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张社列老师
⑴ 哪5所“实力派”大学,补录的同学可以“捡漏”
哪5所“实力派”大学,补录的同学可以“捡漏”?
随着高考成绩的发布,现在每位考生都在紧张地选择自己的院校,选择自己的专业。毕竟浙江关系到自己以后的就业方向,自己以后读书的城市,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对于一些成绩优秀的同学,报考可能并没有那么难。但是对于成绩中游的同学来讲,报考就先得十分重要。小编整理了五所实力派的大学,准备补录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该学校坐落在河北省。补录的专业是飞行技术。相信有很多的同学都想成为名飞行员,虽然这个专业在这所学校并不是多么出名,但是想要学习这门专业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该专业是支持英语教学,所以对英语的严格程度可想而知,而英语作为国际化的语言,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必备第二语言。另外,这个专业只招收男生,不仅要求学习成绩,而且很看重身体素质。因为要求的严格,所以竞争压力可能会小一些,符合条件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4、广西科技大学。
这所学校也是属于中外合资办学,它合作的学校是英国的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因为是中外合资,所以教学质量非常高,甚至毕业以后还能拿到国外的学士学位证书,对以后的找工作可能是一种碾压。
5、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补录的专业是金属材料工程和环境科学,如果凤姐在现在来看,环境科学真人是比较热门的专业。因为是中外合作办学,所以学校对英语的要求比较高,这对我们以后的找工作也是非常有用的,很多人力都非常在意员工的口语水平。
以上就是小编总结的一些实力排大学,而且从地理位置来看,我觉得都还不错,而且大多都是中外合资,除了学费有点贵,教学质量没话说,对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⑵ 尊师重道的典范——纪念孙殿卿先生百年诞辰
李东旭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0年3月10日是孙殿卿院士百年诞辰,孙殿卿先生早在青年时期就跟随李四光先生学习工作,他为传承发展李四光先生开创的地质力学奋斗终生。他是李四光的忠实的学生、得力的助手和坚定的继承人。为在我国地质战线传承李四光开创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地质力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忆我与孙殿卿先生相识相知至今已有50年之久,他是我接触时间最长、交往机会最多、对我教益最大的一位恩师。最初的记忆往往是最深刻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悉心拜读过当时他发表的《河北蓟县迁西山字型构造的商讨》(1956)《柴达木盆地雁行排列和反“S”型构造所表现的运动程式》(1959)等文章,并在兵马司胡同原中国地质学会旧址聆听过他的讲话(1955)。1960年我曾做过他的助教,当时正值中苏分裂,结束了“一边倒”局面。中央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就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加上大庆油田的突破;我校领导为贯彻中央精神,由马杏垣老师邀请孙先生到我校(北京地质学院)讲学,给地勘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介绍地质力学,马杏垣老师指定我配合孙先生做助教,可能是此前他看到我写过一篇用淮阳山字型西翼反射弧脊柱解析黄陵背斜成因的文章有关(未发表),这是我第一次与孙先生接触。1961年底我考取“在职研究生”,马杏垣老师给我的任务是四年后独立开设地质力学课,并请孙先生做我的研究生导师,这是我和孙先生第二次接触。由于1962年是北京地院建校十周年,系领导要求进校10年以上的师生每人写一篇论文向校庆献礼,我写出《牛口峪旋卷构造》一文,马杏垣老师和孙老师推荐我向李四光部长直接汇报请教,由此,李四光先生要我转入地质力学进修班学习。当时孙先生是我们班主任,我是班委之一,于是1963年以后和孙老接触机会就更多了。除去“文革”十年,1977年以后,曾通过编制全国构造体系图、拟定地质力学研究生教学计划、编写高校地质力学通用教材、讨论大网络全书地质力学部分编写条目、地质力学开放实验室立项、地质力学方法与实践丛书编写、学术会议、研究生论文答辩等学术活动,几乎每年都有几次和孙老师接触和受教的机会。因此,应该说孙先生是对我教益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师长。当然我也是对孙先生在地质事业上的贡献了解较多的一员。值此百年祭,写下几点体会,以表缅怀。
