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李先华教授

㈠ 职场：有多少“线人”职业可选

“线人”、“卧底”，这个平时只有在港台警匪片中才能看到的特殊群体，如今已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由于这种职业的危险性和保密性，他们身上总是有一层神秘色彩。有人说“线人”每年的奖金都在六位数以上，甚至不少人成了有车有房的百万富翁。事实上，这群在“刀尖上跳舞”的人确实有他们的特别之处。

新闻线人：媒体竞争的产物

一个城市的媒体，竞争越激烈，线人越多，线人的收入也越高。有人对北京的主要都市类报纸统计后发现，这些报纸一周内的热线新闻有80％来自线人“报料”。线人的出现，是新闻产业化和报纸市场化的必然现象。它扩大了新闻线索的来源，减轻了记者搜集新闻线索的负担，加强了新闻地方化和纵深化的发展。真正赢得读者的主打新闻还是要靠本地新闻，因此，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新闻成为各媒体间的竞争焦点。新闻地方化促使各都市类报纸越来越重视新闻线人的利用和开发，并以资奖励，最高奖金可达1000元。都市类媒体的竞争，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新闻线人。

云南大学新闻系学生在不久前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在新闻线人里，卖报者较多。原因在于，长期卖报，培养了他们良好的新闻嗅觉。通常，他们为媒体报的料十拿九稳被采用。许多新闻线人都是凭感觉来判断新闻，知道越坏的事越有新闻价值。所以，他们提供的线索一般都是交通事故、抢劫、火灾等。

但是，在职业新闻线人老侯看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线人，必须得有研究。除了一般的社会新闻，还应提供可供挖掘的深度新闻。为让自己报的料有价值和与众不同，老侯学会了研究国家和地方出台的各种新政策。对于一些敏感话题，他还会作一些先期调查。他还研究各家报纸的风格，以使自己报的料有的放矢。

尽管各报社不愿过多透露线索费在其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费用在报社内部是专款专用，与稿费同时开出。虽然看上去成本增加了，但事实上，报社的劳动力成本在降低。花钱买随机新闻，比养许多记者要划算得多。这就是所谓市场专业分工越细则成本越低。

职场线人：老板的“耳目”

所谓“职场线人”，就是一种特殊身份的员工，他们隐藏在普通员工中间，或者混在顾客之中，暗暗记下员工们的言行举止，向公司负责人汇报。雇佣“职业侦探”的目的，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说，无非就是绩效考核。“职场线人”的真实身份只有总经理一人知道，由于他们的存在，那些只会做给总经理看，私下里不努力的员工，将面临丢失“饭碗”的危险。

由于行业的隐秘性，其从业人员的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但是据业内人士估计，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从事这个行当的不低于1万人，他们的年薪可以拿到10万元以上。在国外，“职业侦探”、“商业间谍”早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但是在国内目前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职业。朱先生干上“侦探”这一行，是出于偶然。那天他到朋友新开的咨询公司办事，闲谈之中无意说起在公司的一些所见所闻，并随口提了一些建议。没想到朋友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随即提出让他扮作咨询客户定期到公司来了解其员工的工作表现。起初朱先生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朋友非常慎重，当场与他签订了一份年薪10万元的劳动合同。朱先生坦言刚开始做“侦探”时感觉有些别扭，甚至踏入公司大门时总会有“阴暗”心理，和员工交往时，“别有用心”的感觉也特别强烈。但他告诫自己这是一份职业，必须要尽到合同上的责任，这样自己的心情可以平静一些。这时他长期以来练就的“八面玲珑”的本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没用多久，他就和员工们逐渐熟悉，大家一起吃饭、娱乐，甚至外出旅行，可谓“亲密无间”。当然，他也不断地“下情上达”，没办法，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他发现确实有许多“精辟言论”是老板永远无法听到的。他终于理解了老板的处境。

俗话说：“高处不胜寒”。张经理是一家娱乐总汇的经理。当他出现的时候，员工们似乎都表观得兢兢业业；但是背过脸去，他们又是如何表现？多年来，他多么想听到来自底层真实的声音，但是，难啊！终于，他想出了雇佣“侦探”这样的“下策”。他愿意花10万年薪雇佣“职业侦探”的消息传出后，前来应聘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是冲着钱来的。其实，“职业侦探”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还要善于与人沟通，并有独到的见解。而且，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保密。

