是居于不同的层次，故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和兼用；3.在引进西方的 学术术语和理论时，要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等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梳理，同时 国际学术对话也应是双向交流，不能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4.学术研究并不能完全 脱离社会实际，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在现实中采用何种概念、术语的背后，是复杂的社 会群体利益，往往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建构、民族的权力关系等。
下面我们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介绍。
郝时远(2002a，2002b，2002c)提出，中国民族学界在引进“族群”概念及应用实践中 ，存在着对这一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同时对现实中存在的用“族群”概念 替代中文话语中“民族”概念的行为表示质疑。认为对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学术术语或 概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体现着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度、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的 人对它的理解和诠释，而我们在引进ethnic group这一概念并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本土的 实践中，对于其在西方国家中含义演变及应用实践的社会背景方面的分析一直比较缺乏 。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中简单地“拿来主义”倾向，而且还造成了应用于 本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术语演变的社会背景，才能够正确、全 面地认识其理论意义和准确把握其应用实践，从而才不至于造成概念歧义和话语混乱。 同时提出，适合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未必都具有普世主义和全球化的意义，因而任何 引进和借鉴都不能脱离他国的实际和本国的实际。另外，在2001年召开的《中国世界民 族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暨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就“民族”与“族群”概念问题，郝时 远提出，在西方，“族群”主要是指移民群体、土著人群体的，所以不能用来指称我国 的56个“民族”；此外，他还认为当今“族群”这一概念的使用有泛化的趋势，突出了 其社会学意义，淡化了民族性；同时提出，中国与世界进行学术对话应是一种双向交流 ，不能仅仅是接受国外的话语体系，也应该让国外了解和理解中国的话语系统。

⑷ 如何理解中国的马六甲之痛

中国的“马六甲之痛”
来源： 张海洋.OCEAN的日志
一位专家用“马六甲之痛”形容中国在马六甲海峡问题上的困境。
对中国而言，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上石油生命线。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10年来的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中国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进口原油的五分之四左右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据测算，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成是中国船只。马六甲海峡已经与中国经济安全息息相关。这个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的海峡，直接扼住东亚国家的能源咽喉。“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怎么得到保障？现有的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是否足以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南开大学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庞中英教授对此一直心存疑问。
他说，过去，在中国对国际资源依赖不多的时代，这样的安全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今日，国际资源供应的安全却成了中国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问题。
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海军都布防马六甲，打击海盗是它们最基本的理由。但是，除了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明眼人都知道，它们都是在为防范国际冲突而未雨绸缪。
一位中国能源专家曾用“不堪一击”来形容马六甲海峡。这样的评价包含了3层含义：第一，目前马六甲海峡处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控制范围之内，印度力量对该海峡也是触手可及；第二，以中国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控制这条海峡；第三，这条海峡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必须控制的16条咽喉水道之一，一旦美国势力介入，任何国家也无可奈何。
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扼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对这条水道的过度依赖，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重大的潜在威胁。

