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开大学吏步海教授

F. 有没有人知道画家步海洋的资料，他的画收藏价值怎么样

喜欢就留着，挂在墙上欣赏，至于价值，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想收藏的人。。

G. 江亢虎的人物生平

江亢虎，1883年7月18日出生于江西弋阳的一个官宦之家。与他进士出身、但却默默无闻的祖父、父亲不一样，江亢虎三十岁出头就蜚声中国政坛和文化思想界，是个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他创建了中国社会党，出访过欧美、日本等十余国，也曾在美国、加拿大当过教授。他标榜自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但却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是毛泽东提及过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者。他曾蒙孙中山先生赏识，却又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以文化大汉奸的身份终其一生。
作为弋阳乡间家资殷实的大户子弟，江亢虎从小就在南昌和上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聪颖好学，过目不忘，有一次，号称博学之士的南昌府衙门文案师爷听人讲江亢虎不用提示就能背诵出《唐诗三百首》，很不以为然，就特地坐着轿子来到江亢虎念书的地方——南昌读新学堂。当着校长的面，师爷让江亢虎背诵自己任点的包括李白《蜀道难》、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琵琶行》在内的10首唐诗，江亢虎略作沉吟后，便抑扬顿挫地朗朗背诵了下来，而且一字不差，惊得师爷连连称赞他是少年天才。从此，江亢虎的聪明好学便出了名。而他在上海墨海译书馆学习英文时的突飞猛进，也令外籍教师们惊叹不已。
1901年，18岁的江亢虎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举荐，作为各地推行“新政”中的英才，赴日考察政治半年。当轮船缓缓驶进横滨港，海湾里停泊着的日本军舰引起了江亢虎的注意。他既对这个大清宿敌的咄咄逼人感到不安，又对日本的富国强兵之道甚有兴趣，并为此做了大量研究探讨。在日本，江亢虎认真学习了社会学、政治学和欧美近代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因其年轻潇洒、天赋过人，很快便在留日学生中鼎鼎有名，还与赏识他的孙中山先生有了交往。
一天，江亢虎赴横滨下田町的中国会馆与孙中山先生做彻夜长谈。他赞成中国搞革命，但不赞成反清排满，拒绝参加兴中会。孙中山见他虽是一身纨绔子弟打扮，但其能言善变，聪颖过人，又比自己小12岁，便一心劝说江亢虎支持他推翻腐朽的大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可任凭孙中山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江亢虎就是无动于衷。事后，孙中山曾对人提起江亢虎此人如若不投身革命，势必为反动势力所利用，即便身不由己卷入革命，亦极可能首鼠两端，朝三暮四。孙先生一言中的，江亢虎此后的人生轨迹无一不印证了他的预言。
由于生活不检点，致使一个日本女佣身怀有孕，江亢虎不得不提前结束在日本考察，申请回国。在天津，江亢虎受到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召见。袁世凯的召见令江亢虎受宠若惊，孰不知袁早已从耳目那里获悉江亢虎的政治立场与为人，感到此人可用，才予以召见的。江亢虎毕恭毕敬地回答了袁世凯提出的所有问题，还声称日本军界元老西乡隆盛元帅、德皇威廉二世等外国军政名流如何如何赞誉袁世凯。江亢虎援引那些赞誉袁世凯的原话时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可实际上好多是他临时杜撰出来的，不过由于难以证明，还是把袁世凯给说得眉开眼笑。之后不久，江亢虎被袁破格提拔为北洋编译局总纂和《北洋官报》总纂，官居五品。
江亢虎的平步青云令袁的亲信幕僚阮忠枢、夏寿田、杨度等人惊讶不已。这才是个十八九岁、未涉官场、在日本欠下风流债的年轻小伙子呀。江亢虎知道自己资历浅薄，肚里学问又太少，加之不谙官场交际，遂于1902年10月向袁世凯提交辞呈，要求再去日本求学。与此前不同，江亢虎一踏上日本领土，日本社会各界和官方人士都以为他是袁世凯派到日本做留学生情报工作并分化兴中会等反清革命团体的情报人员，对他格外照顾，还派警方对他格外保护。
江亢虎对此也不避嫌，一律照单全收，食宿上等宾馆，出入车接车送，但由于革命家秋瑾女士在一次小型集会上扬言要除掉清廷的走狗江亢虎，吓得他特地花钱请两名贴身保镖。1904年9月，江亢虎终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辍学回国，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
江亢虎回国后担任了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的日文教习，开始以新派官员的身份混迹官场。通过与欧美、日本等国驻北京外交官员的频频接触，江亢虎感到大清帝国内忧外困，已是奄奄一息，便一方面表示效忠清廷，与奕匡、袁世凯、荫昌等权臣交往过密，形同奴才，温顺听话；一方面则暗中与反清力量接上关系，并设宴款待了进京活动的同盟会评议员汪精卫、朱执信等人。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十二月党人为反抗沙皇暴政不惜为信仰捐躯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江亢虎，并引发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浓厚兴趣。江亢虎通读了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鼻祖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几乎全部理论著作，对他们的理论陶醉不已。不久，他向杨度、夏寿田等人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还把自己翻译的巴枯宁《论国家的起源和消亡变异》抄印稿转送给他们。可杨度等人正醉心于君主立宪的主张中，无心理会在他们看来属于似是而非、杂乱无章的无用之物，对江亢虎本人也是冷嘲热讽。
