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

㈠ 刘国忠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男，汉族，1969年生于福建省政和县。1987至199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1994－199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学术思想史及国际汉学等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著作（包括译著）：
《〈五行大义〉研究》（专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古代帛书》，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杨树达卷》（合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光明之城》（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选辑·隋唐至清卷》，任该书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主要论文：
《中村璋八与〈五行大义〉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
《评两部〈纬书集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
《汉学概说》，《人民政协报》1997年3月24日；
《国内对汉学的研究情况梗概》，《人民政协报》1997年3月24日；
《四十五年前的一部汉学史》，收入《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中村璋八汉学研究评述》，收入《国际汉学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李学勤学术研究评述》，《美术观察》1997年第6期；
《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书品》1999年第1期；
《试论十二生肖与三十六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唐五代韵书集存·辑逸〉补遗》，收入《清华汉学研究》第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古代文明的重新评价——记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文物天地》2001年第1期；
《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再探》，收入《新古典新义》一书，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出版；
《史源学的理论与实践》，收入《百年情结》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学勤先生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建设》，《追寻远古文明的足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上下求索，寻证古史》，《好书》2002年第4期
《重写中国学术史是时候了》（与李学勤先生合写），《社会科学报》2003年2月13日
《评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4辑
《隋唐时期数术文化研究》，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提交工作报告，2004年；
《帛书〈式法〉“徙”篇试论》，收入《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古代数术研究综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越绝书·记军气〉篇试论》（与李学勤先生合写），收入《海峡两岸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李学勤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评中村璋八先生的汉学研究》（日文），《中村璋八先生伞寿记念文集》，汲古书院，2006年；
《从侯马盟书谈盟誓活动的数术内容》，《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
《〈五行精纪〉与〈三命通会〉》，收入《华学》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出版；

㈡ 民国时期清华北大著名的学者教授

这就多了。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蔡元培、钱穆、顾颉刚、吴宓、陈垣、胡适、傅斯年、陈梦家、李济、容庚。太多了，建议去看岳南先生的大作《南渡北归》全集

㈢ 中国宣纸在外国被叫“日本纸”，清华教授：文化输出有多任重道远

仔细想来，西方国家与日本方面的强取豪夺着实可恨，可是更加让人沉痛的是，宣纸现在形成这般颠倒黑白的局面，我们国家自身也占很大一部分原因。

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能够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紧随时代的发展步伐，那么不论其他国家多么精密策划，都会在我国强大的国际实力面前束手无策。所以，很多时候，宣纸的改名换姓，更多的应该是激起我们的民族耻辱感，当这种耻辱感与惭愧感化作一种重新崛起的决心，那么中华民族的未来，则不可限量。

㈣ 清华大学走出过哪些非科研领域的知名人物

钱钟书 先生

钱锺书，毕业於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是一位知名作家及文学研究家。1938年，钱锺书著有《谈艺录》，此书叵受好评，获得广大回响，就连文史家曹聚仁都曾说过"读了《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另外，钱钟书生也曾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

㈤ 翟鸿燊教授是哪里的人 有他个人的简历么

翟鸿燊
北京支点未来管理咨询公司特聘高级培训讲师。中国营销实战训练导师，国学实践应用学家，经济与文化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现任道昂国际集团董事长、中国国际人才工程学院院长、DAM行销拓展机构总裁、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训练中心总监、中国经营报专家顾问团首席顾问、美国国家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几年翟教授应邀在各级政府、知名院校做过数千场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演讲，使近百万人在震惊和觉悟过后获得思想、行为以及心态上的突破，被誉为中国当今最具价值的教育、训练专家。
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长期以来，翟教授一直怀着强烈的民族心和使命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研究，在融汇国际各种极具代表性的哲学主流、营销理论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针对管理科学、决策科学、人才培养、市场营销、企业团队等方面提出一整套独到的解决方案，并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翟鸿燊教授所研发的著名“TAT（思考力•行动力•表达力）”课程，已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美国国家大学等知名院校的MBA、EMBA、DBA、卓越领导力项目等研修班中倍受欢迎。
近几年翟教授应邀在各级政府、知名院校做过数千场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与演讲，使近百万人在震撼和觉悟中获得心智上的成长和突破。
翟鸿燊教授畅销专著：《领导的力量》
曾经服务过：中国联通、中原油田、国强集团、婷美集团、大亚集团、始峰集团、宇通客车集团等等。更多的是一些正在发展的中小型企业，如银曼公司、勰睿公司等。这些企业均在翟教授亲历其企业文化建设、团队建设、企业内部员工培训和全国各地经销商、代理商的教育训练之后获得了蓬勃的生机并且短时间内在全国拥有上千家连锁机构，年营业额突破亿元！
翟教授不断探索中国人才培养之道，自发筹建“中国大学生创业训练营”，亲自成功训练了数十万名大学毕业生，成就了无数人才的创业梦想，被誉为“中国创业营销教父”！
翟鸿燊教授所研发的著名“TAT（思考力•行动力•表达力）”课程，已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美国国家大学等知名院校的MBA、EMBA、DBA、卓越领导力项目等研修班中倍受欢迎。

