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解剖学教授

『壹』 沈丽的简介

198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86年在北京医科大学获医学硕士学位，1986年8月至今在北京医科大学解剖学系任教，1992年9月至1993年8月在香港大学解剖学系CMB进修，任RAⅡ。现任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及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贰』 邓稼先的妻子

邓稼先妻子是（许鹿希）

拓展：
许鹿希，女，中共党员，1928年8月生于上海，1953 年北京医学院（现专北京大学医属学部）毕业后，留校在解剖学教研室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并且是北京医科大学较早确认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之一，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已有四十六个春秋。现为九届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许德珩之女，“两弹元勋”邓稼先夫人。

『叁』 胡正海的简介

胡正海，男，1930年生，浙江省湖州市人。1949年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1953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生物系，同年支援西北建设分配到西北大学生物系任教。1957—1959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进修植物形态解剖学，1959年返回西北大学任教至今。现为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正海教授先后兼任西北大学生物系主任、西北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委、教育部生物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植物学会理事长、陕西省药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科普作协常务理事、《西北植物学报》主编等职。现任西北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植物学博士点和植物学全国重点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胡正海教授长期从事结构植物学的研究工作，重点研究经济植物的发育解剖和被子植物比较形态学。在植物分泌结构、异常结构以及药用植物的结构与主要药用成份的关系等方面取得系统的创新性的成果。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3部。代表作有《植物比较解剖学在中国50年的进展和展望》等。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项，获部级鉴定成果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一项，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奖4项，商业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一等奖5项。并先后到德国、日本、以色列、美国进行学术交流。9次被评为“西北大学优秀教师”，还荣获过“陕西省优秀教师”、“陕西省劳动模范”、“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陕西科技精英”等称号。

『肆』 哪里教授解剖学

建议到各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网站上去看一看
现在许多医学大学都有精品课程
包括解剖学的
你可以找到整个解剖的教学内容及相关内容
比如辽宁医学汕头医学院等都有网上精品解剖学课程

『伍』 当年声称中医是伪科学，并不能治病的北大教授王福重，他后来如何

随着国家越来越发达，医疗水平也飞速前进，高科技已经贯穿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古代文明被遗弃了，但是时代在发展，科技肯定是要进步，自然就会淘汰一些跟不上时代的东西。在古代看病都是中医把脉，还没有医院一说，而现在中医已经慢慢的被大家遗忘了，其实中医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像这次的新冠疫情也运用了中医的理论。

所以那些专家的贬低和指责也是毫无根据可言，中医医术博大精深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否定的，而北大博士王福重并不是医学领域的专家，而是一位经济学家，所以他站在医学道德的角度来质疑中医的专业性，完全是哗众取宠，想蹭热度而已。他还曾经公开辱骂残疾人士，暗讽中国女排等等。

我们也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面对他这种自导自演的行为，通过贬低中华文化来蹭热度的行为，实在是感觉可耻。但是中医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有历史的强大背书，有丰富的知识理论，不是它不愿意离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它，而后来王福重也不敢出现大家的面前，默默无闻的在大学里担任教授，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陆』 罗新的北京大学教授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
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
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
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
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
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
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
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
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
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
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
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
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
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
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
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
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
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
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
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
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
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
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
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
82.《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
《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97.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
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
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
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
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
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
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
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柒』 两弹专家邓稼先妻子

邓稼先的妻子是许鹿希。
许鹿希：1928年8月生于上海，1953 年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校在解剖学教研室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并且是北京医科大学较早确认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之一。“两弹元勋”邓稼先夫人。

『捌』 北大医学院 前身是什么学校 北大哪年有医学院的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是中国政府教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医学校。

1903年，清朝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1904年，医学实业馆改称医学馆，迁入北京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由兴胜寺庙宇改建的馆舍，1907年停办。1910年，此馆舍被施医总局（当时的卫生部门）买去，为日后创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提供了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风潮下，西医在中国的地位，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批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医学教育家立志通过发展医学事业，增强人民的体质，以洗刷长期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

1912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电召从日本留学归来正在筹建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的杭州人汤尔和到京，筹划创立医学校事宜。教育部以价银10，000两购买了已经停办的医学馆馆舍，划拨给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使用，10月16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组织学教授汤尔和先生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并于10月26日颁发校章。至此，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正式诞生。当时教职工9人，首批学生72人。汤尔和在开学典礼上以“促进社会文化，促进文明，减少人们痛苦，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定位学校之办学目的。汤尔和在建校后当年，根据医学教育的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中国的《解剖条例》，多次呈文教育部请求公布，于1913年11月获准公布，这是中国第一个解剖法令，是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对中国医学教育的一大贡献，使中国的医学发展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1915年2月，学校诊察所正式开业。

1923年9月，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奉命改建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并首次将医学生学制设为六年制。

1927年北京医科大学校与北京所有国立高等学校被改组，合并成立国立京师大学校，成为京师大学校的一个科，更名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同年，学校附设的诊察所扩充为学校附属医院。

1928年11月，京师大学校改组为国立北平大学，医科改为医学院，成为北平大学医学院。1929年，根据北平大学的《组织规程》，规定医学院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医学专门人才为宗旨。

1931年，建立我国医学校中第一个法医教研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西迁，部分医学院师生一同西迁。留在北京的医学院院务完全停顿，1938年1月，当时的教育部将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办起“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为下设的六个学院之一。5月复课，并接收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师生继续学院的教学。

1945年12月北京各公立大学被统一编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北平大学医学院被编为“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

