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教授彭慕兰

㈠ 彭慕兰简介及主要理论贡献

彭慕兰教授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中国史专家。
他在2002年第4期《历史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这本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被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的颠覆。《白银资本》的作者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

㈡ 加州大学教授彭慕兰认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即“欧洲奇迹”，几乎完全是 一种“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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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读彭慕兰的《大分流》

在此我想冒昧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首先，我试图在学术潮流的框架内对彭著的立场予以理解。如同彭著反复强调的，著述《大分流》的背景是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以一种优越心态来看待欧洲经验，认为欧洲之所以发生工业革命，并在很长时间内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统辖全球，乃是因为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优于其他各洲。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不仅有明显的欧洲中心痕迹，在认识论上也有今天美国学术界竭力想避免的目的论teleology 倾向。目的论的问题在于，它设置了一个简单的因果公式和必然性的套路——A 的发生，是因为B的存在，反过来，B 的存在，必定会导致A，而历史研究就成为分析B和A 的因果关系以及B的特殊性的活动。打个比方，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清政府的腐败，必定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接下来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腐败到什么程度，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失败？但是，这种认为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一定不可避免（inevitable）的思维方式显然会妨害对历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理解，也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有点无聊。在这一意义上，《大分流》挑战了一个很大的认识偏差，指出欧洲经验绝不是欧洲学者所自我想象的那么优越和特殊，中国在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在1800年前，并不比西方差，有的甚至比西方更为优越和完善。
《大分流》提出的问题，诚然是值得深思的，阐述是否令人信服是另一回事。彭慕兰的阐述过程，首先存在黄宗智所说的两大弊病。第一，彭慕兰不是欧洲历史专家，他对欧洲历史的解释依赖于二手资料，即他人的著述，第二，即便在对中国的研究中，他所依赖的还是二手资料。也就是说，彭慕兰在《大分流》中进行的，并不是实证基础上的分析，而是一种理论推演和假说。如果我们把《大分流》和黄宗智对长江中下游小农经济的研究，杜赞奇对华北农村文化，权力的研究等著作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一明显区别，也正是因为“假说”的特性，彭慕兰在写作中其实不断地犯论文写作的一大忌讳——他不断地使用英文中的“虚拟语气”，大量用诸如“可能”probably，“多多少少”somewhat，“本该”could have been 这类含糊不清的语言来描述很多现象。由于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分流》对黄宗智提出的“内卷化”问题，其实并不能提出有力的反驳。例如，《大分流》引他人的研究指出，长江三角洲的家庭手工业每年也能为一个家庭创造XX两银子的收入，但是假如按黄宗智的说法，这些收入是在家庭成员不计成本的投入劳力之后取得的，如果考虑所有的成本投入，收入的真实效益是值得怀疑的。彭慕兰把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制度看成是优越于欧洲的一个方面，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在中国这个人口稠密的农业国，土地和其他商品不同，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生产资料，农民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愿意轻易卖掉自己的土地的，相反，所有人都尽可能地希望多占土地，在这种状况下，土地的买卖看起来是一个自由交易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争夺有限资源和欺压掠夺的过程，并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隐患。
即便如彭慕兰所说，欧洲的内卷化现象未尝不比中国更小，欧洲也不比中国更先进，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各方面领先和压制中国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欧洲的突破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国既然如此完善，为何还是落后就更让人好奇，甚至正因为彭慕兰为中国所作的“辩护”，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但我们总不能坚持说，失败了也还是比你优越吧。
在这一点上，彭慕兰提出的解释似乎就更加无力。在讨论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时，彭慕兰提出，中国人理解蒸汽机的相关基本科学原理（basic scientific principles）——气压的存在——有很长时间，并精通活塞技术和把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动力系统。彭慕兰的依据是，中国人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唯一缺乏的是反过来用热气流来推动车轮的应用。他又说， “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这一工业革命的中心技术本来也可以在欧洲以外发展出来，因此我们永远说不清它为什么事实上先在欧洲发展起来。”