翟鸿燊主要作品：

北大讲国学之--大智慧 作品介绍：

古代智慧现代化,西方智慧中国化,中西智慧全球化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世界各地争相修建孔子学院，西方人士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纷纷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的源泉、精神的乐园和管理的真谛。只有通过修身、培育人文情怀、提高管理和领导才干、体会博大精深的伟人智慧、修炼广阔的胸襟，方可成就伟业。本课程乃是著名国学应用大师翟鸿燊教授在北大EMBA总裁班的精彩授课，翟教授站在“天人合一”的绝高境地，旁征博引，纵横古今，融合了中西智慧的精华，系统讲解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锤炼企业领导者的个人价值、凝塑自我魅力、提升管理实践；感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境界；体会“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真实感受。本套课程深入浅出，在妙趣横生之中感悟天道、地道、人道、商道和王道。
主讲翟鸿燊教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长期以来，翟教授一直怀着强烈的民族心和使命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研究，在融汇国际各种极具代表性的哲学主流、营销理论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针对管理科学、决策科学、人才培养、市场营销、企业团队等方面提出一整套独到的解决方案，并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翟鸿燊教授所研发的著名“TAT（思考力•行动力•表达力）”课程，已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美国国家大学等知名院校的MBA、EMBA、DBA、卓越领导力项目等研修班中倍受欢迎。
近几年翟教授应邀在各级政府、知名院校做过数千场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与演讲，使近百万人在震憾和觉悟中获得心智上的成长和突破。
翟鸿燊教授畅销专著：《领导的力量》
《大智慧》课程简介：
1、修养篇：道不远人
2、心态篇：喜悦心
3、孝道篇：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
4、交友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5、管理篇：得其时，当其位

《 道法自然》 课程简介：
国学智慧精粹：
掌握进退自如的生存智慧
领悟刚柔相济的处世策略
学会顺逆从容的自然选择
感受祸福相倚的因果效应
创造静躁合一的人生状态
提升企业发展的管理之道
儒道精髓—— 以“仁”为本，是企业和谐发展之根本
以“义”育人，可培养企业团队精神
以“礼”待客，赢得人际关系，获得企业信誉
以“智”为贵，勇于创新，不断发展
以“信”为贵，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信是做人之本、兴业之道
道家智慧——
美国总统里根上任后宣布“道学原理”为主导思想，立威国际……《道德经》，一部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世经典，它集商道、兵道、政道、人道、天道……为一体，承载著中华民族最厚重的文化、凝聚著华夏文明最辉煌的智慧，为历代帝王将相、文人贤仕所推崇。和谐世界，以道相通。掌握“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发挥博大精深的智慧之思，探讨人生之真谛、处世之哲理、经营之“大道”，明天道了人道开启商道，真正实现以道御术、内圣外王。
禅宗智慧与企业伦理——
深刻体会禅宗所蕴含的对本性的关怀，以及由此出发而展开的处世方式、人生追求、审美情趣、超越精神，将禅宗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引入到企业，建立各自企业的伦理体系，真正实现企业治理的至高境界，再现领导艺术的颠峰。

