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弘武汉大学教授

㈠ 鲁慕迅的人物生平

1928年12月26日，阴历十一月十五。出生于河南汝州古城法行寺塔西的青龙街42号，乳名：鲁立（后改名鲁中立、鲁思淼、鲁慕迅）
1945年夏于西安及华山从姨父石磊园先生学画。
1946年春任河南南召县立中学美术教师。
1946年秋至1948年春在开封从谢瑞阶先生学画。
1948年初考入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并以鲁慕迅的笔名在《中国时报纸》、《民权新闻》等杂志发表的《“丰画”举偶谈》（对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贪污与迷信、《夜鹰赞》、《也谈谈太阳镜》、《蝇子》、《路上》、《为曹操伸冤》、《肃犬、《治安安治》、《祈祷》、我质问编辑——兼谈谈典故》等等的杂文、诗歌与漫画。
1950年毕业于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
1951至1958年先后在中国文艺学院美术工队、中南大区长江日报、武汉市长江日报担任美术编辑、组长，从事年画、漫画创作及美术评论，同时从张肇铭、徐松安先生学画。
1958至1961年被划右派，于下放劳动中，常于无人时偷画速写和思考美术理论问题。
1962年夏去长阳，沿清江及到山区写生。此时已回长江日报（一度改为武汉晚报）从事美术编辑及评论工作，不时有画及文章发表，直到文革再次下放。文革中参加批判会时，多在思考美术理论问题，如《试论中国画的气》一文的初步提纲就是在会场的角落偷偷写出的。
1971年重回武汉，任职于市汽车运输公司政工组宣传组，得以随车队深入鄂西山区及神农架原始森林感受大自然和搜集素材，后调入解放公园美工室，7月间画了大量花卉写生，并先后去三峡、大宁河、四川、云南、广西、陕西、武当山等处写生和创作，直到1979年调入湖北省文联。
1979年《马蹄莲》为人民大会堂陈列与收藏；与陈作丁、汤文选、周韶华、冯今松等组成：晴川画会。
1981年回家乡妆州写生创作，重寻旧梦；《千堆雪》等8幅作品参加《湖北十人中国画联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为《王霞宙画集》作序。
1982年参加《美术》编辑部召开的美术理论座谈会，宣读论文《试论中国画的气》、《中国画三味——书骨、乐韵与诗魂》、《美术》7月号发表《个个成器》、《芍药新芽》、《艳阳秋》三幅作品，10月至11月发表《试论中国画的气》一文。参加与何溶、叶朗、沈鹏、贾方舟、彭德、 陈云岗、茹桂、陈博萍、陈方既等在湖北神农架举行的美术创作研讨会。
1984年10至11月间参加中国文联代表团应邀访问英国、荷兰。策划参与由湖北省文联创办的《美术思潮》杂志的试刊号。
1985年参加全国美代会，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美术思潮》杂志正式出版发行，任第一副主编与编委。11月组织并参加在武汉展览馆举办的“国画新作邀请展”被列为中国美术十大新闻。与戴筠参加烟台美术理论座谈会并去青岛、石岛、蓬莱等地参观学习。先后在长江日报、湖北画报等发表访问英荷系列文章及图片。
1986年应邀参加中国画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全国中国画艺术讨论会》，在《现代中国画断想》发言中提出“多元互补”的观点，随后发表于《中国画》及《美术》。同年参加湖北省第4次美代会，当选中国美协湖北分会副主席，与戴筠去桃花源、张家界、吉首、凤凰等处写生创作。
1988年随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英国、荷兰并进行艺术交流，作品《高秋图》等作品在《武汉国际水墨画节》展出；《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及其写意传统》一文发表于《88北京国际水墨画展》理论研讨会及文集。1988年6月29日，书法报头版刊登了鲁慕迅先生评论吴丈蜀创作的书法作品《兰亭序》，题为《千载两“兰亭”》，引起轩然大波。单就这篇千字文的书法评论写作而言，窃以为是近三十年来最优秀的书评之一。这么短的篇幅，有述有作，引经据典，评古论今，将自家的观点表述得淋漓尽致，实属难得，令人心生敬意。
1989年《霁月》等6幅作品香港《新晚报》以专版刊出，同时发表刘纲纪评论文章。6月离休，陪夫人戴筠女士赴京山疗养。
1990年举行《鲁慕迅京山诗画展》；同年参加《湖北十人联展》在新加坡展出并应邀访新。
1991年2期《艺术与时代》发表《有竹居艺谈》及《荷乡》等5幅作品，同时发表刘纲纪、徐公度、吴丈蜀评论文章；《文艺报》发表姜天民评论文章。
1992年2期《迎春花》发表《野菊花》等12幅作品及姜弘评论文章。台湾《1992年大陆艺评选》发表《春酣》、《醉卧东篱》等8幅作品及姜弘文《书骨乐韵蕴诗魂》。同年7期《美术》发表《鱼戏图》等9幅作品及《中国画三味—书骨乐韵与诗魂》一文并有陈泊萍评论文章。
