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

❶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新闻趣事 10条

到中央党校开讲座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中央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现在可以到中央党校讲课。”

不过在讲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一时都有点犯踌躇。还是旁听生机灵，他张口便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嘛。”

贝淡宁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呀！你知道我从小说英语，这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旁听生为他鼓劲：“别推辞了，你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讲的。说定了，我明天来接你。”

无论对贝淡宁还是对中央党校来说，这都是一次陌生的体验：贝淡宁对校园和学校的历史感兴趣。他遇到几个说藏语的女孩，并吃惊地得知她们未来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级干部；而当他在学生食堂排队时，学生们看着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我讲的其实是我学习汉语的经验”。贝淡宁眼睛里闪过一丝笑容，有点像小孩子般得意。有个女孩子问他如何尽快提高英语水平？他当即告诉台下，你们可以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就是在认识我太太后，开始学习中文的，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向我提问的女孩子，当时她的男友其实就坐在她身边。”

有学生问，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应该听BBC还是VOA？贝淡宁回答：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因此听BBC可能更好些。台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一个老外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据中央党校的学生回忆，那天的气氛“相当幽默”。有人顺带还提问了有关社群主义的问题。“事实上，除了校门口有警卫站岗，我们和别的学校也没什么区别。”中央党校的一位学生说，“其实我们的课堂讨论相当活跃，学生们兴趣广泛，阅读英文书籍。可能只有在贝淡宁教授的眼睛里，中央党校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吧。或许这也是他总把来中央党校做讲座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讲的原因。”

事实上，彼此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隔膜：当贝淡宁听说中央党校有教授阅读过他的《东方遭遇西方》一书时，他当时表现得很吃惊。

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打趣地问他，是否应当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以后就不再回来了。贝淡宁当即回答：“找个说英语的男人容易，然后带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像我的情况一样。”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黄昏起飞的猫头鹰”

“一说政治，我的脑子里马上会联想到小学、中学，甚至高考中那些死背硬记的教条。怎么清华现在请老外教起了政治？他教的政治和我们过去学的政治有什么异同？”其实，清华自动化系学生小孔的疑问，也是大多数人听到“老外在清华教政治”时都会生出的疑问。

而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看来，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聘请外籍教师是清华实施“国际一流大学”计划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科学科群中，经济学、管理科学等多年以前就开始聘请外籍知名教授了。

国内外许多学者常常将42岁的贝淡宁与哈佛大学声名卓著的另一位87岁高龄的丹尼尔·贝尔搞混淆。为了不造成更大误会，贝淡宁恢复使用自己的中间名丹尼尔·A·贝尔。虽然在当代国际学术界，清华的贝尔尚无法与哈佛的贝尔比肩，但也正是这个贝淡宁，被西方学界公认为“社群主义(一译‘当代共同体主义’)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1985年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毕业后，贝淡宁在牛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东方遭遇西方》早几年已被翻译成中文、日文等多国文字。

万俊人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现当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便注意到贝淡宁的研究成果。其后，他们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结识的西方学界学者朋友很多，为什么聘请他呢？”万俊人教授自问自答，“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是我们选择优先发展的哲学重点学科。而贝先生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儒家伦理非常重视，并有独特研究。他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同情、了解，以及他自身的就职意向、时间安排都是原因。在我们聘请贝先生的同时甚至之前，早有北大等高校在同他接洽商谈。他之所以最终决定接受我们的聘请，也与他本人对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的认可有很大关系。贝先生的加入，毫无疑问，对于清华哲学系优先发展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一发展战略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对于清华大学聘请外籍哲学教师讲授政治哲学一事的众多疑惑，万俊人教授解释道：“如果你了解哲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历史沿革，如果你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有较深的理解，你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聘请贝先生了。哲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在西方世界一直被看作是一门最重要的人文学知识门类。任何一所像样的大学都拥有其健全的哲学学科或哲学系。伦理学曾被西方人看作是‘第一哲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一直被看作是哲学这只‘黄昏起飞的猫头鹰’(黑格尔语)的两翼，是哲学关注生活世界和现实问题的两只眼睛。国际上一些最著名的高校哲学系都把重心放在这两个方向上。哈佛大学哲学系现有教师16人，半数以上是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教研工作的。这也是‘哈佛哲学’能够成为‘美国哲学’的代名词并构成‘美国精神’之思想核心的基本缘由之所在。”