倍感沮丧的江亢虎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又开始与信奉社会主义的友人陈翼龙热烈交往了起来。当时，国内并没有马列著作的中文译本，江亢虎便直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理论著作的英译本。江亢虎的灵魂又一次躁动了，他感到自己一些难解的问题可以在社会主义学说中找到答案，一个创办新政党的念头在他的脑中产生了。这天，他正在京师大学堂的寓所里读《资本论》的英译本，陈翼龙带着一位年轻人来拜访了江亢虎。
陈翼龙带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十余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比江亢虎小6岁，还在北京法政学堂学习，曾在京师大学堂旁听过江亢虎的课。陈翼龙带李大钊来原本是要与江亢虎商量创办政党的事，可李大钊刚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江亢虎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转入正题。江亢虎提出要创立中国社会党，并当场取出了他草拟好的章程，请陈、李二人过目。江亢虎的神速显然出乎陈翼龙与李大钊的预料，他们考虑再三，认为目前缺乏创建政党的基础，还需看看时局的变化。
江亢虎对陈、李二人的态度大为不快，便批评陈翼龙优柔寡断。陈翼龙不服，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旁的李大钊赶忙从中劝解。李大钊虽然对江亢虎的浮躁与专断深恶痛绝，但对他身为清廷官员却敢于研究社会主义著作的勇气深表敬佩。江亢虎并没有李大钊眼中的勇气，当袁世凯明确表示对他与激进分子的交往不满时，江亢虎吓得连忙辞去官职，于1907年再度赴日留学。在日本，江亢虎重新回归了无政府主义的怀抱，并系统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成为中国最早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人之一。1909年，一心要扩大“三无主义”影响的江亢虎，以“徐安诚”为笔名，向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投寄了《无家庭主义》、《自由营业管见》等文章。次年春，他周游欧洲各国时，仍在途中不断宣传他的“三无主义”，还经常出席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
令人称奇的是，江亢虎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居然还去伦敦的海德公园聆听社会主义活动家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而他很快就不仅仅只是听演讲了。1911年春，江亢虎发表了《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一文，成为国内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人，紧接着，他又在杭州女学联合大会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开始了公开宣讲社会主义。同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惜阴公会、女子进行社、《天铎报》馆的资助下，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撰写、翻译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出版宣传刊物《社会星》，成为了国内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研究第一人，以致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还提到：当他还是湖南省立师范一名学生时，就读过江亢虎撰写和翻译的《社会主义ABC》、《马克思主义简说》等书，从中明白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首先打响，中国社会迅速发生了激烈的变革。江亢虎预感到中国日后必将实行政党政治，便在北京和陈翼龙、李大钊等人正式发起创建了中国社会党。在江亢虎建立“没有剥削、民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对私有财产严加限制”口号的鼓惑下，不少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该党，连《京报》、《晨报》这样的大报也刊登了不少为社会党摇旗呐喊的文章。1912年12月至次年3月，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为了拉拢选票，江亢虎跑到上海和北方若干铁路路段，组织工会，从而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江亢虎的大名。
中国社会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不安，他决定给江亢虎一点颜色看看。1913年8月6日，陈翼龙被捕处决；7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短短两天，形势陡转直下，江亢虎被吓破了胆，很快，他就收起垂挂在自家楼下的党旗，烧毁一切文件，辞去了社会党总书记兼总代表的职务，并在《京报》上公开发表《告别中国社会党人宣言》。之后，江亢虎悄然离开国内，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客座讲师，一年后晋升为副教授。
1920年9月，旅美7年的江亢虎突然回到了国内，他已厌倦了平静的教授生活，想趁着“五四”运动的东风为自己谋得一份高官的位置。可等他到了北京后，北洋军阀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等当权者对江亢虎都相当冷淡，江亢虎想与李大钊联系，可被李大钊断然拒绝。正当江亢虎走投无路之时，苏联诞生了，世界政治版图出现了新的格局，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很快，江亢虎就在《京报》、《晨报》等报刊上撰文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颇令人注目的文章。不仅如此，江亢虎还相继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开办社会主义讲座，鼓吹社会改革和教育救国。
