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朱锋教授
⑴ 什么是春秋笔法,请举例
1)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2)这些陈述完全回避了被告方关于作案情节的质疑,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春秋笔法”。虽然算不上“失实”,但是与非的界限却变得模糊起来。(千龙新闻网《“枪下留人”案判决书是否用了“春秋笔法”》)
3)方鸿渐羞愧得无地自容……便痛骂《沪报》一顿,把干丈人和假博士的来由用春秋笔法叙述一下,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认干亲戚是自己的和同随俗。(钱钟书《围城》)
4)朱锋:这一动作看起来不大,但是一种“春秋笔法”,在国民心理上,为未来日本可能的“拥核”选择打“预防针”。(《南方周末》郭力《中国,如何不陷入“东亚核竞赛”泥沼》)
例(1)的“春秋笔法”就是指微言大义。
例(2)在陕西高院因被质疑重新审理某个案件后维持原判而没有给出清晰明确的说法之后,作者使用了加引号的“春秋笔法”,此处,“春秋笔法”已经仅仅被概括抽象为“不明言”、“模糊”和“隐讳”。
例(3)中的“春秋笔法”意为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语焉不详”,“一带而过”。
例(4)访谈对象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将日本政府把“即便是核武器,只要限制在这一程度内,拥有它们并不必然违反宪法”写入以内阁名义公布的正式文件中的这一“做法”称为“春秋笔法”,更是剥离掉“春秋笔法”原义中指某种写作手法的含义,直接运用为指称别有用意的某种行为。
语言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历史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无论是对语言历史的研究或语言现状的理解,都必须紧密结合说这种语言的人民的文化历史背景加以论析。“春秋笔法”与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有着密切关系。

(1)南京大学朱锋教授扩展阅读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有时一字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通过细节描写、特定称谓、材料的筛选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看法。如:《春秋》中对“郑伯克段于鄢”一事的记载,就集中体现了“春秋笔法”的特点。
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如此,作者对整个事件的好恶褒贬就都表现出来了。再如,同样是杀人,又有“杀、弑、诛、戮”等不同字眼:“杀”可指杀有罪之人,也可指无罪之人;
“弑”在古代指子杀父、臣杀君,一般指下杀上;“诛”主要用于杀有罪,杀不仁者,可以下杀上,也可以是上杀下;“戮”的对象可以是有罪之人、不仁之人,也可以是无罪之人。简单的言语就透露出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评判。
⑵ 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直是我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变化的国际形势及有关国家的围堵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2010年冬季从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相继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突然如此密集的访问亚太地区国家,让人不得不担心这访问背后所隐藏的外交威胁。
也有观察家因此发出警告—在美国日益活跃的亚洲外交压力之下,中国周边外交数十年来构筑的基础,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样的警告,并非耸人听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曾在报刊杂志中说,东南亚周边小国对中国心存疑虑,表面上说的跟它们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明确的指出了中国外交在周边花的精力远远不够的事实。在美国访问频繁访问亚太地区的这场政治角逐中,朱锋教授指出“中小国家外交发生调整”,是说明它们都在利用中美两强的竞争与矛盾渔利,而美国则利用亚太中小国家的恐华心理,顺势全面介入亚太事务,扮演“大哥”的角色,构筑一个对华的“统一战线”。 正因如此,当希拉里以及奥巴马访问亚洲时,无时不刻都在强调盟友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人通过把中国塑造成威胁者角色,在中国的周边大收“保护费”,以安全、价值观为纽带,获得对方的市场回报。
自“天安舰”事件、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论”的冲击以来,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外交屡着考验,尤其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适时对中国施压,使得我国外交压力不断上升,国周边外交也出现了危机。
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危机呢?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郑永年教授曾提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这一解决办法,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并非中国单方的自我认同,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我们所确立的“国际话语”必须是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并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我十分认同郑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观点,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话语已经远远不够。虽然“和平崛起”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么样”融入世界体系。也表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的态度。但是,这个话语不能减少我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的矛盾。因此我认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是刻不容缓的。
⑶ 北大教授朱锋是不是特务
说卖国的话就是特务,美国欺负中国的时候连个屁也不敢放,到替美国说起话来版,标准的汉奸,陈嘉庚说权敌未出国土,言和即汉奸,现在可以说跑道黄海欺负我们的跑道南海欺负我们的美国还没有离开就喊着说应该遵照美国的旨意去办,既是汉奸/
⑷ 美国学者傅高义去世外交部深切哀悼,他为中美关系做出了什么贡献