1992年故乡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政府为其举办《鲁慕迅乡情诗画展》，展后将作品全部留赠家乡。
继1990年京山诗画展后陆续在湖北钟祥、江陵、天门、洪湖、盐利举行个展，1992年赴深圳参与筹备《第八届当代中国花鸟画邀请展》，并为画册作序。
1993年《桃实图》参加中国美协举办《全国首届花鸟画展览》并任评委；参加北京《中国花鸟画理论研讨会》4期《国画家》发表《生命的信息》一文。
1994年7月26日，最亲密的艺术知已爱妻载筠逝世。9月起移居深圳，至此不问世事深居简出。
1995年11月深圳美术馆举办《鲁慕迅花鸟画》展轰动南国，《芍药新芽》参加《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作品展览》并为画册作序。参加香港举办“现代中国画展”。
1986年以来参加1—9、11届《当代中国花鸟画邀请展》。
1996年4月，参加中国画研究院主办的无锡《全国花鸟画研讨会》发表论文；12月在天津参加《首届中国画学及中国画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发表论文。
1997年6月，大型书画选《鲁慕迅画集》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收入1978年以来作品84件，书法作品11件，各家评论文章16篇。《鸡冠花》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第4册。12月尤其策划的全国《国画改革二十年理论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1998年赴西安为已故画石大家石磊园先生整理遗作，7月去大连参加《绿野美术之家》活动。11月《秋语》等作品参加《第一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
1999年1月为《石磊园画集》撰文《一派清光照后人》，该文并发表于台湾 1999年第10期《中国人物》和2001年第4期《国画家》；9月参加《晴川画会二十年画展》及活动。
2000年4月赴西安参加《石磊园画展》有关活动，11月出席第6届湖北省美代会被选为顾问。《绿杨堤外水云乡》等作品被收入《当代美术》画集。12月《大厦的崛起》等作品参加《第二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
2001年2月《鸟国之春》等15件作品参加《世纪之春国画展》；4月在西安美术学院举办《鲁慕迅画展》，展览由西安美术学院、陕西国画院、中国、陕西、湖北、深圳美协，湖北省文联等共同举办；6月在武汉举行《鲁慕迅画展》，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联、湖北省美术学院、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9月《荷叶小鱼》参加《百年中国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收入《百年中国画集》，同时出版《百年中国画展名家精品系列·鲁慕迅专辑》，《杲日融融》收入《新时代中国画作品集》；11月被聘为中国美协2001澳大利亚中国画展评委。
2001年4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美术学院、陕西省国画院、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深圳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的《鲁慕迅画展》在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2002年5月《鸡冠花》、《绿杨堤外水云乡》被收入《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
2001年 6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美术学院、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的《鲁慕迅画展》在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7月《慕迅题画诗稿》由澳门出版社出版，11月参加全国河南籍名画家中原活动。
2003年9月应邀参加在烟台举办的中国当代花鸟画坛名家作品展及理论研讨会。
