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朱嘉教授简介

① 杨逸畴的介绍

杨逸畴，男，68岁，江苏人，水资源专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地理地貌学家，科学探险家，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登山科学考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科考探险活动，前后20次上青藏高原，8次深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5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探险。

他在我国特殊、边疆、空白的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中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特别在发现论证推出雅鲁藏布(图库)江下游大拐弯峡谷为世界之最，为发现雅鲁臧布江大峡谷为世界之最的第一人；发现和解释福建平潭石人碑、船帆石、花岗岩海蚀造型地貌为世界之最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地理发现和贡献。

(1)南京大学朱嘉教授简介扩展阅读：

杨逸畴的主要成就：

（1）《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83年中国科学院野外先进工作者奖、1992年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工作奖。

（2）《西藏(图库)地貌》，198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3）《西藏第四纪地质》，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从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② 朱宪的老师简介

朱宪——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企业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培训讲师，中国讲师网讲师，先后在高校任教，企业集团担任高管，目前为上海、南京、苏州多家管理咨询（顾问）公司高级讲师，曾受邀担任苏州广电总台财经类节目《财富对话》的企划与嘉宾主持。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管理技能、职业化、TTT与企业文化实务，曾培训的客户包括上海通用汽车、苏州金龙汽车、明基电通、北京华联、神州数码、香港天贸服饰、苏州松下系统科技、长城证券、中国银行太仓支行，朱老师强调对受训企业培训需求的深入调研与分析，给出个性化的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多样，授课幽默风趣，强调寓教于练。

③ 南京大学英语系的系所简介

南京大学英语系经过80多年的漫长岁月，已发展成为我国培养英语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回 英语系历史悠久，基础答厚实，吴宓、闻一多、范存忠、陈嘉等著名学者曾先后在此任教。英语系具有治学严谨、研究深入、学风踏实的优良传统。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务院学位办1981年批准的首批博士点之一，1994年被批准为江苏省重点学科，2002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④ 爱国人物简介

1、 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

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2、吉鸿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

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3、郑成功

郑成功（1624.08.26－1662.06.23），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 福建泉州南安人，祖籍河南固始。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

1645年（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清军攻入江南，不久郑芝龙降清、田川氏在乱军中自尽；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度由海路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原明朝南京），但终遭清军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泉州府的海岛厦门、金门。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大员（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收复台湾，开启郑氏在台湾的统治。

4、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

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

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5、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到土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将军，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还说什么鬼话!”于是，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义了。文天祥生前，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⑤ “两弹一星”科学家的资料

邓稼先（1924—1986），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 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 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⑥ 法律讲堂的专家介绍

刘宏辉律师简介
刘宏辉律师，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节目主讲律师、中央电视台《热线12》节目特约嘉宾“刘谈判”、北京电视台《非常看法》、《第三调解室》调解律师，贵州卫视《现场》节目主持人。
刘宏辉律师的专业领域是房地产与矿产法律，是上海“楼倒倒”案（上海市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倒楼案件）、北京“最牛钉子户”案（北京太阳宫张氏兄弟拆迁案）、北京房山区“阳光邑上”小区迟延交房120户集体维权案、大连“顺风里”小区180户供暖、搬迁、房屋质量集体维权案的代理律师。

张军律师简介
张军，男，汉族，1965年8月7日出生，保定学院教师，河北匡合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河北律师协会会员。自1998年执业以来，常年法律顾问。擅长刑事辩护和公司、合同诉讼纠纷业务。徐阳律师简介
身份简介：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兼职仲裁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樊至强律师
樊至强，1973年生人，律师，以擅长办理各类典型疑难法律事务而著称。他的执业成果丰硕，是内蒙古唯一一名入选中央电视台12频道《法律讲堂》 的主讲客座教授、 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乌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王芳律师简介
身份简介：王芳律师现任全国律协民委婚姻家庭法论坛副主任，北京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全国妇联婚姻家庭研究会的委员，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老师，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经济与法》、《为您服务－律师支招》、《大家看法》长期点评嘉宾，凤凰卫视台《一虎一席谈》点评嘉宾，北京电视台《首都热线》、《情感部落格》、《帮帮忙》等节目的点评嘉宾，上海交通大学的聘用讲师，在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任婚姻家庭法务部主任。

韩颖梅律师简介
身份简介：
1983年9月至1995年2月，在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工作；1995年2月至今，分别在同一律师律师事务所和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工作。余婧律师简介
身份简介
余婧律师不但相貌端庄，容貌秀丽，楚楚动人，气质雍容华贵。而且毕业于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北京市律师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cctv12频道《法律讲堂》主讲律师，cctv10频道《人与社会》点评嘉宾，上海电视台《风言锋语》长期点评嘉宾。现为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婚姻家庭部主任、首席律师。

江敏律师简介
身份简介：法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法院院兼职教授，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首席律师。

侯盛律师简介
身份简介：
中共党员成都市律师协会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 委员
成都首届青年律师电视辩论擂台赛总冠军 最佳辨手
第八届中国律师论坛辩论赛 优秀辩手
四川省律师岗前集中培训 授课人

于继春律师简介
于继春律师简介，河南英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获法律、会计双学位。1999年取得律师资格证书。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律师、河南省人事争议兼职仲裁员、河南电视台9频道《乡村服务社》律师顾问团成员、河南省电台新闻广播《海天说法》专家律师、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法治讲堂》的主讲律师、商都网特邀法律评论员、河南省电视台《廉政报道》特邀法律顾问、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维权律师。