在探讨蒸汽机这一“中心技术”的时候，使用虚拟语气的“本来也可以”和“永远说不清”使得彭慕兰的全书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虚晃一枪，结果除了列举中国平行和优越于西方的种种现象以外，在放弃深入分析的同时，失去了阐释原因的能力。但是，“蒸汽机”问题被提出来，至少说明欧洲以外的文明何以没有首先创造出近代科学技术这个老话题仍然有探讨价值。我的想法是，首先，了解“基本科学原理”不能等同于实践中的应用，不能代替复杂的实验和分析，更不等同于大规模应用后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古人在放冲天炮的时候，也明白后来火箭的基本原理，但会制造冲天炮不等于会制造火箭。一个小孩可以用吸管喝汽水，但他并不会制造抽水机，风箱和蒸汽机的关系无异于此，更何况，风箱的功能是制造风来加大火力，它本身并没有象彭慕兰所说的那样制造“热气流喷射”（jet of hot air）。彭慕兰似乎认为，通过活塞制造气流，和通过气流推动车轮只是一组相反的过程而已，它们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欧洲人不过偶然地跨了过去，而且这一偶然的发生很难通过逻辑解释。这显然是一种过度简化的看法，拉风箱是一种简单的人力和手工活动，但用蒸汽机推动车轮已经进入到初步的自动化，用机械动力推动机械的阶段，这一步决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偶然跨过去的，从风箱到蒸汽机的跨度，一定远大于蒸汽机到内燃机的跨度。这或许类似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所需的时间和从类人猿到人的进化时间之间的差异。
欧洲能够跨出这一步，即使说是“目的论”也好，必然有其长期的社会的文化背景。从老生常谈的文化思想的角度看，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自笛卡尔，培根已降，越来越注重实证科学的研究，对很多“基本科学原理”都进行研究，实验和证明，并且注重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会伦理和政治哲学，并不强调对客观世界的研究；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在一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及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两种学说都倾向于以极其简明和高度含混的语言表达思想。后来的禅宗则主张不立文字，直接进行由“心”到“心”的暗示性的启蒙。在印度，印度教基本追求是人生的圆满和与“Brahman”融合的体验，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这两种文化中高度的直觉化和情感化倾向有利于文学和艺术，但也并不太利于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广泛的社会应用，因为后者必须进行一丝不苟的长时间和客观事物的实验和研究，禅宗式的顿悟在这里几乎起不了作用。中国宋代以后的“新儒家”更加强调人的自主性和对经典的自我理解和阐释，其主观唯心的一面同样阻碍了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另外，从社会结构看，进行抽象思维活动的中国士人只读人文经典，不从事工匠的实践活动，而工匠由于教育程度所限，也不可能把实践知识和技术上升到理论科学的高度，而两个阶层间基本是隔绝的。而在欧洲工业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投资型“企业家”——而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作买卖的“商人”——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因此，蒸汽机能够被发明和应用，实际牵涉了相当多的值得探究的思想文化背景和体制因素。彭书中提到欧洲发明望远镜等物品，但是，美国学者在对伽利略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当时宫廷贵族实际是这类发明的赞助人和大量科学家的资助和保护者，望远镜也就是伽利略为他的恩主做来玩的。中国的贵族官僚也赞助大量的门人清客，但其间多是文人幕僚，干的是出谋献策，应对唱和的事，搞发明和科研的没几个，这里还是涉及到文化和体制问题。
上述的观点只是我试图从文化角度提出一种解释，因为我同时认为，刻意回避文化和制度因素，正是《大分流》的一大缺陷。正因为回避文化和制度因素，竭力想避免目的论，彭慕兰只能把欧洲的突破——他并不否认，当然也无法否认这一突破是存在的——归结于偶然因素。比如，他似乎夸大了发现和使用煤炭资源在欧洲的意义，以及其巧合性。彭慕兰把长江三角洲和英国作类比，但是提出，长江三角洲虽然有极好的自然条件，却缺少煤炭资源，因为中国的煤炭资源远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恰好是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地方，而且交通不便。对煤炭资源的发掘的强调，在王国斌的《转型的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的局限》中也持类似看法，但把欧洲的崛起归结为发现和使用煤仍然是偏狭的，因为读者必然会提问，煤炭并非只有英国独有，大量使用煤炭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中国北方既然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又为什么不进行开采？晚清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易言•论开矿》一文中也以英国为例，证明开矿带来“富甲天下”，但前提是“格致之士能知五金之矿随处皆有，因地制宜，按法开采，不惜经费，不畏艰难。” 这等于还是在强调体制文化的原因，因为矿是在的，但要人去找，去开，而人首先需要转变观念并具备一定的知识，资金，技术。
彭书中还有一种可供质疑的解释方式，我称为“不需要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彭书的一个解释是，蒸汽动力首先是用来为煤矿抽水，中国的煤矿都在北方干旱的地方，既然不积水，当然不需要抽水设备。王国斌教授也有类似的“不需要论”。他在分析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象欧洲那样建立起与商人阶层的合作关系的时候，也认为中国政府不需要商业税来维持自身运转。但是，“不需要”只是对事物客观一面的消极解释。任何政府都需要税收，中国古代政府“不需要”商业税，也“不需要”发行国债来筹资，但是却极度需要农业税来养活自己庞大的官僚阶层，那么，中国古代政府有没有和负担农业税的农民建立类似欧洲的王室与商人那样的妥协和谈判关系呢？如果没有，客观上的“不需要”可能还需要回溯到主观上的“不想要”，即还是要回到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上寻找原因。