孙殿卿先生治学严谨、重视实践、平易近人、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都能友善相待,但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的“择善从之”“择善固执”“尊师重道”的学风。因为提到孙先生的一生贡献是和李四光先生的学术事业分不开的。在李四光生前,他是李老的忠实学生和得力助手;李老辞世后,他是李四光学术事业的坚定传承人。就我体会,孙先生一生的主要贡献可分两个阶段表述,大体以“文革”为界。1966年以前,最重要的贡献有以下四方面:
1.协助李四光先生建成地质力学研究所,为引领我国地质工作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家知道,在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整个地质队伍的工作重点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急需(能源、矿产、水电工程等)服务。除此之外,李四光先生还高瞻远瞩,为开辟新领域和基础理论研究做准备,这些构想就放在地质力学研究所做“试验田”。诸如,成立地热研究小组、为预报地震研制地应力测量元件、建立古地磁实验室、流变学实验室、构造年代同位素实验室、构造地球化学研究、第四纪冰川研究等等。由于李老身兼许多重要领导职务,这些构想的实现大都要通过孙先生去实施。随着后来的地学发展表明,这些奠基性工作确实对于我国地质事业发展发挥了引领未来的作用。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地应力测量方法被推广到地震预报、工程稳定性、煤矿瓦斯突出等多方面应用;70年代以后随着板块构造引入国内,古地磁测量引起大家注意,而此时在地矿部系统只有地质力学所建有古地磁实验室,为大家提供了方便。
2.首次将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引入含油气盆地构造研究,树立了油田构造研究样板
地质力学所建立伊始,1956年孙殿卿先生就率领年轻同志奔赴柴达木盆地进行了详细构造研究,发现了柴达木盆地内部存在一系列反S状旋扭构造新型式。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该盆地找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印证了李四光刚刚发表的《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一文的论点,具有极高理论价值,至今也未失去其先进性。
3.承袭了李先生第四纪冰川领域的研究
在我国东部存在第四纪冰川是李四光先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这是涉及我国古气候变迁的问题。孙殿卿先生也承袭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他的同事及助手不仅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诸多冰川遗迹,而且对冰川分期问题有许多细化、深化和发展;从1944至1994年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在多次冰川学术会议上与反冰川派进行激烈论战中他发挥了旗手作用。近年来,大量事实证明,李四光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最近北京电视台报道,在延庆白龙潭附近发现的“冰臼”现象,不用冰川作用是无法解释的。
4.为在地质战线普及具有实用价值的地质力学工作方法
20世纪60年代,在李四光亲自指导下,连续举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每期都是孙先生亲任班主任,培养了一批掌握地质力学工作方法的骨干人员,这些同志返回原单位,不仅运用地质力学工作方法在生产实际中产生了诸多经济效益;而且,在70年代全国普及地质力学工作方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4月29 李四光在京逝世,孙先生还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在李老临终前,师生未能谋面,也不准他返京向遗体告别,这是孙先生的终生憾事。当他返回北京后,将李老的遗像恭敬地摆在他书房的显要位置,日日怀念,直到他本人与世长辞;师生之情溢于言表。“文革”后,孙先生为传承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做了大量工作、力图实现李老未竟之业。诸如:
为推动地质力学传承与发展,他多次组织国内地质力学学术会议,以期通过经验交流达到普及和提高地质力学水平;他也非常重视地质力学教育工作,亲自培养了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于大学中所设的地质力学专业给予多方面支持和帮助。
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向国外介绍中国地质学的新进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力学。他组织部分专家扩编1939年在英国出版的原李四光编写的《中国地质学》,反映了近几十年中国地质学和地质力学的新进展;并请陈庆宣先生将李老的名著《地质力学概论》译成英文出版。1986年还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地质力学讨论会。