宗春山简介
宗春山，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同时还兼任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监管局犯罪心理咨询与矫正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北京青年研究会青年发展部副主任、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社会工作部部长。李鸿鹏律师简介
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律师

⑦ 罗香林的学术成就

罗香林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广州国民大学、广州文化学院等校教授，并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院长。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在新亚书院、香港大学等校任教，获香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衔。罗香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执教之余勤于著述，毕生著书42种，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凡所著述，恪守科学态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深为史学界所推崇。
罗香林在史学方面具有两大建树：
一、开拓了客家研究的先河
20世纪30年代，黄某等学者编著的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及某些报刊、志书对客家进行侮蔑，妄称客家“非汉种”，并将客字加上“犭”旁，引发了多次关于客家族属大论争。罗香林积极参与论争，并据其多年对民族史的研究及客家文化的考察，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捍卫了客家人的社会地位。
50年代初，罗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的又一力作《客家源流考》，从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说起，对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的特征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考证，是客家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撷录 《客家源流考》中关于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的记载：
（一）江西省：江西一省，计有纯客住县：寻邬 安远 定南 龙南 虔南 信丰 南康 大庾 崇义 上犹；其非纯客住县，已知的则有： 赣县 兴国 云都 会昌 宁都 石城 瑞金 广昌 永丰 万安 遂川 吉安 万载 萍乡 修水 吉水 泰和
（二）福建省：福建一省，纯客住县，仅：宁化 长汀 上杭 武平 永定 将乐 沙县 南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清流 连城 明溪 平和 诏安 崇安
（三）广东省：广东的纯客住县，计有：梅江区 梅县区 兴宁 五华 平远 蕉岭 大埔 连平 和平 龙川 紫金 仁化 赤溪 始兴 英德 翁源
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南雄 曲江区乐昌 乳源 连县 连山 阳山 惠阳区 海丰 陆丰 博罗 增城区 龙门 深圳宝安区 东莞 广州花都区 清远 佛冈 开平 中山 番禺区从化区 揭阳 饶平 信宜 潮安区 河源 丰顺 鹤山 封川 徐闻 阳春 三水区 防城 合浦 临高 陵水 钦县 广宁 惠来 儋县 定安 崖县 化县 澄迈 万宁 潮阳区 新丰 罗定 台山
（四）广西省：广西一省，没有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桂平 贵县 苍梧 平南 博白 郁林 北流 藤县 贺县 武宣 象县 横县 武鸣 陆川 宜山 柳州 融县 昭平 平乐 永淳 钟山 荔浦 三江 罗成 柳城 来宾 阳朔 蒙山 兴业 隆山 迁江 东兰 南丹 信都 修仁 凤山 那马 榴江 崇善 宜北 绥渌 中波 宁明 明江 河池
（五）湖南省：湖南一省，亦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汝城 郴县 浏阳 平江 宜章
（六）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惟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 巴县 荣昌 隆昌 泸县 内江 资中 新都 广汉 成都 华阳 新繁 灌县
（七）西康省：客家迁到西康的，仅有非纯客住县的会理县一县。
（八）贵州省：客家迁到贵州的，也仅有非纯客住县的榕江县一县。
（九）台湾省：台湾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彰化 新竹 高雄 屏东 苗栗
二、奠定了中国族谱学的地位
60年代，罗香林撰写成《中国族谱研究》一书，揭示了中国族谱的撰述对象，阐明了中国民族的迁移，社会演进，文物盛衰，遗传优生，及其与中国历史之关系，中国族谱今后发展方向等，开辟了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的又一史学新学科领域，成为中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罗香林主要著述有：《中国族谱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乙堂文存》、《傅秉常与近代中国》、《唐代文化史》、《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客家史料汇篇》、《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幼山府君年谱·一卷》、《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历史之认识》、《梁诚的出使美国》、《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百越源流与文化》、《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蒲寿庚研究》、《陈兰甫与广东学风》、《颜师古年谱》、《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国父之大学时代》、《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国父与欧美之友好》、《民俗学论丛》等。
附录一：
罗香林《客家民系的形成》
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
（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
（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
（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
（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
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总的说来：
1、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
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闽粤赣三省相连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个别县的语言受其他语系的影响，但也还保留客家话的基础，只是语调上有所差异）。如长汀城与宁化治平人的语言完全相同；长汀城客家话与广东本系梅州、江西赣南的客家话完全可以相通。离别家乡五六十年归来的华侨，完全不会忘记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讲家乡客家话。客家话与粤语（广府话）、福佬话（闽东）、河洛话（漳泉）方音都无关系，而与河南中州（郑州一带）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说：客家话源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话。中州话为河南郑州的土话，与客家话非常相似。
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从明清遗留下来的永定圆形、四方形土楼群，结构厚实，高峻雄伟。宁化安乐、安远，长汀涂坊、宣城，广东兴宁、梅州市梅县区的多层围龙屋，长汀的九厅十八井，标志着客家的的建筑艺术，其结构独特，是客家人客居他乡聚族而居，群体式的客家大屋的见证。尤其永定土楼独特的建筑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与赞赏。“永定土楼是永定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武平中山的“百家姓聚居地”和“军家方言岛”是客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晋书·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南迁的结果，形成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个支派的汉族民系。鄱阳湖支派即为现在客家民系的先民。他们是原来居住在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汉人，逃到安徽、湖北、江苏至江西，再沿鄱阳湖迁赣南和闽西各地。
据《嘉应州志》载：“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声音皆以汀赣为近……。”现在嘉属不少氏族的族谱、家谱明载由元末明初迁来，足资佐证。
客家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南迁的一支民系，即闽、粤、赣系。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这里有33个纯客家县，是客家人上千年历史的开拓地。汀州宁化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梅州市、兴宁、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向海外发展的以粤东、粤南、闽西、闽南为多。汕头、厦门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华侨口岸。香港、深圳、南洋群岛各商埠的港胞、侨胞（其中一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所保存的谱牒，以及有关海外客家源流的研究资料，都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汉族南迁入闽，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后经长汀、上杭、永定入广东汕头出海，或由闽西、闽南经厦门出海，或经广州迁徙香港、深圳及南洋各地的。