交通线人：交通违章的“克星”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从7月15日开始实施的奖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活动最近已被通知暂停，暂停原因是该活动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始料不及的情况。从事这种活动被群众称之为“交通线人”，大有成为一种热门职业的趋势，且这种做法遭到驾驶员的强烈反对，法律界对此也表示质疑。

2003年7月15日起，广州市交警部门推出一项奖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的措施，任何市民只要拍摄一宗交通违章便可获奖励20元。此举一出，广州市民反响热烈。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迅速行动起来，配上专用数码相机，守在最佳路段，对机动车违章行为实施全程监控。至9月1日，已有近400名市民报名登记。这些职业拍车族提交了大量车辆违章照片。公安交警部门初步采用照片达33680张，并以此为“证”，对违章者实施严厉处罚。有人一天就交了220多张有效照片，这样一天就有4000多元的收入。照此计算，一个月能赚10多万元。某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个学生在一个多月里，用业余时间做“交通线人”，就有8000元进账。对于出现的这些问题，广州市交警部门准备加大对拍车者的监管力度，并对拍摄者提交的照片数量作了限制。据说有关部门将出台新措施，限制每天每人上交的照片数量。

当然，也有人认为“交通线人”从事的工作也是不光彩的。交通法规是人们出行的基本法规，违章现象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杜绝，违章行为也不光是司机一人有，行人、非机动车等都有。而所谓“交通线人”将“焦点”只对准司机，让司机来背这个“黑锅”也是有失社会公正的。同时有些拍摄者违章拍摄，或涉嫌制造拍摄机会、伪造证据，甚至对司机敲诈勒索都有可能发生。由于有些路段属车辆违章高发区且有极佳的拍摄位置，因此吸引了很多拍摄者。这些人“长枪短炮”地挤在一处，又很容易阻碍道路。再说，有关部门在各个路口设立的“电子眼”又干什么去了？交警又干什么去了？所以，普及交通法规，纠正违章行为成为大众性、有偿性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尽管新措施对上交照片作了限制，但拍摄者可以雇人拍摄，分批分量地进行，甚至发展成更大的产业。

公安线人：用危险换财富

我们知道，设置“线人”的做法在公安工作中是不必讳言的常例。但是不论在哪个国家何种警事制度下，对于“线人”的选择与使用都是极其慎重的。这是由“线人”具有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作为刑事侦查的必要手段，线人制度的实质是警方刑事侦查权向“线人”的部分让渡。

1998年退伍后，李先华待业在家。一天，市刑警队的一位朋友找到他说，近期邻市接连发生了4起劫车杀人案，据可靠消息称，犯罪嫌疑人李照亮已逃进该市。李照亮和家住附近的一个名叫“老三”的刑满释放人员是狱友，李很有可能来投奔他，请李先华留意。最后，这位刑警朋友还严肃地说：李犯今年27岁，身高1.76米左右，头发较长，最明显的特征是左耳下方有一块伤疤。如果你发现了这家伙，请务必设法把他稳住。如果能及时报案，可拿奖金5000元。若能抓住这人，就奖2万元。李先华说，我是退伍军人，协助公安破案是应该的，什么钱不钱的。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李先华正坐在他父亲开的小旅馆里的服务台前值班，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个年轻人，和犯罪嫌疑人十分相像。尤其是对方巧妙地向李先华打听“老三”的近况后，更证实了他的判断。李先华稳住“客人”后，迅速跑到外面报警。不久，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刑警包围了现场，逃犯很快成了瓮中之鳖。不料，拿到奖金后李先华却后悔了。他说，凭自己这身功夫，对付两个这样的悍匪也绰绰有余，当时他真应该三拳两脚“放翻”这家伙拿大奖。从此以后，李先华便和警方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干脆答应做“线人”。

当然，做“线人”也有暴露身份的时候。去年李先华因举报一家地下赌场，触犯了当地黑社会的利益。5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在送走女朋友回家的路上，一辆摩托车忽然打开大灯向他迎面撞来，李先华一个滚翻赶忙躲到路边，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黑暗处就冲出来七八条黑影，围住他就是一阵棍棒。李先华一边大声呼救，一边奋力还击，总算冲出重围捡了条命，但背上却被人砍了一刀。警方对此十分重视，经过半年多的侦查，终于打掉了这个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其中主犯刘立于今年年初被判处死刑。

“线人”生活看似轻松潇洒，其实他们每天都穿行在刀尖枪口下。在与狼共舞中，有的因身份暴露被殴打致残，有的为躲避黑势力报复只得流落他乡，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难怪一位资深警界人士说，几乎每一起大案要案的侦破，都离不开“线人”的帮忙；每一条罪案线索的提供，都浸透着他们的辛酸与泪水。

