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罗奇

1. 史蒂芬·罗奇：中国如何行动

辩论阶段已经过去。经过六年的反复权衡，中国现在坚定地致力于贯彻全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主旨不出所料，即中国转变投资结构，从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向着更平衡的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这样的转型是主动为之，亦属绝对必要。
说它必要，是因为持续疲弱的全球增长不太可能像以往那样，为中国出口提供强劲的外部需求。同时也因为中国新领导层似乎决意解决威胁环境、加剧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影响稳定的各种内部失衡。
战略转型也是中国决策者为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思熟虑之举。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多数新兴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接近1.7万美元大关时陷入中期增长放缓。长期固守原有增长模式的发展中经济体会落入该陷阱，而中国或将在三到五年内达到该收入水平。
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有三个见解增强了我的信心，让我坚信中国即将进行大规模结构转型，从而得以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首先，作为消费再平衡重要支柱的明确的城市化战略已经出台。这一点在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开、闭幕讲话中都有所强调，此外论坛期间的工作会议还给出了诸多细节。
城市化是消费的基石，可以强力撬动中国家庭的购买力。中国城镇职工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3倍以上。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52.6%，较1980年的18%增长了近2倍，且预计到2030年将占比近70%。如果持续城市化能与创造就业相结合鉴于中国强调发展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家庭收入增长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城市化步伐应当打消西方关于所谓鬼城和长期过度投资的疑虑。
据麦肯锡公司研究报告的统计结果，每年新涌入的城镇居民高达1500万-2000万，这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大城市的数量需要从2010年的125座增加到220座以上。
此外，因为城市化需要海量资金且中国的单位人工股本仅为美国和日本的13%，因此中国有充分理由在若干年内保持高投资。
当前的新课题主要是城市化的负面外部效应，特别是土地征用和环境退化等棘手问题。今年的发展论坛提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生态城市”框架，包含推动新型城市化模型的激励机制，该模型主要关注集约型土地应用、地方交通混合模式、轻型建筑材料及非碳能源。
2013年中国发展论坛的第二个见解是，新政府重点强化社会安全网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支柱。特别是户籍导致公共服务和福利均不能异地享受，由此导致约1.6亿底层农民工无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社会安全网络漏洞，导致高额且不断增加的预防性储蓄，进而妨碍劳动收入增加对可支配购买力形成推动。重要的是，
中国高层领导人在论坛上释放出积极审议户籍改革的强烈信号
。此外，在原有中央计划机构当前翻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机构框架下，中国已经聚拢了大量资源制定深思熟虑的全方位经济对策。
但归根结底，单凭强势政策和分析能力来应对严峻的经济挑战还远远不够。近年来我们看到不幸的例子在西方一再上演，而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也不一定能避开类似的陷阱。
目标和战略对实现中国新任领导人所谓的“中国梦”至关重要。但
在对抗最大的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地方及省级权力集团的阻力时，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同样必不可少。在这个关键领域，掷地有声的话语必须伴随着大胆的行动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任亚洲区主席作者：史蒂芬·罗奇

