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教授梁斌
A. 梁斌的《红旗谱》，共有几部，分别于哪年出版，曾得过什么奖
红旗谱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作者：梁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红旗谱》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生动地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获得重大的成就。
《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朱老忠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一个”，是长篇小说园地中不多见的成功典型。整部作品凸显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另外，综合作品中“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传统精神，充满浓厚地方色彩的冀中平原深广背景等，该书称得上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式作品。
梁斌原名梁维周，蠡县梁家庄人,他是以《红旗谱》等长篇巨著而闻名中外的小说家。曾任全国政协委贝、河北省文联主席等职。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并参加了二师的学潮斗争。1933年去北平，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和小说，挣一点稿费维持生活。而后到济南，考入山东省立剧院，学习戏剧表演，担仍坚持文学创作，写出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
1937年春天，梁斌回到故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游击十一大队政 委、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会文艺部长等职。这期间他写出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中篇小说《父亲》，还写出了《千里堤》、《抗日人家》、《五谷丰登》、《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 等剧本，在冀中地区演出数百场，激励了冀中军民的革命斗志。
1948年秋天，梁斌随军南下，历任湖北省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湖北日报》社长等职。为实现多年 的宿愿－－把冀中人民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写成长篇小说，1953年他调回河北。他在高阳、蠡县走村串户访问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充实自己的生活，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创作境界里。在50年代中期，他 开始在省文联院内的一间小平房里,后来搬到枣胡同的“创作之家”，专心致志进行创作，他每天早晨3 点起床，一直写到中午。早饭没顾上吃，赶到食堂吃中午饭，结果是开中午饭的时间也过了，他只好到街上买点吃的。冬天，他常常因写得上劲而忘了火炉添煤，冻得他手脚发麻。经过三个酷暑和寒冬， 他终于完成了《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长篇，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农民朱老忠的典型形象，为我国当代文学宝库增添了光彩。
梗概：
小虎子15岁那年，恶霸冯兰池要砸掉千里堤上的古钟，霸占48亩官地。小虎子的父亲朱老巩代表锁井镇48村村民与冯兰池斗争，被活活气死。为躲避恶霸的残害，小虎子只身下了关东。他刚走，被恶人奸污的姐姐就跳河自尽了。
30年后，小虎子回到了冀北平原上的锁井镇，决心报30年前的血仇。这时他名叫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少年时的朋友严志和帮他安了家。严志和是严老祥的儿子，当年严老祥曾和朱老巩一起斗争冯兰池。现在冯兰池已60多岁，人称冯老兰，家产比当年更大，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他拉起民团抢逃兵的车子和白面，逃兵请回一个团，架起大炮，强迫他赔偿5000块大洋，他却把这笔钱分摊到锁井镇的贫苦百姓头上。朱老忠串联28家穷人告状，官司从县里打到北京大理院，但官府偏袒有钱人，冯老兰的儿子冯贵堂又念过大学法科，会打官司，结果穷人输得一塌糊涂。朱老忠赔了5亩地，几乎气瞎了眼，严志和也搭进去一条牛。冯老兰听说当年的小虎子带着两个儿子回来了，后悔当年斩草未除根，留下了祸患。一次，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和大贵带着几个少年朋友捉到一只名贵的鸟，冯老兰来要，他们不给。冯老兰怀恨在心，唆使招兵的抓走了大贵。第二年春天，运涛外出打短工，认识了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县委书记贾湘农老师，走上革命道路。他热恋着的春兰还把“革命”二字绣在衣襟上去赶庙会。后来运涛告别家乡和春兰，到南方参加革命军，当了连长。接到他的来信，全家人和锁井镇的穷人们欢欣鼓舞。这时运涛的弟弟江涛在县高小学堂读书，也由贾湘农介绍加入了共青团。高小毕业那年春天，在贾老师的鼓励和朱老忠的支持下，江涛考入了具有革命风气的官费学校保定第二师范，认识了正直知识分子严知孝和他女儿严萍。
