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维

『壹』 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

于 洸

( 北京大学)

2009 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 周年诞辰，在庆祝建系 100 周年之际，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 1887 ～1957) ，字霖之，浙江萧山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1909 年京师大学堂 ( 北京大学前身) 创设地质学门，王烈是第一届学生。1913 年 2 月毕业前不久，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 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9 年 8 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此后，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 多年，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 1927 年及 1928 ～ 1931 年，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1929 ～ 1933 年间，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 ( 理学院) 代理主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字霖之，1887 年 11 月 10 日 ( 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10 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1906 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1909 年夏毕业。1909 年8 月3 日 ( 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预备科 80 分以上为最优等，共 8 人，王烈名列第三，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京师大学堂于 1909 年开办分科大学，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 人，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 Dr. F. Solgar) 。1912 年 5 月 3 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该班学生于 1913 年 5 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1913 年 2 月，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俄 “协约国”的战争，国内形势紧张混乱，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博物部任教。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 年 6 月成立，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 22 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 人，13 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自此，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1917 年秋季，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 年秋改称地质学系。1919 年 8 月，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直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高等矿物实验、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高等岩石学及实习、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每周多达15 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1928 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 ( 原北洋大学) 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1920 年 10 月，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等课程，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1924 年 10 月至 1927 年 4 月及 1928 年 9 月至 1931 年 9 月，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温宗禹、孙瑞林、王绍瀛、葛利普、李四光、朱家骅、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 年到系任教，对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从 1923 年秋季学期开始，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经济地质学门、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教师们倾心教学; 教学内容丰富，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1920 年 9 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其宗旨是 “本共同研究的精神，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10 月 10 日举行成立大会时，王烈因事未能参加。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 年 11 月 28 日，研究会举行讲演会，王烈发表了 “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并运用图、表，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奥陶纪的 “支那海侵”和志留纪、泥盆纪的 “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对学生很有启发。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 1921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上。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即: 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发刊杂志，编译图书。1920 年12 月 12 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敦请老师参加，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翁文灏、葛利普、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他说: “( 一) 注意理论，不急于速求应用; ( 二) 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 ( 三) 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至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经费。王烈在茶话会上说: “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向国外人募集。”会后，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 年初即募得 125 元，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 年 7 月出版，王烈写了 “卷头语”，从矿业、工业、农业、水利、灾害、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 “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但 “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 “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历有年所，年出会刊，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本届循往例而刊行，其意仍犹是也。”1929 年 11 月 26 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 “北京大学地质学会”。《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 年 4 月出版，王烈又写了“卷头语”，指出 “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则彰彰明甚。循是焉，而益求深诣，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王烈回国时，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 《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1920 年 10 月 16 日晚，甘肃东部海原、固原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 级大地震，灾害严重，死亡 20 多万人，房屋、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农商两部派员，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王烈与翁文灏、谢家荣等 6 人于 1921 年 4 月 15 日出发，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继经固原、平凉、天水至兰州，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等现象外，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此外，山西、河南、直隶 ( 今河北) 、山东、湖北、安徽等省皆觉有震，但未成灾。这次调查历时近 4 个月，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 “余师翁咏霓 ( 翁文灏) 、王君霖之 ( 王烈) 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对于调查材料，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此次调查后，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 ( 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 。后来葛利普发表了 《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 《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其中定了一个新种，命名为 “王烈石燕”，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 名创立会员之一。1922 年 1 月 27 日，26 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章鸿钊任主席，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 ( 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葛利普) 。2 月 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职员，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 ( 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

1922 ～ 1924 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1925 年 1 月 3 ～ 5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1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题为 “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葛利普作学术报告，题为 “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 1926 ～1927 年度) 和第七届 ( 1929 年度) 评议会副会长。

五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1924 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 年 9 月 2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北京大学。1929 年 1 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包括第一院 ( 文学院) 、第二院 ( 理学院) 、第三院 ( 社会科学院) 。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于 1929 年 3 月 11 日重新开学。1929 年 1 月 22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3 月 11 日，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 月 17 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王烈等 7 人当选为评议员。4 月 13 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8 月 3 日，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 月 8 日，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共任时限。

1929 年 7 月 1 日，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8 月 6 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 月 8 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8 月 23 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 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务乞北返主持，以慰众望。并推举王烈、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蔡先生表示: “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9 月 16 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以陈大齐代理。