2. 039封：为什么上大学，还要上好大学

好大学不只教你知识和技能，更教你怎么学知识长技能
我认为，优秀大学和普通学校在学习上的关键性差异，不在于“学什么”，而在于“怎么学”——学习的方法和过程，有时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好大学不只教你知识和技能，更教你怎么学知识长技能。
同一个知识点，普通学校的学生可能只掌握了皮毛，背一背概念，练几道习题，浅尝辄止;名牌大学的学生却可能通过教授讲解、小班讨论、课外研究、文献阅读、论文撰写等多种方法，很深刻立体地消化一个知识点。
以博弈论(Game Theory)这门课为例。开课时，教授先带我们一起看了《美丽心灵》这部讲述博弈论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纳什的电影，让我们初步了解了纳什其人、感受到博弈论的美丽。学习博弈论最基本的“纳什平衡”时，教授不但通过“囚徒困境”等经典例子解释这个概念是什么，还让学生们试着设计出不同的博弈论情景题，发给班里其他同学去找“纳什平衡”。这样，一个知识点的学习就能引申出各种learning practice，而每种practice又加深了我们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直到今天，我还对博弈论的各种概念记忆犹新，这一定得归功于当时的深度学习。
再举个例子。在一些学校写论文，有时不得不说就是个“东拼西凑”的过程。“稍微查点资料，这里抄一些、那里再补一段话，改改措辞变成自己的“论点”，看上去八九不离十，只要教授别刁难就能过关。”
在耶鲁，每篇论文都可以写得艰苦卓绝。为了理出一篇论文的arguments，我经常要干掉几本书、跑上几次图书馆、查过几回期刊数据库，有时还需要和面对面教授交流观点。写的过程更是丝毫不能马虎，文章逻辑、遣词造句等方面都需要“庄严”对待;引用别人的观点和数据时，必须仔细做好注释、写全“参考文献”，否则就算抄袭，可能被追责。有些大四学生甚至会用一整学期来“憋”一篇毕业论文。当终于得到教授的肯定时，我有两个大四好友竟然当场喜极而泣。
经历这么多的“折磨”与历练，有必要吗?作为过来人，坦率讲，当年熬夜苦读时，确实有过累得想骂人的时候。但学习之后的成就感和长进，就好像品过好茶后的无限回甘。知识学得很扎实这点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收获，还是通过深度学习所提高的各种能力：阅读力，写作力，分析力，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些能力综合在一起，就加强了一个人的自学力。而好的自学力不但在读书时有帮助，在未来几十年职场的摸爬滚打里，也会使一个人获益无穷。
好大学，好在“好教授，好学生，好校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妇孺皆知。还有一条更通俗的理论，说一个人的水平，大约是与他交往最多的五个人水平的平均值。对大学生而言，这五个人几乎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教授，父母都不一定算得上。
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三观尚未完全形成，性格也仍有可塑性。在蜕变成大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身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若想当一个优秀的人，就最好多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
好大学，关键的一“好”在于 “人”好。没有一所好大学不是人文荟萃、牛人辈出的。在人才济济的校园里呆四年，你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才，通过和他们一起上课、写作业、运动、聊天、旅行、谈恋爱，你将一直被他们的正能量气场笼罩，不知不觉汲取到他们的优点、逐渐变成更好的自己。
耶鲁四年，让我倍感荣幸的一大收获，就是与一群“超级厉害”的人成为师徒、同窗和校友。
每个耶鲁学生的“厉害”都体现在不同方面。有才华方面的“厉害”：满分学霸，音乐诗人，发明天才。有阅历方面的“厉害”：十年级的暑假一路卖艺游遍南美写出一本畅销游记;18岁和22岁代表美国连续参加两届奥运会击剑比赛并获奖牌;幼时幸免于卢旺达屠杀，与家人十年后在美国重聚，长大后代表非洲难民在联合国演讲。当然，还有家庭出身方面的“厉害”：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唯一的外孙，印度首富唯一的千金，全球著名金融大鳄的小儿子……
我和这些厉害的同学们一起揉着惺忪睡眼去赶清晨第一堂课，在图书馆啃书到天亮，在星期五晚上的大派对上喝酒唱歌，在周末乘火车去纽约逛博物馆和艺术馆……我们探讨政治民主、生物实验与伦理道德、同性恋权利等深奥话题，更会一起在星空下畅想人生未来。每个耶鲁学生都在释放着积极上进的气场，在友好和谐的气氛里你追我赶。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压根不敢偷懒，更不可能颓废。那些家世显赫的学生，也丝毫没有纨绔子弟之气。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低调、谦逊、彬彬有礼。
耶鲁的教授们，是一群实力引领学术界，影响力延至政商、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牛人。大学四年里，我有幸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施勒教授学习“金融市场理论”，同摩根士丹利前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教授讨论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向著名的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教授讨教投资秘籍。除了上课时能近距离接触传说中的各位“人物”，我还有幸和教授们在生活中切磋交流：跟日文教授学习剑道，到德国籍的历史教授家里啃猪手喝黑啤，帮英文写作课教授打理后花园的花花草草。
因为四年的同学情谊美好而难忘，大家在毕业以后仍旧保持着密切联系，以耶鲁校友身份为傲。不夸张地说，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耶鲁人在积极改变着这个世界，哪怕是一座只有两个耶鲁毕业生的小镇，也可以成立一个校友会。而纽约、旧金山、伦敦等欧美大城市，更是有上千上万耶鲁人，从近百岁的老翁到二十多岁的小伙都活跃在校友活动中。
毕业后我喜欢穿着带有“YALE”四个粗体字母的耶鲁汗衫出游。而这个耶鲁人的标志，也几次帮我邂逅校友。有次去北海道的函馆旅行，穿着耶鲁汗衫在漆黑的山顶看夜景时，走来一位日本老先生，激动地用英语问道：“你在耶鲁读书吗?”听闻我刚从耶鲁本科毕业，他更加激动地握紧了我的手，祝贺我完成学业，“我是1972年从耶鲁毕业的!”在这座偏远的日本小城偶遇大学长，我也很激动，用日语跟老先生聊起耶鲁往事。临别前，老校友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三菱集团一位刚退休的关键高管。“Leo君，下次来日本，只要你在东京，就要联系我哦。”
还有一次到洛杉矶出差。在半岛酒店，我穿着耶鲁汗衫坐在大堂吧写文件。大堂的女钢琴师满脸笑容地朝我走来，“你一定是耶鲁人吧?(You must be a Yalie?)”得到肯定答复后，钢琴师说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是耶鲁毕业生。“看到你真亲切，你让我想起了我女儿。Leo，如果你还能在这里呆上一阵，一定来参加校友会的活动。下周，洛城的耶鲁校友会在好莱坞举办一场派对，梅里尔-斯特里普(耶鲁毕业的著名女演员)可能也来参加。”
说起耶鲁的人就激动，有些扯远了。总之，若想在青春最好的几年里，结识一群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和这群人成为朋友/事业伙伴/爱人，让他们给你带去源源不断的积极影响和改变，你就应该努把力，考上一所好学校。我相信，哪怕是只有一丁点上进心的同学，也希望与优秀的人为伍，而不是和终日打游戏吃泡面/发自拍修美颜/恋爱对象换不停/浑噩度日胸无大志的同学玩在一起吧。
名校 = 更好的平台，更多的资源 -->离“成功”更近
如果使人受益一生的学习能力塑造和出类拔萃的师生这两点“好”还不能说服你下决心为名牌大学的入场券拼一把，那么我们再聊一点实际的“好”。
好大学带给学生的机会和资源往往是顶尖的。而抓住一个好机遇，你的起点就可能比别人高一截，毕业后直接进入人生发展的快车道。好大学，好平台，好机遇——这点其实挺不言而喻的，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个在耶鲁的小故事。
大三上学期，我决定申请投资银行的暑期实习。每年夏天，华尔街的几大投行都会录取一些大三升大四的实习生，把他们分配到投资银行部、股票销售与交易部、研究部等部门实习8-10周。实习生最多能拿到一笔相当于人民币8、9万元的薪水，表现优秀的还能提前获得全职录用。这么好的香饽饽，自然受到一众大三学生的争抢。
实习面试开始前，几大投行的招聘团队通常会举办宣讲会，跟申请者“亲切见面”——告诉学生们投行是干什么的、“高大上”在哪里。那年9月，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银等几乎所有投行陆续造访耶鲁。他们派出的公司代表，从大老板到初级分析师，也多是耶鲁校友，与学生们“唠嗑”时毫无距离感，除了分享正经的实习申请秘籍外，还会聊聊哈佛耶鲁橄榄球赛胜算、耶鲁最好吃的食堂，甚至当年曾有过的校园罗曼蒂克。
一众世界顶级投行的职员代表放下光鲜甚至自傲的姿态，在白天忙得焦头烂额之后，再搭两小时火车从纽约风尘仆仆赶到耶鲁，就是为了能吸引更多这里的学生应聘实习岗位。他们青睐“耶鲁”品牌，信任耶鲁学生的能力。这种待遇，是普通大学学生几乎没法得到的。
与我同届的一位高盛实习生来自美国南方一所普通大学，从大一便开始积累银行、证券公司的工作经验。平心而论，他能力出众，踏实肯干，绝对不输给任何一位常春藤大学的实习生。可他费了比我多得多的努力，才换来实习机会：没有一家投行到他的大学开宣讲会，他只得数次请假飞到纽约，参加各大投行在华尔街总部的“集体宣讲会”(面向所有院校学生开放);几乎没有一位大学校友在投行工作，为了取经和“套瓷”，他只得千方百计在宣讲会上要到了大佬的联系方式，数次发邮件毛遂自荐，才争取到一两个珍贵的面试机会;面试时，他甚至收到“不公正待遇”——当他问到无法进入下一轮选拔的原因时，某投行招聘经理竟非常不专业而旁敲侧击地说是因为他来自xx大学，而不是哈佛耶鲁等”target school”(“目标学校”，华尔街几大投行通常在target school招收绝大多数实习生)……
作为耶鲁学生，我比他幸运、幸福了许多。除了让学生们在家门口参加宣讲会之外，数家投行为进一步表达诚意，还在耶鲁组织了几十场一对一的coffee chat——员工请学生喝咖啡(注意，是投行掏腰包)，为他们的实习申请出谋划策。高盛甚至专门请华尔街上著名的金融培训师到耶鲁，给学生们上课，一切免费。首轮面试，一些投行更是将考官团队“运”到耶鲁校园，免了学生们赶火车去纽约的麻烦。而普通学校的同学呢?“抱歉，我们不会在你校组织现场面试。”“抱歉，我们没有针对你校学生的实习培训课。”“抱歉，你需要自行预定航班飞到纽约面试。”
老实说，写到这里，我真有点为普通大学的精英们抱不平——你们很努力，很优秀，也许比名校学生更出类拔萃。可因为你们的学校在名气和资源上不够给力，所以没法给予你们一个高平台、一条快车道、一份加速度。
我们无法撼动这个现实，但我们可以绕过它——凭努力，考进一所好大学。同样优秀的两个人，那个拥有更好平台和资源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胜算，不是吗?
回到文章的最初——上一所好大学，有什么好的呢?
希望上面的三点，给出了一部分答案。
大多数人一辈子只会读一次本科，有的人会再读个硕士/博士。一生就这一次，那么为何不上个好学校呢?况且，好大学还有很多其他“好”：更棒的伙食，更美的校园，更多的奖学金……上大学，真的不只是为了拿一纸学历，而更是为了——在各方面让自己变得更好。

