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高仁山

1. 蒋梦麟的人物轶事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这对“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陈独秀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 1918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毛泽东带了23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长辛店、保定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陈独秀、胡适之、张国焘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离婚再娶
蒋梦麟和高仁山是莫逆之交，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遗孀。1928年，由于政治嫌疑，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戕杀于天桥刑场。高仁山遇害之后，蒋梦麟同情陶曾谷的凄凉处境，对她呵护有加，照顾备至。不久，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陶曾谷成为他的秘书。日久生情，二人坠入爱河。蒋梦麟宣布要同陶曾谷结婚，他向亲朋好友宣称，之所以要和陶曾谷结合，完全是为了尽朋友之间的义务，这一说辞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笑谈。胡适夫人江冬秀就一直反对胡适为蒋梦麟、陶曾谷证婚，认为蒋梦麟因陶曾谷而与原配孙玉书离异，有亏于道德，到了结婚当天还把大门锁上，不让胡适去参加婚礼。胡适最终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后，夫妻感情倒是相当和谐，婚姻生活也算美满。
难展抱负
由于陶曾谷在为人处事上存在一些欠缺，这段婚姻并没有给蒋梦麟带来多少帮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学“倒蒋迎胡”，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抗战时期，北京大学内迁，与清华、南开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作为联大常委的蒋梦麟虽然尽心尽力，但是依然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希图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复兴北大，振兴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复校的北大大展宏图时，北京大学却出现了一股反对他继任北大校长的势力，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这些人反对蒋梦麟，固然是因为他以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与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规定不符，但是据知情人讲“他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傅斯年也承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因为妻子的缘故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是蒋梦麟的一大遗憾。
朋友反对
1958年陶曾谷去世后，蒋梦麟与女儿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起初两年，虽有不少人说媒，蒋梦麟却不为所动，1960年蒋梦麟初见徐贤乐，便着了魔，缴了械。徐贤乐一直追求者甚众，曾经嫁给杨杰，结婚7个月后，两个人便因为金钱问题，以离婚收场。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她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
蒋梦麟的朋友们非常着急，老友胡适一直站在蒋梦麟这边，这一次，他也投了反对票。胡适住在医院，就写信劝说蒋梦麟，还为蒋梦麟支着儿，张群、陈诚等蒋梦麟的政界朋友也是纷纷表达了对婚事的异议。
惊动第一夫人
陈诚直截了当地告诉蒋梦麟：“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第一夫人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蒋梦麟犹豫了，1961年7月11日，蒋梦麟去看望胡适，一进病房他说：“孩子不听话，医生要你住在城里，你不听医生的话，又搬回南港了。你给我的信，我已听了你的话了。现在我说的话，你也要听了？”蒋梦麟对胡适信誓旦旦，说自己会取消婚礼，然而一个星期之后，胡适知道了一个消息，蒋梦麟居然举行婚礼了。
心生不满
1962年年底，蒋梦麟不小心伤了脚住院治疗，住院未久，徐贤乐便心生不满，于1963年1月19日借口回家做年糕，将自己原在蒋家的户口迁了出去，并且把行李也搬回了自己原来在“中央信托局”的宿舍。蒋梦麟伤愈出院，徐贤乐已经不知去向。徐贤乐的所作所为令蒋梦麟再也不能容忍。1963年1月23日，他委托婚礼的证婚人、台湾有名的大律师端木恺致信徐贤乐，表示“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愈久，隔阂愈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日考虑后“决定分居”，但是可以每月给徐贤乐新台币3000元。这一提议遭到了徐贤乐的拒绝。2月8日，蒋梦麟再经端木恺发出第二封信，指责徐贤乐擅自领去其应得之利息、股息。4月10日，蒋梦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继而又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
离婚官司
此时蒋梦麟已是风烛残年，腿伤未愈，体质孱弱，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当场老泪纵横：“我坚决要和徐女士离婚，我有道理，也有原因的。我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在社会上做了几十年的事，也不是小孩子，岂会这么容易受人挑拨？”“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此时胡适已经去世）的忠告，才犯下了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对于蒋梦麟的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她以“我与蒋梦麟”为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字，否认她与蒋梦麟已经构成了离婚的条件。徐贤乐的反诉条理清明，也不能不算离婚官司中的好文章。尤其对“侵渎先室”的反驳，列举出蒋先生当年婚中恋慕陶女士，与原配夫人分居，后陶女士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谓‘先室’究指何人，已滋异议”。对于蒋在离婚书中说“指责她趁着蒋开刀之际把存折、股票、土地过户”，她的回答也算工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儿女撒娇之态：“当初你说的，你的东西都归了我，所以我今天做的无非是照着你的意愿做罢了。”
1964年1月23日，这场旷日持久、轰动台湾岛的离婚官司，最终经人调解而息讼，蒋徐二人协议离婚，由蒋支付给徐赡养费50万元。尘埃落定后仅仅半年，6月19日，蒋梦麟便因肝癌病逝，终年78岁。

