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1946年9月出生

❶ 王毓瑚的人物生平

王毓瑚于1925年赴欧洲寻求知识，先在德国波茨坦市立高级中学就读，随后进入慕尼黑工业大学主攻经济学；1929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经济系；1933年，取得经济学、统计学和新闻学三科毕业证书；回国后，历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经济系讲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经济系讲师、国立编译馆编审、国立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等职；1946年，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教授；1949年9月，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教授；1952年至1980年，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由于他在中国古农书整理和农业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而他曾被选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王毓瑚的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从事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第二阶段，是1952年以后致力于中国古农书整理和农业史研究。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他将教学与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他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贡献，表现为熟谙西方经济思想史，同时有很深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根底，并潜心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不断探索。其所著经济史的著作，独具一格。例如，专著《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不仅是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而且就是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也颇为称道。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王毓瑚明确指出中国早期历史上的工商业者基本上未真正从事产业经营，而是在流通领域活动。因此，中国社会不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显而易见，他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独到见解，展现了其深厚造诣。他在中国古农书整理和农业史研究方面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进一步显现了其研究功力。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整理、校注了多种中国古代农书，并撰写了《中国农学书录》一书。《中国农学书录》是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必备之书。日本研究中国农业史的著名学者天野元之助先生对此书颇为推崇。1975年，日本龙溪书舍将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与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古农书考》合刊，作为纪念中日友好交流的学术著作隆重出版。在中国农业史研究方面，他亦是硕果累累，撰写了10余篇学术论文，编写了《中国畜牧史料集》一书。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又开始了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和世界农业史的研究。
王毓瑚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近30年，做出过重要贡献。他认为，大学图书馆馆长要代表教师使用图书文献的利益和要求。关于图书馆的建设，他竭力主张应将图书馆办成一个师生皆欢迎的图书馆，办成一个具有专业藏书特点的图书馆，办成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图书馆。
王毓瑚以见解精深、哲理深邃并勤于切磋琢磨而闻名，并赢得农史界名家与后辈的尊敬。因而，学校其它学科的学者们称他为“饱学之士”。他在如何对待事业、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科研方面，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在开拓农史学科的前辈学者中，有“东万、西石、南梁、北王”之说，分别指分处四方的农业部属四个重点农史研究单位的学科带头人。东是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1955年成立，位于南京，受南京农大及农科院双重领导）的万国鼎（1897—1963）；西为西北农业大学的古农学研究室（1956年成立，地处陕西武功）的石声汉（1907—1971）；南为华南农大的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1978年成立，位于广州）的梁家勉（1908—1992）；北则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史研究室（1978年成立）的王毓瑚先生。这四位先辈虽都是中国农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但先生与之相处却能摆脱过去文人相轻的常有陋习，尽管治学的重点与方法不同，却能做到互相砥砺切磋，相互敬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四所重点研究室的学科带头人大多受到过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农史学科重又得到恢复发展，但东、西、南、北四大家中只剩下南梁北王两位，真是物是人非。为了了却发展繁荣农史学科的夙愿，他们同以前所未有的激情，用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研究写作。
先生后期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十分窘困，1972年因患肠癌获准从延安返京，加以有心脏病在身，未去一度更名华北农大的涿县农场。但居所是由原来的工棚改修而成的简易平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生活、写作乃至接待来客均在是处。这一陋室竟一住就是八年有余，直至逝世前半年方得迁回原住处。而且，难与前述三处相比的是北农大下属的这一单位，既无编制，又缺经费，地点也是位于图书馆作为馆长的先生的办公室。研究助手先后有过一二人，也仅是兼任，而非专职。先生以一己之力毕生支撑着这一困局。严格说来，其助手原来功底因所学不属文史，先生以其热忱耐心，循循善诱的教导，才逐年使其有所提高，而后方能典见列为农史研究队伍中的成员。先生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先生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除已刊的论著，在先生仙逝后25年，方始由其哲嗣汇编为《王毓瑚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发。文集共收论文44篇，上篇侧重农史，下篇是有关经济史等的论著。文集的出版有益后学并可昭彰先生的学术业绩，自不待论。而有关先生治学为人的一些特点，如认真研读这些论文，也能从中窥察出有助于理解其根由之处。如先生青壮年去西方留学多年，学成后归国却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及农业问题为研究重点，这似近乎学非所用，而又略今详古，偏离通常认为热点难点的现实问题。文集所收论文近半数是先生未刊之作，与同代学人相比，以先生的苦学博识，其成果不仅使人有偏少之感，而又何以大多宁愿深藏，经推敲再三，方始分寄师友及后辈，征求意见而不轻率发表。力求其尽善而后已，在学术上对自己的这种严格要求充分体现了其严谨有加、务实求真的学风。
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孙女，二个孙子，一个外孙，妻子是李含芳。
1907年4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田果庄。
1915—1925年从河北高阳到北京，读小学、中学。
1925—1929年赴德国留学，入波茨坦中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经济系。
1929—1933年转去法国，入巴黎大学经济系，获经济、统计、新闻三种大学毕业合格证书。
1934—1935年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经济系讲师。
1935—1937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为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讲师。
1939—1944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
1944—1946年国立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1946—1949年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经系教授。
1949—1980年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教授。
1952—1980年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
1980年11月27日病逝于北京。

