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唐武教授

㈣ 唐武宗为何灭佛而崇尚道教，最后却死在道教的手里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唐武宗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唐武宗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公元845年(会昌五年)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天下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括天下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迫令还俗者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万以上。政府从废佛运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在灭佛同时，大秦景教穆护、祆教僧皆令还俗，寺亦撤毁。但当时地方藩镇割据，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贯彻，如河北三镇就没有执行；有的地方执行命令不力。这是一次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总爆发，佛教遭到的打击是严重的，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又下令复兴佛教。

武宗承继其列祖列宗的崇道行为，大力提倡道教，表现有：

大增崇奉“大圣祖”的举措。

武宗是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即位，二月即敕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令两京及诸州设斋，行道作乐，赐大?三日。此后，二月十五日纪念老君，即成定例。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诏东孝太微宫，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肃宗三圣容，遣右骑常侍裴章往东都荐献。

恢复祠祀九宫?神。

玄宗时依据术士苏嘉庆建议设置的。九宫神为太乙（坎一宫），摄提（坤二宫），轩辕（震三宫），招摇（巽四宫），天符（中五宫），青龙（乾六宫），咸池（兑七宫），太阴（艮八宫），天乙（离九宫）。九宫?神的礼仪规模式格极高，仅次昊天上帝，在太清宫，太庙之上。这些?神是辅佐上帝管理水旱的神灵，对农业半欠，人民祸福和国家治乱的关系重大，所以尊为?神，给以崇高的礼仪。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十二月，玄宗亲祀；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肃宗亲爱的祀。至文宗祭祀渐弛。所以，武宗于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准奏起祀。重用道士，亲受法?

武宗刚刚即位，便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进入宫中，于三殿修金?道场。武宗亲至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六月，诏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并令其与赵归真在宫中修法?。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诏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武宗立志学仙，拜赵归真为师。大臣谏诤，武宗对轻者不予理睬，重者贬官了之。

大筑观台，炼丹服药。

武宗一意孤行崇信道教，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敕于宫中建造望仙观。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敕于南效造望仙台。又修降真台。武宗常斋戒沐浴，亲临祝祷，希冀天上神仙降临，福佑自身。

武宗虽灭佛，自己成仙的愿望却没能实现。武宗又遣道士赵归真等，在宫中在观台烧炼丹药，他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们炼制的仙丹妙药，多次催促。道士赵归真告诉他，有一种仙药只有在吐蕃才能得到，请求前往采制。赵归真无计可施，就给武宗开出了一个炼制仙药所需的永远无法备齐用药清单。武宗下诏天下及时采摘，进贡朝廷，以便炼制。不惜人力物力。

武宗由于服用所谓的仙丹妙药，身体受到极大损伤。药物作用之下，他开始变得容颜消瘦、性情乖张。赵归真告诉他这是在换骨，是正常情况，所以身边的人规劝他少服丹药，他也不听。对于长生的狂热追求使武宗难以自拔了。

魂归丹药

会昌六年（846）的新年朝会，由于武宗病重也没有举行。这时候，道士们依然编造鬼话欺骗他。他们告诉武宗，生病是因为皇帝的名字“?e”从“水”，与唐朝崇尚土德不合。土胜水，“?e”名被土德所克制，所以不利，应该改名为“炎”，炎从“火”，与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灾祸。然而，改名并没有给他带来鸿运，且病情日渐加重，旬日之间口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求觐见，也没有得到允许。

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后的12天，宫中就传出了武宗驾崩的消息。他的妃子王氏殉节自缢而死。武宗成为太宗、宪宗、穆宗、敬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

㈤ 唐武灭佛的原因

唐武宗生活的时代是唐代的中后期，开元盛世已经过去，唐王朝中央政权日渐衰落，藩镇割据一方，民间土地兼并加剧。而当时的大地主中，居然有相当部分是寺院的主持和僧侣， 唐王室自来崇佛，历代皇帝都大量赐予寺院土地供奉佛祖，而且几乎不对这些“寺田”征税。随着世风日下，僧人们也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大量自耕农为了逃避税赋，自愿委身寺院为佃农。长此以往中央政府的税收日益减少，从根本上威胁了唐王朝的统治。 唐武宗是一个很有雄心抱负的帝王，一直执着于恢复大唐盛世，消除藩镇。对于所有敢于干扰他的势力和人，都要下手清除。因此发生了后来的“武宗灭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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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三武灭佛的唐武宗

