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谦北京大学教授
㈠ 北大才子刘震云：放弃铁饭碗坚持写作29年，终获茅盾文学奖，认识吗
在2018年，刘震云甚至被法国授予了“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如今，刘震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之一。刘震云的文学梦，虽历经挫折，却终于开花。
刘震云的人生，可以给当代的人们不少的启示。首先，我们要爱读书，因为现在读的书，或许在以后就会变成我们的资产。其次，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或许这个很难实现，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㈡ 想知道觉悟社跟哪些历史事件有关
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他们志同道合为着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而奋力拚博，历史忠实地记下了他们的光荣业绩。一九一九年九月二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
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患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兴奋不已，热烈地交谈着。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两大团体的联合已是势在必行。
在急驰的列车上，几位学生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酝酿和讨论。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茗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
周恩来的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进行筹备工作，他奔走于两个组织之间，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最初由二十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觉悟社”成员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学生领袖，有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理论家、宣传家，有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流血负伤的中帼豪杰，实际上，觉悟社已经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九月十六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会议决定出版一本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觉悟社作为一个崭新的团体，没有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组织上实行委员制，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这便是周恩来“伍豪”（五号）、邓颖超“逸豪”（一号）笔名的由来。
周恩来为觉悟社起草了《觉悟的宣言》，阐述了觉悟社的宗旨和任务，其中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他还写道：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周恩来提出，发扬宗旨的办法有四种：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31〕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请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觉悟社讲话。那是九月二十一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来到觉悟社，和社员们亲切交谈。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觉悟社的情况，李大钊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他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李大钊和周恩来等谈了很久，才依依惜别。除李大钊外，觉悟社还请了许多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其中有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入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
觉悟社还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也有“忏悔”（就是自我批评）。当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中国还没有出版，只有《新青年》等刊物登载过一些介绍文章。觉悟社的社员虽然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少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邓颖超后来生动地描述到这种情况，她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
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铜，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32〕“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33〕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寻找科学的真理。据有人回忆，由于周恩来敏锐的思想、深邃的观察力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使觉悟社的讨论会总是风趣盎然，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第一期。这本杂志大三十二开，一百余页，将近十万字。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和五首白话诗。其中《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仅六百余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着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周恩来认为，觉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觉悟的人，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
在《死人的享福》一诗中，周恩来用质朴的语言抒发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全文如下：死人的享福（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西北风呼呼响，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他穿着却嫌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觉悟》出刊后，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上海《新人》杂志评价道：“《觉悟》内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觉悟》第二期准备了四十余篇稿件，内容更加丰富，本拟二月二十日出版，但由于“一·二九”事件发生，周恩来被捕入狱，因而未能付印。
觉悟社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称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会员是天津学生界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他们抱定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取名叫觉悟社。”一九二○年一月，觉悟社发动青年学生开展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周恩来、郭隆真等遭反动当局逮捕，同年七月，周恩来等人出狱。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觉悟社一部分成员于八月间赴法国勤工俭学，觉悟社的主要成员以后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等人创建的觉悟社，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冲锋陷阵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它犹如一道闪电，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希望之光，它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五四运动的史册。它的战斗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青年奋勇前行，正如《觉悟社社员歌》所唱的那样：“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㈢ 李大钊的《狱中自述》
狱中自述
李大钊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
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
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
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
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
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
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
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
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
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
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
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
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
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
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
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
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
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
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
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
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
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
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
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
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
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
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
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
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
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
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
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
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
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
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
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
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
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
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
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
于庚款委员会内，其愿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
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
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
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
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
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
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
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
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
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
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
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
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
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
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
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
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
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
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
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
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
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
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
役阉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
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
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
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
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
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
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
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
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
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
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
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
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
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
文化。谨呈。
李大钊
㈣ 三·一八惨案的结果
有来源称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也有来源称三一八当天段祺瑞没有去现场，后来也没有出现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与称段祺瑞长跪悼念遇难学生的史料时间不符。段政府又称示威学生为“暴徒”。有回忆者称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后在家中也吃荤，在其他场合吃素只是与信佛有关。
3月18日，段祺瑞及北京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上了黑名单。徐谦等乃避入苏联使馆。李大钊、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这就伏下后来张氏父子查抄苏联使馆契机。
全国舆论沸腾。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北京政府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执政段祺瑞亦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后又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9日，鹿钟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国务院，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4月17日奉军占领北京。奉军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报刊，邵飘萍于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
㈤ 李大钊在狱中的故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㈥ 徐谦是北京大学教授吗
北大多年前有个学生，叫这个名字。老师中，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