3. 中美贸易逆差产生原因

中美贸易逆差形成原因复杂，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关，政策取向、货币地位、储蓄率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这实质是美国国内深层次结构性原因。

首先，从政策取向来看，目前这种格局是美国在政策上“一放一收”的结果。

“一放”，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外放，并在此后的时间里，在其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

“一收”，指的是美国多年来严格执行出口管制措施，尤其是在推动其本国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方面，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近年来美国对华出口限制不减反增，甚至扩大到部分民用的非美国独有的科技产品。这进一步加剧了美中贸易的不平衡。

其次，从货币地位来看，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全球本位币、美国作为世界最后消费者的必然结果。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是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其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的必然结果。如果美国不能维持贸易逆差，则全球经济将因失去美元流动性而失速，也会对美国经济形成“反噬”。

第三，从储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是其国内“消费—储蓄”结构失衡的表现。“寅吃卯粮”是美国民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常态，居民储蓄率低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扭转，美国的政府支出也不可能短期内明显压缩。除非美国提高国民储蓄率或者降低投资，否则美国实现经常账户的盈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耶鲁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罗奇扩展阅读

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美国对华在货物贸易上有逆差，但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对华长期保持着巨额顺差。中美贸易统计也存在差异。据中国和美国统计工作组测算，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20％左右。

实践证明，中美经贸规模发展到今天的体量，靠的是市场力量和商业规则，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美贸易状态完全是由市场形成的，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

4. 斯蒂芬·罗奇的介绍

国际金融报记者苏蔓薏综合报道
一年以前亚洲以外很少有人谈论人民币问题，在2003年却成为世界争论热点。在国际上一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浪中，摩根士丹利全球经济分析部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明确表示，这是个“严重错误”。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这位华尔街具有影响力的人说：“中国不应该再成为替罪羊，紧要的解决之道是美元必须贬值。”
罗奇指出，改变人民币的汇率机制将动摇已经纳入全球化生产模式中的供给链，也会对积极进入中国的日本、美国、欧盟等带来不利因素。如果向中国施压以期改变其汇率政策，工业化国家将面临白费自己节约成本的努力。中国不是依靠低估价值的货币来竞争，而主要靠劳动成本、技术、质量控制、基础设施以及坚定的改革承诺。他说，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其竞争力的具体表现。
链接
斯蒂芬·罗奇现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和全球经济分析部总监，负责领导公司对美国经济的预测和分析，以及管理摩根士丹利添惠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和香港等的经济预测和分析工作。罗奇获有纽约大学博士学位以及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罗奇于1982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公司，在此之前曾担任过MorganGuaran-ty信托公司的经济分析副总裁，并在首都华盛顿联邦储备局研究部门工作过六年，负责督促联邦储备局官员进行国内生产总值的估测。

5. 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

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对策

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琪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贸易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各国能够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实现相对平衡。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较高，基本特征是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在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的快速变革中，虽然过时的国际货物贸易统计体系放大了中美货物贸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较严重的不平衡。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一、从全球化看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

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绝对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分布有某种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绝对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趋势，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这说明，全球化并没有停止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趋势。

全球化既使货物贸易流量快速增长，也使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随着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在产业发展中，依赖土地、地矿和能源资源的农业和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依赖知识、技能和其他劳动服务的比重逐渐提高。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由单向(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流入到发展中国家)向双向(资本既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又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衡量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袭传统的贸易思维，不能只看货物贸易流量的变化，还要看服务和资本贸易流量的变化。