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相传 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

㈧ 为什么唐武宗要灭佛

貌似为了寻找他的继任争夺者光王李忱，也就是之后的宣宗

㈨ 唐武宗为何要灭佛教

唐朝第十六位皇帝：唐武宗即李炎。本名?e，临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弟。武宗在位时，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武宗崇信道教，于会昌五年下令拆毁佛寺，没收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在位6年，终年33岁。武宗生于元和九年（814）六月十一日，本名李?e（ｃｈｎ），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武宗即位的过程，正是文宗即位的重演。

武宗灭佛，主要是因为道士赵归真等得到信任，宣扬佛道不能并存。武宗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当时的道士还散布舆论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他们解释说：“黑衣者，僧人也。”就是说僧侣将取代李唐国统。这样的情况下，武宗灭佛就理所当然了。据说，为了维护道教，天下不准使用独脚车，这是因为独脚车会碾破道中心，会引起道士心不安。为了防止黑气上升，以防止“黑衣天子”出世，武宗还禁止民间豢养黑色的猪、黑狗、黑驴、黑牛等。这些说法未必可信，但是反映了武宗大举灭佛时的心理状态。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长兄敬宗皇帝的儿子晋王普为嗣，不幸的是晋王普于太和二年（828）六月5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皇太子的名号。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文宗的杨妃不满意太子永，一直谋求废掉他，因为朝廷上阻力重重没有成功，但太子永在开成三年（838）十月暴死，使此事划上了句号。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赐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从此文宗也抑郁成疾。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议，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成美为太子，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一病不起了。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唐武宗下令灭佛，筛汰寺院僧尼。先是拆毁在山野中的寺院，随后下诏长安、洛阳的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全国节度使、观察使下的镇地和同、华、商、汝各州留一寺，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10人，下等寺留僧5人，勒令其余被沙汰寺院的僧人全部还俗。在沙汰之列的寺院，派御史前去督令限期拆毁，寺产收归官府所有，拆下的木材用来建造官署，铜像钟磐都用来铸钱。至这年八月，武宗宣布全国共拆毁寺院4600所，还俗僧尼26万人，山野中的小寺庙拆去4万余所，收得良田数千顷，寺院奴婢15万人。武宗在位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就是灭佛。武宗灭佛，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三武之厄”。唐朝建国，以道教为国教，但是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他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为贪拥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他们假传圣旨，将文宗的五弟颍王?e立为皇太弟，从十六宅迎入宫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驾崩之后，颍王柩前即位，这就是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有人认为武宗之所以下令灭佛，主要是与当时的宗教斗争有关。《旧唐书》说：“武宗想学神仙方术，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归真得宠后，每次与武宗谈话，就一直讲佛教的坏话，说佛教不是中国的宗教，只会蠹耗生灵，应该全部铲除。武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为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两教的地位也常发生变化。根据这种说法，道教和佛教之间的严重矛盾，道士在武宗面前攻击佛教，促成了武宗灭佛。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这年，已是27岁。多年来他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王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与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武宗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能够沉着应付，度过难关。

从一些材料看，这种说法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佛教的教义在理论深度上远远超过道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内容很能够取得人们的信任，因此道教在教义上无法与佛教相争，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武宗宠幸赵归真后，朝官屡屡进谏，武宗说：“我在宫中没有什么事情，常常与他谈玄说道来解除胸中烦闷。”看来赵归真的话对武宗的影响越来越大，武宗灭佛是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他刚做皇帝时就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同时进行崇道活动。赵归真一方面挑起了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排斥佛教，使武宗的崇道思想不断增强。武宗还任命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使赵老道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连宰相李德裕也看不下去了，对武宗说：“听说近来赵归真的家门，车马毕集，希望陛下好好警戒他。”因此，持这种观点者认为道教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是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