❷ 邱宗岳的人物年表

1890年6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 1896—1905年在本村家塾学习，并于1905年应秀才考试，名列县榜榜首。
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预备班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
1911年4月—7月在清华学堂学习。
1911年8月—1915年6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
1915年7月—1916年9月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1916年10月—1920年6月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获化学科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8月—1921年6月任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
1921年8月—1928年6月任南开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大学部主任。
1928年9月—1929年6月任厦门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
1929年8月—1938年8月任南开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1938年9月—1946年6月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年9月—1975年6月任南开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其中1946年至1952年兼任理学院院长。
1975年7月8日病逝于上海。

❸ 吴定良的人物生平

吴定良（1894年1月—1969年3月24日），字均一，曾用名士华。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生前曾经创刊并主编《中国人类学志》，与欧阳翥、卢于道等人发起创立“中国人类学学会”。
个人经历
1894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
1924年南京高等教育学堂毕业，留校当助教。
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学习。
1927年—1934年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学习，先后获统计学博士学位与人类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5年瑞士楚列须大学人类学院从事研究。
1935年—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组主任。
1942年—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
1946年—1947年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教授。
1946年—1948年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1947年—1952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1952年—1969年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人类学教研组主任。
1969年3月24日病逝。
吴定良，1893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父为当地著名中医，长于喉科。生子二人，女三人吴定良排行第五，幼年丧母。继母不贤，不准其进学校，关在家中帮做家务。后在父亲力争下，得以进私塾读国文，另找人为其补英文、算术，欲培养他继承己业，当一名中医。12岁时，父病故。继母更恶，不得已离家独立生活。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
1916年吴定良以同等学历考入江苏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同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心理学系。192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26年，江苏省招收“乡村教育”和“教育行政”官费留学生各一名，他考取了“乡村教育”的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学习期间，发表了“相关率显著性查表”等多篇统计学方面的论文。他踏实严谨的学风、刻苦钻研的精神，深得导师和同事们的赞扬。1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化石头盖骨，英国泰晤士报等均以大号标题作了报道，使当时在皮尔逊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的吴定良十分兴奋与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宝藏却要由外国人来主持研究而深感遗憾，由此下了钻研人类学的决心。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当时，“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是国际上研究生物学与人类学的中心。在英国著名的“Bio-metrika”杂志“Philosophical Transacsion and Proceeding of Royal Society”杂志以及剑桥大学的“Philosophical Magazine”上，吴定良与导师皮尔逊合作，或与著名人类学家G．M．莫兰特（Morant）合作，或自己单独发表统计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论文50余篇，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J．L．马斯（Myess）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因为瑞士有大量头骨标本，1934年夏，吴定良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9世纪头骨的研究。
1935年夏，吴定良回国，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同年，与刚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史久庄女士结婚。怀着创立与发展中国人类学壮志的吴定良，在设备差、助手少的困难条件下，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同时积极着手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任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发表了10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创刊和主编了“人类学集刊”，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任该校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到1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他当选为理事。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为全系学生开设人体解剖学课。1957年，生物系设立人类学专业。20世纪50年代是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丰收期，研究内容很广，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诸方面，并开始了对人类工效学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他在搞科研、带研究生的同时，承担了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人体形态学、生物统计学等多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
吴定良一生生活俭朴，勤奋工作，在晚年冠心病已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仍不肯养病休息，而是继续埋首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中。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慨然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他在病榻上并未静心休养，还指导研究生和操心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坚持整理自己的科研资料。
“文化大革命”中，吴定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受围斗。几次抄家，家中略有价值的物品连所有书籍均被收缴一空，工资被停发，只留下一点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费”，一向生活淡泊的吴定良漠然承受了这些打击。
在1969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吴定良家再次遭劫。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凝结着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包括全部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100多篇论文）以及他的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拿走时，不禁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号陶大哭。当晚，病情转沉重，于第二天凌晨，即1969年3月24日，怀着满腹的疑问与悲愤与世长辞。“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6月召开追悼会为吴定良平反昭雪，中共复旦大学生物系总支郑重宣布：“对吴（定良）所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在病榻上遭受围斗，在1969年3月的清查中书籍、论文集、科研工具再次遭劫，1969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❹ 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