傅高义是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他首次参加香山论坛,在发言中他表示:“现在我们必须设法重新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虽然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但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恢复合作的传统,发挥更专业的作用。”傅高义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他认为,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华,他们对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进行批评,但拜登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机会。“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高层、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尽快推动美中两国高层会晤、专业人士进行专业应对,工作层则在细节方面进行沟通。”傅高义也表示,美国不应该诋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建设性努力,比如中国在节能减排、在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抗击疫情方面等做出的贡献,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是发言嘉宾之一,他也认同拜登当选对中美关系而言的确是一个新机会,他认为,拜登是民主党内的温和派,他既会保持中美之间战略竞争,也需要战略稳定,也就是说中美之间既有难以避免的冲突和竞争,同时会对竞争关系进行管控得以保持稳定。“双方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客观理性地表达观点和意识,这种做法我相信拜登政府还是会继续延续。”
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机会是否会降低中美在南海擦枪走火的几率?朱锋认为,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不会明显降低,因为美国把中国视为整个印太地区最大的威胁,所以在地缘战略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会停手。朱锋强调:“无论中美如何竞争,都会通过对话与沟通管控危机,这是中美关系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冲突激化的后果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安全稳定繁荣是巨大灾难。两国都必须向世界展示本国的决心、意志和战略眼光。”
⑸ 百年大变局是指什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事实的描述。人类历史有周期性,有周期性的时间点,百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点,是一个世纪的时间点。这么长的时段,国际政治一定有大变局。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文在百年大变局专家高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章来源于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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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百年大变局的深刻含义是什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事实的描述。人类历史有周期性,有周期性的时间点,百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点,是一个世纪的时间点。这么长的时段,国际政治一定有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描述和中国今天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它的意义就非常深刻而且具有战略性。因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不仅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发生深刻而又严峻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视角来思考中国的民族复兴征程,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战略含义。所以,为什么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般的判断,或者说是世界政治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现象?很简单,一百年前,1918年一战结束,随后创设了凡尔赛体系,第一次出现了人类社会合作治理的早期形态。二战后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体系,涉及各个领域,欧洲实现了联合。显然,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面临的大变局中的变动因素,第一是权力再分配和力量再分配的大变局,东升西降,这个态势还在延续。
第二是世界秩序结构中规则结构的大变局,原来是由西方主导规则的制订,而今天在全球或者世界秩序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而且也会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一个重要的规则贡献者,或者是规则的制订者。
第三是全球化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原来流行的观点是,全球化由市场主导,世界就会产生繁荣,人民就会受益,但是现实并不是如此。特朗普上台代表一种势力和诉求成为主流,民粹主义也代表一种势力和诉求,全球化过程中如何能更多地照顾到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利益,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⑹ 为提高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目前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实施手段是什么
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在重新置换了:中国到底怎样实现强大?强大了到底要干嘛?挖美国墙角?跟美国对抗?取代美国?这些对中国都没有意义。中国国内有民族主义情绪,其症结之一就是到底怎样看待美国。
4月5日,朝鲜试射火箭卫星;4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的“主席声明”,4月15日,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声称要恢复已去功能化的宁边核设施……朝鲜半岛似乎重新黑云密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锋却指出:朝鲜领导人出于一种“博弈心态”,要吸引奥巴马的眼球。他还指出,中国需要置换自己的战略目标:中国到底怎样实现强大?强大了到底要干嘛?最重要的不是单纯的“国强”、而应该是“民富”;不是简单的“国家至上”,而是应该“人民第一”;既不盲目挑战美国,也不需要惟美国马首是瞻。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强国富民的条件下实现与美国的“共赢”。
美国商用卫星运营商数字地球公司发布照片,显示朝鲜火箭尾部火焰与白色废气。
45岁的朱锋教授,学术专长是国际安全、东亚事务、中美战略与安全关系。4月18日,他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出席“谁的世纪:缔造全球安全新框架”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主旨发言。当天下午,在下榻的Hyatt饭店接受了多维社记者的专访。
朝鲜要给美国新的“报价”
多维:您怎么看朝鲜最近升高紧张局势的举措?