1928年秋天，很久没有音讯的运涛请人给家里写来一封信，说他在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关在济南监狱中了。得到这个消息，运涛的奶奶当场身亡，严志和也病倒了。等待运涛回来结婚的春兰甚至想自杀。严家要去济南探监，但没有路费。冯老兰趁火打劫，只用80块钱就买去了严家视为命根子的宝地。严志和悲痛欲绝，在一天晚上带着江涛来到宝地上，趴在地上张开大嘴啃着泥土。严志和因病不能远行，江涛和朱老忠为了省钱徒步到济南，看到了被判了终身监禁的运涛。从济南归来，江涛决心继续哥哥的事业。从此他寒暑假回家帮父亲种田，开学回学校上课，课余时间就到工厂、农村从事革命宣传工作。这年秋天，党组织派他回家乡组织反割头税运动，和割头税包商首脑冯老兰斗争。经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快过年的时候，江涛、朱老忠、张嘉庆和一群贫苦农民偷偷带着标语传单和刀、梭标等去赶城里的大集，在闹市上突然召开反割头税大会。农民、市民齐声响应，包围税局子、县政府，打败保安队，强迫当局放弃割头税。他们还趁热打铁，组织了农会。在火热的斗争生活里，严萍深深爱上了江涛。锁井镇的穷人过了一个欢乐的胜利年，冯老兰恼羞成怒，控告贾老师、江涛、张嘉庆是共产党。贾老师决定自己留下从事合法斗争，让江涛带张嘉庆回保定。张嘉庆本是一个大财主的儿子，因为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带领佃户造了他父亲的反。父亲登报和他脱离父子关系，他成了职业革命者。到保定后，江涛和严萍帮助他考入了第二师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江涛、严萍、张嘉庆和同学们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受其影响，保定市13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省政府为了瓦解学潮，于第二年夏天宣布解散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为了保卫二师这个抗日堡垒，江涛和老夏领导同学们开展护校运动。反动军队包围了学校，市党部主任刘麻子带着一个军官来逮捕老夏和江涛，张嘉庆踢掉他们的手枪，与同学们一起赶走了刘麻子和军官，紧紧关上校门。当局切断他们与校外的联系，对他们实行“饥饿政策”。他们吃树叶，最后连学校的狗和池塘里的鱼、藕都吃了。严萍和工人、市民们支持他们，从校墙外往里扔烧饼。在饥饿中，张嘉庆仔细研究了二师附近的街道和商店布局，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武装抢粮。严知孝担心学生的安全，劝学生们暂时撤出，保存力量。消息传到锁井镇，冯老兰喜气洋洋。朱老忠和严志和急忙来到保定，巧妙地把一车油、盐、面粉运到二师校门口，让学生“抢”了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老夏和江涛意识到这样与敌人硬抗太冒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传播革命火种，他们决定带领同学们冲出包围圈，到广大的农村去继续斗争。但就在他们准备行动的那天夜里，敌人开始了凶残的屠杀。老夏和十七、八个学生在与敌军的搏斗中壮烈牺牲，张嘉庆身负重伤，江涛等人被抓进了监狱。得到这个消息，严知孝怒不可遏，严萍失声痛哭，朱老忠和严志和决定与敌人战斗到底。张嘉庆在一家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里养伤，有敌兵看守。后来他和一个名叫冯大狗的士兵交上了朋友。冯大狗本是锁井镇上的无业游民，因为仇恨黑暗社会而同情学生。在军队进攻二师的时候，他开枪打死了几个追杀江涛的士兵。一个炎热的中午，装扮成车夫的朱老忠拉着张嘉庆逃出了保定城，看守张嘉庆的冯大狗也背着长枪跟他们离开了反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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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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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主阶级作为特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在不同年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同的形象。十七年文学由于受到《延座讲话》的影响,可以说其间塑造的大量地主形象都是反面的,供人批判的,梁斌的《红旗谱》也不例外。但是挖掘人物性格特征,我们会发现《红旗谱》中的冯兰池、冯贵堂父子既有地主阶级的典型特征,也在很多方面具有鲜明的差异。本文借分析《红旗谱》中冯氏父子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地主形象。