1、孙家鼐（1898.07-1900.00）

2、许景澄（1899.07-1900.07）

3、张百熙（1902.01-1904.02）

4、张亨嘉（1904.02-1906.02）

5、李家驹（1906.02-1907.07）

6、朱益藩（1907.07-1907.12）

7、刘廷琛（1907.12-1910.09）

8、柯劭愍（1910.09-1911.11）

9、劳乃宣（1911.11-1912.02）

10、严复（1912.02-1912.10）

11、何燏时（1912.12-1913.11）

12、胡仁源（1913.11-1916.12）

13、蔡元培（1916.12-1927.08）

14、蒋梦麟（1930.12-1945.09）

15、胡适（1945.09-1948.12）

16、汤用彤（1949.05-1951.09）

17、马寅初（1951.06-1960.03）

18、陆平（1960.03-1966.06）

19、周培源（1978.07-1981.03）

20、张龙翔（1981.05-1984.03）

21、丁石孙（1984.03-1989.08）

22、吴树青（1989.08-1996.08）

23、陈佳洱（1996.08-1999.11）

24、许智宏（1999.11-2008.11）

25、周其凤（2008.11-2013.03）

26、王恩哥（2013.03-2015.02）

27、林建华（2015.02-2018.10）

28、郝平（2018.10-至今）

(4)大学教授1946年9月出生扩展阅读：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为中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中华民国建立后，校名改为北京大学校，后又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推行改革，把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与清华、南开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日本战败后，北京大学回到北平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聚集了原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自然科学、人文学者，奠定了北大文理学科在中国高校中长期领先的地位。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回归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如今，北京大学是一所兼具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医学以及新型工科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大中华地区和亚太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北京大学现有六个校区。北京大学校址原本在沙滩红楼、公主府等地，1952年院系调整后迁入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原燕京大学校园（燕园），燕园兼收中国古典韵味和西方校园规划理念，主要景观有未名湖、博雅塔等。