更可贵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孙先生已年老体弱视力模糊,他还手不释卷,反复研读李老的遗著,在科研经费非常紧张的条件下,为实现李四光的遗愿,殚精竭虑组织了部分地质力学工作者共同编写了《地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一套七部专著。先生把这件事看得特别重要,原因是李四光先生在《地质力学概论》一书的扉页还有一个标题是《地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第一篇。言下之意是以后还有若干篇。1965年李老又亲自拟定了第二至第四篇的编写提纲,而且他常说:“《地质力学概论》只是开个头,以后各篇要靠广大地质工作者来完成”。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这部总结性著作尚不够全面或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完成了孙先生心目中的历史任务,在地质力学发展史中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上述,不难看出孙殿卿先生的“尊师重道”精神,在我国地质学界是位难得的典范。孙先生之所以如此尊师重道,在于他对李四光先生的治学精神的尊重和学术思想的深刻领悟;还在于他不计个人得失的“择善固执”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特别是从我国地质学界百年来的历史看,“文革”前,大地构造理论是以槽台理论占主导,“文革”后以板块理论占主导。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在构造学界长期不受重视,处于边缘地位。孙先生能克服重重压力,毅然坚定地传承和弘扬李四光先生奠定的地质力学方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尊师重道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
⑶ 河北大学的校长及主要负责人,校园撞死人过后居然让学生禁声,严重的包庇犯罪。查查这些人是什么人物
奴才不配做校长,他要把学校办垮了
⑷ 河北工业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河北工业抄大学走出的名人有贾庆林、王学军、任学锋、柯俊、孙广相等名人。
贾庆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王学军: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
任学锋: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市副市长。
柯俊: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孙广相: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
河北工业大学坐落于中国直辖市天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建,是隶属于河北省的一所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4)河北大学张社列老师扩展阅读
学术资源:
根据2018年11月学校官网信息显示,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由丁字沽校区图书馆、北辰校区图书馆、廊坊校区图书馆组成,图书馆形成了以工为主,兼顾文、理、经、管、法等学科的多类型、多语种、传统纸质文献和现代化电子文献互补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教学建设:
截至2018年9月,学校获批“质量工程”和“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建设项目34项、省级建设项目117项;有国家级特色专业6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精品课程2个。
⑸ 河北保定学院怎么样
我觉得保定学院挺不错的。
我不知道你要学什么专业,但是我可以从教学和生活、环境来告诉你。
教学:保定学院是新校区,在07年评为本科院校,其他专科专业在保定市也是屈指可数的。有中文系、数学计算机系、综合文科系、体育系、音乐系,管理系、政法系,美术系…每年的专科成绩都在500分左右,并且师资强大。我就是中文系毕业的,中文系有几个专业已经是本科了。
生活:保定学院是新校区,学校环境很好,是一个花园式学院,绿地面积在一半以上。图书馆在全保定的高校都是屈指可数的,学校分为教学区和生活区,生活区有三个食堂和回民食堂。超市、洗浴中心一应俱全。宿舍是六人一间,公共水房和厕所,但是很干净。在宿舍楼里有投币式洗衣机,很是方便。
交通:在学校门口有直达火车站和客运中心的公交车很方便,还有29、303、61路公交车。交通便利。
我以一个老生的角度帮你分析,希望能够帮助你,有其他想了解的,可以随时问我。
