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逸事
Ⅰ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没去台湾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
Ⅱ 陈寅恪的人物轶事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文典约请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为国文考试代拟试题。当时陈寅恪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养，就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
这次考试，结果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人。答“祖冲之”者，也视为符合要求，因“祖”“孙”尚可成对。还有一考生对以“王引之”，对得也不错。考卷中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陈寅恪对于用“对对子”形式为考题，提出四条理由：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陈寅恪的解释文章一经发表，这场“风波”即告平息，可见陈公名望颇能服众。 陈寅恪对文字改革的鲜明态度，向为学界所知，他曾明示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体竖排，否则宁可不出。从1956年1月1日起，中国报刊实行了横排横写。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陈寅恪有诗《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陈寅恪历来持有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观念，此诗恰是借咏花之事，发出他对触动中国文化根基的文字改革的反感。
此后，关于陈寅恪所著文集出版物无不遵其遗愿，繁体竖排。如吴学昭所著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本书是通行的横排简体字，然而至陈寅恪的诗句或文章全部是用繁体字印刷的。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迥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陈寅恪“恪”应读作“克”（拼音：Kè）。但有资料表明，由于陈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话中有“quó”的，因普通话（时称“国语”）中无此音，于是到中国北方后，便被当然地称为“yínquè”了。因袭相承，并成为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应读作ChénYínquè。
不过，在使用汉语的人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显然为少数，包括陈寅恪本人也并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话时，仍不妨将陈寅恪的“恪”读作“克”（Kè）。况且，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Ⅲ 陈寅恪人物生平的介绍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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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
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Ⅳ 著名学者陈寅恪是怎样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迫害致死。
1962年6月10日，73岁高龄的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在入浴时不慎落入浴缸，右腿股骨跌断，次日进入中山医院第二附院医治，三日昏迷未醒，因考虑到其年事已高，难以忍耐手术之痛，只得保守治疗，但效果甚微。1963年元月21日，为了春节团圆，陈寅恪被抬回家中。此时已彻底丧失行动能力的陈寅恪，整日躺在床上。
文革爆发后，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声浪中，陈寅恪由原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升格为牛鬼蛇神，大毒草。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被移除，工资停发，个人存款被冻结。家中只剩下年老体弱的二老，再因工资停发，生活困难，当时的陈寅恪因疾病加重，已经只能进流食，再三向当权者请求动用自己的存款，每日购买四支牛奶，“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
1969年年初，陈寅恪一家被造反派扫地出门，从校园内所居住的二层小楼迁居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平房。此时，陈寅恪已不能说话，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所见者无不凄然，在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若游丝的陈寅恪，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曾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语，最终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同年10月7日凌晨5时三分，陈寅恪溘然长逝。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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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父亲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陈三立；其祖父曾任湖南巡抚、是支持变法的开明派领袖人物陈宝箴。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后。此时陈寅恪病体极度衰弱，已不能进食，只能进汤水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看到他僵卧病榻，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流泪而已，望者无不凄然。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写道：“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陈寅恪
Ⅳ 陈寅恪事迹的作文600字
真美呀!这是一个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像蛇,熊,青蛙……之类的冷血动物都停止了冬眠,爬上地面欣赏春天.小鸟鸣春,百花争艳,小草发芽,燕子也飞回来搭窝了,春天使给大地恢复了万紫千红的气氛. 连春雨,春雷都连绵不断地来为我们报春.春天正是播种的好季节,农民伯伯正趁着这个好季节开始播种了,到了秋天就有好的收成. 春天,它不像夏天那样干枯炎热,不像秋天那样冷清,也不像冬天那样寒冷.而春天是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春天.这使我想到了我们的母亲,母亲就像大地,母亲生下我们,我们就有了生命,大地回春了,就等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所有的生命都重新来过. 人们可喜欢春天了,因为这美丽的春天,给人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随着春天的到来,大地完全被绿化了,从仪表到心灵都焕然一新,整个春天都被绿色覆盖了. 这春天,既给人以新的生命,也给人以新的希望.我爱这美丽的春天. “夏”雨的季节 又到夏天了,这是个既炎热又下雨的季节! 夏天了,也下雨了.一年里面,最多雨的季节就要数炎热的夏天!我的英文名虽然叫“Rain”,就是雨的意思,但我不喜欢那无情的暴风雨,喜欢那可爱的毛毛雨! 我喜欢夏天,但又不喜欢夏天,为什么呢?请各位稍安勿燥,听听我的解释. 我喜欢夏天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金黄的沙滩上玩耍,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游泳,在任何一个地方与阳光亲近,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在家凉空调,玩电脑,看电视,吃雪糕,在书的世界里遨游.而且还有一个漫长的暑假,在暑假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复习、玩都行!就连我的生日都在暑假里面,这个原因当然也是我喜欢夏天的一个理由之一! 我不喜欢夏天是因为在夏天常常会有暴风雨,有时是红色警告,有时是黄色警告,严重的时候还是黑色警告呢!每当我们听到或看到天气预报时说会下雨时,所有人都心惊胆寒,害怕自己或儿女被淋湿.就是因为这倾盆大雨,把周围搞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多少父母还要忍受担心子女的痛苦,而且我们也会被淋湿,以至发烧、感冒.有时上着上着课,突然打起雷,下起雨,那这堂课就上不下去了,因为同学们的注意力都到课室外面去了…… 因为这些原因使得我既喜欢夏天也不喜欢夏天!你听,我才刚写完,外面就下起雨来了,我没说错吧!这是真个“夏”雨的季节! 秋天 南飞的大雁向人们报信：秋天来了. 秋天里的菊花傲然怒放.有
Ⅵ 陈寅恪：无声望、无学位、无著作，为何能被聘请为清华导师
1925年，“国学泰斗”王国维，“维新名士”梁启超，“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三人和当时无声望、无学位、无著作的“三无素人”陈寅恪一起被聘请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对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而言，陈寅恪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他无声望，但曾与鲁迅同窗，其学术造诣也广受吴宓、傅斯年等一众名士的赞叹与敬仰；他无学位，但却曾在德、法、美等多国留学并通晓蒙古文在内的二、三十种文字；他无著作，但近乎著作等身的梁启超却说自己所有的著作也不及他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何谓“国学大师”，忠于学术的同时亦要忠于内心，即文品与人品融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无声望、无著作、无文凭又如何，正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治学为本，又何必图此虚名。