㈥ 清华（或北大我记的不是很清楚）有个长辫子（清朝打扮）的老教授 请问他是谁请介绍一下他

辜鸿铭。

请参考：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㈦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附录二

（一）
在清华大学早年实施“通才教育”、创办综合大学的历史上（1925-1952年），相继成立过文、理、工、法（商）、农等多科学院，艺术作为独立学科却是清华大学学科设置的空白。200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将清华大学的艺术教育列入“体育与校园文化”专章，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摄影等门类，通过一般的课程设置与校园文化活动来实现美育。然而，这远非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与艺术学科历史的全部。
1947年至1950年间，围绕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主题，清华大学整合校内研究力量（人才、机构、资金、研究对象等方面），先后进行组织“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创设艺术系、组建文物馆等一系列实践，由此开启清华大学收藏、整理与研究并重的艺术史传统。重审这段历史，是对清华大学人文艺术学科设置起源的必要延伸，揭示创设艺术史学科的历程，同样有利于充分认识艺术史研究与人文、科学的内在同一性，领会陈梦家、梁思成等一批清华学术大家的科学人文精神与文化使命。 清华大学组建艺术系的动意，源自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与国内现实的强烈反差。晚清民国的动荡造成1920年代以来中国古物大量流失海外，欧美各大博物馆多设有远东部，以搜集展览中国古物，一些欧美大学开设课程讲授中国艺术史。1947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举办东方学术国际会议，其中“艺术考古组”以中国的铜器、绘画和建筑为主题。这促使与会的清华大学教授陈梦家、梁思成、冯友兰思考中国学界与社会如何担当研究与传承中国艺术的使命。他们认识到中国艺术品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最佳媒介，赢得世界的尊重在于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国势积弱之时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有赖于此，中国大学与学者亟需担当起保存与研究中国艺术的使命。
然而，当时国内大学或囿于对中国艺术价值的片面认识，或限于经费不足，或缺乏专门人才，尚未组建专门机构从事中国艺术研究。在大学中设立艺术系，创办大学博物馆，成为中国艺术研究的必要途径。清华大学应凭借其独特的人才与资金优势，开创国内的艺术史研究风气。1947年4月至1948年9月间，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的各项工作就此展开。 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基于对学校已有资源的科学规划与重组，通过整合教授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调整资金使用方向购置文物建立文物陈列室，筹措艺术研究基金等一系列工作，逐步构建艺术史研究的学术体系。
1、成立“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
清华大学教授中，梁思成专精中国建筑，邓以蛰擅长中国书画，陈梦家深味钟鼎彝器，在1940年代皆负盛名。由于他们分属清华大学营建系、中文系和历史系，共有的中国艺术专长未得充分发挥，造成研究分散未能集中，学生有修业兴趣却没有条件获得统一的指导。1947年11月，梁思成与邓以蛰共同倡议成立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分别聘请中国文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地质、社会学、外国语文等系教授十人组成，负责筹设艺术系的工作。12月，梁思成、邓以蛰、陈梦家三位教授联名起草“设立艺术(史)系及研究室计划书”，正式提请校方审议：
其一，设立艺术(史)系，“就校内原有之人才，汇聚一处，合作研究。在校内使一般学生同受中国艺术之薰陶，知所以保存与敬重固有之文物；对外则负宣扬与提倡中国文化之责任。”其二，在设立艺术(史)系条件尚未完备之前，先成立艺术史研究室，作为“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下设的研究机构，它是“同人工作之中心，同时为小班讲堂和实习、阅（览）之处。”在筹备文物陈列室期间，研究室暂时兼理陈列工作。其三，重新整合分散于各系的艺术史相关课程，形成艺术史课程体系，“使有志斯学者得选习此类课程之全套”。其四，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增设艺术史部，招收该校及其它专门艺术学校的毕业生，为其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培养鉴赏与研究中国艺术的专门人才。1947年12月18日清华大学校评议会议决：“原则通过为促进中国艺术史研究，该校筹设艺术史研究室，并由有关系商设选修学程，以增进学生对于艺术之欣赏。”