⑸ 中西文语境中“名族”或“族群”概念的理解认识

英文ethnic group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国内民族学界引入并使用，起初译为“ 民族群体”，后逐步采纳台湾学者的译法，即“族群”。我国的民族学研究长期受前苏 联影响，对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借鉴较少，缺乏对外理论交流，因而不仅研究方法 单一，而且理论陈旧。客观上讲，族群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引入，对中国民族学界 产生了强烈反响，为中国民族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学界对此的关注也与日俱 增。
英文ethnic group一词，表示具有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人们共同体。关于 族群的定义，数量繁多，表述各异。马戎(1996)曾不完全地查阅英文文献，发现至少有 20多种不同的关于族群的定义；郝时远(2002a)也列出了20种关于族群的定义。这里简 要介绍几种影响较大的定义。
——马克斯·韦伯的定义：“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 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 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蒋立松，2002)。
——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在其著名的《族群与边界》一书的序言中谈到， 族群这个名称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理解为用以指这样一个群体：(1)生物上具有极强的 自我延续性；(2)分享基本的文化价值，以实现文化形式上的统一；(3)形成交流和互动 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秩序的 类型不同的类型(弗雷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1999)。
——哈佛大学的N·格拉泽和D·P·莫尼汉归纳了一些学者的讨论，并将族群定义为： 是指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 是这一群体具有的宗教的、语言的、习俗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共有的体质的、 民族的、地理的起源(Nathan Glazer & Daniel P.Moynihan,1975)。
——科威特的穆哈默德·哈达德关于族群的定义是：指社会上具有独特的因素，因文 化和血统而形成不同意识的群体。可以说，它是因体质或文化上的特点而与社会上其他 群体区别开来的人们共同体。他认为，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权力差别(differential power)及群体意识(group awareness)是族群的三个基本特点(穆哈默德 ·哈达德，1992)。
国内学者在对族群的研究中也对这一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孙九霞(1998)认为：族 群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 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 的文化是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并主张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族群定义，既可以 等同于民族一词，也可指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 徐杰舜(2002)对族群的概括是：所谓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 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要对他“ 自觉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纳日碧力戈(2000)认为，族群兼具“种族”、“语言 ”、“文化”含义，本质上是家族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象征体系的核心部 分，以默认或者隐喻的方式在族群乃至国家的层面上演练原本属于家族范围的象征仪式 ，并且通过构造各种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加以巩固。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族群进行了诸多界定，然而其定义核心基本倾向于文化( 包括主观心理)要素。也即是说，族群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
与族群一样，民族(nation)一词实际上也是个舶来品，非汉语所固有，约在19世纪末2 0世纪初从日语中借来，此后被不断认识和接受。然而民族是什么?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 问题，却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解决。
实际上，汉语中的“民族”概念与西方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在汉语中“民族” 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往往包含着多重含义：(1)广义的民族概念，含义相当于“ 人类共同体”，接近于英文中的“people”；(2)与国家概念紧密相连的民族，“国族 ”一词可以准确地表达这层含义，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相当于英文的“nation ”；(3)狭义的民族，即作为国族组成部分的民族，如中国的56个民族，部分学者主张 用“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表达；(4)小民族或不发达民族，“部落”可能更加确 切。
对此，费孝通(1989)曾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称现在在中国疆域内具有 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 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这里，费孝通先生提到的民族单位就是“族群”(ethnic group)，而中华民族就是“民族”(nation)。费孝通(1980)谈到了中文“民族 ”和西文“民族”的区别，认为：我们所用的“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 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这 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
我国民族学界对民族的定义及使用实际上一直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基础，然 而围绕这一定义的各种争议也一直不断。关于如何界定民族这一概念的争论，从国内情 况看，实际上沿用了三种标准：1.“四个共同”论，即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准绳，这 种观念在中国甚为风行。事实上，在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已有一批论著对斯大林的观 点进行修正，认为斯大林的观点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目前，我国学者也开始对此进行 反省。2.西方民族观。这种观点在整个世界民族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占有绝对优势，具 有十分普遍的学术影响。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为西方民族 观扩大影响提供了机遇，影响日甚。3.当代中国学者的民族观。在我国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一批现代学者通过对西方民族观及四个共同论的反思，联系国际现实，逐步建立起 新的民族观，其核心是从文化角度去理解民族(张龙林，1999)。为此，学界在20世纪下 半叶曾进行了5次讨论：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问题随着汉民族形成的讨论而 被提出；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讨论的核心是“民族”概念的译法；第三次是 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者不多，主要是就“民族”概念的含义进行商榷；第四次是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由《民族研究》编辑部发起，讨论“民族”概念问题，涉及对中、苏 民族研究实践的回顾与反思；第五次是在1998年底，由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等发起，讨论 “民族”概念及在我国的应用问题。然而，近十年一次的讨论还始终没有理清“民族” 的概念问题，可见问题之复杂(黄振南，2000)。
