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系雷教授西周

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有开双学位吗或者选修，辅修

你的理想是很好的，但是你所选择的两个专业当前就业形势要充分观察与思考。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多次提到这两个专业的就业形势。

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同中国考古学一同成长的。这意味着要了解它就离不开中国的考古学史。同其他近代学术一样，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来自西方。近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甚至是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的。它是在20世纪初中国国家、民族和历史三重危机下出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探险家、学者在西北的考察活动以及日本探险家、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探险乃至盗掘活动频仍。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沉寂多年的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挖掘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借助20世纪初期国内的“三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早期的考古工作便集中在河南安阳殷墟（1928—1937），由此开始了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殷墟的第一次发掘由甲骨文学家董作宾先生(1895—1963)主持，从第二次开始转由毕业自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李济先生主持。后转由在哈佛大学受过考古学系统训练的梁思永先生主持。梁思永先生改进了田野发掘的组织和方法，奠定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工作的专业性方向。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考古学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并深深地撞击着民众的魂灵。而诸多的考古实践，也催生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专业。最初成立的两个高校考古教学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后者成立于1925年，前后仅存4年。可以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前身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1年底，后改名文科研究所（图01），虽说也仅存在了四五年，但它却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国学门的体制，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其中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便是今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该研究室还外聘罗振玉（1865—194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为考古学通信导师，并积极主动寻求与国外考古学术界的合作，影响深远。马衡先生也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考古学会则成立于1923年5月24日，初名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先生担任会长，参加者有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容庚、陈垣、李石曾、徐炳昶等人。考古学会计划从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其主要活动有参观朝鲜汉乐浪郡古墓发掘、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以及甘肃敦煌古迹等。1927年，北大考古学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大教务长徐丙昶任中方团长，中方团员黄文弼等10人均为北大师生（图02）。此次科学考察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首次考察大西北还特地发行纪念邮票一套（4枚）。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刻，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
1934年，因马衡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改由胡适先生（1891—1962）兼任考古学室主任。1946年北京大学由于日本侵华而南迁8年之后返京，成立了以向达先生（1900—1966）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梁思永、裴文中先生（1904—1982）为导师，开始招收考古研究生。北大考古的专业规划也得以逐步完善和稳步拓展。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09—1999）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文学史家郑振铎（1898—1958）、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夏鼐（1910—1985）、郭宝钧（1893—1971）以及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林耀华（1910—2000）等诸先生为兼任教授（图03）。
2007年，考古文博学院又根据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一步调整学科，下设考古学系、文化遗产学系，另设信息资料中心。其中考古学系下分5个教研室，它们是旧石器考古教研室、新石器商周教研室、历史时期考古教研室、科技考古教研室以及外国考古教研室，从而使得我院的考古学学科体系更为健全和完整。
北大考古虽然承载着厚重的学科传统，但也夕惕若厉，适时调整学科设置。文化遗产学便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对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相关成立背景进行发现、界定和价值评估，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保护与利用，达成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双赢的综合性学科。现我院文化遗产学系下分3个教研室，分别是博物馆学教研室、古代建筑教研室和文物保护教研室。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北大考古的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考古专业成立以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将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专业介绍