客家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辗转南来，源远流长。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启蒙遍天下。他们天涯飘泊，客居异邦，而爱国爱乡的传统世代相传。客家人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
附录二：
罗香林《客家人的迁徙》
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边疆部族的侵扰，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来的。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戍驻重兵。旋又派尉屠睢率大军区50万驻岭南，以防南越族的入侵。秦皇还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不受欢迎筑灵活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县筑灵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汀江和湘江和漓江凿通，以便运军输粮，继续向南疆用兵。秦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没有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这是大批汉人南下之始。
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5次。其他零星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秦汉之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时，发大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后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其中就有闽中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战乱频繁，烽火连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国时，曹魏曾采用招致边民内迁的政策，延至西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
据李吉甫《无和郡县志》载：唐代“开元时有29690户近两年10万人入闽”。大批的移民入汀始于此时。由于中原汉人陆续流入，人口不断增加，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黄莲（宁化）、新罗等邑，范围广阔，纵横近400公里。据《通典》，唐贞元前已有5330户，人口1.6万人。户口统计所显示的数字主要是汉人。
唐总章二年，闽粤之间有少数民族不满政府压迫，聚众反抗。朝廷下旨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统率大军入闽镇守。唐咸通年间，驻军因故反叛，以宠勋为首，率军进攻中原，朝廷费了相当力量方予以平定。不久，冤句人黄巢联合庞勋余众，揭竿起义，其势甚速，从河南、山南二道进军淮南、浙东、赣北、赣中、闽北、闽中，又折回赣、湘、桂东，南下广州，出转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阳，进入长安。十几年动乱，使得中国各地人民分头迁徙。昭宗时，王潮、王审知参加寿州王绪起义，有5000余人渡江南下。这些人多来自河南光州一带，称为中原氏族，入闽汀者大多留居。
黄巢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被授予宣武节度使之职。天佑元年，朱温弑唐昭宗，越两年受禅为帝，终于篡夺了唐朝政权，改国号梁，开始了五代纷争的割据局面。据志载：后梁时（897年），王审知被朱温封为闽王。王审知为了顺时应人，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折节下士，开门兴学，以育才为急。凡唐末士大夫避地南来者，皆厚礼延纳，筑'招贤院'以馆之。于是中原士大夫纷纷携带家眷，不避艰辛，爬山越岭，分路入闽为王审知效力。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中原氏族入汀者数以千计。故汀城建有白马庙，奉祀王审知。
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之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第三次大迁徙。在此期间，中原氏族流亡入汀者日众。据说陈朝皇室陈元光裔孙陈叔明共有九子，成为巨族，奉谕凡巨族分居，乃散处九州。“九子分九州，满子封汀州”的陈魁（其实为第六子），字参琬，敕封大夫，携带家室97口迁汀州，为汀州陈姓始祖。陈氏就是宋代入汀的。当时的汀州，地广田多，人口日殷，竟达成10万之众，可谓盛矣。据史志记载，自东晋以来直到宋代末期，是中原人民大量涌入闽、粤、赣三省边区的时期，因为闽西、粤东、赣南山水相连，土地肥活，气候温和，有江河之利，而人口相对稀少，迁来的中原流徙民众到这里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环境较为稳定。汀州宁化石壁寨是当时江西入闽和闽北南来的重要通道，成为中原人入闽的中转站和客家许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黄遵楷所撰之《先史公度事实述略》一文中说，就在此时，“散居于汀州、邵武各属的客家人，再迁梅州”。《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也说：“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中国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都经过了汀州宁化石壁。从《客家源流考》、《客家源流研究》所引的“族谱”和客家姓氏渊源的研考，大致可以梳理出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的客家早期姓氏。据《百家姓辞典》及“族谱”初步统计：
晋代永嘉之乱后，由中原南迁入汀州宁化石壁寨的有：卓、罗、郭、詹、邱、何等姓。
唐朝安史之乱先后八年（755-763年）及至唐末迁至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县的有：廖、郑、温、陈、王、蔡、杨、古、吴、沈、薛、钟、周、刘、卢、李、苏、张、阙、曹、罗、邓、伍、江、梁、谢等姓。
北宋、南宋抗御辽、金，以及宋末抗元，烽火江南，几无宁日，在这期间先后迁徙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等地的有：曾、谢、邹、欧阳、胡、孙、赖、游、兰、魏、邓、巫、吴、宋、罗、林、江、黄、彭、梁、简、汪、范、赵、官、徐、傅、潘、翁等姓。
据《上杭县志·氏族志》载：自汀州宁化石壁经长汀迁上杭县境的计有：丘、江、朱、伍、严、李、官、罗、陈、袁、范、张、龚、黄、曾、詹、谢十七姓，所迁年代多在宋朝，宋代以前的很少。据永定县调查：唐末五代迁徙入永定的现仅存阙氏一姓，南宋迁入的有：卢、廖、郑、胡、江、巫、林七姓。
赵匡胤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但是赵宋王朝很少过几天安静的日子。100多年以后，金灭辽复又侵宋，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宋高宗迁都于临安建立南宋政权以后，政治一天天腐败，国家一天天衰弱。公元1234年，元灭金，并吞中原。接着，元军南下，南宋亡。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州，是时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犹力图抵抗，挽救宋朝江山。闽粤赣义民纷纷起来抵抗元兵，于是闽粤赣交界地成为抗元辗转攻守的战场。向日居住在这里的客民失败后，大批辗转流入广东东部大埔、梅县、兴宁及粤北一带，另辟安身的所在；有的战死于罔州或崖山，有的流落于岭南海隅。
明朝永乐年间，从浙江、江西、安徽迁汀大量客户，一是避差役，二是顶军、奉例屯田的新客户。汀州的客家人，经过明朝一代休养生息，人口剧增。据考至明末清初，南迁来汀的姓氏已超过了百家姓。
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金文官贪敛，武官诛戮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峰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朝祚已衰，无可挽救。石头城内福王昏庸，马、阮掌权，结党营私，诬谄忠良。清兵南下，大军压境，大臣史可法殉难，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风血雨，遍于国中。弘光元年乙酉，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郑芝龙受清统帅的贿赂，并许以闽粤王，竟尽撤仙霞关的驻军，清兵入闽。客家群众奋起抵抗。然而清兵连骑追至，隆武帝汀州蒙难，随臣殉国，汀洲、赣州文臣武将，自刎、自缢、跳水或引火自焚者均有。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此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起义失败后，四川一带遭满清兵火之灾，田园荒废，地广人稀。康熙年间诏命农民迁往开辟垦殖，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迁徙，所谓：“移湖广，填四川。”
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部分客家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欧、美各洲。这是第五次大迁徙，是太平军失败以后的属于世界范围的迁移。
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县境，弘家在今河南灵宝县南20公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寿县境内，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安丰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县附近。客家先民虽未必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欲考证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