1929 年 10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 共 13 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财务、聘任、庶务、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1930 年 9 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1931 年9 月至1937 年9 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 年 7 月至 1933 年 12 月，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外，1931 ～ 1937 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1931 ～1933 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 ～1933 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 《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 中，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他写道: “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 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诸君前途无量，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1931 年 12 月 18 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写道: “烈素耽教学，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屡次请辞，迄未获许，荏苒数月，贻误实多。近以同学赴京示威，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舟车劳顿，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俾资休养，无任感荷。”12 月 24 日，校务会议议决: 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王烈顾全大局，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 月 6 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六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 月 29 日北平失守，7 月 30 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天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4 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不顾体衰，离别家庭，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先至长沙，后到昆明，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相继走向大后方。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一直讲授矿物学、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往往讲完一个段落，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当学生们拿着矿物、岩石标本问他时，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 “中国地质教育史”的报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 年夏，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1946 年 10 月开学后，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1948 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 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不堪教书之劳，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著述不多，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精神好转时，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几年中完成数卷。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出版问世尚需加工，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时轻时重。1956 年底病情转剧，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 年 2 月 2 日与世长辞，终年 70 岁。

先生故后，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 年 2 月 10 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 ( 王烈的老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 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王烈的同事、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 几个春秋，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 多年，为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参 考 文 献

［1］ 高振西 . 王烈 ( 霖之) 先生小传 . 地质论评，1957，17 ( 2) : 204 ～206

［2］ 潘云唐 . 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 理学编地学卷 2.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 ～ 5

［3］ 于洸，王烈 . 中国地质 1992 ( 7) “地学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2，33

［4］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 1912 ～193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王学珍等 .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 ～1997)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

『贰』 北京大学刑法学哪几位教授最牛

虽然不太了解哪位教授最牛，但建议你可以到北大的网页，查询师资介绍，先找到刑法学的老师有哪些，然后到网络查询姓名，看看他们的情况对比一下，应该就会得出一些结论的

『叁』 号称北京大学教授的教授的是什么人

网上流传的，
很多的北京大学教授，
一般有很多是冒名顶替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不要把北京大学完全带入。

『肆』 韦紫影是北大的吗

韦紫影就读过北京大学。晚报讯，北京大学2014年新生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并公示，柳州高中毕业生张首登、柳州铁一中毕业生韦紫影等5名学子在全国众多优秀学子中脱颖而出，获得2014年北大新生奖学金。

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维新变法之际，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学校情况

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1937年南迁至长沙，与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复员返回北平（现北京）。1952年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为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自北京沙滩等地迁至现址。2000年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北京大学。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北京大学

『伍』 北大老教授上世纪二十年代是谁投了昆朋湖

不知道是否说的是王国维先生，他是1927年自投昆明湖的，他是清华的导师，不是北大教授。
王国维是一位晚清学者，最有名的著作是《人间词话》。

『陆』 北京大学为什么要对教授玩弄高中女生事件遮遮掩掩

1.算年龄。“她和王学明相遇是在2009年元旦……小丽却已年满20岁。”“当晚就开房成为情人，两人年龄相差26岁。”所以叫兽今年应该实岁48，虚岁49，是1962年出生。
2.猜姓氏。一般化名姓不变，所以应该姓王。
3.猜研究方向。“据见过她的证人描述，一看就是少数民族。王学明上前主动搭讪，询问小丽是否纳西族。”所以此人很可能研究民族学或人类学方向。
4.定人品。能做出这种没品的事(利用叫兽身份玩弄高中生，完了不给钱还有脸报警)那么人品一定很差。
综上,此人极有可能是北大人类学叫兽王铭铭，附介绍：
王铭铭，1962年生，人类学家。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北大博导王铭铭1998年出版的著作《想象的异邦》共32万多字，却有10万字左右来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
最后，本文纯属个人猜测，谢绝跨省。希望王铭铭和北大能现身说法，给公众一个交待。
柳州电脑网
X北京大学为什么要对教授玩弄高中女生事件遮遮掩掩？

『柒』 如何客观评价北京大学法学院凌斌教授的学术水平

凌斌，北京大学教授、法学博士。2010年，北京大学仇皓然奖教金；2007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科研成果
编辑
论文：“界权成本问题”，《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
“村长的困惑”，《法律与政治评论》，2010年第1期
“改造我们的教学”，《中国大学教学》，2010年第1期；
“疑难案件中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法律与社会科学》，2009年第5卷；
“孝公难题的法治要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四期；
“中国法学三十年：学科断代史的定量研究”，《开放时代》2009年第八期；