中国“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总体贸易格局一直表现为“交互逆差”或“交互顺差”。就是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单纯的顺差，也不是单纯的逆差，而是既有顺差又有逆差。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在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方面，美国是顺差，中国是逆差。

去年，美国对华的货物贸易逆差按美方口径为2325亿美元。在这个数字中，实际上有大约60%是由美国公司或其他第三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加工出口的产品,这是在中国的美国资本获取利润的载体。如果将这部分剔除掉，那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实际逆差就只有1000多亿美元。如果将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考虑进来,近几年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实际上明显低于美国媒体宣传的数字。

随着“入世”过渡期结束，今年以来中国不仅扩大了工农业等实体性产业的市场开放，外商在这些领域的股权投资门槛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险、科技信息、公用事业(3757.711,-136.89,-3.51%)和其他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比如允许外商以QFII方式进入资本市场，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币存款在内的银行业务，允许外商投资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等等。预计今年美国对华的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的顺差将会显著增加，从而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会明显减少。

二、中国贸易快速增长:谁是贡献者？谁是受益者？

中国近30年对外货物贸易增长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的周期性变化。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快速进行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被迫选择出口导向战略，促使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近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了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美国公司，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紧缺资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中国以宝贵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只是赚了一点加工费和劳务费，挣了一点辛苦钱。

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出口货物贸易快速增长，而且也使进口货物贸易保持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的货物进口额从2435.5亿美元增加到7916.1亿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递增27%;中国的货物进口额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5%提高到6.81%。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头4个月的进口增长速度仍然接近20%。可见，中国不仅为世界创造了价廉物美的供给市场，也为世界创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场，为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国的贸易伙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高峰时期，中国这个巨大的进口市场需要有强劲的出口市场来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对其出口市场过分限制和打压，就有可能打破中国进口高速增长的惯性。其结果，既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贸易伙伴的利益。

三、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多个原因造成的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从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比重从56.52%提高到76.75%。实际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解释比较符合现实。巴尔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国逆差“是多个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由汇率决定”，“美国人消费欲望过于旺盛”，没有储蓄的习惯。罗奇教授也说:“美国贸易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造成了过度进口和贸易逆差。

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相对于外因，内因起主导作用。这个内因，除了“过度消费引起过度进口”以外，还与“美国的市场不够开放和出口不足”有关。

第一，面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全球市场格局的变化，美国没有主动调整过时的贸易战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主义”，限制能源资源、高端技术和科技产品的出口，甚至对中国继续采取一些违背WTO精神的歧视性措施和禁售。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让那些政策弹性较大的国家如德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华出口，美国对华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国等国家获得，这种“国家卖方竞争”无疑会对美国产生“挤出效应”，减少美国的出口机会。

第二，面对全球化浪潮，美国“害怕与贫穷国家竞争”，“提高准入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比如，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美国对外国特别是中国资本的限制有增无减。这样做的结果是可出口商品减少，使得美国在全球出口总规模中的相对比重降低。

第三，美联储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膨胀性货币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的美元流动性，从而人为地造成美国资产升值和“财富效应”。在贷款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理性的美国人当然愿意大量刷卡消费;在财政债券融资利率很低的情况下，财政部会不加节制地发行公债以满足五角大楼的支出需要。在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出现空心化的背景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消费品和公共投资品需求无限制扩大，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进口来满足。

第四，美国用超额发行的美元纸币大量购买并囤积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较高的物资，加剧了内外需失衡。近几年，美国和全球市场存在一个重要的循环:美国石油储备增加-全球石油涨价-美国囤积更多的石油……石油储备不断增加和油价上升，必然花费越来越多的美元，使美国进口额显著增加。

第五，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美国政府的公共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去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公共开支膨胀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胀，在国内一般公共品供给增长一定的条件下，只有靠进口来填补供求缺口，从而扩大对外贸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时，中美双方都应当采取客观而又理性的态度，应当更多重视像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罗奇教授这样的务实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双赢的良好效果，并继续推动中美贸易健康快速增长。

四、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美国和中国能够做什么？

美国如果把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简单地推给对方，不重视自己的内因，不重视控制本国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进口的欲望，不努力扩大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增加出口，不仅对对方不公平，而且也会使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双方共同致力于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在双边市场共同促进自由贸易。

美国方面应该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控制过度进口的首要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削减美元在全球的供应量和流动性;提高国民储蓄率，逐步扭转投资和储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负债下过度的私人消费;紧缩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通过改变全球扩张战略紧缩美国在全球的军费开支，国会应当停止不断放宽债务发行限额标准的做法，严格限制国债发行，减少政府在高负债下过度的公共消费。只要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控制住了，促使家庭和政府均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断改善消费和储蓄的关系，就可以为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提供基本保障。

为了扩大出口，美国需要调整与全球化和WTO规则不够和谐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国内贸易法案，扩大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背景下，美国的优势产业越来越缩小在“产业宝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术工业、现代军事工业、航天航空和铁路交通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等。如果美国全面开放这些产业和市场，并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可望为解决美国贸易问题做出直接贡献。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从2005年7月21日到今年5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8%，但这期间中国对美顺差或美国对华逆差并没有减少，这说明汇率人民币升值和顺差减少并没有明显相对的关系。正如罗奇所说，汇率调整不可能解决中美和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

中国方面应该从内外两方面采取措施。对内主要是:逐步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工资和农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消费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工资增长慢于利润增长、政府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现实状况，给中低收入者减税，逐步降低国民储蓄率，促使全社会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对外主要是:适当扩大进口，合理控制出口，促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渐进提高以实现其合理均衡。扩大进口的重点是增加政府采购，增加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改进经济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的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点是进一步调整出口导向政策，继续较大幅度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加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其出口资质管理，严格限制出口扩张势头。今年以来，为了实现“减顺差”目标，中国政府多次派采购团到美国直接采购商品和技术设备，增加即期进口;对农、林、畜牧、渔、煤炭开采等81个行业实现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扩大长期进口;对高能耗、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降低出口退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限制过度出口。从煤炭进出口贸易最新变化情况来看，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随着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未来中国高端商品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大，金融、保险和信息等服务业发展进入“快车道”，节能环保产业的拓展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在这些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搭上中国这辆“快车”，增加美国的对华出口。但要达此目的，美国应当更加开放对华出口市场，清除对华出口贸易的所有歧视性条款.特别是解除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方面的限制。