⑹ 许天民的情报专家
母亲为了许天民将来的生活出路,咬紧牙关,送他进了私塾。上了两年,仍不得不忍痛辍学。许天民从13岁起,就挑起了一家4口人的生活担子,开始在山村中肩挑叫卖,赚得一星半点,勉强糊口。
1932年11月,贺龙率红三军从湘鄂西转战到卢氏一带,在大石河开展革命活动。红三军在大石河因病掉队的湖南籍红军战士吴廷贤给了许天民以革命启蒙。1934年12月,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到豫陕一带,亦路过大石河,开展革命活动。在此影响下,许天民决心寻找红军,寻找共产党,参加革命。1935年,他曾以经商为名,只身在豫陕边寻找红军未果。1938年,在老红军符元亮(原河南省工委委员、团省委书记)、推荐下许天民、吴廷贤、李思靖等人手持符元亮的介绍信到西安寻找去延安的途径,因种种情况未能如愿。此后,许天民结识了张象文。张象文是省立洛阳师范学生,担任中共洛师党支部书记。在张象文的推荐下,1939年4月,陕州地下党负责人赵群一到卢氏约许天民谈了话,给予了鼓励赞扬。同年11月13日,符元亮又介绍许天民和省委巡视员刘尊世(即赵致平)见了面。经考察和谈话后,1939年8月16日,赵致平和陈芝汉(中共党员)约许天民、李思靖、吴廷贤、张大伦4人在南苏村秘密见面,让他们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此段转摘许天民同志回忆录)当天在南苏村一带洛河边的一个桃园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经组织安排,许天民到国民党营子联保处任书记(文书)。1939年9月上旬,在赵致平主持下正式建立了中共营子支部。9月中旬,中共卢氏县委在营子小学正式成立。为了减轻山区人民的痛苦,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中共营子支部以营子联保处名义,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口号,提出公平摊派、合理负担,反对畸轻畸重、多寡不均的旧作法。支部引导群众把突破口放在清算当地有钱有势的恶霸地主杜玉兰、杜玉芝及他们多年来代管的公产、校产及各种公共物资财产上,要他们清理帐目,公布收支数字。在地下县委领导和联保处的支持下,群众壮大胆子,积极行动起来,向恶霸地主开展了清算斗争,揭露了杜氏兄弟吞没公粮数十石(每石300公斤)、公款千余元的事实,迫使他们把贪污款如数退出,并把一向以“户”为单位的平均摊派改为以土地多寡、贫富不同来合理负担。这次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斗争的胜利,使广大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也使他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许天民在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经常出色完成县委交给的重要工作和联络任务。
1940年2月初,中共卢氏县委选派许天民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学习。是年3月18日,许天民被编入抗大四分校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担任第四班副班长、党小组长和大队支部的民运委员。在抗大四分校,许天民主要学习了《中国问题》、《游击战术》、《哲学》、《群众工作》和《军事常识》等课程。 1940年9月,学习结束。许天民被上级派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涡阳通讯分处”。这是一个专门搜集新四军六支队的活动与军事情报的特务机关。“涡阳通讯分处”负责人田瑞珍原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尚未恢复组织关系。许天民的任务是去联系和指导他的工作,落实打入敌人内部的秘密工作部署。
许天民与田瑞珍在涡阳接上头后,田安排许天民在通讯处担任一个抄抄写写的文书职务,主要是综合各方面报来的各种情报,上报郑州第三集团军总部参谋处。
在通讯分处,经过种种努力,许天民终于通过了考察关,初步取得了国民党的信任。许天民把许多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秘密传送回根据地。有一次,许天民获悉骑兵第八师马彪部协同汤恩伯所指挥的快速纵队,向蒙城以北的泮塘集、板桥一带发动袭击,妄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主力。许天民迅速将情报送回师政治部联络部。由于情报及时,使新四军主力部队有所准备,从而避免了磨擦,减少了损失。
新四军根据地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情报工作处境极为恶劣,领导机关驻地变动甚快甚大,情报人员进入根据地往往找不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许天民为避免失时误事,往返徒劳,和涡阳联络站长吴宪研究了一个不见面的情报交接办法,即在涡阳城内邻近联络站的教堂、庙宇、学校和公共厕所等地方不显眼处找一个目标,如墙缝、旮旯儿或能放进纸球的地方,用粉笔画上标记,使来人一看便知是密藏点。联络站每日派两位同志轮换去取。上述四处地方按一、二、三、四的日期排列次序,往复变换,交替使用。