⑧ 萨本栋的个人履历

萨本栋，字亚栋，蒙古族，1902年7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其先祖系色目人。元代四大诗人之一萨都拉，曾官至南台侍御史，泰定帝铁木儿钦赐其姓萨。此为萨氏家族立姓之始。其孙萨仲礼是癸酉年（1333）进士，官至福建行中书省检校，举家由雁门迁福州，子孙繁衍渐成望族。萨本栋是萨仲礼的第十七代孙。
萨本栋少年时代在福州求学。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萨本栋赴美入斯坦福（Stanford）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24年获工学士学位。1924年入麻省伍斯特（Worcester）工学院，翌年获电机工程学士。旋即转习物理，于192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留美学生中之佼佼者。1927—1928年，萨本栋应聘为伍斯特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在这期间，萨本栋先后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Trans．AIEE）上发表了《关于空气中的火花的研究》及《三相系统的非平衡因素》两篇论文，二十五六岁就已经蜚声学术界了。
1928年，萨本栋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之聘请回国任物理学教授，讲授普通物理学、电磁学、无线电物理，及研究院课程向量与电路论，并从事电路和无线电方面的科研工作。他认真教学、自编教材，数年间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及《普通物理学实验》，先后于1933年和1936年出版。这两部书是首次用中文正式出版的大学物理教材。此书一问世便被各大学选用，获得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赞赏。1940年该书被教育部正式颁定为大学教材，在国内流行使用10多年。我国当代科学技术专家中不少人在年轻时都学习过此套教科书，至今谈起来犹感受益匪浅，可见其对我国大学物理教学影响之深。
萨本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9年中，在研究电路、电机工程以及真空管性能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创造性地将并矢方法和数学中的复矢量应用于解决三相电路问题，先后撰写了10多篇论文，深得物理学界前辈的推崇，并由此被清华大学教授会推选为评议员。
1935年9月，萨本栋应邀为美国俄亥俄（Ohio）大学电机工程系客座教授。在当时我国科技教育落后倍受西方歧视的情况下，萨本栋被聘为美国大学理工科客座教授，实为难得。1936年8月，他将讲授的应用并矢方法解决电路的计算和分析加以总结，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引起国际电工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开拓了电机工程的一个新研究领域。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AIEE）随即将这篇论文列为当年冬季会议（1937年1月25日至27日）的讨论课题。会后，经评选，该文获得美国的“1937年度理论和研究最佳文章荣誉奖”。在此基础上，他又汇进了同类问题的其他研究心得，并加以系统整理，用英文写成一本专著《并矢电路分析》。这是一本新理论杰作，是“数学、物理、电机三角地带”的新著，其理论在电机工程研究中属于新开拓的前沿。因此，该书一出版，立即被选入国际电工丛书，并获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第一次荣誉奖章。由于萨本栋在电机工程学上的突出成就，他被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接纳为外籍会员。
呕心沥血在闽西山区建设厦门大学
1937年3月，萨本栋从美国讲学载誉归来，回清华大学任教。其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因经营橡胶失败，资财亏蚀殆尽，遂将其所创办的厦门大学献给国家。1937年7月1日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1937年7月6日萨本栋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 在电机工程上造诣高深、成就卓越且在国内外电机工程界中颇负盛名的萨本栋，于接到赴厦门大学当校长的任命时，曾考虑再三。他从事教学科研多年，原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以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为了发扬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伟大精神，为了把厦门大学办成著名的具有特色的高等学府，为了家乡福建培育精英人才，他不惜做出牺牲，毅然就任。
萨本栋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他在全面抗战的炮火声中抵达厦门，于7月26日正式上任。不久，战火就燃烧到了祖国东南沿海。8月24日，旅厦日侨开始撤退；9月3日，日本侵略军的炮弹和炸弹就落到了厦门市。地处厦门前沿的厦门大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师生的安全起见，翌日学校暂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鼓浪屿，借用英华中学及闽南职业学校的部分校舍上课。重要的图书、仪器、标本等也尽量先移到鼓浪屿。10月间，萨本栋经与有关方面研究后，认为祖国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维持，便决定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12月初开始搬迁。是时，福建交通极为不便，从厦门到长汀又关山阻隔。萨本栋周密筹划，妥善安排，抓紧时机，指挥若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师生员工全部安全送达，于1938年1月17日在长汀复课。所有图书、仪器设备也赶在1938年厦门沦陷之前移出。大部运抵长汀，其余暂存鼓浪屿、漳州、龙岩等处，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从楼舍设备一应俱全的厦门校址迁到一无所有的偏僻山城长汀，教学与生活都遇到极大的困难。萨本栋迎难而上。他先租用长汀饭店和附近民房为教职员宿舍；借用专员公署，修整文庙祠堂为图书馆、实验室；然后在北山之麓等处建造新校舍，挖修防空洞。他办事极端认真负责，常说“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时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边远山区，没有电力。改造的和新建的校舍，白天光线还可以，一到夜晚便漆黑一片，只有青油灯闪着如豆的黄光。这给师生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带来了很多不便。萨本栋是电机工程专家，立即想办法动手解决。他带领几位理工科助教和仪器管理员，把学校分配给他乘坐的专用小汽车的发动机拆下来，改装成照明发电机，并亲自指挥安装电路、电灯，奋战几昼夜，终于使全校大放光明。同学们莫不欢欣雀跃。