2、购书特款移购文物与“文物陈列室”的成立
建立大学博物馆，是组建艺术系进行艺术史研究的必备条件。“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在整体筹划清华大学艺术系成立的同时，筹措资金、利用各种渠道充实文物收藏。清华大学授予各系和图书馆的美金购书特款，是购置文物的主要资金来源，参与艺术史研究的各系可利用购书特款“移购富有示范作用之历代古物”。中文系率先提出三千美金特款购置古物，“备筹设该校美术考古学陈列室，供中文系、历史学系、人类学系教课及研究参考之用。”1947年12月15日朱自清就此事函请校方。各系及图书馆亦陆续出资购办，如社会学系吴泽霖教授委托京城振德兴刘仁政从纽约代购“乾隆御用大织造佛像”两幅。
陈梦家利用曾在欧美游学和收藏的旧识，联系美方捐赠文物。例如纽约最大的古董商卢芹斋将在美国的铜簋选出数件赠予清华；美国西海岸最大的东西方艺术品公司旧金山GUMP’s公司经理来信，愿将大批近代西方艺术手工艺制品赠送清华。
大学博物馆旨在汇集示范器物用作教学标本和研究对象，因此尤其注重各个时期、不同地域、各种器物、不同形式的示范意义。由于购置文物的款项有限，不能专求精品，但求可供示范的佳品。经过1947年12月到1948年4月，清华大学所有的文物已初具规模，其中商周铜器122件，玉器15件，石器29件，陶器73件，骨器（包括一大宗私藏甲骨）730件，瓷器4件，木器8件，杂器（漆器铅器等）10件，共计1000件，汉代以后的磁木瓦器亦分门采集。据四十年代欧美诸国收藏中国古物的博物馆记载，当时大学博物馆或自成研究机关的博物馆还不多，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伏克博物馆最著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皆设有美术馆，收藏中国古物，不过数量较少。就当时清华大学的收藏，较欧美中等博物院所藏中国古物已无逊色。
随即于1948年4月29日清华第37个校庆日，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冯友兰任主席，展室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作为艺术系成立的必备条件之一，文物陈列室的成立标志着清华大学文物收藏与艺术史研究事业“从此发轫，渐图开拓”。1948年5月21日，梅贻琦校长在清华大学校评议会上报告“该校成立艺术史研究委员会及由该会筹设文物陈列室经过”，陈梦家向媒体撰文介绍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的成立经过，力图唤起全社会文物意识的觉醒。
3、唐仲明艺术基金
筹设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同时，还积极筹措艺术发展基金、设立艺术奖学金。1926级清华留美学子唐亮（字仲明）美术成就卓著，四十年代逝世后唐氏遗族将其一部分书画遗作捐赠母校，设立“唐仲明艺术基金”。为此，清华大学组织“唐仲明画品遗作保管委员会”，制定“唐仲明遗作保管办法”，计划时局平定、币制稳定后，陆续出售部分唐氏作品，所得款项全部作为“唐仲明纪念奖学金”。“纪念画家唐仲明奖学基金保管原则”规定：“奖学金之收集除妥为保存外，并期于最短期内集成相当数目以资应用；奖学金之分发限于有志于美术之贫寒学生”，“奖学金由母校培植未来有志于艺术者”。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基金设立者与管理者对于发展中国艺术的执着之情。
（二）
在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的运筹下，组建艺术系的相关各系、教授密切配合，不到半年时间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通过专业人才、学术指导机构、学术组织、配套基金等实质性工作的展开，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大学规程，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隶属文学院，以“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对于吾国古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为宗旨。艺术系下设艺术史、考古、音乐三组，艺术史组为教学与研究的核心，与考古组密切合作，扩展校内原有音乐室为音乐组，“训练音乐人才，普及校内美育”。鉴于当时国内艺术学院以艺术品创作为中心而忽视对历代艺术的研究，艺术史组专注于“研究中国艺术史之发展，对于历代艺术作品作学术研究，以养成此方面之专家及中外博物馆所需此方面之人才。”这是清华大学艺术系开创国内艺术史研究风气的关键所在。