㈡ 需要比较权威的爱因斯坦的传记

书名： 爱因斯坦传（全二册）
ISBN： 7-100-03882-0/K·779
作者： [美]亚伯拉罕·派斯
译者： 方在庆 李 勇 等
开本： 32开
装订： 平
字数： 600 千字
定价： ￥45.00
版印次： 1-1
原文书名：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原出版社：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
本书作者派斯(Abraham Pais，1918－2000，我们曾译为派伊斯)，1918年5月19日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2000年8月4日在哥本哈根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82岁。1938年派斯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毕业，获学土学位。随后又在那里随比利时物理学家罗森菲尔德(Léon Rosenfeld)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为了赶上德国当局限定的可以让犹太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最后期限(1941年6月14日)，派斯废寝忘食，终于在6月9日通过答辩得到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随着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派斯的厄运也随之来临，尽管东躲西藏，1945年3月他还是被盖世太保抓起来，投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释放。派斯在1997年出版的一部自传本著作《双洲记：乱世中的一名物理学家的生活》(A Tale of Two Continents：A Physicist's Life in a Turbulent World)里，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悲惨的经历。
战后，派斯在1946年初去了哥本哈根，在那里作过短暂停留。经玻尔推荐，他在同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正是在普林斯顿期间，他与爱因斯坦有过不少接触。他在基本粒子物理学方面所做的不少第一流的研究工作，也是在普林斯顿完成的。派斯1954年加入美国籍，1963年成为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教授。1985年退休后，任该大学的Detlev W．Bronk荣休教授。196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9年获罗伯特·奥本海默奖，1993年获丹麦皇家科学院科学奖章。他还担任过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文学与科学院院士。逝世前几年，他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丹麦哥本哈根度过。
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确立新粒子“协同产生”的经验规则。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两种中性K介子的混合和再生。他的其他贡献有G宇称的提出，SU(6)对称性破缺的研究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派斯转入物理学史研究，成为该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他曾与众多的物理大师，如爱因斯坦、玻尔、奥本海默、狄拉克、费曼等人一起工作过，他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写的科学家传记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本书初版于1982年，1983年即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同年还获美国物理学会、钢铁基金会物理学和天文学著作奖。1997年时已重印12次。据说累积销量达50万册以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曾向国内推荐过本书。“这可能是爱因斯坦本人最喜爱的关于自己的传记。”
派斯，这位在爱因斯坦生前最后9年里与他熟知的物理学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牛顿以来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的生活与思想的向导。通过利用一些迄今为止尚未发表的文献，加上他多年来与爱因斯坦私人交往的经历，十分生动同时又异常准确地向我们叙述了爱因斯坦的历程，因而使这本书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的爱因斯坦传记。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书评这样写道：“它是科学家传记文体的里程碑……精确、诙谐、如溪水一样明晰。它成了衡量未来的科学家传记的标准。任何对爱因斯坦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科学》(Science)杂志这样评论：“首尾连贯地解释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的几乎每个方面……这是一部独特、不可或缺的书。”《纽约图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一本极有价值的、全面研究爱因斯坦对科学所作的主要贡献的著作……既清晰又权威。”《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以一种同情而又十分精确的眼光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生平……全面审查了爱因斯坦的大量文件，并补充了迄今从未发表的丰富资料……。”《今日物理学》(Physics Today)杂志：“一部杰出的爱因斯坦传记，阅读它将会得到极大的快乐。”
1994年他又出版了《爱因斯坦往事录》(Einstein Lived Here：Essays for the Layman)，主要涉及到爱因斯坦的科学以外的方面，可以说是本书的姊妹篇。其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1988年出版的《内界》(Inward Bound：Of Matter and Forces in the Physical World)，1991年出版的《玻尔传》(Niels Bohr’s Times：In Physics，Philosophy，and Polity)，1998年与人合编的《狄拉克传》(Paul Dirac：The Man and His Work)以及2000年出版的《科学天才》(The Genius of Science：A Portrait Gallery of 20th Century Physicists)。目前，除《狄拉克传》、《科学天才》以及前面提到的《双洲记》外，派斯的书都被译成了中文。其中本书在此之前就有两个中译本。除了我们的译本外，1988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还出版过陈崇光等人的译本《上帝是微妙的》。