当时萨本栋兼任数理系主任。1938年，数理系只有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各1人，助教3人。为增强教师队伍，原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于1939年应聘来校。后来谢玉铭担任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协助萨本栋办好厦门大学。
由于厦门大学内迁成功，物理实验仪器十有八九运到长汀，物理实验自始至终正常开设。开始时实验室比较拥挤，仅有普通物理和无线电实验室一、光学实验用暗室一。1940年初，扩展成普通物理实验室、光学实验室、暗室、仪器室、高等物理实验室及工房（仪器修理室）各一。
图书在内迁中也无甚损失，以后又订购大量中外图书供师生阅览。当时校内学术空气浓厚，数理学会常举办学术报告会，萨本栋曾作过“方（矩）阵在电路上之应用”的报告。校内出版的刊物有10种之多，包括谢玉铭主编的《科学》和《厦大学报》。以后又出版西文版《理工论丛》。
当时国家十分需要大量的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等方面的人才，而福建省却没有一个工学院，即使厦门大学也缺乏开办工科各系的必要设备和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萨本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他四面奔波、各方筹措，于1937年，创办了土木工程系（归属于理学院）并暂兼系主任。到1938年，土木工程系学生数达45人，是理学院中学生数最多的系（数理15人，化学28人，生物19人）。1940年，萨本栋又增办了机电工程系，且把理学院扩充成理工学院。1944年，他又筹备航空工程系，为厦门大学于1948年创设工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自1941年至1949年，厦门大学工科各系毕业生数达452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抗战胜利后，不少毕业生应聘到台湾省工作，为刚从日本占领下回归祖国的台湾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闽西山区时，师资奇缺。特别是1940年机电系成立时，许多重要课程如电工原理、交流电路、交流电机、无线电工程等，均由萨本栋亲自讲授。他治学严谨，备课认真，在讲授复杂而枯燥的交流电路时，旁征博引，条理分明，把它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他以种种物理及电磁现象为例剖析，务求大家融会贯通，让学生们思想跟他打成一片，步步深入向前探索，渐渐进入问题核心，使学生们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充实而有收获。在内迁长汀期间，萨本栋患了严重的胃病，有时卧床不起。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他就让机电系学生到他的床前听讲。胃病发作时，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又继续讲下去。他还患有风湿症，发作时非常严重，曾经撑着拐杖上课堂讲课，乃至拐杖掉落在地而不能俯身拾起。他的这种自我牺牲、忠于事业的精神，使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热泪。
萨本栋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的教育，特别是语文科。他认为要搞学术研究，除掌握专业知识及本领外，还必须有广泛的基础知识。他要求学生除能熟练地掌握本国语言外，还要较熟练地掌握一国以上的外语。在萨本栋的倡议下，对学生举行了语文特殊试验（即今考试），分国文及英语两科，不及格者不能毕业。他要求文科学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科学生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他提倡名教授要教基础理论课，并身体力行亲自讲授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他为教好理工科基础课而编写的《实用微积分》，受到本校师生的普遍欢迎和各校的采用。在萨本栋的带头示范下，有一大批名教授走上一年级基础课讲台，对提高厦门大学的教学质量起到很好的作用。
萨本栋博学多才而且苦干实干。抗战期间，某些课程师资不足时，他都不辞辛苦地亲临第一线“救急”。他代教过的课程有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等等。在那艰苦岁月里，他由此又被誉为一个“O型”代课者，每周上课时数曾经达20课时左右，超过专任教授的任课时数。一位校务极其繁忙的大学校长兼任如此之多的课时，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萨本栋不但在工作、教学上“身先士卒”，在廉洁奉公方面更堪称楷模。1937年厦门大学刚改为国立时，“国、省库经费迄未领到”，教职员工资无法照发。为克服困难，萨本栋发出布告，规定预支标准：“（一）校长薪俸按三成五支领；（二）教授及高级职员薪俸在200元以上者按六成支领；（三）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及其他职员薪俸在101元至200元者按七成五支领；在51元至100元者按九成支领；在50元以下者按全数支领。”其克己奉公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全体教职员工。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昔称体育健将标枪名手。虽然当时厦门大学很需要女生的体育指导员，但由于校部规定领导人员或教授不能搞裙带关系，不能安插自己的亲属到学校里工作，黄淑慎只能当义务指导而不能当正式教师，没有领取薪俸及任何津贴。尽管如此，她上体育课依然非常认真，且十分关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几年如一日。萨本栋的堂弟萨师煊曾写道：“他在厦门大学当了7年校长，除初去时带了一个亲戚当秘书外，没有再引用我们家里一个亲人。在招生上，他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我们家中有几个堂弟、妹多次投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萨本栋日常生活则饮食简易、衣着俭朴，经常身穿布质中山装，脚着双钱牌球鞋在校内奔忙，新来的同学往往以为他是校内工友。由于萨本栋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他才敢也才能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当时驻长汀的国民党某军军长亲自登门找他，要求让其儿子免试入学。萨本栋严词拒绝，表示欢迎他的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来厦门大学学习。国民党海军某部司令也曾写信给他，以其儿子能录取入学为条件，愿将所属造船厂的机械设备送给厦门大学。萨本栋指着这位“慷慨”将军的信对学校其他领导和教师们说，绝不能拿学校的规章制度做交易。
经萨本栋言传身教，惨淡经营，厦门大学在长汀时期形成了勤奋、朴实、严谨、和睦的好风气，校务蒸蒸日上，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提高。厦门大学不仅成为祖国东南区唯一最高学府，且为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外宾来校参观者日益增多。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J．李约瑟也曾莅临长汀厦门大学校舍；美国一位地质地理专家参观之后，称赞不止。这些成绩，与校长萨本栋的呕心沥血、竭诚奉献是分不开的。他刚到厦门大学时，还是一个青年学者、网球健将，容光焕发，精力充沛。仅过了7年，到1944年，才满42岁的萨本栋却因操劳过度而弯腰驼背，显得异常衰老。为纪念萨本栋担任校长8年的巨大功绩，厦门大学于他刚调离后的1946年就设立了“本栋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学习前校长的献身精神，努力钻研、掌握过硬本领以报效祖国。1944年5月，由于萨本栋办学治校成绩显赫，同国内3名著名学者罗家伦、竺可桢、严济慈一起，被国民政府授予三等景星勋章。
