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中心教授

1.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资料建设

中心的资料建设包括纸质资料建设和电子资料建设两部分。
中心现有八十余平米资料室一间及十余平米期刊室一间。存放各种书刊七千余种。除自行购置外，中心还接受社会捐赠的资料。谭朴森先生与马辛寒先生家属先后向中心捐赠图书共计一千余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心的藏书。
中心现建有电子资料库，采用硬盘和光盘结合的形式存放各类资料一万余种，以补充纸质资料的不足。

2. 清华楚简是古书大发现吗

是的。

清华楚简是古书大发现。

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回一批走私到香港文物市场的珍贵竹简，依惯例命名为“清华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这样评价：“近年出土材料中，清华简最为重要，以后还能不能出这样的资料，还能不能出更重要的资料，这都很难说；清华简出来以前，谁也想不到有这么一批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竹简，2008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李学勤先生带领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十载光阴，倏忽而逝，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也在此期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11月17日，纪念清华简入藏暨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本刊简要梳理回顾围绕这批竹简而展开的工作，以纪念“清华简”的第一个十年。

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回来一批珍贵的竹简。7月15日，一批用保鲜膜包裹的竹简，共计2500余枚，运抵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尽管此前已在香港见到过其中几枚，清华大学的专家们依然激动不已。

在李均明老师带领下，文物保护专家马上对竹简进行抢救性保护，用了三个月时间，首先对2500余枚竹简逐枚进行清洗、杀菌。

根据竹简形制和字体特征，初步判定为战国中晚期的楚简，与以往发现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近似。

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即被埋藏地下的竹书，逃过了“焚书坑儒”，也逃过了秦汉战火。因此，清华简就其内容而言，大多为古书佚籍，这就意味着，清华简为了解、研究中国先秦时代新增加了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

在抢救保护清理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当年8月，清华大学决定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10月14日，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等单位的11位相关专家对这批竹简作了全面鉴定。出具的《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鉴定意见》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3. 38岁三轮车夫蔡伟，被复旦破格录取读博，是奇才还是笑料

高中毕业生，三轮车夫，还有下岗的工人。看似三个词语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三个人生，恐怕大家都不会想到，这三个词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一个复旦大学的博士生联络起来。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是一个只要高中学历的三轮车车夫，名叫蔡伟，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讨中心破格的录取为博士研讨生。往常的蔡伟，在贵州的一个学校授课。

毕业以后，由于年龄较大，第一学历的缘由，找工作不顺利，但是接纳到了远在贵州的安顺学院的约请，从此，蔡伟终于在阅历了多年的灾难生活之后，扎根下来。

蔡伟也深深的晓得本人的阅历特殊，也走过许多坎坷的道路，如今的他在努力的恶补那些曾经没有学习过的根底学问，这也为他在研讨学问上带来了极大的艰难，这也是别人生当中的遗憾。

许多事情都能通知我们，胜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怕吃苦不怕流汗的拼劲。而蔡伟固然本人的年龄曾经大了，但是他在学习的道路上，仍然像一个年轻的学子，在废寝忘食的学习着。蔡伟的故事充沛地通知我们，人的终身起点不论有多低，都要想尽方法要往高处走，前方总会有本人的伯乐。

4. 复旦大学的姜鹏在百家讲坛讲了几次

2000年9月姜鹏开始随朱维铮先生治学，成为当时朱维铮先生门下年龄最小的弟子。而就在那时朱维铮先生在时隔十数年后，首度重新开设“中国经学史”的课程，朱先生这门课有个习惯，每次都预先布置下堂课的主题，并要两名学生在他开讲前做读书报告。姜鹏这个新兵便光荣的在第三堂课就要做读书报告。而不巧的是那时候姜鹏当时正中了“秋毒”患上带状疱疹。于是便忍着疼痛写了一篇《孔子与儒的角色转变》。虽说朱维铮先生在前一堂课中已然说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姜鹏考察了可靠资料，发现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儒”字。于是这个小牛犊便在课堂上向学术界泰斗朱维铮教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提供了可考察的资料。姜鹏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朱维铮先生非常高兴，认为姜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并且改变了他的看法。事后先生还用这些材料写了篇《难说的说儒公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同时姜鹏因为这件事给朱维铮教授以及师兄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鹏年纪轻轻的便有机会同师兄们参与朱维铮教授主持编校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2012年偶然的机会，百家讲坛的编导看到姜鹏的一些关于上海青年读书活动的公益性讲座后，便邀请姜鹏参加百家讲坛这样一个能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平台上来，于是便有了百家讲坛之行。[1]
同时我们也发现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讲坛讲《史记》的时候也石也读“shí”，也曾遭受质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随后部分网友指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没有“dàn”的读音；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读音后括号中有一段说明：“在古书中读shí，如二千石、万石等。”