这本曾花了我们数年功夫来翻译的书，真有这么重要吗?值得一再翻译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已逐渐主宰了我们生活所在的各个层面。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被评为“世纪之人”(Man of the Century)的爱因斯坦，早已成了现代科学的象征。有关他的传记可谓汗牛充栋，但精品不多。除了极少数恶意贬低爱因斯坦的传记外，总体来说，大部分传记属“歌功颂德”性质，或拘于某些方面，或限于某一时段，采通俗化的做法，宣讲爱因斯坦其人及其成就的高明和伟大。鲜有能全面而深入论述爱因斯坦整个一生的科学与生活的著作。只有派斯这本著作能达到这一要求。难怪连潜心研究爱因斯坦达40年之久的科学史家约翰·斯塔切尔(John Stachel)都极力推崇这本书，称之为“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来说都是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他甚至期望这本书能进一步地刺激目前正在复兴的爱因斯坦研究。”
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派斯这样来写爱因斯坦传了。首先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科学家，又同爱因斯坦有过私人交往，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的鼎力相助。同时，他又仔细地研究了爱因斯坦的主要论文，深入挖掘了相关的档案资料，比如，他为了研究爱因斯坦为什么受到新闻界的青睐，亲自查阅了几十年的《纽约时报》的微缩胶片。考虑到派斯写这本书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这本传记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这本书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做了非常连贯的解释，对相关的历史背景给出了生动并充满机智的介绍。它绝不仅是一部科学传记，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对爱因斯坦的复杂个性给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说明的著作。派斯对爱因斯坦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的介绍虽然简短，但却非常准确。他对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的主张，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复杂态度以及前后立场转变，都给予了准确的说明。派斯对爱因斯坦的概括性说明也是非常到位的，比如他说爱因斯坦是他所见过的“最自由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句话是作者多年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派斯在本书中还提到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观点。比如，他对爱因斯坦的名声为何这么大的解释，他对科学革命的看法，以及他所谓的超越“历史的边缘”来达成个人创造行为的说法，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书后的四个附录，也让人耳目一新：爱因斯坦的合作者、爱因斯坦是如何获得诺贝尔奖的、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写的提议以及一份详尽的爱因斯坦年表。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人文色彩。惟一让人不是特别满意之处，或许是派斯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消除了爱因斯坦身上的“反叛者”的色彩。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本人曾承认过。
与一些其他的传记作者不同，派斯并不是随意地称赞和批评爱因斯坦，他的每一论证都是建立在广泛而又坚实的资料基础上。他并不忌讳在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比如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上与爱因斯坦不一致，但他清楚地表明，爱因斯坦的观点并不是不正当的，而只是基于对物理学的未来发展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派斯对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发展所做的贡献，给出了一个极佳的陈述，他解释了爱因斯坦为什么在量子力学得到成功发展后，仍不认为它是一个他所认为的原理理论。他清楚地阐明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批评与其对统一场理论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他也明确地指出了爱因斯坦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走的许多弯路。
如果人们非要挑这本书的毛病的话，那就是公式太多。对于没有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读者来说，要想完全理解书中的深刻含义恐怕有一定的难度。应该说，这本书不是读一遍就能完全弄懂的，它需要反复地研读。但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思想史有兴趣，想真正了解科学发展的真实历程(包括犯错误、走弯路在内)的读者，都能从每一次的重读中得出新的体会。
当然，派斯本人主要是一位科学家，他不是职业的物理学史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比如，他在解释狭义相对论的起源时，花了大量篇幅谈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结论是后者对狭义相对论的产生没有多大影响，但却对光行差和斐索实验所谈甚少，尽管他在书中也指出后两者对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派斯对EPR论文作用的贬低和批评，也值得商榷。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每位历史学家都会有取舍材料的标准，有时难免会有所失重。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都是一本值得极力推荐给广大读者的好书。