❺ 数学家的故事

数学家的故事——苏步青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数学家的墓志铭

一些数学家生前献身于数学，死后在他们的墓碑上，刻着代表着他们生平业绩的标志。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死于进攻西西里岛的罗马敌兵之手（死前他还在主：“不要弄坏我的圆”。）后，人们为纪念他便在其墓碑上刻上球内切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他发现球的体积和表面积均为其外切圆柱体积和表面积的三分之二。 德国数学家高斯在他研究发现了正十七边形的尺规作法后，便放弃原来立志学文的打算 而献身于数学，以至在数学上作出许多重大贡献。甚至他在遗嘱中曾建议为他建造正十七边形的棱柱为底座的墓碑。
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精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后35位，后人称之为鲁 道夫数，他死后别人便把这个数刻到他的墓碑上。 瑞士数学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对螺线（被誉为生命之线）有研究，他死之后，墓碑上 就刻着一条对数螺线，同时碑文上还写着：“我虽然改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这是一句既刻划螺线性质又象征他对数学热爱的双关语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 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 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三十三岁时编制成功了《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暅（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文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 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暅原理"．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市金城镇，1985年6月12日卒于日本东京。
俗话说得好：“温室里难开出鲜艳芬芳耐寒傲雪的花儿，人只有经过苦难磨练才有望获得成功。”我国著名大数学家华罗庚同志的成功就得益于他的坎坷经历。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因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后，便不得不退学去当店员。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右腿残疾。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以后矩阵几何学等，作下了奠基。
筹算女杰王贞仪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现在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的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
高斯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老师教完加法后，因为老师想要休息，所以便出了一道题目要同学们算算看，题目是：
1+2+3+ ..... +97+98+99+100 = ?
老师心里正想，这下子小朋友一定要算到下课了吧！正要借口出去时，却被 高斯叫住了！！ 原来呀，高斯已经算出来了，小朋友你可知道他是如何算的吗？
高斯告诉大家他是如何算出的：把 1加 至 100 与 100 加至 1 排成两排相加，也就是说：
1+2+3+4+ ..... +96+97+98+99+100
100+99+98+97+96+ ..... +4+3+2+1
=101+101+101+ ..... +101+101+101+101
共有一百个101相加，但算式重复了两次，所以把10100 除以 2便得到答案等于 <5050>
从此以后高斯小学的学习过程早已经超越了其它的同学，也因此奠定了他以后的数学基础，更让他成为——数学天才！

❻ 吴浩青的人物大事记

19 14年4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
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35—1936年任浙江大学化学系助教。
1938年8月—1939年8月复任浙江大学助教。
1939年9月—1941年任浙江大学助教、讲师。
1941—1946年任湖南蓝田师范学院理化系讲师、副教授。
1946—1952年任上海沪江大学副教授。
1952年任复旦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教授。
1957年9月—1983年7月任化学系副主任、主任。
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
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开放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9年任第五届国际锂电池会议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1978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二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理事，
1990年当选为第二十三届理事会理事。
1990年任第二届亚洲固态离子学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0年7月18日上午8:58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7岁。

❼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有多少岁年龄

答: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有78岁
节日快乐
合家欢乐

❽ 高文彬什么时候去世的

2020年9月7日，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先生，于凌晨三点十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

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8)大学教授1946年9月出生扩展阅读

高文彬收集证据证明日军罪行

1922年，高文彬出生于上海，从东吴附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此时的上海正处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下，目睹中国人民饱受欺凌，高文彬更加坚定了以自己所学的法律专长报效祖国的决心。

1945年，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这位24岁的年轻人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正式开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把充满一腔爱国情怀又精通英文的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濬。

起初高文彬是作为翻译来到东京的，但很快就被向哲濬任命为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从1946年5月到1948年9月，高文彬一直担任向哲濬检察官秘书，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

也是在东京审判中，高文彬第一次全面了解日军的滔天罪行。为了将那些逍遥法外的刽子手绳之以法，他在国际检察处卷帙浩繁的资料和档案中废寝忘食地搜寻。

1947年底的一天，他看到一张1937年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刊登着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途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数量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照片上两个杀人狂并肩跨立、军刀拄地、恶魔般地狞笑着，211名中国人惨死在他们刀下。

悲愤至极的高文彬，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递交给国民政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经过半年多艰苦搜寻，盟军最终在两人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杀人狂已然成为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

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两人与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同样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两人和谷寿夫被押到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211个冤魂和30万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终于可以瞑目了。