考古学专业
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创建于1922年，现今作为国家该领域唯一的重点学科，拥有一批学术造诣深、教学水平高的教授和副教授，考古教学和科研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被誉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中心。本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能够进行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的初步研究。毕业生既能够从事考古、文物和博物馆工作
博物馆学专业
博物馆学专业创办于1988年，该专业依托于首都北京为数众多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和高水平的专家队伍，现拥有一座现代化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与国内外博物馆学界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密切联系。专业注重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结合，除了博物馆学的理论课程外，还开设了博物馆陈列设计、博物藏品管理等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此外，文物研究、文物保护、工艺美术等方面的课程，更扩充了学生的知识面和提高了学生的艺术修养。博物馆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除了进入各级政府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或成为各类博物馆的业务骨干外，还可以继续攻读博物馆学及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
文物保护专业
文物保护专业方向是我院适应国家文物事业的需要而创办的按专业对待的专业方向，主要培养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专门人才。本专业方向拥有自己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实验室配备有多种分析仪器及研究设备，具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专业科研成果丰富，所承担的古代竹简的保护、土遗址防风化保护、文物风化机理及保护材料、脆弱纺织品保护加固材料等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急需解决的课题，有的课题已有突破性的进展。本专业方向招收理科考生，毕业生既能够在国家文博系统从事文物保护和修复等专业技术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还可以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考古学专业（文物建筑方向）
文物建筑专业方向是应国家文物事业的急需于1998年设立的专业。主要培养文物建筑保护、维修以及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该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和实践应用性强的特点，要求学生除了掌握建筑学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外，还要掌握一定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的方法和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艺术和美学修养。毕业后能够从事文物建筑的保护维修、方案设计和施工管理等工作，并为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毕业生除了可以继续攻读文物建筑方向的研究生外，还可以选择到国家文物部门所属的古代建筑研究所、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高等院校等工作单位。
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含动物考古）
主要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和发展以及人类生存环境变迁对文化发展的影响等，研究早期人类的历史。旧石器考古需要利用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边缘学科。
新石器及夏商周考古
新石器时代考古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农业起源、文化体系、社会复杂化、文明和国家的形成的研究等；夏商周考古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早期王朝的形成、夏商文化研究、西周文化研究、东周文化研究、中国青铜时代的技术与艺术、中国政治等级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观察等。
汉唐考古
中国大一统帝国形成的考古学观察、秦汉至南北朝考古材料的分区分期研究、秦汉都城与陵墓、战国至南北朝的非佛教艺术等。隋唐五代考古材料的分区分期、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考古材料反映的隋唐社会制度、人类行为和思想观念。实物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去探索这一辉煌时代的历史。
宋元明考古
宋元辽金考古材料的分区与分期、宋至明清的都城与陵墓、手工业遗存与宋至明的社会经济、艺术成就和组织结构等社会问题。
佛教考古
通过对中国佛教石窟、印度佛教石窟、犍陀罗与秣荼罗艺术、佛教寺院遗址、汉文佛教典籍的分析与研究，补充和推进中国佛教史。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
研究对象主要为青铜时代直至郑和下西洋的外来文化、宗教、艺术。有四门主要课程：一、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二、西域艺术考古；三、外来宗教考古；四、碑铭所见中外文化交流。这些门课程以中外史料和考古发现为依据，讨论丝绸之路重大考古发现以及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帮助学生逐步建立较为系统的知识。
陶瓷考古
中国古代瓷窑遗址的分布规律；中国古代陶瓷器的制作工艺；中国古代陶瓷器在国外的发现；外国（主要是韩国、日本）陶瓷考古概要；陶瓷考古研究的新成果。
田野考古学
田野考古学是获取考古学研究资料的基本方法，内容包括如何通过调查和发掘等方法获取考古学资料，以及通过地层学、埋藏学、和沉积物学解释遗址堆积物形成过程的研究方法。
博物馆学
把握现实社会发展对博物馆形成的挑战和机遇，跟踪国际博物馆学发展趋势，深入系统学习和研究博物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博物馆主要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规范、技术和发展热点，探讨博物馆为社会及社会发展服务的途径和手段，掌握适应当代博物馆状况和发展条件的博物馆学理论和工作方法。
博物馆藏品研究
结合考古学研究和古代文献，吸取传统古器物学的合理成分，从文化意义、性质和社会历史功用以及形制演变等方面分门别类地研究玉器、青铜器、印章、碑帖、陶瓷器和书画等古代文物，并涉及文物鉴定。
中国古代建筑
建筑考古学与建筑史学专题研究、遗产地保护规划设计、传统建筑修缮与复原设计。
科技考古
考古年代学（测年技术的精确化和测年手段的多样化）、碳十三与人类食谱及农业起源、元素及同位素分析在考古中的应用、冶金考古等。
文物保护科学
文物腐蚀劣化规律的研究；文物保护材料的研究；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文物保护基础理论及文物保护原则。