江亢虎的政治投机又一次成功了。1921年5月，他应苏联政府邀请，带着妻子卢岫英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江亢虎夫妇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还受到了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亲切接见。会见中，江亢虎热情赞颂苏联伟大的胜利，还即席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新时代颂》，博得了苏联党、政、军要人们的一阵阵喝彩声。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再三揭露江亢虎的本来面目，但他还是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
从苏联风光回国后，江亢虎于1924年6月重组了中国社会党，并于次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但这些均未能阻止他的丑陋面目为世人所知晓。原来，1925年2月，以国民党人黄郛、叶恭绰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了清室密谋复辟的大量文证，其中有江亢虎致废帝溥仪的请求觐见书以及给一些支持复辟的前清遗老们的信函。此事一经传开，全国哗然，江亢虎遭到了来自各界进步人士的痛斥。在国内已是难以立足，江亢虎不得不解散中国新社会民主党，狼狈万状地跑到了美国，再度进入加利亚福尼亚大学执教，不久又兼了密执安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客座教授。一年后，江亢虎又去了加拿大，出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兼汉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初才回到上海定居。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亢虎携妻儿老小避居香港，靠译书写书以及在香港大学代课为生。在香港，江亢虎摆出一副“中立”姿态，拒绝参加郁达夫、胡适、何香凝等进步人士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避免一切与日本驻香港的外交官、记者及商界人士的接触。世人以为江亢虎真的要践行当年“一心扑在学术研讨”的诺言，尽管对他置身事外的态度嗤之以鼻，但也没有过多地指责他，毕竟他没有和日本人勾结，没有当汉奸。
世人在慢慢地淡忘江亢虎，有一个人却一直在盯着他。此人就是大汉奸汪精卫，他坚信江亢虎在等着自己，便派出亲信梅思平赴港，邀请江亢虎到南京参加汪伪政府。起先，江亢虎还扭扭捏捏，故作姿态地表示不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可等汪精卫一笔甩给他40根金条的安家费后，他立即不顾妻子和亲友们的劝阻，悄悄地返回内地，并于1940年3月29日出任了汪伪政权的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列席委员、伪国民政府委员兼铨叙部长、伪考试院副院长。
一上任，江亢虎就向他的主子献上了两件“思想防共武器”——即以佛教、道教、儒教为骨干的“固有的东西方文化”和“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新的社会主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大赏识，1942年3月就正式出任汪伪考试院院长。考试院一年就两次培训考核汪伪各级机构的文职官吏，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显然满足不了江亢虎的胃口。于是，他便利用常去上海开会办事的机会，走私黄金或倒卖文物。不仅如此，他为了赚钱，居然还充当了日本人的“笔杆子”！
1943年10月5日，日本“兴亚院”顾问小幡八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兼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畑俊六大将的陪同下来到了南京高楼门法国使馆附近江亢虎的私宅。原来，小幡八郎希望江亢虎站在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谈一谈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后的大屠杀，即要江亢虎公开为日军暴行辩护和开脱。作为一个中国人，昧着良心为日军暴行开脱，这可是要背负千古骂名的呀！江亢虎很是犹豫，沉默了半晌，表示自己要考虑考虑。
对江亢虎知根知底的日本人告辞后的第二天，就派人给江亢虎送来了10根金条和一厚沓伪币，外加一叠所谓的当时的事实真相资料。江亢虎收下了，他当年收下这些东西时的内心世界现今已无从得知，但是从当年10月中旬起，为日本法西斯开脱的《“南京惨案”之我见》、为“大东亚共荣圈”合理性辩解的《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等一系列匪夷所思、臭名昭著的奇文陆续在中国、日本发表。江亢虎的助纣为虐、颠倒黑白激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慨。
历史对于奸人总是无情的！一心谋求高官厚禄的江亢虎的“幸福生活”转眼就结束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早在日本战败前半年，已预感到汪伪政权不可能长久的江亢虎匆匆安顿好家小妻室，隐瞒真实身份，先是跑到了上海，后又跑到素有“六朝道场”之称的清凉古寺，当起了和尚。1945年4月，狡滑的江亢虎眼瞅严惩汉奸的风暴即将来临，便又潜往北京隐居，指望逃避国人的惩罚。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当年10月，国民党军统局在北京将江亢虎捕获，1946年初军统局将江亢虎从北京移押至南京。
江亢虎被押送到南京后，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一同关押在老虎桥中央监狱。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以汉奸罪判处江亢虎无期徒刑，江亢虎不服，两次提出上诉，均被最高法院驳回。上海解放前夕，江亢虎被移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直至1954年12月7日病死狱中，彻底结束了其无耻多变的一生。