即使这样勉强解答了关于欧洲的问题，也还是不能解释中国在1800年后的的衰败，总不能把衰败归结为煤炭资源的位置不合理，这必然陷入了一种地理决定论的目的论观点：因为没有开采煤，所以没有工业革命，所以衰败。另外，彭慕兰的论述还使人感到另一种逻辑上的悖论。一方面，他和王国斌教授一样，力图证明在1800年前中国和欧洲并没有太大差别，欧洲并不特殊，不值得仿效，但由于欧洲兴起和中国衰落这两个事实的存在，他必须证明欧洲拥有中国没有的一些特殊条件，但这等于反而承认和证明了欧洲很特殊，而且特殊到无法仿效的地步，因为煤和铁，市场，等等因素都刚好完美地在一个特定时刻结合在一起。那么，论者究竟想说欧洲的例子特殊还是不特殊？这个悖论王国斌和彭慕兰都未能很好解决。或者说，二者想证明欧洲在人文制度上并不特殊，只是在自然生态和资源上占有优势？但如果自然生态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又如何解释中国被自然条件上没有优势的日本打败的事实呢？
在这一点上，我以为王国斌教授虽然立场与彭慕兰相同，但他在《转型的中国》中的方法似乎更为全面，论述也更为准确和深刻，他以欧洲经验和中国互为参照进行比较，同时，虽然他在开篇的时候声明要强调技术和生产因素，也质疑了从哲学思想角度来解释技术问题的方法，但他在后面却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中国内部国家政权的功能，能力，及其蜕变过程，并且指出“中国的社会秩序既缺少代议制和地方政府和一个公共领域。”在这里，王国斌并没有象一些美国学者如William Rowe， Mary Rankin一样对中国的“公共领域”进行理想化和较为乐观的描述，而是指出了欧洲（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实质和与中国的区别。王国斌还指出，中国的国家政权没有能够有力地发展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而且事实上控制和塑造了中国的意识形态，道德，公共秩序，和民族认同诸领域，并有强大的再生和自我转化能力。
我以为，对中/欧对比和中国受到何种制约的讨论到这里终于触及核心，它不单单是“生产技术”因素，即不是“能不能”，而是“愿不愿”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上述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沿着王国斌的论证再前推一步，就完全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国家政权的思想文化控制是如何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也等于回到了彭慕兰觉得“永远说不清”的那个关于制造蒸汽机的问题。事实上，王国斌对国家政权的深入研究等于已经无意间质疑了彭慕兰和他自己以偶然性从技术层面来解释欧洲和中国的差异的认识倾向——如果王国斌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对整个民族在各个层面都起了如此重要的控制作用，而国家政权的行为和组织又都是高度体制化，高度理性甚至具有哲学基础的，某几个特殊的地理和技术因素怎么可能左右历史的进程呢？在这里，王国斌自己的观点似乎也是矛盾的，除非他同时证明中国的传统国家政权结构和思想非但不阻碍，反而有利于现代需要。重要的是，传统的中国的国家政权所信奉的价值观中确实不是偏向经济和技术，而是着眼于政治文化秩序的稳定和道德伦理完善的，而整个国家的知识阶层都深受此一价值取向影响。这一特性决定了在要探讨中国的独特性的时候，恐怕必须深入到国家政权如何建立一个话语霸权，而话语霸权如何影响（即使不一定是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问题上，而不能停留在技术的表层和对偶然性的假想。
因此，我认为进行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研究是相当有启发性的，但深入探讨双方各自内部的动力和制约，而不是急于证明中国的平行性和优越性，是一个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比如，在基层社会，中国的绅士和欧洲绅士究竟各自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和道德功能？另外，王国斌的国家政权的挑战，能力，诉求，责任的分别探讨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只有把这些因素和彭慕兰强调的技术，地理，生态因素综合起来，对“大分流”这一历史现象才会有更全面的认识。

㈣ 18世纪初英国发生什重大事件。（与工业革命有关）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 ——马德斌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讲坛的讲演为什么工业革命独独在英国发生？我们喜欢找到一个转折点，但工业革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牵扯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聚焦在工业革命这一时点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马德斌 1998年获得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日本等多所大学任教与访问研究，现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终身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海外联席系主任，新一届国际经济史学大会（IEHA）秘书长。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以及东亚的长期经济增长、制度与法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比较。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等国际知名经济史学期刊上发表十多篇论文，在海内外出版编辑多本专著文集等。工业革命与大分流18世纪末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场革命意义十分重大，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的动力源泉。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正是工业革命前夕，在他眼里，专业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他没有想到技术革命有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和推动力，不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工业革命把英国从欧洲的边缘带入世界的中心，把一个不起眼的阴暗、潮湿的小岛变成了日不落的帝国。