㈣ 留守女孩是以多少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呢

是以文科676分的成绩考上的，很厉害的一个女孩，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坚持不懈为之奋斗，即使条件再艰难也不放弃，如愿以偿，加油！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㈤ 北京大学考古系分数线

摘要 您好！亲，你要先说你是哪个地方的考生？

㈥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的重大发现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群考古发掘工作逐渐进入尾声，2013年7月18日中午，考古人员又有惊喜发现，一件青铜双面神像首现于最大的111号墓中，这也是湖北省首次在西周墓葬中发现青铜双面神像。 由于神像的体积不大，记者站在距离棺底9.8米深的上方，一时无法看清。借助摄影记者拍摄图片，记者才目睹了神像的“真容”：面部轮廓清晰，大眼睛。
武汉大学考古系教授，研究专长为商周考古、中国青铜器时代青铜器的张昌平18日也赶到叶家山考古发掘现场，仔细端详鉴别了这件新发掘出的“宝贝”——青铜双面神像。
张昌平告诉记者，这件青铜像有两面，高约15厘米，整个体积相当于成年人头的一半，上面没有铭文。它既有人的面容，有眉毛，圆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也有像动物的一面，有角、獠牙，它鼻子上有纹饰，看上去像老虎的鼻子，凸起的角一边看是月牙状、另一边看是螺旋状。青铜像下方有4个孔，张昌平认为下面应该连接了一块木头，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木头腐蚀不见了，这些孔应该是和木头连接时当作插孔用的。
18日，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李伯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形制上看，叶家山发掘的青铜人面像与早前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人面青铜面具”，在面部特征方面类似。但是三星堆人面像皆为单面，此次发现的双面形制尚属首次。从考古意义上说，这一发现更接近于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商代“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可能也为某种崇拜物，或者是保护神。 由于保存不是很完整，111号墓室已经腐蚀得只剩下痕迹，棺室的四周是椁（音同“果”）室，而这件青铜双面神像则位于棺室东侧，紧挨着墓主人，介于棺和椁之间。张昌平介绍，在陕西省宝鸡市也曾出土类似神像，其双面为动物形象，在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青铜时代遗址，也曾出土类似的青铜面具。但18日出土的这件青铜双面神像摆放的位置极其特殊，显示出墓主人对此物的重视程度，这也是湖北省西周墓葬中首次发现青铜双面神像。
张昌平猜测，它放在墓中重要位置，不能说是镇墓兽，但可能有相似的性质。
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总领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分析认为，这可能和当时的宗教、习俗有关，随葬这样贵重的物品，也显示出墓主人身份的高贵。但为何这样摆放，有何社会背景，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了神像，棺底还发现了不少金箔和玉器。考古队计划在20日之前将它们悉数清理出来。
每逢降雨，考古队都要用塑料布将墓坑盖得严严实实，一来怕损毁文物，二来怕塌方。17日下午，叶家山就连续下了两个半小时暴雨，考古队工作人员全部上阵，在雨中用四台水泵抽水，大雨过后还要将渗入墓坑的水用海绵吸干净。
叶家山西周墓葬群中最大的111号墓，18日发掘到了9.8米深，已经接近底部。墓的最下面是棺，棺外面有一层保护它的椁（音同“果”）室，在接近椁室摆放随葬器物的四周台阶，被考古界称作“二层台”。在二层台上，200多件文物早已露头，包括编钟、鼎、簋、戈等青铜器，但一直没有取出。18日趁着天气晴好，考古人员用牛皮纸和海绵将每一件逐个包好，并登记编号。最后，在武警的押运下，安全转移到了随州城区。 同样是在曾侯墓中出现的编钟，曾侯乙编钟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这套由65件青铜钟组成的庞然大物，其音域跨5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111号墓中出土的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多年，只有1个镈钟和4个甬钟。
“我们认为这组编钟可以发9个音，4个甬钟每个能发出两个音，镈钟可以发一个音。”黄凤春说，从音阶上来看，它们具备9个音，足以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但不同的是，曾侯乙编钟经过了调音，这套编钟没有，所以它的音阶不一定精准。“曾侯乙那个年代对音阶的控制已经相当成熟了。”
黄凤春认为，这套编钟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编钟数量是目前西周早期墓葬中最多的。他说，编钟是身份的象征，早期是天子、诸侯才能享受，发展到后来也规定了什么等级才能用多少编钟，与其同一时期的陕西曾出土过一套编钟，有3件。“目前来看，在西周早期，编钟还是稀有之物。”
18日，编钟已被发掘出来送到了随州市区，黄凤春说，下一步要对编钟进行清洗、取样、测音、铸造研究、X射线拍摄等等一系列工作，“我们主要的研究在室内，室外主要进行发掘。”