Ⅶ 陈寅恪坚守信念的故事
陈寅恪：坚守一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几十个年代里，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
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
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
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
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后来，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如果说上世纪四十年代
前，还有像陈寅恪那样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知识分子，那么五十年代就是龙鳞凤毛了。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学习，跟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而陈寅恪却不为所
动，他至死未有这种表态。他始终坚持了清醒的知识分子立场。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写出这样的诗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这两句诗真如
谶语，其含意令人惊骇。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从五十年代起，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
闹，他的批判态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
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江水，文章唯是颂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
讶，主人端要和声多”。从五十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最后必然达到顶峰 “十年浩劫” 。
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过去几十年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
期都更严峻和残酷，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
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有声望，起码与陈先生一样有声望，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说
话，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
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
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
1953年，中科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派人去广州请陈寅恪出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信，信
中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
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
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
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
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
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
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
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
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1958年，中山大学大字报批陈寅恪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上书中山大学校长
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让他带研究生。他负气地表示：“只
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
1959年3月，周扬前去中山大学这位名声如雷贯耳的老先生，料想不到是陈坚决不想见周扬，经陈序经再三相劝下陈寅恪才答应下来。周扬后来回忆说，“我与
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1959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
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亊物要实验，总
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侍太远……”“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
，一向惯于阐发时代精神的周扬，处于很被动的位置。周的“解释”
底气不足，不能使陈满意。据那天陪同周扬的王匡回忆，“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他说我们‘言而无信’，指‘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 及‘学生需向老师学习’
这种矛盾说法。”“挑战式的”这四个字，逼真描画出陈寅恪的特别形象，他以独特的气质征服了周扬。
1961年3月上旬，郭沫若南方之行到达了广州。期间，郭沫若走进了陈寅恪的居所——康乐园。新旧两个史学界权威会面了。但这个会面有些不易。8年前的
1953年，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3年前的1958年，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长的时间内
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而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从而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
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了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
据目睹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场面的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及当时中山大学秘书刘瀚飞回忆，郭沫若和陈寅恪见面时是亲切的，郭沫若询问陈寅恪“今年高寿几何？”
的寒喧中，当即吟了一副对子给陈寅恪：“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
。这副对子后来经冯乃超之口传出，在中山大学流传开来。郭沫若不愧是高才，这副对子将陈寅恪及自己的生辰、生肖之属和对应的干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
都镶嵌在对子中。陈寅恪1890年（旧历庚寅年）生，属虎，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归属，庚为金，故联中有“庚金”一词；郭沫若1892年（旧历壬辰年）生，属
龙，壬为水，故“壬水”与“庚金”相对。更为巧合的是，郭沫若听力甚弱，陈寅恪晚年目盲，故有“郭聋陈瞽”
之谓。这副对子虽是“游戏之作”，但回味无穷的是对子中相对的两组词——“龙虎斗”与“马牛风”。“龙虎斗”是一种比喻，词意奥秘，暗示了1949年后郭
沫若与陈寅恪“你来我往”
中，虽无“龙虎斗”却存在恩恩怨怨。“马牛风”其意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的郭沫若，与作为“资产阶级史学代表”的陈寅恪，实在是风马牛两不相及？
还是两人的恩恩怨怨都归于学术争鸣，于个人私谊无关？陈寅恪当时对对子没有什么评价。这次会面，毕竟是“马牛风”，是两个阵线分明的史学大师的会面，缺少
一种心灵与气质的呼应而消歇。十年后的1971年，郭沫若顺应领袖的好恶，出版了《李白与杜甫》一书，极力不顾史实，扬李抑杜，开篇章节中毫不留情地多次
批驳陈寅恪关于李白身世的学术观点，反复使用诸如“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 ，“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等句式。此时陈寅恪已含冤去世二年了。“郭聋陈瞽马牛风”
，历史是无情的。郭沫若红极一世，“圣之时者也” ，成了南书房行走的“宋玉”。而陈寅恪虽已含冤而死，却以一代学术严谨的史学大师长留后世。
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当他赶到学校提出要见陈寅恪时，校长办公室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的人动
员陈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藉口不愿见康生？心胸狭隘的康生显然只想到后者，他很快便用报复手段出了这一口被拒之门外的“恶
气”。
陈寅恪一生坚守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Ⅷ 国学大师陈寅恪生平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Ⅸ 国学大师陈寅恪“书生自有嶙峋骨”的出处
应该是出自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写的一首诗：“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