科技成就享誉海外
1944年6月，萨本栋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再度赴美讲学，同时应邀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南开大学教授陈序经、金陵大学教授陈裕光、岭南大学教授容启东、中央研究院汪敬熙。在这一年期间，萨本栋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密西根（Michigan）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处做了多场报告，其中关于交流电机学问题的讲授最具特色。他首先提出了用标么值系统来分析交流电机，引起工程学界的强烈反响；然后他根据在厦门大学讲授电机学所积累的资料，再加上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的新材料，用英文撰写成专著《交流电机基础》（Fundamentals of Alternatinr Cur－rent Machines），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和论据，“言前人之所未言”。该书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受到英、美各国科学界的极高评价，被誉为物理学、电机学巨著。用萨本栋自己谦虚的说法是“本书书名虽与多数大学教本相似，但写的方法与同名的教科书则颇有不同。其中不少的章节如单独分出，也可自成多篇短论文，因为这些章节所用方法多启发前人所未道的地方。这一点也许就是本书出版后能受到英、美同行人赞许的原因吧！”“采用的学校也不少，如加州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等十几所院校都采用它做教本。”这种情况，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著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
萨本栋在电机工程学上的成就及他在美国讲学的特色，不仅获得了美国科技界的赞赏，也吸引了英国的科技界。当他在美国的讲学还在进行时，英国的学术界就曾三次电邀他前往英国。1945年5月，萨本栋完成在美国讲学任务后，转道赶赴英国，进行短期讲学，受到英国科技界的高度赞誉。
但是，萨本栋在美、英讲学时的心情并不愉快。他身患重病，仍然勉力工作。当时国内战局危急，湘、桂相继失守，国际舆论轻视中国。萨本栋处处感到“在那样环境里，精神的不愉快，远超身体不好所造成的痛苦”。因此，他放弃在美国疗养治病的好机会，抓紧时间，咬紧牙关，克服重重困难，在做好讲学工作的同时，写成了那本为国争光的好教材，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萨本栋在美国讲学期间，曾三次电函请辞厦门大学校长之职。虽经厦门大学及教育部多方挽留，最后仍以坚辞而获准。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他由伦敦回到重庆，应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之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领导了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的各项工作；接着，又为在南京建立一个数理中心而四方奔波，到处筹款。他还为物理研究所和新筹建的数学研究所在南京九华山附近各建造了一幢房屋。从1940年到1948年，他还兼任着多重职务。例如，中央研究院当然评议员（1940—1948）、评议会人事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40—1948）、物理研究所所长（1945—1948）。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及成就，1943年12月，他被选为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董事。1948年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萨本栋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个杰出的电机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以他的非凡学识、才智为世人所景仰，他的优秀品质、高尚修养、“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服务精神更使人难忘。他在科学技术上的最大成就是率先把并矢方法应用到电机工程中去；在教育上的最大贡献是在抗战的艰苦时期发展壮大了厦门大学，发扬光大了陈嘉庚的爱国办学精神。
对于中国物理学会，萨本栋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学会一成立就担任学会的会计和秘书（1932—1937）。1932年出版了他编的《物理学名词汇》，为1932年以后的物理学名词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后，他又担任学报委员会委员，学会副理事长（1945—1947）。1947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14次年会，就由萨本栋主持会议。
萨本栋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为了厦门大学“超负荷运转”，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并延误了他的疾病的诊治时机。1948年底，由于病情恶化，赶赴美国治疗，就医于旧金山加州大学医院癌症病房。他在弥留之际还对医生述说他对祖国科技发展的设想，其报效祖国的心情感人至深。他还立下遗嘱：“死后将尸体检验，为研究胃癌、关节炎及其他所有症状，可将身体上的器官及组织，尽照所需分量取出。”其献身精神确实可敬可佩。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逝世于美国加州医院。是时，他还不满47岁。遗下的两个儿子萨支汗、萨支唐后来分别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对于他的骨灰的处理，在萨本栋的遗嘱中指出，希望献给北京清华大学、国立厦门大学，或送给南京中央研究院。后来，厦门大学表达了强烈愿望，请求全部接受萨本栋骨灰。经夫人黄淑慎同意，将萨本栋骨灰全部安葬在厦门大学校园内。郑朝宗撰写了墓碑文，将萨本栋抗战时期治校8年的成绩归纳为5项：1．“率全校师生急迁闽西山区长汀，途遥路险，而开学必需之图书、仪器、文件、标本，均得安全转移，迅速复课”。2．“亲自擘划、监督营造新校，旧房、衙署、文庙、废园广加改造，学校范围赖以扩充，学生人数较前倍增”。3．“不辞辛苦力肩教学重担，所授课程门数之多、分量之重甚于一般教授，又为适应国家需要，因陋就简增设土木、机电、航空三系，延聘国内知名学者以造就人才，苦心经营，促其成长”。4．“注意学生品德教育，确保校内安定秩序。……校园内绝不许设立同乡会，对各地来者一视同仁”。5．“既悉心治校，而又严于律己，勤政之余，继以力学……，抗战时期，人民生活艰苦异常，公亦自奉如常人，食少事繁，积劳成疾”。刻在墓碑上，以垂永久纪念。