1941年,涡北的保卫战十分艰苦,新四军四师之所以能在实施3个月的保卫战后安全到达路东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许天民传送了关键情报。四师到达淮北后,陈毅军长在淮阴召开了一次会议,对涡北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要求全军予以学习和推广。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敌占区情报工作的领导,经豫皖苏边区党委批准,1941年初,以许天民为书记、朱晦生为副书记的特别支部在周口成立。主要任务是在新四军四师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敌占区的秘密情报活动,并发展了毕彦升、孟庆元、蔡云培、杨景利等同志为特别支部的第一批中共正式党员。
特支副书记朱晦生,在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工作多年,擢升为总司令孙桐萱身边的中校机要秘书。在朱晦生的努力下,经孙桐萱批准,许天民从涡阳通讯处到郑州第三集团军总部秘书处任少尉录事,从事秘线工作。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成立了以汤恩伯为主任的“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统揽鲁苏皖豫边区26个县的军、政、党、特大权,由汤恩伯“坐镇”漯河(不久又迁到临泉),把持一方,统一指挥这一带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矛头直指共产党领导的豫皖苏边区和淮北根据地。这个党政分会,还建立了一些经济掠夺机构,如经济游击总队、4省边区货运稽查处、边贸管理总局等,并在豫皖3县沈丘、临泉、太和交界处的偏僻小镇界首集开辟了一个战时商贸城。这里敌货充斥,毒品泛滥,开放禁运物资资敌。因此,许天民领导特支调整了隐蔽力量,人事重新加以安排,集中力量打入“党政分会”领导机关。朱晦生等3人打入“党政分会”的高级训练机构“将校训练班”。他们利用与训练班学员朝夕接触的机会,分头活动,弄清了各个部队的历史沿革、兵员素质、作战能力、军纪风纪及其主要指挥员的作风、特点等情况。这些情况虽然不是现实军事情报,但有助于掌握国民党的整体情况和实力。又派宁延惠打入军统系统主办的临泉训练班,收集军统特务在豫皖边区的活动情况,弄清了临泉训练班的人数和特务训练课程,掌握了许多大特务的活动情况;派李村汀打入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特别党部,任上校秘书;刘建之打入国民党新编第七军军部,任上尉参谋;等等。他们在特支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进入了国民党各个部队、机关的要害部门,取得了较好的职位作掩护,对秘密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许天民及特支决定在周口筹建一个地下情报工作联络点,作为特支组织活动的指导中心。恰好此时特支成员毕彦升经有老乡关系的国民党上层人士马国恩推荐,成为国民党财政部稽私署周口货运稽私处高级稽私员,许天民便离开郑州的第三集团军总部,同毕彦升一起来到周口。
这个货运稽私处,是军统局领导下的武装特务机构。它既是稽查走私的税收机关,又是鲁苏皖豫4省边区的“海关”。其中多数高级稽查员是军统特务分子。该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反共防共,致力于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查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在毕彦升的积极努力下,许天民很快在周口找到了一个可以掩护身份进行活动的地点,即周口丁字街“华丰”粮行。为了符合身份实际,许天民决定跑一段生意。他以经商名义,出入新四军根据地,和距离较远的特支成员联系工作,赚钱作特支的活动经费。不久,许天民与商人李连璧以合资的形式,在周口剪股街11号办了一个杂货店,成了特支建立的第一个地下情报联络站。
1941年春,蒋介石调集20余万军队,由汤恩伯亲自指挥,从四面八方向豫皖苏边区涡北根据地猛扑过来,企图将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武装力量驱逐到日军腹地,配合日军的大扫荡,聚而歼之。新四军第四师根据许天民所领导的特支的重要情报,主动撤离涡北,向津浦路以东转移,使汤恩伯的反共计划未能得逞。
此后,许天民又在周口与一商人合作,在周口山货街64号开办了一个“永大皮件庄”,作为另一个秘密联络点。之后,特支同新四军第四师、第五师、豫东特委、郑州和重庆等地的工作联系,都是用“永大”这个秘密联络点进行的。
1941年秋,许天民前往郑州路经鄢陵县境时,被国民党豫东游击总队司令蒋心亮的反动武装抓捕。缘由是在盘查搜身时发现许天民的钞票里夹带了1张2角面值的涡北根据地发行的边币“流通券”,并欲将他处决。许天民急中生智,编造出帮会门徒关系之说 ,获取土匪信任,而得死里逃生。
到郑州后,得知由于日军进攻,驻守河防部队已经全面撤退,第三集团军总部也撤退离郑,于是,许天民经登封、伊川、嵩县,回到了一别数年的卢氏县家乡,在大石河村隐居下来。