马戎(2000)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认为，当时讨论的核心是围绕如何理解斯大林提出的“ 民族”定义及相关的民族理论，许多观点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是“经典著作”的条文， 而不是立足于对中国几千年来民族群体的形成和民族关系的演变的实际过程的客观分析 。他提出：世界上各种人群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差异(包括体质、语言、宗教、 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形式等等)，我们在研究时可以将这些差异看作是一个多维度的“ 连续统”，每个维度从一端的没有差异到另一段的巨大差异，是一个长期的过渡进化过 程，中间存在着无数的过渡阶段，中间的若干“量变”逐渐积累而出现“质变”。当我 们用族群或民族概念去定义时，实际上是在这条“连续统”上去寻求分界、寻求质变点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划分族群或民族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同时由于客观事物也在 不断地变化过程中，因而我们划定的分界点往往与客观实际不太吻合，甚至存在一定的 距离。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同样如此 ，都要受到当时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限制，也包含着一些主观意愿因素(政治的、经济 的等)在里面。因此，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民族概念实际上十分复杂，包含了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含义及人为因素在内，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同时，世界各地 出现、使用的“民族”、“族群”概念，因其发展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 ，因而内涵必然有所差异，我们研究时更重要的是研究、理解其内涵，在交流时不致出 现太大歧义，而不必孜孜以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定义。对于经典理论的观 点，尤其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马戎认为应该承认其所确定的四条标准对于理解现 代中国的民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关键是不能将这些标准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庞中英(1996)认为族群(ethnic group)具有中文意义上的“人种”的因素，但它所表 达的主要是由于人们在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等文化上的差别而形成的人类集团，这种 集团还不能说是民族(nation)，它可能尚未形成民族，也可能正在上升为民族，也可能 永远也不能变成民族的人们。而民族一词在西方有着复杂的含义，一种解释是指以出生 共同体为特征的人类集团，即在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集团；另一种解释是拥有相同的祖 先的部落或人群集团。民族的形成有两条不同路径，一种是与血缘文化相关的人群集合 ，即属于一个在血统与文化上的人群分享着同样的团结感，因而组成一个民族；另一种 与血缘无关，但与政治和政治认同有关的不同族群和语言集团的人民由于分享着同样的 团结感而组成一个民族。政治上，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形成路径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 欧洲，东西欧的民族概念差异就是这种民族形成路径差异的结果。东欧的民族概念是基 于用种族、语言、传统或宗教来界定的人们共同体；而西欧的民族概念是基于国家、领 土、公民身份和政治原则来界定的宪政意义上的民族。族群并不等同于民族，但当一个 族群取得了国家地位即拥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那么此时族群即转化为民族，即族 群民族(ethnic nation)，而此时这种族群民族必然要根据族群的标准来思考问题和制 定政策，所有这一切思想和行动即构成了民族主义。族群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必然特别强 调民族构成的一系列客观的共同性，特别是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关键作用的 血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实际上就是属于族群或族群民族，反映了中东 欧民族形成的客观实际。而立宪意义上的民族强调一块国土上的所有人口为一个民族， 以宪法为基础的立宪民主制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是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关键，这样我们 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不同的族群、种族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们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存 在着一个美利坚民族。中文中的“民族”则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它确实包含了“人民 ”和“族类”两种性质不同的含义，是由“民”和“族”两个东西化合而成，反映了中 国的历史和现实，但这样也导致了人们在探讨民族、民族主义等问题时不能有一个基本 一致的民族概念。
潘蛟(2003)对民族、族群等概念在西方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西方对民族(nation)一词的用法并不十分严格，原意有种族、出身、血统等含义在内 ，16世纪早期该词在英国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开始被用来指称“人民”(people)。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具有了“民族”、“国家 ”的双重政治含义。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开始真正地定义民族，这个时期也正是那些过 去在欧洲不曾被看作是“民族”的人群(如芬兰人、斯洛伐克人等)诉求自己的民族一国 家的活跃期，此时的问题是哪些人可以成为民族，进而可以成为自决的单位，建立自己 的主权国家。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 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这 是产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民族在这一定义中被历史阶段化、领土化，并进而客观化 了，同时这种客观化是与民族原则的“可操作化”相连带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仅是 一种学理，更是一种技术，一种有关民族自决，进而关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力技术。同 时，有关民族定义的讨论，不仅是认知上的求真，而且是就变化中的权力关系作出的某 种应对。