艺术史的课程设置，“教授艺术史、考古学及艺术品之鉴别与欣赏，注重历史的及理论的研究。本系以研究中国艺术为主，但为明了中国艺术在全世界艺术中之地位起见，必需与西洋艺术及初民艺术作比较研究，故亦兼授与此两方面有关之课程。”显然，筹设清华大学艺术系在于对中国艺术进行历史的、学术的研究，地域上兼及西方艺术，时代上远溯初民艺术，通过跨时空、跨文化的比较，真正获得对中国艺术的理性认知和审美鉴赏。
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工作注重中外交流，从研究材料或展览交流，到延请国外专家讲学，招收研习中国艺术的留学生。清华大学艺术系的筹设者深信，随着中国艺术史研究工作的展开，“必能引起国外之重大注视，将来寻求各方之资助，或非甚为困难之事也。”在有效整合校内已有艺术史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对于清华大学，增设艺术系需要做的是“在该校经费中不过增加十余名教员名额，而其效则可训练此项专门人才，且使该校他院系学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当之陶冶，当属事半功倍。”
1948年9月17日清华大学就增设艺术系事宜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11月5日，教育部函复：“应就现有院系力求充实，所请未便照准。”尽管清华大学设立艺术系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最终未能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1948年前后，发展国防、军事工业作为国民政府的战略重点，高等教育密切围绕这一战略展开。此间，教育部照准清华大学农学院增设四个系(1947.6.28)，资源委员会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国产工程材料试验室(1947.8.13)、北平水泥研究试验室(1948.1.10)，国防科学委员会委托清华大学就煤之氢化、一般食物之除水、士兵营养、穿甲力学、强大电力微波、强力可塑体、轻合金、弹性物体之空气动力学等九项专题进行研究(1948.8.10)。由此看来，艺术史研究之迫切很难纳入国民政府主导发展的专业范畴，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最终难以超离当时的政治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被搁置。
清华大学文物馆：艺术史研究在转向中继续
新中国成立将被搁置的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重新启动，通过组建清华大学文物馆，将艺术品收藏和艺术史研究同各系教学相结合，增强了文物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利用性。1949年9月7日，清华大学第22次校委会决议成立“文物馆筹备委员会”，由解放前“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改组而成，梁思成为召集人。1949年10月14日至1950年4月26日，“文物馆筹备委员会”分别召开四次会议，筹备馆舍、经费、组织、人员等各项工作，并成立临时工作组筹办配合新中国成立的展览。1950年7月，“文物馆委员会”正式成立，解放前“文物陈列室”的收藏、结余经费、原有工作等一概并入文物馆。“文物馆委员会”成为清华大学常设的学术委员会之一。
1、功能与组织
清华大学文物馆是校文物收藏、整理、研究、保管及形象教学的统一领导机构。《文物馆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其组织构成：文物馆委员会由梁思成、潘光旦、金岳霖、吴晗、袁复礼、邓以蛰、吴泽霖、邵循正、费孝通、陈梦家、王逊11位教授组成，主席梁思成。常务委员会由主席和各研究组(室)主任组成，负责处理实际事务。文物馆委员会下设考古组、民族组、民俗艺术组、档案整理组和综合研究室。原属于清华大学各部门的文物，以不打乱原部门为原则，统一纳入文物馆，分别划归五个专业组室：
“考古组包括原有的文物陈列室及地学系有关考古的一部分；
民族组包括现在社会系之西南少数民族、蒙藏及高山族各部分文物收藏；
民俗艺术组包括现在社会系之各项民俗艺术的收藏（属于少数民族者除外）及营建系收藏之一部分；
档案整理组包括历史系征集之档案，并接受图书馆整理图片拓本之委托；
综合研究室集中过去各系（尤以哲学系及营建系）购置之各种有关考古及美术史的图籍及必要参考书，并将哲学系征集之各种图片加入。经常作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供全馆或有关各系各课之参考、研究及教学。”
与清华大学文物馆直接相关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系、人类学系、地学系、营建系、图书馆，共同参加文物馆的工作，是文物馆与全校各系合作的基础。清华大学文物馆在于配合学校的教学研究，“它是有目的地搜集某一类研究资料，经过研究与整理，作有秩序的排列，以作示例的教材。它使学生得直接从实物上看到制作、艺术、制度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记录。它是用来考验我们理论上的或由书本知识所得到的推论之实物的证明。”
2、研究计划与日常工作
根据文物馆的收藏，结合当时的研究和教学重点，文物馆的近期研究计划集中在两方面：