⑨ 朱树豪的个人简介

朱树豪博士，广东省饶平县海山镇人，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获委任为新昌营造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他亦为Synergis Holdings Limited（新昌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新昌管理”）（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主板上市之非全资拥有附属公司）之非执行主席。他为Carrick Worldwide Limited、Mission Hills Golf Club Limited及Upper Luck Holdings Limited（三者均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之董事。朱树豪博士为骏豪集团（“骏豪集团”）的创办人兼主席，该集团主要从事运动及多元化综合休闲产业投资项目。骏豪集团乃发展中国内地休闲产业的先驱者，而目前投资经营之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已获健力士世界纪录评为世界第一大高尔夫球会。朱树豪博士获《Golf Inc.》杂志列为2008年度世界高尔夫球界首35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位列第9位）。朱树豪博士于亚洲及北美地区之投资及业务管理方面拥有逾30年的经验，涵盖运动、休闲、酒店及物业等业务。朱树豪博士一直推动中国体育文化及休闲产业的发展，并长期担任中国体育与国际交流的民间大使。他为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的特邀顾问。朱树豪博士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嘉许为荣誉法学博士。
2005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4988的小行星誉名为“朱树豪星”。曾担任香港特区推委会委员，现任香港愉园体育会会长、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主席、香港工商专业协进会首席会长、香港九龙社团联会首席会长、香港理工大学顾问委员会成员、香港普通话推广基金会主席、香港民生民主动力
基金会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国外商投资协会副主席，中国高尔夫球、中国足球、中国排球、中国网球等四大体育协会的副主席、中国自行车协会顾问、南京大学名誉校董、华南师范大学体科学院名誉院长、深圳大学名誉董事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亚洲区名誉顾问、加拿大UCC学院校董。朱树豪博士为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及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之委员，并为第十届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他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朱鼎健博士及本集团企业策略发展及企业服务部之董事朱嘉盈博士的父亲。 2011年8月10日上午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62岁。