同时，在乔叟与莎士比亚文学中造就的仅六七百年的现代英语，通过殖民等渠道广泛传播，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一些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如加州大学的格雷戈里·克拉克和伽罗等人则把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简化为马尔萨斯的世界：1700年前，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曲线基本上是平的，只有在工业革命以后，工资水平才扶摇直上，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有研究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或之初，全球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原因大部分可以由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来解释，而工业革命之后，则越来越需要由国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均等来解释，今天如果不扣除物价等因素，全球最富国家如瑞士的人均收入已经是非洲最穷国家的40倍。这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无法想像的。我现在举另外两个学者（布罗德伯里和古普塔）的研究来进一步说明工业革命带来的转变。以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行业——纺织业为例，英国的棉纺业在工业革命之前本来是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趋之若鹜的是印度的棉织品、中国的丝织品，就跟今天中国富人到伦敦买奢侈品一样，是一种时髦。对于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而言，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到亚洲采购。但在当时，比如168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已是印度工人的4倍，原材料、资本的价格也和印度差不多，英国资本相对廉价但人工价格较高，英国的生产成本并没有优势，技术上也落后，这种情况下它的纺织业没有竞争力可言。可到了19世纪，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尽管英国总的生产要素成本仍高于印度，但它的棉纱却能以印度一半的价格销售，还不赔本。因为以动力为基础的技术革命使英国能够更便宜地生产这些东西，在成本不降低的情况下，大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布罗德伯里和古普塔应用经济学生产函数和费用函数的原理做计量分析，说明在17世纪到19世纪末的阶段，工业革命使英国与印度在纺织业上发生了逆转。事实上，英国的机制纺纱产品不但摧垮了印度的传统手纺纱业，也解体了中国从黄道婆开始起源的手纺纱业，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其纺织品与机器出口到全世界。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从经济史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目，以前大家问的最多的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因为荷兰至少在英国之前是当时欧洲最发达的经济体，英国工业革命前的很多制度都是从荷兰借鉴而来。相比之下，英吉利海峡的阻隔，使很多先进的东西从欧州大陆传到英国有时间差。还有，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法国的国家制度发展较早，一直想成为世界中心。而如果我们看得更长远一点，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佛罗伦萨，这些都是欧洲文化一度最灿烂、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为什么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独独发生在英国的中北部，像曼彻斯特、兰开夏这些英国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并继而席卷英国乃至世界？前些年彭慕兰教授提出的“大分流”问题，也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18世纪中国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命题。江南的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也很发达。李约瑟很早就研究了中国的悠久技术传统，他认为在宋朝，也就是西欧最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的技术已经达到顶峰，四大发明领先世界，所以工业革命为什么不在那时发生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我们甚至可以扩展来看，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印度？印度的孟加拉湾条件也可以。为什么不是中东呢？中东有很悠久的历史，伊斯兰教的兴起从公元600年开始，流传到各地，古希腊的大量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欧州的文艺复兴，也依赖于阿拉伯语的古希腊文献转译与文化倒流，不仅如此，即使到近代，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帝国也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并一直和西欧竞争到17、18世纪。为什么工业革命独独在英国发生？我们喜欢找到一个转折点，但工业革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牵扯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光聚焦在工业革命这一时点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我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动力革命说起，倒溯到之前17世纪英国所发生的许多重大转变，就是所谓的金融和财政革命。在财政、金融革命的背后是政治制度的革命。工业革命之前还有科学革命，像英国的牛顿、法国的笛卡尔都对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般认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科学并不重要，主要都是手工业匠人的一些技术改良，靠的是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他们并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之后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些显然都是需要科学基础的推动，17世纪欧州科学革命的重要性在这里就显现了出来。