中美建交以来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现在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按照美方的统计，2003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达1632.5亿美元；按照中方的统计，这一数据也达924.7亿美元，而2004年前9个月便为885.1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1241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的25%左右；据中方统计，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也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的20%左右，而且这一比例近年来基本维持不变。
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将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国储蓄率的差异。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储蓄大于投资，则表现为该国净出口为正或贸易顺差；如果一国的储蓄小于投资，则表现为该国的净出口为负或贸易逆差。中国国内的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贸易顺差；而美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其储蓄率偏低，以及因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的减税计划、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高涨的国内投资缺口。
二、收入水平差异而导致的两国消费需求的不对称性。一般来说，人们的消费选择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也会随之逐渐升级和转换。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集中在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上，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福利水平。显然，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成本优势，而且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这就导致了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也就非常低。这种因为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性是造成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长期因素。
三、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中美两国经济互补，美国的比较优势在高科技、知识密集型设备与产品，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控制趋于严厉，美国公司对华技术出口申请获准率下降，抑制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进一步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四、国际分工格局的重组。中国劳动力素质好，工资低廉，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工业发达经济体纷纷将工厂迁移到中国生产，依旧利用原来的贸易渠道销往美国，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即东亚各国对中国的产业转移也将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因此，这种由东亚经济结构转换而产生的中美贸易差额短时期内是不可能消失的。
五、原产地规则的差异。由于原产地规则的差异导致许多产品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增加了中国的顺差数字。著名经济研究机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说过，从1994年至2003年中，中国的出口从1210亿美元发展到3654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公司或合资公司贡献了出口增长的65%。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使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统计方法不能客观地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所谓贸易顺差或逆差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大小。
六、美国出口统计的不精确。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由于出口统计的不精确，每年约有10%的出口商品没有向商务部报告，而商务部对进口的审计工作做得很好，致使政府统计的外贸逆差过高。以Microsoft公司为例，其向全世界销售了近千亿美元软件产品，但它不是按照传统的货物商品的出口方式，在美国生产光盘，贴上标签后在世界各地销售，而是在销售地生产，将销售收入送回国内或在互联网上发售产品，以电子方式收取货款。这些销售收入则不计入传统国际收支中的出口所得。
可见，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美国贸易战略造成的；从理性的经济学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大问题。但为什么中美贸易不平衡又确实是长期以来造成双方政治经济摩擦的主要原因呢？
一、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贸易顺差越大，对本国国民收入增加的作用越大，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的作用越大；贸易逆差越大，往往伴随着出现的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美国决策者非常关注双边贸易差额问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必然首当其冲。
二、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1990—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20%功归于出口的增加，而且通常认为，美国每出现1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就相当于损失2000个就业机会。按照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2003年对中国逆差达1348亿美元，相当于损失27.4万个就业机会，因而美国将失业等国内问题归罪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相当自然了。
三、美国具有全球最强的政治经济能力和谈判能力，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引起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实现"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美国通过巨额贸易逆差，不但成功地实施了其全球化战略，获取全球利益，而且将全球经济的波动紧密地与美国拴在一起，使世界经济越来越难以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美国的"经济霸权"与"政治霸权"得以相互促进，短期内其他国家难以有有效的抵制对策。......