关键词《红旗谱》 冯氏父子 个性 共性
“地主”一词虽然是古已有之,如《左传·哀公十二年》:“夫诸侯之会,事既必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但其意思仅是指“土地的主人”。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一词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被用来指封建社会中具备土地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阶级的人。由此可见,“地主”一词已被赋予了特定的阶级属性,它是与广大下层人民相对的一个剥削阶级。进入新时期后,“地主”这种特殊的人群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消失了。
作为特定历史的产物,“地主”不容置疑地被用在文学创作之中,其形象的塑造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各有特点。就十七年文学而言,由于受到《延座讲话》的指引,其间地主形象的塑造也明显具有这一时代的特点,那就是:作家们大都将地主塑造为剥削和压迫农民,并且与进步力量相抵触的恶霸、反动势力。
虽然在“十七年文学”中,地主几乎都被置放在与农民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并且是被作者批判与否定的对象,但就人物个体而言也还是各有区别的,《红旗谱》中冯兰池、冯贵堂父子的形象在个性差异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1 个性
冯氏父子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对农民的态度和方法上。冯兰池沿用了祖辈们一贯对待农民的方法:他向农民伸出手,残忍地榨取了他们的血和汗;另一方面,他用两手紧紧捂住自己的金钱,只怕别人夺了去。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他说“受苦人,生就是卖力气的”。他一方面对农民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予以贬低,另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去享受由苦难的农民们所生产的劳动成果。他非但不接受儿子提出的对农民们要实行“仁道”的建议,反而觉得如果对他们好,他们反倒会骂自己“傻到底儿了”。此外,他还对农民怀有一种戒备的心态,他在批判儿子的“仁道”时说:“你的仁道主义,就等于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等养壮了,虎会回过头来张开大嘴吃里,盗会拿起刀来杀你。”你看看冯兰池对农民的认识有多么的偏激和狭隘!和冯兰池这种守旧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儿子冯贵堂的“开明”。冯贵堂虽说出生在地主之家,但他上过大学,而且学的是法科,所以很是知道如何处理于农民的关系。他向父亲分析道:“从历史上说,多少次农民的叛乱,都是因为富贵不仁,土匪蜂起。”他劝父亲对农民要“怀柔”,要实行“仁道”,要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要叫他们能过得下去。只有对农民多施小惠,世界才会太平。同时冯贵堂也倡导村里的“民主” ,建议村里要有议事会,凡事要经过民主商量,这样既不落人埋怨,又可以减轻父亲的负担。虽然冯氏父子在目的上都是为了在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但显然后者对农民的态度和方法更为理性和“进步”。
其次,在消费观上,二者也有明显区别。作为老一辈地主的代表,冯兰池始终牢记着祖辈的生活方式:“他们勤俭持家,向来是人能吃的东西不能喂给牲口”。面对祖辈留下的殷实家底,冯兰池选择保持祖辈传统:“天冷的时候,我穿的是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补丁摞补丁,我还穿在身上。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我光是爱吃糠糠菜菜。你不想,粮食在囤里囤着是粮食,你把它糟蹋了,就不是粮食了。”不难看出,冯兰池的头脑里几乎没有“消费”的概念,他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并不去讲究生活的质量。但这也正是典型的地主阶级吝啬自私的表现。年轻的冯贵堂显然更具有“消费意识”。他认为:“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他想用家里的花生黑豆开个大油坊,趁着麦子价儿大的时候将仓库里的麦子都卖了,还要把行动缓慢的牛车改为更为迅速的骡马车。显然年轻人并不像祖辈那样将钱紧紧地拽在手里,做个守财奴,而是懂得如何用很少的钱去套取很多的钱。可以说在消费观上,冯贵堂和当代社会很多人还颇为相似!