工业革命与资源禀赋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动力革命，以前的驱动力是人力或畜力,有些会用风力、水力。但是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燃料作为能源代替了人力，这也是英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纱纺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动力驱动能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手纺工人的40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劳动力价格很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的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是燃料原料，这个就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荷兰了，因为荷兰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它没有煤，同样，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也缺乏煤矿资源。当然，煤矿资源只是一方面。工业革命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机器来替代人的劳动，所以必须要有铁矿业与机器制造业（哪怕是手工的）为基础。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劳动力，所以很适合于一个劳动力工资比较高而煤矿资源价格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看来，工业革命发生在工人工资相对较高(相对于南欧和其他地区)而煤资源又比较丰富的英国北部不完全是偶然的。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影响生产技术的选择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的老命题，在同样的技术下，英国的生产采用较多比例的资本与能源和更少的劳动力；而中国在同样的情况下，是用较少的资本与能源和较多的劳动力，这种选择符合两地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差异。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更便宜。这一点在最近荷兰学者范·赞登和中国学者李伯重的比较研究中也提到，比如中国以前有拉船的纤夫，但荷兰是靠马匹来拉动，因为人力太贵了。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最后应用得并不多，最常用的还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在15世纪后对欧洲的新教革命起到很大作用，活字印刷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因为对于中国而言，雕版印刷的资本含量很低，手工含量较高；活字印刷需要制造铁的机器，对资本要求较高，就不合算了。其实，要素价格的命题在史学家中也经常被提起，马克·埃尔温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高水平陷阱”，说在元朝有一个很大的转轮，可以节省很多劳动力，但是后来就慢慢消失了。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过剩。另外，赵冈也提出过相同说法，与黄宗智的“内卷化”论点也相符。最近，牛津大学的罗伯特·艾伦教授在这个老命题中引入了新的计量和经济学模型分析。工业革命的技术通过英国的要素价格组合才能产生利润，而在最初中国劳动力非常便宜的条件下是不会有利润的。但工业革命不是一次性发明、以后就一劳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术发明的不断更新使技术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机器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到最后连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转向开始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力，这就是后来手工业解体的开始，也是工业革命走向全球的开始。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的触发有一个低能源价格、高工资、低资本价格的结合，但之后又有技术发明不断更新的路径依赖。从要素价格来解释技术革新，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技术需求的理论，但它没有一个供应的理论：即对能源技术的需求并不一定导致供应的产生。能源本身的技术开发也是一个过程，不能完全作为外在的条件，其背后也有制度等深层因素。这也是对这个所谓技术诱发创新的观点所作的最根本的批评。所以有些学者，如乔尔·莫基尔，强调理解工业革命不能忽略17世纪科学革命与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性。“工业革命不是一次性发明、以后就一劳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术发明的不断更新使技术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机器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到最后连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转向开始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力，这就是后来手工业解体的开始，也是工业革命走向全球的开始。”工业革命与体制变革建立在生产要素价格上的分析没有能解释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在工业革命前夕工资已经比较高而资本的成本较低了，即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了。一个重要的说法是工业革命前，英国已经经历了商业与贸易革命。贸易革命对英国和荷兰的崛起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大西洋航线的发现与开拓和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兴起，以及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相继开发，作用尤其明显。欧洲的贸易中心慢慢走出了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海岸。