1942年春,通过朱晦生的活动,许天民被安排到第三集团军特别党部当少尉司书。到1943年初,特支在第三集团军总部又先后吸收了周启祥、李紫明、任正远、亢景元、张遵达等7人为正式党员。他们潜伏敌内,身处要害部门,密取敌人许多重要情报。
1943年5月,许天民代表特支去大别山鄂豫皖区党委汇报工作。在鄂豫皖区党委所在地大悟山的白果树湾,许天民连续5次向鄂豫皖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就国民党区的军事、社会、灾荒、征兵与特别支部的工作活动作了专题汇报。然后向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和任质斌等负责人作了一次综合工作汇报,主要汇报了国民党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及其各个军师部队的实力装备情况、驻地的分布及对鄂豫皖边区的军事部署等情况。
鄂豫皖边区党委为了使特支就近配合工作,将特支工作改归鄂豫皖边区党委领导。1943年9月,许天民任豫东地下党特派员,他就近在夏店采购了一批纸张、布匹等货物,仍以跑行商的形式,几经曲折回到了周口。
许天民负责豫东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后,严格按照鄂豫皖区党委的指示办事。当时正是鄂豫皖根据地同反共顽军进行反摩擦时期,搜集敌军情报是特支的中心工作。特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力量,搜集了第一战区、特别是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在鄂豫皖边区活动的重要军事情报,由许天民负责安排交通员向鄂豫皖区党委随时输送。许天民从大别山回来后,又扩大了周口“永大”皮件庄的作坊,增加了工人,从而使这个地下情报联系点在对外掩护与情报联系活动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1944年春,日军向中原发动进攻,汤恩伯数十万军队不战而逃,日军37天占领38个县。当时特支设在周口的秘密工作据点——永大皮件庄被日军指控为搞抗日活动而遭封闭没收。许天民暂避淮阳。8月来到临泉。此时临泉还是国统区,经研究,特支决定在界首镇建立一个新的秘密工作联络点。为此,朱晦生辞去党政分会中校副组长职务,和许天民一起打入“鲁苏皖豫边区招募总处”(属于军的编制),朱出任中校军需主任,许担任上尉被服股长,都掌握着一定经济实权,从而为开展情报活动准备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界首新的秘密工作联络点的建立,对特支成员打入全国各个战区的要害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6月,许天民北渡涡河,在龙山集曹市集一带找到了四师领导机关,汇报了特支几年来的工作。适逢四师准备拔掉插在安徽宿县孙町集汪伪第十五师这个拦路钉子。许天民只身闯孙町集虎穴,当面向特支打入汪伪十五师任上校参谋长的王奇布置任务。不久,宿县孙町集被四师收复,全歼汪伪十五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级指示许天民:特支成员仍要坚持在隐蔽战线。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出于全面反共的军事战略需要,把徐州视为东南的军事指挥中心,派军事要员薛岳和顾祝同先后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妄图切断中共华东与中原华北之间的联系。战云密布,一触即发。此时,情报工作已成为隐蔽敌区同志的最紧迫任务。
1945年12月,许天民回到华中分局向陈毅、谭震林等领导汇报工作。按照谭震林指示,成立以情报工作为主的徐州工作委员会,许天民为书记,朱晦生为副书记。工委和徐州东薛家湖的邳、睢、铜办事处的赵卓如主任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后来陈毅指示,徐州工委由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华东野战军联络部刘贯一直接领导与联系。
为了在徐州打好工作基础,许天民以同乡关系,办理了盐务专卖执照,先后在徐州三马路3号和复兴路282号开设了“胜利”盐号和“中华”盐号,并担任两个盐号的经理,雇用员工20余人,掩护朱晦生、张荣华、张大伦等人开展活动。
这一时期,正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华北、东北各大城市驻屯集结之时。在此形势下,徐州工委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借机深入,紧跟不舍。当国民党军以受降与接收名义进入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时,工委经过缜密筹划,让预伏的同志随蒋军前进,迅速分布到山东、安徽、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绥远、辽宁、江苏等9个省和北平、天津、上海3个特别市,以及南京、徐州、郑州、开封、西安、保定、张家口、沈阳等8个市。