❾ 刘佛年的介绍

刘佛年（1914～2001.5.12）湖南醴陵人，1929年进武汉大学就读哲学教育系，1935年大学毕业后进广东学海书院深造。1937～1939年，他先后求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其间曾到德国柏林短期考察教育。1940年1～6月，任西北大学副教授；1940年9月至1943年7月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1946年9月至1949年8月任暨南大学教授；1949年9月至1951年8月任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教授。1951年夏，参加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工作。

❿ 张金哲的人物经历

张金哲教授是中国小儿外科学资深专家。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曾先后任北京医科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金哲教授于1920年9月25日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籍贯地）。几乎在兵乱中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艰难地完成了小学到大学的学习，使他从小立下了刻苦学习以身报国的志愿，特别是从医之后，遇到中国著名现代儿科奠基人诸福棠教授及胸心外科奠基人吴英皑教授，学到正直做人与严谨治学之道，并以他的勤奋和创造开始了和国家的发展有相同命运的医生道路。
1938年他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后辗转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医学院，1946年毕业。1947年任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及总住院医师。1949年解放后留用，历任外科主治医师、助教、讲师、副教授。1955年受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教授之邀，调入新建北京儿童医院。历任外科主任、副院长，及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教授。1986以后至今，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特级专家、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1997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0年张金哲教授首先在国内北大医院创建了小儿外科，成为中国小儿外科三个创始人中最早、声望最高的一个。
50年代他和麻醉专家谢荣教授合作首创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方法，从而为中国小儿外科的推广打下了基础。1955年起他就任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创建和完善了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培养了一批高级小儿外科医疗、麻醉、科研、护理专家。50-60年代他致力于以创伤、感染、急腹症为主的小儿外科急症，在诊断与治疗方面有很多适合中国当时国情的创造，提高疗效，使平均病死率低于当时国际报道。80年代以后他对小儿肛肠外科与胆道外科手术设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他从医50多年，为万名以上患儿操刀手术。张金哲教授热心教育、园丁育人，桃李满天下，早在1958年受卫生部委托创办中国小儿外科医师培训进修班。他为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近千名本科生讲授小儿外科学，亲自指导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17人。 张金哲教授十分重视学会和专业杂志工作，曾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委员及秘书，中华外科杂志常务编委。1980年成立小儿外科学组他首任组长，1986年成立小儿外科学会后为首任主任委员及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副主编。现为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名誉主委，中华小儿外科杂志顾问。从50年代开始他即热心医学科普，为北京市及全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并多次任两会理事及委员。1964-1986年任中华医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委，出版书刊、小品约百十种。1991年全国科协授予张金哲教授“突出贡献科普工作者”称号。
建国以来他多次组织国内外大型学术活动，多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为美国小儿外科杂志及国际小儿外科杂志海外顾问、太平洋地区小儿外科学会及亚洲小儿外科学会终身会员、罗马尼亚医学会荣誉会员，1986-1998年连任亚洲小儿外科学会理事。他因此成为中国及国际小儿外科界联系的中心人物。2000年他获英国皇家学会“Denis Brown金奖”，该奖被国际小儿外科界视为“诺贝尔奖”，全世界迄今共33人获此殊荣，均为著名国际小儿外科大师，在中国他是唯一获奖者。正是由于他和老一辈儿外科开括者的努力及同道的艰苦奋斗，才使得中国小儿外科的工作成绩被中国科学界和国际小儿外科界的认可与褒奖。
1951、1952年他参加抗美援朝各立大功一次，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获卫生部技术革命先锋金奖，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91年被评为卫生部劳模。1993获北京市精神文明奖章，1999因讲医德获北京市“灵山”一等金奖。为第7、8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金哲教授向来平易近人，助人为乐，团结同道，提携后辈，成为小儿外科界的楷模。他业余爱好广泛，参与多种文娱体育活动。他把自已的稿费和科研奖金无私地贡献给了医院外科。张金哲教授虽已年逾80，仍在一线工作，照常看门诊、作手术、查病房、科研、教学、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