万俊人教授认为：贝淡宁先生关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伦理学研究和课程，关于国际战争的政治研究和课程，以及他对现代民主和平等的研究和课程，都为清华哲学系的师生提供了独特而有益的域外知识镜像。

“政治哲学不等于政治活动本身，”万俊人教授特别强调，“我不认为在中国研究政治哲学有什么学术以外的困难和限制。相反，我认为，当今中国学界和教育界不仅为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而且我们的改革实践和经验教训也为我们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独特而丰厚的实践资源和理论动力。”

他说：“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的国家早已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国度。我可以负责地说，我们不会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式去管理大学教育。相反，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寻求一种既合乎国际惯例，又切合中国高校实际的教学科研管理模式。据我所知，清华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教案审查之类的东西，无论是对外籍教师，还是本土教师，都是如此。”

“我还可以告诉你”，万俊人教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年我多次访问过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同行和名家，他们不仅都知道贝淡宁其人其书，而且对于清华大学能够聘请到他正式执教感到吃惊。你应该可以想象，我作为他的中国同事的喜悦心情和自豪感了！”

他正变得越来越“中国”

很多人问贝淡宁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什么语言上课？

他说，希望是中文，但实际上，仍然主要用英文。“第一堂课，有将近100个学生来，第二次来的人不到20个，我有点沮丧。后来我听说很多人来上我的课是希望锻炼英语，发现听不懂之后，就不来了。”

随着贝淡宁汉语水平的提高，目前他的中文授课比例在加大。他也开始接受汉语提问，因为他能听懂大部分内容。但如果提问者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或者问题很长而且和教学内容关系不紧密，他就得要求重复问题。

学生刘文嘉介绍：“贝老师的古代汉语水平相当不错，比很多高中生都强。什么使动、意动，他全都知道，还能背诵许多古文名篇。”在过去两年中，她每周拿出两个小时帮助贝淡宁学习古汉语。“去年已经读完了《中庸》，现在正在读《孟子》”。

刘文嘉评价贝淡宁是个“认真的学生”，每次课前，他都会做预习，把生僻字做成卡片，背面写好英文注解。“他会提很多问题，有的是我们根本不会想到的”。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齐宣王要召见孟子，孟子觉得他不敬尧舜之道，托病不见。贝淡宁读到这里，反复问刘文嘉，“你确定孟子真的没有生病吗？我说我确定。他又问，孟子没病，不是欺骗齐宣王和他的弟子吗？我解释说，中国人认为善有大小之分，为了大善，可以抛弃小善。但他认为孟子撒谎，对圣人的完整性是很有影响的。我想那大概与他接受康德和基督教的思想有关。”

“古汉语里面，有很多互文的手法，有时只是为文字通达，如果硬要追究每一个字的确切含义，反而不得其要。有时，我会告诉他，中国的哲学很多是文学化的表达，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对文本一寸寸地厘定，不太合适。”

在贝淡宁的意识里，刘文嘉为他辅导古文，理应得到报酬，但刘文嘉却婉言谢绝了。“这是另外一种文化差异：中国人讲究尊师重道，为老师做一些事，是表达敬意的方式，不能接受报酬。而西方人则把学术和经济分得很清楚。”刘文嘉说。

“老师后来用比较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请我吃饭。”刘文嘉笑道。为了更公平一些，贝淡宁还想出个好主意：教她读英文翻译的《中庸》。很快他们就发现，外国人的翻译存在着很多误解。比如，中国的“诚”，翻译过去成了“创造性的”。“贝老师当然也会赞同我们的观点。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阅读的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也会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

连夫人宋冰也承认，贝淡宁这两年正变得越来越“中国”。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处得更融洽。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最初，当贝淡宁看到学生复印英文教材时会十分震惊。在他看来，这是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然而不久他便理解了：中国学生每个月只有大约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用，根本买不起原版书，倘若复印，一本书只需要几美元就够了。明白这些后，贝淡宁干脆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借给学生们复印。