2004年9月应邀参加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举行的“中国花鸟画九人探索交流展”，12月巡回至汕头、厦门、深圳展出。参展九位画家是：赵梅生、鲁慕迅、周韶华、齐辛民、贾平西、赵贵德、刘荫祥、张桂铭、王金岭。作品《荷叶小鱼》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2005年3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被授予《优秀人民艺术家》奖牌。《我爱四君子》参加“科学与艺术---优秀人民艺术家作品展。6月《竹石图》参加“继承与发展---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7月《鸟国之春》、《照水梅》参加“2004全国中国画百家作品展”10月12 日作品《高风图》搭载“神舟六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10月30日作品《香雪》等参加《传承-创新---2005北京皇城艺术馆优秀艺术家邀请展》同时参加《南北花鸟画展》、第12届当代中国花鸟画展。10月参加《湖北省当代国画精品展》在韩国展出。
2006年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慕迅画字》。年底赴家乡汝州义务讲学。
2007年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文集《清茶谈艺》.，为《中国当代美术全集》作序。
2008年出版《慕迅自书百联》，当选为湖北省水墨画院院长。4月被聘为深圳文博会美术馆艺委会副主任，为《陈子庄诞辰九十五周年遗作展》作前言。
2008年12月16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故乡情——鲁慕迅作品展》在郑州商都艺术馆举行。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型书画选《鲁慕迅作品集》。参加纪念晴川画会三十周年展“晴川·晴川”湖北十人中国画作品展。
2009年6月与贺敬之，黎辛，柯岩，黄懿芬等畅游新安龙潭大峡谷。为《黄秋园江南三大名楼图卷》，《黄秋园工笔花鸟图卷》题跋。应邀参展“首届中国城市艺术书画提名展”（中国美术馆）。
2010年3月30日至4月6日 《南国花如海》鲁慕迅-高坤水师生画展在深圳美术馆展出。
5月1日参加在黄鹤楼白云阁美术馆《五月墨迹——当代中国著名画家50人作品展》。
11月17日，由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湖北省水墨画院，连云港市书画院、连云港市美术家协会，海州国画院，连云港市美术馆。连云港市花鸟画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心灵之声”——”鲁慕迅花鸟画学术邀请展“在连云港市美术馆开幕，并进行了画展的研讨会。
11月24日，赴海州考察“海州二刻”（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将军崖崖画），并提出：将军崖岩画为中国最早的花鸟画之一的观点。
2011年3月，其“当代中国画的多元结构”一文，选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4月14日，携弟子赴江西修水县双井村拜谒黄庭坚陵墓。
8月21日，作品参加“精彩百年两岸书画联展”于台北“国父纪念馆”，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以书面方式致贺。
10月29日赴昆山参加“纪念张大千诞辰112周年艺术精品展暨研讨会”并发言。
12月15日，以耄耋之年组织策划其师“徐松安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在武汉美术馆开幕，并为展览作前言与画册序言。
12月27日，携弟子付迪拜国考察与艺术交流。
2012年5月赴太行山写生
2013年1月由深圳报业集团，深圳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的《有竹居小品书画展》在深圳举办。
2013年9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清华大学，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湖北美术家协会，湖北书法家协会，湖北书画院共同举办的《心之声——鲁慕迅书画展》在北京清华大学美院美术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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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箫声剑影