其一，整理研究八十余箱地质及考古采集品，作为文物馆的首要工作。192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清华大学地质系袁复礼教授与同人代表学校参加国内外科学团体的考察活动，历年在山西、河南、陕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等地采集到地质及考古材料共约八十余箱，广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但因时间、空间、人力所限，未能整理与研究，抗战中遗失详细的底册和记录。有鉴于此，整理八十箱地质考古资料实已刻不容缓，清华大学文物馆重新启动这批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予以协助。
其二，继续整理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形象教材。当时文物馆进行“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的研究”，包括农具和纺织工具，附带研究货币以说明各时代的一般经济状况。文物馆制定了详尽的研究计划，尽可能搜集古今一切有关的形象资料，例如甲骨、金石文字中所表现的耕织工具、工作情形，汉代画像石、唐宋以来历代绘画以及元明清木刻图籍（例如各种农书）中的耕织图像等，搜集相关实物标本，如各种纺织品标本、仍在使用的耕织工具标本。对于体积庞大或不易获得实物的标本，通过仿制模型、模绘或摄影来保存形象资料。1950年下半年，文物馆综合研究室以此为中心工作，与社会系、历史系合作进行。待此项工作完成后，将继续社会发展史其他方面的重点研究。此外，个人可以自行拟定与教学相辅的研究。
文物馆的研究计划透露出一些艺术史研究信息：例如通过“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的研究”阐释社会发展史，从各种形式的文物中探寻历代生产工具的演变，从历代艺术品中探寻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这是文物馆综合研究室“经常作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不过，由于清华大学文物馆定位于全校形象教学的领导机构，以形象教学配合一般教学，研究重点转向适应新中国成立的现实文化需求——通过文物艺术阐释社会发展。显然，1950年文物馆的艺术史研究已不同于筹设艺术系时期的艺术史研究，清华大学“暂于哲学系内设立艺术哲学组，并与其它各系所开有关课程配合，以造就艺术史人材。”这样的安排仅维持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
清华大学文物馆围绕新中国成立的文化宣传，举办各种有现实性的专题陈列及展览。1949年11月5日至7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清华大学文物馆举办西南少数民族及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观众达四千余人，京津各主要媒体皆有报导，《光明日报》特发专刊报导。1950年在清华校内文物馆先后举办年画、手工艺、早期社会发展史、石像雕刻等多种专题展览，同时开放西南少数民族、高山族、西藏三个文物陈列室。
3、文物馆发展的阻滞
清华大学文物馆的经费来源于学校划拨的文物购置费，已非此前用购书特款移购文物。文物购置费一般维持原状不做增减，如有特殊需要，向校委会申请“特别补助”。文物的收藏与维护是一项经常性的巨大开支，加上解放之初清华大学物力、财力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馆的发展。据清华大学文物馆成立时各部门收藏文物统计，文物陈列室已有文物2880件，较1948年成立之初1000件藏品扩充了近三倍；社会系各陈列室收藏文物共计5647件，包括民俗艺术文物4228件，人类学及少数民族文物1239件；地学系考古和地质部分藏品有80余箱。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文物馆作为全校性机构，尽管将分散于各系的文物纳入统一管理，却缺少相应的馆址集中保存与展示，藏品分散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二院各处。文物馆委员会积极向校委会申请馆舍，力求逐步将文物馆建成拥有房舍、设备、事务管理与技术人员的完备而有形的机构。
然而，随着1952年开始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由综合大学转为多科性工业大学，与清华文物馆密切相关的历史系、社会系、地学系、哲学系、人类学系以及文物馆委员会委员绝大多数在调整中被调出清华，文物馆的各项工作不得不终止。惟文物委员会主席梁思成作为建筑系主任主持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从筹设艺术系到组建文物馆一直倡导的艺术史研究思想，亦随着梁思成、高庄、莫宗江、李宗津（后三人曾任文物委员会民俗艺术组成员）诸位教授融入建筑系之建筑美术、建筑历史专业的教学研究中。

㈧ 清华大学校训是什么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