㈩ 杜光庭的相关记载

杜光庭（公元850～933），字宾圣，号东瀛子。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道教集大成者，是“学海千寻,辞林万叶,扶宗立教，天下第一”（《道藏》第32册8页）的道门领袖。唐僖宗李儇和前蜀王建两位帝王视杜光庭为帝佐国师，并将他类比轩辕黄帝之师“广成子”，进其号为“广成先生”。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全唐诗》中有诗一卷，特别是他的传奇小说《虬髯客传》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曾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肯定。当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考证认为，他及其《虬髯客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他还是医学家、书法家。他所著的脉学著作《玉函经》、《了证歌》等都很受历世医家推崇，对我国中医脉学的发展和普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宣和书谱·卷五》说：杜光庭“喜自录所为诗文，而字皆楷书，人争得之……虽不可以拟羲（王羲之）、献（王献之），而迈往绝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可见其楷书之精。他还擅长武术技击，四川青城武术中的仙鹤拳、白鹤单刀、六合双刀，为杜光庭等所初创并留传至今。
缙云是杜光庭的故乡。但由于他在我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很高，加上他虽著述甚丰，从不写自己，所以在历史上和当前的一些文章中，对杜光庭的乡贯存在着一些误说，很有必要予以甄别和澄清。
一
最早使杜光庭乡贯引起歧义的可能就是北宋时的张唐英。他在《蜀梼杌·卷上》说：杜光庭“京兆杜陵人，寓居处州……”。因为历史上杜姓分成京兆、襄阳、濮阳、汉阳、南阳等郡，所以张唐英原话的本意是说：杜光庭之“杜氏”宗祖、郡望是京兆杜陵。汉宣帝时，将京兆东南的杜氏集中地封为杜县，后改杜陵。京兆杜陵杜族是杜姓的大宗，特别是唐代京兆杜陵的杜氏，官声显赫，名望很高。古人崇郡望、重门第，所以京兆杜陵成了杜姓最为尊贵的郡望，源于京兆杜陵的杜氏在当时也因显扬的郡望而成为自己的荣耀。因此，尽管杜光庭祖上已迁居处州缙云，但为了显示杜光庭之“杜氏”族源的尊贵，张唐英还是首先把他说成是“京兆杜陵人”，然后写明他的贯居地——“寓居处州”。其，“寓居”地就是杜光庭的实际乡贯，历代府（州）、县志书的内容可以说明。历代府（州）、县志书内容中，都列有“流寓”一节，“流寓”的本意是转徙。地方志“流寓”所记录的就是那些较有名望的人物或氏族转徙、迁居本地或曾到本地、并留下遗迹的情况。所以，“寓居”地就是杜光庭出生、成长的地方，也就是人们习惯上说的“故乡”。
到了北宋陶岳在著《五代史补》时，对张唐英的上述说法断章取义，仅用“京兆杜陵人”的意思，又因“杜陵”系“长安”三辅之一，进而又主观推断地把杜光庭误为“长安人”。
另有临海的陈耆卿，在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写台州之疆域志——《赤城志》时，也故意把杜光庭写成“天台人，或曰括苍人”。作为南宋学者型官员的陈耆卿明明知道杜光庭不是“天台人”，为什么又把杜光庭说成是“天台人”呢？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因杜光庭是一个名人，把他写为“天台人”是为了借名人之光，彰显本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赤城志》是一部台州的地方志，尽可能把更多的名人写为本地人，也是历来地方志撰写者一个潜在的欲望；二是杜光庭年轻时曾弃儒入天台山学道；三是想打一个“擦边球”。因为他在说杜光庭是“天台人”后，又补上一句“或曰括苍人”，似乎“天台人”与“括苍人”不存在矛盾。这是因为他十分了解天台县始置时称始平（又称南始），后改始丰，县名几度换用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并始丰入临海县，属括州（即处州）”（《天台县志》），可见天台县域曾为括州（处州）所辖。陈耆卿想依此而借杜光庭的名人之光，其良苦用心可以理解，可杜光庭是“天台人”一说，却着实难以使人认同。
针对北宋以来关于杜光庭乡贯的不同说法，清内阁大学士、四库馆副总裁董浩（1740～1818）等人在奉诏编纂《全唐文》时，对杜光庭的乡贯进行了全面综合考证后，比较肯定地说：“光庭，字宾圣，缙云人”，接着另加了一句：“一曰长安人”。清吴任臣撰写的《十国春秋》以及以后的典籍也多沿用此说。