⑩ 朱鸿林的个人简介

朱鸿林，〈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撰作经过与成书年代推考〉，《明清史集刊》1（1984年），页77-103。 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食货月刊》（复刊）15‧3-4（1985年），页16-27。 朱鸿林，〈《熙朝名臣实录》即《续藏书》考〉，《大陆杂志》72‧6（1986年），页35。 朱鸿林，〈试论《熙朝名臣实录》冒袭《续藏书》缘由〉，《大陆杂志》73‧1（1986年），页35-37。 丘浚《大学衍义补》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影响) Ming Studies 22 (1986), pp. 1-32. （美国科尔比大学的中国善本书藏）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1.1 (1986), pp.7-3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反映的盛情学术偏见）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1.2 (1987), pp. 51-66. 朱鸿林，〈《永乐大典》纂修人考补〉，《故宫学术季刊》5‧2（1987年），页57-72。 朱鸿林，〈明人张翀《鹤楼集》介绍〉，《大陆杂志》75‧5（1987年），页7-9。 朱鸿林，〈《明史‧张翀传》补正〉，《大陆杂志》75‧6（1987年），页18-21。 朱鸿林，〈记宋懋澄《九钥集》〉，《汉学研究》5‧2（1987年），页559-565。 Chu, Hung-lam. （小说《钟情丽集》作者考）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1.1 (1988), pp. 71-82. 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试释—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下（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页567-581。 Chu, Hung-lam.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争议）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1 (1988), pp. 47-70. Chu, Hung-lam.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十五世纪的思想趋势）Ming Studies 27 (1989), pp. 1-33. 裴德生、朱鸿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天主教徒试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477-497。 朱鸿林，〈明代中期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山西河南地区所行乡约之例〉，《（韩国）中国学报》32（1992年），页87-100。 朱鸿林，〈略论叶春及的功业和经世政论〉，罗炳绵、刘健明编，《明末清初华南地区人物功业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93年），页153-164。 朱鸿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学用书《圣学格物通》的政治背景与内容特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2‧3（1993年），页495-530。 朱鸿林，〈郑经的诗集和诗歌〉，《明史研究》4（1994年），页212-230。 Chu, Hung-lam. （黄佐与王阳明之会及知行合一之辨） Ming Studies 35 (1995), pp. 53-73. 朱鸿林，〈丘浚《朱子学的》与宋元明初朱子学的相关问题〉，林天蔚编，《岭南文化新探究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6年），页63-79。 朱鸿林，〈《朱子学的》的流传与评价〉，《史薮》2（1996年），页177-198。（收入朱逸辉编《丘浚海瑞评介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页456-473。） 朱鸿林，〈《明儒学案》中之唐伯元文字〉，《国家图书馆馆刊》85年2期（1996年），页129-142。 朱鸿林，〈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5期（1996年），页167-181。 朱鸿林，〈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和时代意涵〉，《亚洲研究》第23期 (1997年)，页269-320。 朱鸿林，〈元儒熊禾的传记问题〉，《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344-354。 朱鸿林，〈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及其从祀孔庙议案〉，《史薮》第3卷（1998年），页 173-209。 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页483-530。 朱鸿林，〈读张诩《白沙先生行状》〉，《岭南学报》新第1期（1999年），页625-628。 朱鸿林，〈国家与礼仪﹕元明二代祀孔典礼的仪节变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5期（总166期，1999年），页73-84。 朱鸿林，〈从沙堤乡约谈明代乡约研究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25-34。 朱鸿林，〈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燕京学报》新8期（2000年），页107-159。 朱鸿林，〈为学方案﹕学案著作的性质与意义〉，熊秉真编，《让证据说话．中国编》（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页287-318。 朱鸿林，〈文集的史料意义问题举说﹕并论明儒陈白沙文集的文本差异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3本第2分（2002年），页553-582。 朱鸿林，〈《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的文本问题〉，《燕京学报》第15期（2004年），页157-190。 朱鸿林，〈丘浚《大学衍义补》及其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影响〉，朱逸辉编《丘浚海瑞评介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页272-287。 朱鸿林，〈二十世纪的明清乡约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1期（2004年），页175-196。（初稿为〈明清乡约研究的若干反思〉，载杨松年、容世诚编，《明清研究﹕现状的探讨与方法的反思》〔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年〕，页150-178.） 朱鸿林，〈明儒陈白沙对林光的出处问题之意见〉，《文集》编委会编，《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56-79。 朱鸿林，〈陈白沙的出处经验与道德思考〉，钟彩钧、杨晋龙主编，《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学术思想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页11-54。 朱鸿林，〈明太祖的经史讲论情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5期（2005年），页141-172。 朱鸿林，〈传记、文书与宋元明思想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辑（总第82辑），页201-228。 朱鸿林，〈《四库提要》所见盛清学术偏见一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总202期；2006年7月），页48-53。 朱鸿林，〈黄佐与王阳明之会〉，《燕京学报》新21期（2006年11月），页69-84。 朱鸿林，〈申时行的经筵讲章〉，〔台湾〕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家图书馆，2006年），页509-533。 朱鸿林，〈刘基《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问题》，《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4-12. 朱鸿林，〈20世纪初越南北宁省的村社俗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2007年5月），页47-53。 朱鸿林，〈丘浚与成化元年（1465）大藤峡之役的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11月）页115-134。 Chu, Hung-lam. （学案类著作与儒学的为学方案）Chapter in Charlotte Furth, Judith T. Zeitlin, and Ping-chen Hsiung, eds., Thinking with Cases: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244-273. Chu, Hung-lam. （李时勉传记的史源：永乐十九年三殿之灾部份）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Volume 13, Number 1 (Spring 2008), pp. 66-126. Chu, Hung-lam. （嘉靖皇帝与其经筵讲官的互动）Chapter in David Robinson, ed.,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p. 186-230. 朱鸿林，〈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 336-355. 朱鸿林，〈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华学》第九、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 页1367-1378。 朱鸿林，〈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页35-44. 朱鸿林，〈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pp. 131-147. 朱鸿林，〈洪武朝的东宫官制与教育〉，王成勉编《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纪念牟复礼教授论文集》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5-142. 朱鸿林，〈晚明思想史上的唐伯元〉，田浩（Hoyt Tillman）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页163-183。 朱鸿林，〈高拱经筵内外的经说异同〉，曾一民编《林天蔚教授纪念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9年，页127-138。 朱鸿林，〈明太祖对《书经》的征引及其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9-61。 朱鸿林，〈文献足征与文献阻征：从韩雍处置大藤峡事宜的一封奏疏说起〉. 《文献》季刊2010年第2期, 页62-77。 朱鸿林，〈项乔与广东儒者之论学〉. In 曹凌云编《明人明事——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页277-313。 朱鸿林，〈梁启超与《节本明儒学案》〉.《中国文化》第35期（2012年春季），页95-112。 朱鸿林，〈明隆庆间李材所述广东西部地方乱状〉.《新亚学报》第三十卷（2012年5月），页163-205. 朱鸿林，〈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577-600。 朱鸿林、邓国亮，《地方史研究的文献问题：明代广西土官黄【王+厷】家族“乱凡四世”说的检讨》，《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页122-150。 朱鸿林，《〈明儒学案·曹端学案〉研读》，《汉学研究学刊》第三卷（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3）（2012年10月），页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