朱锋:美国新政府上台了,朝鲜要给美国一个新的“报价”:你不能小看我,必须将我当成一个认真的谈判对手来关注。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与2001年上台的布什政府,对朝鲜的政策有很大不同:克林顿跟朝鲜认真谈判它的导弹问题,布什却拒绝谈判这个问题。奥巴马上任之后,在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日程上,朝鲜问题列不上主要议程,白宫对于解决中东、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注要明显优先于朝核问题。平壤执着地要发射导弹,就是为了吸引奥巴马的眼球,“逼迫”美国展开与朝鲜的高层对话。这是其一。
其二,朝鲜希望能增设新的谈判项目。平壤手中的谈判筹码非常有限,要跟美国人讨价还价,争取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只能自己不断制造“事端”,增加手中可打的“牌”。导弹发射行动可以让朝鲜为未来的美朝会谈和六方会谈增加“导弹问题”这一新筹码,从而提出更多要求、争取更多援助。
第三,在国内政治中传达政权“强大”信息。成功的导弹发射可以成为金正日政权煽动国内民族自豪感、提高政权的合法性、增加在民众中的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对于今天经济低迷、食品供应长期成问题的朝鲜来说,导弹发射可以戏剧性地显示朝鲜是个“伟大的国家”、金正日是个“伟大的领导人”,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服朝鲜人民继续进行“苦难行军”。
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发射问题举行多次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一份表示谴责的主席声明。
简单来说,导弹发射是朝鲜设计好的方案。当2月中旬发现朝鲜准备试射活动,美、中、日、韩、俄等国都要求朝鲜取消发射,停止“挑?”,美国甚至高调扬言要“拦截”,中国也派出特使希望朝鲜“暂缓”发射,平壤根本不为所动。原因很简单,不发射,金正日的这一步早就想好的“棋”就下不了。然而,4月5日的发射行动竟然直接被美国宣布为是“大浦洞2号”导弹试射,根本不接受朝鲜所谓是发射“光明星2号”卫星的说法。朝鲜想要通过发射争取的“太空实验权利”被否定,美国的反应不如他们所预期,于是再次升级。4月13日,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不再接受任何谈判协议约束,驱逐美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这一危机升级的措施,是平壤惯用的手段。其目的还是要通过故意抬高危机层级来迫使美国恢复美朝直接双边对话。
各方的“博弈心态”
朝鲜在多大程度是真的要退出“六方会谈”?我看,可能性并不大。对朝鲜来说,如果离开这个谈判和对话的机制,它什么都拿不到。2006年10月16日联合国通过制裁朝鲜的1718号决议时,朝鲜也曾一度宣布退出“六方会谈”。结果呢?2007年3月,朝鲜又回来了。
许多人惊呼:美国已经衰败、中国即将崛起。但是《美国衰败,中国崛起?》指出,美国之祸并不一定就是中国之福。
从心理学上分析,我将平壤又一次宣布退出六方会谈称之为“博弈心态”。美朝双方都存在博弈的困境:从平壤的角度来说,“六方会谈”如果谈不下去,朝鲜就得不到它想要的利益;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说,朝核问题拖得时间越长,朝鲜的核能力会越大,运载技术越可能不断改进,甚至发展出能由长程导弹携带的核弹头;因此,不谈,朝鲜的核能力很可能不断提高;就在目前情况下通过向平壤妥协来实现六方会谈,各国又明显地是遭朝鲜要挟。
今天上午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辛(James Shin)发言就说:中国应该对朝鲜施加压力,否则会被其它国家认为,中国是在纵容甚至支持朝鲜的行径。他认为有三个“失败国家”,都在中国周围:朝鲜,巴基斯坦和缅甸,中国对这三个“失败国家”都比较纵容,应该承担责任。
辛的看法在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中很有代表性,也反映了今天中国在面对一个“无赖式”的朝鲜时北京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中国当然很着急,希望六方会谈能够尽快启动。“六方会谈”如果不能够恢复,不符合中国利益:第一朝鲜半岛的局势会紧张和动荡;第二,朝鲜核武器的长期化,会煽动起日本国内的“核武装论”,对中国的战略防?的戒心更重;第三,朝核问题时间拖得越长,未来解决起来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越大
⑺ 川普和记者已经闹到这样了吗
美国年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目前“大亨”川普已经跨越张党代表票的门槛,锁定共和党内提名,而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由于优势明显,党内提名也基本上不会有偏差。如无意外,此届美国总统大选将会是“希拉里PK川普”的局面。在美国大选中,对华政策常常是竞选人争取选票的砝码,一洋之隔的遥远邻居中国总会“躺着中枪”。年美国大选将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的走向?美国《侨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国际问题学者,解析川普和希拉里两人可能赢得竞选后对华政策的变化。中国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侨报》记者表示,美国大选仍在预选阶段,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国内问题,外交议题占比不大,7月份真正进入大选阶段时,指责中国的言论将会更多,这是美国总统竞选时的铁定规律,经贸、南海、等问题可能会被提及。“不过,最终结果前的竞选语言并不用太当真,真正当选后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看来,不管是希拉里还是川普在大选中获胜,其对华政策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例如,都会坚持在经贸、金融和全球议题上的对话合作;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和中国保持磋商和对话的态势,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仍然强调对华“接触”的战略选择。