他现在已习惯称呼同行为“老师”，而不像西方学者那样直呼其名。他也不再保持牛津那样的方式，“把对方撕成碎片”。他会像中国同行一样，在对方发言结束后委婉地“补充几句”，其实是在批评对方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在中国居住了几年后，贝淡宁回加拿大探亲，临别时母亲把他送到门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为什么你不送我去机场？”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中国人在机场、车站送别的方式。只有从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这样的生活细节上，别人才能看到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中国的教师，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社会地位很高，‘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好像早已成了陈年往事。这就是变化！”贝淡宁希望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变化，所以他计划在北京常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华附近开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得是那种既能看书、讨论学术，又能和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贝淡宁津津有味地畅想着，“就像我的博士论文，不是中规中矩的论文格式，而是两个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吃着酸菜炖猪肉，讨论着社群主义。”

❷ 《城市的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城市精神

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中描述城市对年轻人的消极影响的著名段落常常出现在国内翻译教材中，“当一个18岁的女孩远离家门时，往往会有两种结局，或是碰到相助的人使她生活好起来，或是接触形形色色的道德观念，然后变得堕落。大城市具有自身种种诱人的花招，并不亚于那些教人学坏的男男女女，当然人比社会微小得多，也更富于人情味。”这样的城市论述不由得令人想起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说过的话：“城市就像梦想一样，是由渴望和恐惧组成的。”作为在农村出生和成长，后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笔者对城市也有着割舍不断的复杂情感。大城市是现代世界的象征，当今世界有数十亿人生活在城市中，城市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当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向往的机会之窗，是社交的天堂，是创造性的中心。最优秀的东西无论是大学、建筑、产品、餐馆、广告公司都在城市里。人们来到城市往往是追求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它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上学、工作、创业、交友、或纯粹的冒险。与城市的遭遇哪怕几天也好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甚至成为人生的转折点，每当再次回到这个城市，哪怕是偶尔听到这个城市的消息也可能勾起从前的记忆。不管我们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在农村或小城镇，城市都是无法回避的存在，它因为促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去过不少地方，也渴望到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游玩。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自己熟悉的城市与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吗？城市有没有独特的精神呢？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艾维纳·德夏里特合著的《城市的精神》考察了世界著名的九个城市及其各自独特的精神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体现。这些城市都各有特点，最明显的体现在建筑、历史、产业构成、人口结构、地理环境等方面，既有如耶路撒冷、牛津等有高度专业性的城市，也有更加多元化的大都市巴黎、纽约等。作者提出的核心观点是重新发现城市的精神是哲学和社会学的重大任务，强调一个城市具有能够和愿意承受全球化压力的独特精神的重要性。全球化有积极的一面，即开放性和宽容性，但是它可能造成文化趋同的同质化倾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与爱国主义不同的新词“爱城主义”。众所周知，归属感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但民族主义往往有很强的破坏性。与拥有军队的国家不同，城市在强调独特性或在与其他城市竞争时不至于发动战争。市民对城市精神的自豪感将有助于激发认同感，有助于抑制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对都市规划者、城市管理者或者普通公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可能是如何找到城市的独特精神。作者认为，这取决于城市的具体情况和现有资源。如果一个城市贫穷，人们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那么，城市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贫困，让人民有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至于营养不良，而不是奢谈独特的城市精神。以煤炭为主的城市就难以倡导环境保护方面的价值观，西班牙萧条的工业城市比尔巴鄂因为漂亮的博物馆而逐渐成为艺术界的圣城。

❸ 清华大学佛教专业硕士生应招资格

清华还有这个专业？

不过要我选，我更愿意选 喇荣五明佛学院 O(∩_∩)O~

❹ 贝淡宁的工作经历

1991-1994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任教，讲师。
1994-1995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劳伦斯·S·洛克菲勒研究员。
1995年夏为美国华盛顿特区社群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995年秋为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
1996-2000年，任香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2001-2005年，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管理系副教授，并获终身教职。
2003-2004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04-2005年，任北京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
200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❺ 贝淡宁的介绍