作者：刘绪贻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5.1

页数：320

内容简介：

书名《箫声剑影》来自清人龚自珍的诗。龚自珍在多首诗里写到箫和剑,抒发他的“箫剑情怀”;一种既沉郁苍凉又激越昂扬的情感意蕴。刘先生自幼爱读龚自珍的诗文,后来更是仰慕这位爱国的先觉者的思想和人品。既忧国忧民,又愤世嫉俗,这是大转变时代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特征,相距百年而同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刘绪贻和龚自珍,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箫韵幽忧,剑气如虹。¬——姜弘《与“五四”同行》摘自《读书》2009年第12期

本书是百岁文化老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刘绪贻教授的口述自传，一个世纪的动荡人生和精神奋斗都浓缩于笔端，历经民国-抗日-内战三个特殊时期，在平实严谨的文字下面讲述的却是历史变幻的波澜与社会、民族、群体、家族及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刘绪贻是一个缩影，从他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个风云变换时代中国学者的命运，尤其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披露了大量现代中国文化名人、政界名人的身影、性格、事迹，各种理想、主义和政治、观念的冲突让人感慨不已。

作者简介：

刘绪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罗家冲，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下半年起在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习社会学，1940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在当时国民政府机关任职，1943年末考取自费赴美留学，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副教授，后升教授，是我国早期的社会学家之一。1949年作为进步教授，担任武汉大学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参与了武汉大学的接管。解放后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他著作等身，史论结合，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蜚声世界，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就是与杨生茂共同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被誉为“美国通”。美国总统老布什曾致函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作的努力”。