但是这样的分析带来更大的疑问，因为大西洋最早的开发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在南美洲的经营与殖民，特别是银矿的开发与出口，西班牙与葡萄牙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国家，带动了所谓的欧洲价格革命和后来的重商主义政策。但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最终从中得利最多的却依然是英国和荷兰。阿西墨格鲁等经济学家提出，英国和荷兰之所以发展起来，不只是由于外贸的兴起，更同它的内在体制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开放基本是以皇权和国家利益为驱动力的，英国和荷兰的海外开发则是以公司为动力驱动的，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荷兰和英国有发达的国会制度，商人参政很早就开始出现，政治本身的内在价值和贸易的兴起，两者结合使商人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强，他们对规则加以干预和改变的力量也大大加强，而这些规则的改变就带动了17世纪英国金融和财政制度的改革。中世纪欧洲的国会跟现在的概念很不一样。那时的国会是代表地方势力，或通俗地说是地方的土豪劣绅。以前召开国会也仅仅是在皇帝需要钱的时候，召集地方精英协商加税。这和欧洲特别是英国中世纪大宪章以来的传统有关，皇帝征用子民财产的权力受到制约，精英们的产权也由渐渐发展起来的普通法界定与保护，地方的自治权力也较高。皇帝加税需要召集国会，国会在一开始就跟税收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税收与代议制的关联”，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最重要的口号。国会制度在中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但在有些国家不那么系统，唯独英国和荷兰有一个全国性的框架，而它们的商人组织与影响在大西洋贸易发展之后越为强大。中世纪的欧洲皇权政府跟中国的封建政府有共通之处，没有今天公共财政的概念，有的只是皇家的领地与财产，也可以靠临时性借款、卖官、滥发货币甚至强制征用或掠夺，所以财税制度非常脆弱，没有形成一个现代的纳税体系。今天的发展经济学强调保护产权和制约国家权力，但实际问题是在国家综合行政能力很低的时候，国家权力被滥用的机会也最大，一旦政府有财政问题，向商人掠夺、赖债甚至把债主赶出国门都可能会发生，这在某种程度上践踏了产权。诺斯与温格斯特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把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解读为国家转型的一个关键点。很多革命都带有偶然性。英国光荣革命起源于当时席卷欧洲的宗教革命，英国也发生了新教和天主教的争斗，以英国国会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通过引进外来的荷兰皇帝，也引进了荷兰的经济制度。光荣革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进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执行了《人权法案》，规定皇帝要定期召集国会，国王要增加的财政预算必须经过国会通过。为什么国会这么关心财政？因为国会代表了有产者和商人的利益，他们自己是交税者，就必须知道这些税是派什么用途的，随着国王权力的虚化，英国的政治架构朝着现代君主立宪制演变。国会制约王权和掌控税收，反而导致税收大幅增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所谓国家能力的增强，特别是建立了现代的纳税制度和文官队伍。文官队伍的中立化与专业化保证了税收直接进入国库，而不是被中饱私囊。更重要的是界定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这是光荣革命之后一个重要的制度建设。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带动了英国的公债市场，坚实的财政与国会的信誉，提高了英国国债的信誉。与此同时，在17世纪末由政府特许商人认股而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也开始经营政府的公债市场，同时也带动了伦敦的金融市场，使伦敦发展成比荷兰阿姆斯特丹规模更大的金融中心。随着介入欧战与殖民开发，英国政府开支与借款也大幅上升，而公债的利率却在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信誉度高，风险低，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构成了17世纪的财政与金融革命。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工业革命道路诺斯与温格斯特对光荣革命的诠释引发了不少非议，特别是聚焦关键时刻的方法会忽略历史的连续性，尤其忽视了英国的财政金融制度有一个漫长的从他国借鉴消化的过程。我们回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工业革命道路这一问题上。命题的复杂性在于：首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经济史并没有定论；其次，英国工业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也没有定论。从表面上看，传统中国在历史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和以科举为中心的文官体系，而中国的皇权是无边的。这似乎都意味着中国会有很强的国家能力。但从税收来讲，中国中央税率按人均来算，自宋朝以降，是在慢慢下降的，同时税收构成越来越依赖比较固定的土地税，而英国、荷兰更多转向商业税，商业税又以城市为主，这对于欧洲的城市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中国正规的文官体系并没有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依赖于吏治等体制外的制度操作，腐败等问题在体制内并没有解决，最终形成了一个我所说的“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债。西方的公债跟战争有很大关系。但中国也不缺少战争，为什么中国的战争不会产生公债？这个问题最早是马克思·韦伯提出来的。有一种简单的说法：中国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产权是绝对的，正像在晚清的时候，大臣跟皇帝提议要建立大清银行，发行公债，皇帝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怎么还要去借呢？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欧洲也有根深蒂固的绝对王权与产权的传统。区别在于，给欧洲王权贷款的银行家往往在这些国家的疆域之外。