2. 陈翰笙的出任教授

出任北大教授结识李大钊和第三国际取得联系
陈翰笙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后又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时他才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蔡元培主持北大，实行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不同学派和政治观点都可以上讲台，陈翰笙是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他在北大任教期间，参加胡适、王世杰等创办的《现代评论》，先后发表过55篇文章。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声援运动，上街游行。并与高仁山一起向李大钊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大钊告诉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先参加国民党好。”就由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 北京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领导了这次斗争，陈翰笙和他夫人顾淑型带领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受到反动政府军警的镇压，发生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学生47人，重伤300余人，他夫妇幸免于难，他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3卷68期上。
惨案次日，段褀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成员躲进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陈翰笙仍经常与李保持联系，并经李大钊介绍，认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以及俄专教师格里湼维基。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李大钊还介绍他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并为第三国际在柏林出版的《国际通讯》撰写英文通讯稿。 陈翰笙夫妇回国，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由于遭到王世杰反对，只好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稿。1931年商务出版英汉对照的《网络名汇》，其中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宗教部分就是由他审定的。他还挤时间，就中国农民捐税负担问题，广泛搜集材料，加以统计分析，写成《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长篇论述，以充分事实，阐明中国的财政负担差不多都放在农民身上。这是他早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还根据西欧、东欧、俄国、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分成赋役制、强役制、工商制，并具体分列出它们的异同，为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知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0年作为农村经济参考资料出版。
此外，中国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西北大旱，各种灾害频仍，豫、鲁、陕、甘等省农民大批向东北流亡，陈翰笙对东北的土地农民问题，也搜集材料写专文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刊出。
1929年蔡元培正式邀请陈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为减轻阻力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陈接任后，鉴于所内图书资料极为缺乏，就答应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请，兼任铁道部顾问，以其兼职月薪充实图书资料。同时开展社会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生活，揭露纱厂实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中国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他将调查材料写成小册子加以揭露，这就引起代表卖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某些人的不满，促使他转向农村经济调查，实现他在莫斯科工作时萌生的愿望。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从江苏无锡开始，再扩展到河北保定和广东。其用意是，“江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能够彻底了解这3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为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 农村经济调查团在无锡成立，全团45人，采用挨户调查的方法，调查全县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在无锡县4乡选定了有代表性的22个自然村，计有1204户。调查人员分成4组，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分任组长，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等，共用了3个月，挨户调查结束后又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其间陈翰笙曾亲自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几个自然村。
这项调查，是中国最初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了解农村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生产力水平，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从而有助于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革命的中心任务。无锡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通过调查了解到：无锡农村地权比较集中，地租剥削占农民租入土地净收入量的93.14%，贫农交租平均每人122.7斤，中农交租平均每人116.4斤，当时无锡农村还流行高利贷，年利率一般为50%左右，多为实物借贷，借一石米，一年要还本利一石半。此外还有雇工剥削、捐税，以及商业剥削，在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生产力陷于停滞状态，生产水平很低（水稻亩产仅401斤，小麦亩产105斤），人均收入很少（中农47元，贫农25元；米价每100市斤8.4元，小麦每100市斤5.07元），生活极度贫困，14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占73.41%。
1930年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个农户的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等进行挨户调查，并作了全县以及几个集镇的概况调查。调查结果说明，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但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交租形式，则有分租、粮租、钱租，而以钱租为主。租额占产值的56.65%。保定地区雇佣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比较普遍，中农每户平均负债39.10元，贫农负债平均每户21.22元，雇农16.92元。随着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逐渐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还受商业上的剥削，而且越来越重。
陈翰笙对这两次的调查材料，还聘请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等参加整理。但调查报告写出以后，中央研究院领导易人，未能正式发表，许多重要资料只有在陈翰笙和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原始资料便保存下来。
调查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陈翰笙在《亩的差异》一文中指出：“根据无锡22村1204户调查，知道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就是在同一村里，至少也发现有5种，邵巷一村就有20种，小的合2.683公亩，大的5.616公亩。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他又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调查人员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成。首先对梅县区、潮安区、惠阳区、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区、茂名等16个区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对番禺10个代表村的1209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50个县335个村的通信调查。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指出：“劳动力在广东这样不值钱，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陆地面积的15%，兵灾匪祸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弃。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货币资本而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更体现着这个矛盾的深刻。解除这个矛盾，然后可以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会必然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这本小册子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丛书，反映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抓住这个机会，又一次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合作，组织王寅生、张锡昌、王国高等对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3个烟草产区、127个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中选出6个典型村429户进行挨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两年完成。陈翰笙又从美国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于1939年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一书（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的《陈翰笙文集》有摘录）。
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大规模生产纸烟，垄断中国的烟草市场。陈翰笙通过烤烟产区的调查，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中央与地方政权，以及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奸商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一般认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烤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富裕中农和富农不需要借贷，也不热心种那限价收购的烤烟。这是对中国烟草产区调查的新发现。
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陈翰笙被迫辞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职务，为团结广大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者，并在原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便与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张锡昌、姜君宸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被推选为理事长。1934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持，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对当时关于中国农村问题各种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发展会员500多人，并分头组织读书会，进行有关农村、政治时事讨论和抗日救国活动。上海沦陷后，《中国农村》在桂林出版战时特刊，被禁止出版后，便在重庆《商务日报》、上海《文汇报》出版《中国农村》副刊。对推动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反映农村实际情况，发动和坚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翰笙始终非常关心会务的发展，每个时期提出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经济研究会完成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以后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工作，于1951年在北京宣告结束。
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促进战时工业合作运动
陈翰笙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不能在国内公开活动。1933年冬偕顾淑型东渡日本，参加《东洋文库》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用一年时间写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两部著作（英文版，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分别于1936年、1946年在纽约出版，后者并出有日文版）。1935年4月回到上海，再度秘密去莫斯科，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并协助苏联出版社校订俄文中国地图。同年，经当时在第三国际任职的王明、康生证明，将组织关系由第三国际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和顾淑型离开印度前往美国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他在美国继续查阅1927—1928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14巨册，补充在印度调查所得的资料，用英文写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后来译成中文，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英文本在印度出版。
陈翰笙这次在美国，正值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利用美国各地讲台进行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唤起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华人的同情和支持。