姜鹏
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小说家史杰鹏先生表示，“石”和“担”的情况属于同义换读，把“石”读作“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一石”和“一担”的分量相同，因此产生换读。宋代以后，把“石”读为“担”日趋普遍，但也只限于民间，“石”的“dàn”这个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见载，可见这个字的俗读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史杰鹏为此专门在《文汇报》文汇学人版发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么读》来阐述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认为，汉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读“dàn”音，当时还没有这个读音。[2]
朱维铮病危那几天，姜鹏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在最后的日子里，朱维铮用整整两个晚上和姜鹏长谈。姜鹏曾对人说。他承认先生批评他在“百家讲坛”上做《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节目，告诫还是要把根基牢牢扎在学术上。这些年来，大家从这个节目中了解历史，也把历史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学者明星化，泛滥成灾的历史剧，使历史成了娱乐场。这和史学家守护的原则势同水火，朱维铮难容对历史的轻佻，直言：“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那些粉丝中了毒，像喝了毒奶粉一样。”[3]
在“百家讲坛”主讲并创作《两宋风云》的袁腾飞被爆不少片段有抄袭小说《柔福帝姬》的嫌疑。针对袁腾飞回应“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宋史专家姜鹏表示，作为教师、讲史人，应该有起码的道德自律和学术真诚，他的回应完全看不出这一点。姜鹏说，“学术界有个标准，在相同主题情况下，如果连续13个字符与其他作品相同，则视为抄袭。”而袁腾飞抄袭作者原创作品的情节，更是对作者创意的抄袭。

5. 谁知道百家讲坛中复旦的姜鹏

个人简介姜鹏，祖籍浙江宁海，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著名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最年轻的爱徒，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中国宋史学会会员，台湾何创时艺术基金会客座研究员。上海公益活动“中智杯”上海青年人文经典读书活动2010年度最受欢迎的老师。2012年以最年轻的演讲人身份[1]在CCTV-10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6月首播的“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系列中担任主讲，视角独特，获得好评。曾参与编校朱维铮教授主编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等。 生平经历姜鹏，男，汉族，祖籍浙江宁海，出生于1978年11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党员。
2000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深造，走上了揭开探索历史的道路。跟随中国著名史学家朱维铮教授专修中国思想文化史。 2000年9月——2003年1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攻读专门史专业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硕士学位，师从朱维铮教授。 2003年3月，经导师同意，系、校等相关部门批准，提前攻读专门史专业中国学术史方向博士学位，依旧师从朱维铮教授。 2006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并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 初生牛犊不怕虎2000年9月姜鹏开始随朱维铮先生治学，成为当时朱维铮先生门下年龄最小的弟子。据说每次姜鹏见到朱维铮先生都很惴惴不安，敬仰已久的大师，忽然就在眼前。而就在那时朱维铮先生在时隔十数年后，首度重新开设“中国经学史”的课程，朱先生这门课有个习惯，每次都预先布置下堂课的主题，并要两名学生在他开讲前做读书报告。姜鹏这个新兵便光荣的在第三堂课就要做读书报告。而不巧的是那时候姜鹏当时正中了“秋毒”患上带状疱疹。于是便忍着疼痛写了一篇《孔子与儒的角色转变》。虽说朱维铮先生在前一堂课中已然说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姜鹏考察了可靠资料，发现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儒”字。于是这个小牛犊便在课堂上向学术界泰斗朱维铮教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提供了可考察的资料。据说姜鹏当时心里极其忐忑不安，师兄们都倒吸冷气，因为先生留给大家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威严。不知对一个刚入门的毛头小子提反对意见，朱维铮教授会是怎么样的态度。可谁知，姜鹏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朱维铮先生非常高兴，认为姜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并且改变了他的看法。事后先生还用这些材料写了篇《难说的说儒公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同时姜鹏因为这件事给朱维铮教授以及师兄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鹏年纪轻轻的便有机会同师兄们参与朱维铮教授主持编校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登百家讲坛以自己的所知所学回馈社会，做一些公益性的文化宣传工作，是一名学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2012年偶然的机会，百家讲坛的编导看到姜鹏的一些关于上海青年读书活动的公益性讲座后，便邀请姜鹏参加百家讲坛这样一个能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平台上来，于是便有了百家讲坛之行。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所谓的‘三张面孔’，就是指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这三部史学名著中，各有一张汉武帝的面孔，对汉武帝形象的描绘、把握，大异其趣。本书尝试着解读各部史书中汉武帝的形象，比较这三种形象有什么不同，分析他们为何不同。 客观地说，大众对历史的了解仍限于野史杂记和网络全书上的内容，如果说还有一些更理性的了解，那应该就是时常看却从未研读完的《史记》和《资治通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武帝的三张面孔》打碎了大众的一些曾经固持的历史见解。心理上的反弹，让人手捧此书几度翻读。[2]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央视百家讲坛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的播出，一位年轻的学者逐渐走入了观众的视野，他就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姜鹏。在节目中，主讲人姜鹏以其独特的讲述方式，冷静客观的分析赢得了很多网友的好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质疑，其中一项就和上面提到的“石”字的读音有关。姜鹏在节目中将“二千石”的“石”读作“shí”，有不少网友认为应该读“dàn”，并称“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将这么简单的字都读错，太不应该”，甚至有网友直斥其“误人子弟”。那么，“石”字在这里的正确读音到底是什么呢？一个连中学生都会读的字，大学老师真的不懂吗？ 同时我们也发现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讲坛讲《史记》的时候也石也读“shí”，也曾遭受质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随后部分网友指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没有“dàn”的读音；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读音后括号中有一段说明：“在古书中读shí，如二千石、万石等。” 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小说家史杰鹏先生表示，“石”和“担”的情况属于同义换读，把“石”读作“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一石”和“一担”的分量相同，因此产生换读。宋代以后，把“石”读为“担”日趋普遍，但也只限于民间，“石”的“dàn”这个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见载，可见这个字的俗读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史杰鹏为此专门在《文汇报》文汇学人版发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么读》来阐述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认为，汉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读“dàn”音，当时还没有这个读音。 由此可见姜鹏在节目中读作“shí”并不错。对于网友的质疑，姜鹏显得颇为坦然，他表示：网络上的质疑是一个健康现象，问题就是应该被用来讨论，这样才能使大家进一步理解某些有疑义的问题。对于“石”字的读音，他中学时也是读“dàn”的，上了大学才知道应该读“shí”。关键是讨论的过程中不能先入为主，固执己见，一看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就立刻认为是错的。豁达的心怀赢得很多人都赞许，这也许就是姜鹏如此年轻就能在史学界有这么好的造就吧。