关于民族定义方面的文献还有许多，这里不再赘述。但总体上看，“民族”一词不仅 包含着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更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二、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前面我们对“民族”与“族群”概念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及梳理。总体上 看，这两个概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都是指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断然割裂两者的联 系是不妥的；然而，两者在内涵上还是差别较大，“民族”往往强调的是政治性，“族 群”侧重的是文化性。同时，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同样存在着差别，族群相对于民族而 言，其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一些。
纳日碧力戈(1995)论述了家族、族群对于民族形成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国外三种有 代表性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学派观点(“原生说”、“现代说”、“神话——符号结构说 ”)，认为：在符号意义上讲，他们是一脉相乘的，但绝不能就此认为民族就是家族、 族群的延续(“原生说”)，因为他们所共有只是一些符号结构关系和符号，而并不一定 是具体的内容；同时，也不能将家族、族群、民族三者断然割裂开来，认为民族是现代 化的产物，与家族、族群毫无关系(“现代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是在家族 符号结构和家族符号资本基础上形成的超族群政治——文化体”的论断。另外，在其《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构建》一书中，纳日碧力戈提出：“族群”是情感——文化共同体， “民族”是情感——政治共同体。
马戎(2002)认为，“民族”与“族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在西方话语体系中， “民族”往往与“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与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 ”政治运动相联系，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而“族群”则指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历 史和文化传统的群体，可视为“亚文化群体”中的一类。
徐杰舜(2002)也对两个概念的差别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认为：“族群”更多地强 调其文化性，其根本在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对此几乎所有学者都没有分歧；而“民族 ”则强调的是政治性，民族与从形成到发展都与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此周星(1 993)还提出了“民族的政治属性”这一命题。
张海洋(1995)认为，族群概念适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适用于族群的政治含 义。
在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民 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一 词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涵盖了“民族”、“族群”、“族体”、“民系”等，既是文化 群体，又是社会群体。
孙九霞(1998)也主张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族群定义，既可以等同于民族一词，也可指 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
三、族群概念的中国化及相关学术争论
简言之，将西方学术用语中“ethnic group”这一概念翻译为“族群”，并广泛应用 于我国的各种社会群体研究，这个过程就是族群概念的中国化(蒋立松，2002)。应该看 到，这种过程渐成热潮是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 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社会群体流动频繁、各种社会群体不断整合的时期，需要用新的概 念加以界定；另一方面，对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 我国不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色彩鲜明，而且各民族内部也支系繁多，文化上各有特点 。凡此种种，客观上都需要一个恰当的概念术语加以描述，而“族群”这一概念恰恰提 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工具。
另外，如前所述，“民族”这一概念在引入我国之后，对其的定义和使用上的界定就 一直不甚明确，在汉语中“民族”一词往往具有多种含义，有时候表达具有政治、领土 、民族——国家含义的“民族”(nation)，有时候反映的则是仅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群体 ，具体情况往往需要根据上下文确定。鉴于不同的人在使用时往往表达不同的内涵，这 就给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带来了不便。同时，英文中表达民族一类含义的词汇较多，如ethnos、ethnic group、nation、nationality、people等等，但这些词汇含义有所不 同，而汉语中却只有民族一词与之对应，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外交流的歧义，为 此学界还曾多次就民族一词的翻译问题展开过讨论。关于民族一词的英文译法一直没有 确定的答案。最初我国使用的是nationality，但其现在含义是指国籍，已失去了民族 的含义，为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文名称也已转为ethnic affairs而不是nationality affairs，但目前学界显然对此也是褒贬不一；另外，nation在西方的含 义往往指“民族—国家”，表达国家概念，或由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中的人们共同体， 显然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国的56个民族，部分学者还主张将nation翻译为“国族”，这样 可更加确切地表达其原义；此外，英文中的people也常被用来指民族，但其含义更多地 指人民。鉴于以上原因，部分学者主张用汉语拼音minzu来解决翻译问题，但也招致了 不少反对意见。另外，问题还不仅如此，关于英文中诸如ethnic group、nation种种词 汇的中译问题同样也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困惑和争议(石弈龙，1999；周旭芳，1999；阮 西湖，1998、1999；翟胜德，1999；王联，1999)。
鉴于上述原因，“族群”概念凭借其内涵相对确定、淡化政治色彩和相对宽广的适应 性等特点，在其引入之始即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并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
由此也引起了学界对此的广泛争议，可以讲几乎伴随着“族群”概念的引入，学界有 关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学界争论的焦点较多，如英文“ethnic group”的翻译问题，“ 族群”概念的适用范围以及在学术对话中用“族群”来指称我国的少数民族是否合适等 等。在此，我们将目前学界的主要观点作一简单的归纳：