接着,在赚钱之道上,父子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冯兰池虽然爱钱,但他深信:“用出奇百怪的法子赚来的钱,好比不是自己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来钱的正道是‘地租’和‘利息’。除此以外,得来的钱虽多,好像晒不干的萝卜干子,存在账上,阴天下雨会发霉的!”他排斥儿子“时兴”的赚钱方法,并把儿子的行为夸大到能败家的程度。我们先来看看他扩大家业的手段是什么呢?“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古钟作为四十八村集资购买官地的凭证,一旦被冯兰池给砸掉卖了,那这些官地就会完全被他给霸占去。可年轻时的冯兰池凭借他村长和堤董的身份,最终还是将阴谋得逞了。后来,他还趁着严家遭遇困境而轻松夺取了严家的宝地。此外,他还通过租地给农民、放债给穷人来获取更多的钱财。在冯兰池眼里,增加土地、收取地租和利息才是赚钱的正道,而他也正是这样“恪守不渝”的。面对父亲的古板与保守,冯贵堂的生财之道则与父亲的完全不同。他摈弃老辈子们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中庄稼的方法,运用科学推断,在村里种植棉花、芝麻等能变钱的东西;引进新发明的水车,以提高劳动效率;并且还在街上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杂货铺和花庄等等。不难看出,冯贵堂的做法虽然与父亲是南辕北辙,甚至离地主阶级的老本行也相去甚远,但正是这样的做法既能帮助家里赚更多的钱,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受苦人的折磨,并且让他们更加卖力地为自己工作。
此外,在冯兰池身上,我们还看到了他封建迷信,攻于心计和拥有强烈的占有欲的一面。冯兰池在年轻时利用自己村长和千里堤堤董的身份,以砸钟卖铜顶天赋为借口,硬是将村里的四十八亩官地抠到了自己手里,并且还害得朱老巩一家家破人亡。可笑的是,冯兰池这样做的最主要原因是“根据阴阳先生推算,有那座铜钟照着,咱冯家大院要家败人亡。”冯兰池封建迷信的一面跃然纸上。不要看冯兰池已经年老,他贪得无厌的个性却一点也未消减,反而是更加残忍了。比如严运涛他们逮住一只名贵的脯红鸟后,冯兰池便想据为己有,在遭到拒绝后为了报复,他以村长的权利将大贵送上了归期未知的兵营。与自己做对的人必然会受惩罚,这就是冯兰池始终不改的处世之道。其实,既年老又古板的冯兰池还是一个老色鬼。“别看他年岁大,倒娶了个年轻的太太,还上过中学堂”;“在乡村里,谁家姑娘一出了名的好看,他就像猪八戒,嗅着鼻子,闻着香味儿找了来”这不,他还自以为牺牲很大似地愿意拿出一顷地和一挂车来跟春兰“交个朋友,一块玩玩”呢!
与地主阶级落后反动的一面想对比,年轻的冯贵堂身上却另外体现出了一些民主和进步的地方。比如他回村后在村里主张改良村政,建立议事会;他不赞同老辈子们那种让庄稼听天由命的种植方式,而是教做活的按照书上的方法管理梨树;他还想开鸡场,在村里养鸡、养兔,甚至想在水塘里养上法国的河蛙;他将杂货铺、钱庄开进村里,甚至学会在村里发展“循环经济”,可见,冯贵堂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地主阶级,他可以说为农村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竟能看到冯贵堂与《子夜》中的吴孙甫还颇有几分相似:两人都出生在地主之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拥有新的思想,都有自己的一套生财之道。但不同的是:一个将自己余生“奉献”给了帮助老地主父亲打理家务的事业上,一个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上海实践着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
2 共性
但是作为地主阶级,不管他们的个性区别如何,他们身上都还是具有了符合地主身份的一些共同的东西。冯贵堂虽然主张对农民要“怀柔”,但他还是站在维护自家的利益的角度来说的。冯贵堂虽然劝告父亲:“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叫受苦人过得去”,但“狐狸尾巴”最终还是露了出来:“少在受苦人身上打算盘,他们就越是肯出力气,说咱的好”。原来,“怀柔政策”背后隐藏着的目的就是消除自家在村里的障碍,让农民们多多为自家卖力,以便使家里聚积更多的财富。到了面对“反割头税”中农民的暴动时,冯贵堂最终还是抛弃了他曾幻想的“怀柔政策”,因为共产党闹的集体大情愿把他的赚钱计划给搞了,更要命的是让自己丢了人。因为对农民宽松一点能增加自己的收入,所以冯贵堂选择对农民“怀柔”。可也正是因为自己在这场运动中既赔了钱又了丢人,所以他才决定听从父亲的观点,除去对他们“怀柔”的想法,可见,冯贵堂对农民的态度如何完全取决于这种态度是否对自己有利。其次,冯氏父子在赚钱的方法上虽然颇有争议,不管是用时兴的方法也好,还是用祖辈留下的传统模式也罢;是通过少花销,多节省的方法,还是边花钱边赚钱的方法来积累财富,他们更多地取得财富的目的又是殊途同归的。当然,不管冯兰池多么不喜欢儿子的赚钱方式,但在利益的诱惑下,他还是做了许多顺应儿子的事情。比如在村里盖上学堂,在街上开杂货铺,承包割头税等等,这就说明不管两个人的思想多么不统一,只要阶级利益一致,他们就会有合作的可能。此外,在面对农民反割头税运动的风起云涌时,他们的方法也是非常的默契,那就是找县政府帮忙。当然,人家的忙也不是白帮的,还要给他们置办些年礼以示谢意。这里就体现出旧社会地主阶级与官僚阶级相互勾结的本质。