1946年7月，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连同附属医院一同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先后为解剖学教授马文昭先生、生理学教授沈钧淇先生和皮肤科学教授胡传揆先生。胡传揆教授同时任医学院附属医院（亦称北大医院）院长。从此，学校作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开始了新的历程。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院长为胡传揆教授。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办学经费由中央财政部转中央卫生部拨付。北医校址迁至今日的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由此，医学院开始了较大的发展。

1959年北医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十六所重点院校之一。

1984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重点建设10所大学，北京医学院是唯一所医科学校，院长为医学教育专家马旭研究员。

1985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运动医学专家曲绵域教授任校长。

『玖』 半工半读的名人

平遥名人-郝维靖

� 郝维靖(1916-1942)，原名郝广仁，出生于果子沟村一个贫穷的家庭。民国23年，在平遥中学半工半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平遥中学党支部成员之一，领导过学潮。中学毕业后，在太原报考山西军官教导团。由于身份暴露，易名郝维靖，入军政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驻太谷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工作。民国26年(1937)8月，任决死纵队四总队一营四连政治指导员。次年8月，调任决死二纵队文工团团长。民国28年(1939)后，历任五团四营教导员、保安十二团二营教导员、六团一营教导员。在" 晋西事变 "后的反"顽 "斗争中，郝维靖将所属部队中的旧军官大部分改造过来，转向革命，并及时清除了部队内的隐患，受到纵队领导的通令嘉奖。民国29年，任纵队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参加百团大战和交城反"扫荡"战斗。民国31年(1942)，赴晋东南辽县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同年5月，日军集中兵力"扫荡 "八路军前方总部活动地区，郝维靖在突围中英勇战斗，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

冼星海（1905——1945）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禹，出身于澳门贫苦船工家庭。1918年考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半工半读时，就参加乐队并担任小提琴、单簧管演奏员，还担任指挥。1926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选修小提琴。1928年，入上海音乐专科音乐学校，学习小提琴、钢琴。此期间，发表有《普遍的音乐》等音乐评论。1929年夏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后赴巴黎勤工俭学，师从丹第（V.D'INDY）学提琴，从师杜卡斯（Paul Dukas）学作曲理论与作曲，1931年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肖拉·康托鲁姆作曲班。留学期间，创作有《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中国古诗》等十余件作品。1935年毕业回国，积极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及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5年到1938年，创作有《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莫提起》、《黄河之恋》、《热血》、《夜半歌声》、《拉犁歌》、《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大量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任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子大学兼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时，为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写下了这部名垂青史的音乐名作。并创作有《生产大合唱》等著名作品。1940赴苏联留学；次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无法回国，因生活艰苦，疾病缠身，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医院。在莫斯科病逝，年仅40岁。

由于他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巨大贡献，后来他蠃得了“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马文昭（1886－1965），男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组织学、细胞学的奠基人。
马文昭教授生于1886年5月31日河北省保定市郊农民家庭，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1905年被送到河北省通县协和书院学习，1915年完成学业。毕业后，先后在山西汾阳和河北通县作医师。1919年马文昭教授到协和医院解剖科进修。在美国细胞学家E.V.Cowdry 指导下学习组织学，第二年被送到美国作为师资进行培养。在R.R.Bensley 导师指导下对线粒体和高尔基复合体进行研究。在美国的“解剖记录”和“美国解剖学杂志”发表三篇文章。1921年马文昭回到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任教。 1940年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讲学。1946年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兼任解剖学教研室主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卫生部首先拨款为马文昭建立了细胞学研究室，1956年他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又当选生物学、地质学部委员（即院士）。1963 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马文昭是中国是中国解剖学成立的发起人之一，自1947年任常务理事、理事长。1965年12月31日因病故去，享年79岁。
他一生致力于组织学、细胞学的教学与科研，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线粒体和高尔基复合体的研究在显示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技术进行了多种研究。他从两种细胞器对不同的固定液和染色剂的反应探讨两者化学本质。他总结两者主要成分是磷脂类，并提出磷脂在形成分泌过程中在这两种细胞器中转化的结论。现在知道磷脂是细胞的膜结构的主要成分，而膜结构有高尔基转化到分泌颗粒已成众所周知的事实了。关于吗啡中毒的研究马文昭在30年代开始对吗啡中毒进行了系列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践。他从大鼠吗啡成瘾前后的各种细胞的高尔基体的数量变化总结出检查吗啡中毒的技术方法和治疗方案。他发现动物在犯瘾时各种细胞的高尔基体较少或消失，而注射吗啡后动物显示机能亢进，各种细胞的高尔基体增多。在动物饲料中加喂卵磷脂则在动物犯瘾时期补充损失的高尔基体，从而减轻动物的症状。关于造血器官结构的变化在研究吗啡中毒和X线损伤的研究中，马文昭注意造血器官的结构变化。他提出了脾、淋巴结和骨髓结构的动态变化的假说。他认为这造血器官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血管的分布是处于不断消失、再建和互相转变之中以适应机体机能变化的需要。这些器官的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随时调整的动态性变化中的。磷脂类对于组织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为马文昭建立了细胞学研究室，他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从磷脂类增强细胞器的结构和机能出发，探讨了磷脂对皮肤、软骨、骨、肝、血液、造血器官、神经组织、内分泌器官的作用。广泛研究了各种类型细胞的线粒体高尔基体的形态变化。除实验室内的研究外，又与临床合作，1963年他编写了《磷脂类对组织作用》一书，总结了他的一生研究的成果。
马文昭在旧社会备受饥寒、歧视和压抑。解放后政府的关怀使他感到温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和对社会主义的拥戴，不时以个身经历教诲他的学生。在医学教育事业上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在组织学、细胞学的研究上做出了许多贡献。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勤奋工作，他是一位在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上杰出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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