第一类观点：否定论——反对使用“族群”概念或认为ethnic group指的就是“民族 ”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阮西湖先生为代表。阮西湖(1998)认为：作为单词，group有“群 ”的意思，但也有“族”的涵义，在国外人类学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就是指“民 族”。“族群”这一术语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演进的各个阶段的 表述，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献中也只有“民族”这一术语，未见“ 族群”的提法。另外，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各国人类学者，在使用“ethnic group”这一术语时，其涵义都是指“民族”而不是“族群”，因此使用“族群”一词 也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对当代社会人类群体的划分，同时也有悖于世界各 国人类学者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原意。
朱伦(1996、1997、1999)认为汉语中的民族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并非是对等的概 念，不能将其对等起来，“族群”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事实上，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现实中使用“族群”这一概念是不恰 当的，因为该词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研究中是有歧视性含义的，主要是指那些落后的异教 徒、异种人民；同时，他认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其正当权利之一，现实 中使用“族群”替代“民族”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性、忽略政治色彩，为民族— —这种人们共同体在当今国家政治舞台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制造了障碍；另外，他还认 为那种从出于避免民族问题政治化角度出发的主张使用“族群”而不是“民族”的观点 提出了批评，认为当今世界“多族群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反而造成了许多国家现实 中的民族矛盾。现实实践告诉我们，以“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以“多族群国 家”论来解释“多民族国家”，并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 ”的“准标准”来建设“多民族国家”，在国际上已被认为是一种不成功的理论和不成 功的实践。
作为政府方面的代表，在2001年中南民族学院举办的“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 术研讨会上，国家民委的黄凤详认为ethnic group应译为民族，而非族群。同时提出， 族群概念宽泛，学界进行研究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研究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故而在中 国只能提民族或民族内部各支系，用“族群”指称国内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容易在 现实中引起混乱。中南民族学院的杨朴羽持类似观点，认为涉及到现实问题时，则应在 概念的界定上再作研究(王实，2001)。
第二类观点：折衷论——承认“族群”概念的特定学术价值，但反对“泛族群化”， 反对“拿来主义”
这类持折衷观点的学者为数众多，虽然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各有侧重，但大多还是 肯定“族群”及其相关理论的价值，认为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运用“族群”概念并吸 取国外学者关于“族群”构建的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对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 种有益的补充，但是对现实研究中“族群”概念、理论的泛化则表示忧虑，持一些不同 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民族”与“族群”二者并非是完全等价的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有其特定的政治和政策含义在其中，中国的“民族”是经 过政府识别后确定的，因此用“族群”来指称中国的56个民族是不妥的；2.“族群”与 “民族”各有其特定不同的涵义，对于“民族”概念而言，文化不是其唯一的基准指标 ，两个概念实际上是居于不同的层次，故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和兼用；3.在引进西方的 学术术语和理论时，要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等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梳理，同时 国际学术对话也应是双向交流，不能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4.学术研究并不能完全 脱离社会实际，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在现实中采用何种概念、术语的背后，是复杂的社 会群体利益，往往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建构、民族的权力关系等。
下面我们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介绍。
郝时远(2002a，2002b，2002c)提出，中国民族学界在引进“族群”概念及应用实践中 ，存在着对这一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同时对现实中存在的用“族群”概念 替代中文话语中“民族”概念的行为表示质疑。认为对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学术术语或 概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体现着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度、不同社会甚至不同的 人对它的理解和诠释，而我们在引进ethnic group这一概念并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本土的 实践中，对于其在西方国家中含义演变及应用实践的社会背景方面的分析一直比较缺乏 。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中简单地“拿来主义”倾向，而且还造成了应用于 本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术语演变的社会背景，才能够正确、全 面地认识其理论意义和准确把握其应用实践，从而才不至于造成概念歧义和话语混乱。 同时提出，适合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未必都具有普世主义和全球化的意义，因而任何 引进和借鉴都不能脱离他国的实际和本国的实际。另外，在2001年召开的《中国世界民 族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暨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就“民族”与“族群”概念问题，郝时 远提出，在西方，“族群”主要是指移民群体、土著人群体的，所以不能用来指称我国 的56个“民族”；此外，他还认为当今“族群”这一概念的使用有泛化的趋势，突出了 其社会学意义，淡化了民族性；同时提出，中国与世界进行学术对话应是一种双向交流 ，不能仅仅是接受国外的话语体系，也应该让国外了解和理解中国的话语系统。