3 结语
放眼整个十七年文学,可以说其间塑造的地主形象包罗万象:既有汉奸地主,比如《苦菜花》中的王唯一、王柬之;也有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比如《董林和小卡》中的地主;还有《三家巷》中刻画的以何家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等等,但这些作品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地主阶级放在反动、剥削的立场上,使他们与农民阶级和先进力量行成了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这种类型化的、政治符号化的地主形象塑造可以说是受《延座讲话》影响的产物。
政治气候和时代氛围的不同能产生不同品味的艺术作品。就十七年文学中所塑造的地主形象而言,虽然他们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地位是相同的,所体现出的气质是共性多于个性,但我们还是可以看见性格鲜明而又有所差异的地主形象。
D. 阿霞演员梁斌个人简介
演员梁斌，男，内蒙古包头土右旗美袋召镇人，中国内地演员/导演，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任职于内蒙古民族艺术学院，师从武利平，二人台演员。
主演过阿霞、红街、青年乌兰夫、还是那片情等电视剧，
主演的电影作品：山魂、老寨、民工律师大圣、二娃还乡、开花、王长喜来了、谁是卧底、天边的情歌、驴皮影等
导演作品：山魂、一片树叶的情、留住光明在人间
E. cba裁判林文武几号
CBA裁判林文武是57号。
在整个CBA或者整个中国体坛，裁判一直都是一个充满专了争议的位置属，CBA季后赛的裁判更是将这一职业的公信度拉低了不少，虽然姚主席一直在想办法去搞好裁判这个问题，但这种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并非一两天能够解决的.
(5)广州大学教授梁斌扩展阅读
CBA的裁判他们主要的来源就是篮协的裁判人才库，因为国内注册的国际级裁判并不多，如今年就只有74位裁判注册，所以基本上，在篮协人才库的裁判都有机会执法CBA，门槛并不会太高。
CBA的裁判员大多是兼职的，有大学教授、体育老师，也正是因为这支队伍的至今没有实现职业化，而这些裁判员的人事关系大都在地方，所以会出现“主场哨”、“偏哨”也就不足为奇了。
姚明上任后，已经着手培养青年裁判，推动裁判职业化的发展，我们也相信，或许不久的将来，裁判的争议声也会慢慢的散去。
F. 作文观梁斌黄胄纪念馆有感
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心灵史,对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和民族发展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他,就是鲁迅——永远的民族魂!
“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没有哪一个大师经典,像鲁迅的文学那样贴近现当代中国读者
两天前,上海鲁迅纪念馆发布了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南京六城市就“鲁迅先生在当代的社会认知度和评价”展开的社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受访者中,将近97％“知道鲁迅”,80％以上的人读过鲁迅的书或通过其他形式知道鲁迅和他的作品.
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可谓名家迭出,产生了许多文化巨人和文学大师.鲁迅之所以独领风骚,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化大师们
中,鲁迅离我们更近.他认为,鲁迅的文学作品包含更直接、更丰富、更鲜活的生活气息和生命气息,给我们的启示带着更鲜明的形象性、更真实的生命体验、更浓
烈的情感冲突.鲁迅著作的经典性具有古人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特点：因为融入我们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太深,不知不觉就受其影响.“没有哪一个大师经
典,像鲁迅的文学那样贴近现当代中国读者.”
如他所说,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精神联系,是鲁迅生命和创作中最显著的特征.他的笔下,几乎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困境,他们的爱憎,
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不幸与不争.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些活在人们身边的人,都成了鲁迅笔下鲜活生动、艺术魅力持久的人物形象,从书斋到市井,口口相
传,家喻户晓.
“‘鲁迅先生’四个字不但表明中国读者对他的敬爱,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