工委成员根据工委指示,分别打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等高级军事指挥机关。这些同志所进行的隐蔽战线上的艰苦斗争,为以后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的情报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7年7月,蒋介石在郑州成立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同以顾祝同为首的徐州绥靖公署、以白崇禧为首的武汉剿匪总司令部互为犄角,其军事锋芒直指华东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许天民根据豫皖苏军区的指示,决定获取国民党郑州指挥所的密电码本,及时了解国民党的兵力部署与战略意图。经过调查,工委发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机要室的少校译电组组长秦桐轩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三集团军总部机要处的上尉译电员,和周口特支打入第三十八军特别党部任上校秘书的李村汀是同乡同学,和许天民也有一面之交。此人性情随和、忠厚老成,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分子。许天民决定对他进行工作。
许天民持李村汀的介绍信,找到秦桐杆,两人相谈甚洽。许天民单刀直入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并向秦桐轩分析了战争局势,指明了共产党的前途。经过许天民的耐心工作,秦桐轩答应设法将密码本带出,供许天民抄录。第二天,许天民拿到密电码本,由于环境不便,时间紧迫,抄录了1部乱码、半部底码后,即停抄交秦桐轩带走。虽有功亏一篑之憾,但他权衡利害,认为不宜盲目蛮干,遂将1部乱码、半部底码立即送往豫皖苏军区,对破译敌人电报、直接迅速获取情报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夏,河南省开封市第一次解放。敌我力量对比急剧变化,中原各地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反蒋爱国人士纷纷随大军来到豫皖苏解放区。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吴芝圃指示许天民先去开封,再逐步把工作伸向苏沪
。又明确指出,他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军事情报,弄清崇明岛至田家镇的国民党军队江防守备沿岸防御设施、兵力配备、舰艇分布等情况,必须在大军渡江前完成任务。1948年9月,许天民到达上海、南京,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经过多次交往和工作,终于得到了国民党长江布防图。后几经辗转,回到开封。
此时,豫皖苏军区已改编为第十八军,隶属第二野战军序列,随野战军行动。军区情报处暂留开封,对外称河南军区办事处。情报处处长对外称办事处主任。开封成为特别市,吴芝圃为开封特别市委书记兼市政府主席。江防情报的及时送到,对解放军的渡江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吴芝圃派许天民担任豫皖苏军区情报处处长(即河南军区办事处主任)。5月前后,办事处改属开封特别市警备司令部领导。不久,河南省人民政府建立,开封特别市改为开封市,警备司令部取消,公安厅建立,办事处改由公安厅领导,其业务性质、组织机构未变动,许天民仍任办事处主任。1958年4月,许天民由河南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奉调到北京工作。
20世纪60年代后,许天民因建国前地下工作的一段历史,长期受审达30年之久,“文革”中还蒙冤入狱数载,身心受到摧残。
许天民1940年只身被派入敌区,与日、伪、顽打交道,从一个人发展为新四军四师党委领导下的特别支部和华东野战军直接领导的徐州工委,先后发展了几十名同志战斗在隐蔽战线上。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者却因伪、奸、特各种掩护身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蒙受冤屈。不仅本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累及了家属和后代。1984年,许天民离休后,得知一些同志的处境。他亲自调访,向有关领导机关写出了报告,请求给予审查纠正,正本清源。经过许天民的多方努力1990年10月,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弄清了事实,为这些同志平反,落实了党的政策。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组织部杜铁对许天民及其领导下的特别支部、徐州工委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定许天民享受副省级待遇。
2004年2月20日,许天民走完了自己光辉而曲折的87年人生,在广州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