H.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令营考试内容及准备

首先，作为上次夏令营的受益者，我很高兴为你二位解答；
其次，作为上次夏令营的受伤者，我很不想再提起那伤心的往事...
言归正传。这个东西首先心态要放稳，别奢求，顺其自然即可。
准备啥的，必要的出门必需品，雨伞，蚊香，治跌打损伤的（我同学去第二天脚就崴了），作业（如果你愿意），历史书（心里有底），《资治通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罗伯茨的《西方文明史》啥的就不用带了，带了也来不及看，全靠点子和积累。
我们那拨考试是分三天进行，第一天是主观题测试，给你4道大题，文字量很少，然后给你A4那么大的纸写。不够可以要，但是时间很紧，大概一个半点吧。题目我记得有：第一题“说长城”（别愣，就三个字，下面一片空白，写吧），第二题...忘了；第三题“比较秦焚书坑儒和清修四库全书异同”；第四题“比较一工二工异同”（就这个中规中矩，但是我当时没时间了）。
第二天说是考客观题，可一拿到卷纸全场傻眼——120道填空题，范围涉及中国古代（记得有一道题是“商代的开国功臣，三朝元老是谁”“陶朱公原名”“明代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官员名称”“元代一个什么什么官员的蒙古文是什么”好多好多记不住了），中国近代（有问民国四大教育家，还有什么...这都一年了，实在想不起来了），世界古代、近代（英国法国从1XXX-1XXX的战争叫什么战争），还有一道地理题：“连接南美洲和南极洲的海峡是什么”，以及现代的大事。考试座位和前一天一样，这个时间充裕得多，很多人都是提前交卷的，包括我。考试时题是一个小本，答题纸是一张A4纸，正反面分别60个格子，答吧。对有历史功底的学生，真是个享受。我前面挺难受，后面挺享受。
第三天是面试，由于人数很多，所以你不一定是上午还是下午，是今天还是明天。通知会在笔试完事后贴在考场前面，或问你的班主任。面试5人一组进入面试间，面试考官是南开的老教授、资深知识分子，谈吐举止一定要注意，但也不要僵硬。叫不准的历史时间、事件不要往上糊弄。我的题目是一个字“仁”，我同学的是“环境与文明发展什么什么什么”，我的那个5人组里还有一个是自己的家乡什么的。面试前半个小时知道自己的考题，是抽签决定的，然后给你拉到小屋子里准备，面试时可以拿着你准备时写下的东西，但不能拿历史书...太没品位了...时间面试时间是15分钟，还剩五分钟时，服务的南开学生会以举手的方式提醒你，注意把握时间，别超时，但也别太短。别以为我说的是废话，我的5人组里就有一个超时的，太罗嗦，太紧张。一定要放松，哪怕手脚冰凉，口齿也要伶俐。不行唱歌，我就唱了文化大革命的歌，全傻。
其他的没什么了，退饭卡时一定要趁早，退饭卡的屋子很小很小，200多人挤在一起不是什么销魂的事，一旦晚了，全是人，别合计了，先撤，过半个小时再去！讲座好好听听吧，全是尖端的思想。哈全安教授讲课时别起哄，让教授好好讲，别问敏感问题，不好。讲座时让同学自由提问时抢不上提问也不要紧，不影响最后录取你。演节目啥的，有才艺就上吧，反正谁也不认识你。
写了这么多，可能你都不会看完，但我也想写，那段日子真是我高中最难忘的日子。因为这几天，我爱上了南开。对了，狗不理包子离南开不远，走就能到，听说是专门骗外地人钱的。包子没啥特殊的，就是贵。
我过了南开夏令营的初试，好像做梦一样......我成绩不算好。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被认可的快乐！接着11年1月份我参加南开正式自主招生，又通过了，给我历史系给我降了40分！我从来没感觉过我离南开这么近，这么近，真是触手可及了！但是高考的失利，失常，失态又让这个触手可及的梦想难以企及。一个二流的学生曾离南开那么近，但终究你不属于那里——这也许就是宿命吧。
我的梦想没有实现。很难过，很难过。既然我回答了你这个问题，就说明咱俩...咱仨——算上楼上那个——有缘。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即使到了阎王府，也要拔阎王爷几根胡子下来！既然到了南开，一定不让自己难看，怎么地也得带走点什么！！
加油啊！！！！祖国的未来寄托在你的肩上了！！！！