所以，要想继续向银行家贷款，这些欧洲皇帝就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的原则，这当然和欧洲政治分裂的架构有关。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始于秦朝，宋朝后得到巩固，也许是大一统和绝对皇权这两个条件并存制约了国债的发展。政府的税收基本上都用于战争，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毕竟，借公债去打仗、穷兵黩武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借公债去打仗同让军人直接去山西商人家里没收财产相比，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维持公债需要政府建立一定的信誉，对随意践踏私人财产权就会有所顾忌。在清朝，每次战争都会导致银库库存下降，乾隆在位时很自豪地说，大清的银库有八千多万两库存。八千万两实际上就等于清朝两年的收入，但到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时就差不多耗尽。与之相比，近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权政府，它一年的公债就等于七年财政收入，它的公债依赖意大利不少城邦的银行家，经常以来自南美殖民开发的白银资源作为抵押，这就让西班牙王权的财政不用受制于国会或国内的纳税体系。由此看出，国家能力、政治架构与公共财政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我从要素价格诱发技术创新开始，再倒推回到财政和金融革命，最后联系到国家的政治架构。最重要的是，与欧洲的高资本价格相比，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外，其背后可能有更深层的制度与历史原因。当然，把工业革命的渊源直接和财政、金融革命乃至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没有一个简单的结论，更没有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我希望这个讨论能给有关工业革命的老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㈤ 大分流的作者介绍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历史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加州大学系统世界史研究组主任。其大部分著作围绕着中国和比较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革、环境变革及政府的形成等展开研究，但也著有民间宗教史和家庭结构及性别角色史方面的著作。

㈥ 历史 选择题 选C 为什么不选A

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工业革命时期，中国闭关守国政策从明朝中叶，就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封闭的，时间明显就不符合了，从这点就能把A排除

㈦ 明清之际中西方历史发展呈现大分流态势的表现

世纪中西方的历史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大分流，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在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类似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1864—就曾提出并谈论过这一问题。1915年韦伯在他有关中国宗教伦理的名着《儒家与道教》中，就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但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出西方式理性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像西方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心态。简言之，中国缺乏一种类似于西方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伦理作为必要的启动力量。时至当代，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教授2000年发表了其专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引发了一场以美国学者为主的中英近代历史比较的大讨论。《大分流》的主题是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主题下，彭慕兰也提出了韦伯已经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围绕这一问题，彭慕兰主要从地理、环境、人口与生态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本文作为对上述讨论的回应，提出导致18世纪中西方大分流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主要包括东方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集权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马克思提出要理解东方社会必须从东方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手。地理环境在东方早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地图上对比东亚大陆与欧洲大陆，很容易发现一个差别是东亚大陆呈比较规则的椭圆形板块，海洋未能深深切入陆地腹里。中国的西北广大地区均距海一千公里以上，这种内陆区约占全国版图的百分之六七十。 马克思指出：东方的这种“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 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就包含有中国的西北高原。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水利、公共工程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论述，是他在古代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思想观点，马克思曾多次反复强调。例如，1853年6月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恩格斯则在6月6日的复信中强调了东方的气候、土壤性质，指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马克思在文章中把他们通信的意义归纳在一起，强调了形成东方国家集权体制的基础条件就是依靠集体劳动的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