6. 为什么还要考大学

好大学不只教你知识和技能，更教你怎么学知识长技能我认为，优秀大学和普通学校在学习上的关键性差异，不在于“学什么”，而在于“怎么学”——学习的方法和过程，有时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好大学不只教你知识和技能，更教你怎么学知识长技能。同一个知识点，普通学校的学生可能只掌握了皮毛，背一背概念，练几道习题，浅尝辄止;名牌大学的学生却可能通过教授讲解、小班讨论、课外研究、文献阅读、论文撰写等多种方法，很深刻立体地消化一个知识点。以博弈论(GameTheory)这门课为例。开课时，教授先带我们一起看了《美丽心灵》这部讲述博弈论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纳什的电影，让我们初步了解了纳什其人、感受到博弈论的美丽。学习博弈论最基本的“纳什平衡”时，教授不但通过“囚徒困境”等经典例子解释这个概念是什么，还让学生们试着设计出不同的博弈论情景题，发给班里其他同学去找“纳什平衡”。这样，一个知识点的学习就能引申出各种learningpractice，而每种practice又加深了我们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直到今天，我还对博弈论的各种概念记忆犹新，这一定得归功于当时的深度学习。再举个例子。在一些学校写论文，有时不得不说就是个“东拼西凑”的过程。“稍微查点资料，这里抄一些、那里再补一段话，改改措辞变成自己的“论点”，看上去八九不离十，只要教授别刁难就能过关。”在耶鲁，每篇论文都可以写得艰苦卓绝。为了理出一篇论文的arguments，我经常要干掉几本书、跑上几次图书馆、查过几回期刊数据库，有时还需要和面对面教授交流观点。写的过程更是丝毫不能马虎，文章逻辑、遣词造句等方面都需要“庄严”对待;引用别人的观点和数据时，必须仔细做好注释、写全“参考文献”，否则就算抄袭，可能被追责。有些大四学生甚至会用一整学期来“憋”一篇毕业论文。当终于得到教授的肯定时，我有两个大四好友竟然当场喜极而泣。经历这么多的“折磨”与历练，有必要吗?作为过来人，坦率讲，当年熬夜苦读时，确实有过累得想骂人的时候。但学习之后的成就感和长进，就好像品过好茶后的无限回甘。知识学得很扎实这点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收获，还是通过深度学习所提高的各种能力：阅读力，写作力，分析力，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些能力综合在一起，就加强了一个人的自学力。而好的自学力不但在读书时有帮助，在未来几十年职场的摸爬滚打里，也会使一个人获益无穷。好大学，好在“好教授，好学生，好校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妇孺皆知。还有一条更通俗的理论，说一个人的水平，大约是与他交往最多的五个人水平的平均值。对大学生而言，这五个人几乎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教授，父母都不一定算得上。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三观尚未完全形成，性格也仍有可塑性。在蜕变成大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身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若想当一个优秀的人，就最好多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好大学，关键的一“好”在于“人”好。没有一所好大学不是人文荟萃、牛人辈出的。在人才济济的校园里呆四年，你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才，通过和他们一起上课、写作业、运动、聊天、旅行、谈恋爱，你将一直被他们的正能量气场笼罩，不知不觉汲取到他们的优点、逐渐变成更好的自己。耶鲁四年，让我倍感荣幸的一大收获，就是与一群“超级厉害”的人成为师徒、同窗和校友。每个耶鲁学生的“厉害”都体现在不同方面。有才华方面的“厉害”：满分学霸，音乐诗人，发明天才。有阅历方面的“厉害”：十年级的暑假一路卖艺游遍南美写出一本畅销游记;18岁和22岁代表美国连续参加两届奥运会击剑比赛并获奖牌;幼时幸免于卢旺达屠杀，与家人十年后在美国重聚，长大后代表非洲难民在联合国演讲。当然，还有家庭出身方面的“厉害”：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唯一的外孙，印度首富唯一的千金，全球著名金融大鳄的小儿子……我和这些厉害的同学们一起揉着惺忪睡眼去赶清晨第一堂课，在图书馆啃书到天亮，在星期五晚上的大派对上喝酒唱歌，在周末乘火车去纽约逛博物馆和艺术馆……我们探讨政治民主、生物实验与伦理道德、同性恋权利等深奥话题，更会一起在星空下畅想人生未来。每个耶鲁学生都在释放着积极上进的气场，在友好和谐的气氛里你追我赶。和这样一群人在一起，压根不敢偷懒，更不可能颓废。那些家世显赫的学生，也丝毫没有纨绔子弟之气。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低调、谦逊、彬彬有礼。耶鲁的教授们，是一群实力引领学术界，影响力延至政商、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牛人。大学四年里，我有幸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施勒教授学习“金融市场理论”，同摩根士丹利前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教授讨论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向著名的耶鲁大学投资公室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教授讨教投资秘籍。除了上课时能近距离接触传说中的各位“人物”，我还有幸和教授们在生活中切磋交流：跟日文教授学习剑道，到德国籍的历史教授家里啃猪手喝黑啤，帮英文写作课教授打理后花园的花花草草。因为四年的同学情谊美好而难忘，大家在毕业以后仍旧保持着密切联系，以耶鲁校友身份为傲。不夸张地说，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耶鲁人在积极改变着这个世界，哪怕是一座只有两个耶鲁毕业生的小镇，也可以成立一个校友会。而纽约、旧金山、伦敦等欧美大城市，更是有上千上万耶鲁人，从近百岁的老翁到二十多岁的小伙都活跃在校友活动中。毕业后我喜欢穿着带有“YALE”四个粗体字母的耶鲁汗衫出游。而这个耶鲁人的标志，也几次帮我邂逅校友。有次去北海道的函馆旅行，穿着耶鲁汗衫在漆黑的山顶看夜景时，走来一位日本老先生，激动地用英语问道：“你在耶鲁读书吗?”听闻我刚从耶鲁本科毕业，他更加激动地握紧了我的手，祝贺我完成学业，“我是1972年从耶鲁毕业的!”在这座偏远的日本小城偶遇大学长，我也很激动，用日语跟老先生聊起耶鲁往事。临别前，老校友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三菱集团一位刚退休的关键高管。“Leo君，下次来日本，只要你在东京，就要联系我哦。”还有一次到洛杉矶出差。在半岛酒店，我穿着耶鲁汗衫坐在大堂吧写文件。大堂的女钢琴师满脸笑容地朝我走来，“你一定是耶鲁人吧?(YoumustbeaYalie?)”得到肯定答复后，钢琴师说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是耶鲁毕业生。“看到你真亲切，你让我想起了我女儿。Leo，如果你还能在这里呆上一阵，一定来参加校友会的活动。下周，洛城的耶鲁校友会在好莱坞举一场派对，梅里尔-斯特里普(耶鲁毕业的著名女演员)可能也来参加。”说起耶鲁的人就激动，有些扯远了。总之，若想在青春最好的几年里，结识一群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和这群人成为朋友/事业伙伴/爱人，让他们给你带去源源不断的积极影响和改变，你就应该努把力，考上一所好学校。我相信，哪怕是只有一丁点上进心的同学，也希望与优秀的人为伍，而不是和终日打游戏吃泡面/发自拍修美颜/恋爱对象换不停/浑噩度日胸无大志的同学玩在一起吧。名校=更好的平台，的资源-->离“成功”更近如果使人受益一生的学习能力塑造和出类拔萃的师生这两点“好”还不能说服你下决心为名牌大学的入场券拼一把，那么我们再聊一点实际的“好”。好大学带给学生的机会和资源往往是顶尖的。而抓住一个好机遇，你的起点就可能比别人高一截，毕业后直接进入人生发展的快车道。好大学，好平台，好机遇——这点其实挺不言而喻的，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个在耶鲁的小故事。大三上学期，我决定申请投资银行的暑期实习。每年夏天，华尔街的几大投行都会录取一些大三升大四的实习生，把他们分配到投资银行部、股票销售与交易部、研究部等部门实习8-10周。实习生最多能拿到一笔相当于人民币8、9万元的薪水，表现优秀的还能提前获得全职录用。这么好的香饽饽，自然受到一众大三学生的争抢。实习面试开始前，几大投行的招聘团队通常会举宣讲会，跟申请者“亲切见面”——告诉学生们投行是干什么的、“高大上”在哪里。那年9月，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瑞银等几乎所有投行陆续造访耶鲁。他们派出的公司代表，从大老板到初级分析师，也多是耶鲁校友，与学生们“唠嗑”时毫无距离感，除了分享正经的实习申请秘籍外，还会聊聊哈佛耶鲁橄榄球赛胜算、耶鲁最好吃的食堂，甚至当年曾有过的校园罗曼蒂克。一众世界顶级投行的职员代表放下光鲜甚至自傲的姿态，在白天忙得焦头烂额之后，再搭两小时火车从纽约风尘仆仆赶到耶鲁，就是为了能吸引这里的学生应聘实习岗位。他们青睐“耶鲁”品牌，信任耶鲁学生的能力。这种待遇，是普通大学学生几乎没法得到的。与我同届的一位高盛实习生来自美国南方一所普通大学，从大一便开始积累银行、证券公司的工作经验。平心而论，他能力出众，踏实肯干，绝对不输给任何一位常春藤大学的实习生。可他费了比我多得多的努力，才换来实习机会：没有一家投行到他的大学开宣讲会，他只得数次请假飞到纽约，参加各大投行在华尔街总部的“集体宣讲会”(面向所有院校学生开放);几乎没有一位大学校友在投行工作，为了取经和“套瓷”，他只得千方百计在宣讲会上要到了大佬的联系方式，数次发邮件毛遂自荐，才争取到一两个珍贵的面试机会;面试时，他甚至收到“不公正待遇”——当他问到无法进入下一轮选拔的原因时，某投行招聘经理竟非常不专业而旁敲侧击地说是因为他来自xx大学，而不是哈佛耶鲁等”targetschool”(“目标学校”，华尔街几大投行通常在targetschool招收绝大多数实习生)……作为耶鲁学生，我比他幸运、幸福了许多。除了让学生们在家门口参加宣讲会之外，数家投行为进一步表达诚意，还在耶鲁组织了几十场一对一的coffeechat——员工请学生喝咖啡(注意，是投行掏腰包)，为他们的实习申请出谋划策。高盛甚至专门请华尔街上著名的金融培训师到耶鲁，给学生们上课，一切免费。首轮面试，一些投行更是将考官团队“运”到耶鲁校园，免了学生们赶火车去纽约的麻烦。而普通学校的同学呢?“抱歉，我们不会在你校组织现场面试。”“抱歉，我们没有针对你校学生的实习培训课。”“抱歉，你需要自行预定航班飞到纽约面试。”老实说，写到这里，我真有点为普通大学的精英们抱不平——你们很努力，很优秀，也许比名校学生更出类拔萃。可因为你们的学校在名气和资源上不够给力，所以没法给予你们一个高平台、一条快车道、一份加速度。我们无法撼动这个现实，但我们可以绕过它——凭努力，考进一所好大学。同样优秀的两个人，那个拥有更好平台和资源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胜算，不是吗?回到文章的最初——上一所好大学，有什么好的呢?希望上面的三点，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大多数人一辈子只会读一次本科，有的人会再读个硕士/博士。一生就这一次，那么为何不上个好学校呢?况且，好大学还有很多其他“好”：更棒的伙食，更美的校园，的奖学金……上大学，真的不只是为了拿一纸学历，而更是为了——在各方面让自己变得更好。