贝淡宁1（Daniel A. Bell），生于加拿大，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毕业；1988年牛津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1年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新加坡、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2004-2005年，任北京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200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❻ 贝淡宁的简介

贝淡宁贝淡宁（Daniel A. Bell），又译丹尼尔·贝尔。贝淡宁生于加拿大，现为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他的中文水平也很高。
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贝淡宁相继在新加坡和香港教书，并在2004年加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与政治学。作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里为数不多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教授，贝淡宁徜徉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之中，在课堂上每每将孔子与洛克并举，孟子与奥古斯丁同观，颇得学生喜爱。
贝淡宁先生关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伦理学研究和课程，关于国际战争的政治研究和课程，以及他对现代民主和平等的研究和课程，都为清华哲学系的师生提供了独特而有益的域外知识镜像。
成名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于199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该书也是他的博士论文，采用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出版后，贝淡宁便跻身有世界性声誉的政治理论家行列。
新著《自由民主之外：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

❼ 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读后感

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的贝淡宁教授在其新著《贤能政治》中将中国的政治模式归纳为“贤能政治”，即通过政治尚贤制选拔高层领导人。

他认为民主选举制并非衡量政治进步的唯一标准，其本身也并不完美，完全可以用贤能政治的标准来评判什么是政治进步和政治退步。

他指出，民主选举制的问题首先在于选民本身存在问题，即使在西方国家，许多选民素质并不高，缺乏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与最基本的政治判断力，左右选民投票的未必是候选人的方针政策。 而且大部分选民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投票，产生的领导人仅代表投票人的利益，不对后人或者其他国家负责，难免会产生政策上的短视。

制度选择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有关。

中国的政治理想与西方完全不同，《礼记》讲“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儒家一直认为理想的国家需要由最优秀的人才来管理，这种政治理想在帝制时期的中国以科举的形式运行，并且也影响到今天的政治改革——更加强调教育、考试和基层政府中的政治历练。 同时这种政治理想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同，民众仍然以贤能政治的标准来判定领导的好坏。 而且我们现在身处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贤能政治能够选拔高水平领导，以应对不可预测的全球性冲击。

贝淡宁认为智力水平、社交能力和美德这三种品质对于高层领导人最为重要。

贤能政治的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是美德。 在评估方式上，由于同事往往对彼此了解最为深入，互动最为充分，所以同事之间的推选最为重要。 此外也需要通过完善法制、高薪养廉、更加独立的监督和进一步分离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等方式预防腐败。 同时也需要儒家的道德教育，培养官员的慎独意识。

❽ 中国实力体现方面论文

奥运会中国实力体现方面论文

奥运会开幕式怎样体现中国软实力；15年前，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清华大学任政治哲学教授的加拿大学者贝尔说：“奥；中国试图通过开幕式传递给世界怎样的信息是，中国显；中国试图透过这个前所未有的开幕式告诉世界，中国有；开幕式传递给世界的更深一层信息则是：中国不会像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东方文明的盛大展现，也是；从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参加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怎样体现中国软实力

15年前，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由于这个概念很有表现力，这些年来，它风靡世界。简单地说，硬实力是迫使别人服从你的力量。而软实力则是让别人自愿追随你的力量。以奥运为契机，中国也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一国经济基础、城市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显性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软实力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外交、文化、道德标准、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力。

在清华大学任政治哲学教授的加拿大学者贝尔说：“奥运会和开幕式是表明中国自我形象重大转变的一个机会。”北京奥运对中国的最大意义在于让国际社会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让中国进一步跨进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展示软实力的黄金机会。
软实力本身来讲是一种文化的认同。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深深影响着邻国甚至整个世界，在宣传奥运的过程中，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都深入人心，能够引起共鸣。实践绿色奥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践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人文奥运，提高了人民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引导人们追求身心和谐发展。我们要以08奥运为契机，重塑礼仪之邦泱泱大国的风范，兼收并蓄，善邻怀远，加深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力。

中国试图通过开幕式传递给世界怎样的信息是，中国显然是通过这样一个奥运开幕式表达并给西方国家一个印象：中国具有比西方想象中更为开放的社会和国家。

中国试图透过这个前所未有的开幕式告诉世界，中国有着光荣的文明历史，并且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正作为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和体育超级大国重新崛起。