二
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地方史志一般是当地人记录当地历史、地理、风俗、人物、物产、文化等情况的典籍，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而历代的《缙云县志》都记载杜光庭是缙云人。也许是现存的缙云县志中最早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缙云县志·人物·仙释》就载：
“杜光庭，邑人。唐咸通中与郑云叟赋万言不中，遂入天台山学道。应制为道门领袖。僖宗（时）从幸于兴元，后隐于青城山。蜀王建封为广成先生，年八十五而逝，时人以为尸解。有文集百卷。”
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被尊为中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先生在《古籍序跋集》中非常肯定地写道：“杜光庭，字宾圣，处州缙云人。”另外，现代杜光庭研究专家王瑛先生也在《杜光庭事迹考辩》一文中指出：“史籍记载杜光庭为括苍人或缙云人两种说法均属正确，区别只是前者是指大的处州府，后者是确切的缙云县。”
三
杜光庭的乡贯在现代的研究中基本上统一于“处州缙云”一说，但2005年12月，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了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罗争鸣博士撰的《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中却提出了一个理由很不充分的说法。罗博士在书中提出：
（一）“查上海图书馆《浣溪杜氏宗谱》〔缙云〕两种、《杜氏宗谱》〔缙云〕，其始迁祖最早为北宋人，不见光庭的有关记载”。
（二）缙云县方志办原主任金兆法编撰的《缙云姓氏志》（1999年方志出版社出版）载：“唐代缙云已有杜氏，著名道士杜光庭……。但县内川集、三里、浣溪诸杜……以京兆为郡望，系宋相杜衍之后”。
罗博士因而得出“由此看来，杜光庭一族并没有根于缙云。所以认定杜光庭籍贯为处州缙云，或许还有疑似之间”的错误结论。
说其是错误结论，理由之一是上述谱、志说当今缙云杜氏是北宋迁入是对的，但这不能断定北宋之前，缙云没有杜姓氏族居住。因为古代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出仕等情况都会引起氏族的迁移或兴衰。另外，有过硬的证据可以说明，唐朝时缙云是有杜姓氏族居住的。唐朝是从公元608年开始到907年灭亡，而五代则从907年开始，至960年统一于宋。我们随机选取早于五代迁入缙云的谢、潘两族古宗谱查检：
据《五云谢氏宗谱》载，五云（谢山）谢氏于南朝刘宋年间入缙定居，唐、宋时的谢贤（902～970）、谢缟（944～1006）父子均娶本邑杜氏为妻。《箬川（今大洋镇后村）潘氏宗谱》载，潘氏于唐武周年间迁缙后的第二世——泉州太守潘梦之次子潘佐（881～969），字经国，住箬川，娶妻杜氏（879～961），生二子，元、昌；潘佐弟弟潘鼎的长子潘奎（939～1017），字子星，住箬川，娶妻杜氏（942～1022），生子二，褕、显，后迁居杜桥（今属五云镇），为杜桥派。
以上缙云谢、潘古宗谱明确记载，唐、五代时就有多人娶杜姓人氏为妻，足可断定，在北宋之前的唐朝和五代时，缙云绝对是有杜姓族群居住的，只不过是当时所居住的那些杜姓族群，不知是迁徙外地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在缙云消失了而已。
说其是错误结论，理由之二是封建氏族规定，凡出家入道者，都是不能写入宗谱的，这是常理。谁又见过古代有哪一部古宗谱记载过本姓人氏的“方外”人物呢？所以绝不能拿缙云杜氏宗谱有没有记载杜光庭，作为判定杜光庭这个“方外之士”的乡贯是不是缙云的依据。
四
综上所述，古今书籍所记载杜光庭的故乡、乡贯虽有不同表述，除“天台人”前文已作排除外，主要可归纳为两类：一是浙江的缙云、括苍、处州；二是陕西的“京兆杜陵”、长安。
长安即今之西安，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是唐时京畿三辅之一，所以京兆杜陵与长安可以认为是同一地域的不同表述。
而据有关典籍记载和分析，缙云、括苍、处州也是缙云同一地域的不同表述。《括苍汇记》载：括苍县置于隋开皇九年（589），隶属于处州，现缙云县的西南半县当时是括苍县的一部分（东北半县属东阳郡永康县）。唐万岁登封元年（696），分括州括苍县东北界及婺州永康县南界置缙云县。唐天宝元年（742）至乾元元年（758）缙云属之的括州曾改名缙云郡，后复为括州。唐大历十四年（779）改括州为处州（《旧唐书·地理志》、《缙云县志》）。缙云建县以后曾是括州、缙云郡、处州的属县，缙云西南半县是在括苍县改为丽水县前的大括苍县划入。所以，所谓的括苍、处州指的都是缙云县而已。