目前这个译本是在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上帝难以捉摸》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对于以前译本的形成过程，也有必要对读者有所交待。好在1998年版的“译后记”中已作了清楚说明，这里不妨直接引用过来。

12年前(这里指1986年)，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准备出版一套科学家传记丛书，这本爱因斯坦的权威传记由于曾得杨振宁先生的赞扬，也被列入选题之中。我一人无力担此重任，便邀请了当时同在浙江大学的李勇同学(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物理系的姜立才讲师(现在美国)与我一起合译。李勇译相对论部分(第六至第十五章)，姜立才译量子论的前两章(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其余部分由我翻译。我将所有译稿统校完毕，交给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其中我译的第三十一章《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写的提议》还发表在1988年10月号的《世界科学》(上海)杂志上。整本书的翻译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书稿上交后，征订单也发了，其后却杳无音讯。这期间几位译者各奔东西，责任编辑也因出国不便联系。直到1995年，我从欧洲回到清华园，才被告之此书还未出版。
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姚沙沙女士知道这种情况后，非常热心，表示愿意联系出版。于是前年底(此处指1996年底)我把译稿要回，准备直接交给新出版社。在交稿时，我发现当年的译作还是略显幼稚，语句处理方面也并非完全得当。为了对读者，同时更是对自己负责，决定花大力气对之重译，确保译文质量。为尽快完成如此重任，我与多年未联系的主要合作者李勇取得了联系。李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与我一起来承担此任。当时的具体分工是先由李勇进行初步修改，我再第二次修改，李勇再次校订，最后我再把关。由于我们相距遥远(北京－成都)，再加上我们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一些课题研究，使得我们的计划很难按时完成。李勇花大气力把原稿重新译校，有些稿件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不得不重新录入，打印成稿，然后再寄给我。由于章节太多，不可能一下子改好，为加快速度，只能是改好一章，寄给我一章，我改好后，再用特快专递寄给李勇，这期间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我在今年(指1998年)年初到MIT(麻省理工学院)前，已把李勇寄给我的修改稿全部对照原文又校改了一篇，分多次寄给李勇。最后，他又反复校对，才将打印稿和磁盘交给责任编辑。即使这样，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错误。好在责任编辑姚沙沙女士十分认真，对照原文逐字逐段推敲，增补遗漏，改正打印错误，使得译稿在质量上又多了一层保障。8月初我从美返国后，利用赴英之前的短暂休息间隔，又重新把译稿校对了一遍，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曾发现的错误，深感力不从心，翻译工作实非易事。
尽管经过多次反复修改，我还不敢说，我们的译稿就毫无问题了。在校改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比如，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献，有许多在文中都只是出现一个片段、一两句话甚至一两个单词，我们尽可能地查找了有关文献，有时还根据这些文献对作者过于简单的叙述作了适当的说明(译者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全部原始文献，而离开原始文献仅凭“只言片语”来理解，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歧义和疑问。对于那些我们认为难以确定的地方，除反复斟酌，选出我们认为较为贴近的译法外，还附上了原文，供读者参考，非常希望读者能大力斧正。
必须指出的是，原书中所有出现德文引文的地方，我们均参考德文原文，而不只是按照派斯的英译来翻译的。
在这本跨度长达12年的翻译、校改、重译、重校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过许多人无私的帮助。在这里要特别提到黄普生、秦垣(现在美国留学)先生、李先华教授、余斌博士以及打字员夏莲英、王隆花小姐。如果缺少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帮助，本书的出版将是不可能的。派斯教授在我们翻译之初就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中文版序，并惠赠了原书。他在丹麦玻尔档案馆工作时，还把他写的玻尔传的部分打印稿寄给我，并谦虚地请我多提意见。去年初，正当我为此书的版权弄得焦头烂额时，他又慷慨地答应我们免付版税。在此谨对派斯教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需特别指出的是，合作者李勇君和责任编辑姚沙沙女士为此书的校改花了大量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他们的认真执著、默默奉献、淡泊名利、勤恳敬业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再次感谢并致以钦佩之意。

㈢ 关于爱因思坦的小传记作文400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他而言了不起的人，我心中了不起的人，不是建国功臣——东姑阿都拉曼，也不是创办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面子书的人——马克·扎克伯格，而是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什么是他呢？就让我与大家说说关于他的事迹吧！
爱因斯坦生于1879年3月14日，在德国呱呱坠地。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是一名商人。母亲宝琳·柯克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是很有造诣的钢琴家。在耳濡目染下，他也渐渐喜欢上了音乐。爱因斯坦的母亲希望他学习小提琴，他便在5岁时便开始接触小提琴，但那时他并不喜欢小提琴。13岁时，他接触到了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后，便渐渐地爱上小提琴。从那时起，音乐在爱因斯坦的生活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在爱因斯坦4岁或5岁时，有一天，他卧病在床，父亲送给他一只罗盘，他深深地被磁针展现出的奇异动作所着迷，这是他以后对于物理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1896年，爱因斯坦成功通过瑞士高中毕业考试，大部分学科都获得优良成绩，特别是在物理与数学两个学科，都得到了最高分6分。1905年，他发表了关于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质量和能量关系的四篇论文，在物理学的四个不同领域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该年被后人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