开幕式传递给世界的更深一层信息则是：中国不会像美国和其它西方强国那样，用硬实力征服世界，中国将用“软实力”来影响世界，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秩序和经济关系。
在他看来，中国试图通过奥运开幕式传递的上述两重信息已经被西方国家很好地接收到。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一次东方文明的盛大展现，也是一次中国软实力的最佳展现。世界的眼光注视着中国，惊叹中国。中国的星空灿烂，中国人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见证了中国百年奥运梦圆的时刻。而中国，借助奥运会这个大舞台，是一次华丽的亮相！

从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情形就能看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逐步提升。
第一类，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他们与中国并无芥蒂，也绝无与中国较劲的意图或利益或份量，无分软硬，他们都是乐意来参加的。

第二类，不来的。如德国总理默克尔，理由是他们的领袖从来没去过奥运会。加拿大总理哈珀，波兰总理图斯克，新西兰总理克拉克。这些领袖恐怕都有点意识形态挂帅了。不想多说。只有德国，两党执政，外长施泰因迈尔代表社民党，执行着比默克尔温和得多的对华路线。

第三类，要来参加开幕式的发达国家的领袖。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是西方世界第一个精通汉语的政府首脑。他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近。他要来，应当是心甘情愿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也应当是心甘情愿。两年以来，日本两任首相开始执行与小泉完全不同的亲华政策。经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四次高层互访，再加上汶川救灾的考验，交情已经有了一点厚度。最后的东海油田协议，让日本占了大便宜。无论从软从硬，福田康夫都应当是十分热心来为中国捧场的。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人人都知道布什是个牛仔，做事常很粗糙霸道。比如打伊拉克。但近年来对中国，你还真挑不出多少毛病来。8年来，他不知道否决过多少个国会的

反华法案，一贯的对中国是相当地友好。这次奥运火炬的传递中，美国也轻过关山，至少政府方面，没有与中国发生任何冲突。对于参加京奥开幕式，他一直表示要去。这回在东京，他居然要胡锦涛帮他搞篮球比赛的票。不过我们换个角度看，他来参加京奥，理由还是有点硬，不够软。这也是中国人的软实力还有欠缺的表现。

最有意思的当然是萨科奇了。要说他的天性，像棵墙头草似的左摇右摆，以为可以讨好各方，结果是各方都得罪。迫使萨氏让步的主要是中国的是硬实力。压得他最狠的还是那200亿的订单。如果从严于律己的角度看去，中国的软实力还是有所欠缺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被称作‘软实力’的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世界许多角落，无论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你都可以发现中国的影响。”
日前，被美国人视为“重大国际事务权威观点发源地”的《外交》杂志的编辑部门——外交关系协会在其网站上开辟专门网页介绍中国逐步扩展的软实力。

在本周五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万众注目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孔子将再次受到颂扬。
从彩排中透露出来的一些迹象显示，开幕式不会提到毛或者其他共产党人，相反会出现很多从前朝代的书法、绘画、大型卷轴和孔子欢迎四海宾朋的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作为中国近期政治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期待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将在中国充满力量和自豪地踏上世界舞台的新时代帮助确定其自我形象。

深入挖掘革命前的历史将更多地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而是基于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和光荣，同时得到经济超级大国的技术和军事实力的支撑。

在开幕式上，中国人将强调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四大发明”---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不靠革命历史，而靠回顾古代辉煌历史来激发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毛时代被禁止的儒家思想在当今时代获得复兴，中国新领袖强调的和谐社会思想和儒家思想形成明显的呼应关系。

奥运会将让中国暴露在全球聚光灯下，出现在世界亿万观众面前。

有些观察家很乐观认为奥运会将传递出中国从毛思想传统发生转变的信号。这个传统从最早的中国皇帝和富国强兵、严酷法律和对统治者的盲目服从等法家思想中汲取营养。

所以目前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哲学的加拿大学者贝淡宁教授说“奥运会和开幕式是表明中国的自我形象发生重要转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