3. 为了娶好友遗孀，抛弃妻子的北大前校长是谁

蒋梦麟，浙江余姚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从1919年代理北大校长算起，到1945年辞职，他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校长时间最长的人。蒋梦麟对中国的教育有一定的贡献。但他在私生活上，却令不少人诟病。

直到1964年初，蒋梦麟和徐贤乐才正式离婚。半年后，他因肝癌病逝。

4. 瞒着胡适娶校花，北大校长蒋梦麟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但其个人生活也是颇受人们关注。

不顾胡适、宋美龄等劝阻再次娶妻，终酿官司成笑谈。

蒋梦麟72岁的时候陶曾谷去世了，过了两年遇到了风韵犹存的徐贤乐，着了魔开始谈婚论嫁了。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胡适等好友，就连宋美龄都通过陈诚向他表示了反对意见，不过蒋梦麟还是固执的瞒着大家娶了徐贤乐。但不久后两人即不和，徐贤乐将户口迁出了蒋家并出走，蒋梦麟便提出了离婚。但徐贤乐拖着不离，并在报纸上刊文否认两人已经构成了离婚的条件。该离婚官司可以说是轰动了台湾岛，直到第二年才在中间人调节下，蒋梦麟在支付了50万抚养费后两人才协议离婚。

蒋梦麟先生对中国教育的推动作用是肯定的，在教育事业上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至于个人生活问题，姑且用上这个词--人无完人。

5. 挚友被害，他立马抛妻弃子娶其遗孀，他后来过得怎么样了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句话在高仁山身上算是十足的体现了出来，由于一些政治缘故，高仁行最终死在了“东北王”张作霖手中，然而高仁山去世后，他的朋友蒋梦麟和他遗孀却上演了一场“闹剧”。

结果就闹出了一起胡适“跳窗”事件，胡适刚到婚礼现场就听到蒋梦麟说：“我热爱仁山兄，也热爱他热爱的，因此才娶了陶曾谷为妻”，他说这番话或许真的是心里话，但是抛妻弃子娶好友的遗孀确实有些不道德，他说的这句话，也成了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笑谈。