㈢ 曾卓的友人回忆

刘绪贻
在近期的阅 读和写作中，曾经几次涉及我和著名诗人曾卓的交往情况。缅怀故人的深切情怀，难以忘却的愧疚心情，促使我禁不住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一)
曾卓原名曾庆冠，是我黄陂县的小同乡。我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黄陂北乡农村，他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汉口，彼此原不相识。虽然解放前我们互有所知，但见面与接触却是在解放以后。
曾卓4岁时，他的父亲以反对包办婚姻为由，遗弃了他的母亲。他认为极不公平，非常同情他的母亲，从而激起了他同情弱势者的正义感。6岁时进入武汉市第六小学读书，曾在老师帮助下，在当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热爱文艺。1934年考入武汉市男一中就读，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近90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坚持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激愤。中国共产党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又在《八一宣言》中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同时，还在原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在广大学生群众中迅速扩建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并于1935年掀起席卷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种火热浪潮中，一向正义感很强并已受到鲁迅思想影响的曾卓，很自然地结识了一些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并于14岁时，在汉口《时代日报》发表"生活"一诗，认为"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旋涡"。15岁时，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被学校除名，转入黄岗正源中学就读，并在当地抗日热情的感染、鼓舞下，经地下党人介绍，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6岁。
同年武汉沦陷前，曾卓流亡到重庆，考入复旦中学，参加了进步同学的组织"吼声剧团"和"复活社"，并任党支部的宣传委员。1939年，他为即将前往延安的同学写了一首题为《别》的诗，发表在进步文学家、复旦大学年轻教授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靳以很赞赏这首年轻人的诗，发表时还写了短文予以评论。此后，靳以还到曾卓的宿舍看望他，使他受宠若惊。1940年，曾卓结识了著名年轻诗人邹荻帆。他们和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人组织"诗垦地社"，出版《诗垦地丛刊》，得到靳以的大力支持，定期将《文群》的版面让给"诗垦地社"发表诗作。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文群》坚持出版了4年500余期，而且常刊载巴金、艾芜、曹禺、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名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文艺界声望卓著。曾卓的诗作屡见于《文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1939年冬，他的诗"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诗的主旨在于说明进步文学之门决不会为叛逆者打开。《大公报》记者谢贻征对此诗倍加赞赏，并撰文称赞作者为"少年雪莱"。自此以后，曾卓声名鹊起，开始尝试诗歌以外的多种文学形式，投稿范围也逐渐扩大，。1940-1943年间，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及其他文艺作品，并于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门》。这一时期，是曾卓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人评价，曾卓和一批与他共同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形成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
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7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积极组织"桔社"、"中大剧艺社"，定期出墙报；参加过艾青、田间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契诃夫的《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还于1944-1945年编辑《诗文学》。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市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刊登进步作品，有人称这份副刊为"武汉的一点亮光"。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50年，曾卓曾任教于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并当选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常务副主席、文协副主席。
不幸的是，1955年曾卓卷入胡风案，同年6月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极度艰难和孤寂的牢狱生活。1957年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实行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曾卓才得以调任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称"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在此背景下，刚恢复创作仅一年的曾卓再次被闲置一旁。"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接着被关进"牛棚"。几年后，他调回武汉话剧院(注：武汉人民艺术为剧院1968年改称武汉话剧院)做勤杂工，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在1955－1979这漫长的25年中，曾卓虽然处在极端屈辱与艰难、苦涩而无奈的困厄环境中，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尊、真诚、坚毅和信念。有人用"好人"概括地评价曾卓，说他"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包括有负于他的人)"。同时，他并未被命运扼杀，心中的波涛仍然汹涌翻腾，创作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样，在岩石下熊熊燃烧；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原则，进行着各种隐蔽和公开的创作。
比如，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狱中口占了30余首怀念童年、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诗作。1961年，他写了很成功并获得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肯定的话剧《江姐》和著名情诗"有赠"。1970年《悬崖边的树》一诗，更是好评如潮。此外，这期间他还写了话剧《清江急流》，被改编为广播剧并获得一等奖的剧作《莫扎特》和儿童多幕剧《谁打破了花瓶》等。
1979年平反以后，曾卓重返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4届理事，第5、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并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从1981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包括诗集《老水手的歌》（1983）、散文集《听笛人手记》（1986）和诗论集《诗人的两翼》（1987）在内的10余部作品。
从少年时期开始写诗，到老年仍不懈地进行创作，曾卓留下了一批"凝练自然，富于哲理，感情深沉而真挚"的文艺作品。他的诗作既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具有浓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又饱含着"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民的爱"以及"对诗（艺术）的爱"。他的散文也独树一帜，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感情充沛。虽然曾卓见证了母亲和祖国的苦难，也亲历了离合无常、蒙受冤屈、荆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但他的作品里难见消沉和绝望，却始终充满面对命运时无所畏惧的坚强信念和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这些作品直达读者的心灵深处，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们的联想和共鸣。曾卓的创作卓然而立，生命力持久，深受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他的《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1983年，《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诗集奖；1988年，《听笛人手记》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2002年4月10日去世以后，曾卓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