7. 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问题

1.美国经济学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尽管对当前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是否真正复苏看法不一，但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四位来京出席明天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经济学家则一致看好，所用的判断词有“前景乐观”、也有“ 谨慎乐观”。

在今天下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四位美国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斯坦福大学迈克

尔·伯斯金教授说，过去十年，在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遭遇不少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从经济角度看是深谋远虑的举动，并有着极大的勇气。他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将进一步涌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会加大，只要中国认真处理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银行呆坏账等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中国经济研究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院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将使中国在今后更加开放，改革的步子更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教授在发言中说，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公司管理体系，这一点对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同样重要的。好的公司管理的标志是对股东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弱势股东的保护。他指出，一个好的公司管理对任何社会都是困难的，美国不也出了安然事件吗？要使中国公司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就，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监管机构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斯蒂芬·罗奇说，在刚刚过去的2001年，中国经济又出色地度过了另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是4年来中国第二次面对较大的外部冲击。第一次是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次是罕见的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罗奇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持积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中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需求，那么中国的经济一定会保持强劲的增长，也能够抵御外来的巨大压力。

2.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还需要什么？（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在中国越来越成问题，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还要受到限制。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真实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许多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中国的非凡经历也令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迷惑不解：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法律对发展至关重要”和“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这两项命题，而且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也是“华盛顿共识”所依赖的核心理念基础。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显得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976美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则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作一下比较。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者可以检查玩具车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从而确定其质量和价值。买者还可以在购买之前进行多次试车检验。制造商（或销售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存在，但却是很有限，买方较不容易受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产品责任的法律保护与司法独立是合乎人们需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这种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还行，购买方顶多是在买之前多花些时间检查、多试该产品几次，由此来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买者在买货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或许只要该产品“还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将就将就了”。因此，制造品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特点足以帮助购买方规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从而降低他的交易风险。这样一来，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场制度下，制造业也能发展，只要有很多很便宜的劳动力即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证券交易中交易的则是金融契约，或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第一，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证券法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于金融契约“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隐蔽性特点，使其购买者在信息方面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被交易的金融契约无色无味、也无形状，购买方无从检验它。他们不得不依靠证券发行方披露的数据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证券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畅通无阻的媒体信息流动、自由的新闻调查报道以及有关证券发行人和其相关实体的评价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些独立的信息和评价可大大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培养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基础。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金融服务业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它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去做。

我们也可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我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我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份额，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那么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两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近几个月来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其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是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多年，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就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唤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它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佣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hlm

8. 中国已成美国最爱找的替罪羊吗

近日，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指出，不少美国国内因素是造成美国同中国等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然而，罗奇认为，美国却总喜欢把自己的问题怪罪到别国头上，“中国正在成为美国最爱找的一只外国替罪羊”。罗奇曾在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工作30余年，并在担任公司亚洲区主席期间，同中国企业深度合作。针对白宫指责中国的所谓“强迫技术转让”，罗奇现身说法表示摩根斯坦利等美国企业同中国企业是“自愿自主”合作。