6. 胡适为北大校长蒋梦麟做证婚人为什么却被妻子锁在家中

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在出国留学前，接受了父母包办的婚姻，娶了农村姑娘孙玉书。

学成归国后的蒋梦麟，仕途发展越来越好，见识也越来越广，包办婚姻的弊端就逐渐突显：夫妻二人不是因为感情而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生活了无情趣。

接受新思想的蒋梦麟想改变这一切。

▲蒋梦麟书法

蒋梦麟与陶曾谷婚后恩爱，二人经常到北海泛舟。每次蒋梦麟出差，陶曾谷都会到车站送行，依依不舍。

因为蒋梦麟有四个孩子，陶曾谷有两个孩子，所以二人没有继续生育。他们对待这些孩子一视同仁。

这也是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包办婚姻悲惨结局的必然。鲁迅、徐志摩、张恨水、顾维钧等大家，均是因为包办婚姻，给原配带来莫大伤害。

7. 朋友遇害，他抛弃原配妻子娶其遗孀，婚后怎样

据科学统计，人终其一生，大约只会遇到826万人，而在这826万人中，可以成为朋友的，却只有寥寥数人。然而，即便是关系再亲密的朋友，也不能无话不谈，适当的距离还是有必要保持的。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对朋友的妻子也要保持尊重，言语之间不能过于轻佻。然而，民国时期却有一男子，在朋友去世之后便把发妻抛弃，转而却将朋友的妻子迎娶进门，令人大开眼界。

由于陶曾谷是蒋梦麟的秘书，所以两人在工作中也常有交集，再加上蒋梦麟在生活上的适当关心，陶曾谷早就对他暗生情愫。不久之后，蒋梦麟宣布要与陶曾谷结婚。消息一出，整个文学界为之一震，好友胡适的夫人曾明确表示不赞同这场婚姻，毕竟要抛弃原配孙玉书，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可是蒋梦麟却铁了心要与陶曾谷成婚，于是在结婚当日，胡适的夫人还把胡适锁在房间里，不让他去参加婚礼，无奈之下，胡适最后只有跳窗“逃脱”，只为成全朋友美事。结婚以后，很多人都会蒋梦麟不满，他们纷纷指责蒋梦麟喜新厌旧，不是大丈夫该做的事。然而，蒋梦麟却毫不在意，他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之所以和陶曾谷结婚，完全是为了进朋友之间的义务。

8. 民国才子多渣男：娶好友遗孀抛弃发妻，婚礼上辩解是在“尽义务”，他是谁

民国才子多渣男：娶好友遗孀抛弃发妻，婚礼上辩解是在“尽义务”！

对于婚姻，我们古人很是看重，在古代社会，因为以男权为主，所以女人的命运很苦，丈夫去世，不得再嫁，否则必定被人视为不忠贞，受到各种辱骂，到了民国时期，虽然已经是新时代，但是封建社会的很多陋习还是遗留了下来，很多名人，依旧无法逃脱包办婚姻的枷锁，不过对于自己的发妻，很多人做出的选择并不完全一样，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位，做法很是可耻的名士。

蒋梦麟的这一说辞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笑谈。但仔细想来，或许早在结婚之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蒋梦麟就已经爱上陶曾谷而不自知。所谓的因为义务照顾陶曾谷，不过是蒋梦麟为自己找的一个借口罢了。

毕竟如果不是爱，会有哪个男人为了亡友的遗孀拆散自己的家庭？

9. 有谁能告诉我几个爱国人士的资料

人民的好总理
1910年春天，2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一次,校长在课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华罗庚毅然回国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爱国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 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李小龙
李小龙，在60年代时，国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员总是淡化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李小龙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电影《精武门》中的“中国人，不是病夫”，带动了香港电影的一片爱国热潮，我们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影。

10. 蒋梦麟“专欺好友妻”，当着胡适的面他说了些什么

这位曾经的北大校长现在人财两空，什么也没有了，之后，蒋梦麟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身体没愈况下，患上了癌症，至1964年6月18日，蒋梦麟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路程。

婚姻不是小事，决不能一意孤行。凡事要想清楚后果，不然受伤的就是自己。如果说蒋梦麟的第二次婚姻还不算是失败，那么他的第三次婚姻无论如何也算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