人们对曾卓的一生普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张永健教授所言："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
（二）
我与曾卓都是黄陂县人，家庭背景大同小异，1929-1938年间，除很短的时间以外，都在武汉市生活和学习；1940-1944年间，都在重庆生活和工作。为什么彼此毫不相知，毫无接触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有异，因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初入学读书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后来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我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受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界的熏陶和制约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孕育而成的。曾卓进小学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七年，在知识界的影响已经相当的深刻，曾卓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孕育而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无缘相知相识，合乎常情。
从1946年起，因各种原因，我已逐渐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到194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执教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性；1949年初，又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身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曾卓1947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任《大刚报》副刊《大江》的主编。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彼此已逐渐相知，甚至同气相求，同心相励，但仍缘悭一面。大约是在1953年4、5月间，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武汉市党员代表会议。曾卓作为正式代表，当时已有15年党龄，但他却不以老资格自居，积极热情地、谦和诚恳地和我这个列席的代表接近、交朋友。我虽未明言，心里是非常感激的。自此以后，我作为武汉市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作为武汉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虽然在工人文艺运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和而不同"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在毛泽东煽起的"左"倾思潮下，曾卓被强制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我当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因职务关系，不得不表态，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我与曾卓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大都是有些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曾卓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不良传统的影响，胡风就曾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55年7月撰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发表于《长江日报》，并被全国、省、市各级媒体转载。虽然我写这篇文章有上述两点原因，但此文用语刻毒，而且过分上纲上线，污蔑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言论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我却称之为"阴谋"；强词夺理地攻击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破坏文艺团体之间的团结"等等。我写此文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我其所以这样上纲上线，乃是为了表明，自己在紧跟毛主席反对胡风反革集团问题上立场坚定，心里并不踏实。文章发表后，心里更是常常感到不安，念及曾卓如此倾心地与我相交，我却写出这样的文章对他进行攻击，越想越是感到有愧。1979年他平反以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我找机会向他当面致歉，但又始终勇气不足，以致一再耽搁。
时隔40余年，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1997年，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农，知晓我的这种心情，就不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地以我的名义，将此书赠与曾卓。曾卓不了解内情，获书后写信感谢我，并告诉我说："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大著，文笔酣畅，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可见精力仍旺盛，甚为欣慰"。接到他的信后，我又惊又喜。除暗中感谢康惠农君外，立即给他回信，向他谈及1955年那桩不愉快公案，坦言40余年来我心里始终难以抹去的愧疚，和一直想当面向他表示歉意却未能如愿的心情。1998年2月15日，曾卓在回信中写道："50年代的旧事，不值一提。当时那样的形势，大家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接到此信后，我的心情比以往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从以后我们的交往中，从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更多了解中，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是出自肺腑的，是真诚的，是值得钦佩的。自此以后，我常想以某种方式对曾卓的大度与宽容表示我的敬意，但我虽才疏识浅，却是一个不易以言语许人的人，久久未能如愿。1998年5月29日，也是我们两人朋友并了解我们关系的《长江日报》罗建华编辑，在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有意邀请我和曾卓同时参加，使我们久别重逢，互倾积愫，彼此十分高兴，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心情愈切。后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偶读陆游诗词，觉得两位诗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赋七言律绝一首：
心有灵屏一点通，参商半纪喜重逢。
古今诗叟其谁似，野老丹心一放翁。
2001年6月5日，我将诗作抄寄曾卓，并拜托作家姜弘把拙著《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转赠给他。6月8日，曾卓复信说："承赠诗，感谢而又有愧。诗朴质情深，自有一种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过去写过一些不能称是诗的诗，只是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和情怀，老来多病，只有搁笔了，但还有一点忧国忧时心耳。"
2002年4月10日，曾卓因病逝世，此信竟成他给我的绝笔。
（三）
现在回忆起我与诗人曾卓平生的交往，真是感慨良深。青少年时，虽然我们感受着不同的时代脉搏，浸染于不同的社会思潮，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无缘相识。但是，我们的家庭教养和社会关系颇多相似之处，因而陪养成一种十分接近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我们都反对专制独裁、贪污腐朽的统治，同情弱势群体，热望社会公平公正，甚至认为全人类都应该互爱互助，消除压迫、剥削、侵略、欺骗等等非人道行为；我们热爱自由，但反对妨碍、干预他人自由；我们都钟情于写作生涯，借以抒发自己美好的感情，阐明高尚的理念；我们都勇于坚持真理和正义，都醉心于通过为社会、人类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为此敢于藐视权势，不怕坎坷生活，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有了上述这种相似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作为粘合剂，我们只要有机会接触，便会逐渐成为心灵相通的知己与挚友，享受温馨的友谊，互相促进学识、情操、理想以至整个人格的升华。解放前后，我们幸而有了从间接到直接的接触。然而令人十分惋惜的是：1955年的一场严冰恶雪，摧折了这朵含苞欲放的友谊之鲜花。
1998年上半年，我们终于在好心友人多情而巧妙的安排下，在迟暮之年重逢，彼此惊喜不置。此后，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重新培育出那朵1955年被摧折的友谊之鲜花。我思考着和曾卓一同去磨山公园赏梅，在冬天仰望春天；想象着和他去武昌东湖植物园欣赏郁金香、杜鹃、玫瑰争鲜斗艳，尽量体验爱花、惜花的情怀；在中秋之夜一同赏月论文；在重阳节一同持螯对菊吟诗。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在一起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探讨人类理想社会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然而直到2002年，我一直在忙于完成人民出版社六卷本《美国通史》约稿任务，未能使这些美好的设想"心想事成"。而曾卓则天不假年，过早地离我而去。
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