忘了个事，你要是有实力考上复旦、人大啥的，南开历史还是算了，毕竟历史就业还是窄。
谢谢你给我一个重新幸福一下的机会，谢谢。

I. 南开大学商学院的管理名家

陈炳富先生
南开大学商学院的缔造者陈炳富先生，堪称中国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陈老先生在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为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被推选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其业绩先后被收入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国际业绩卓著男士名录》和《国际杰出知识分子名人录》。
陈炳富先生1920年12月出生于安徽和县。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他学习刻苦认真，学业成绩优异，从1934年在县立初中求学起，曾多次获得奖学金。1937年，就读于湘西高中。1940年考入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翌年，转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1945年毕业，1946年冬，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先后在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管理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新创办的管理学系主任。
陈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便倾向革命，参加进步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时他主编的壁报《论衡》和《经济论衡》，曾经常发表进步言论，受到校内师生的注目。
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陈先生在“指数”理论、“指数”的恢复、编纂以及编制方法、公式的论证方面，发表了十几篇研究文章。50年代初，他转入经济效果问题研究，他的《关于工业品产品品种变动对成本影响指数的几个问题》一文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讨论。60年代写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把用最小耗费取得最佳收益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进行阐述。他指出，“讲求经济效果不能仅局限在生产领域内，还应包括国家管理机关、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部门。”文章后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展望出版社分别选入《解放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选》和《建国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集》。
进入80年代，随着四化建设的深入和国家对管理科学的需求，陈炳富教授的才华方得以充分施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1年在瑞典参加“中国——欧洲技术与工业政策”国际学术会议，他宣读的论文《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被列在会议论文集的首篇。瑞典隆德(Lund)大学校阅曾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1984年初，应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邀请，他在会上做了题为“要开展中国管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在古代和近代，我国有许多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值得探讨、研究、总结，要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理论，必须结合命西，融汇古今。《了望》杂志以《从<孙子兵法>说到中国管理史》为题编发了他的报告，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87年他在加拿大、美国考察、讲学，光后做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学术演讲，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讲学期间，他还参加了欧洲国际市场学会，被推选为该学会的唯一的亚洲理事。
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富于创新，是陈炳富教授治学的特点。他说：“中国有悠久的管理史，但现代化管理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许多新的管理问题，新问题的解决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建立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其实，陈炳富教授有志于斯者可谓久矣。早在60年代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就强忍饥饿，拧紧眉头思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在夕阳残照下的校园里，他不知度过多少苦思的黄昏。必须走经济技术相结合的路子——这是他最初萌动的管理学思想。可惜，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没有一点反响。70年代末，他重提旧论，并上书中国科学院，呼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这一次，他急切的呼声被传遍全国，最终促成“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诞生。1980年，南开大学授命陈先生筹备建立企业管理系。老先生来了拗脾气：“不能叫企业管理系，应该叫管理学系！”此时，管理学在中国还很新鲜，还有人不承认有这么一门独立学科。他不辞劳苦，四处游说。于是，中国有了第一个大学管理学系。他孜孜以求的，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这就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学科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把国外先进的、适合国情的经验学到手；通过古今结合，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特点，体现中国成功的管理实践，从而造就培养和指导中国自己的管理专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成这个系统工程，一靠管理实践，二靠管理思想。
1984年初在中科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特邀参加大会的陈炳富就向全世界宣布：“当代最新的管理思想，都能在《孙子》那里找到痕迹!”从此，在对中国文化重新估价和反思的历史背景下，在被人忽视的一隅，开始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而这位开拓者更是笔耕不辍，连连发表功力深厚、多有新意的著述：《<孙子兵法>及其管理中的—般应用》、《现代化与<孙子兵法>》、《从<孙子兵法>到中国管理史》、《<孙子>的全局系统观》……在中国军事科学院组织编纂的包括十四分册、数百万字的《孙子兵法大全》中，他承担了《经营管理》分册的编写。
陈先生十分重视学科的协调性和知识的广博性。他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管理不仅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有关，还和经济发展情况、文化科学水平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有很大关系。他招收的管理学研究生，有学经济的，也有学理工、技术的，还有学中文、历史的。他组织他们搞管理研究，发挥各学科特长，以多学科结合的优势，去解决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问题。
他长期超负荷地承担教学任务，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管理学概论》、《比较管理学研究》等10多门课程。每学期都同时讲授2—3门课。1983年以来，以他为首招收了经济管理、技术经济等六个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经他亲自指导已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32名，博士学位的一名，目前在学博士生12名，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博士留学生。他还热心帮助指导中、青年教师，带出了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教师。
陈先生看到开放后的中国，在培养管理人才方面作了种种尝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于是，他不失时机地与来访的加拿大几所大学商定共同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此后又陆续与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高校建立关系。他讲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外国专家讲西方的管理思想，让莘莘学子吸吮着东西方文化撞击而酿成的琼浆。这种中外合作培养管理人才的作法，被称为“南开——约克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普遍为国内外重用。
陈先生是国内校早研究经济效益的学者之一。在他50年代的研究里，即已切入这一主题。1978年他曾建议国家组织领导全国经济效果研究。根据现代化管理的特点和要求，他倡导经济管理与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讨论教学与科研的实践。70年代末以来，他主持举办过多期“成本管理”、“技术经济”、“引进技术”等研究班，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上千名高级技术经济人才和管理人才。
李维安教授
原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57年出生于青岛，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南开管理评论》主编。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委、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管理学会会长、天津市学科评议组(工商管理)召集人等学术职务，并兼任国内外15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博导或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李维安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公司治理与企业集团管理、网络组织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基金、国家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国家软科学项目基金、211工程等24项国家及省部级纵向课题，10余项与大型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并先后承担多项国际合作项目。
李维安教授在国内较早开展对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在理论上，初步构筑了以公司治理边界为核心范畴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并进一步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实现了从公司治理结构到公司治理机制，从单法人治理到集团治理、跨国治理、网络治理的突破。在实践上，率先在国内提出并组织制定了《中国公司治理原则》，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步入公司治理改革的新阶段，为我国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近期，李维安教授及其领导的课题组，在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国内的第一个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晴雨表”的中国公司制理评价指标体系，2003年11月，在第二届公司制理国际研讨会上，又推出系列公司制理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报道，同行专家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李维安教授的专著《公司治理》获中国经济界最高奖项——第十届（200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并获天津市第八届优秀社科成果惟一的一项特等奖；专著《股份制的安定性研究》获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基金优秀著作奖和天津市第七届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专著《现代公司治理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入选获国家图书奖的管理科学文库；论文“改革实践的呼唤：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获教育部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作为国内最早出版的公司治理教材《公司治理教程》获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材。
李维安教授归国数年来，不仅为南开大学管理学科的振兴，也为我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他担任主编的《南开管理评论》作为管理学的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国内工商领域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他创立的国内第一所从事公司治理研究的学术机构“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在与国家审计署共建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公司治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基地，李维安教授获得国家各级颁发的多种荣誉称号。