⑻ 朱锋教授的简介
朱翔,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府顾问、专家咨询组成员。主持湖南省重点科研项目多项,如《湖南省“十五”期间和到2015年城市化进程研究》、《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控制规划研究》、《长沙市桔子洲旅游开发规划》、《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开发规划》等;还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洞庭湖水灾减灾的经济学研究》,系统地提出了构建环洞庭湖经济圈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研究大部分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参与主持湖南省重点科研项目3项:《三峡建坝后洞庭湖区环境生态变化趋势及对策研究》、《湖南省山河库湖开发整治规划纲要》、《湖南省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研究》;参与我省与长沙市“十五”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参与国家教育改革重大项目,担任国家新版中学地理教材主编。2001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现兼任教育部课程核心组成员,湖南省经济发展规划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朱翔,上海广电旅行社导游员。2005年荣获首届上海市导游大赛中文组第一名,并于同年免试晋升国家中级导游员;2006年被列为全国优秀导游员候选人;2007年荣获第二届上海市导游大赛中文组三等奖,被评选为上海市徐家汇旅游宣传大使;2008年荣获上海市红色旅游导游大赛冠军。主持导游栖息地论坛华东版、第一导游网论坛相关管理工作,并于2007、2008、2009年连续三次主持华东导游大会。为上海市著名导游员。
上海浦江之声广播电台“明星导游带你游”节目、国内著名网站-----东方网、《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曾经专文介绍过其导游工作经历。朱翔热爱文学写作,少年时期曾应邀远赴东北担任某文学杂志编辑。近年来,其文学作品散见于《青少年日记》、《日记报》、《新民晚报》、《南风》等国内多家报刊,达70万字。并入集、获奖。
⑼ 怎么看待中国崛起与中国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直是我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变化的国际形势及有关国家的围堵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2010年冬季从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相继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突然如此密集的访问亚太地区国家,让人不得不担心这访问背后所隐藏的外交威胁.
也有观察家因此发出警告—在美国日益活跃的亚洲外交压力之下,中国周边外交数十年来构筑的基础,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样的警告,并非耸人听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曾在报刊杂志中说,东南亚周边小国对中国心存疑虑,表面上说的跟它们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明确的指出了中国外交在周边花的精力远远不够的事实.在美国访问频繁访问亚太地区的这场政治角逐中,朱锋教授指出“中小国家外交发生调整”,是说明它们都在利用中美两强的竞争与矛盾渔利,而美国则利用亚太中小国家的恐华心理,顺势全面介入亚太事务,扮演“大哥”的角色,构筑一个对华的“统一战线”. 正因如此,当希拉里以及奥巴马访问亚洲时,无时不刻都在强调盟友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人通过把中国塑造成威胁者角色,在中国的周边大收“保护费”,以安全、价值观为纽带,获得对方的市场回报.
自“天安舰”事件、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论”的冲击以来,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外交屡着考验,尤其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适时对中国施压,使得我国外交压力不断上升,国周边外交也出现了危机.
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危机呢?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郑永年教授曾提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这一解决办法,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并非中国单方的自我认同,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我们所确立的“国际话语”必须是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并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我十分认同郑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观点,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话语已经远远不够.虽然“和平崛起”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么样”融入世界体系.也表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的态度.但是,这个话语不能减少我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的矛盾.因此我认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是刻不容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