㈦ 殷商文化的研究成员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会名单 （以笔画为序）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朱凤瀚（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教授、博导）
宋镇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杨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郑振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商志香覃（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王玉哲（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刘启益（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刘起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吴 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张政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邹 衡（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谢辰生（国家文物局顾问） 王宇信
王 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 毅（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 巍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尹盛平（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方 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刘 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刘一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孙 华（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
孙敬明（山东潍坊博物馆研究员）
朱凤瀚
许顺湛（河南省博物馆研究员）
许智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齐 心（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吴振武（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宋镇豪
张文彬（国家文物局原局长）
张玉金（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
张松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 民
李伯谦
李学勤
李绍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李维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杨升南
杨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辛占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全方（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
陈炜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单天伦（中国地方史志指导小组研究员）
郑振香
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郭旭东（安阳师范学院教授）
高 明（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局局长、教授）
高英民（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局研究员）
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商志香覃
常玉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曹 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锡全（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彭适凡（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
葛英会（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导）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雷从云（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
蔡运章（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研究员）
戴志强（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 朱启新（国家文物局编辑室）
李天增（安阳师专教授）
李祖卫（安阳市原人大主任）
杨学法（安阳市原人大副主任）
郭新和（安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薛安胜（山东省桓台县委书记） 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 坚（安阳市对外友协副主席） 马季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方 辉
任 伟（郑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刘 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彦民（南开大学副研究员）
宋国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光明（山东省淄博市文化局副局长）
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雪山（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肖先进（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周广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孟宪武（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
宫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党向魁（河南安阳甲骨学会会长)
唐际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文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
孙亚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 昆（江西省樟树市博物馆馆长）
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㈧ 北京大学考古学录取高考考日语的么！

哈，哈！那定是要去考考日本本土上的古了，本州、四国、北海道、九州，真真要横刀越马占东京了！

㈨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每年学费多少钱一年是否有额外的收费比如随教授去鉴定什么的谢谢各位了

本科吗？5000块钱一年。住宿费另算。
跟教授去鉴定？我只知道从打一入院就不停地出去旅游（就是出去参观啦，安阳啊之类的地方，钱貌似学校给付），然后大三有一学期都要在外头实习（就是挖）。

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名师名家

一个学科是否真正的强大，还有赖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专业自建立以来，就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今考古文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50多年来，在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
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苏秉琦先生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从1934年起，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
宿白先生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宿白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中国石窟寺研究》（专著）、《藏传佛教考古》（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专著）；《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等，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
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1952年，邹衡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5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先生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远古时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谦先生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李伯谦先生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先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1995年，李伯谦先生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满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崭露头角。目前，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
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刘绪、赵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刘绪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