学术探讨(3张)

“中国法学三十年：主导作品和主导作者”，《法学》2009年第六期；
“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读书》2009年第一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一期；
“肥羊之争：产权界定的法学和经济学分析”，《中国法学》2008年第六期；
“形成和克服中国当代信用危机的市场机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现代危机与政治实践：托克维尔的历史救赎”，《北大法律评论》2008年第二期；
“革新法治的孝公难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三期；
“法律与自由——《沙堡监狱》与《阿甘正传》的一个法哲学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三期；
“思想实验与法学研究”，《法学》2008年第一期；
“商鞅战秋菊：法治转型的一个思想实验”，《北大学报》2007年第五期；
“法治的两条道路”，《中外法学》，2007年第一期；
“寻求和谐法治——当代中国法治的反思与探索”，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中国主流法学引证的统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三期；
“立法与法治：一个职业主义视角”，《北大法律评论》，2004年第六辑第二期；
“普法、法盲与法治”，《法治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二期；
“法学翻译批评的病理学进路”，《清华法学》，2003年第四辑；
“南街村：改变中的‘乡土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秋季卷；
“作为技术的意识形态——以南街村为例”，北京大学法学院学士毕业论文，2000年
评论:
“德先生、赛先生与蜜思劳：解读贺卫方的‘上书’——以孙志刚案为契机”，《法律书评》，2004年第二期；
“评《运送正义的方式》”，《中国学术》，2003年第四辑；
“洞悉法律的多维视角——读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法律书评》，2003年第一期；
“洞穴里的微光——读波斯纳《性与理性》”，《清华法学》，2003年第二辑；“评《超越法律》”，《中国学术》，2002年第一期

『捌』 北京大学对中华民族有何历史功勋

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诞生于维新变法运动。其建校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强国，因而从一开始北京大学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百年来，北京大学聚集众多著名学者专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创造了一批又一批重大科学成果，深刻影响和大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1898年北大以中国最高学府身份创立，成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北大既传承了中华数千年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统，又实现了中国现代大学建置的重大任务，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催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学制，在中国教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北大对中国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纯粹的教育方面。回溯历史，在中华民族陷入战火纷争的混乱时代，北大人始终发挥着激昂的爱国精神，不懈探索祖国救亡图存之路，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思想 ，积极推行改革，对北大进行思想解放及学术繁荣,使得北大学子在国人思想被禁锢的时代，率先突破思想重围。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由此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国人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1919年，巴黎和约失败，北大学生率先集合发起示威游行，势必要捍卫祖国权益与维护祖国尊严，从而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这场运动不仅取得中国代表团放弃在和约签字，罢免亲日卖国贼等重大政治上成果，同时由于青年学生始终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积极倡导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进而极大地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人们也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由此拉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帷幕。

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率先在中国系统地接受、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北大成为中国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小组，李大钊创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使得走无产阶级道路获得实现，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北大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运动的中心发祥地,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战火纷争的年代，北大人不仅拥有理论思想的创新精神，也具备献身实际的勇气。他们毅然勇赴战场，先后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后将两者合并，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京郊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民先队队员奔赴延安或抗日根据地的有60余人，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贡献独特的力量。

中国民族坚强地熬过最艰难的时代重获新生，获得独立。在新生的年代里，北大主动承担起新的历史任务，积极发展学术及科研优势。1955年，北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原子能人才培养基地；1966年北大参与第一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完成；1973年8月，在北大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北大的毕业生和教师为中国的科教文卫及国防事业的发展做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十五”期间，北京大学共获得1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1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共有10篇论文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在学术的研究下，北大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在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使中华文化不断传播，让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瑰宝得到世人的认可与传承，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风风雨雨走来，北大学子始终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北大精神，怀着对新中国的信心与热爱，他们在1981年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在1984年国庆35周年道出“小平您好”的由衷呼唤、在1997年初发出“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深情呼唤，始终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弘扬着时代的主旋律。

悠悠百年，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学术积淀将继续引领北大走向更高点，为中华民族继续做出他独有的奉献。

『玖』 北京大学优秀的哲学家、学者、历史教授、文学家有哪些或曾在北大任教过的优秀学者

蔡元培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 适
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李大钊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茅 盾
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常用的笔名。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著有《茅盾文集》10卷集等，并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马寅初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曾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于1919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著名的《新人口论》中， 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
钱玄同
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1913年始，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杂感，力主“文学革命”。
刘半农
原名寿彭，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1917年成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