浙江缙云与陕西长安，一南一北，相距千里。杜光庭故乡、乡贯到底是南方的浙江，还是北方的陕西，这在杜光庭的一首诗中已经有答案。杜光庭的《题鸿都观》（见《全唐诗》卷854）诗曰：
亡吴霸越功已全，深隐云林始学仙。
鸾鹤自飘三蜀地，波涛犹忆五湖船。
双溪夜月明寒玉，众岭秋空敛翠烟。
也有扁舟归去兴，故乡东望思悠悠。
诗句表达了他离开故乡，伴驾入蜀，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思念久别的故乡之心情。从“扁舟归去”分析，其故乡应该是可以用“扁舟”顺长江而下“归去”、而且舟楫方便的江南，而绝非必须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方可到达的长安；从“故乡东望”分析，其故乡肯定是在成都“东望”的浙江，而绝非偏北的长安。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杜光庭具体出生地、乡贯是缙云。具体说，就是在原括苍县划为缙云的——现缙云西南部那些地域。
五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编辑出版了一套共200部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其传主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数千年中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4000多位历史杰出人物中遴选出来的270位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人物，杜光庭入选其中，并单独立传（有的为合传）。《杜光庭评传》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亦平女士承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3月出版发行。
再是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在精心准备基础上，启动了该院最大的科研项目——“‘浙江省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编纂。全方位精心选取古今最具代表性的浙江籍杰出名人100位。其中数千年的古代只选50位，二十世纪选50位。在古代的50位名人中，缙云的杜光庭占有一席之地。《道门领袖杜光庭传》由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蔡唐根承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3月出版发行。
杜光庭越来越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目前已知的专著，除上述提及的《杜光庭评传》、《道门领袖杜光庭传》、《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三部外，韩国的金兑勇先生（北京大学博士）撰写的《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道教哲学研究》，也于2005年12月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光庭是缙云、是丽水、是浙江、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是一位非常值得家乡人民重视、研究和开发的杰出人物。
金庸称杜光庭为中国武侠小说鼻祖！
杜光庭是有数几个非张姓天师之一，是传真天师，道教宣传家。杜天师在道门中威望很高，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建福宫和浙江省缙云县历山骑龙宫都供奉他的神像。
广成韵。这是杜光庭创建的道教音乐韵曲。音乐韵曲以其道号“广成”来命名，这在中国音乐史上是罕见的。杜光庭在道教斋醮行道（道场）仪轨中，对道教音乐也予以规范化，以能更好配合道场静坛与行坛的法事活动，达到娱神乐人、弘道宣教、祈福消灾的效果。鼓板乐器有指挥行止、统一步伐、协调众人的作用，在广成韵有板有眼、声调悠扬的伴奏中，唱步虚词，诵经念唱，步罡踏斗、步虚旋绕、呼吸吐纳、舞蹈散花等。杜光庭也是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指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