⑹ 请问民族国家的含义和特点是什么

民族国家这种历史类型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形成的，现已遍布全球。这种情况并不寻常。
西北欧传统的民族国家是在既有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staat）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是1648年威斯特法伦和约（Westfaelischer Frieden）中确立的欧洲国家系统的一个部分。所谓"迟到的民族"（verspaetete Nation），是指意大利和德国，它们走的是另外一条发展道路，但也为民族国家在中欧和东欧的形成作出了示范。这种民族国家是在迅速积聚而又广泛传播的民族意识基础上形成的。上述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国家"到"民族"，以及从"民族"到"国家"）说明，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或有国家在先，或有民族在先。在前者，从属于君主统治集团的法学家，外交家，军事家建立了一个"理性的国家机器"；在后者，由作家和历史学家，或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所传播的多少带有想象色彩的"文化民族"统一体为使用外交手段或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如Cavour或俾斯麦）奠定了基础。第三代完全不同的民族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非殖民化过程中形成的。通常在输入的国家组织形式在一个超越部族范畴的民族内部尚未扎根之前，这些在以往殖民统治势力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靠独立后共同成长起来的民族去"充实"人为建造起来的国家。最后一种情况是前苏联解体后在东南欧建立起来的独立民族国家，它们或多或少都采用了暴力分离的方式。在此之前，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已经使旧有的民族要求得到了充分的酝酿，足以为独立而动员起已经急不可奈的大众。

引自曹卫东老师，详细的请见链接

⑺ 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截止2020年9月17日疫情还没有结束，结束时间不得而知。

全球各国疫情发展处在不同阶段，在美国等一些疫情较严重地区，还没有看到拐点的出现。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明显减退，恐怕将是相当长期的事情。

这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政治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大国的纷争化，使社会、政治承受严重压力，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疫情令国际局势演变更加复杂，国际关系在博弈中存在更多不确定性。

(7)中国海洋大学庞中英老师扩展阅读

“从全球范围看，疫情仍在继续蔓延。”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认为，疫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仅仅涉及传染病学等生物自然科学领域，还涉及到与治理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已成为一个多学科问题。比如，从各国疫情应对来看，防控疫情与各国治理有很大的关系。

庞中英表示，人们要做好长期准备，不过首先要应对的是即将到来的秋冬季。目前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持续到2021年，这要比世卫组织及多国政府原先的预判，悲观得多。抗击疫情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隧道尽头的光，还没有看到”。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指出，从目前来看，总体判断，至少到2020年年底，防疫和疫情治理，仍然是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

⑻ 定义 概念 界定 三者有什么区别

（一）概念：通过使用抽象化的方式从一群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反映其共同特性的思维单位。

（二）定义：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或是透过列出一个事件或者一个物件的基本属性来描述或规范一个词或一个概念的意义。

举个例子：

我们发现有一种图形，图形上的每一个点到中心的距离都是定长，我们根据这个性质，抽象出了“圆”这个概念。

定义就是用来描述“圆”这个概念的语言，通俗地讲就是什么样的图形是圆？一平面上到一定点等于定长的点的集合是圆。

（三）界定：划定界限；确定所属范围。

常用于用于同种对象内部再划分

举个例子：

我们不会界定圆和矩形，因为圆和矩形在概念上就不同，有不同的基本性质。

但我们可以主观界定多大的圆算大圆，如在某一条件下，我们界定半径大于10的圆为大圆，否则为小圆。是根据条件对同种对象的划分。

(8)中国海洋大学庞中英老师扩展阅读：

概念的基本特征：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内涵就是指这个概念的含义，即该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所特有的属性。概念的外延就是指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范围。即具有概念所反映的属性的事物或对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反比关系，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外延就越小；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