J. 《法医秦明》清道夫为啥杀了步教授

清道夫杀了步教授是因为步教授知道了他的身份。

清道夫杀人案扑朔迷离，犯罪现场除了留下一张写着清道夫的纸条并没有留下其他痕迹，这也让调查陷入僵局。步教授的女儿因为车祸而死，失去女儿后的步教授非常痛苦，决心为女儿报仇。查出当年的凶手是张军后，步教授将张军杀害。但是却意外知道了韩天峰是清道夫的事情，步教授让韩天峰自首，但韩天峰不愿意，最终就把步教授杀害了。

剧情简介

龙番市警局的法医大神秦明在一场海外案中，凭借高超的与业技能大展法医风采，一时名声鹊起。本应从此在高冷男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他，却因为新晋法医助理陈诗羽的出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秦明林涛这对拆不散的“黄金搭档”，也因为怪力女法医的加入，工作上如虎添翼。

三人组成的勘探小组，历经了一次次离奇，惨烈的重口味现场，并通过尸体上的蛛丝马迹，为龙番市的疑难杂案沉冤昭雪。然而，罪恶的滋长难以偃旗息鼓，一位幽灵般的杀手在城市中倏然崛起，此人行踪难辨，作案不留痕迹，甚至嚣张地在杀戮现场留下血字签名——清道夫，龙番市民的噩梦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