6.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主办刊物

中心办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集刊，刊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相关论文，计划每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辑，已办至第三辑。
中心还办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通讯》，以介绍中心最新动向和研究成果为主，计划每年年底出版一期，已出版三期。
此外，中心还为商务印书馆协办《中国文字学报》年刊，已出版至第二期。

7.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招研究生吗

博志复旦考研为你解答：我只知道这几个复旦的专业有招：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古籍所）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考古学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
文献信息中心
图书情报(专业学位)

8. 蔡伟的代表作品

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告知“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佐子”应读为“嗟子”》，称蔡伟“其言甚为有理”。
2003年之后，蔡伟在国学网上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他写东西不多，很谨慎，难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裘先生说，蔡伟一些想法很有见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亘’，‘亘’通常认作‘恒’，从词义上讲不太好理解，蔡伟提出，楚简中常把‘极’写成‘亘’，有终极的意思。对我很有启发。”
“我曾建议蔡伟考研究生，他说，英语基础太差，怕是考不取。大概2006年后，我感觉蔡伟有些沉寂，后来听说他为了生计，蹬三轮去了，读书时间少很多。我当时就想，如果蔡伟因为环境不好，就这么放弃了，实在太可惜。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裘先生告诉记者。
“古文字这门学问，没十几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是不行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蔡伟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献也没机会读到，但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许多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伟心无旁骛，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
国学网上，他的网名叫“抱小”
能力是一方面，也许更打动裘先生的，是蔡伟对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学的真心热爱。
蔡伟在国学网上的网名叫“抱小”，有“志向小学”之意。“小学”，为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后来章太炎将其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小学”作为专门的学问，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只是当代大多数人可能对其很陌生。裘先生告诉记者：“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大多从古书中来，但古书有流传下来的，也有散佚的，还有被后世篡改的。要了解历史的全部，还需要不断地发现和修正，比如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边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读懂这些文献，搞清楚真正的古代是怎样的，我们的思想、习惯和生活根源又在哪里，古文字研究是基础。”
此层意义蔡伟并未深思，他出身普通，父母都是工人，对古代典籍的热爱，出于天生的兴趣。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先生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
蔡伟给记者看他抄写的《方言》和《尔雅》这两本典籍。发黄的纸页，褪了色的钢笔字迹，扉页上的时间显示是1993年，那时蔡伟已经高中毕业两年。他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它科目的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在锦州，这些书只有图书馆有，复印费对我来说太贵了，只能抄下来。”蔡伟说。
1994年，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对物质生活，蔡伟没有野心，挣的钱只图个温饱，他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家里人不懂我在读什么，也不干涉，反正不花钱。”蔡伟说，父母和妻子都是普通人，没求他飞黄腾达，“只是偶尔觉得很孤独，周围没人能跟你交流。”
2007年，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蔡伟开始蹬三轮，“多的时候一天能挣30来块，比摆摊强，看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他写信给北大的年轻学者董珊说。董珊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老师刘钊教授，恰好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要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在和裘先生商量后，中心决定临时聘请蔡伟。
去年9月，蔡伟来到上海。今年，在裘先生的推荐下，已38岁的他，又获得了考博的机会。

9. 裘锡圭的学术经历

1952年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大学毕业后考上研究生，从师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同年胡厚宣教授奉调北京，裘亦随其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裘锡圭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朱德熙教授影响下，对战国文字产生浓厚兴趣。
1974年开始先后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整理银雀山汉墓竹简、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曾侯乙墓文字资料、江陵望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和尹湾汉墓简牍等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汉字学、古汉字学和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部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10. ''三轮车夫''蔡伟 是谁 那个人

蔡伟，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蔡伟，当过工人，下岗十余年，摆过小摊，蹬过人力三轮车。经过20多年的自学，2009年3月，在来自北大、复旦等名校的三位教授的联名举荐下，特别为蔡伟争取报考博士的资格，参加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考试，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

2009年9月，蔡伟正式成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