或许曾有个案，但整体上看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当我在摩根斯坦利担任亚洲区主席期间，我们同中国本土公司有过合作。我们同中国建设银行合作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我们当时是自主、自愿同中国公司合作，合作期间我们当然要互相共享人员、系统、方案以及战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强迫我们做什么，我们只想要联手打造一个成功的商业，这也是建立合资公司的意义所在。

美国为什么要把自身的问题责怪到别人头上，我想这源自我们的政治体制背景和其背后的价值观。 我们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政客的“目光短浅”。我们国会的众议院每两年要选举一次，参议员每六年选一次，总统每四年一次，为了选举政治他们都不愿承认自己在执政或立法过程中犯过错误。他们不愿认错，却愿将美国的国内问题责怪到他人头上，比如收入不均，工资停滞和就业。

9. 中美两国商业谈判比较研究

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对策

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琪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贸易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各国能够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实现相对平衡。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较高，基本特征是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在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的快速变革中，虽然过时的国际货物贸易统计体系放大了中美货物贸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较严重的不平衡。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一、从全球化看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

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绝对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分布有某种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绝对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趋势，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这说明，全球化并没有停止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趋势。

全球化既使货物贸易流量快速增长，也使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随着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在产业发展中，依赖土地、地矿和能源资源的农业和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依赖知识、技能和其他劳动服务的比重逐渐提高。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由单向(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流入到发展中国家)向双向(资本既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又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衡量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袭传统的贸易思维，不能只看货物贸易流量的变化，还要看服务和资本贸易流量的变化。

中国“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总体贸易格局一直表现为“交互逆差”或“交互顺差”。就是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单纯的顺差，也不是单纯的逆差，而是既有顺差又有逆差。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在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方面，美国是顺差，中国是逆差。

去年，美国对华的货物贸易逆差按美方口径为2325亿美元。在这个数字中，实际上有大约60%是由美国公司或其他第三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加工出口的产品,这是在中国的美国资本获取利润的载体。如果将这部分剔除掉，那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实际逆差就只有1000多亿美元。如果将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考虑进来,近几年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实际上明显低于美国媒体宣传的数字。

随着“入世”过渡期结束，今年以来中国不仅扩大了工农业等实体性产业的市场开放，外商在这些领域的股权投资门槛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险、科技信息、公用事业(3757.711,-136.89,-3.51%)和其他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比如允许外商以QFII方式进入资本市场，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币存款在内的银行业务，允许外商投资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等等。预计今年美国对华的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的顺差将会显著增加，从而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会明显减少。

二、中国贸易快速增长:谁是贡献者？谁是受益者？

中国近30年对外货物贸易增长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的周期性变化。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快速进行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被迫选择出口导向战略，促使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近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了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美国公司，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紧缺资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中国以宝贵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只是赚了一点加工费和劳务费，挣了一点辛苦钱。

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出口货物贸易快速增长，而且也使进口货物贸易保持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的货物进口额从2435.5亿美元增加到7916.1亿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递增27%;中国的货物进口额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5%提高到6.81%。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头4个月的进口增长速度仍然接近20%。可见，中国不仅为世界创造了价廉物美的供给市场，也为世界创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场，为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国的贸易伙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高峰时期，中国这个巨大的进口市场需要有强劲的出口市场来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对其出口市场过分限制和打压，就有可能打破中国进口高速增长的惯性。其结果，既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贸易伙伴的利益。

三、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多个原因造成的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从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比重从56.52%提高到76.75%。实际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解释比较符合现实。巴尔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国逆差“是多个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由汇率决定”，“美国人消费欲望过于旺盛”，没有储蓄的习惯。罗奇教授也说:“美国贸易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造成了过度进口和贸易逆差。

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相对于外因，内因起主导作用。这个内因，除了“过度消费引起过度进口”以外，还与“美国的市场不够开放和出口不足”有关。

第一，面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全球市场格局的变化，美国没有主动调整过时的贸易战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主义”，限制能源资源、高端技术和科技产品的出口，甚至对中国继续采取一些违背WTO精神的歧视性措施和禁售。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让那些政策弹性较大的国家如德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华出口，美国对华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国等国家获得，这种“国家卖方竞争”无疑会对美国产生“挤出效应”，减少美国的出口机会。

第二，面对全球化浪潮，美国“害怕与贫穷国家竞争”，“提高准入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比如，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美国对外国特别是中国资本的限制有增无减。这样做的结果是可出口商品减少，使得美国在全球出口总规模中的相对比重降低。

第三，美联储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膨胀性货币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的美元流动性，从而人为地造成美国资产升值和“财富效应”。在贷款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理性的美国人当然愿意大量刷卡消费;在财政债券融资利率很低的情况下，财政部会不加节制地发行公债以满足五角大楼的支出需要。在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出现空心化的背景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消费品和公共投资品需求无限制扩大，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进口来满足。

第四，美国用超额发行的美元纸币大量购买并囤积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较高的物资，加剧了内外需失衡。近几年，美国和全球市场存在一个重要的循环:美国石油储备增加-全球石油涨价-美国囤积更多的石油……石油储备不断增加和油价上升，必然花费越来越多的美元，使美国进口额显著增加。

第五，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美国政府的公共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去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公共开支膨胀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胀，在国内一般公共品供给增长一定的条件下，只有靠进口来填补供求缺口，从而扩大对外贸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时，中美双方都应当采取客观而又理性的态度，应当更多重视像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罗奇教授这样的务实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双赢的良好效果，并继续推动中美贸易健康快速增长。

10. 为什么一定要上一所好大学

211、985最大的优势还在于环境，从优秀人的比例也是大于普通高校的。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时间多了，对自己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说了这么多，诚然，学习靠的是自己，不能把学不好的原因都归结于学校。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好的学校和一个好的氛围以及优质的校友资源都会对孩子人生带来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不可估量的机会。

985大学虽好，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合理定位。既不可好高骛远，又不能毫无斗志，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并朝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